一念放下万般从容：李叔同传 (一本集人物传奇和作品于一体的独特传记看尽李叔同繁华的一生) (王牧 [王牧]) .pdf

版权信息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一念放下，万般从容:李叔同传/王牧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5ISBN 978-7-5317-4374-3.一 .王 .李叔同（1880-1942）传记.B949.9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8549号一念放下，万般从容李叔同传作 者/王牧责任编辑/王金秋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邮 编/150080 经 销/新华书店地 址/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印 刷/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9版 次/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书 号/ISBN 978-7-5317-4374-3 定 价/45.00 元目录前言 弘一法师已远行，古道长亭依旧在第一章 翩翩少年盐商佛缘李世珍求学存朴堂津门交游记艺术天分娶妻俞氏第二章 叱咤沪上迁居上海草堂天涯五友南洋公学二十文章惊海内学通古今 兼容中外寄情声色家国同悲第三章 东游日本初入东京学画融通西洋艺术春柳社里的茶花女李叔同的东京日常邂逅雪子第四章 艺海游弋求索津门加入南社 执编太平洋报任教浙江一师一生挚友夏丏尊温而厉刘质平与李叔同师生情深结缘西泠印社人间清欢 芳草碧连天断食助缘皈佛门第五章 凡心修禅礼别红尘 淡月无痕以律严身 躬亲践行复兴南山律宗 秉笔勤耕闽南弘法 创办律学院爱国爱教 慈悲济世墨迹禅心 弘扬佛理师生共筑护生情晚晴山房 人间清凉悲欣交集 大师远行李叔同年表前言弘一法师已远行，古道长亭依旧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这首充满诗情画意、人生哲理，蕴藏着无限禅意的送别，堪称20世纪中国最流行的音乐之一。弘一法师营造的恬淡、深沉、幽怨的旷古意境，像一杯清香的茶，清淡纯净，淡中知真味。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大师，在戏剧、艺术、金石、广告、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他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中兴佛教南山律宗，为著名的佛教僧侣。他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著名文学家曹聚仁，画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自其门下。他在俗时曾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节演出的茶花女，是我国上演的第一部西洋话剧，李叔同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黑奴吁天录和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李叔同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但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作为著名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一代高僧，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美学意义，是其所处时代高远艺术旨趣的体现；其人格秉性修养，个体精神价值取向，均有独特的魅力。作为其艺术代表的诗歌作品，更是让人回味悠长。弘一法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音乐教育家，是学堂乐歌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10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先后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师。他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通过音乐教育的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音乐教育思想，如“先器识而后文艺”“以学生为本”“爱国奉献”“乐歌创作”等。这些音乐教育思想对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及晚辈音乐教育家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之，他无论做什么，都颇具天分，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虽然这成功并非出自其本意。翩翩公子、留学生、教师、和尚，这几个看似毫无关系的名词，却构成了李叔同先生从富家子弟到弘一法师的全部历程，而且宛如一道风光旖旎的美丽风景，处处有亮点。在俗，他清新高雅如兰花一般；在僧，他积极入世，高调弘扬佛法。他活出了真我，丢掉了世俗中一切的伪装，只为世间留下一个活脱脱的纯粹的人，一个完全脱离了动物属性、赋予世间一切美好属性的“神”，他以洒脱而极端的方式，为世间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孜孜以求却永难超越的完美形象。弘一法师李叔同以超凡之心，度过了世俗的几十载，他带着对世间的眷恋，更怀着对佛教的敬仰，以“悲欣交集”、充满期待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脑海里很容易涌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清瘦矍铄、面容平静的老人，缓缓转过身，走向了历史深处李叔同就像一个颇有天赋的演员，以高超的演技，演绎了人生的悲欢离合，然后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毫不留恋地谢幕，走回后台，丝毫不眷恋这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的舞台，只把一幕幕精彩的美好瞬间，留在观众的心中足矣！第一章翩翩少年盐商佛缘李世珍公元1880年10月23日，也就是清光绪六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在天津的一座大院，大院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盐商李世珍，字嗣香，号筱楼。李世珍曾官任吏部主事，后又成为天津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我们知道，人力、物资快速而大量地流动，是商业繁荣兴旺的基础。说起这天津卫，在明清两代可是赫赫有名的商贾重地，京杭大运河出京首站即是天津。提到这座城市的名字，还得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说起。这一年，朱元璋去世后，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发动了夺位之战。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直通南京，并赐直沽名“天津”，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记录这段辉煌历史。称帝后，朱棣以“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故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并建立了天津卫城。历经明代多年经营，天津卫城已有“赛淮安”之美誉。到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建城后，依托运河，漕运得以飞速发展。自此，天津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加上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及盐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条件，其中渔、盐及手工业颇具特色，是天津的支柱产业。特别是清末开埠以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天津逐步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到了清朝中后期，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李世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历史视野的，他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中进士后曾任吏部主事，不久后便辞官返津经商，主营盐业成巨富；因乐善好施，创办“备济社”，向贫民施舍粮食、棺木，又兴办义塾让贫儿上学，在津门一带博得“李善人”的雅号。天津渤海边的长芦盐场是中国的四大盐场之一，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加上便利的漕运，以及毗连北京的先天优势，盐业自然十分发达。李世珍独具慧眼，以儒商身份，直通政商两界，生意没有理由不兴旺发达。短时间内累资巨万，成为一方富贾，跻身当时天津城最富有的人群之列。财富的迅速累积，为李叔同的名门望族身份提供了物质保障，客观上，也使李叔同能够不为生活所累，畅游艺苑。中国人有富而置地、购买房产的传统，李家也是如此。在李世珍的经营下，李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李世珍60岁以后，无论财力还是社会影响都已是今非昔比。在早期，李世珍一家住在河东地藏庵前的三合院，李叔同就在这里出生，除南房外，东、西、北各三间，正房后面有一个狭小的后院，只有三间土屋。由此可见，此时李家刚刚是小康之家而已，尚不能称为巨富之家。而在李叔同出生后不久，李家就在河东粮店后街重金购买了一所拥有70多间房屋的大宅子。这里靠近海河，隔河与天后宫、玉皇阁对望，绝对称得上是天津当时的CBD（中央商务区），也是有名的富商聚集区。成功的商人都不会只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精明圆融的李世珍自然懂得这一点，他除了经营盐业，也以商人机敏的眼光和嗅觉发现了银钱业的商机，成立了“桐达”字号的钱铺，所以世人还称李家为“桐达李家”。生意鼎盛时期，桐达还在其他商业重镇设有分号。后来李世珍去世，李叔同之所以去上海生活，也是因为那里的生意能够支撑他的日常开销。当然，后来随着时局的动荡变化，李家的生意也日渐衰落。也许，这由盛而衰的生活落差，也是李叔同心路历程转变的一个助缘，就像他的好友夏丏尊是他遁入佛门的助缘一样。李世珍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称得上是个德高望重的儒商。饮食起居、待人接物，均以论语为准则，从不逾越半步，他并不迂腐，相反，他思维活泛，精研百家，对佛学也有涉猎，且不浮于表面，都颇有心得。李世珍娶原配姜氏，另有侧室三人，分别是张氏、郭氏、王氏。其中，姜氏所生的长子李文葆（另一说为李文锦）婚后英年早逝，所育一子名为李绳武，婚后不久也早早去世。李绳武遗孀王氏因难以接受夫家遭受接连打击的事实，深居简出，长年念经慰藉内心，打发寂寞时光。姜氏活到了84岁。侧室张氏、郭氏均比李叔同生母王氏年长不少，也没有特别突出的事迹，除活了86岁的张氏生养了比李叔同大12岁的李文熙外，其他情况少见记载。李叔同的生母王氏，本名王凤玲，原为家中的一个使唤丫头，也有传说是平湖一个落魄商人的女儿。此外，根据李世珍参加会试填写的个人信息来看，他还有六个女儿，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她们后来的情形并无记载。因为李世珍家大业大，宅院里少不了众多的男女用人，负责料理家务、服侍主人。其中一位账房先生徐耀廷深得信任，与李家渊源颇深。李叔同作为他的少东家，直到后来仍然被徐家的后人称为“老李三爷”，足见两家交情非同寻常。徐耀廷的哥哥是天津有名的画家，徐耀廷自己也在天津各大盐商家里教书，因为家庭的熏陶，书画、篆刻均有涉猎，李叔同自幼能够广泛涉猎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等艺术，与徐耀廷的熏陶不无关系。晚年的李世珍乐善好施，热心公共事业，还设立义塾和备济社，扶持家贫幼童读书，抚恤鳏寡孤独，算是一个开明的封建绅士。除此之外，他还时常慰问贫苦人家，施舍钱粮衣物，收养流浪乞者种种善行，不一而足，因此人送雅号“李善人”。李叔同盛年出家，与其幼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佛事佛法有很大关系。李叔同自己也说过，从5岁记事起，家中常常有出家人来来往往，念经、拜忏、做道场。这一时期的李世珍已经步入晚年，他一心向善，坚持放生。鱼虫飞鸟放生不计其数。特别是他68岁时老来得子，李叔同出生，让他喜出望外，将蜂拥而至的渔民小贩手里的鱼虾种种，悉数买下放生。世人皆知李叔同对禅宗的贡献，却不一定清楚，他的父亲李世珍对禅宗也颇有心得，这也许是“桐达李家”礼佛敬佛的一个内在因素。佛教教人一心向善，李世珍晚年的善行也许皆发心于此。人是会受到环境影响的，父亲的凡此种种行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日后的李叔同的思想，使他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求学存朴堂我们已经知道，李叔同长兄李文葆婚后早逝，次兄文熙孱弱多病，李世珍虽然家大业大，却时刻无法安心，常常有一种后继无人的危机感。自此我们也能理解他为什么60多岁纳王氏为妾，从他的为人处世和个人生活情趣看，并非贪色，而是为李家传宗接代。1880年李叔同出生，李世珍晚年得子，珍爱之情无以言表。但好景不长，到李叔同4岁那年，父亲李世珍突然腹泻不止，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延请高僧诵读金刚经。李叔同尚处于懵懂孩提，不知人间悲喜，偷偷揭开帘子窥视。最后，李世珍还是驾鹤西游，享年72岁。灵柩留家七日，因为李世珍在世时一心拜佛，办后事时自然请高僧大德每日前来诵经不绝。年幼的李叔同看着这样宏大的场面觉得十分好玩，还带着一帮孩子模仿，俨然“孩子王”。不仅如此，他此后还时常带着侄儿李圣章等一帮小孩，仿效放焰口（焰口是佛教用语。饿鬼渴望饮食，口吐火焰叫焰口。和尚做法事向饿鬼施食叫放焰口）游戏，他还亲自扮演大和尚，惟妙惟肖，谁也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他真的披上了命运早就为他准备的袈裟，这是一种天注定啊。而此时的李叔同才刚刚4岁，估计还对没了父亲十分懵懂，故而并没有特别的感受。他的童年依然是快乐的，从他后来模仿日本词作家犬童球溪故乡的废宅所作的忆儿时，可见他对童年生活的留恋：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父亲去世后，李叔同也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于是，很快他就在家中原来的会客之所“存朴堂”，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李叔同一生做人行事颇具修养，与早年“桐达李家”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李世珍去世时，李叔同仅有4岁，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言传身教，兄长李文熙更多地充当了父亲的角色。李文熙字桐冈，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比李叔同年长12岁，李世珍去世时他已经成为“桐达李家”的掌门人，承担着家族的责任。1983年李叔同3岁看其生卒年代，以及所受教育的时代背景，我们自然不难想象，李文熙的治家风格颇得李世珍的精髓。李世珍是一个在生活中很讲规矩的人，这一点在李文熙身上有明显的继承。而此时，这种家族遗风同样传到李叔同的身上，跟随兄长读启蒙书三字经百家姓时，他也受到严格的管束。在封建社会，读书入仕不仅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手段，也是获得家族荣耀的途径。“桐达李家”作为成功的士大夫之家，也是书香门第，自然十分重视教育。在开明商人看来，读书入仕既能带来光宗耀祖的无上荣耀，也可与商业经营相辅相成，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桐达李家”的子弟应该有功名在身，这决定了李叔同早年的读书之路。总之，李叔同5岁即随母诵习名诗格言，6岁学习家规，7岁从兄文熙正式开蒙，依次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百孝图返性篇玉历钞传格言联璧等。文熙对叔同教督甚严，教其待人接物不得越礼。李叔同8岁从常云庄读文选等，“日诵五车，过目不忘”；9岁读四书诗经孝经及唐诗；12岁攻史记汉书，临张迁碑龙门二十品等。我们试图从李叔同前期的生活履历中找寻深深的佛缘。除了李世珍在世时家庭的熏染，据传，李叔同七八岁时，有个曾到普陀山出家的人，名叫王孝廉，回到了天津，长年在无量庵驻锡、打坐。李叔同的大侄媳妇早年丧夫，生活并不如意，常常有悲观厌世的情绪，后来常常跟随王孝廉诵读大悲咒往生咒等。李叔同时常听到诵经声，心生欢喜，加上心聪神慧，不几次就能背诵下来。此外，李叔同的乳母刘氏，能背诵名贤集，也深深影响了李叔同早期的世界观。出家后，李叔同曾自述“七八岁时，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诫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亲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谈）。12岁时，李叔同就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这样似历经沧桑的诗句。虽无法求证其真，却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其遁入空门的行为，想来也并非因一时之念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叔同考入天津的辅仁书院。创设于道光年间的这所书院，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作文训练，专业名词叫制艺，其实就是学做八股文。也就是说，李叔同起初也是接受传统科举教育，他在辅仁书院期间的文章和书法都很出色。他还曾精心手抄了关于如何读书应试的要则，即山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一份临别赠言。李叔同反复研读，可见此时李叔同对科举功名十分上心。不过，在墨守成规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李叔同仍然在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9岁起，他就开始师从书法家唐静岩先生学习篆刻，并于17岁拜津门名士、诗人、书法家赵幼梅学词。这一时期，无忧无虑的李叔同畅游在诗书画印的海洋，乐此不疲。不过，此时的中国风云际会，时局环境正在剧烈变化。天津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海运港口之一，自然成为西洋物资在北方的重要集散地。加上李鸿章以天津为中心举办洋务事业，更使得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这座城市。西方坚船利炮开路，接下来就是文明软实力的全方位展现。在李叔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早在光绪十三年，亦即1887年，清朝总理衙门与礼部议定科举增设算学科，尝试将西学纳入科举考试，只是国人一时难以接受，无人参与，因而搁浅。甲午战争之后，科举改革成为一大热点问题。社会讨论热烈，迫切期待变革。1896年，有消息说，包括李叔同所在的辅仁书院在内的学校，都要减少奖学金，用于充实洋务书院。面对眼前这种真实的社会浪潮的冲击，李叔同曾经发出“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的感慨，从中也能看出李叔同对西方文明并不抵触，甚至有些期望。1897年和1898年，李叔同两次应天津县学试。他还写了两篇时事评论文章，一是讲外交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另一篇则是侧重于资源开发利用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这些内容，表明甲午之后的李叔同已经有目的地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可见他此时已经中外皆习，睁眼看世界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清朝，时局纷乱，思想动荡，冲击着帝国的根基。于是，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科技改革自然一马当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乡试、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三场试四书五经。西学被纳入考试范畴，成为新章科举最重要的变化。李叔同接连几年屡试不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李叔同参加了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乡试，结果依然不理想，李叔1987年李叔同17岁同依然没有脱颖而出。从此以后，李叔同放弃了对科考的追逐。也许追逐科考并非出自他的本心，从他学贯中西、接受西洋知识和艺术形式来看，参加科考仅仅是为了实现家族的梦想而已。现在，李叔同连这一家族责任也放下了，开始了自由洒脱的对更高精神境界，以及更高个人价值的追求。津门交游记李叔同可谓衔着金钥匙出生的，李世珍虽然没有跻身达官显贵之列，但李家也算是衣食无忧的富贵之家。大量的财富和稳固的政商关系，可以让李家有时间和精力关注生活的细节与品位，注重个人才情的发挥，超脱一般人家为谋生而奔忙的宿命，可以拥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李叔同所受到的教育，与当时一般的达官显贵、开明之家并无二致，甚至还保留有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旧思想多年对科举的执着，即是明证。幸运的是，八股文并非他早年读书的全部内容。李叔同青少年时期与天津世家大族、文人墨客广泛交游，正是在这种交游中，李叔同具备了传统文人的知识素养和博雅情趣，客观上拓展了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空间。显赫的家世让他毫无阻碍地游走于津门贵族阶层。从少年时代开始，李叔同就是津门贵族文人圈子的重要一员，这自然是他家商业版图延续的体现。李叔同天资聪颖，又生在富贵之家，同时长兄对他自幼以儒家思想严加管教，故而他能够脱离平庸的家族产业继承者和纨绔子弟之流，向着人生更高境界迈进。人称“布衣诗人”，于1930年皈依佛门的胡宅梵，对李叔同的一生这样评价：“综观大师之生平，十龄全学圣贤；十二岁至二十，颇类放荡不羁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学风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后，始渐复其初性焉。”不过，纵观出家前李叔同的人生轨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些留下浓墨重彩的文人，可以说，文人的风流情趣是李叔同一生抹不去的天然色彩。自启蒙始，李叔同就显露出这伴随其一生的文化特性。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比你优秀：他们情智双高，衣食无忧，外形俊朗帅气，各方面你一辈子都难以追赶，李叔同天生属于这样一类人。世家子弟出身的他，很早就交游于当地的文人圈子，在深谙旧学的同时，深得文人三昧。富家子弟骄奢放浪的生活虽然没有浸染到他的骨髓，但多少也会对他有所影响，幸而没有沉迷就是了。“桐达李家”是天津有名的盐商，豪宅规模宏大，宽敞结实，气派非凡，就连外墙都经过精雕细琢。宅院内房屋众多，仆人使女也不少，甚至雇佣专人照料花草鱼虫。他们热衷于炫耀阔气，婚丧嫁娶场面盛大，讲究阔气和排场，不能输了面儿。李叔同常年浸淫其中，虽然没有将大把的时间消磨在戏园、澡堂和各种娱乐场所，沉浸于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但难免也会有所濡染。有钱又有闲的商人子弟，自然要附庸风雅，结交文人以提高自身地位和文化品位，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结交几个文人雅士，学一点名士的风范，不光能表明自己与追名逐利、满身铜臭的普通商人有着巨大区别，而且也能在社会上开拓更大空间。总之，青少年时期的李叔同，正处于这样一个津门巨商热衷结交文人雅士的时期，而后者同样需要依附于前者，这是一种相互需要、相互帮衬的关系。文人雅士掌握文化资源，商人拥有经济基础，二者相辅相成。正是这种天然的关系，造就了天津独特的盐商文化。对于挣扎在底层的劳动者而言，琴棋书画、金石篆刻等，更似镜中花、水中月，是一种虚妄的存在罢了。长芦盐商以富甲天下和拥有魄力而颇有名声，他们用大把的金钱举办文人的宴会雅集，购买昂贵的书画作品，客观上维持了书画的高价位，养活了一群以书画为生的文人。很多津门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家往往是富商巨贾的座上宾。这一风气反映出清朝末年天津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李叔同所处时代给他带来潜移默化影响的必然性。此时的李叔同，顶着“桐达李家”少爷的身份，虽然免不了参与其中，但内心强大的自由天性和对纯粹艺术的内在追求，让他与其他纨绔子弟迥然有异。艺术天分李叔同堪称“艺术全才”，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思想家、艺术家，在诗词、篆刻、音乐、美术、金石、书法、戏剧等诸方面均有极高造诣。其中，尤以书法成就最高，不输于右任、谢无量等大家。对于李叔同的书法作品，他的老友马一浮曾这样评价：“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利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李叔同书法由在俗时的线条精重方峭，结体茂密，转化成皈依佛门后的平淡冲逸，是他人生观转变的写照，真所谓“字如其人”。就其成就和身份而言，可比肩“八大”。我们知道，李叔同生而聪慧，情商也高，能够圆融地处理周遭的事务。这一点，在其早年的教育经历中可见一斑。李叔同在功名路上付出了努力，却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相反，他兴趣广泛，爱好众多，加上颇有资质，艺术天分像暗夜里耀眼的灯光一样，灿烂地展现出来、迸发出来。其实，芸芸众生中，有艺术资质的何止百千？奈何大多被凡事所扰，放弃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艺术。李叔同是幸运的，他很早就接触了书法、绘画、诗词、金石之学，对戏曲也十分痴迷，各种艺术种类都有所涉猎，而且，当这种接受事物的技能变为主动性的时候，一种求知的欲望和接触新生事物的开放心态就逐渐形成了。这为他后来走上艺术道路做了准备和铺垫，也为他以后的艺术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知道，李叔同从小就接受金石熏陶，书画诗词更是很有造诣，这都得益于他与天津名士的广泛交游或直接拜师学艺。鼓楼东姚家是乾嘉以来的天津名门，虽经商却没有一般商家的做派，氤氲着一股书香之气。姚家是“桐达李家”的世交，此时姚家的主人是姚学源，他诚聘大儒赵元礼设馆教导家中一众子弟，李叔同故而常有机会向赵元礼学习作赋、填词。赵元礼生于1868年，字幼梅，比李叔同大12岁。多次应试举人未中，20岁起以教书为生。他博学多才，常常流连于津门各大名门望族，尤其擅长书法，与华世奎、严范孙、孟广慧并称为天津四大书家。李叔同的诗词功底，甚至整个一生都深受赵元礼的影响。据记载，1896年，李叔同开始师从赵幼梅学词，两年后李叔同即奉母南迁。但二人因为对诗词、书画艺术的共同情趣，始终保持着联系。姚家的姚彤章比李叔同年长6岁，监生出身，诗文、书法都有所长，与李叔同情趣相投。李叔同早年在天津交往的人士，还包括孟广慧、王襄、华世奎、马家桐、徐士珍、王新铭、王钊等。他们或擅长书法、绘画、诗词、金石篆刻，或数者得兼，均为津门名流。可以说，与当地文人的交往，为李叔同的艺术功底铸就了牢固基础。李叔同学习书画、篆刻，并不独专一人，而是数家并蓄，各采其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清丽脱俗的风格。李叔同在天津时，还随唐静岩学书法。唐先在天津做官，后来又行医，颇有名声。他的书法篆刻远追秦汉，深受世人喜爱。李叔同十二三岁开始在唐静岩门下学习篆书、刻石，其书法功底多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此外，李叔同还与天津名士王吟笙交情深厚。王吟笙是个举人，工诗词书画，长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李叔同虽然辗转各地，但二人情谊日笃。1939年，弘一大师60岁（虚岁）生日时，王吟笙还亲自为李叔同作诗：世与望衡居，夙好敦诗书。聪明匹冰雪，同侪逊不如。猥以十年长，谦谦兄视余。少即嗜金石，古篆书虫鱼。铁笔东汉字，寝馈于款识。唐有李阳冰，摹印树一帜。家法衍千年，得君益不坠。为我治一章，深情于此寄。忆自君南游，悠悠数十秋。树云思不已，岁月去如流。比闻君祝发，我发早离头。君为大法师，我犹浮生浮。老赓翰墨缘，远道寄楹联。经言开觉路，书法示真诠。笔墨俱入化，如参自在禅。装池张座右，生佛在吾前。李叔同与生俱来的天资，辅以优渥的家庭条件，使他的艺术天分真正被发挥到了极致。经历了前期的广泛涉猎后，他逐渐有了倾向性：整体偏向文人雅趣一类。李叔同诗词、书画、印刻无一不精，对金石、文玩、碑帖、字画的真假与否，也有相当的鉴别能力，平时在家也喜欢挥毫泼墨、捉刀篆刻。这些旧式文人的嗜好，熏陶了李叔同的艺术气质，形成了高雅的生活情趣。与书画艺术相关的另一大爱好，就是听戏了。昆曲、京戏都曾流行于天津，甚至有人会花大价钱从北京请戏班来津演出，有私人戏班和乐队常驻家中。在这种浓烈的社会风气熏染下，李叔同也对戏曲有特别的爱好，有时甚至还会自己粉墨登场，过一把戏瘾。李叔同日后在日本能够惟妙惟肖地演绎茶花女，跟他在天津的登台经历分不开。而此时，李叔同对梆子戏名伶杨翠喜十分欣赏，隔三岔五地捧场。1905年，李叔同曾填词回忆，足见他对戏曲的喜爱，以及对戏曲表演者的爱屋及乌之情：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晚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菩萨蛮忆杨翠喜二阕）早年在天津的熏染，使李叔同在旧学方面颇有根底，而且也养成了他的文人心性。父亲读书人和盐商的双重身份，让李叔同也有机会全面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早期的李叔同与大富之家公子并无二致，衣食住行都十分讲究，方方面面都彰显着一个大家子弟的风范。他衣着考究，待人接物不拘小节，十分旷达，处处展现出一副富家少年郎的阳光形象。有富裕家庭做靠山，李叔同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忧，自由自在地畅游于艺术海洋中。娶妻俞氏那时的中国人，大多结婚较早，富家大户更是讲究早早成家立业。李叔同也不例外。1897年，17岁的李叔同迎娶大自己两岁，出身于天津茶商家庭的女子俞氏。俞氏眉目端正、知书达礼，二人可谓门当户对。李叔同兄长李文熙特意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给他作为家用，然而，李叔同拿到巨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架十分昂贵的钢琴，弹奏谱曲，参加津门的戏剧活动。虽然这是他文艺细胞泛滥之举，也表明了他对家庭并无特别的感情。从李叔同多年后毅然出家，以及在日本另娶日籍妻子的行为来看，李、俞二人婚姻并不幸福，更像是一场各取所需的生意。按照李叔同儿子李端的说法，俞氏性情温和而软弱，从来没有动手打过自己。李叔同青年时期的旷达洒脱，可以看作是忧郁情感的外在宣泄。婚后第二年，俞氏随同李叔同迁居上海。从李叔同遗留下来的有关俞氏的记录及二人的生活细节看，这一时期俞氏与李叔同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不和。李叔同在俗时，与俞氏生育三子。长子早夭，移居上海后生了李准和李端。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氏在上海病故，李叔同随即将王氏归葬于家族墓地。也许是俞氏自己思念家乡的缘故，或者李叔同有赴日留学的打算，总之，不久李叔同将全家老小从上海带回了天津。从此以后，俞氏携李准、李端一直生活在天津，直到去世。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时，李准只有5岁，李端更是年幼。俞氏一人操持全家，独自抚养李准、李端兄弟。幼子李端曾说，他十分感谢家中的保姆王妈妈。她在李家劳动了50多年，到70多岁时才离开，勤勤恳恳地照顾和侍候了李叔同祖孙三代人。王妈妈本来是专门侍候王氏的，却不想成了李家最忠实的亲人。李叔同出国留学后，王妈妈和俞氏及李准兄弟二人朝夕相处，对母子三人照顾备至。为了表达对王妈妈的尊重，俞氏一直让兄弟二人称王妈妈为“妈妈”，这是对这位老仆人最大的肯定和慰藉。六年后的1911年，李叔同留学归来，在天津小住一段时间后，再次南下，从此再没有踏足天津，自然也没有再见过俞氏。俞氏就像历史长河中一粒小小的石子，默默无闻地支持着李叔同和他的选择，却从来不留下自己的声音。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李叔同出家一事，俞氏可能事前并不知晓，也没有资料记载她获知消息后的行动，可见二人真的没有感情。1927年，李叔同的侄子李麟玉到杭州拜访他时，李叔同说自己出家前没有和俞氏商量，实在是对不起她。李叔同出家后，他的兄长曾与俞氏商量，让她去杭州劝李叔同还俗，但俞氏虽然十分伤心，却知晓自己的丈夫虽然外表绵柔，但行事决绝，知道已无法挽回，就对兄长说“您不用管了”。然而，关于劝说还俗一事，早年在上海与李叔同相交的黄炎培却另有说法：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纠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因为李叔同从日本带回一位日籍夫人，故这一记载无法确定是否为俞氏，这且放在一边不论。单说“桐达李家”，自然不赞成李叔同出家。虽然因为时局的原因，李家已有败象，但作为名门大户，出一个和尚，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更何况李叔同在天津还有妻室家小呢？李叔同突然出家为僧，对俞氏的精神有很大刺激。有两年时间，俞氏到一家刺绣学校学绣花解闷，后来又在家里找了几位女伴，教她们绣花。李叔同离津后，曾托付李绍莲照顾俞氏母子。两家的后辈子孙很要好，每年暑假，俞氏都会带两个儿子去李绍莲家住上一段时间。李端回忆说，在他岁数稍大的时候，父亲曾经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信中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第一封信是父亲在出家后不久寄来的，当时李端正在上中学。信中说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念佛，并嘱咐他们兄弟二人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看到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俞氏自知与李叔同并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但作为合法妻子，她依然无法接受他的出家。弘一法师出家后，并没有彻底断绝尘缘，时常与家人、朋友通信，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发妻。1926年农历正月初三，俞氏故去，家中给弘一去信报丧。弘一在月底给师父寂山和尚的信中说：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尽管弘一大师在与师父的通信中表露了回家探望的打算，但事实上并没有北返。他与俞氏若即若离的一点儿联系，也随着俞氏的离去而永远地断绝了。第二章叱咤沪上迁居上海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而此时，李叔同正在辅仁书院读书，他也有“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的感慨，对维新运动发自肺腑地拥护，民间传说他曾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一枚印章。然而，维新百日即告破灭，李叔同高涨的革新热情也大受影响。李世珍去世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在大家庭里的地位比较尴尬。李叔同此时已经结婚，又非嫡出，处境自然不顺。那时李家的钱铺在上海也有分号，足以支撑家庭开销；维新失败后，时局不稳，闲章的事虽然是传闻，但难免有人咬舌头。这恐怕都是李叔同想离开天津的动因。生活上的不如意和心情上的落寞，终让李叔同下定决心，于1898年10月奉母携眷离开了天津的大家族，迁居上海。刚到上海的时候，李叔同全家赁屋居住于法租界卜邻里（今金陵路附近），并将李叔同的名字改为李漱筒。关于李叔同一家初期在上海的住处，林子青的弘一大师年谱及夏丏尊、姜丹书、刘质平、丰子恺等回忆中都提到法租界的卜邻里。在上海图书馆资料库，存有一份出版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1899年9月25日）的中外日报，上面有一处关于李叔同的广告，名为后起之秀：1899年李叔同初到上海李漱筒，当湖名士也。年十三，辄以书法篆刻名於乡。书则四体兼擅，篆法完白，隶法见山，行法苏黄，楷法隋魏。篆刻则独宗浙派，成童游燕，鸿印留题，人争宝贵。今岁年才弱冠，来游沪渎，诗酒余暇，雅欲与当代诸公广结翰墨因缘。缀润例如下：书扇五角，楹帖一元，堂副诸例，均详仿单，三日取件；篆刻石章，每件二角半，件交便览报馆、游戏报馆、九华堂、锦云堂代收。广告中的“当湖”，即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的古称，故有“李漱筒，当湖名士”之词。中外日报上所刊的广告，表明李叔同对自己的书法、篆刻颇为自信，并开始登广告做起了买卖字画、替人刻章的生意。这一时期，李叔同多次刊登这则广告，并补充了自己的居所地址：法马路卜邻里第三弄。这是目前可查到的李叔同初期在上海最具体的住址。由此看来，他虽有钱铺做家底，也开始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开始谋生，同时也表明，“桐达李家”开始走下坡路。而广告中为李叔同代理作品的九华堂也是沪上一家老字号字画店，该店在海内外书画、收藏界享有盛名，其制作的笺纸更是名家、学者所爱之物，许多名流都在该店定制私人用笺。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吴昌硕、任颐、吴湖帆等大家的作品，以及陈巨来和方介堪的篆刻等都曾由九华堂代理，李叔同选择九华堂打理字画、篆刻事务，也是合情合理。1900年4月16日的游戏报上还刊登了另一则“醿纨阁主人四体润格”的广告：醿纨阁主人四体润格李君漱筒年少多才，工四体，书魄亦崭然有横绝一世之概。于大小篆尤能登峰造极。索书者日接踵于道。定润格于右：篆隶行楷，纨扇，半元；堂幅，八尺四元、六尺三元、四尺二元；横幅楹联同例。屏幅减半。名刺半元。镌刻石章，每字三角半。润资先惠，五日取件。件交四马路吉羊楼扇店，或交法租界南卜邻里三弄李公馆亦可。茂苑惜秋生，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同启。可见醿纨阁主人是李叔同的别号。1899年李叔同在上海曾购得纪晓岚所藏汉代甘林瓦砚，视若珍宝，在1899年10月24日游戏报上就有他以醿纨阁主人之名号发布之告白，广征海内外名士为名砚作题。后又将征得之题词连同汉甘林瓦砚之拓本刊印成汉甘林瓦砚题辞，在该书的内页上李叔同用的也是“醿纨阁主李成蹊”之名号。而落款处的茂苑惜秋生，是当时游戏报的编辑；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就是与李叔同共主“书画公会”的吴涛。他与李叔同渊源颇深，除了为李叔同发广告，还于1900年4月与李叔同共创“书画公会”，吴涛和李叔同分任经理和副经理。二人又一起创办书画公会报，并于4月22日正式出版。据郭长海先生所撰天涯处处有芳草，钱塘海阳是两家一文中所言，在1900年8月31日的游戏报上曾刊登一首李叔同赠吴涛的词苏幕遮赠别天涯芳草馆主人：酒一杯，人千里。黄叶西风，转瞬秋来矣。日暮魂消南浦地。泪和愁情，化作寒江水。悲男儿，风尘里。生离死别，辗转情何已！同病相怜原幸事。可奈匆匆，又见离筵启。当湖惜霜倚声。而在李叔同赴日留学时编印、1906年正月二十正式发行的音乐小杂志“词府”一章中，李叔同选录了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吴涛的一组词天涯曲题天涯萍梗图，刊于章首，可见共同的文学爱好和情趣，将两人牢牢牵引在一起，结下了深厚友谊。有趣的是，李叔同一生所用名字众多，这种不断变换别名也是历代文人热衷的文字游戏，既有寄情山水、聊表心绪的意思，也是对其生活履历最好的注脚，可以从中感受其心情的好坏和时代的变迁。他的弟子刘质平曾考证，李叔同曾用名达到二百多个。除叔同、文涛之外，比较常用的俗家用名还有李成蹊、李息、李哀等，从中可窥见李叔同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意气风发的李叔同初到上海就立刻去了照相馆摄影留念，从存世的照片看，当时的李叔同神采飞扬，面容清秀，稍显青涩腼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正是从此时徐徐拉开。草堂天涯五友上海是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十里洋场，春风沪上。上海领风气之先，名流汇聚，卧虎藏龙。李叔同到上海后很快就适应了朋友圈的变化，迅速融入了当地文化圈。此时的李叔同年少才丰，新知旧学俱佳，所以他到上海后不久就加入了“城南文社”，以横溢的才气、出众的诗笔、新颖的理念成为文社的新星。曾作拟宋玉小言赋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