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来自西部大开发的证据_迟淑娴.pdf

2023 年第 2 期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来自西部大开发的证据来自西部大开发的证据迟淑娴周小昶内容提要：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为准自然实验，手工搜集了 19982006 年中国上市公司在西部大开发区设立子公司的数据来探究区域间税率差异引致的企业跨地区利润转移，进而揭示母子公司之间避税行为引致的税源背离问题。研究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能有效地降低子公司的实际税率；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和关联借贷的方式将利润转移到位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这种效应在集团的流动性约束较高和母公司所在地税收征管力度较低时更为显著；由此带来的横向税收转移问题损害了高税率地区的税收利益，导致税收流失。本文研究为揭示地区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了重要思路，为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关键词：税收洼地关联交易 利润转移 横向税收转移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78（2023）02-0099-15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实现路径，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中，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区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战略和奋斗目标的核心力量。区域性政策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推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显著正向作用（陈钊和熊瑞祥，2015；罗鸣令等，2019）。在中国实行的区域优惠政策中，西部大开发是实施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财税优惠力度最大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国家对西部地区作者简介：迟淑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周小昶，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面推进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19ZDA076）。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所提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DOI:10.19477/ki.11-1077/f.2023.02.010100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的重点支持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发展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还通过出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经营，其中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已持续20 余年。据统计，2011 年至 2018 年期间，西部地区累计约有 25 万户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企业所得税约 5025 亿元。围绕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显著提升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魏后凯和孙承平，2004；周端明等，2014），优化了产业结构（袁航和朱承亮，2018；邓翔等，2022），缩小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刘生龙等，2009）。在微观企业层面，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解绑减负、储能蓄势，提升了企业的人均福利水平以及整体的生产效率（吴辉航等，2017；鲁元平等，2020）。上述文献表明西部大开发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大部分决策制定者与学者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寄希望于资源和产业的梯度转移，往往忽视了这些区域性政策带来的外部性。在有限资源的条件约束下，区域性政策对于资源配置、发展水平以及长期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干预性（刘艳君，2016），尤其是基于公平导向的区域性政策，中央政府除了借助转移支付制度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型补偿，还倾向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企业入驻。税收优惠会产生“税收洼地”，从而导致企业将利润从高税负地区向低税负地区进行转移。特别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企业集团的规模和数量日趋庞大，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带来巨大的税率差异，更是为跨区经营企业进行利润转移创造了条件（张秋林等，2021）。由于税负会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因此，大型企业利用集团内部市场进行关联交易，将利润从高税率所在地的企业转向处于“税收洼地”的企业，从而降低企业整体税负（黄蓉等，2013；De Simone 等，2017）。这种利润转移行为尽管提升了子公司的资产利润率水平，但也带来了利润的产生地与税收的缴纳地不一致的问题。由于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就地缴库”的税收征管和预算管理体制，税收在区域间横向转移致使有税源地区无税收，无税源地区有税收，导致税收流失。由此可见，企业利用“税收洼地”进行避税不仅损害经济整体效率，而且在公平维度上也难以经受考量。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为准自然实验，手工搜集了 19982006 年中国上市公司在西部大开发地区设立子公司的数据来探究区域间税率差异引致的企业跨地区利润转移，进而揭示母子公司之间避税行为引致的横向税收转移问题。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丰富与拓展了国内关于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已有文献对于企业避税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价值实现（程小可等，2016）、行业竞争环境（王亮亮，2016）以及企业激励机制（Rego 和 Wilson，2012）等方面。利用税率差异探讨企业之间进行避税的文献也主要聚焦于跨国公司的利益分配与税权的所属上（Harris，1993），对于境内关联企业之间利用“税收洼地”进行利润转移的避税行为探讨相对较少，本文尝试利用西部大开发这一准自然实验，从关联交易的角度探究母子公司利用地区间实际税率的差异在集团数据来源：http:/ 年第 2 期内部进行利润转移的机制。第二，丰富与拓展了现有关于横向税收转移的实证研究，随着企业跨区经营的规模不断增加，企业避税手段各式各样，由此产生横向税收转移问题，不仅影响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而且加剧地区间的财力不平衡程度。现有文献多以案例分析为主，或只在省级宏观层面进行实证研究，重点也聚焦于流转税的研究。从微观企业视角和企业所得税层面探究横向税收转移问题的文献较少，本文通过分析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跨区进行利润转移的影响，进一步揭示由此带来的区域间横向税收转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为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全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异质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最后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尽管中国名义税率全国统一，但各地实际税率因税收优惠政策而存在差异。在宏观层面上，税率差异形成的“税收洼地”使得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导致地方税基流失，财政收入锐减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在微观层面上，“税收洼地”为集团企业进行关联交易、规避税收从而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创造了环境。Klassen 和 Shackelford（1998）的研究通过分析所得税税率变化对于跨国集团内部利润转移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国外机构所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降低时，跨国公司会将利润向外转移从而降低整体税负水平。De Simone 等（2017）同样发现，当亏损企业的边际税率为零时，跨国集团会将利润由盈利企业转向亏损企业从而实现避税。与跨国企业一样，非跨国企业也能利用不同地区的税率差异，采取关联方转让定价的方式将利润和税收进行跨区转移（Gramlich 等，2004；黄蓉等，2013；陈作华，2017）。具体地，对于集团企业而言，当母公司所在地实际税率高于子公司的实际税率，基于降低税负的动机，母公司有意愿以转移利润来减少缴纳的税额，其主要手段为通过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和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行为将利润或者税收转移到低税地区，从而获得大量潜在收益（Buettner 等，2011）。这种“操纵性”的利润转移在损害债权人和部分股东权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税收的流失。当缺乏横向税收分配调节机制时，税收收入在地区间的不合理转移使得地方财政原有的责、权、利平衡体系被打破，地方税源未能创造应有的税收，产生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具体而言，为了降低总体税负，有效地缩减生产成本，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集团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关联交易和关联借贷等经济活动将收入和利润转移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从而导致税收的横向转移（Lo 等，2010；Shevlin 等，2012）。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有待检验的假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使得企业的实际税率降低，诱使处于税率相对较高地区的母公司向处于税率较低地区的子公司转移利润，进而导致区域间横向税收转移。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102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本文在实证过程中主要使用了三套数据：第一套数据是通过手工整理的 19982006 年上市公司子公司名单，为了确保子公司和母公司的税率差异只来自于西部大开发政策，排除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对实证分析的干扰，剔除了适用其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和行业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子公司和母公司的记录；第二套数据是 19982006 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按照企业名称和年份，将“工企数据库”与前述子公司名单进行匹配，据此可以观察子公司层面的财务特征；第三套数据是子母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来源于 CSMAR 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表”，根据交易事项类别筛选出子母公司之间的商品类交易、劳务类交易和资金类交易，由此本文可以从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角度探究子母公司利润转移的作用机制。（二）实证模型与变量本文关注的是位于税率相对较高地区的母公司将利润转移至位于税率相对较低地区的子公司，导致税率相对较高地区无法对经营利润征得相应的税收，而更低税率地区对子公司接收的来自母公司的利润征税，两个地区之间的税率差异造成了税收的净损失。由此可知，如果西部大开发政策诱发了母公司向子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那么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会出现高于正常经营能力的“超额利润”。本文以此为基础，构造模型（1）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子公司经营利润率的影响：01_ijztititiztijztProfitRateTreatPostControl=+（1）其中，下标 i 表示子公司，j 表示母公司，z 表示子公司所处行业，t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Profit_Rate 是子公司的资产利润率，计算方式是营业利润与资产总额之比。核心解释变量是由 Treati和 Postt组成的交互项，其中 Treati为表示子公司是否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虚拟变量，是则为 1，否则为 0；Postt为表示时间的虚拟变量，2001 年以后为 1，之前为 0。Controlit为一系列子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存货比率、职工人数等。i和 zt是子公司个体固定效应与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以排除子公司层面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以及子公司所处行业环境的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由于 i和 zt吸收了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差异，所以模型（1）中无需加入 Treati和 Postt的水平项。最后，ijzt是残差项，考虑到位于相同地区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受到共同宏观环境的影响而具有相关性，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子公司所在省份层面。模型（1）关注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子公司资产利润率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纳入母公司适用税率的因素。由于税率降低会在企业生产效率、投资、经营绩效等方面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所以即使观测之所以选择的样本期间为 19982006 年，原因在于：一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需要子公司层面的财务指标，而记录这一数据的全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 1998 年开始；二是考虑到中部崛起政策由 2007 年起实施，该项政策带来的减税措施可能也会引发跨地区利润转移问题，为了避免其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对实证分析的干扰，本文样本截至 2006 年。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使用营业利润，而不是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营业外利润）或者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作为分子，是因为大多数的利润转移活动（例如商品和劳务关联交易、资本弱化等）主要对应经营性收支科目（例如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息费用等），这些收支项目直接影响营业利润，而对营业外收支及其对应的营业外利润没有直接影响，不会改变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所以营业利润相较于后两种利润口径可以更精准地捕捉利润转移活动对子公司盈利的影响；第二，使用资产总额，而不是营业收入作为分母，是因为在利润转移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收入转移，如果以后者为分母，就会造成母子与分母同时变化，损害了指标的准确性，而资产总额比较稳定，不易受到利润转移行为的影响，因此既可以采用子公司的资产总额对营业利润进行标准化，又能够排除分母大幅波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干扰。1032023 年第 2 期到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利润水平显著提升，也无法据此判断增加的利润产生于子公司自身经营效率提高，还是位于税率相对较高地区的母公司的利润转入。因此，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母公司的影响，构造如模型（2）所示的三重差分模型：0123_ijztitjittjProfitRateTreatPostParentTreatPostPostParent=+itiztijztControl+（2）其中，Parentj为母公司注册地的虚拟变量，如果母公司不属于西部大开发覆盖区域，那么 Parentj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模型（2）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Treati、Postt、Parentj构成的三重交互项，同时还控制了两两交互项，其中交互项 TreatiParentj被个体固定效应 i吸收而没有单独控制。模型（2）实质上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母公司所在地适用税率划分子公司样本，对比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中，母公司是否位于高税率地区对子公司的资产利润率在 2001 年前后的变动幅度的影响。本文关注的系数是 1，预期 1显著为正，表示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后，在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中，那些母公司位于高税率地区的子公司与其他子公司相比，资产利润率增幅更大。在正常经营的条件下，企业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影响程度相同，在考虑了财务特征和环境因素等一系列控制变量时，利润水平的变化幅度理应没有显著区别，而 1显著为正就说明母公司适用税率会明显影响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的资产利润率，体现了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向位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进行利润转移的避税动机。表1是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主要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都进行了 1%和 99%缩尾处理。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名称变量说明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Treat子公司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则为 1；否则为 00.1900.3920.0001.000Post2001 年以后为 1，否则为 00.8480.3580.0001.000Parent母公司位于高税率地区，则为 1；否则为 00.8270.3770.0001.000资产利润率营业利润/资产总计0.0510.106-0.2130.544实际税率应交所得税/利润总额0.1320.158-0.0580.731资产规模资产总计取对数11.3701.4638.29215.522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0.5420.2420.0321.191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计0.3750.2280.0060.923存货比率存货净值/资产总计0.1720.14000.659职工人数从业人数取对数5.4391.1852.7088.398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西部大开发政策与子公司实际税率本文关注的是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利用区域间税率差异进行避税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横向税收转移问题。而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政策的实施使得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104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实际税率显著降低，否则，如果实际税率没有明显变化，那么母公司向其转移利润的动机就会减弱。因此，在考察利润转移之前，本文首先使用模型（1）检验西部大开发对子公司实际税率的影响。在表2 中，本文使用全部子公司样本，被解释变量为子公司的实际税率。第（1）列只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没有控制子公司财务特征，双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2）列中，控制了子公司财务指标，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提高，显著性水平不变；在第（3）列中，本文控制了行业-时间固定效应，实证结果保持稳健。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数值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后，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的实际税率明显降低了 3.70%4.55%。表 2 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子公司实际税率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实际税率（1）（2）（3）TreatPost-0.037*-0.046*-0.046*（0.011）（0.016）（0.016）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控制不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不控制不控制控制观测值19188120412043调整后 R20.4020.4210.421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是经过省份层面聚类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表中未报告常数项。以下各表同。（二）西部大开发政策与子公司资产利润率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使得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的实际税率显著降低，在集团公司内部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化税率环境，为处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向处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转移利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Bilicka，2019）。表 3 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子公司资产利润率的影响，其中第（1）（3）列采用双重差分模型（1），第（4）列采用三重差分模型（2）。在第（1）列中，本文使用全部子公司样本，发现双重差分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从整体上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显著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在第（2）列和第（3）列中，本文将子公司样本按照母公司所在地进行划分，发现当母公司位于高税率地区时（Parent=1），双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当母公司位于低税率地区时（Parent=0），双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子公司盈利水平的作用受到母公司适用税率的影响，当母公司位于税率相对较高的非西部大开发地区时，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产生了超过政策正常激励效果的“超额利润”，表明可能存在非西部大开发地区母公司向西部大开发地区子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然而，第（1）（3）列回归结果可能是由于两类子公司存在系统性差异导致的，也就是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的子公司可能经营绩效较好而容易受到政策的激励，或者是由于母公司所在地受到的冲击对子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所以通过分样本回归结果不足以说明子公司接收了转移自母公司的利润。因此，为了排除子公司间系统性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威胁，本文在第（4）列中使用三重差分模型，1052023 年第 2 期不仅可以控制母公司所在地区的冲击对子公司资产利润率的影响（PostParent），而且能够吸收两类子公司的固有差异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后，母公司位于高税率地区的子公司与其他子公司相比，资产利润率显著提高了 4.7%。表 3 展示的子公司利润水平提升幅度的差异既无法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刺激效果所解释，又与母公司适用税率高度相关，那么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出于避税动机将利润转移至税率较低的子公司，验证了本文的假说。为了增强实证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以三重差分模型（2）为主要的回归模型。表 3 基准回归：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子公司资产利润率的影响被解释变量（1）（2）（3）（4）资产利润率全部子公司Parent=1Parent=0全部子公司TreatPost0.0080.025*-0.028-0.020（0.009）（0.014）（0.019）（0.014）TreatPostParent0.047*（0.019）PostParent-0.024*（0.011）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不控制不控制不控制不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观测值1685310079213112210调整后 R20.5960.6280.5420.615（三）稳健性检验1.替换变量与更改模型设置1.替换变量与更改模型设置在表 4 第（1）列中，本文以销售利润率度量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即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之比，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2）列中，本文考虑子公司营业利润的绝对数额，将营业利润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来看，西部大开发实施后，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中，如果母公司不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那么与其他子公司相比，它的销售利润率提升了 21.5%，营业利润总额提升了0.7%，与表 3 展示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不对实证结论造成明显影响。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本文只控制了子公司特征以及子公司所处行业环境因素，但是地区经济环境TreatParent，被个体固定效应吸收，未在回归结果中体现。106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也可能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大幅拉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刘生龙等，2009）、显著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开发（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进而可能会提升子公司的资产利润率，对基准回归结果构成遗漏变量的威胁。因此，在第（3）列中，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可以吸收子公司所在省份层面的环境因素和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同时也吸收了双重差分交互项（TreatPost）。回归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显著为正，其数值与表3 第（4）列相近，说明在排除了子公司所在地区层面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本文的基本实证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表 4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与更改模型设置被解释变量（1）（2）（3）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取对数资产利润率TreatPostParent0.215*0.007*0.049*（0.016）（0.003）（0.024）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不控制不控制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观测值103941221012197调整后 R20.6500.7280.6242.平行趋势检验2.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或三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的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满足平行趋势。具体到本文，就是无论母公司位于高税率地区或是低税率地区，那些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和其他子公司相比，资产利润率在 2001 年之前不具有显著差异。为了验证上述论证的合理性，本文基于三重差分模型（2）构建了模型（3）进行平行趋势检验：200620061998,20001998,2000_kkijztkikjkikkkkkProfitRateTreatPostParentTreatPost=+20061998,2000kkjkitiztijztkkParentPostControl=+（3）其中，Postk是年份虚拟变量，当时间是 k 年时，Postk为 1，否则为 0，k 2000 表示以西部大开发政策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期。本文关注虚拟处理效应的估计系数 k，如果模型（2）的设定满足平行趋势，那么 k在 2001 年之前与 0 没有显著差异。图 1 展示了模型（3）中各期 k的估计值及其 90%置信区间，不难发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前，k的估计值没有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子公司之间的资产利润率没有明显差异，三重差分模型（2）的设定具有平行趋势。从 2002 年开始，k的估计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利润转移的效应开始显现。1072023 年第 2 期3.排除经营改善的竞争性假说3.排除经营改善的竞争性假说在前文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资产利润率提升解释为母公司向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却没有考虑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变化。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子公司可能获得了更多来自非西部大开发地区母公司调入的资源，抑或是各种优惠政策助力其自身经营效率提升，使得利润水平上升。因此，前文中子公司资产利润率显著提升的现象可能反映的不是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向位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而是子公司经营状态的改善，而后者的解释会导致本文的论述逻辑存在重大缺陷。为了增强基本结论的准确性，本文构造了以下三个稳健性检验，以考察子公司利润水平提升的来源，并且排除竞争性假说。首先，直接考察子公司利润水平提升的推动因素。如果子公司资产利润率升高是源于经营状况的改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伴随着综合经营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然而，从 TFP 到资产利润率需要经过很多传导渠道，本文借鉴“杜邦分析”的思路对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进行分解。资产利润率=营业利润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营业利润营业收入=总资产周转速度 营业利润率=营运能力 盈利能力 （4）具体地，从（4）式中可以看出，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是其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综合表现。营运能力指企业的总资产周转运营能力，体现了企业经营期间全部资产从投入到产出的流转速度，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一般情况下，该数值越高，表明企业总资产周转速度越快，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意味着企业挖掘成长潜力、积极创收、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因此，子公司经营状态改善会导致其营运能力提升，而利润转移却不会造成资产利用效率升高。盈利能力体现了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如果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承担了避税的职能，那么通过“高卖、低买”的利润转移图 1 三重差分动态效应检验108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活动必然会提升其盈利能力（Lo 等，2010；陈冬和董新颖，2019）。当然，子公司盈利能力提升也可能源于市场占有率扩大、溢价能力提升和经营效率改善。因此，本文需要通过综合考察以上指标的变化，来判断子公司资产利润率提升的推动因素，进而检验“避税行为”和“经营改善”这两种假说的存在性。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在第（1）列和第（2）列中，本文分别使用 OP 法和 LP 法计算了子公司的TFP，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母公司是否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对西部大开发地区子公司的 TFP 没有明显影响。子公司在 TFP 没有提升的情况下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水平，也意味着利润很有可能不是通过经营效率改善渠道实现的。在第（3）列中，本文以子公司总资产周转速度为被解释变量，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子公司的资产利用效率没有明显上升，体现出子公司的经营情况没有显著改善。另外，表 4 第（1）列子公司营业利润率明显提升的结果，说明造成子公司资产利润率升高的原因不是资产营运效率的提升，而是盈利能力的改善，这背后蕴含的是转移定价、关联借贷等关联交易的利润转移行为。表 5 稳健性检验：子公司经营效率被解释变量（1）（2）（3）TFP_ OPTFP_ LP营运效率TreatPostParent-0.370-0.2140.077（0.594）（0.569）（0.118）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观测值2336233610394调整后 R20.7790.6150.814其次，考察子公司经营资源的变化。如果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是通过正常经营的渠道提升资产利润率，那么它必须借助外部的资源和能力来获得更快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在 TFP“不升反降”的情况下，经营的改善只能通过资源投入规模的增加实现，这可能表现为劳动雇佣人数的提升、投资的增多或者是技术的升级。在表 6 中，本文分别检验母公司是否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子公司的影响。我们分别以子公司职工人数的对数值、子公司长期投资金额加一取对数值以及无形资产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母公司是否位于高税率地区对这三个方面都没有显著影响。子公司在人力、投资和技术上都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资产利润率却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利润水平的提升不是由于经营效率的改善，从而排除了“经营改善”的竞争性假说。表 6 稳健性检验：子公司经营资源被解释变量（1）（2）（3）职工人数长期投资无形资产比重TreatPostParent-0.006-0.363-0.002（0.145）（0.797）（0.012）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观测值122101220512206调整后 R20.9220.7240.7091092023 年第 2 期（四）机制分析直观来看，最直接的利润转移方式是高税率关联方向低税率关联方购买商品和劳务，从而将收入归集到低税率关联方，同时增加高税率关联方的成本。基于此，本文首先考察子母公司的关联购销活动。本文使用前述子公司名单与关联交易匹配得到的数据库，筛选出子公司和母公司进行的商品和劳务类交易，按照交易的方向分别计算出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商品和劳务的金额，以及子公司从母公司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金额。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如果母公司不位于西部大开发地区，那么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商品和劳务的金额显著增加，而从母公司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金额没有明显变化，甚至有所减少。这说明商品和劳务的关联购销是集团进行避税的重要手段，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促使位于税率较高地区的母公司通过向位于税率较低地区的子公司关联购买的方式实现利润转移。表 7 机制分析：关联购销被解释变量（1）（2）（3）（4）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的商品和劳务金额取对数子公司从母公司购买的商品和劳务金额取对数TreatPostParent0.761*0.753*-1.015-0.528（0.393）（0.324）（0.858）（0.652）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不控制控制不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不控制控制不控制控制观测值7803780378057805调整后 R20.5610.5610.5570.557除了商品和劳务的关联交易活动以外，关联借贷也是利润转移的重要途径。集团公司将内部和外部负债配置到税率较高的关联方，不仅可以产生较多的利息费用抵扣税前利润获得“税盾效应”，而且通过作为债权人的低税率关联方获取较多的利息收入实现利润转移（Buettner 等,2011）。为了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集团公司关联借贷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关联借贷的方向计算出子公司从母公司收取利息费用的金额，以及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利息费用的金额。从表 8 中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后，子公司从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收取利息费用的金额显著增加，而向母公司支付利息费用的金额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引起集团公司内部债务和利息费用配置的调整，通过资本弱化实现利润由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向位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的转移。表 8 机制分析：关联借贷被解释变量（1）（2）（3）（4）子公司从母公司收取利息费用的金额取对数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利息费用的金额取对数TreatPostParent0.380*0.374*0.0850.250（0.197）（0.195）（0.185）（0.172）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不控制控制不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不控制控制不控制控制观测值7805780578057805调整后 R20.0510.0510.0150.015110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五、异质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一）异质性检验1.集团流动性约束1.集团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是企业避税的重要动因，流动性约束越强，企业避税行为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流动性约束较高的集团公司中，处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通过向子公司进行利润转移实施避税的激励越大。本文参考张金鑫和王逸（2013）的方法，以集团公司的资产规模作为判断流动性约束的主要标准。具体地，本文将实验组子公司按照集团公司 19982006 年年均资产总额的中位数分为两组，中位数以下为高流动性约束，中位数以上为低流动性约束，回归结果如表 9 第（1）列和第（2）列所示。可以看到，在流动性约束较高的组别中，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流动性约束较低的组别中，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当集团公司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避税的动机可能更强，处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向处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进行利润转移的现象更为明显。2.母公司所在地征管力度2.母公司所在地征管力度除了企业自身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外，税收征管力度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强税收征管力度能有效压缩企业避税空间，遏制企业避税行为（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母公司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来自税务机关的监督就越密切，出于非正常经营目的的利润转移行为带来的税务稽查概率越大，会促使母公司减少向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因此，本文推测母公司受到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以避税为目的的跨地区利润转移程度越弱。为了验证这个判断，本文参照储德银等（2019）的研究，采用“税炳法”回归拟合得到各省份的税收能力，以实际税收收入与税收能力之比度量母公司所在地的税收征管力度，并在样本期间内取平均，该指标越大，税收征管力度越强。如表 9 第（3）列和第（4）列所示，当母公司所在地的税收征管力度较低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的资产利润率显著提升，表明利润转移行为比较明显；反之，当母公司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子公司的利润水平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母公司所在地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对于抑制集团公司滥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利润转移和避税具有重要作用。表 9 异质性检验被解释变量（1）（2）（3）（4）流动性约束较高流动性约束较低征管力度较低征管力度较高TreatPostParent0.055*0.0220.067*0.030（0.024）（0.027）（0.030）（0.030）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观测值12038114991184611642调整后 R20.6140.6190.6220.617（二）进一步讨论：利润转移和税收转移规模在表10中，根据前文关于利润转移的实证结果，计算上市集团利用西部大开发政策创造的“税收洼地”1112023 年第 2 期向子公司转移利润的金额，以及由此导致的横向税收转移造成的税收损失。在本文的实证分析样本中，处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设立在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子公司的平均资产总额为 30180.81 万元，根据表 3 第（4）列的回归结果，这些子公司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后，资产利润率显著提升了 4.67%，也就是平均每家子公司从其母公司接受了 1409.44 万元（30180.81 万元 4.67%）的利润，在 2008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 33%，而西部大开发地区优惠税率为 15%，那么向一家该地区的子公司进行利润转移产生的税收损失为 253.70 万元（1409.44 万元 33%1409.44 万元 15%）。在样本期间内，平均每家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在西部大开发地区设立 1.39 个子公司，所以平均每家母公司转移利润的金额为 1959.12 万元（1409.44 万元 1.39），利润转移规避的税收金额为 352.64万元（1959.12 万元33%1959.12 万元15%）。从整体上来看，样本期间内母公司位于高税率地区的上市集团年均数量为 1321 家，所以平均每年所有母公司转移利润的金额为 2587997.52 万元（1959.12 万元 1321），这些利润产生的税收本应由高税率地区征收，却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吸引下转移到了低税率地区，由此导致平均每年的税收净损失达到46.58 亿元（2587997.52 万元 33%2587997.52 万元 15%）。表 10 利润转移和税收转移规模位于高税率地区母公司在西部大开发地区子公司的平均资产总额30180.81 万元利润转移导致资产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