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夺回固定资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利润率的视角.pdf

哲学前沿 年第 期重思“夺回固定资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利润率的视角张志鹏摘 要迈克尔 哈特和安东尼奥 奈格里认为，随着非物质劳动取得相对于传统劳动方式的霸权地位，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日益依赖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为不同形式的主体性革命实践开辟有利条件。鉴于此，他们号召劳动者“夺回固定资本”，强调取得对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的控制权，以之与资本展开斗争。然而，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这种斗争方式的可行性构成严峻挑战：一方面，资本家能够通过将非物质劳动技能对象化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压制非物质劳动者的反抗；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激活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起反作用的多种原因，从而巩固资本的统治地位。因此，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进展和应用现状，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夺回固定资本”思想，澄清其理论预设和现实界限，对于把握资本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表现出的最新特点和演变趋势，探索新的反抗资本的可能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非物质劳动“夺回固定资本”生成式人工智能 利润率作者简介：张志鹏，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项目“后人类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一、引 言迈克尔 哈特（）和安东尼奥 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系列作品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在后福特时代的转型，特别是资本增值对非物质劳动的深度依赖，建构起富有启发性的主体性革命理论，引发了持久而广泛的学界讨论。已有的回应虽然各有洞见，但是大多聚焦于“非物质劳动”“帝国”“诸众”“共同性”等宏观概念，重在指证其乌托邦色彩，相对而言缺少对其所提实践方案的具体分析。例如，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四部曲的集会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斗争口号和方案，特别是其中的“夺回固定资本”，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讨论。何为“夺回固定资本”？这里的“固定资本”与非物质劳动具有何种关联？“夺回固定资本”又何以帮助劳动者与资本展开斗争？回答这些问题，能够起到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效果，对于全面把握哈特和奈格里的主体性革命理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哲学前沿论，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展现出辅助甚至取代非物质劳动者的潜力或能力。考虑到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与哈特和奈格里的主体性革命理论之间的紧密关联，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切入，反思“夺回固定资本”等斗争方式遭遇的困难和挑战，评估基于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的主体性革命实践的可行性，把握技术进步与革命斗争探索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一项必要和紧迫的工作。二、何为“夺回固定资本”作为一条斗争口号、一种斗争方式，“夺回固定资本”首次正式出现于哈特和奈格里在 年出版的合著集会，但其思想萌芽可以上溯到帝国。从帝国诸众大同世界到集会，哈特和奈格里搭建了一个脉络较为清晰、内容较为完整的主体性革命理论框架。“夺回固定资本”是这一革命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充分把握其思想内涵，就必须将其置于帝国四部曲的整体思想脉络之中。（一）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 年，意大利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提出“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在此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更为细致地界定了非物质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在帝国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理解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这种商品可以是“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在诸众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非物质产品 如信息、知识、观念、图像、关系和情感 的劳动”。在界定何为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进一步指出，在后福特制或后工业时代，非物质劳动已经取得相对于传统劳动方式的霸权地位。所谓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是指“非物质劳动力量（从事通讯交往、合作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图式和无产阶级的构成结构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这种核心位置不关乎非物质商品或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工人的“量”，而是着眼于非物质劳动的“质”：“即使非物质劳动在数量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它迫使所有其他形式的劳动遵循一种趋势，根据自身特征改造这些劳动”。非物质劳动之于农业和工业劳动，正如过去的工业劳动之于农业劳动：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农业需要工业化，并采取工业的机械化方式、工资关系、财产统治以及工作时间”；在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时代，工业“日益整合进交往性的网络、知识和文化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将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奈格里的个人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也是两人构建的主体性革命理论的奠基性文本，对于理解这一革命理论本身和把握“夺回固定资本”，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美麦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霸权”一词的英文是，又译作“领导权”。美麦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阅江学刊 年 第 期圈，以及对图像和感受等的生产中去”。哈特和奈格里之所以重视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地位，不独因为这是必须予以承认的经济事实，更因为这一事实为其构建主体性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根据和基本前提，也为其提出抵抗资本的斗争方案限定了约束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抗资本统治的可能性取决于非物质劳动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这种重要作用所开辟的斗争条件。哈特和奈格里对此寄予厚望，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革命潜力。一方面，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地位，意味着资本对非物质劳动高度依赖：“物质性商品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非物质因素和商品”，而“图像、信息、知识、感受、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层面”。在这种情况下，非物质劳动者的反抗将对资本增值造成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在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不仅是物质商品，还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哈特和奈格里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就是“生产通讯、社会关系和合作”。既然非物质劳动者直接生产出社会关系本身，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反抗资本的过程中直接创造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终结资本的统治。（二）“夺回固定资本”从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为反抗资本所开辟的有利条件出发，哈特和奈格里探讨了多种可能的斗争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夺回固定资本”，即劳动者要夺回对固定资本的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紧接着在括号里补充道：“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但是，既然固定资本通常是指被资本家掌控的机器，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有待夺回的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有待夺回的固定资本与非物质劳动又有何联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这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显然是哈特和奈格里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表达。马克思在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譬喻的意义上看待固定资本和人本身的关系：具有更高生产力的个人相当于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机器。不过，哈特和奈格里对此作了更偏向字面意义或者说兼具譬喻与字面意义的发挥。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论断 固定资本已经变成人本身 预见到了当今时代的资本发展状况。如果说过去资本家能将劳动者的活动和智力、科学知识对象化到被其占有、受其控制的机器美迈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美麦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美迈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哲学前沿（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之中，那么现在，劳动者同样有能力“将固定资本重新吸收到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固定资本在双重意义上就是人本身：其一，人的活动被对象化到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中；其二，人将固定资本重新吸收到自身之中。相应地，我们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有待夺回的固定资本。在第一种意义上，这种固定资本就是机器。“夺回固定资本”，就是劳动者从资本家手里夺回对机器的控制权。值得一提的是，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除了传统的“物理机器”，“软件和硬件”“智能机器”（如“算法”）也是夺回的目标。在第二种意义上，所谓“夺回固定资本”，就是劳动者将固定资本吸收到自身之中。这里的“吸收”显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这就将我们带回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在有待夺回的固定资本和非物质劳动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回答是：劳动者能够通过“吸收”夺回的固定资本，就是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和技能；这里的“吸收”，就是劳动者对这些产品和技能的控制。哈特和奈格里多次提到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相互融合：“不变资本趋于在可变资本内部：在生产性主体的大脑、身体及合作之中组成与再现”，“民众自身变得愈加地机械化，同时生产方式不断地被融入民众的大脑与身体之中”，“固定资本被整合进工人的身体和心灵之中，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从这些表述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在字面意义上讨论机器与劳动者的融合，而是在譬喻的意义上指证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和技能与劳动者的紧密联系。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哈特和奈格里在指出“固定资本愈加内嵌于社会个体之中”后，随即引述了卡洛 韦切洛内（）的观点，后者认为，所谓的“非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已经“被吸收到人类之中”，对应“劳动力的智力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且，“体现在劳动之中，由劳动调动的活的知识倾向于在生产的社会组织当中扮演主要角色”。由此可见，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内嵌于劳动者的固定资本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机器，而是以知识为代表的非物质产品和以智力、创造力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技能。另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无产者可以自由地接近和控制它用来生产的机器和材料”，但是，“在非物质和生态政治生产的情境下”，这种要求获得了新的内容：“自由地接近和控制知识、信息、交际和情感”。“知识、信息、交际和情感”无疑是非物质产品，同时，如果我们不仅将知识理解为能通过语言加以系统表达的，美麦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美麦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哈特和奈格里有时也会谈到字面意义上的人机融合。例如，他们谈到“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即我们的“肉体自身正经历改造”，谈到“工具在生产实践中被融入我们的身体”。但是，考虑到这种人机融合尚在萌芽状态，这种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尚不及传统机器，这里我们不做更进一步的讨论。，美麦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阅江学刊 年 第 期明言知识，还理解为作为技能的默会知识，那么，劳动者要接近和控制的对象，或者说要通过吸收来夺回的固定资本，就既包括非物质劳动的产品，也包括非物质劳动的技能。三、“夺回固定资本”与利润率趋向下降那么，劳动者如何通过“夺回固定资本”来反抗资本？为何“夺回固定资本”能成为一种与资本斗争的手段？遗憾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给出具体说明，而只是以不同方式强调非物质劳动者已经具备“夺回固定资本”的条件和能力：当非物质劳动遍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场域的时候，“工人能够在工作的同时占有固定资本，能够在与其他工人建立的社会、合作和生命政治关系中发展这种占有”。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在集会的前言中坦率地承认，他们不提供“对任何特定集会实践的详细分析”。（一）工人斗争与利润率趋向下降为了更好地理解“夺回固定资本”作为削弱资本的手段如何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回到奈格里本人的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以下简称超越）。超越虽然并不直接涉及非物质劳动和“夺回固定资本”等话题，却为包括“夺回固定资本”在内的多种主体性革命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注意到工人的反抗与利润率趋向下降之间的内在关联。奈格里认为，大纲的重要性“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并且最终阻止资本的积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将使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最终引发资本主义的危机。按通常的理解，这意味着资本将自行抵达其增殖潜力的极限。但是，在奈格里看来，利润率的下降和危机的到来不会自动发生，相反：“在现实中，只有必要劳动的自由，劳动赋予自身以创造性，它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破坏性的能量，才造就了对资本的限制及其危机的各种各样的、循环的原因。”换言之，对于引发利润率下降和资本危机而言，工人的反资本斗争至少是必要条件。奈格里认为，“必要劳动是一个固定的量”，而“这一固定性从最初的意义上决定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事实上，“关于工作日必要部分的价值量不仅是越来越固定的，默会知识（），即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加以系统表述的知识，又称隐性知识（）。参见英迈克尔 波兰尼：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超越中译本导言的两位作者（同时也是译者）张梧和王巍甚至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便是奈格里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中译本导言，第 页。）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中文版序言，第 页。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哲学前沿而且趋向于一个更高的价值，从而趋向于减少（主体性地、活跃地）可以被勒索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仅无法持续压缩必要劳动的价值量，而且必须接受后者不断增大的事实；而随着必要劳动价值量的上升，被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量则会降低，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随着必要劳动价值量的升高，“我们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利润率的下降，而且是利润总量的下降”。按照奈格里的看法，必要劳动的价值量之所以不断增大，是因为工人的斗争在促成资本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快乐的扩大，造成了在再生产过程中必要劳动价值的提升”。其中，与工作日有关的斗争尤为重要，奈格里指出，“必要劳动价值的增加是工人为工作日以及工作日减少而进行斗争的成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相关论述：工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为劳动时长设置了强制性的法律界限，而法律界限与生理界限、道德界限一道为资本家通过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工人设置了约束。据此，奈格里认为：“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必要劳动由斗争所决定，并且奠基于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需求”。奈格里认为，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并未像他那样在工人斗争和利润率下降之间建立联系，但实际上，马克思在讨论对利润率的下降“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时，一方面指出“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能够“阻挠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另一方面也指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所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减弱”。反过来说，马克思很清楚：工人为限制和缩短工作日所进行的斗争，能够增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马克思同样很清楚：“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是“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显著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工人为争取工资（必要劳动的价值量）提高而进行的反资本斗争，也是促成利润率下降的显著原因。马克思对这两种阻碍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原因的分析，与奈格里关于工人斗争促成利润率下降的观点，在基本理论取向上是一致的。（二）“夺回固定资本”与利润率趋向下降奈格里在超越中对工人的斗争与利润率的下降之内在关联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夺回固定资本”作为一种斗争方式何以削弱资本统治打开了一个视角。这一视角是否显得过于牵强？恐怕不是。如果说超越成文之时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尚未进入奈格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第 版，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美迈克尔 哈特、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同世界，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第 版，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阅江学刊 年 第 期里的理论视野，那么他在 年为超越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则明确提到：“革命性的力量认识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局限在于其总是与生产力相对立，现在则是与智力劳动对立”。由此可见，对于超越所揭示的工人反抗逻辑与帝国四部曲所探索的从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地位引申出的主体性革命实践之间的思想渊源，奈格里本人并非没有意识。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夺回固定资本”作为反资本斗争手段如何发挥作用了：劳动者通过控制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的控制权，能够确保必要劳动价值量的上升趋势，从而促成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这种控制权意味着资本家无法轻易用机器取代非物质劳动者，必须承认后者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不可或缺，必须接受与非物质劳动有关的必要劳动价值量在总资本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的时代，以知识和技能习得为目的的教育支出是必要劳动价值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被迫承担日益高昂的教育成本（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子女），这种教育支出甚至是终身性的，这在脑力劳动领域尤为明显。于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本消费品和教育）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在不断扩展，结果就是必要劳动的价值量不断升高。尽管教育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但进入职场前的教育时间也在不断延长，教育层次也在不断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 本身日益成为直接参与资本增殖的生产部门，但教育领域的资本有机构成却很难像其他部门那样不断提高，这也助长了教育支出的增加趋势。于是，“夺回固定资本”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清晰了：劳动者通过夺回对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 诸如知识、文本、观念、交往等非物质产品本身就是技能习得的重要材料 的控制权，除了能为非资本逻辑的生产和社会建设积累条件，能以之反抗资本家运用机器实施的剥削和压制，还能巩固必要劳动价值量的升高趋势，从而促成资本的利润率趋向下降。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夺回固定资本”一种可能的质疑是：夺回对非物质劳动技能的控制权有利于促成利润率的下降，这和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论断，难道不是矛盾的吗？这种质疑的逻辑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彻底颠覆之前，在资本家仍然控制着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之时，如果工人试图将非物质产品和非物质劳动技能掌控在自己手中，阻止资本家将其对象化到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中，那么，至少在非物质劳动领域，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便会遭到阻碍，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恰恰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就非物质劳动技能而言，就算劳动者能够通过“夺回固定资本”在短期内确保必要劳动价值量的上升，从而促成利润率下降，但长期来看反而会起到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作用。年，奈格里应路易 阿尔都塞（）之邀，在法国巴黎高师就马克思的大纲作了系列演讲，超越就是这些演讲的成果。意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中文版序言，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哲学前沿回应这一质疑的关键在于确定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是否能被对象化到机器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一质疑就无从谈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资本的统治尚未被推翻之前，就促成利润率的下降而言，至少在非物质劳动领域，“夺回固定资本”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反资本斗争方式。更进一步，如果资本家能够将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和技能对象化到某种机器中，那么劳动者无论是要夺回对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的控制权，还是要夺回对这种机器的控制权，在实践中都将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机器，不是作为纯粹技术物的“机器一般”，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和承担者的机器，也就是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作为劳资矛盾和劳资斗争焦点的机器。人类向来便有能力将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对象化到工具或机器中，这一点无须特别强调。在反资本斗争的语境下，追问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和技能是否能被对象化到机器中，实际上是要追问：资本家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将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和技能对象化到某种机器中，而这种机器作为固定资本，为资本家所有、受资本家控制，能够被资本家用于压制来自劳动者的反抗，特别是“夺回固定资本”这种形式的反抗。因此，在下文的讨论中，如无特殊说明，我们所说的机器均指这种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一）从传统机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非物质劳动对资本增殖的重要性远逊于今天，因此，对他来说，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对象化到机器中的可能性，或许不是一个需要予以正面讨论的问题。不过，马克思对手工业工具向机器工具机的转变的分析，还是为我们把握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提供了线索。马克思指出：“已经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仍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从这个论断来看，马克思似乎暗示，“带有半艺术性”的职业的劳动技能 很多非物质劳动技能无疑属于这种情况 无法被对象化到机器中，以至于机器的普及取决于掌握这类劳动技能的工人的增加。然而，马克思紧接着便补充道：“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冲突。”换言之，大工业的发展将会推动机器的改进，而“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形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诚然，这里所讨论的是手工业劳动技能的对象化，这里所涉及的科学知识还只是“力学”，但是，马克思至少并没有从原则上否定工具机背后的科学原理从“力学”扩展到认知科学（包括心理学、脑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逻辑学、管理学等其他知识领域的可能性，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半艺术性”的劳动技能 从而至少一部分非物质劳动技能 被对象化到机器中的可能性。伴随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些技术中，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尤为引人注目：如果说计算机、大数据和之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将较为低端的、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产品和技能对象化到机器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阅江学刊 年 第 期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则使得这样一种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即机器能够轻易吸收人类的智力成果，并展现出掌握和运用高级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技能的巨大潜力。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迭代升级，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取代相当一部分非物质劳动者，已经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想。这里我们无暇深入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指标，但可以结合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类型的区分，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出发，初步认识其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哈特和奈格里在诸众中区分了两类非物质劳动：第一类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智力的或语言的，如问题解决、象征性和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其产品包括“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图像”等；另一类是“情感性劳动”，即“生产或操纵诸如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情等情感的劳动”。就第一类非物质劳动而言，涉及的任务和产品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所长。在语言表达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与其技术路线有所重叠的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现接近甚至齐平于人类水准的自然语言生成；在智力性和分析性任务方面，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渐成主流，并在数学证明、分子合成和新材料探索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各种非物质形态的产品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提示词高效生产文本（日常对话、常见文书、广告文案、剧本、小说、学术论文等）、图像、音频、代码，最新的多模态人工智能还能根据提示词直接生产视频影像。就“情感性劳动”而言，由于人为施加的限制或技术上的原因，也由于缺少物理性的躯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许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但这里似乎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事实上，情感导向的聊天型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陪护机器人以及更容易与人类产生情感共鸣的虚拟人和数字人技术正在蓬勃发展，甚至已经进入落地应用阶段。（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资本家的反制毫无疑问，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当今时代的劳资斗争注入了新变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固然可以成为非物质劳动者的工具，减轻其劳动负担，但也为资本家压制其反抗提供了有力手段，而资本家必然不会放弃使用这一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罢工大部分是为了阻止降低工资，或者是为了迫使提高工资，或者是为了规定正常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夺回对非物质产品和劳动技能的控制权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罢工，但就资本家压制工人反抗的目的来说，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如果说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地位为劳动者创造了通过“夺回固定资本”来反抗资本的条件，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就为资本家创造了“反夺回”的条件。一方面，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包括算法、训练芯片、训练数据等）的研发、推广和升级主要依赖高科技资本巨头及其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和设备仍是受资“象征性的”英文单词为，该单词的名词形式是，兼有“象征”和“符号”的意思。，：，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非物质劳动”，与诸众中的区分方式大同小异：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是“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第二种与“创造性和象征”有关，这是“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第三种则“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哲学前沿本家控制的固定资本，于是，就像资本家过去使用传统机器来镇压罢工那样，如今资本家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压制非物质劳动者的反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向内容生产领域的全面渗透，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更加机械化、模块化、自动化，记者、市场分析师、律师、编剧、设计师、人力资源管理者甚至教师等职业群体都面临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典型的例子是，年下半年，美国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分别组织罢工，而劳资双方的冲突焦点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对编剧和表演行业的入侵。罢工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人工智能服务于影视行业资本增殖的趋势不可逆转，而罢工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现实地威胁到非物质劳动者在资本面前的切身利益和反抗能力。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在集会中指出，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地位将使“资本只能通过日益将自身抽离出劳动过程和生产性的社会地带来实现对控制的维持”。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却将使资本家有能力重新介入财富和社会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巩固对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的榨取能力。概言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前，非物质劳动者想要取得或维持对非物质产品及技能的控制权，已然成为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此外，资本家还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激活对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进一步瓦解“夺回固定资本”作为一种反资本斗争手段的可行性。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度降低非物质劳动者的教育成本。前文提到，教育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必要劳动的价值量在非物质劳动霸权时代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但是，就像互联网曾经显著促进了知识的民主化传播一样，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迅速降低非物质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例如，写作、设计、编程本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经历长期教育和训练才能掌握的非物质劳动技能，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下，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也能快速具备从事相关劳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夺回固定资本”促成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基本逻辑变得难以成立。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赋能技术，既能通过与其他农业和工业机器的配合，间接提高这些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也能作为一种具有更高生产力的非物质劳动机器，直接推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力的进步，从而提高那些运用这种技术的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和剩余价值率，激活“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这一对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原因，至少在短期内起到抵消利润率下降的作用。而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使“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从而也能阻碍利润率下降。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加剧了非物质劳动者的失业压力和工作的不稳定性。沦为产业后备军的恐惧、产业后备军与现役产业军之间的张力、现役产业军内部的竞争，都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变得更容易，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受到阻挠。，需要指出的是，当人工智能技术还没有在全部生产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即当只是部分生产部门采用了这种技术时，由于这些部门的利润率得到提高，因此才会产生抵消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但是，长期来看，随着新技术在所有生产部门的普遍应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将随之提高，从而导致总体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一点也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激活的其他对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原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阅江学刊 年 第 期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住工作和提高职场竞争力，非物质劳动领域的从业者不得不大量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科技资本巨头反而能够借此分析他们的劳动技能，获取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必要数据，从而不断迭代升级相关技术，推出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至于那些最终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失业的劳动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将作为“相对过剩人口”也是起反作用的原因之一 被吸纳进那些“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生产部门，同样导致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国间不平衡发展，还将通过对外贸易这一原因发挥作用，尽管是以与马克思所说的不完全相同的方式：那些掌握着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垄断条件下的技术和服务出售，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技术为本国创造的生产力优势“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从而获取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资本利润率。五、结 语非物质劳动对资本增殖的重要性，固然为劳动者通过“夺回固定资本”进行反抗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又使资本家有能力磨去这种反抗的锋芒，以种种方式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强化资本的统治力量。对此，一种乐观的态度是：距离完全取代非物质劳动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它是否能够真正理解语义？它是否拥有真正的意识和情感？它是否具备像人那样的创新能力？它能像人那样与其他劳动者合作吗？即使某些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被对象化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难道就不会出现新的、更高级的、只有人类劳动者才能掌握的非物质劳动技能吗？这种乐观态度忘了：作为镇压工人手段的机器并不需要在技术细节上尽善尽美。就非物质劳动霸权时代的劳资斗争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具备真正的人类智能并非问题的关键，对资本家来说，只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先进到足以用于压制非物质劳动者的反抗，目的就达到了。但是，盲目的悲观态度同样不可取。资本的发展和扬弃是一个包含重重矛盾的辩证过程，劳动者和资本家围绕非物质劳动产品和技能的控制权展开争夺，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时期内，矛盾或许会呈现出资本统治的外观，但矛盾也是暴露资本薄弱环节、昭示革命可能性的关键。正是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对主体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显示出充满斗争性的理论品格。作为一种反资本的斗争方式，“夺回固定资本”或许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前遭遇了阻力，他们基于非物质劳动及其霸权地位所提出的其他斗争策略或许同样需要重新评估，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特别是他们对技术进步、资本主义转型和革命斗争之内在联系的重视，依然值得我们借鉴。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反资本斗争意味着什么？对高技术资本主义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来说，它阻挡了哪些可能性，又开辟了哪些新的可能性？这些问题依然有待我们探索。责任编辑：易鲲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 阅江学刊 年 第 期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阅江学刊 年 校样 排版：黄坤 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