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中的崖山书写-以《崖门余痛》与《海镜光》为例.pdf

崖山，古称厓山，位于今广东新会，是宋元海战的古战场，宋军的惨败宣告了南宋的彻底灭亡。此后，崖山在民族记忆里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一段悲痛的历史。历代文人反复咏叹，使它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它既反映了一段改写中国走向的真实历史，也产生过大批脍人口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史学与文学二重意义上的崖山”1。崖山在文人的笔下，既饱含黍离之悲、兴亡之慨，又象征了不屈的意志、舍生取义的气节，寄托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以诗歌为主要载体，崖山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叙事文学方面，研究者梳理各朝代崖山文学文献发现，“明清作为戏曲的繁盛期，涉及崖山忠烈的戏曲作品也得以出现，并对崖山之事进行文学性的调节与改变。而小说继戏曲成为更贴近百姓的文学创作方式后，崖山也随之成为小说的创作题材。”2目前所见关于崖山题材的小说并不多，除吴趼人痛史叙写宋元之际的历史故事外，还有近代岭南报刊刊载的两篇小说，即崖门余痛和海镜光，以崖山海战为背景，与近代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展开关于崖山的书写。岭南报刊小说兴盛于风云变幻的近代，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性，主动承担起揭露现实、新民启智等社会责任。“关注时局、批判现实、谴责社会、提倡革命、开通民智成为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的重大主题”3。崖山题材在岭南报刊小说里的书写同样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形式上看，崖门余痛与海镜光属于连载小说，具有报刊小说的特点，基本信息见下表1。如每一期文末写着“未完”“仍未完”，提醒读者持续关注；开头接着写“N续”，小说收尾处标注“完”，告知读者该故事已经写完。从题材上看，小说家将崖山海战作为素材，充分挖掘了崖山的文化内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感召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步伐。表 1 两篇小说基本信息（注释见下页）。小说篇名作者发表的报刊所标类型年份崖门余痛 崖西六郎珠江镜短篇小说 1906 年海镜光轩辕之胄 振华五日大事记 侠情小说 1907 年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中的崖山书写以崖门余痛与海镜光为例庄黄倩（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湛江，524000）【摘要】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的崖山书写源于相似又深刻的民族危机，展现近代中华儿女在救亡图强上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崖门余痛与海镜光为例，小说以崖门周边临海城市为叙事空间，描写宋国母祠、锁江石等古迹，以宋水军后裔为主角，宋室铜镜为象征，构建起小说的崖山空间；叙述崖山海战中文天祥拒降、南宋君臣投海殉国等事迹，又通过引用陈白沙的崖门吟咏，为小说涂上了崖山文学哀痛的底色，完成了崖山历史的表现；而以女性为主角，在人物身上融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品质，在爱情的悲欢离合中突出忠贞爱国之情，赋予了崖山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崖山精神在近代岭南的再塑。【关键词】岭南；近代报刊小说；崖山精神；家国情怀【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32X（2023）0300380739南粤视点崖门余痛1906年发表在珠江镜，刊登日期是1906年6月20至7月3日，小说段落标“七续”（实则八续）。珠江镜1906年创刊于广州，1906年5月迁至香港。海镜光1907年发表在振华五日大事记第8至13期，第15期、第17期、第18期，小说段落标“八续”。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年创刊于广州，1908年停刊，以“改良社会，维持实业，共图公益”为宗旨。相比之下，海镜光的篇幅更加长，情节更加复杂，内容更为丰富，可以看到崖山故事的进一步扩充。此篇小说的主题与报刊的宗旨保持同调，变革的呼声更为响亮。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在副刊非非连载署名为“沧桑旧主”的崖山哀（19070826至19071101）。小说家对崖山故事的选择，源于相似又深刻的民族危机，也说明了崖山在唤起民族记忆、激发民族力量、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作用。总而观之，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之崖门余痛与海镜光中的崖山书写主要从崖山空间呈现、崖山历史表现以及崖山精神再塑等三个方面进行。一、小说中崖山空间的呈现崖山在小说中的呈现，包括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景观。小说选取了崖山古战场边的宋国母祠与锁江石，以及崖门、广海等临海城市进行描写，属于真实的地理空间；又虚构了宋水军后裔为主角、宋室铜镜为线索等，将故事始终置于崖山的大背景之中，构建起小说中崖山书写的框架。1.以崖山及周边城市作为重要的叙事空间。人物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广东新会、广海等临海城市。海镜光的赵玉世居崖门，自称“西崖女士”，曾与族人在其师张旭的带领下“共渡崖门之东”，游历遗址。文生祥新会人，租住崖门之东的康公庙。文生祥父亲为他寻赵玉，先“顺风送帆，数时已达崖西”，打听赵玉下落后“遂转而之广海”。广海是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叙事空间，崖门余痛叙写赵玉在此丢失铜镜，在海底寻镜时，铜镜之光指引她遇到宋水军后裔，因此发现了海底世界；海镜光则写赵玉在此利用铜镜“呼风唤雨”，威慑纨绔子弟。2.以崖山典型的自然景观为环境点缀，即宋国母祠与锁江石。小说里的宋国母祠“荒草凄凄，白云满目。丛林阴翳，野鹤横飞”，“颓垣倾圮”；锁江石青苔满布，“刻石遗诗”字迹模糊。宋国母祠，即如今新会崖山国母殿，奉祀的是在崖山海战中殉国的杨太后。锁江石是南宋叛徒张弘范“纪功”之处。明末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厓门”条所云：“厓门，在新会南，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盖天所以分三江之势，而为南海之咽喉者也山北有一奇石”4，此石便是小说所说的锁江石，锁江二字点明崖山之险要。小说以环境的荒芜，象征着人们对那段历史的逐渐淡忘。两篇小说开头均提到“子孙之志亦懈”、“日久志懈，逐渐遗忘”，正与环境的描写遥相呼应。小说以此为背景铺垫，一是讽世，令读者警醒，有提醒反思之意；二是对比烘托出女主人公赵玉的爱国情感。3.以宋水军后裔为主角。小说中的宋水军后裔即生活在崖山附近海域的疍民。宋元的惨烈战事发生在崖山的海面上，而疍民又以水为生，小说将崖山的疍民设定为“宋水军后裔”，“浮家泛宅，以取鱼为业”。这一设定是小说家结合当时岭南荒凉的地理情况进行的合理想象：“水军尽溃，中有泳水逃生者，即尔祖也。以广东烟瘴之地，岸不能居，遂相率作楫为家，渔鱼为食。”解释幸存的宋水军为何不陆居而选择了“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的生活方式。小说围绕着疍族女子赵玉展开。赵玉善泅水，“能入水四五日不出”。陈生不善泅水，因此要“穿入水器”，“可见琼海渔民发明了比较可靠的潜水器具，让水性不佳之人能够入水几日夜，探寻琼海水底神秘的居所”5。从小说的结局看，崖门余痛写赵玉与陈生逃居海底世界，海镜光写赵玉与文生祥夫妇“乘槎”，“游九洲洋”，人 本文用到的崖门余痛海镜光小说资料皆引自梁冬丽、刘晓宁整理的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 年。崖山哀与崖门余痛文字基本相同，报人王斧曾在1908年5月2日 中兴日报 上发文批评其“抄珠江镜报之旧料，非彼手笔”。海镜光与崖门余痛亦有相似情节，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在讨论范围，本文仅对文本进行分析。庄黄倩：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中的崖山书写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第 32 卷 总第 159 期）402023年第 3 期物的最终选择均与海有关，可见渔家生活习性的影响。海镜光还写到了疍族“咸水歌”的起源，即“须臾不忘国仇，痛陈亡国之惨状，编成歌谣，以遗子孙，即今之咸水歌是也”。小说家的写法与学界对疍家与咸水歌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异，其目的在于借古警今。崖门余痛同样提及此意：“惟当时宋水军既灭，间有逃生者，翼复大仇，浮舟为家，取鱼为业，即今之蛋家（疍家）是也。遗书敦嘱，皆纪当时惨痛情形，以示子孙世世不忘仇敌。”赵玉为宋水军后裔，海镜光中的文生祥为文天祥后人，这种身份上天然的亲近，既很好地解释了他们坚定的抗争行为，也提醒国人作为炎黄子孙，理当在民族危难之际奋起反抗，捍卫民族的尊严，恢复民族的荣光。4.以宋室遗物 铜镜作为重要象征。铜镜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将之设定为宋室“当年宫中御用之物”，不仅仅突出铜镜的神异，如它出现时，“豪光闪烁，与月辉映”；被捡到时，“光彩异常”；夜里“炫耀逼人，如同丽日”，因此海镜光中赵玉借它的光夜行。崖门余痛还以铜镜为线索，通过铜镜的得与失，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海镜光将它视为赵玉的精神支撑，捡到后“热血愈增，雄心愈益”，“海镜之光象征着宋室覆亡战争中誓死不降外族的民族气节，这种精神引领着赵玉的精神意志”622。小说增设了“铜镜”这一物件，一方面，作为宋室遗物，它见证了宋元海战的历史，具有凭吊的意义。睹物思人，让人思及南宋君臣等人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小说将铜镜归于赵玉，一是因为铜镜本是女子的妆奁之物。但赵玉不是一般的女子，铜镜也非一般的镜子。铜镜所迸发的耀眼光芒，象征着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与赵玉的精神品质一致。二是借鉴了“宝物识主”的情节，铜镜对赵玉的认可，实际上是叙事者对赵玉家国情怀、忠贞精神的肯定与赞赏，是“宝剑赠英雄”传统文化心理的异变，衍变为“宝镜赠佳人”。二、小说中崖山历史的表现崖山精神通过崖山海战而昭示，又经过历代崖山诗的吟咏而流传。小说的崖山书写，从崖山海战的史实出发，借助崖山诗的情感表达，完成了从历史到近代的衔接、从诗歌到小说或者说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变。崖山的历史，包括可反映文人士大夫心态的崖山诗，在小说中得到表现。崖山海战这段历史为小说提供了素材，小说有意识地选取了文天祥誓死不降、君臣投海殉国等典型事例进行叙写，运用细节描写和对比等手法，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体现了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民族气节的弘扬。如文天祥誓死不降。海镜光借张旭之口，以较长的篇幅描述了当年那场壮烈的海战，重点叙写文天祥被擒后，自杀未成，决不投降，被张弘范挟至崖山，被逼修书招降张世杰等，文天祥怒骂之，并书过零丁洋以明志，突出了文天祥崇高的民族气节。弘范亦无如之何，乃求天祥为书招世杰。天祥怒眦欲裂，曰：“吾不扞父母，乃教叛父母可乎？”范固请之，天祥遂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笑置之。“怒眦欲裂”的神态描写表明文天祥对张弘范的愤恨与不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彰显了文天祥的碧血丹心。文天祥的慷慨激昂与张弘范的“笑置之”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高度赞扬了爱国将领的高风亮节。而亲眼目睹宋军惨败的文天祥，曾无比悲痛地写下“昨宵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的诗句，最后从容就义，留下正气满乾坤。文天祥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后世，小说也对此进行大书特书，歌颂民族英雄。又如君臣投海殉国。即使形势不利，张世杰仍坚持组织将士抗敌。面对张弘范的诱降，在“陈丞相已去，文丞相已执”的情况下，“将士不为所动，始终无一人叛者”。尽管断粮十余日，将士“掬海水饮之”，就算呕泄也不降外族。这一细节写出南宋将士的宁死不屈与铮铮铁骨。在抗敌失败后，君臣将士慷慨赴海殉国，“尸浮海上者，十七万余”，悲壮异常。有学者认为，“崖山之战，是生存之战，是尊严之战，更是自由之战。它源于炎黄子孙从屈原自沉、田横五壮士以来，三不朽、富贵于我如浮41南粤视点庄黄倩：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中的崖山书写云、舍生取义、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等人文熏陶下，在传统意义上对生命自由和理想人格的追求”7。小说大力褒奖了以身殉国的杨太后，与贼臣张弘范的行为形成强烈的对比，再次回答了忠奸、荣辱、生死等问题。小说与史书不同。小说对崖山海战的历史进行一定的加工创造，以实现创作意图。在小说家笔下，崖山故事的书写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心理。崖门余痛与海镜光创作于时局动荡的近代，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处于群狼环伺的局面。岭南有志之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着外敌的虎视眈眈，深感危机重重，借用崖山的历史警示世人，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对忠烈之士进行褒扬，意图唤起国人的爱国之情，并将之付诸行动，探索民族出路。崖山诗则奠定了小说“哀痛”的情感基调，突出人物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两篇小说都引用了“纪功铭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的诗句，借此表达沉痛的情感。小说认为这首诗是陈白沙所作，并用较多的笔墨叙述此诗背后的故事。崖门余痛开头便讲述南宋张弘范“为元作伥”，刻石“纪功”，陈白沙游览此地时“突生愤恨，为之加一宋字”。陈生指着陈白沙所提之字，“慷慨泣下，悲不成声”。海镜光借赵玉之师张旭述及这段往事，写陈白沙先生见此大骂，刻石遗书加以谴责。对于张弘范的无耻行为，众人的反应是“切齿”。赵玉则抚摩陈白沙遗书，“不禁太息流泪”。对崖山锁江石所刻文字的强调，表达了对奸臣无耻行为的痛恨，寄托了对宋亡历史教训的思考，充满兴亡更替的沧桑感。“在厓山书写中，诗人们最多谴责的，并不是对宋朝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统治者，而是为蒙元王朝效力建功最多的汉族人张弘范。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厓山诗歌中，诗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汉族人士的忠奸之辩，而不是一般所说的夷夏之辩”844。小说对张弘范刻石纪功的行为更是加以严厉的斥责，怒骂其为贼，“蠢奴”“狗彘不食”，可见愤怒异常。对于这段历史，正如小说人物张旭所言：“吾言之吾心痛，吾不知吾泪从何也。”文学中的崖山凝结着无限血泪。小说提到的陈白沙，即陈献章，广东新会人，世称白沙先生，倡导白沙心学，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在崖山记忆形成的过程，陈献章写下的崖山诗歌，对崖山的文化内涵以及岭南遗民精神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陈献章的屡次凭吊和多番歌咏，不仅大大加强了厓山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的文化可能性，而且大大加强了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的人士接受并认同厓山象征意义的可能性”836。两篇小说无不例外地提到陈白沙刻字，可以看到陈白沙的崖山吟咏在岭南地区的接受。崖门吊古诗吊崖门诗分别在这两篇小说中出现，一方面奠定了小说的情感基调，崖山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的情感从侧面揭示了小说“哀痛”的感情基调。另一方面彰显出诗歌在承载崖山记忆、发扬岭南遗民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学者认为，“在历代关于厓山的载记中，诗歌是最重要的书写形式，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人们关于厓山的历史记忆首先是通过诗歌来记录、抒写和传播的”83。海镜光写赵玉独坐舟中，对月吟咏吊崖门诗，忽见海面上万道光芒，寻至海底拾得铜镜。小说家故意安排用崖山诗歌来激发铜镜之光，或者说，赵玉的民族精神通过崖山诗歌来传达，海底铜镜感知于此，发出光芒呼应，由此可知，证明崖山诗的精神内核与铜镜的文化内涵相符。小说对崖山海战典型事例的叙述，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借历史辨析忠与奸、生与义等关系，强调个人在国家存亡之际的选择，彰显民族大义。而陈白沙刻字与崖山诗对小说人物的深度触动，反映了崖山精神对民众的影响，也体现出小说家对崖山精神的弘扬。三、小说中崖山精神的再塑崖山的文化内涵在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诗歌的抒情不同，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来演绎主题。历代崖山诗反映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情怀，是从男性的视角去审视崖山故事，与他们个人的生活遭际、时代变迁等紧密相关。而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的崖门余痛与海镜光则有意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融入侠的精神特质，通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第 32 卷 总第 159 期）422023年第 3 期过她的活动，爱情与家国之情交织，小说的叙事显得更为波澜壮阔，而其中的家国之情表达得更为深沉，又体现了岭南人民在近代“敢为人先”的勇气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反映了崖山精神在近代小说中的再塑。1.刻画“巾帼英雄”，塑造一个家国为重、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崖门余痛与海镜光皆以赵玉为主角，突出了人物炽热的爱国之情。崖门余痛写赵玉热心国事，陈生称赞其为“巾帼英雄”，在婚事受阻时劝勉陈生“君以大宋为妻，妾以大宋为夫”，此后夫妇齐心，与海底水军后裔商议共报国仇之事。在海镜光中，赵玉的形象更加鲜明。海镜光赵玉在谈及婚事时明确表示：“如有能助我兴复宋室者，当委身以从。”文生祥的父亲在读到赵玉撰写的钦徽陷虏记后，赞叹“巾帼有此其才，无怪吾儿萦恋也”，一改之前的反对态度。成婚后赵玉以出走的方式告诫丈夫不要沉湎于爱情之中，荒废志向，“君如爱妾，请将其情移爱国家，速就己所学，启迪社会，为同胞修幸福”。小说中的赵玉不曾因性别而妄自菲薄，虽为女子，然复仇意志坚定，家国观念强烈、为理想而坚持不懈，“我虽巾帼，愿与诸君共勉之”，以大义而备受推崇。以女性为主角，展现一个平凡女子的家国忧思，崖山精神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感相结合，是崖山精神在近代的一次深化。2.人物注入侠的生气，突出“为国为民”的精神，体现岭南文化中“敢为人先”的勇气担当。两篇小说都展现了对侠的仰慕，如崖门余痛赵玉见陈生灯下读书，“有侠气”而不胜欣喜，将这场相遇形容为“今夕何夕，遇此良人”。海镜光写两人共读侠烈传，其中提及红拂李靖之事。红拂是唐人小说里勇敢追求爱情的侠女，而赵玉的形象也更贴近于侠，但两者又有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以来小说中侠女形象在近代的演变。赵玉身上体现了侠的特质。崖门余痛中的赵玉拾得铜镜后“时而俯江长啸，时而击楫狂歌”，如癫似狂，一心想报国仇，是侠的任气与义气。看出陈生的侠气，是慧眼识英雄，亦有惺惺相惜之意。海镜光在小说类型上标注为“侠情小说”，赵玉身上侠的气质更为明显。从装扮上看，文生祥眼中的赵玉是江湖侠客的模样：“左手提葫芦，右手握书卷，短衣窄袖，背剑立，如剧场之武旦焉。”周身打扮干脆利落，背剑而行，自有江湖侠客的飒爽与洒脱。从技能上看，赵玉“素不习女红，闺闼未尝拈针线”，婚后“暇时阖扉搦管，或舞剑为乐”，婆母“间强省针黹，辄拈针便睡”，与处于深闺的女子不同，可见自主意识之强，并不因世俗观念约束自我，改变自我。赵玉不仅学识过人，还有高超的本领，拥有“夜来独行之能”。因与文生的相会总在夜间，似带有聊斋故事的香艳，她也像飘渺难定的世外人，因此“生父听已，疑是鬼狐作祟”。侠女来去莫测的形象跃然纸上。从性格上看，因相见恨晚可以“不避嫌疑，深夜到访”。又携葫芦装酒，邀知己“倾樽对酌，纵谈天下事”。清风明月，一把剑，一壶酒，一知己，侠的世界自古以来简单又快意恩仇。赵玉的独立特行还体现在对固有观念的打破，一身胆识。她直面现实，目标明确，为“造福于国家”，“不惜用迷信的方式破除迷信”623。她看到社会的问题所在，“如曩日先生所言，我辈无铁血性质者，皆由于无教育”，于是不惜设神道以启迪社会，“敛社会之财，为社会修幸福”。为了实现理想宁愿承受世人的流言蜚语，在丈夫扮优孟以启迪民众时给予极大的支持，对优伶并没有偏狭的看法。种种言行，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体现了近代风云幻变中岭南有识人士对新思想的接受。陈平原指出，“清末仁人志士愤感时事，提倡复仇，并以侠士精神相号召”9，小说家在崖山故事里注入了侠的生气，淋漓地展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突出近代小说中侠女“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特质。“明清之际的文人创作往往在侠女形象中融入了家国兴亡之感和强烈的复仇意识，使侠女形象成了作家抒发复仇意识和悲愤情怀的载体，出现了一大批反映了易代之际特定时代文化内涵的侠女形象。”10显然，崖门余痛与海镜光刻画了一个为国为民的侠女形象，从创作心理上看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侠的精神的召唤，寄托了小说创作者的忧愤意识与家国情怀。小说塑造了与传统不同的女性形象，融入了43南粤视点侠者独立不羁的性格特点，将侠客“行侠仗义”的品质升华到“为国为民”的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使小说的女主角摆脱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现实束缚。崖山精神与侠的精神相结合，是崖山精神在近代的又一次发展。3.小说展示崭新的婚恋观，也贯穿着创作者关于爱情与家国情感之关系的思考。小说穿插着赵玉的爱情故事，突破了以往传统的爱情模式，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其一，摆脱以往才子佳人小说对容貌、才华的看重，摒弃门第之见，追求自由之恋爱。两篇小说中的书生皆不因赵玉是“榜人女”而放弃爱情，且小说更多地叙写书生为爱痴狂的情节。在爱情面前，文生祥因“语不检”气走赵玉后，相思成疾，如痴似狂；陈生被父亲拘在家里一年，仍不改初心，展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与坚守。其二，继承了聊斋志异在描写爱情时对“知己之爱”的渲染，只是知己的内涵侧重于家国观念的一致。聊斋爱情故事更多继承了牡丹亭“至情”的主题，通过缠绵悱恻、超越生死的奇幻情节揭示至情的力量。不同的是，崖门余痛与海镜光重在强调精神的契合，行动上的互相支持配合，更具有现实意义。陈生曾称赞赵玉说：“卿其巾帼英雄哉！我知己也。”他对赵玉的爱，源于欣赏，“有国仇观念者，只此女子”。文生祥受赵玉的启发，不惜粉墨登场排练戏剧来开启民智。其三，女性不再以爱情为中心，而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天地。比起陈生与文生祥的因爱成痴，赵玉更为理性，情感更为内敛克制，因为家国大事始终被她放在首要位置。海镜光插叙一举人欲纳赵玉为妾，而被她严词厉色地拒绝。她将傲慢无知的举人视为“狗屁”，漠视功名，批判八股，追求志同道合的爱情。她的言行，不仅赢得了书生的倾心，也打动了对方的父母。男方父母从一开始的反对，到被赵玉的风采气度折服，抛弃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一心促成两人婚姻，甚至夸奖他们为“一对红粉英雄”。这样的情节设置，不仅展现了崭新的婚恋观，择偶时更为看重女子的品行，更为重要的是，这有意渲染了家国情感的力量，突出小说家国之情至上的主题。在天下兴亡面前，小说人物不顾个人的悲欢离合，积极投身于救国的活动。婚前，在爱情受阻时，鼓励对方以国为重；婚后也不沉湎于男女之情，而是齐心协力抵御外敌以实现民族的自救自强，展现了英雄儿女的大局意识，体现了不凡眼界与广阔胸襟。“琼海儿女的豪侠之气与英雄之情相融合，升华了爱情，打破了中国古代大团圆结局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刷新了琼海婚俗之观念”624。小说对爱情的书写，并非一般的“昵昵儿女语”，没有太多柔软粉媚的气息，而是展现飒爽的英雄儿女之情。但爱情并非主旨，家国之情才是小说的主题。崖山之痛是小说的基调，“海镜之光”引领着小说人物的行动，小说始终充满着一种壮大的家国情怀。崖山精神在近代小说里大放异彩。小说以普通人物为描写对象，叙写平凡人物对崖山历史的铭记，突出“为国为民”的侠者风范，以羸弱的肩膀担起改良社会的责任，虽然力量微小，却毫不动摇。正如小说女主人公赵玉所言：“悲泣宁有济乎？”悲泣无济于事，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行动，小说强调了“躬行”的意义。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小说中的崖山书写，先是构建起崖山空间，利用崖山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景观，展现了岭南的风土人情，使小说充满了岭南的地域特色，容易唤起读者的崖山记忆。以崖山及周边城市作为叙事空间，将读者的心理拉近至崖山的历史，能较快产生情感的共鸣。其次，利用崖山历史表明爱憎，表达深沉的民族情感。小说精心地选择了崖山海战中典型的人与事进行强调，突出忠义、忧国等主题，树立榜样，激励国人。借助崖山诗歌完成小说主题的揭示，为小说涂上哀痛的底色。最后，小说立足现实，精心塑造了一位巾帼英雄形象展现了为天下苍生的大情怀，融入为国为民的侠客精神，肯定人物积极投身于改良图治的行为。而“付诸行动”的强调，对近代而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崖山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对崖山的书写虽然仍然浸着悲痛的泪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崖山之痛，但更重要的是展现中华儿女继承和发展崖山精神，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不屈的意志在近代的舞台上如何睁眼看世界，如何奔走呼吁，为探寻民族未来而不懈努力，在历庄黄倩：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中的崖山书写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第 32 卷 总第 159 期）442023年第 3 期史的疾风骤雨中留下艰辛探索的身影。【参考文献】1 薛展鸿.厓山文学景观研究 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5.2 伍伟涛.崖山文学发展历程探析 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9.3 梁冬丽.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研究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178.4 屈大钧.广东新语 M.北京:中华书局，1985:35.5 梁冬丽.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 M.刘晓宁，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44.6 梁冬丽.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书写的琼海图景 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2):22.7 徐燕琳.论移民、遗民、逸民精神及其对岭南文化的塑造和影响 J.文化遗产,2016(1):142.8 左鹏军,崖山记忆与岭南遗民精神的发生 A.左鹏军:岭南文献与文学考论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44.9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10陆学莉.唐代小说侠女形象在后代小说戏曲中的衍变 D.合肥：安徽大学，2005.（责任编辑：楚和）The Ya-shan Writing in the Newspaper Short Stories of Lingnan in Modern Times Taking Yamen Yu Tong and Hai Jing Guang as ExamplesZHUANG Huang-qian(Zhanj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Zhanjing,Guangdong,China,524000)Abstract:The Ya-shan writing of the newspaper short stories of Lingnan in modern times originates from the similar and profound national crisis,depicting the struggles of the people of modern China in their saving the nation and striving for survival.Taking Ya-men Yu Tong and Hai Jing Guang as examples,the novels take the coastal city around Yamen as the narrative space,describing the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such as the Temple of the Mother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Suojiangshi.With descendants of the navy of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protagonist,and the Song Dynasty bronze mirror as the symbol,the Ya-shan space of the novel is constructed.It narrates the events such as Wen Tianxiangs refusal to surrender in the sea battle of Ya-shan,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s emperors and ministers sacrifice to the sea.By quoting Chen Baishas Ya-shen poem,the novels have depict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sadness of Ya-shan literature and comple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istory of Ya-shan.With women as the main characters,the character is integr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hero is for the country and people,and the loyalty and patriotism are highlighted in the love story,which endorses the spirit of Ya-shan with the new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and fulfill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Ya-shan in modern times.Keywords:Lingnan;the newspaper short stories in modern times;Ya-shan spirit;patriotism.声 明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作为我国各大型期刊电子数据库来源和收录期刊，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及其他已有协议的数据库，在中国知网及其他数据库的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应的著作权使用费已包含在本刊稿酬中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编辑部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广东开放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