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发现、主体联动与制度支持：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H省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pdf

引文格式：梁一梦.价值发现、主体联动与制度支持：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 H 省 Y 村的空间治理实践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2):116123.DOI:10.12371/j.ynau(s).202311157价值发现、主体联动与制度支持：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 H 省 Y 村的空间治理实践梁一梦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100091摘要: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陷入持续衰落和活力不足的境地，极大地影响乡村振兴进程和乡村建设的最终成效。通过建立“价值发现主体联动制度支持”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整体过程，深入探究乡村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再造机制，其中社会主体是公共空间再造的“初级行动主体”，基于自身技能和需求对公共空间进行识别，发掘公共空间多元价值；在空间价值发现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平衡和关系契约两种动员机制，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在公共空间再造过程中形成合力、共同行动；政府和公共部门是公共空间再造的“次级行动主体”，运用丰富的政策工具提供一系列正式制度支持，同时借助非正式制度实现政策的有效运转。关键词:乡村公共空间；空间再造；价值发现；主体联动；制度支持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24)02011608Value Discovery,Actor Linkage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The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Space Re-engineering Based on theSpac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Y Village in H ProvinceLIANGYimengResearchSectorofSocialandEcologicalCivilization,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NationalAcademyofGovernance),Beijing100091,ChinaAbstract:Againstthebackgroundofrapidurbanization,ruralpublicspaceisinasituationofcon-tinuousdeclineandlackofvitality,whichgreatlyaffectstheprocessofruralrevitalizationandthefi-nalresultsofruralconstruction.Throughtheestablishmentoftheanalyticalframeworkof“valuedis-covery-subjectlinkage-institutionalsupport”,thestudy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overallprocessofruralpublicspacereconstructionandanin-depthinvestigationoftheinternalmechanismofruralpublicspacevitalityenhancement.Thisstudyfoundthat,therewasa“bottom-up”mechanismforrur-alpublicspacereconstruction,inwhichsocialsubjectswerethe“primaryactionsubjects”ofpublicspacereconstruction,identifyingpublicspacebasedontheirskillsandneeds,anddiscoveringthemultiplevaluesofpublicspace;basedonthediscoveryofspatialvalues,thepublicspacecouldbeutilizedforthereconstructionofruralpublicspacethroughavarietyofmeans.Basedonthediscov-收稿日期：2023-12-04修回日期：2024-01-02基金项目：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项目“中国乡村振兴人才指数研究”（ZGXJH2022013）；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与质量提升计划项目“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行问题研究”（SYL20060103）。作者简介：梁一梦（1996），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2)：116123http:/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mail:eryofspatialvalue,throughthetwomobilizationmechanismsofbalanceofinterestsandrelationshipcontract,multiplesocialsubjectscouldformasynergyandacttogetherintheprocessofpublicspacerecreation;thegovernmentandthepublicsectorwerethe“secondarysubjectsofaction”inpublicspacerecreation,providingaseriesofformalinstitutionalsupportbyusingrichpolicytools,whileatthesametimerealizingtheeffectiveoperationofthepolicywiththehelpoftheinformalsystem.Thegovernmentandthepublicsectorwerethe“secondaryactionsubjects”ofpublicspacereconstruction,usingpolicytoolssuchasenrichmenttoprovideaseriesofformalinstitutionalsupport,whileatthesametimeutilizinginformalsystemstorealizetheeffectiveoperationofpolicies.Keywords:ruralpublicspace;spatialre-engineering;valuediscovery;subjectivelinkage;institutionalsupport一、问题的提出乡村公共空间指的是内嵌于乡村社会中的物理空间和公共活动的集合，具有形塑集体记忆、凝聚乡愁共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增进公共参与、培育公共精神、维系村庄秩序等多重功能。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社会资源与关系持续外流1，空间价值失序、服务功能弱化2等问题不断浮现，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种“公地悲剧”，对村民生活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对此，党和政府给予高度关注并就推进新时代乡村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将乡村振兴提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此背景下，祠堂、戏楼等传统公共空间以及文化广场、综合服务中心等现代公共空间均实现了快速发展。然而，近年来在实践中，很多乡村公共空间出现资源闲置、活力不足、泛“景观化”“盆景式”的空间异化现象，与此同时，随着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乡村公共空间资本化凸显3，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着乡村振兴的步伐和乡村建设的最终成效。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扎实推进宜业宜居和美乡村建设，加大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力度。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学界的理论研究给予学理支撑，当前亟须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和再造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从而使公共空间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和光彩，并以此进一步维系乡村秩序、促进国家整合，这无疑对提升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促进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一）既有文献回顾近年来，乡村公共空间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学者们立足社会学、管理学、建筑学等学科视角，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内涵、发展变迁、现实境况以及治理和创新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究，且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首先，目前就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尚未统一，但主要包括物理性4、公共性、主体性5、社会性6以及数字性7等多个方面的特征；其次，从乡村公共空间发展变迁来看，则经历了“繁荣弱化复兴衰落迷茫”的演变历程8，这一发展变迁与其所处时期的社会治理结构存在高度关联9，反映的是我国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10，展现出国家外部力量与村民自主力量是如何在空间媒介的作用下实现协同；再次，就乡村公共空间持续萎缩和衰落的原因而言，包括“村庄公权力的治理能力不足、市场力量引发的村庄社会结构变革”11、城市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压力型体制下的政绩驱动、市场机制的扩散和嵌入以及传统乡村文化的消解2等等。为应对这一困境，有学者指出乡村公共空间改造首先需要明确乡村发展的价值主体，在此基点上再重塑乡村公共空间的价值体系12；尤其是要重视公共空间的规划13，将其纳入乡村整体的发展当中，重构其功能与布局；与此同时，政府和村集体、社会团体、村内能人以及基层村民 4 个层级都要积极发挥作用14，提升乡村合作意识和能力。整体来看，学术界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探究与分析，为促进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但整体而言研究第2期梁一梦：价值发现、主体联动与制度支持：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研究117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是当前大量研究是基于建筑学或地理学的学科视角，从技术层面展示乡村公共空间的改造方案，但是乡村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冰冷”的物理场所，还是一个由各方行动者开展社会活动的、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性空间，这一点不容忽视。二是现有研究多从历史及宏观层面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并就乡村公共空间的治理及改造提出对策，但缺少对其改造过程的实践追踪，在空间治理及改造的微观机制阐释上存在拓展空间。由此，本文密切关注乡村公共空间的具体建设过程，深入剖析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理，并尝试为推进乡村公共空间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建议。（二）分析框架：“自下而上”的空间再造模式“自下而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再造刚开始并不存在于政府的正式规划当中，而是由社会主体先行驱动，公共部门后续响应的空间改造过程。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表明，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初级行动主体”与“次级行动主体”15，前者是单个人或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他们为获取潜在收益而积极开展行动并提出新的制度需求，然而，受制度框架和制度边界的约束，能否成功还要受制于次级行动主体的配合和认可16，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促使制度演变。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对“自下而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再造过程进行分析，构建起了一个“价值发现主体联动制度支持”分析框架，并借助这一框架对 H 省 Y 村公共空间治理实践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理，助力乡村发展建设。三、案例呈现：Y 村公共空间再造实践历程Y 村位于 H 省 N 市南部，紧邻 S103 省道，交通便利。该村历史遗存深厚，是一个始建于清中期的古村落，有 37 处连片汉砖瓦房，且保留着 10 余处清中晚期的各类建筑。2015 年之前，该村还是一个破败萧条的落后小村，道路泥泞、河道淤堵、村庄公共资源被侵占或闲置，公共空间乱搭乱建；乡村人员流失严重，留守问题凸显，公共生活匮乏。到 2022 年，在市区镇各级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一系列空间治理变革，Y 村实现华丽蜕变，成为该市对外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一）空间再造的缘起：一名画家的偶然发现Y 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自然村落，汉瓦房、青石路、小桥流水、风光秀美。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村庄大量青壮年流向城市，村民纷纷移居新村新房，原本传统汉砖瓦房被闲置荒废。2014 年，画家 ZM 与同为书法协会成员的 BLB 结识，并在其邀请下到 BLB 的老家 Y 村进行乡村采风。ZM 擅长国画，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常年任教于市师范学院，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处写生的乡野之地，但始终不得其所。这次被 Y 村蕴含的原始古朴的传统村落气息所吸引，传统的古宅、斑驳的土墙、蜿蜒的石板路，还有远处连片的庄稼生机勃勃。这座凋敝的传统村落在画家 ZM 眼中颇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是自己苦苦追寻的艺术创作宝地，当即便提出买下一处闲置空房进行空间改造的想法，但根据农村宅基地的相关制度，这一做法并不符合政策规定，只能作罢。随后，ZM又想到租赁的办法，并且后续对房屋进行改造和修缮，将其作为画室和教学根据地。如此，村民不仅可以收取租金从而增加收入，并且这些被浪费的空间资源乃至整个村庄有机会重新焕发活力。ZM 的做法很快受到身边艺术家的关注和追随。在村民 BLB、村支书 DGX 的沟通联络下，以 ZM 为代表的艺术家与村民多番协商，就房屋租金、使用权等问题达成一致，即双方签订租赁期为 10 年，前 5 年房租为每年 500 元，后 5 年逐年递增 100 元。据村支书回忆，当时 30 余处老房屋不到一个月便被租赁一空。空间的初步营造产生了良好的反响，ZM 便萌生了打造艺术乡村的想法，借助绘画和书法等将这座古朴雅致但衰败“空心村”改造成为一座充满艺术活力的“画家村”。这一想法也受到了村干部、画家以及部分村民的认可和支持，很快便由该市师范学院院长正式挂牌成立“画家村”，这也标志着 Y 村公共空间再造行动的正式启动。（二）空间再造启动：保留乡村“肌理”的公共空间再造实践1.村庄物理公共空间再造打造“画家村”这一目标对公共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同时还要保留村庄的内部“肌理”。一是将私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成为半开放的公共空间。入驻 Y 村的艺术家利用自身的专业所长和审美偏好对租赁的118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房屋进行改造，例如画家以墙面为画布，绘制乡村风光、农民劳作等场景，栩栩如生；雕塑家就地取材，将石柱雕刻成十二生肖的形象，矗立院中，成为村庄标志性“打卡”点，还号召村民将家里废旧闲置的煤油灯、织布机、架子车、磨盘等农耕生产及生活器具收集起来，将这些乡村所特有的符号和元素充分融入乡村公共空间的布局中。二是对河道和村内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改造。河道本来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但现在却垃圾满地，污水横流，严重影响村庄环境。2015 年末，常年在市里做生意的村民 BLB 主动承担河道整治工程，前后耗费 10 万余元对河道的垃圾和淤泥进行清理。此外，Y 村的道路存在较大问题，本就狭窄的小路如今被树木、杂物等遮挡占用，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影响出行，村民也常生怨怼。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干部 DGX、村民 BLB 一边与村民协商修路事宜，一边组织村民开展道路清障，但是庞大的工程量和资金缺口却让他们一筹莫展。三是政府响应，实现村庄整体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关注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陆续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Y 村所在的区政府积极响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培育重点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目标，要求各级乡镇政府和部门大力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这为 Y 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Y 村的基础条件以及前期就空间改造所做出的成果很快获得区政府领导 CMY 的关注，通过后续多次的实地调研和评估，Y 村成功跻身该区乡村特色旅游村建设行列，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大量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使得 Y 村公共空间建设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升级和改造，还在于公共活动的丰富，从而营造良好的空间氛围，保持空间活力。一是孵化乡村文艺组织。在村民 JBZ 的召集下，具备文艺才能和兴趣的村民聚集起来，重新组建了一支秧歌队，他们自行出资购置舞蹈服、活动道具，每天利用傍晚时间在村小广场开展文娱活动。村里年轻一些的妇女则成立了广场舞队，不仅锻炼身体，并且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队友，极大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乡镇政府也积极响应，大力支持 Y 村开展文化活动，不仅为这些文艺组织提供活动资金、物资等，还把 Y 村作为乡镇民俗节庆活动开展地，极大地增强村民开展文艺活动的热情和信心。二是营造多元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入驻 Y 村的艺术家时常开展艺术交流与创作，还利用周末、假期时间联合举办作品展览，不仅引起了本村村民的关注，附近乡村的村民也纷纷来此观瞻，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和网络传播，逐渐吸引诸多外地游客。在艺术家的建议下，村民在画展期间摆卖乡村特产和传统手工艺品，尤其是村里那位年过耄耋的老奶奶制作的手工虎头靴非常受欢迎。在 Y 村这样一个乡村的场域中，实现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人们通过互动实现了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以及乡村集体记忆的链接，不断再造乡村的情感文化氛围。三是开展制度性公共文化活动。依托完备的物理性公共空间，由区政府、镇政府连续 6 年在 Y 村举办民俗文化艺术节，借助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开展民俗展演活动，充分展示民俗文化精粹，不仅成为村集体的共同盛会，同时唤起社会各界对民俗文化的关注和认同。在政府主持引导下的公共文化活动，体现了旨在推动乡村的文化建设和进行经济发展引导的制度性规划，使得 Y 村成为近郊乡村旅游的特色村庄，也是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培训和乡村游学活动的佳所，极大提高村庄的旅游经济收入。3.村庄公共性重构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关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激发村民的主体自觉以及参与意愿和能力，获得村民对乡村公共组织的情感支持。一是重塑村庄公共权威。公共权威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要件。Y 村探索出了一条自下而上、共同参与的工作方法。通过党建引领，以点带面引导村民参与空间改造，发挥乡村党员、“能人”等的带头示范作用；同时坚持村庄事务共商、共议、共管，广泛征集村民的意见建议，共同修订村规民约，激发村民主体性意识。二是公开进行荣誉嘉奖。Y 村组织了新乡贤评选、“荣誉村民”嘉奖等公开表彰活动，主要是对那些在村庄建设中作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进行公开奖励，例如村民BLB、画家代表 ZM 等，这种象征性层面的荣誉不仅激励受奖者本人，同时能够营造乡村社会崇德向善、乐善好施的良好氛围。三是开展乡村志愿服务。以 ZM 为代表的画家开办了“清风学堂”，第2期梁一梦：价值发现、主体联动与制度支持：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研究119主要为乡村留守儿童提供书法、美术、国学、音乐等艺术培训，还将生活常识、安全知识乃至人生哲理融入课堂，寓教于乐，培养出一批具有文艺特长的农村孩子。“清风学堂”的留守儿童人数从刚开始的 3 名增加到每期课堂 200 余名，辐射周边 7 个乡村。由“清风学堂”培养出的留守儿童自发组成了“志愿小分队”，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志愿服务，清扫村庄垃圾，陪同村里的协管员巡查安全隐患、设置路障治理违规停车等等。在长期的相处和联系过程中，村民对村干部和画家的信任度持续提升，一系列公共资源的争取让村民和留守儿童受益颇多，这也使得村干部和画家在村庄获得了更强的认同感，进一步巩固了公共权威。（三）Y 村公共空间新面貌在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下，Y 村的公共空间治理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果，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在尊重乡村特色，保留乡村肌理的基础上，实现公共物理空间的全面升级，整修道路 2000m，安装路灯 40 盏，修建标准公厕 2 座、游园 1 个，种植风景树 2.6 万棵，河道清淤 6700m3；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统筹规划作用、村干部和乡村“能人”的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认真回应村民需求，公共权威不断增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培育社会志愿组织，吸纳公共资源，实现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全面重构；全力打造成为集农事体验、艺术文创、休闲旅游的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截至 2022 年，Y 村荣获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美丽乡村”典型村、市文化艺术村、中原书画艺术品集散地等诸多称号。四、案例分析：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图 1）（一）价值发现机制：社会精英的空间识别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元价值17，但关键的是，行动者在实践中能否识别并发现这些价值，这也是触发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原初动力以及实现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基础。我国乡村数量广大，分布广泛，并且在领导注意力偏好、财政资金等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下，诸多乡村缺少关注，空间价值难以识别。社会精英分布广泛、专业多元，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规划者相比，他们往往是从自身利益或实际需求出发，广泛且深度感知和识别微观空间价值，这种对空间价值的发掘是真实的，不只是存在于理论和假设层面。首先，乡村外部社会精英的专业敏锐度最先识别出乡村公共空间的内在价值。在 Y 村的实践中，画家 ZM 出于自身需求，寻找一所可供自己写生创作、现场教学的场所，却偶然发觉被时代洪流淹没的 Y 村存在大量的清代古旧建筑，但大都处于闲置荒废状态，公共空间资源的利用度较低，如何将这些浪费的空间资源进行整合再利用，成为 ZM 关注的重点。其次，乡村内部社会精英在外部精英的动员下，共同合作，进一步生产空间价值。空间本身具有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同样的地位18，能够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再生产。艺术家们租用这些闲置古房并进行改造和修缮，如此村民不仅可以收取租金、增加收入，并且这些被浪费的空间资源乃至整个村庄还能够重新焕发活力。从长远来看，乡村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交往的场所，可以实现人群的聚集，能够吸引各方游客，从而带动乡村服务业、旅游业以及特色农业等的发展，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流量密码，充分发挥乡村空间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此外，一个满足综合竞争力发展需求的乡村公共空间，应该是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多元价值协同发展。尤其是村民生活在乡村公共空间当中，他们靠着与公共空间互动的行为关系，具体化所在的世界，集结生活的经验意义，创造自我解释和认知19。良好的公共空间不仅影响着村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塑造村民的生存状态。总体而言，社会主体能够成为识别公共空间价值、开启公共空间再造的“初级行动主体”，他们凭借其专业优势，以社会逻辑创新性地开启乡村公共空间再造之路，对乡村公共空间价值实现有着清晰的理念支持，能够进一步就村庄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前瞻性、适配性的公共空间重构方案，为日后乡村发展指明方向。（二）主体联动机制：利益平衡与关系动员随着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启动，涉及更多的主体参与其中，包括政府、市场主体、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如何实现各方行动者的良好协商和互动就尤为关键。12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1.在空间再造初期，充分关注各“初级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第一，秉持协商共建原则，追求共识。起初，Y 村村民对出租房屋保持怀疑和审慎的态度，是村干部和村民 BLB 充当两方的桥梁，多次召开协商会和沟通会，表明目的、讲清利害，打消村民疑虑，同时保证了双方的权益不受损害，既满足了社会组织对乡村公共空间的需求，也增加了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了社会组织与村民利益需求之间的平衡。第二，坚持产权明晰、适度赔偿的原则。在道路修缮、河渠清淤等物理空间改造过程中，明晰公共产权与私人产权，界定道路边界，对村民占据公共领域的物品进行清理，同时对那些需要砍树等损害个人财产的村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这种有理有据，又有“人情味”的处理方式，不仅极大程度减少了纠纷的产生，提升公共权威，同时高效率地完成任务，保证公共空间治理的顺利进行。2.借助村庄能人进行关系动员，引起“次级行动主体”的重视从村庄内部来看，村民相互了解，处于高度关联状态，村庄能人更是在乡村普遍拥有较高的权威和广泛的社会网络。因此在推动村庄公共空间治理过程中，借用乡村能人的社会关系网，对村民进行关系动员，更容易获取村民的理解与信任，从而扫清治理阻碍，实现村民积极参与。在Y 村公共空间治理过程中，村庄能人 BLB 在倡导道路清障和河道清淤过程中都是先在几个熟人中通过“交情”进行动员，然后以点带面，发动更多村民配合公共空间改造。村干部 DGX 在BLB 的动员下，成为后续公共空间治理的主要人物，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道路清障、活动组织等过程中，也是先动员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景某、王某等村民，在示范带领下引导其他村民积极参与。从村庄外部来看，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次级行动主体”，即基层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关注与重视。以 ZM 为代表的画家入驻Y 村后，被评为“荣誉村民”，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采取向社会和政府争取策略来整合资源，使得村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资源约束，并以此使社会精英更加内嵌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当中，成为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共同体的轴心。（三）制度支持机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关键是制定规则、增进秩序，而秩序能够促进信任产生，意味着行动者可以预见未来，从而减少合作成本，确保资源有序流动。具体而言，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乡村公价值发现机制主体联动机制制度支持机制价值识别初级行动主体非正式制度价值评估价值强化次级行动主体正式制度物理空间升级公共权威重塑公共行动增强文化空间提质乡村公共空间再造支撑辅助响应动员图 1 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第2期梁一梦：价值发现、主体联动与制度支持：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内在机制研究121共空间再造提供了完备的配套保障。1.正式制度由政府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制度为推进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第一，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就乡村发展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Y 村所在的区政府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培育重点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目标，要求各级乡镇政府和部门大力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Y 村自然就成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最终成功跻身该区乡村特色旅游村建设行列。第二，横纵结合的组织结构。从横向层面来看，为保证村庄公共空间改造的顺利进行，Y 村专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村干部、画家、规划公司和村民等多方主体，形成一个多元的治理网络，为公共空间改造期间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从纵向层面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改造则是以村委会为起点逐步向上提升，从而形成一个“村两委乡镇政府区（县）政府”的纵向层级治理格局。尤其是区委、区政府联合乡镇政府、区土地、交通、水利以及林业等多部门多次开展研讨，将 Y 村纳入该区的发展中，实现了 Y 村公共空间的长远发展。2.非正式制度除了政府层面的正式制度支持和科层体制内部的行政驱动，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建构完善不仅巩固了乡村秩序，同时为相关政策的落地执行提供重要的内部推动力。第一，村规民约发挥“三治”功能。为维持良好的乡村秩序，村“两委”广泛征集村民、驻村画家等的意见建议，共同讨论和修订切合当下实际的村规民约，把孝道礼仪、纠纷处理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在公共空间的建设、维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Y 村村委会公开对村民 BLB、画家 ZM 等进行嘉奖和表彰，这一荣誉不仅能对新乡贤个人产生激励，同时能够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发展出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促进乡村公共生活，为村民自治提供保障。第三，非正式组织与活动。Y 村不仅文艺组织和活动更为丰富，同时还成立了关爱乡村留守儿童的志愿组织“清风学堂”。基于特定情感、爱好等为基础形成的非正式组织不仅为组织成员提供社会满足感，而且积极关注公共事务、获取社会关注，由其组织开展的公共活动也使得乡村公共空间更具活力。五、结论与建议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连接国家与乡村关系方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建设。本文通过解码 Y 村公共空间由衰落到再造的转型过程，试图寻找传统村庄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能够获得空间发展和活力的实践方式，最终提炼出“价值发现主体联动制度支持”于一体的乡村公共空间再造框架。其中，价值发现是实现乡村公共空间重构的原初动力和前提。它要求社会主体对村庄公共空间进行充分识别的基础上，发掘空间价值，鼓励开放空间边界，以促进各要素间的流通。主体联动是在空间的价值被发现后，“初级行动主体”通过利益协商和关系动员的手段，对空间进行初步建设和开发，以期实现公共空间价值的一个过程。制度支持是实现乡村公共空间重构的有力保障。政府及公共部门等“次级行动主体”在多方权衡的情况下积极响应，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横纵结合的组织结构为公共空间重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对公共空间的科学规划；与此同时，借助村规民约、新乡贤等非正式制度和组织，维持乡村公共空间内部秩序，保障乡村公共空间的良好运转，最终实现公共空间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状态。基于以上结论，就促进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改变单一单向、直接干预、刚性的乡村空间规划方式，促进“自下而上”的公共空间重构实践，政府不再作为“初始行动主体”，而是要对社会主体进行激励、对自发的建设行动保持宽容、在重点环节予以公共资金进行配合、在关键领域疏通规则，同时利用正式的公共艺术活动开展必要的宣传等等。第二，村庄层面要积极求变、主动作为，广泛开展自主探索。一方面村庄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紧握公共空间重构的主动权，避免被资本异化；另一方面村庄要明确自身的资源禀赋与空间发展诉求，例如村庄空间的特色是什么，有哪些价值可以进行发掘，希望实现哪种方式的发展，以及为村庄空间改造做了哪些准备等等。这些内容都要做到“心122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中有数”，这是为后续获取注意力资源、政策支持等的“筹码”。第三，平衡主体利益诉求，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在乡村公共空间改造过程中，由村委会牵头开展议事会、讨论会，增加村民之间、村民与组织之间的沟通频率，激发共识，促进共同理解；要积极挖掘、动员、培育乡村精英，发展乡村内部的志愿力量等等。参考文献王一岚,刘阳.“脱域”与“重建”:乡村网络公共空间的媒介转向J.青年记者,2022(12):90.DOI:10.15997/ki.qnjz.2022.12.025.1张诚.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的流变与重构J.城市发展研究,2021(10):58.DOI:10.3969/j.issn.1006-3862.2021.10.008.2张诚.回归公共性:消费社会中乡村公共空间的资本化及其超越J.求实,2021(2):98.DOI:10.3969/j.issn.1007-8487.2021.02.008.3王勇,李广斌.裂变与再生:苏南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7):112.DOI:10.3969/j.issn.1006-3862.2011.04.017.4王春光,孙兆霞,罗布龙,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J.浙江学刊,2004(1):138.DOI:10.16235/ki.33-1005/c.2004.01.021.5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J.人文杂志,2004(6):164.DOI:10.15895/ki.rwzz.2004.06.028.6苏运勋.乡村网络公共空间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江西省赣州市C县村务微信群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1):117.DOI:10.15993/35-1198/c.2021.01.011.7张园林,刘玉亭,权东计.关中地区乡村公共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其机制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4):150.DOI:10.3969/j.issn.1003-2363.2018.04.026.8魏萍,蔺宝钢,张晓瑞.基于社会治理结构演变的乡村公共空间响应特征研究:以西安白鹿原地区乡村为例J.中国园林,2021(10):95.DOI:10.19775/j.cla.2021.10.0095.9习少颖.从公共食堂到文化礼堂:杭州乡村公共空间变迁与现代化进程J.未来传播,2022(5):57.DOI:10.13628/ki.zjcmxb.2022.05.008.10郭明.乡村振兴视野下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及解释:基于F村与H村的双案例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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