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山西高产文学家之原因浅析.pdf

026金代山西高产文学家之原因浅析时元垚 导读 作为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核心区，辖有西京，同时毗邻金中都、南京的今山西地区，其文化在经历乿北宋时期的短暂沉沦后又一次迎来乿繁荣。据统计，金代属于今山西地区的著名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居北方之冠，同时在地域分布上呈现自南向北递减，以及家族性聚集的特点。究其原因，这主要与山西的地缘机遇、历史文化底蕴等因素密切相关。作者：时元垚，湖北大学。金作为与两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朝代，其文学研究被两宋诸多文人的光芒所掩盖，受到的关注度远不能与它的疆域广度、存续长度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并不能小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学成就：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统计，北宋、辽两朝共载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385人，其中辽代18人，仅占不到5%；而南宋、金两朝共载有著名文学家694人，其中金代194人，约占总数的28%，虽然仍与南宋有较大的差距，但相对辽代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除了文学创作上的数量和质量，金代在关于文学的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可小觑，元好问、王若虚等文学批评大家的出现便是例子。放眼金代疆土内所出的这194位文学家，会发现山西的文学成就格外耀眼，共有文学家49名，在今天的省界划分中位列第一。在诗词创作方面，山西籍的文人十分突出：“山西诗人占到中州集所收诗人的三分之二，金元诗坛领袖元好问为山西人，他与同时期的河汾诸老都对元诗产生重要影响。”又据全金元词中对山西籍贯词人数量的显示，“金代之词人，除却籍贯未详者6人；64位词人中，以如今省份为单位计，列第一者为山西，14人。”可见金代的山西地区文脉昌盛、群星荟萃。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一、金代山西文学家的分布特征从地域角度来看，金代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的文学家在数量和成就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现山西省的晋北、晋中、晋南大致可以与西京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一一对应。在数量上，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统计的数据为依据，西京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分别有著名文学家10人、15人、27人，自北向南逐步递增；在质量上，河东北路下辖的秀容诞生了金代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元好问；河东南路下辖的泽州、绛州、河中府等出现了金代文027文艺中国学成就仅次于元好问的文人李俊民以及金末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河汾诸老，而西京路则没有出现有以上影响力的文人。可见金代山西文学家的数量分布特征呈现自北向南逐步递增的趋势。在成就上，河东北路有元好问一枝独秀，力压群雄；河东南路呈现个人成就逊色，但百花齐放的局面，综合来看不相上下；而雁门关外的西京路在数量和成就上均排名最后，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金代山西地区存在着数量可观的进士家族：据金代山西进士研究统计，金代山西地区共有30个进士家族，从地域上看多分布在文人数量较多的晋南、晋中地区。而著名文学家也多出自这些进士家族，呈现家族式聚集的特点。典型的，如稷山段氏，在金哀宗执政时期出现了兄弟进士段成己、段克己，这两位恰好都是金末诗人群体“河汾诸老”的成员，且该家族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兄弟进士段钧、段铎；又如忻州元氏进士家族（文学家元德明、元好问父子）、河中李氏进士家族（文学家李献能、李献卿兄弟）等皆为例子。其实纵观历史，进士家族往往也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例如宋代眉山苏氏，有父子三进士苏洵、苏轼与苏澈；明代公安袁氏家族，有兄弟三进士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此，由于金代山西进士家族的广泛分布，文学家大多出自并聚集于这些家族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二、金代山西盛产文学家的原因（一）地缘因素北宋时期，今山西雁门关以北属于辽的疆土，而雁门关以南（对应北宋河东路）北面与辽接壤，西北又与西夏接壤，属于宋朝的边境地带。当时的河东路由于战争的压力，居民尚武而不善文。由于临近战争前线，山西中南部的社会经济也难以稳定发展，缺乏发展文化教育的经济基础。因此，北宋时山西地区的总体文化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地位。但到了金代，北宋秦岭淮河以北的领土包括辽代的燕云十六州尽为金所得，河东路的地位有所上升，由北宋时期的边境变为了金代在华北的核心辖区之一。同时，金朝承袭辽代旧制，设陪都西京于今山西北部的大同，随后又迁都燕京。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不但由边境区变成了核心区，还辖有陪都、毗邻首都（金末由燕京迁至开封，同样与山西相隔不远），在获得相对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同时，又可以受到首都的强力文化辐射与带动，从而获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山西境内河东南路盛产文学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相较河东北路、西京路，河东南路更远离金与蒙古、西夏的战线，社会安定程度更高；同时交通也更为便利，向西南、东南可直达西安、开封、洛阳，对外交流更频繁，自然有利于思想文化的活跃；又如，与山西中南部条件相似、同样处于腹地，又能享受到首都辐射作用的河北西路（今河北省中南部），其著名文学家数量在金代24路中名列第三，也可佐证地缘因素对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一定影响。（亊）人口因素人口的多寡是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据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统计，北宋后期，山西地区人口在今天的028区划中排名第十二；而到了金后期排名升至第八。如若只按金代疆域计算，人口仅次于河北、山东两省。考虑到河北是金代首都所在地，且这两省的平原比例远大于山西，人口密度应当是十分可观的。金代山西人口大多集中在河东南路：“金章宗统治末期河东南路下辖平阳府、河中府、解州、隰州、泽州、潞州等，共计671310户，占金代山西地区总户数的50%以上。”究其原因，山西南部地区相较中部、北部气候更温暖，降水更充沛，又拥有整个山西海拔最低的汾河下游谷地，因此人口自然承载力更高。金代地方志就记载河东南路的泽州“土壤肥沃，人数众多”。优越的农业条件自然有利于人口的繁衍。而反观山西北部的西京路一带，虽然有金代陪都坐镇，但这一带的条件天然不适合形成人口大城。金章宗末期，整个西京道的人口户数大约为252908户，仅为同时期河东南路的五分之二，恰好接近金代这两路著名文学家数量的比值。（三）历史底蕴山西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是影响文学家出现的因素。山西南部的临汾、运城一带是上古时期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相传尧、舜、禹都曾定都于这片土地上；春秋时期的晋国都城几经变化，但都是在现在晋南的临汾地区，可以说晋南是三晋地域文化的发源地，随后辐射山西中部、北部。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自秦汉以来长期作为山西地区的行政中心，文化底蕴同样浑厚。这些地区都可称作历史悠久的文明之邦：“文明之邦一旦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不会因政治、经济等外在条件的改变而立刻改变。文明之邦即便不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之所在，只要不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仍然可以开放出灿烂的现实文明之花。”因此，由于地缘优势以及统治者的重视，晋中、晋南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趋于稳定，从而再次结出灿烂的文化果实，孕育出一批批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结语作为区域性的少数民族政权，金代所取得的总体文学成就可观，具体体现在相较辽代，在著名文学家数量、成就上大幅度跃进。山西地区在金代之所以成为文学家高地，除了其入金后地缘优势显现、人口回升等因素影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十分重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以及农耕文明接触游牧民族的前线，三晋以其朴实包容的心态成为宋金之际民族交流的灯塔，绽放出一片闪亮的文学星空。参考文献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2（德）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李林霞.金代山西进士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6.4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4.5张建伟，张景源.论金代词人地理分布与群体特点J.文史纵横，2019（3）.6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9）.7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J.学习与探索，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