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当 代 文 学 史 料 发 掘 与 研 究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杨 扬如果将新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回顾一下这些年重要的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论题。这不仅仅是对一个阶段的史料发掘工作进行小结,同时也能够从文学史研究角度,回眸一下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展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一史料搜集、整理,给人的印象是比较零碎的,几乎看不出每个史料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 新文学史料2023 年第 4 期“历史现场”栏目中的四篇文章,一篇是刘福春整理的锡金对近 60 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情况的答复,一篇是高会敏、刘涛对北平 世界日报 报道胡适与
2、协和医学院的相关信息的整理,一篇是易彬对西南联大一位名叫马芳吉的学生情况的介绍,还有一篇是邱景华对诗人蔡其矫在延安时期(1938 年 5 月至1939 年 7 月)情况的介绍。a单单从这四篇文章介绍的内容看,它们各自独立,看不出有什么相关性,也组合不成文学史上的某种线索和脉络。这种不相关的独立性,是史料客观属性的一种体现,它有时就像是一座孤岛,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孤独、单体的史料搜集、挖掘和整理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史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阐释和建构史料价值意义是另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时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在一个程序中完成的,也就是发掘、整
3、理与研究阐释在一个研究者手中完成或是搜集的史料在短期内就引发其他研究者的关注,有阐释成果出来。但有时是分离的,挖掘者不清楚这些史料到底有什么重要价值和意义,只是将一些从未公布于众的历史材料搜集、整理后公诸于众。因为学术分工的关系,有些史料的价值只有专攻某一领域的专家才有能力来阐释和建构其价值意义。像上述文章中提及的胡适与协和医学院的史料,可能在文史研究方面不一定有太多的阐释空间,但从协和医学院的校史和中国现代医学院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一份比较有价值的史料,因为以往研究一般不太会关注胡适在中国现代医学教育方面的作为。还有像锡金先生对一些现代诗人的介绍,这些现代诗人绝大多数不见于我们通行的 中
4、国现代文学史 教材,但都曾有诗作发表、出版过,他们的相关信息和作品到底有多少研究价值,目前可能不太清楚,但了解这些诗人诗作的相关信息,总有它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清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家底,是有帮助的,因为目前还不清楚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总量是多少。随着史料搜集工作的不断推进,作家作品的总数也在不断扩大。2022 年出版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中,傅光明整理、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b是综合性比较强的一份史料。研究者一般对于陈西滢的关注,主要集中于 1920 年代他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其他基本上就不太论及。事实上,陈西滢在民国时期做过很多与文化
5、相关的事。1930年代,他担任过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 年起,陈西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22024年第1期 总第104期滢担任外交工作,在英国居住,交往的除了政界、外交界人士之外,还有国内外一些著名文化人士。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讲,这一史料的出版,让研究者围绕陈西滢这个点,有可能重新审视其关系网上的相关人物、事件和文章,如陈西滢本人的作品。以往陈西滢受关注的作品主要集中在 西滢闲话 和 西滢文录 这两个集子中,但随着陈西滢日记的出版,人们会注意到他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下来的发表作品的报刊(如 纽约时报 泰晤士报 观察者 等),将引导研究者去进一步搜寻这些散佚在外的文章。其他像
6、 吴稚晖全集 中收录的陈西滢的书信,以及在一些报刊创刊纪念文集中收录的陈西滢的剧作等,如全部汇集起来,将使陈西滢的作品量较之目前更加丰富。在陈西滢日记中,有些材料是能够弥补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史料不足的遗憾的。如人们在他的日记中,会注意到一个与他交往比较密切的女性朋友王右嘉。从日记记录内容来看,研究者知道她是罗隆基的女朋友,遭遇到罗隆基的家暴后出走英国留学。但结合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尤其是曹禺研究,就会注意到曹禺在谈 日出 创作经验时,曾谈及 日出 女主人公陈白露这一女性形象的生活原型,与王右嘉有关。c曹禺研究资料中很少见到 1940 年代与王右嘉相关的材料,但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在陈西滢的日记中,
7、留下了不少有关王右嘉到了英国留学以后的直接的材料。而且,在陈西滢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系网中的文人密友,如胡适、熊式一、萧乾、叶公超、叶君健,包括他的妻子凌叔华等。如果将陈西滢日记与同时期负责民国外交事务的王世杰的日记(王世杰日记d)以及担任过驻美大使的胡适的日记(胡适日记)等对照阅读,可能会发现有些话题是以往研究中较少关注的,甚至是忽略的,像胡适、陈西滢等文化人的经济状况,目前给人的印象似乎很优厚,其实像陈西滢在英国时,有时薪金都拿不到,妻女想来英国,经济上也无法支持。还有在陈西滢的日记中,留有沈从文等朋友给他的信函,其中对包括老舍、曹禺等在内的一些作家创作有所议论,这些议论和看法不同
8、于我们今天研究中所见的结论。至于一些中国作家作品在英国译介和评价的情况,也可以从陈西滢日记中找到相关材料。总之,陈西滢日记涉及的内容是丰富的,不只是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于民国史研究、中国现代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像陈西滢日记之类的个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近些年陆续有不少出现,如曾参与过 人民文学 复刊的施燕平的回忆录(尘封岁月)、参与过“文革”后期文艺刊物 朝霞 编辑工作的陈冀德的回忆录(陈冀德回忆录)、1960 年代在 人民日报 文艺部工作的李希凡的回忆录(往事回眸)、长期在 文艺报 工作的刘锡诚的回忆录(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过的黎之的回忆录(文坛
9、风云录(增订本)、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编纂的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的口述自传(朴童庆炳口述自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上文人丁悚的艺坛回忆(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1930 年代与鲁迅、周作人等有过往来后来又落水的出版人陶亢德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作家“文学回忆录”系列e等,都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亲历者个人的观感和史料记录。这些回忆录的准确性或许会遭到另一些当事人的批评,但客观地讲,多一份史料的公开,对文学史研究总是多了一些历史参照,多了一种想象的可能,具有互补性。在与史料相关的人物年谱编撰、出版方面,宛小平编著的 朱光潜
10、年谱长编f、杨斌编著的 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g提供了诸多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的新材料。在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关注作家比较多,这方面的成果积累较丰厚,而对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弱,积累也少,像周扬、叶以群、邵荃麟、冯牧等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至今都没有年谱和资料集。朱光潜年谱长编 和 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 的出现,是一个积极的举动。朱光潜年谱长编 的编者宛小平教授是朱光潜先生的长孙,自己又是研究美学的,故对一些材料的编选极具专业眼光。尤其是将朱光潜先生的妻子奚今吾的未刊回忆录首次披露,系统揭示了朱光潜先生从 1930 年代欧洲留学到晚年的相关信息,弥补了朱光潜美学思想
11、研究上材料不足的问题。其中还有朱光潜的学籍档案和留学时的图书借阅记录等,都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材料。这些史料的披露,结合中华书局新编的三十卷本 朱光潜全集h,尤其是书后的索引,可以帮助研究者看到朱光潜美学思想接受和建构过程中,吸取了哪些思想资源,如他对西方戏剧和批评理论的重视,从早年至晚年,几乎始终如一。几乎很少有美学家像他那样关注戏剧创作、戏剧理论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悲剧心理学 就是以西方悲剧美感为研究对象。他晚年还计划撰写 中国戏剧美学,可以说戏剧作为他思考文艺美学问题的一条轴线,贯穿了他的学术生13当 代 文 学 史 料 发 掘 与 研 究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涯始终。也很
12、少有中国美学家像他那样长期介入文学批评,不仅主编 文学杂志,还对沈从文、巴金、曹禺等新文学家的作品展开批评,甚至引发论争。1960 年代他关于角色与演员自我意识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斯坦尼体系一统天下的戏剧审美而发的;1980 年代朱光潜顶住压力在香港发表了 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一文,力推沈从文的小说,试图打破当时那种僵化的文学批评话语系统。朱光潜一生的学术努力,其实可以在他早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端倪,这是他初到英国不久,给国内 东方杂志 撰写的一篇稿件,题为 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i他认为对照西方文学,戏剧和文艺批评是中国文学未开辟的领域,值得大家用心努力去拓展和建构。杨斌的
13、 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 是他编著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版 李泽厚学术年谱j的扩展,除了编年从原书的 2015 年下延到 2020 年外,还增添了李泽厚著作目录、刘再复对复旦版 李泽厚学术年谱 的推荐文章以及杨斌自己的复旦版 李泽厚学术年谱 的后记。杨斌是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也是李泽厚学术著作的忠实读者,长期追踪李泽厚的论著和研究文章,所以,对李泽厚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报刊报道的与李泽厚相关的文字信息,几乎都收入囊中,经过多年积累,材料很齐全。更重要的是,杨斌能够结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的讨论,来梳理和突显李泽厚文艺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线索,从中揭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原创性。的确,李泽厚是当代中
14、国极少数有原创性思想的美学家,年谱前言中,贾晋华教授介绍了美国 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 (2010 版)收录李泽厚美学文章以及对他的评价的情况,对李泽厚的文化“积淀说”,贾晋华教授给予集中分析、评价。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将年谱视野中的朱光潜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以为朱光潜比较多偏重文学艺术鉴赏以及审美心理学知识,从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学这一理路来建构起他自己的文艺美学系统。李泽厚似乎偏向哲学和思想史的思考层面,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康德哲学、古代儒家学说以及近代谭嗣同的仁学中吸取了较多的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他自己的偏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说”美学理论。在作家年谱编撰方面,林甘泉、蔡震主
15、编的 郭沫若年谱长编k,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 周作人年谱(1885-1967)(增订本)l,孙玉蓉编纂的 俞平伯年谱m,王增如、李向东编著的 丁玲年谱长编n,张惠苑编著的 张爱玲年谱o,徐强编著的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p,段华编著的 孙犁年谱q,曹洁萍、毛定海编著的 高晓声年谱r,沈建中编著的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s,陈福康编著的 郑振铎年谱t,李维音编著的 李健吾年谱u,田本相、阿鹰编著的 曹禺年谱长编v,邢小利、邢之美编著的 柳青年谱w,易彬编著的 穆旦年谱x,陈建军编著的 废名年谱y,吴世勇编著的 沈从文年谱z,还有林建法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包括
16、韩少功年谱 陈思和年谱 汪曾祺年谱等)、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系列(包括 郁达夫年谱 俞平伯年谱 等)等。这些年谱有些是增订,史料较之以往有所扩增(如 郭沫若年谱长编 周作人年谱 丁玲年谱长编 等);有的则是第一次将谱主生平编撰成书加以出版(如李健吾、施蛰存、张爱玲、柳青、汪曾祺、韩少功等)。这些年谱的呈现,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的一个实绩,研究者们以人物为中心,串联起一个人的历史编年,通过不同人物的年谱对比,可以见出文学史进程中共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内容,这样的对照结果,对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有推进作用的。较为传统的资料书籍的出版,尽管规模和影响不及20 世
17、纪 80 年代,但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始终在出,如杨扬策划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包括莫言、韩少功、王朔、贾平凹、王小波等十几位作家的研究资料),黄发有总编辑的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多卷本“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由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陈忠实、王安忆等作家的研究资料),其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收有高晓声、陆文夫等研究资料),由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史料与阐释 (集刊)以及多家出版社各自出版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和各种年度各类文
18、体的选本等,还有各种史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出版物和学术交流,最大的作用是让史料始终作为一种研究工作的标志性景观和学术话语存在着,不断提醒和督促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要忽略了史料的存在价值。142024年第1期 总第104期二20 世纪的文学史料搜集以及文学史研究进展,从技术上讲,最大的帮手是大型数据库的开发、建设和推广使用。目前被使用得最多的是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其中包含“晚清期刊篇名数据库”“民国期刊篇名数据库”和“现刊索引数据库”,是由文化部立项、上海图书馆创建的权威性报刊数据库,其收入的报刊种类较为完整,覆盖面较全,从晚清至现代,兼顾各个报刊种类和语种(主要是中英文)。年轻的
19、研究者一般都会通过这些数据库以及相关的网络手段,熟练地查询资料。近些年绝大多数所谓的佚文和未收录进全集、文集中的史料发现,大都是通过这一数据库进行搜索、比对获得的。除此之外,还有各研究机构开发的各种专题性的数据库,如申报 数据库、民国文献数据库、各种小报数据库、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文汇报 解放日报 数据库等,还有一些作为学校数字化建设项目、由大学自主开发的特藏数据库等(如上海戏剧学院的“特色剧目库”“经典剧目库”)。这些数据库目前并没有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有的数据库只对内部开放查阅;而有的数据库开通使用费用不低,个人和一般研究机构如使用率不高的话,基本上是不会采购的。所以,数据库作为当今文学研
20、究的一种重要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在数字平台上呈现一些没有被研究者注意到的作家作品和相关史料;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研究者的研究成本,至少有的数据库是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后才能使用。相比之下,一些经费比较充足的综合性大学和研究机构,数据库购入较多,对研究者而言,获取新的资料的机会和可能性较之一般研究机构要大得多。笔者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台湾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和担任客座教授,对这两所大学的各类中文数据库的数字资源留有印象。在这两所大学的各类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中,数字资源是非常充足的,借助他们的数据库搜寻作家作品,并对一些已出版的作家文集和全集进行比对,在史料方面的确有所收获,像胡适的作品未收入安徽教育出版
21、社出版的 胡适全集 的,中英文加起来,数量并不少。其他一些文学史上的人物的重要信息,长期以来找不到确切消息的,通过这些图书馆的数据库的帮助,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如“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 1920 年代到哈佛任教,他具体什么时候来,担任何种教职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字记录,通过哈佛图书馆的数据库,可以找到哈佛当年学校报刊对新任教师梅光迪的任职报道。另外,梅光迪在贵州病逝后,赵元任在亚洲学刊发表悼念文章,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梅光迪来哈佛任教的情况以及梅光迪的学术水准。这些长期消失在研究者眼中的已有的报刊出版物上的信息,如果不是借助数据库的帮助,单靠研究者一己之力去找,估计难度会非常大,
22、但借助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这些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还有像胡适、林语堂、叶公超、陈西滢、梅光迪等在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 观察者 等英文报刊发表文章的情况,如果用那些大学图书馆的英文报刊相关数据库去搜索,能获得不少史料发现,笔者曾对一些现代中国作家、学者进行过简单的搜索,获得的英文文章几乎全都是未被他们的文集或全集收录过的。三上述所见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基本上是在曾经公开出版过的报刊出版物以及建立起来的数据库中开展的。这一史料工作的推进很重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搜寻工作所找到的材料,绝大多数还是处在一个同质范围内,也就是说,这些史料当初都曾公开出版过,只是年久,人们现在不一定记得或见得
23、到。这些史料今天的挖掘,不太可能会对我们理解文学史以及研究作家作品有根本性的改观。还有一类史料,应该是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这些史料可以称得上是稀见史料。第一它们从未公开公布过;第二它们基本上很难见到,见到了也不一定可以复制或为研究者所获得;第三它们对研究者的研究的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像目前整理出版的苏联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中国问题资料的密档7,这在当时是机密文件,有些可能直至今天都还处于敏感状态,涉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秘密向中共资助的项目和组织人事安排情况;还有的是中共方面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通报的工作计划和重要情报信息。在文学史研究上,这方面的史料搜集、整理,
24、有助于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和左翼文艺在文化领域的组织形态、活动安排以及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往关系。目前中国大陆的档案解密工作,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法规也在不断推进,像国家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各地的地方档案馆等,都可以查询,但手续还是非常繁复,基本上不可能看到保存的原始档案,也不可能做到像在美国相关研究机15当 代 文 学 史 料 发 掘 与 研 究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构那样搜寻资料并将找到的原始材料通过复印、拍照携带回来,供研究使用。笔者收获比较多的,还是在海外搜寻史料。首先是哈佛大学各类研究机构中保存的未刊的与中国相关的史料,数量巨大。以费正清研究中心保存
25、的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往来书信文件,包括沈从文、胡适、金岳霖、费孝通等与他们的通信为例,基本上没有公布过。目前从费正清妻子费慰梅的著作 林徽因与梁思成 一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往来书信的点滴信息,诸如沈从文写信给费正清夫妇,在信中诉说自己的情感困惑。其他像卞之琳、萧乾、费孝通等,都与费正清夫妇有往来。8还有对“学衡派”影响很深的哈佛教授白璧德的档案材料,也在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档案材料很丰富,笔者曾调阅过他的三大箱个人往来信函,其中就有吴宓、梅光迪等中国学者与白璧德的通信,吴宓、梅光迪、张鑫海、梁实秋等是白璧德在哈佛的学生,吴宓、梅光迪与白璧德的往来信件从留学生时期一直保持到他们回到中国
26、,最迟到 1930 年代都没有中断过(白璧德 1933 年过世)。这些信件透露的信息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如吴宓、梅光迪在哈佛的学习情况,他们回到中国之初的各自状况以及请求白璧德给予工作帮助等。笔者搜集到的吴宓的一些信件,已经交给吴宓的亲属,收录于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吴宓书信集9。另外在白璧德的往来书信卷宗中,笔者还发现了吴宓交给白璧德的一份作业,是一篇近 50 页的英文论文,讨论孔孟之道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思想比较。作业中还夹有一封信,是吴宓写给白璧德的,他告诉老师白璧德,这篇论文是张鑫海、陈寅恪和吴宓三人商议后,由吴宓执笔完成的。如果对照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吴宓日记
27、所记内容,以及白璧德档案中保存的吴宓书信,是可以获得一些信息的,譬如,吴宓在清华任教时,心情并不愉悦,曾委托白璧德在美国寻找教职,以便像梅光迪那样能够到哈佛任教。另外,吴宓在英国访学时,曾遇到 T.S.艾略特,艾略特也是白璧德的学生,吴宓在给白璧德的信件中汇报了此事。这些中外文化交往活动,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探索与外国现代文艺、思想之间的沟通关系的理解,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精准地从文化层面,而不是以往那种党见对峙的单一层面来理解文化人之间的价值差异、文化论争。哈佛霍顿图书馆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胡适留美时期的大量书信以及胡适的演讲录音。除此之外,像赵元任、张鑫海、梅光迪、吴宓、汤用
28、彤、陈寅恪、梁实秋、林语堂、贺麟等人的学籍档案,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的往来电文,李大钊留日期间参与基督教教会活动的文字材料,贺麟与其哈佛导师霍顿之间的往来信件,冯友兰、熊十力与外国友人之间的通信,张爱玲与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Phillips Macquand)之间的往来书信#0等,都保存在哈佛图书资料机构。上述材料只是笔者十几年前在哈佛访学期间见到的一部分未刊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破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谜案是有帮助的。如张爱玲研究中讨论的张爱玲小说有没有受到马宽德小说的影响,从张爱玲与马宽德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到,张爱玲一定阅读过马宽德的小说。其他如学习文学和人文学科的哈佛中国留学生,早年几乎很少
29、有人获得博士学位,梁实秋在哈佛学习的时候被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所征服,终身都追随白璧德,但为什么他只待了一年就离开哈佛,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呢?不是他不想留在哈佛,实在是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规定所迫,梁实秋明确意识到自己拿不到哈佛的博士学位后,才被迫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如果不是因为看到梁实秋学籍档案中与哈佛人文学院教授关于必须参加语言考试的相关书信,恐怕一般研究者是无法了解他离开哈佛的真正原因的。至于林语堂回忆录中所记载的他与哈佛的关系,有没有拿到哈佛研究生学位的问题,在哈佛大学的林语堂学籍档案中,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因为林语堂自己都不清楚当年有没有拿到学位,如果拿到了学位,他就不用专门就
30、这一问题写信给哈佛去问询情况。这些文学史上需要精确考证的问题,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相关史料档案,都可以帮助解决。另外,哈佛教授中,究竟谁与中国往来最多,可能一般人会认为是白璧德,其实不是,而是哲学系主任霍顿。霍顿是贺麟的导师,他的家也是中国留学生节假日聚会的地方之一。霍顿与赛珍珠在 1949 年后还努力促使美国方面与中国的交往。霍顿的档案卷宗中保存有大量与中国文化界和政界人士的交往材料。霍顿的卷宗有一些已经被中国学者所关注,我十多年前曾撰文介绍过他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情况。台湾方面保存着大量未刊的文学史相关的档案材料,我曾在台湾大学、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等地阅读过相关材料。十多年前,笔者在台湾
31、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曾查阅过刚刚解密的戴笠档案。戴笠是国民党军统负责人,很多左翼人士都在文章中谈到遭受过军统的监视和政治迫害,军统行动组负责人沈醉在回忆录中还说被派遣去暗杀鲁迅先生。到底在戴笠的档案材162024年第1期 总第104期料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将戴笠档案中有关文化方面的卷宗都翻阅过一遍,没有见到戴笠签署暗杀鲁迅的任何材料,也没有见到军统下属人员汇报鲁迅个人情况的专题报告。倒是在暗杀杨杏佛的卷宗中,有汇报文字涉及鲁迅,但暗杀对象只有杨杏佛一人,没有命令说要暗杀鲁迅。整个暗杀杨杏佛的缘起和结果,戴笠档案都存有完整档案,包括蒋介石的意见等。戴笠档案中戴笠下令制裁的文化人,只有一个,
32、那就是周作人,原因是军统北平站汇报周作人参加中学语文教材编撰委员会,而这一委员会有日本人的官方背景,故汇报者认为周作人编撰语文教材毒害青年,属于汉奸行为,戴笠的批示也是“予以严惩”。有关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的情况,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 周作人年谱1938 年 3 月 26 日有记录,鲁迅研究动态1987 年第 1 期发表过参加编审会的陈涛先生致鲁迅研究室的一封信,介绍了他在编审会见到周作人的情况以及周作人的表现。#1这个编审会的会长和实际负责人是汤尔和,资金是日本官方提供的,目的是借编教材的名义,给留平的文化人一些经济资助。参与编审的人员,除了周作人之外,共产党、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均有,该组织的活动
33、一直到 1942 年才结束。周作人在其中不是骨干成员,也不是活跃分子,只是取一份报酬而已。但在军统汇报给戴笠的报告中,周作人被专门提及,作了专项报告,并且被汇报人员认定为编撰语文教材,“毒害青年,实属汉奸行为”,最后被戴笠批复“予以严惩”。具体实施暗杀的是天津抗日青年锄奸团,他们于 1939 年元旦上午实施了暗杀周作人计划。一些参与过暗杀活动的成员,有的留在大陆,后来发表过文章,除了讲述暗杀过程,还特别强调他们不是军统,而是天津的爱国学生(当时都是中学生),相关情况可以参见 周作人年谱 所列参考文章以及上海 世纪 杂志近期刊发的一篇参与暗杀周作人的锄奸团成员的回忆文章。但在台湾查阅史料时,在军
34、统年度工作业绩汇报中,有“锄奸团”1939 年业绩单,上面明确有暗杀周作人的记录,作为年度工作业绩。这是军统系统的业绩汇报。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具体执行暗杀计划的“锄奸团”仅仅是外围行动者,而策划暗杀的是军统,即按照戴笠的“予以严惩”的命令来行刺周作人?至于参与暗杀的中学生,当然不知道该计划制定者是军统。在阅读戴笠的档案中,有关制裁文化人的手令,仅周作人一例。在台湾相关机构查阅档案与在美国哈佛大学有所不同的是,台湾的解密档案可以阅读,但不能拍照,研究者可以抄录原件。在台湾查阅未刊史料时,还有一个卷宗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云集桂林,桂林短时期有“文化城”之称
35、,但不久,包括茅盾在内的一些文化人被迫从桂林迁移至重庆,这一大批文化人的迁移活动,具体是由国民党派遣的刘百闵负责执行,在国民党档案中有一个“离桂赴渝”的文化人的迁移计划,其中有蒋介石、吴国桢、张道藩、刘百闵、程思远等人的信件和批示,往来文件非常完整地呈现了整个事情的缘起直至最后完成。对照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 中对从桂林到重庆迁移过程的记录,他提到从桂林到重庆,一路始终有两个特务尾随他们。茅盾认为这是在监视他的行动,但从档案卷宗中的汇报来看,可对此作另一种理解,即根据命令,暗中保护茅盾夫妇的安全,因为他们是蒋介石点名要求迁移到重庆的重要文化人,当时广西、云贵一带土匪很多,茅盾等人的安全不能有闪失。
36、事实上,其他文化人在从桂林到重庆的迁移过程中也享受到此类待遇,如胡风、张友渔、沈志远等。另外,台湾保存的较为重要的是 1920 年代国共合作时期的“环龙路档案”材料,里面有不少茅盾、郭沫若、瞿秋白等文化人以及毛泽东等参与国共合作的相关材料和往来书信。其中发现了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假,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由茅盾(当时叫沈雁冰)代理的信函,这正好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中提到的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内容对得上。阅读一些未刊材料,有些文学史线索是可以从中看到端倪的,如穆时英被害后,汪伪政府悬赏捉拿凶手,在汪精卫的卷宗中,有周佛海给汪的信函,告知凶手已被抓获,请求汪精卫下拨悬赏的十万元款项。新文学史料20
37、23 年第 3、4 期刊载了孔刘辉撰写的 迷影重重刘呐鸥之死新探 一文,其中文章下半篇注释83,为“本局同志详历表 毕镐奎,台北:某档案管理局藏档案,档案号:A305050000C-0035-0372-5023”#2。这条注释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可以与汪精卫卷宗中的周佛海的信函对照起来读,从中可以看到同一时期,负责上海事务的周佛海在处理类似事件上的做法。信息的来源和出处,为我们进一步考证穆时英之死和刘呐鸥之死,提供更加清晰、详尽的材料,或许能够从中找到最直接的档案材料。四发现和利用史料,对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帮助和促17当 代 文 学 史 料 发 掘 与 研 究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38、究进。目前像微信和旧书网站以及拍卖会上,经常还有一些材料出现,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面对近些年的史料发现,我个人的感觉,有一些成果是可以吸收的。如“学衡派”的相关史料可以证明,他们所学所思,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文化进行,他们自己的文化实践也是有价值的,文学史研究对他们的分析、论证,应充分吸收哈佛档案材料,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定义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 1930 年代“左翼”文学,在强调文学本位的同时,应该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内容加入其中。尤其是“左翼”文学的组织架构,基本上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是有联系的。像周作人以及“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刘呐鸥、穆时英遭暗杀事件,提醒研究
39、者应对政治与文化、文学之间作一些区分,两者之间有时有关联,但有时不一定直接有关联。目前的文学史在论及上述问题时,似乎缺少了对一些复杂因素的考虑,与历史事实相比,显得比较简单了。2023 年 12 月底于沪西寓所【注释】a新文学史料2023 年第 4 期“历史现场”栏目文章:刘福春:锡金先生的长信寻诗之旅(九);高会敏、刘涛:胡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以北平世界日报的报道为中心;易彬:马芳吉:西南联大文化史上的失踪者;邱景华:蔡其矫在延安。b 傅光明编注: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上、下两册),东方出版中心2022 年版。c 参见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40、d 王世杰日记中有近十条内容是与陈西滢有关的。参见王世杰日记索引“陈源”条目,林美莉编辑校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e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当代作家“文学回忆录”系列,从所列书目看,有陈忠实、刘心武、蒋子龙、宗璞、王蒙、浩然等 20 余人。f 宛小平:朱光潜年谱长编,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g 杨斌: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h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中华书局 2012 年版。i 载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11 号,1926 年 6 月。j 杨斌编著:李泽厚学术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k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
41、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全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l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m 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n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o 张惠苑编纂: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p 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 2016 年版。q 段华编著: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r 曹洁萍、毛定海著:高晓声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s 沈建中编著: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全二册
42、),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t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全三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u 李维音:李健吾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v 田本相、阿鹰编著:曹禺年谱长编(全 2 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w 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x 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y 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z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7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年版。8 美 费慰梅:林徽因与梁思成,成寒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9 吴学昭编: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0 参见刘阳河:张爱玲与马宽德的书信往来,新文学史料2023 年第1 期。#1 参见陈涛:陈涛同志致鲁迅研究室信,鲁迅研究动态1987 年第1 期。#2 参见孔刘辉:迷影重重刘呐鸥之死新探(下),新文学史料2023 年第 4 期。作者简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