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儒者李瀷《孟子疾書》謭論.pdf

朝鮮儒者李瀷孟子疾書謭論*趙永剛一一 李李瀷瀷生生平平與與 孟孟子子疾疾書書 之之成成書書李瀷(1 6 8 11 7 6 3),字子新,號星湖,籍貫驪州,大司憲李夏鎮之子。李瀷兩歲時,其父李夏鎮陷於黨争,死於貶謫之所。李夏鎮的死對於之後李瀷的成長無疑是重大的打擊,李瀷對於官場勾心鬥角的傾軋陷害,很早就有了切膚之痛。李瀷年少多病,其母悉心調護,不許其過早讀書受學,但是李瀷天資穎悟絶人,年歲稍長之後,刻意奮發,手不釋卷,文辭大進。李瀷科舉之路並不順暢,肅宗三十一年(1 7 0 5),朝廷增設廣科,以策發解,但是因録名違規,不赴會試。次年,仲兄李潛又因上疏被杖殺。父兄兩次遭遇政治慘禍,遂使其絶意仕進,專心學術事業。李瀷 答息山李先生 云:瀷念昔年迫有立,未嘗知有此邊一事。只奔走於應俗求名,中罹禍難,隕穫失圖,便無意於舉業文字,則其勢將杜門跧伏,日與世齟齬,家有藏書數千,以時繙閲,爲消遣之資。英祖三年(1 7 2 7),李瀷以學業德行被舉薦爲繕工監假監役,不仕。英祖三十九年(1 7 6 3),以授僉知中樞府事,卒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本文爲 貴 州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一 般 課 題“孟 子 文 學 闡 釋 資 料 整 理 與 研 究”(G D Y B 2 0 2 2 0 4 7)階段性成果。李瀷 答息山李先生,星湖先生全集 卷九,韓國文集叢刊 第1 9 8册,民族文化推進會,1 9 9 7年,頁1 9 9。李瀷學問上承李滉,他常説:“退溪,我東夫子也。”此外李瀷還深受西學的影響,深入研習 天主實義 職方外紀 等書籍。在性理學、西學與實學的綜合影響下,李瀷創立了注重學問與實用並舉之經世致用的星湖學派,培養了蔡濟恭、權哲身等學者,成爲朝鮮實學思想鼎盛期的重要代表。李瀷著作有 星湖全集 星湖僿説 藿憂録 四書疾書 家禮疾書 近思録疾書 心經疾書 易經疾書 尚書疾書 詩經疾書 等。孟子疾書 是 四書疾書 中的一種,關於 孟子疾書 之成書,李秉休 星湖先生家狀 載之曰:子孟休嘗爲南縣宰,以邑物送餉,先生卻之。寄書戒之曰:“凡斂於民者,八九是非理,以此奉親,可乎?吾留吾廬,時穡吾田,足以救飢免凍,鶃鶃之肉,當出而哇之。”此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其於經學,則志學之初,先讀 孟子。是歲,子正郎生,命名曰孟休,以志喜。因撰 孟子疾書。李秉休的記載提供了三個重要的學術信息:其一,李瀷非常重視 孟子,認爲研治經學應該從 孟子 開始。其 孟子疾書序 亦有類似的表達:其必自七篇始者何?孔子没而 論語 成,曾子述而 大學 明,子思授而 中庸 傳,孟子辯而七篇作。以世則後,以義則詳。後則近,詳則著,故曰求聖人之旨,必自 孟子 始也。其二,李瀷對 孟子 的研究還經常運用到現實生活中,其子李孟休作南縣宰時,把從百姓那裏收斂來的當地物品呈上,以之表達孝心,卻遭到了李瀷的嚴厲批評。李瀷在诫子書中就援引了 孟子滕文公下 之典故: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禄萬鍾。以兄之禄爲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其三,孟子疾書 的撰寫始於其子李孟休出生之年,結合 孟子疾書2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蔡濟恭 星湖先生墓碣銘,星湖先生全集 附録卷一,韓國文集叢刊 第2 0 0册,頁1 9 5。邢麗菊 韓國儒學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頁3 1 7。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附録卷一,韓國文集叢刊 第2 0 0册,頁1 8 0。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卷四九,韓國文集叢刊 第1 9 9册,頁3 9 7。序 的記載,李瀷用了五年時間完成了 孟子疾書 的撰寫。孟子疾書序 曰:余之於七篇,用力亦久矣。昔始讀此篇,俄而曰:“不書無以記也。”於是隨身有筆牘,凡有見必載。適當執手咳名之慶,以孟錫嘉,用爲志喜。今歲五周矣,頗見兒執卷周旋,往往與余諭義,而余之修潤,如風庭掃葉,隨掃隨有,迄不可以斷手,棘棘其猶未熟也。苟非疾其書,殆幾乎忘之盡矣。至於 孟子疾書 之命名以及疾書二字爲何意,李瀷在 孟子疾書序 中有明確説明:疾書者何?思起便書,蓋恐其旋忘也。不熟則忘,忘則思不復起,是以熟之爲貴,疾書其次也,亦所以待乎熟也。李秉休 星湖先生家狀 補充闡釋曰:其曰疾書者,取 横渠畫像贊“妙契疾書”之義也。先生之學,不喜依樣,要以自得。經文注説之間,有疑必思,思而得之則疾書之,不得則後復思之,必得乃已,故疾書中概多前儒未發之旨。疾書之命名,取自朱熹 六先生畫像贊橫渠先生“精思力踐,妙契疾書”。李瀷謙稱自己讀書之時,有所心得,則隨筆記載,以備遺忘。李秉休則認爲李瀷諸經疾書新見頗多,能發之前儒者所未發,是精心撰述的學術著作,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本文以 孟子疾書 爲研究對象,闡釋該書在東亞 孟子學發展史上獨特的學術價值。二二 李李瀷瀷 孟孟子子疾疾書書 以以譬譬喻喻解解經經的的闡闡釋釋方方法法趙岐 孟子題辭 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後世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孟子修辭上的這個特點,晚期桐城派姚永概 孟子講義 言之尤其詳贍,其曰:34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卷四九,韓國文集叢刊 第1 9 9册,頁3 9 7。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卷四九,韓國文集叢刊 第1 9 9册,頁3 9 7。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附録卷一,韓國文集叢刊 第2 0 0册,頁1 8 0。焦循 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 9 8 7年,頁1 8。譬喻,亦是文章中一大法門能得此法,文章乃有精神,絶不枯寂。然有一句之譬喻,有雙排之譬喻,有連疊之譬喻,有整段之譬喻,有全篇之譬喻,孟子 七篇,大致已備。如“王好戰”一段,是整段也。刺人殺之,是一句也。大率整段乃特别説來,一句多隨手拈出,總以有風趣爲主耳。孟子運用譬喻的修辭手法,將其較爲枯燥的政治理想、哲學理念生動而充分地論述出來,起到了很好的表達效果。孟子長於譬喻,很多學者都有論述,可是卻很少有學者運用譬喻的手法進行經學研究。這自然是有受到經學著述體例限制的原因,畢竟經學著述有其特定的注疏方式,經學著述是屬於學術文本而不是文學文本,譬喻很難運用到經學著述之中。孟子疾書 的著述體例則不是傳統的注疏體例,而是採用學術札記的方式,直接對 孟子 文本進行闡釋,體例上較爲自由靈活。正因如此,李瀷就延續了孟子以譬喻説理的傳統,並創造性地將譬喻運用到對 孟子 的經學闡釋之中。如李瀷對 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章的闡釋曰:尊經者,必須事事都著己親切看。讀 孟子“戰喻”,世之爲學,亦可以知戒矣。夫兩鋒厮殺,不進則退,彼進則我退,其退也雖或有遠近之殊,其機在彼之緩急,非我之所得由意也,何别於百步五十步乎?此可以喻學者義利消長之驗,義長則利消,利長則義消,未有一長而一不消也。苟義之長也,雖或有不中節者,是事事都實;苟利之長也,雖或有偶中節者,是事事都虚。以偶中之虚望實力之效,不既遠乎?古之君子固有處心行事一出於正,則阨窮終身不得施措於世者,是果非其人之罪也。其或掇拾章句,妄加標榜,而聽其言,觀其行,日靡靡乎百步五十步之間,居則曰“不吾知也”,未顯則愁歎汨其心,已顯則顛踣亡其身,然而一切怨尤之曰:“我説周公、仲尼之道,而將於世何哉?”此何異於梁王之求多於鄰國也乎!李瀷將孟子譬喻的修辭手法加以發揚,從譬喻的層面詮釋 孟子,給予 孟子 文本多維的意義空間。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譬喻梁惠王不能實4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姚永概 孟子講義,黄山書社,1 9 9 9年,頁8。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 0 1 0年,孟子卷 第2册,頁1 6 9。行仁政,李瀷則借用此譬喻作了進一步的延伸,用來闡釋爲學之道。李瀷認爲,爲學之道首先要辨明義利之分,義利關係是此消彼長,一正一邪。持守正義,雖阨窮終身,亦非其人之罪。反之,若捨棄正義而外慕名利,雖能通訓詁章句,自我標榜,但是其言行之間,大節已虧,即使日誦聖賢之言,宣稱篤好周公、孔子之道,也是如梁惠王求多於鄰國一樣荒唐,不過是另一個五十步笑百步之人而已。再如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朱熹注釋曰: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朱熹的注釋忠實於 孟子 文本,引申騰挪之處不多。李瀷則不同,他用嬰兒學步來譬喻王道政治:予於學步之兒,知熟仁之喻。其步也十顛八倒,殆不若匍匐之易行。然必艱難移足,不復肯於匍匐。既熟,則始非匍匐所能及,此王伯之别。彼苟焉俗務,不遵先王之道者,多愧於學步之兒。又如 孟子滕文公下 曰: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54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 0 1 2年,頁3 4 3。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3 4 3。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5 3。獨如宋王何?”在本章之中,孟子依然是運用譬喻的修辭方法,用楚大夫之子學齊語的例子來比喻王道政治的實現需要依靠薛居州一類的善士相於輔佐之。如果宋王身邊都是薛居州一類的善士,則宋王身邊就會形成良好的政治風氣,這種風氣會促進宋王施行仁政。反之,若宋王身邊都是非薛居州一類的奸佞之人,則宋王身邊就會形成惡劣的政治風氣,這種風氣會延緩宋王施行仁政的步伐。李瀷再次借用孟子的譬喻,闡發習俗對於仁政的重要影響,其曰:父之於子,誠莫重焉。子之蒙穉,言可入矣:傅之爲教,撻可施矣。語之齊楚,非關於利害矣;衆楚咻,非必欲亂之矣。然狃於習俗,猶不能脱出,而况臣之於君,誠或不至矣。君之尊貴,可以自用矣;善士之爲導,撻不可施矣。舍利趨義,莫訪於適己矣;諂諛之臣、功利之徒日夜媒孽之者,又不啻楚人之讙譟而已矣。苟非生質之純、不拔之勇,兼之以君子存列於疑丞輔弼之位,則不可以爲善矣。李瀷運用譬喻闡釋 孟子,不僅在 孟子 學發展史上是一個創新,放在整個經學闡釋史上,此種解經方法已不多見。以譬喻解經,是對傳統注疏之學的一個突破,避免了注疏之學的枯燥乏味,更加靈動活潑,有利於讀者對經學内藴的把握。三三 李李瀷瀷 孟孟子子疾疾書書 對對朱朱熹熹 孟孟子子集集注注 之之補補正正朱熹 孟子集注 對朝鮮半島 孟子 學發展史具有極爲强大的學術影響力,在李瀷所處的時代,任何一部 孟子 學著作,都不可能繞過朱熹而獨立存在,不管這些 孟子 學著作對 孟子集注 是讚成抑或是反對。在朱子學被奉爲廟堂儒學正宗的學術背景下,讚成頌揚 孟子集注 者自然是安全而且合理的。相反,且不説對於 孟子集注 的反對,甚至是對 孟子集注些微的補正,都會面臨來自朝廷指斥爲“斯文亂賊”的風險。以至於李瀷不6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 7 32 7 4。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1 1。得不在 孟子疾書序 中圓轉其詞,以便規避這種風險,其曰:至朱夫子 集注 出,而群言遂定,播之海外,舉同軌而一之,盛矣哉!雖然,發揮諸子,林蓁海滚,未必皆中,而永樂胡廣輩起身蔑學,去取無據,使箋釋之意或未免湮埋轉譌,則 疾書 之作,胡可已也?李瀷雖然對朱熹 孟子集注 有很多修正,但是他仍然不敢公開宣稱對朱熹的反叛,而是將批評轉移到朱子後學,尤其是永樂年間胡廣等奉命編輯的 四書大全,李瀷試圖把 孟子疾書 的撰寫目的説成是對 四書大全的補偏救弊,而不敢將矛頭直接指向朱熹,當然,四書大全 的學術質量也確實存在諸多錯訛。關於 四書大全 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 較爲公允,其曰: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爲取士之制者也後來 四書 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四書大全 是在元代學者倪士毅 四書輯釋 的基礎上抄録成書,學術原創性不足。李瀷也認爲此書可供指摘之處頗多,不過李瀷認爲 四書大全 之訛誤其實從朱熹 孟子集注 就已經開始了。李瀷 孟子疾書序 曰:士者,困在下列,故於 集注 無事乎黑白,茲所謂不自信而信可信余故曰:“今之學者,儒家之申商也。”於是唯諾之風長,考究之習熄,駸駸然底于無學,則今之學者之過也。傳曰“事師無隱”,蓋不禁其有疑難也。處下欲進,而便自謂涣然者,非愚則諛,余實恥之。是以如畫井、建正之類,妄爲一説,以補餘意,皆朱子所嘗置疑也。置疑所以開言路,言之不中,罪在言者,於 集注 又何損?九原可作,吾夫子必將哀其求進,而不誅其不中也。李瀷在 孟子疾書序 中就以舉例的方式,特别指出在畫井、建正兩個問題上與朱熹 孟子集注 之不同。以畫井爲例而論,所謂畫井,處理的是土地分配的田制問題。李瀷非常重視田制問題,認爲田制是爲政之要,而田制的考究必然涉及井田制。李瀷在 田制 中説:“政莫大於田制,田制莫74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卷四九,韓國文集叢刊 第1 9 9册,頁3 9 7。永瑢等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 9 9 7年,頁4 7 3。李瀷 星湖先生全集 卷四九,韓國文集叢刊 第1 9 9册,頁3 9 8。良於井。”李瀷 孟子疾書 對於井田制的考辨,集中見於對 孟子滕文公上 第三章的闡釋,該章是關於井田制、田賦制度最爲詳實的記載,其文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詩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關於井田制與田賦制度,李瀷對朱熹的修正之處甚多,李瀷直言“井地之法,朱子亦有未盡究竟者”。李瀷的考證結論非常繁瑣,本文僅以田賦制度論述他與朱熹之不同認識。朱熹注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税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李瀷對於朱熹這一段注釋的修正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朱熹認爲商朝才開始出現井田制,李瀷則認爲井田制在夏朝就已經出現,李瀷曰:夏少康“有田一成”云,則是夏亦有井之驗,而與朱子“殷人始爲84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 5 72 5 8。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0 2。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 5 72 5 8。井”之説不合。當代史學的研究表明,李瀷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井田制確實是出現於夏朝,如金景芳 井田制的發生和發展 所言:我們知道,夏代史料留傳於後世的非常之少。在這樣少的史料中居然有好幾條談到與井田有關的問題,是難得的,應當引起我們重視,而不應輕率地予以否定。第二,朱熹認爲周代徹法是兼用夏朝貢法與商朝助法,兩種税法根據地域與納税人身份而不同,即“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李瀷則持與之相反的觀點:徹者,通也,均也。通力而作,故曰通;計畝而分,故曰均。以稼穡之事言之,則有通均之義。而至於公家賦歛,則與通均之義不相干涉。若然,則徹乃民間穡稼之事,而非公家賦歛之名也,與貢、助字義又不同。有若曰:“盍徹乎?”哀公曰:“二,猶不足,如之何徹也?”徹若只是民間稼穡之名,則加賦减賦何與於徹字之義?而問答只但曰徹,何也?使民合作均收,而獨不可逐畝税二乎?以此推之,徹之非稼穡之名可知。集注 又以通用貢、助之法爲徹,與前解不同。然則助不是别法,特徹中一事。孟子 既論徹法,則已包助在中,而又舉 詩 而證之,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沿辭究旨,徹非合二代之制而得名可知也。蓋夏則貢,而殷則助,周人雖兼行二者,而徹之義未必在此;雖合作均收,而徹之義亦未必在此也。徹者,乃國與九夫通均云爾。九夫各出十畝,則國之入爲九十畝,九夫亦各收九十畝,是乃所以得通均之名。而多桀寡貉,皆不成徹。故與有若問答之意、一井九夫之説一串貫來,若夏若殷,又皆下徹字不得也。94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0 3。金景芳 井田制的發生和發展,歷史研究1 9 6 5年第4期。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0 3。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0 4。李瀷認爲徹是通力合作之意,所謂徹法,是指一個農夫從所受百畝私田之中拿出十畝的收成上交國家,剩餘的九十畝是個人財産,則同井的九家各出十畝,那麽一井之中,國家税收就是九十畝,一井的土地總數是九百畝,農夫承擔的税收任務還是十分之一,符合孟子對於税收份額的記載。但是李瀷對於井田制的論述與孟子所言完全不相符合,孟子明白言之是八家同井,每家各有私田百畝,中間百畝爲公田,而李瀷卻説是九夫(家),一井九百畝皆爲私田,九家通力合作,秋季各家將十畝收成上交國家,這是李瀷理解的井田制和徹法。李瀷的這個解釋,缺少經典依據,很難取信。比較而言,朱熹的觀點更爲合理,也爲當代學術研究所證明,如金景芳説:“我認爲徹是兼用貢助兩種辦法,于國中用貢,於野用助。孟子所説的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實際就是周的徹法。”第三,井田制中的廬舍問題,朱熹認爲周代井田中央的一百畝公田中包含二十畝廬舍,剩餘的八十畝公田,八家各自分擔十畝的耕作任務作爲税收,周代井田征收比例是十一分取一。李瀷則認爲廬舍不在井田之中,他説:若夫廬舍之制,古無明文,但以一井九夫之説推之,則似不在各井之中,其必别受以居也。朱子 井田類説 曰:“(平朝)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何休曰,父老及里正,朝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也。若八家同在各井之中,則人居之相距各一里之遠也。彼閭胥、里正非八家中人,則何能朝夕奔走於各井之塾?其所謂“田中有廬”,不過力作時所舍,非畝别受之廛也。李瀷認爲廬舍不在各家井田之中,所謂田中之廬,乃是農夫勞作之時臨時搭建的休息之所,並非農夫日常居所,李瀷的這個觀點符合上古時期農村聚集而居的歷史史實,比朱熹的設想更爲合理。李瀷對朱熹 孟子集注 的補正還有很多,如 孟子梁惠王上 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05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金景芳 井田制的發生和發展,歷史研究1 9 6 5年第4期。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2 0 4。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 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在這一章論述了在臺池鳥獸等物質享受方面,君王應該與民同樂,而不是獨享其樂,置百姓困苦於不顧。孟子徵引了 詩經大雅靈臺 文本論述此問題,對於“不日成之”,朱熹注曰:“不日,不終日也。”朱熹的這個注釋顯然與常識不符,朱熹忽略了 詩經“不日成之”乃是誇張之言,並非事實如此,依常識而言,如此高臺,即使百姓擁戴,心悦誠服投入建築之中,也不能不終日即可建成。李瀷發現了這個問題,儘管没有明言,但是不難看出是對朱熹的批評,李瀷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非但著文王得民心之效,亦可觀文王不侈於遊觀、興作之功也。若如後王九層雕鏤之爲,則雖盡天下力,竭心而爲之,豈有倏然神靈之稱哉?李瀷還進一步發揮了這一章藴含的仁民愛物思想,這個内容是朱熹 孟子集注 注釋本章時没有注意到的,李瀷曰:聖人仁民愛物,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恥之。故聖人以物物皆樂爲樂。“庶民子來”,則億兆樂也;“麀鹿濯濯”,則走獸樂也;“白鳥鶴鶴”,則飛禽樂也;“於牣魚躍”,則魚鼈樂也。然後聖人樂之,非樂耳目之娱也,樂萬物之并遂而皆得其所也。李瀷著力闡發孟子仁民愛物的宇宙倫理,認爲道德主體的聖人或者聖王,應該用理性生命控制耳目之娱的感官享受,不能因爲感官享受而禁錮道德心靈,而是應該把道德心靈的悱惻之感推廣開來。推廣到百姓身上是15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 0 2。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1 6 8。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1 6 8。爲仁民,則民得其所;推廣到飛禽走獸身上,則飛禽走獸皆得其所。在李瀷看來,宇宙萬物都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各自隔離的生物性存在,將宇宙萬物連接起來的媒介就是人類獨有的道德心靈,作爲聖人與聖王,因爲其德行與地位的隆盛,更應該擔負起與民同樂、與萬物同樂的宇宙倫理責任。四四 李李瀷瀷 孟孟子子疾疾書書 中中的的實實學學傾傾向向與與民民本本思思想想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對於明朝滅亡有切膚之痛,開始反思性理學尤其是陽明學的弊端,認爲性理之學空談心性,迂腐空疏,經世致用的價值甚微。實學思潮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代表學者是顔元、李塨。此派學術特點,梁啟超 清代學術概論 歸納之曰:“質而言之,爲做事故求學問,做事即是學問,舍做事外别無學問,此元之根本主義也。以實學代虚學,以動學代静學,以活學代死學,與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清代中期,乾嘉漢學興起之後,考據學成爲當時的主要學術風潮,顔元、李塨的實學思潮罕有傳承,慢慢就衰歇下來。與中國不同,實學思潮在朝鮮半島持續了三個多世紀,湧現出一大批實學思想家,是影響深遠的重要學術流派。正如李甦平所言:“在韓國儒學史上,自1 6世紀末葉至1 9世紀中葉是實學思潮産生、發展、成熟的時期。這就是説,朝鮮五百年的發展史中有三百年時間是韓國實學的發展期。”朝鮮半島實學思潮的興起既有現實政治的刺激,也有性理學内部的修正。現實政治的刺激是壬辰倭亂(1 5 9 21 5 9 3)與丙子胡亂(1 6 3 61 6 3 7),倭寇與清軍的兩次入侵,幾乎導致朝鮮王朝滅亡,隨之而來的民生凋敝、經濟衰退、黨争加劇等現實政治困境,迫使學者反思官方正統性理學的弊端,重新開掘儒家思想中經世致用精神,以實學代替虚學,以期解決朝鮮王朝瀕於滅亡的危局。李瀷是朝鮮時代著名的實學思想家,强調窮經致用,即“窮經將以致用也。説經而不措於天下萬事,是不能讀耳”。“窮經者,必能推究本旨到底25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梁啟超 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8年,頁2 2。李甦平 韓國儒學史,人民出版社,2 0 0 9年,頁1 9。旁證,爲修己安人之基”。另外,李瀷在政治哲學方面也有很多新穎的見解,這些見解與孟子的民本思想有深層次的關聯,如葛榮晋 韓國實學思想史 所言:“李瀷的社會改革論的思想基礎是儒家的民本論。他把仁德政治這一基本思想貫穿於他的社會改革理論的各方面。”具體到孟子闡釋而言,李瀷將個人的實學思想傾注於 孟子疾書 之中,並著力闡發孟子民本思想的現實價值。其一,民貴君輕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客觀地講,如果從政治地位的尊卑而言,深居九重、位高權重的君主自然是尊貴無比,孟子卻跳出此種以權勢論貴賤的習見模式,提出民貴君輕的重要思想。孟子盡心下 曰: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李瀷對君民關係又作了新的理論闡發,他認爲理想的君民關係如同父子關係,君主如父,臣民如子,君民之間要互相以對方之心爲心,兩相報惠,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君主要親近百姓,以仁愛之心施行仁政,李瀷曰:君至尊也,民至卑也,兩皆賴食而生。食出於民,貢爲君食,以其有餘,分獻之上,則謂之貢。吾且飢餒,而上反强取,謂之奪,奪非民之所願也。以億兆所生之物取養一人,果何不足而必事劫奪而食之?此人主未必皆本心。其在至尊至卑之際,苟不密察而深求,則其勢有不能及。然則惟近民爲要也。近之奈何?以時遊豫,方便引接,和顔以導之,因事以訪之,若朋友之懽恰,父子之親比,而後方使下情得以上通,而疾苦可得也。其二,孟子對於百姓基本生活欲求滿足的理想藍圖設計見之於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35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李瀷 星湖先生僿説經史門,慶熙出版社,1 9 6 7年。葛榮晋主編 韓國實學思想史,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 0 0 2年,頁2 1 1。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3 7 5。李瀷 星湖先生僿説 卷一七。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論述涉及到諸多門類,“五畝之宅”是土地分配問題,“樹之以桑”是農林經濟問題,“鷄豚狗彘之畜”是畜牧經濟問題,“衣帛食肉”是養老問題。孟子認爲只有通過相應的經濟手段解決好百姓的基本生活問題之後,教育才有穩固的基礎,這有點類似於孔子主張的“富而後教”。富足雖然不是王道政治的終極目標,但是王道政治的實現必須以富足爲基礎。李瀷對於本章的闡釋,也是對孟子這一思想的延伸,其曰:孟子以王政勸齊、梁之君,莫不以制田宅、樹桑、畜養爲本。一則曰“可以”,二則曰“可以”,“可以”豈非僅足之意乎?“莅中國,撫四夷”,其事極大,而制田宅、樹桑、畜養,則其本不過平平不難底道也。五十者才衣帛,七十者才食肉,八口之家才不飢寒,則王道之始也。及其論功效,則曰“是心足以王”,“推恩足以保四海”,“足以”者,豈非綽有餘之意乎?蓋謂爲之不難,而效之然必如此也。由王之欲,則其難如“緣木求魚”,而“後必有災”;由此之道,則其易如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顧王何憚而不爲也?蓋所以深勸之之辭。其三,孟子論述了恒心與恒産之間的關係,孟子梁惠王上 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恒産,是恒常不變的産業,即百姓足以維持正常生活欲求的物質財富。恒心,是恒常不變的道德意識,即百姓人性之善在人類社會中的自然流露。孟子認爲,百姓道德意識的提升依賴於物質欲求的滿足,在百姓最基本的物質欲求尚未得到滿足之時,反而以過高的道德準則要求百姓,百姓爲了生存就容易違反法律,違法之後,爲政者把百姓抓捕起來處罰,就是“罔民”之舉,這無異於是設置下網羅陷阱對待百姓。45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五輯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 1 2。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1 7 7。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 1 1。李瀷清醒地認識到財富對於國計民生的重要性,他認爲民之根本在於財富,民無財則敗,民敗則國破,李瀷曰:國賴於民,民靠於財,財竭則民敗,民敗則國破,非難喻也。民生之命懸於財貨,財貨生於民。上流則末盈而本虚,故民先死而國隨之也。基於以上認識,李瀷對於義利之辨就有新的闡釋,如對 孟子梁惠王上“何必曰利”章釋之如下: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後義而先利,則流以爲欲,而無復義之和矣。故“夫子罕言利”,而未嘗不言利。利者,天地間元有此道,君子雖急於喻人,豈宜絶然斷絶而廢當理之言乎?其或矯枉之過,語涉偏重,則人未必悦繹而從之矣。殆朱子所謂“使世人並與正理而疑之”也。今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者,亦“夫子罕言”之意也。如將截然斷絶,則當云“不可曰利,只有仁義而已”可矣。今乃不曰“不可”,而曰“何必”,不曰“只有”,而曰“亦有”,其旨可見。如烏喙,食則必殺人,謂不可食則可,謂之何必食,可乎?又如天,至大之物,論至大而謂之只有天則可,謂之亦有天,可乎?李瀷認爲利是天地間本有之道,有其存在的必然合理性,百姓日用須臾之間都不可離開利。李瀷通過分析“何必”與“不可”兩個詞語的表述涵義之微妙差異,證明孟子高揚道德理想主義,也並非嶄然拒斥利。義利之辨是 孟子 學史上討論非常多的問題,但凡是社會凋敝、民生艱難之時,學者都會本著務實的態度,反對空疏迂闊地高談道德,而承認利的合理性與迫切性。(作者單位: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55朝鮮儒者李瀷 孟子疾書 謭論李瀷 星湖先生僿説 卷一一 人事門。李瀷 星湖先生僿説 卷一七 人事門。李瀷 孟子疾書,張立文、王國軒總編纂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 第2册,頁1 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