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实证研究——以温州若干乡村城镇化新型社区为范例.pdf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第23卷第4期2023年12月Vol.23 No.4Dec.2023收稿日期：2023-07-08基金项目：2020年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温州传统村落向新型农村社区转型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20wsk219）作者简介：康 达（1982），男，汉族，河北唐山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区域经济。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实证研究以温州若干乡村城镇化新型社区为范例康 达，邱旭光，张哲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摘 要：城中村的改造，使乡村直接城市化，村落生活模式进入社区生活模式。生活环境转换引起了文化适应、心理适应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由传统村落向现代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变革的需要。通过考察温州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现状，采用了TOPSIS（优劣解距离法）等方法对7个社区在婚姻观念的变化等11个影响因素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社区间文化心理认同内在关联与特征，为探索有效的乡村文化治理策略提供支撑。关键词：农村社区；乡村文化治理；影响因素；综合评价模型中图分类号：B845.61；G12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105（2023）04-0073-06An Empirical Study on Cultural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Villagers inNew Rural Communities after“Inhabitation”-Taking Some newRural Urbanization Communities in Wenzhou as an ExampleKANG Da,QIU Xuguang,ZHANG Zhefeng(Zhejiang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Wenzhou 325003,China)Abstract: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illages,the countryside is directly urbanized,and the village life mode enters thecommunity life mode.The change of living environment causes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s the need of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modern new rural communities.Byinvestigating the status quo of cultural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fter“inhabitation”of villagers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in Wenzhou,TOPSIS and other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11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ing changes inmarriage concepts in 7 communities,and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mongcommunities were summariz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exploring effectiv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strategies.Keywords:rural community;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influencing factors;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乡村社区（或称农村社区）治理，是一个新兴的概念。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度发展，乡村社区已经从“村”这个实体概念中独立出来，包括各类移民社区、小城镇周边农村社区、城中村改造后城市化的社区，这些由村落演化发展起来的社区，其形态是由生活构成的类城市化的“社区”，而其中生活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农民。城镇化是改造乡村的一种手段，使乡村急遽地直接地城市化，并由村落生活模式进入城市型社区生活模式，但村民的心未必城镇化、都市化、现代化1。生活环境转换引起文化适应、心理适应等问题。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由原区域农村居民经城镇化建设等聚集而来。他们的生活在表象上是生活在社区的居民，而其生活习惯、传统习俗、文化心理特征等，依旧保持着原农Doi:10.3969/j.issn.1672-0105.2023.04.015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12月村的基本特点。要使这些新型的居民，在文化认同上城镇居民化，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转化、适应和习惯的过程。通过对温州若干乡村城镇化新型社区的实证调查，探索城镇化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和谐社会和文明乡村社区的形成，为打造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创建省级“善治村”，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经验借鉴。一、乡村社区文化治理问题研究梳理乡村文化治理主要研究文献涉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乡村文化治理嬗变、乡村文化传承与再造、农村社区文化治理、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农村文化治理功能和机制，以及相关的农村行政权力治理、农村社会管理、乡村文化空间治理等，同时多个文献都涉及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境和乡村文化治理路径、措施。如陈野2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分析了浙江乡村文化治理的成效，指出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已经产生一定功能，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深层次的研究。浙江区域相关乡村文化治理研究的文献，多涉及文化大礼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这也是浙江乡村文化领先全国的方面。张金凤、李勇华3以三种治理形态展示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方式和演进历程。刘彦武4运用嵌入性理论，从中观层面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的变迁和乡村文化与先进文化、城市文化的复杂关系。其他文献如“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地区乡村文化治理路径探析揭示了西北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服务供给落后，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5，又如文献6-8等从不同视角对不同区域的文化治理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涉及乡村文化治理的方方面面，但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社区治理研究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但乡村社区文化治理研究却被忽视。如文献9-12显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必须努力探索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温州在社会治理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社区治理的研究较为深入，如文献13-15等从不同侧面对温州市新型农村社区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包括：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理论、温州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践、建设成效及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政策建议。涉及文化的有两篇：城镇化语境下以民间信仰为依托的温州农村社区文化存续以鹿城区南塘三村为例16、温州市洞头区农村新社区文化建设研究17。前一篇基于民俗文化研究，尝试寻找以民间信仰为依托保持文化存续和乡土认同的规律；后一篇研究了洞头区农村新社区文化建设具体做法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费孝通认为只有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乡村的文化才能发生变化；梁漱溟最重视的是“农民精神的重建”1，社区化已经为村民的精神重建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治理有利于促进乡村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二、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调查设计（一）研究问题提出温州作为沿海先发地区，不仅在经济上示范全国，而且在社会治理、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示范全国。提取温州市在乡村文化治理方面的典型经验，并使之理论化、典范化，为温州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提供理论和治理经验借鉴。对温州传统村落与“村改社区”的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实证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状态、“村改社区”后村民的生活适应、文化适应，调查其前后的生活、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主要考察现代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对乡村城镇化后新型社区在文化生活习惯方面的影响程度，考察传统文化遗存的保留、生活观念的变化、对待现代文化的态度和开放性等。考察温州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总结其规律与特征，提取典型案例与做法，探索有效的文化治理策略和方法，为促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和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提供典型经验和理论借鉴。（二）研究对象确定以温州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为研究目标，对温州传统村落向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后的村民文化心理状态进行实证调查，提取温州市在乡村文化治理方面的典型经验。调查区域涉及鹿城区山福镇西坑村，永嘉县雅林村和千石村，龙湾区瑶溪街道浃底村、雄心村、永胜村和南洋社区，瓯海区南白象街道南湖社区等。对这些新型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调查，主要涉及温74第23卷 第4期州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对婚姻观念的变化、新型社区的适应、文化活动的融入等方面，用于了解温州传统村落向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后，新型农村社区村民文化心理变化的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对策建议。（三）数据采集方法采用问卷填写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社区机构内的工作人员配合下，当地村民基本上愿意接受调查，并能如实填写问卷。新型农村社区的村民文化心理认同相关问卷，共涉及主要调查内容11个方面，在7个社区进行调研。调查结果采用量表进行测量，与理想结果相对比，设置五级，分别是：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比较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以此来测度新型农村社区村民文化心理认同程度。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对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赋分与处理，如表1所示。三、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分析方法与过程（一）计算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对婚姻观念的变化等11个指标设置权重，由于都是正指标，故采用以下方法对每一项指标求权重：xij=xij-minx1j,.,xnjmaxx1j,.,xnj-minx1j,.,xnj（1）求出指标权重：wj=xjj=1mxj,j=1,.,m（2）最后得到11个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二）设计评分矩阵采用TOPSIS（优劣解距离法）对7个社区在11个影响因素指标的综合评价，通过检测社区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来进行排序，若评价对象最靠近最优解同时又最远离最劣解，则为最好，否则不为最优。1.得到加权后的规范化矩阵Z。zij是7个社区的各项评分分别与对应权重相乘。zij=pj*xij(i=1,2,3,.,7;j=1,2,3,.,11)（3）2.得到正、负理想解。正理想解指各指标都达到样本中最好的值，负理想解指各指标都为样本中最差的值。z+=maxz11,z21,.zn1,maxz12,z22,.zn2,.maxz1n,z2n,.znnz-=minz11,z21,.zn1,minz12,z22,.zn2,.minz1n,z2n,.znn3.分别计算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距离D+或负理想解距离D-。（与最大/小值的欧氏距离）d+i=j=1m(z+j-zij)2（4）d-i=j=1m(z-j-zij)2（5）4.计算7个社区的各项综合得分Ci=d-id+i+d-i（6）求和得出7个社区最终综合得分C值，并且对7个社区进行排名。从表3排名结果可以看出社区3、7、2的综合评分在7个社区里排名靠前。表1 社区村民文化心理认同影响因素指标量化表指标X1X2X3X4X5X6X7X8X9X10X11社区16.08.37.07.38.07.09.38.06.85.66.0社区28.09.04.58.08.07.09.08.06.34.46.4社区38.910.07.18.08.08.99.47.67.14.06.8社区46.010.07.37.38.05.79.38.05.73.05.8社区56.77.05.98.07.87.88.88.24.93.76.8社区68.77.35.78.08.08.08.77.34.03.06.4社区78.010.06.09.08.08.08.08.04.54.66.0注释：X1婚姻观念的变化；X2新型社区的适应；X3文化活动的融入；X4参加活动的程度；X5社会关系的维系；X6传统风俗的态度；X7家庭观念的转变；X8家族血缘的传承；X9经济需求的渠道；X10休闲娱乐的方式；X11家庭求助的选择。表2 村民文化心理认同影响因素指标权重表指标X1X2X3X4X5X6X7X8X9X10X11影响因素婚姻观念的变化新型社区的适应文化活动的融入参加活动的程度社会关系的维系传统风俗的态度家庭观念的转变家族血缘的传承经济需求的渠道休闲娱乐的方式家庭求助的选择权重/%13.3949.5636.66813.5434.8816.3986.0096.5499.50213.7229.771康 达，邱旭光，张哲峰：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实证研究75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12月（三）综合评价检验通过表4检验可以了解7个社区评价结果的合理性，采用秩和比综合评价法进行检验，它能显示出11个指标的综合评价水平，R2值越大，表明该综合评价越优。从F检验的结果分析可以得到，显著性P值为0.000，水平呈现显著性，拒绝了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同时拟合优度R2为0.968，表明综合评价结果可信度高，计算结果满足分析要求。对于变量共线性表现，VIF全部小于10，因此也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四）社区差异分析综合评价不能体现出社区间的个性特点，需要分析社区内在影响因素的差异，这样可以因社区而异，推行改善社区的举措。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社区在11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先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确定社区大致分类，挖掘出社区间的个性与共性，如图1所示。从图1看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由社区2、5、6、7组成，第二类由社区3组成，第三类由社区1、4组成。社区初步划分出适当的类别后，画出每个类别所有社区的雷达图，如图24所示，观察其共性和个性，评价影响因素体现出来的相对优缺点：如果7个社区在11项影响因素指标上的010比率值接近或低于标准水平，则表明该方面要引起关注，认真分析形成的原因，及时提出改进策略；如果比率值超过了标准水平的，则表明社区在此指标中存在优势，可提炼做法予以巩固和发扬。第一类雷达图的形状酷似“葫芦”，从指标总体分布上看，4个社区在参加活动的程度、社会关系的维系、传统风俗的态度、家庭观念的转变及家族血缘的传承方面的比率值较高，处于良好状态；在经济需求的渠道、休闲娱乐的方式、文化活动的融入和家庭求助的选择方面比率值较低；4个社区的社会关系的维系的比率值差异最小，新型社区的适应的比率值差异较大，仍需要关注。从指标分项上看，发现社区 7 在新型社区的适应上比率值最高，而社区5和社区6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社区2在经济需求的渠道上明显优于其他社区，而文化活动的融入的比率值仅为 4，相较其他社区又出于劣势；社区5在婚姻观念的变化上比率值相比同类较低，也要引起关注。图1 社区聚类图图2 第一类社区雷达图表3 社区村民文化心理认同综合排名情况表社区综合得分排名社区10.494 44社区20.547 53社区30.650 61社区40.367 17社区50.439 75社区60.411 56社区70.606 62表4 社区村民文化心理认同综合评价F检验表F检验常数Probit非标准化系数B-0.0650.126标准误0.0550.01标准化系数Beta-0.984t-1.19412.346P0.2860.000VIF-1R20.968调整R20.96276第23卷 第4期第二类社区只有社区3，它也是综合评价排名中最高的一个社区，它的雷达图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是此社区在休闲娱乐的方式上以及家庭求助的选择上的比率值较低产生的“缺口”，应重点关注这两方面的形成原因。在其他各方面，新型社区的适应方面相对突出；文化活动的融入方面在各社区中比率值处于较高水平，但在本社区其他影响因素里比率值偏低；婚姻观念的变化、传统风俗的态度、家庭观念的转变及经济需求的渠道这四个方面的比率值均高于其他社区；参加活动的程度、社会关系的维护和家族血缘的传承的比率值处于较高水平。第三类图形类似斜着的“鹅蛋”，此类共有2个社区，该类社区在新型社区的适应性以及家庭观念的转变上相比于其他方面较好，社区4在新型社区的适应上的比率值达到了最高。两个社区在婚姻观念的变化和参加活动的程度方面的比率值均偏低，在各社区中的比率值最低，需得到关注；在文化活动的融入上，社区4比率值相对其他社区最高，社区1良好，比率值也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社会关系的维系、家庭观念的转变、家族血缘的传承和经济需求的渠道方面两个社区的比率值极为接近，且处于较高值；在家庭求助的选择上，两个社区的比率值虽极为接近，但处于较低值；在传统风俗的态度及参加活动的程度方面，社区1比率值处在中间水平，社区4比率值为各社区最低；在休闲娱乐的方式方面上，两个社区差异最大，社区1比率值为各社区最高，社区4处在中上水平。四、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结果分析与启示（一）“居民化”后社区间村民心理认同存在较为显著差异农村村民迁入集中居住的城镇，成为社区居民以后，由于生活环境、设施采用现代新型城镇规划理念设计，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其生活适应性和文化心理状态发生较大的改变，但也保留了农村原有的生活习性。从图24的影响指标所处的位置可以看出，“经济需求的渠道、休闲娱乐的方式、婚姻观念的变化、新型社区的适应、传统风俗的态度以及文化活动的融入”存在较大差异，这与村民原居住地的地理位置距离新型城镇的远近有关；“家族血缘的传承、家庭观念的转变、社会关系的维系”的影响指标均落在高比率值，“家庭观念的转变”的平均水平最高，说明村民“居民化”后总体适应良好，心理认同度高，家庭观念的转变程度最为理想。但“参加活动的程度、家庭求助的选择”影响指标处在低比率值，表明新居民尚未适应城镇的活动方式，短时间很难适应或明显改变，有待进一步磨合。此外，“休闲娱乐的方式和文化活动的融入”也反馈出他们与城镇居民存在较为显著差异。（二）“居民化”后的村民传统观念有明显的保留与弱化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化”后的村民不能因搬迁进入新的生活环境而快速发生变化，虽有所坚持，但很多指标反馈出他们正逐渐被“同化”或弱化，诸如婚姻观念、家庭观念、血缘的传统和经济信贷关系等。例如，传统的婚姻家庭意识仍然占主体地位，以入赘维持男性家族传承的观念不再具有坚强性，这种变化或因社会现实的演变而被迫放图4 第三类社区雷达图图3 第二类社区雷达图康 达，邱旭光，张哲峰：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实证研究77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12月弃。在亲情关系的处理方面，仍然是习惯于在家庭的私有空间中进行，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经济压力和传统节约的习惯，短时间还没有多少改变。传统的亲戚、邻居相互帮扶的美德或“机制”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寻求公共服务或者商业服务，也已有一定空间。家庭财产的继承最能体现家庭观念的变迁或者保持，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最为鲜明和坚定。遇到困难需要借贷，向谁寻求帮助，债务关系能较好地衡量人际关系、人情的冷暖，然而传统亲戚帮扶占比已不高，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功能得到了凸显和肯定。（三）“居民化”后的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方式呈现多样化文化活动的参与状况、业余活动空间与生活方式、社会人情关系等，能够较为贴切地反映实际环境影响。乡村生活环境变为社区生活环境后，现代社会强劲的、巨大的人为环境改造、制约和影响，能够较为快速地改变村民的一些心理习惯、行为生活习惯或生活态度。从调查结果分析来看，居民对新社区生活较为适应，这与生活的舒适性、社区生活资料的便利性等因素有关，也有一些老年村民表示不习惯，这符合原来农村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滞后，物质生活易于瞬间改变，而文化素养、文化生活的养成却非易事。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到位，对社区居民业余生活影响很大，广场舞、交际舞、篮球、健步走等体育项目出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但也有社区村民反馈新社区居民间交往不多，出现“串门”的不便利，但也有人反馈，这与个人生活习惯有关，可以选择在社区公共空间如棋牌室继续进行娱乐活动，增进邻里关系。这恰恰反馈出村民进入社区生活后，其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化。参考文献：1 邱旭光，麻小珍，周元雄.乡村文化深层治理探索J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2）：75-792 陈野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J 观察与思考，2017（04）：85-923 张金凤，李勇华 从规则治理、文化治理走向价值治理J 东南学术，2018（01）：82-894 刘彦武 从嵌入到耦合：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嬗变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2017（10）：5-135黄荆晶，邓淑红，郭萌“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地区乡村文化治理路径探析J 现代农业，2017（07）：93-956陈楚洁，袁梦倩 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1（03）：87-967韩勇 文化治理模式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研析基于广西的实证研究J 行政与法，2013（05）：39-438龚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协同治理探析基于广西贺州的思考J 行政与法，2019（02）：84-949刘伟，笪丽芳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J 上海城市管理，2020，29（02）：17-2010张倩倩 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近郊区乡村未来社区构建探索J 城乡建设，2020（06）：58-6211李斌，黄改 秩序与宣泄：乡村社区治理中的互动逻辑J 理论学刊，2019（05）：130-14012张小军，雷李洪 乡村社区自主发展的中国经验走向共同体的乡村自治J 江苏社会科学，2018（03）：99-10713曾理，邱舒婷，谢琳娜，等 未来社区视角下温州健康社区构建分析J 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2019（12）：23-2514郑怀志 温州市鹿城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D 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715林胜洁 温州市瓯海区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现状及策略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416 潘阳力 城镇化语境下以民间信仰为依托的温州农村社区文化存续D 温州：温州大学，201417 沈莎丽 温州市洞头区农村新社区文化建设研究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5（责任编辑：麻小珍）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