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漏泽园墓志砖看北宋陕州社会.pdf

70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开始下诏在各地设立漏泽园，用以收埋寺观寄留的无主槥椟、野外暴露的遗骸和死亡的贫乏军民1。漏泽园的名称来源于汉书吾丘寿王传 的“德泽上昭，天下漏泉”，其实质是宋代朝廷用于安葬无主或者因贫困而无法安葬之人的义冢。它与安济坊、居养院都是宋代重要的官方慈善救助机构。漏泽园在宋代不但是义冢，还作为一种制度在国家范围得到了推广，有着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和管理制度。一、漏泽园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社会环境漏泽园制度虽然形成于宋代，但它与中国古代官方助葬行为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掩埋无主死尸行为的记载，如礼记月令 中的“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周礼 也记载了曾经名为“蜡氏”的官职，专门负责掩埋死于道路上的流民，并且将这些人的标识之物保存方便亲属认领。西汉时期政府会将无力安葬的灾民以棺木安葬，已安葬者给钱助葬。东汉时，政府还对因贫困而无力安葬的百姓给钱助葬，对没有亲属的人员，政府还会选择空地安葬，后汉书 还有关于官府设置义冢，并对死者记录姓名，设祠祭奠的记录，但此时这种活动多为政府的临时性政令。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影响，官方的助葬活动主要由地方官员来完成，而民间宗族和宗教性团体才是助葬活动的主体。隋唐时期，史料上也有不少官方收葬阵亡士兵的记载。可以说，宋代以前这些官方的助葬活动虽未形成制度，但对漏泽园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漏泽园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宋朝采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从而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这使得许多农民破产后进入城市，客观上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宋代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都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宋时期，汴京因商业的发展呈现一片繁华景象。除此之外，两宋时期发达的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为漏泽园的推行提供了物质条件。根据张新宇先生的研究，漏泽园制度的形成还与北宋时期熙丰变法中“青苗法”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北宋初期，漏泽园和安济坊、居养院的经费主要是左藏库钱。崇宁年间以后，王安石的青苗法推行而获得的“常平息钱”与常平仓等仓储内所存储的钱米成为漏泽园的主要经费来源。宋代的特殊兵制是漏泽园制度推行的另一重要原因。宋朝建立后，为巩固对地方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募兵制度，不断扩充军队。据统计，宋神宗初年，仅厢军的数量已经由太祖时期的18.5万增至50多万，后经裁撤，仍有227 627人2。这些士兵在日常生活中不但要直面战争，还要面对劳役、疾病带来的贫困和死亡的威胁。宋代实行的募兵制度使得军人地位低下，他们的衣食住行、疾病救治，甚至死后安葬都需依赖政府。在战争不断和徭役繁重的宋代，必然有大量人口死亡，掩埋这些尸体成为漏泽园制度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北宋陕州漏泽园墓志砖概况三门峡市发现的北宋陕州漏泽园是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出土墓志最多的漏泽园遗址。这个墓郭 婷（三门峡市博物馆，河南 三门峡 472000）从漏泽园墓志砖看北宋陕州社会摘要：漏泽园是宋代重要的慈善救济机构，更是作为一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它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北宋陕州漏泽园墓地出土的墓志砖为考察北宋时期漏泽园制度以及陕州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关键词：漏泽园；北宋；墓志砖；陕州博古新知Ancient&Modern Knowledge 71地“自崇宁四年启用至墓地最后停用，使用年限至少在十九年以上”。在已发掘的849座墓葬中，出土砖墓志的有238座，通过砖墓志能够断定墓主人身份的有175座3。陕州漏泽园共出土砖墓志372块（含归入的采集品），能分辨志文的有275块，共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大方砖175块、大长方砖46块、长条砖41块、小方砖23块、小长方砖12块。其中，大方砖和大长方砖数量最多，但大方砖和长条砖的使用时间最长。墓志砖多为青灰色，少数因烧制时的火候不够而呈红褐色。志文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阴刻，少数大方砖还遗留有墨迹。志文一般为2545个字，最多的为62个字，最少的为17个字。志文主要内容为亡者姓名、身份、年龄，死亡地点和埋葬时间，有些还有送尸机构或送尸人。此外，志文还记录了墓地管理机构对墓穴的编号。根据张新宇的研究，铭砖的编号共分4种不同的形式，（1）在千字文 序字之后直接加“字号”两个字；（2）在 千字文 序字之前加干支，之后再加“字号”；（3）在 千字文序字前加干支；（4）在干支后加数字再加“字号”（图1）。从砖铭内容可以看出，陕州漏泽园内收葬的主要为军士和安济坊、贫子院等慈善机构的百姓。其中军士111人，约占总数的47%，陕州本府军士53人，外来军士58人；入葬漏泽园的陕州百姓46人，主要来自陕州安济坊、贫子院、仁先院等国家慈善机构和城厢百姓，还有少量来自陕州下辖州县百姓，外来州军百姓15人，以女性和鳏寡孤独为主。三、漏泽园墓志砖所反映的北宋陕州社会漏泽园墓志砖是对收葬人士基本信息的记录，从这些信息中我们还能看到宋代陕州社会的许多方面。出土砖墓志记载，陕州城有左厢、右厢、城东厢、城南厢、永定厢等。以此可以看出，厢是北宋陕州城的基层辖区，这一点与东京开封城的行政区划相同。同时，根据学者的统计，当时全国商税在1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126处，河南省不包括当时东京在内的有13座，陕州城的商税仅次于洛阳，达到36 998贯4。从中可以看出，陕州此时仍然是关中通往东京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市。墓志砖中还记载有“永定涧”，因城南的青龙涧河是城郊唯一的河流，从而可以得出永定厢应在陕州城南，因青龙涧流经永定厢，又称“永定涧”。陕州城因北面紧临黄河，应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城市。所以，左厢应在城的东部，右厢在城的西部。漏泽园砖墓志中还发现有不少有关“社”的记载：如“上南保罐竹社”“赵上保后土社”“七里社”“横渠社”“磁钟社”等，可以知道“社”是“保”以下乡村最基层的组织。虽然史料和砖墓志中并未记载每一社的具体户数，但砖墓志中记载的磁钟、横渠、罐竹等社名，都是三门峡地区今天的自然图 1 陕州漏泽园墓志砖编号分类72郭婷，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文博馆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博物馆陈展与藏品。作者简介参考文献1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 M.北京：中华书局，1957.2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北宋陕州漏泽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4郭正忠.两宋城乡货币经济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5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村名，依此可以推测，“社”应该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陕州漏泽园砖墓志记载的军人中，有17人为递铺兵。递铺是宋代的驿站系统，但宋代的递铺普遍使用兵士，这些兵士被称为“铺兵”“递兵”“铺卒”，是宋代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5。墓志记载中的递铺驿站共有5处12个人，分别为南新店、陕州东门、磁钟、新安县牛张和崛山；急脚铺的站点2处2个人，分别为陕州附近横渠和湖城县正拜；马铺的站点2处2个人，为横渠和永安县南门。马铺和急脚铺的驿站因数量较少，且每站之间的距离较远，不可能是相邻的站点，站点之间的实际距离不详。但陕州附近的横渠既是马铺的站点，又是急脚的站点，而南新店、陕州东门和磁钟则是相邻的递铺，新安县的牛张和崛山也都相邻。据此可以大致推测出宋代相邻驿站之间的距离约为10公里。陕州在宋代以前一直是崤函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在唐代时有“两京锁钥”之称。到了北宋时期，崤函古道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由关中通向东京开封最便捷的通道。我们沿漏泽园墓志记载的通信驿站，如陕州东门、磁钟等地名，可以看出北宋时崤函古道已经以北路为主要通道。陕州漏泽园出土的175座记载死者身份的墓葬中，有120座是军人，占死者人数的65以上。这些军人又分为两类，一部分为禁军，主要是出戍陕州，陕州地处我国黄土高原东部，地跨黄河南北，是由中原通往西北的咽喉，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同时此时陕州也是重要的经济城市，国家在这里设置禁军，也十分合理。在漏泽园墓志砖记载的军人中，数量最多的是厢兵。厢兵又分为教阅厢兵和不教阅厢兵二类，教阅厢兵主要承担作战任务，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不承担杂役。不教阅厢兵主要承担各种劳役，军队的番号多以所任的劳役而命名。陕州漏泽园砖墓志记载的军人中，有40人为厢兵，涉及11个番号22人，除此之外，还有18人属于递铺兵和钱监兵两个专业兵种。在陕州的厢兵中，以壮城兵、壕寨司、配军、牢城营的人数最多，这些军人的主要任务是修缮城垣。陕州城垣大都为宋代修筑，由于陕州城的城址在黄河岸边的高台地上，西、北两面紧临黄河，南边为青龙涧河，东边为上村岭，三面临水，一面靠坡，这样的地形使得城垣的筑造难度大大增加。可以说驻扎陕州的这些壮城兵为北宋陕州城的修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漏泽园的墓志砖上，我们还能看到北宋时期陕州城慈善机构的设立状况。北宋时期，地方政府都设有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大慈善机构。安济坊是为贫困人士治病的医疗机构。砖铭记载，陕州安济坊的人员主要有四大类：贫病无力医治的百姓、军人及其家属、罪犯和官宦人家雇工。居养院主要负责为贫民提供住所和发放物资。但陕州漏泽园发现的墓志砖中并未提到居养院。按理来说，陕州作为州城，不可能仅存在安济坊和漏泽园，而没有居养院。事实上，墓志砖中虽没有出现居养院的名称，但有贫子院和仁先院两个名称，而它们与居养院的对象正好一致。因此，仁先院和贫子院应是陕州官府设置的与居养院性质相近的慈善机构。其中，来自仁先院的3座墓的死者均为70岁以上的孤独老人，并且根据墓葬编号推测，他们的入葬年代主要集中在崇宁四年漏泽园刚刚启用之时。贫子院的居养人并没有年龄限制，陕州贫子院分“左厢贫子院”和“南厢贫子院”，其中5座墓为“左厢贫子院”，“南厢贫子院”的仅有采集010号砖。发掘报告推测010号砖的年代应在政和八年（1118年）前后。从这些可以看出，陕州城内最迟在崇宁四年就设置了“仁先院”和“左厢贫子院”，“仁先院”专门居养7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其他贫穷不能生活之人入“左厢贫子院”居养。后来取消了“仁先院”，将鳏寡孤独和其他贫穷不能生存者一并收入“左厢贫子院”。再后来可能随着需要居养的人数增多，“左厢贫子院”已无法容纳，徽宗晚期又增设了“南厢贫子院”，因此有关墓志砖仅见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