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pdf

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 179 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 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杨永亮 于 海（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摘 要：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在长期与中原社会的接触中，逐渐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比如他们需要金属、绢布和茶叶，于是在经济生活上他们不得不与中原社会发生联系，为了获取必要的物资，南下劫掠就成为游牧民族一项重要的军事经济活动。在与中原社会的这种军事经济活动中，他们加深了对中原文明的理解，也逐渐学会了对中原文明进行评价，还进一步反思中原文明的优缺点，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近世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关键词：游牧民族；宋辽关系；民族文字；民族意识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指出，中原文明在经历了古代、中世之后继续发展而迈入近世a，社会日益文明化。与此同时，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生活上依旧保持原有状态，从而导致了他们变得保守，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和发展，社会没有分工，主要的经济形态依然是游牧。他们降生以后就在马背上生活，自幼接受自然的考验，能够自由驾驭烈马，是天然的骑兵，先辈们以现实生活教育他们，使他们崇尚时效，反对虚幻和浮夸，这是他们与中原社会迥异的特征。*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内藤湖南满洲论研究”（17BZS142）阶段性研究成果、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明治以来日本知识界对中国东北论述的建构”（S2020B016）前期研究成果。a“近世”相当于中国宋代之后，内藤湖南在 20 世纪初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三分法，即上古、中世和近世，还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终结，而宋代是近世的发端”。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学术观点，并且对“宋代近世”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参见刘岳兵主编：南开日本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72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80 一、契丹民族的崛起 随着大唐帝国的陨落，中原失却统御周边的力量。五代中后唐为沙陀部李存勖所建，后晋为粟特部石敬瑭所建，显示出周边民族力量达到了可以统治中原的地步。如果把观察视角的范围再放大一点，后梁贞明二年（916 年）阿保机自立为帝，建立契丹王朝，为实现其“广土众民之志”，契丹王朝东征西讨，实现了北方草原的统一。不仅如此，历代的契丹统治者对于中原都虎视眈眈，多有觊觎中原之心，常插手中原割据势力之间的冲突，从中渔利。耶律德光在位时，乘后晋灭亡之势，一度占领了中原政权的中心大梁，并且从石敬瑭手中获得了幽云十六州。这不仅将契丹的国界线推到长城以南，而且由此控制了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防线，取得了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给中原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迫。如果说契丹给北宋带来的只是军事上的心理压力，幽云十六州成为有宋一代思之念之的遗憾所在；那么女真族和蒙古族带给宋人的就是亡国的锥心之痛。辽朝的兴起与壮大，使中原王朝传统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汉统一王朝建立以来，实行的都是皇帝政治，“皇帝不单是中国人民的主权者，同时也必定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皇帝是不能有对立面的，所有的一切均隶属于皇帝”a。第一个改变这种规则的是五代后晋的石敬瑭。为了取得耶律德光的支持，石敬瑭先与耶律德光“约为父子”，继而又以“幽、涿、蓟、檀、顺、灜、莫、尉、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契丹”，又许岁输帛三十万匹，从而获得耶律德光册立他为皇帝。耶律德光在册文中即云：“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b把这种“父子关系”的原则纳入国家关系中，在历史上是首次，即便石敬瑭也出自夷狄，但后晋依然是中原王朝，且耶律德光也承认契丹攻灭后唐后，“中原无主，四海未宁，茫茫生民，若坠涂炭”，又说石敬瑭有“庇民之德”“戡难之勋”“无私之行，通乎神明”“不言之信”，凡此乃得“天之历数”，“是用命尔，当践皇极”。c总之，石敬瑭获得帝位，多赖契丹扶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晋不过是契丹国的附庸，抑或是其藩属，契丹可以立之，亦可以废之。石敬瑭死后，其养子石重贵即位，“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加之景延广又辱其使，“契丹怒，举国南侵”d，后晋亡。这显示了历史发展的新动向，北方民族力量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中原防御的重点由西北转向东北，这是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的变局。a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张学峰、马云超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32 页。b 旧五代史卷 75晋书一高祖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987 页。c 旧五代史卷 75晋书一高祖纪一，第 986、987 页。d（宋）陶岳：五代史补卷 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0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58 页。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 181 二、宋、辽“南北朝”之议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 年）右丞相脱脱奏请设局，重修辽、宋、金三史，以“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解决了三史修撰的体例争端，于是辽、金两朝正式进入正统王朝行列之中。这并非同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元朝对于辽、金两朝的特殊关照，而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原本如此。宋与辽、金的并峙，不仅仅只是政权之间的斗争，其背后还有政权合理性的支撑。辽、金两朝所凭依的是自身的军事力量，宋朝凭依的则是自身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这也是宋、辽、金之间能够保持力量平衡的根源所在。宋太宗曾借平北汉之机趁势对辽发动进攻，意欲收复被后晋割让给辽的幽燕之地，凭此既可以树立自己的政治威信，也能为北宋重新夺回军事上的优势。与此同时，收复幽燕之地关乎中原王朝的尊严，“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契丹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违礼义之乡，冠带遗民，尚限边荒之俗！”a说到底，在宋人眼中，辽也被视作夷狄，诸如“北虏”“戎狄”等指代不时出现在宋臣的奏疏中。在他们看来，中原汉族在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都领先于少数民族。“天子居中，四夷居边”是理想的政治模式。然而自唐末以来，天子虽居中，四夷却不虞，宋史外国列传中说：“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兴，纲纪自紊，远人慕义，无所适从。”b按照禹贡的记载，“荒服”为“五服”中最外的一层，也是距离都城最远的地方。在九州之外，是戎狄蛮夷所居之地，尚书中说：“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对宋而言，本来应该远居九州之外的戎狄如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蒙古族，非但不对“天子”尽戍边之责，反倒不断侵扰中原王朝，逐渐形成了“北强南弱”的格局。宋建立之初，奉行“先南后北”战略，对辽采取和抚政策，宋太祖开宝七年（974 年）宋、辽之间相互遣使通和，目的在于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到了宋太宗时期，随着国内统一的完成，宋太宗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改变这一局面，并为此进行了两次北伐（太平兴国四年、雍熙三年），意欲重新确立传统的华夷秩序，结果都遭到辽的反击而归于失败，宋不得不重新思考与辽的关系。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张齐贤在上太宗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一疏中写道：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戎狄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势而已。c 宋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灭辽是不现实的，雍熙北伐之后，宋朝放弃了对幽燕地区的领土要 a（宋）李攸：宋朝事实，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第 319 页。b 宋史卷 485外国列传一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981 页。c（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1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417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82 求，转而寻求“华夷之疆”的议定之道，以冀谋求相对稳定的边疆，全力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尽管宋朝在军事上转为守势，但对辽而言南边强邻的威胁并未有所减轻，尤其是当其内部政权不稳定时，更需要通过外在的军事征讨来转移矛盾、视线。乾亨四年（982 年）辽景宗驾崩，年仅 12 岁的耶律隆绪嗣位为皇帝，是为辽圣宗，其母萧绰“摄国政”，彼时之辽可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a为了改变这种窘境，更为了能迫使宋朝放弃对幽燕地区的攻取，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 年）九月，辽倾举国之兵自幽州南下侵宋，“时以虏寇深入，中外震骇”，十一月，辽军攻破德清军，直逼汴梁以北黄河岸边的军事重镇澶州。宋真宗御驾亲征，宋军气势大振，辽军统帅萧挞凛“中伏弩死”，辽军受挫。又因其孤军深入，除了要与宋朝的正规军作战，还要应付各地结寨自保的乡民。“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渊，其游兵至临淄，麻氏率壮（庄）夫千余人据堡自守，乡里赖之全济者甚众。至今基址尚存，谓之麻氏寨”b，辽军已陷入战争的泥潭。两军对峙十余天，均无进展，于是议和就成为双方必然的选择。几经交涉，宋“以太后为叔母，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c换取辽退兵，双方达成议和，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在中国近世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两朝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宋富而不强，辽强而不富，宋、辽处在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中，无论是北伐还是南侵，都不能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于是寻求一种和平共生之道对宋、辽两朝而言是理性的选择。战争对社会具有破坏性，如景德元年契丹南犯，导致大量的流民奔走于滨、齐、青、潍、刑、洛等数十州。宋廷从该年八月至十二月，先后九次派员到以上诸州安抚流民，这还只是战争的间接后果之一；至于交战双方人员的伤亡、武器的损毁、财物的损失、城郭的毁坏等，都是对社会的巨大破坏。“澶渊之盟”的实质就是宋朝利用自己占优势的经济力量换取游牧民族取消军事进攻，以实现边疆的安宁，这也成为后来宋对西夏、对金、对蒙古政策的范例。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关系的重大变化，也是对传统“夷夏观”的颠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辽朝史事列于书后的“四夷附录”中，引发了辽朝的不满，寿昌二年（1096 年）刘辉上书认为欧阳修对辽朝“妄加贬訾”，因此辽也应当“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d，表明辽已不再自视为“夷狄”，而是与宋对等的王朝，如辽景宗保宁六年（974 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朝权知雄州孙全兴云：琮滥受君恩，猥当边任。臣无交于境外，言则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专之亦可。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强臣，忘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 a 辽史卷 71后妃列传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202 页。b（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2 页。c（清）李有棠撰，崔文印、孟默闻整理：辽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451 页。d 辽史卷 104文学列传下刘辉，第 14551456 页。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 183 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义，远布（希）通悟，洞垂鉴详。a 耶律琮在这份通和信中提到“南北两地”“今兹两朝”，体现的是一种对等关系的意识，既不崇辽，也不抑宋，更没有高下贵贱之别，有的只是地域上的差异。“澶渊之盟”以后，以南、北作为宋与辽的指代，常见于信使国书中，如曹利用在与契丹交涉议和时，即谓“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b；辽朝从重熙年间开始以“北朝”自居，称宋为“南朝”，重熙二十一年（1052 年）辽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c，按照“和议”，宋、辽结成兄弟之邦，较之辽与后晋的“父子之邦”已是巨大的进步。三、游牧民族的汉化 众所周知，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元脱脱说其“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这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至隋唐时契丹主动归附，唐在契丹领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为都督，契丹得以接触中原文化。迨至晚唐，契丹已部分地放弃了游牧生活，逐渐适应了半畜牧半农业的生活方式，汉文化逐渐深入契丹族的生活之中。五代以来，中原纷争，阿保机趁势崛起。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阿保机建官制、立城郭、修甲兵，建立契丹王朝，并不时插手中原，获取战利。到了他儿子耶律德光时，又从后晋手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幽云十六州，把统治的触角直接伸进中原，更重要的是幽云地区成为契丹不断汉化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种长期汉化的影响下，契丹人不断吸收汉族人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吸收，更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焕若文章备，康哉政事熙。朝廷严衮（冠）冕，郊庙奏埙箎。”d 随着汉化的推进，契丹人的民族意识也不断地觉醒，它表现在契丹人对自我民族性的坚持上。宫崎市定说契丹把人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可能同化于自己的北方民族，另一类是无论怎样都难以同化的汉人”e。为此，辽朝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辽朝在中央确立了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任官系统，北面官负责管理契丹等北方民族事务，官职名称多来自契丹、回鹘；南面官管理中原汉族事务，官名大多沿袭唐朝旧制。在地方官制上，辽朝也采取因俗而治的原则。地方官分为三个系统：契丹族、奚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渤海地区基本保持旧制；燕云十六州汉族人聚居地区则继续采用原来的汉制。就制度层面而言，辽以自己的传统来管理自己，而不追求与中原先进制度的趋同。宫崎市定说：“契丹民族正是对抗中原的近世文明社会、想要建设一种近世朴素 a（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 1 之 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9711 页。b（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十二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290 页。c（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第 4141 页。d（元）耶律楚材著，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70 页。e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张学峰、马云超等译，第 232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84 主义社会的民族。这个事实也是使东洋近世史所以为近世史的重要因素之一。”a在宫崎市定看来，这种“游牧民族的部族制社会”比中原的近世文明社会更加质朴，也更能体现出它的平民性。当这种游牧部族社会接触到中原社会之后，它往往会呈现出一种自我的改造，也就是传统的“以夏变夷”，借助中原的文明来加速自身的转变，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魏孝文帝改革，就是“以慕华制，尽弃旧俗”。这也是游牧民族加快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自宋以来，世人皆以后晋割让幽云十六州，但殊不知幽云地区早在安史之乱后就已经游离出中原王朝了，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率先割据，“方镇之祸”由此而起，以讫唐亡。欧阳修说藩镇是“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b。五代尤乱，梁、唐先后用兵河北，幽、燕亦未能折服，至晋而献于契丹，耶律德光“以汉制待汉人”稳固了对幽、云地区的统治。“以汉制待汉人”体现了游牧民族的政治智慧，也是契丹族心智成熟的标志。唐末以来中原的纷争，只是为契丹崛起提供了一个外部机缘而已，而创建并有效统治一个“北至色楞格河流域，南至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至阿尔泰山以西，东临大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的帝国c，没有自己内部的创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完全仿制中原统治的形式也是不太现实的，契丹人不得不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治理方式。作为辽朝奠基者的阿保机，适时地实施了“化家为国”策略，结束了契丹部落的“世选制度”，将“可汗”改称“皇帝”，使契丹族走上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轨道，实现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转变，这是此前北方游牧诸族如匈奴、突厥、回纥等所不曾有过的制度变化，这是其一；其二，契丹部落的国家化，并不意味着它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知道，秦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创者，但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秦统治的区域都是农业生产区，生活方式以定居为基本形式，国家通过官僚体系来实现对民众的治理。在古代社会，这是一种相对先进的统治形式。因此，凡是进入中原地区并试图对中原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游牧民族，只有通过“汉化”的形式来接受这一模式从而达到有效统治，否则只能靠劫掠获取一定数量的物资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游离在中原王朝的边境，等到一个新兴王朝壮大之后将之驱离，如历史上的匈奴和突厥。契丹族和它们一样，也兴起于蒙古高原，但它的活动区域却是农牧交会的地区，对于汉文化的接触比较深刻且持久。不过，契丹毕竟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契丹统治者的认知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提出了“蕃汉分治”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契丹等游牧民族人口采取惯有的游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和组织管理形式，而对于汉族等不习惯游牧业生产的农耕人口，也采取他们熟悉的惯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组织管理形式”d。这样的管理方 a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张学峰、马云超等译，第 88 页。b 新唐书卷 209藩镇魏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921 页。c 杨树森、王承礼：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 2 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2 页。d 任爱君：辽朝史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44 页。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 185 式随着契丹国家职能的日益完善而被延续和保留下来，到辽太宗时形成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式。为什么辽的统治者不强制推行一种制度或“国制”或“汉制”呢？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是契丹民族主体意识的彰显。人类历史研究表明，每个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种自我认同的凝聚力，它体现为对自我传统的认可与坚守。与此同时，每个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与其他民族在交流中互通有无，加快各自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是先进的民族去引导和影响后进的民族，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民族在文化层次与水平上比较高，于是在中古时代游牧民族的进步常常伴随着“汉化”的进程而展开。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汉化”的同时也会有“胡化”，比如在前文提到幽云地区的“胡化”，在长期的浸润下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生活状态。正是鉴于幽云地区“胡化”的成功范例，才给了契丹统治者“因俗而治”的自信，给予不同民族以尊重。四、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 文字汇集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审美、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所在。但必须指出，契丹文等在汉字肌体上衍生的新文化个体，并不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字系统，而是一种为区别而区别的文字系统，是通过政治强力推行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走上了汉字发展的反面文字的繁杂化，这成为这些民族文字致命的弱点，从而造成了它们相同的结局政亡字息。契丹是最早创制自己文字的民族，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神册五年（920 年）“春正月乙丑（初二），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a；又因回鹘使者来，无能通其语者，太祖命其弟迭剌接待，“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b。两种文字创制以后，随即在契丹国内推广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明令禁止使用契丹文，契丹文遂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即便如此，契丹文的创制还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首开我国北方民族建立政权后利用政权力量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先河”c。辽之后的西夏、女真、蒙古，在政权建立之后都把创制各自民族文字作为强化认同的重要手段。民族文字的创制同时还表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历史走向终结，而汉文化成为他们文化创生的一种工具，比如契丹大字就是“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d；女真文字也是仿照汉字、契丹文字而创制的，据金史完颜希尹传载：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 a 辽史卷 64皇子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68969 页。b 辽史卷 2太祖本纪下，第 16 页。c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 年，第 261 页。d 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88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86 语，制女直a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b 文字的产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是民族文化发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以民族文字作为共有的精神纽带，书写共同的历史记忆，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总之，在近世之前，长城一线是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障碍。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促使长城一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也逐渐改变了这一地带的政治生态。到了近世，随着契丹对幽云地区的占领，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被打通，辽朝设置的南、北二重体系官制，就是不希望契丹人中原化，也不鼓励中原人契丹化，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中原文明并不完全赞同而极力维护自己的特征。比如他们不使用汉字却模仿汉字字形来创造契丹文，在音韵上学习回纥文，这是近世游牧民族社会转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宫崎市定指出：“一个民族为了文化的独立，当然需要有书写其语言的自己的文字，自古以来与中原社会发生接触的民族不下几十个，到了契丹才开始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开始得如此之迟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c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契丹族才有了创制文字的冲动？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契丹民族长期接受汉文化熏陶的结果，尤其是唐朝羁縻州府的设置，使契丹族与中原文明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使它有了创制民族文字的文化积淀。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往往都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进才达致成熟之境，这个过程是人类不断积累智慧的过程，同时文字还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群体来传承。游牧民族的生存样态是“逐水草而居”，在文明创造的过程中缺少稳定传承的载体，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对于历史的追忆没有强烈的渴望，先辈的记忆通过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成为群体生活的指导原则。然而，当游牧民族在向半牧半农或定居生活转变时，社会就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单凭人的记忆已经不能适应生活的需要了，对文字的需要就凸现出来。这一状况正是 10 世纪初契丹社会的状况，也是契丹创制文字的内在动因。也就是说，契丹社会在这一时期才进入文明社会的边缘，而中原文化正是它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推手。历史有意味的地方就在于破坏者对被破坏者的模仿，契丹民族从被它侵扰的中原汲取文化力量而创造了文字。同样地，契丹的征服者女真人也从它这里创造出了女真文字，还有西北党项人仿照汉字创造的西夏文，无不昭示着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强烈文化自觉的时代特征。作者简介：杨永亮（1978），男，陕西泾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史博士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思想史；于海（1965），黑龙江牡丹江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a 按，“女直”即“女真”，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而改称“女直”。b 金史卷 73完颜希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684 页。c 日宫崎市定：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刘永新、韩润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8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