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越南汉学之发展——以《游学报》为例.pdf

108THESILKROADS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2 0 世纪初越南汉学之发展以游学报为例李升炜1杨晓红？（1.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兰州7 3 0 0 7 0；2.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 3 0 0 7 0)摘要2 0 世纪前2 0 年，汉学在越南被称为“Han hoc（汉学），偶被称为“Trunghoc（中学），由于该国悠久的儒家科举历史，“汉中学”被认同为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2 0 世纪初，越南汉学史的研究从越南的“本土叙事”出发，可以有效避免任何忽视现实多元性的宏大叙事。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通过中圻（保护地安南）阮氏王朝（Nguyn court)赞助出版的新闻简报游学报个案研究，集中探讨儒家伦理在2 0 世纪早期越南的传播。为了使安南在技术上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化，同时又不触及其政治制度的基础，阮氏王朝利用这份简报作为论坛，宣传根据西方哲学和伦理道德解释的儒家价值观，以使其青年精英在海外学习期间远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关键词越南汉学；越南儒学；阮氏王朝；儒家伦理中图分类号G513.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 0 5-3 115（2 0 2 3)0 2-0 10 8-13尽管中国和越南有2 0 0 0 多年的接触，但直到17 世纪，随着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忠于明朝的移民大量涌人，越南境内的华人社区才开始显著增长。许多中国人到达越南后，成功地融人了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共同形成了中越族群社区“明乡”（Minh huong）。一些明乡后代入仕越南阮氏王朝，正如约翰惠特莫尔（Jo h n Wh i t mo r e）所指出的，“19 世纪的越南外交使团主要由明乡组成”】。作为越南的一个族群，明乡一方面传承了越南的人道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丰富和巩固了早已深人越南社会的儒家价值观。儒家人文精神被认为是越南传统的一部分，在越南，包括华裔越南人在内的不同族群都奉行儒家仁学。在越南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可以观察到儒家思想。虽然不在同一层次，但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如“孝道”（hiu）、“五常”（Nguthuong），被（儒家）知识分子和平民讨论并遵守。为了服务于19 19 年越南废除科举考试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出现了一些概要性的教科书，或日“节作者简介李升炜（19 7 8-），男，汉族，甘肃天水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后现代英语文学、海外汉学、国际中文教育杨晓红(19 7 6-）,女，苗族，重庆彭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文学、翻译理论、中外文学交流。109THESILKROADTHESILKROAD总第3 9 1期2023年第2 期絲调之呦要”（tityu），概述了儒家经典的基本要点，从而或多或少地减轻了考试的准备工作，为考生提供选定的引文，使其熟记于心。这类出版物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8 世纪学者裴辉碧（BuiHuyBich，17 44-18 18)编纂的丛书，包括书经节要（Thukinh tityu）四书节要（Tuthutit yu）和五经节要演义（Ngukinh tit yudien nghia)等。20世纪前2 0 年，汉学在越南被称为“汉学”（偶称“中学”)2 ，由于越南长期实行儒家科举考试，因此，“汉/中学”被视为儒学。为了避免任何忽视越南汉学多面性的宏大叙事，书写越南汉学的历史应该从“地方叙事”开始，这种叙事提供了宏大叙事所忽视的很多细节。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通过中圻（安南）阮氏王朝赞助出版的新闻简报游学报的个案研究，集中探讨儒家伦理在2 0 世纪早期越南的传播。一、安南如西游学保助会的诞生挑选优秀学生并把他们送到法国学习是阮氏王朝前所未有的使命，这一使命是通过安南如西游学保助会（AnNamnhuTayduhocbaotrghoi,以下简称“保助会”）实现的。重建2 0 世纪初安南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有助于理解该保助会的成立。纵观该保助会的简报，可以更好地理解保助会对儒家学术的倡导。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越南通过不同的交流渠道接触了大量的西方道德观念。传统的道德价值观随之受到考验，出现了重建儒家道德并使之与西方伦理兼容的需要。这些问题反映在简报的主要作者黄周锡（Hoang ChauTich）的著作中。通过对他著作的研究，可以看到安南的儒家可以利用的各种文本来源。利用这些文本资料为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同样值得关注。对上述所有问题的分析，都将完美展示安南阮氏王朝时期越南汉学史的原貌。20世纪2 0 年代，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越南被分为三部分：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东京）。并把南圻作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中圻为“保护地”。由于对殖民政权的反抗，阮福昭（18 7 9-19 54）和阮福晃（19 0 0-1945)两位皇帝于19 16 年被法国政府流放。流亡之后，法国人选择让王储阮福宝（NguynPhuicBitu Dao)登基,年号“启定(Khai Dinh)。在启定帝短暂的统治期间（19 16-19 2 5），他并不甘心做“法国政府的受薪雇员”3 ，也不甘心做“一个苍白的人物，在任何方面屈从于殖民统治者”4,而是努力在他有限的权力范围内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努力之一是计划送越南青年去法国学习。启定帝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向文明迈进，以造福于国家，不学习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愿望），而没有海外学习，也是难以忍受的。因此，朝廷应将其后代送往法国学习，以便在完成海外学习后，他们将返回并提升国家，使其与先进国家比肩。如果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后代计划一个(更好的)未来。5 454之后，他又说了他的个人情况：我曾经把王子出国留学的事情委托给驻扎长官让尤金(JeanEugene)。见到我本人时，他恭敬地听取了我的建议。驻扎长官热裹于承担这一责任，表示希望王子的美德功勋得以发扬光大，在法国为人所知,并对接受委托感到很荣幸。5 455然而，法国殖民政府担心王子或越南青年精英在法国逗留期间会接触反殖民主义思想，110THESILKROADS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民主或左翼运动。在法国举行的听证会上，驻扎长官皮埃尔帕斯奎尔(PierrePasquier)表达了对殖民政权面临威胁的担忧：安南是一个诚实的帝国。由于法国现在已经承认东宫的王储是保护地未来的领袖，就王储的海外学习以获取新思想而言，防止民主思想在其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记是至关重要的。5 2听了帕斯奎尔的警告，启定帝称赞他的远见卓识：对于贵族，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家庭特别重视伦理，他们在道德上确实是一尘不染的。现在王储即将去法国留学，我想他应该和这样的人混熟了，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不会沾染自由的思想，并能在未来避免麻烦。因此我应该称赞他(即帕斯奎尔,笔者注)的深刻的思想。5 2 3皇帝和驻扎长官的交集点是，他们都希望看到由于留学归来学生的贡献，国家的科技变革蓬勃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变革应该合法地发生，而不会对国家的君主政体和殖民基础造成任何伤害。1922年5月，皇帝、皇太子和随行人员开始了漫长而奇异的法国之旅，以便更多地了解法国文明。在法国，他们的活动包括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法国和越南士兵的坟墓。在法国期间，皇帝将法定王位继承人的海外学习委托给前驻扎长官让尤金和他的妻子。就在这次历史性旅行的三年后，启定帝于19 2 5年11月初去世，享年40 岁。启定帝去世后，法国殖民政权立即签署了一份先前起草的公约，通过与阮氏王朝七部的主事协商，赋予保护国（由驻扎长官代表）管理安南几乎所有重大事务的权力。12岁的王储阮福永瑞(Vinh Thuy)回国悼念父亲，并于19 2 6 年1月8 日正式继位，是为保大帝（BaoDai）。3 月，他再次前往法国继续学业。从此，在少年皇帝缺席的情况下，由天主教尚书阮有排（NguynHauBai,1863-1935）为首的机密院和法国常驻长官统治安南 6 。根据法国殖民政府对“进化”和“进步”的承诺，条件是“任何改革不得威胁到保护国的现状”7 ，一个名为“安南如西游学保助会的组织在少年皇帝去法国7 个月后成立。19 2 6 年10 月10日，阮氏王朝机密院向安南驻扎长官办公室报告了保助会的计划，并于10 月2 3 日获得批准。根据现存文献，尚不清楚已故皇帝启定帝“为了国家（更好的）未来而促进海外学习”的建议是否对保助会的成立起到了任何作用。然而，保助会的成立需要出版双月刊游学报（字面意思是“留学公告”），它不仅提供了接受保助会的赞助被派往法国学习的越南青年精英群体的有用信息，而且也提供了阮氏王朝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为重建儒家思想所做的努力。二、保助会及其简报20世纪2 0 年代初，到法国留学以获取新知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尽管爱国者和卖国贼出国留学的动机不同，但这两个群体都鼓励他们的同胞出国留学。对于爱国者来说，通过海外学习获得的知识有助于国家重获独立。受到一些著名的越南反殖民主义领袖榜样的鼓舞，如从法国回来的潘周桢（PhanChauTrinh，1872-1926)或阮安宁（NguynAnNinh,1900-1943），南圻青年（尤其是来自西贡地区的青年）不仅把法国视为科学和现代化的目的地，还将其视为革命思想的源泉。因此，对他们来说，“去法国学习被看作是一种爱国的姿态”8 13 7。因此，111THESILKROAD(Co dimoi bit)的文章,声称bdo刊登一篇题为旅行后才获得的知识卖国者在新民报（Tandan年12 月2 65日有助于巩固殖民地和保护国制度的基础。19 2 4对于卖国者来说，从“母国”学到的知识将爱国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0 O土地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开始左倾的旅程，从祖国做出的勇敢牺牲”9 。门。在踏上法国大革命的种为踏上横渡远洋的漫长轮船之旅被视为THESILKROAD总第3 9 1期2023年第2 期线调之路让我们承认，如今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必须是西学的学生过去，我们的国家悲惨地陷入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时期，我们的国际交往仅限于与中国的关系现在，我们有法国作为附近的老师，我们的国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交流对我们的国家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梦中迷茫了。11在同一份报纸上，还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富裕的南圻家庭热衷于送子女出国留学，“南圻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加。富裕的家庭似乎在送孩子出国留学方面相互竞争”12 虽然成立于安南，保助会及其计划也在南圻的报纸被介绍。新世纪(Tanthky)1926年11月2 5日转载的保助会游学项目的第一条写道：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名为“鼓励赴法留学保助会”的机构，以鼓励学习。保助会由机密院主办，主要鼓励越南青少年去法国学习中等、高等和职业教育，希望能有所成就。保助会不讨论宗教、政治和其他超出其目标的事项。13 后来，保助会在19 2 7 年再次确认了这些目标，内容如下：由于上起两国政府的考虑和下至我们同胞的共识，自成立至今，保助会已经建立了基础，致力于实施，并不断扩大，以实现其目标，即帮助我国青年到大法国的大学和职业学校学习，并在完成学习后返回以造福社会和国家。【14（划线部分系作者后加）根据该计划，保助会每年都会向被该项目录取的合格的男女学生提供全额或部分奖学金，或仅提供交通费。保助会还愿意资助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他们能够支付所有海外学习费用，但不知道如何处理将其子女送到国外的整个程序。保助会有一个以保大帝为首的荣誉委员会，以及一些名誉主席，如总督亚历山大瓦雷纳（AlexandreVarenne）和医疗服务主任莱昂诺梅特(Lon Normet)。机密院首席大臣阮有排也担任了保助会的主席。保助会的预算有各种来源，包括保助会成员、政府各部、私人捐款和保助会筹集的资金。成立一年后，保助会的预算达到2 50 0 0 皮阿斯特 15J3（当时10 0 公斤稻米的成本为6 皮阿斯特，本文作者加注)。在保助会成立时，已经有一些越南学生在法国学习，“法国的越南人总数不详；除了劳工和士兵，越南学生人数最多不超过50 0 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南圻，其次是北圻，中圻人仍然是少数”16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保助会的成立也是为了平衡来自越南三个地区的海外留学人员的数量。尽管做出了努力，在8 年（19 2 6-1934)的时间里，保助会共资助了3 4名学生，其中14名学生在法国完成了学业，10 名学生在1934年回到了越南 17 ;19 3 5年提供的三个额外奖学金使总数达到3 7 个，而这并不是最后的数字。19 3 7-19 3 8 年，保助会资助了5名新学生到112THESILKROADS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法国学习，并在19 3 8 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活跃，这可以从安南保护国提交的关于安南保护国19 3 8 年7 月1日至19 3 9 年5月31日情况的综合报告看出 18 。斯科特麦康奈尔（ScottMcConnell）在讨论2 0 世纪2 0 年代前半期越南学生去法国留学以及他们的奖学金来源时也指出：法国留学奖学金一法国希望其殖民地学生去哪里学习的一个关键指标一一数量仍然很少：每年大约十几个，包括政府和法国大公司提供的奖学金，这些公司将未来的雇员送到法国进行技术培训。8 53因此，与2 0 世纪2 0 年代初法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数量相比，19 2 6-19 3 4年，保助会提供的奖学金数量与之大致相当。保助会提供的有限数量的奖学金反映了其有限的财政来源，也反映出对法国当局在海外为殖民国家培养新的越南精英方面所进行的制衡。就性别分布而言，到19 3 5年，保助会只资助了一名女学生在蒙彼利埃学医。19 3 5年，保助会收到了另一位女生药学奖学金申请，但被拒绝了，因为当时河内国立大学已经成立了医学和药学系，而且她不是来自贫困家庭，而是来自官宦家庭。保助会委员会决定鼓励她参加河内国立大学的“药学一期”，如果她想去法国攻读药学博士，以后可以重新申请 19 虽然受资助的学生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成功确实意义重大 2 0 。这些学生不仅在越南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参与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和争取越南独立的政治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越南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化史上的关键人物，如范廷爱(PhamDinh Ai,1908-1992)、阮阐(Nguyn Xin,1907-1997)、黄宣汉(Hoang Xuan Han,1908-1996)、谢光表（TaQuangBitu,1910-1986）、阮祥三(Nguyn Tuong Tam,1906-1963)、潘润(PhanNhuan,1914-1963)、泰坎（ThaiCan,1910-1998)和黄轩蕊(HoangXuan Nhi,1914-1990)。保助会承认学生接触西方社会和思想会带来各种挑战，并努力使学生保持在君主制和殖民主义原则下保持正确的方向。其中一项努力是以简报形式创建一个信息论坛。保助会纲领第17 条规定出版双月刊，向读者介绍保助会的活动，介绍“在法国学习的受保助会资助的学生的学术成果和行为，以及我国一般道德和教育问题的要点”2 1。该简报以三种语言（越南语、汉语和法语）印刷，名为“Duhocbao（字面意思为“海外学习简报”），前两期专门用于“保助会的活动及其成员名单”。从第3 期开始，游学报编委会决定重新组织简报，并增加内容。保助会主席阮有排明确指出：本刊除记录会务外，还有许多专题，全面阐述了我国道德和教育方面的重要问题，涵盖了当代文明的关键要点，我们的青年应该遵循这些要点，不要陷入困惑和错误。这些专题是从保助会的人提交的稿件中选出来的,将按顺序刊发。2 让青年（包括保助会的学生)走上“正确”的轨道是已故皇帝启定帝和保助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正确”的轨道被理解为儒家的传统价值观筠中出被称为“汉学”三、游学报对儒家道德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余英时(YuYing-shih)在反驳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儒家思想置于与西方113THESILKROADTHESILKROAD总第3 9 1期2023年第2 期线绸之路对立的“文明冲突”的论点时，列举了中国“五四”时期两位领导人陈独秀和胡适的例子，认为儒家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是兼容的。余英时还引用了唐君毅、张君励、牟宗三和徐复观在19 58 年签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张浩的观察，说通过宣言，这四位杰出的新儒家试图“以能够容纳现代西方价值观（如民主和科学等）的方式解释中国的思想遗产”2 3 。类似的思想和理性化方式也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在那里，各种政治团体都在推动“法越合作”，要么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独立，要么是为了巩固殖民和保护国政权的基础。19世纪末和2 0 世纪初，在日本和中国发生的与西方的接触，使中日两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受到考验。在这些历史遭遇中，西方新的伦理理论和价值观在日本和中国的翻译、介绍和传播，成为中日现代伦理学形成的前提。他们的现代伦理学是传统（儒家）与西方道德价值观之间的谈判，是西方伦理观念对传统伦理体系的适应，是对传统伦理的修正和调整，以适应来自西方的新观念。作为保助会的官方论坛，除了向其读者提供保助会的最新管理、与会员和受资助者的通信以及学生活动的最新情况外，游学报还履行其职责，特别是让留学生以及一般的越南青年了解经过重新解释以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创刊号上，游学报立即开始了其重新评价儒家道德价值观的项目，发表了阮伯卓(Nguyen Ba Trac,1881-1945)的一系列文章,如青少年与家庭(Thiu nien voi gia dinh）,肯定了父权制和“百行孝为先”这一格言的正确性（第6 期，第5-14页），以及“三纲”意义解（Giai thich nghia chu Tam cuong-Cuong quan-than），证明从属关系永远是家庭、社区、社会所需要的，以及垂询于众（大臣、百姓），“询谋金同”的原则很接近“民主”（第7 期，第9-18 页）。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阮高标(Nguyn Cao Tieu)对曾纯阳道德之修养的翻译（第13 期，第8-17页；第16 期，第13-2 3 页）。如文章开头所述，曾纯阳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新道德”。从日本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在青年杂志上倡导“新道德”，呼吁结束父权制家庭，支持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 2 5。作为译者,阮高标完全赞同曾纯阳的观点，在译作的引言中，他把儒家经典的永恒价值描述为“布帛蔽粟”，并认为他翻译的文章是给在法国学习（或即将去留学）的年轻人的“古老的道德礼物”。由于游学报在道德问题上的官方观点已经确立，黄周锡将先辈们所写的东西直接拿来用了。四、2 0 世纪早期安南保护国重新引入儒家伦理学在19 2 7-19 3 5年的8 年间，游学报共刊发7 4期（目前保存的缩微胶片格式中缺失前两期)。简报中的大量篇幅被用来讨论与西方哲学、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日本进化思想相关的儒家伦理。与这些专题相关的文章要么是越南作家的作品，要么为应对当时当地社会政治变化而特意翻译的中国作家的文章。在其贡献者中，黄周锡(Hoang Chau Tich)是一个关键人物。礼部尚书黄琨(HoangCon,1850-1925)之子黄周锡，来自越南中部广平省（QuangBinh），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体系的训练。作为一个外省举人（citnhan），黄周锡担任国史馆初级编修员 2 4,并定期为游学报撰稿。从19 3 4年3 月开始，他担任游学报兼职秘书；19 3 4年7 月，做了主编；19 3 4年9 月，又做了行政顾问。黄周锡的所有文章都重申了传统儒家价值观与西方114THESILKROADS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道德观念的兼容性，并将儒家价值观作为两种体系调和的基础。黄周锡笔名“梅村”（Mai Thon），在游学报第2 0 期（19 2 8 年8 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论公共和私人美德（Ban v congdic va tuduc）,按照之前刊文的思路,该文继续反对提倡“新道德”“习俗革新”和“道德革命”，并极力推崇东西方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和谐统一（第15-2 4页）。在第2 1期，黄周锡写了一篇名为“自由”意义解(Giai thich nghia chu tu do)的文章。令人惊的是，该文以梁启超论自由中对“自由”的定义作为开篇，“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2 6 ,而没有说明这些话的出处。文章坚持认为，自由必须在合法和受许可的框架内实行。在比较孔子对“道”的重要性和孟德斯鸠对法律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强调时，黄周锡再次引用了梁启超论自治中引用孟德斯鸠的一句话“法律者无终食之间而可离者也”2 。这篇文章最后引用孟子离娄上中的话结尾：“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2 8 对黄周锡系列文章中引语的思路和各种支持性文本内容的这一简要考察，揭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梁启超等“五四”运动活动家的著作在越南儒学家对儒家道德价值观的修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像黄周锡这样的作者没有说明他们引语的来源，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讨论）。其次，基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无论是卖国还是爱国，西方的道德观念都被相应的解读，以适应越南半封建半殖民的不同现实。再次，对于像黄周锡这样完全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受训的学者来说，他们文章中所引用的西方思想大多转引自中国学者。最后，尽管越南儒家学者以新的西方哲学或道德概念开始他们的讨论，但他们总是通过讨论先前存在的儒家价值观来结束讨论，从而表明他们与西方思想的兼容性和可调整性，并因此防止任何可能挑战社会现状的激进变革。与日本和中国一样，越南与西方的接触也引发了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修正，在西方文化和与东亚国家思想交流的影响下 2 9 ,越南学者开始了关于伦理学(luanlihoc)的讨论。潘武（Ph a n V o）的文章伦理浅说（Luan lythinthuyt）在游学报上被连续三期刊发（19 2 8 年第2 2-2 4期），显示了一部分当代越南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伦理”这一概念的。文章以伦理的定义开始，“伦”是指“秩序”，“理”是指“适当的安排”。因此，“伦理”的意思是根据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以适当的方式分等级对待他人”3 0 1。作者认为，人类实践伦理原则就像遵循自然法则一样，亚洲的伦理（事实上是儒家伦理）即使与西方的伦理相比，也不具有压制性。儒家思想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是通过几条儒家格言来考察的，比如“妻者齐也”“夫妇相敬如宾”。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伦理（即儒家思想）在“人权 或“自由”等新概念下，仍然运作良好 3 0 11。在整篇文章中，儒家道德被证明是与西方伦理兼容的，两者一道应有助于保持当前的社会秩序的完整，而不发生任何激进的变化。继潘武一系列在现代越南语境下重新确认儒家道德的文章之后，黄周锡写了西方伦理概略(Lugc khao ve luan ly Tay phuong)，其主要目的不是系统地介绍西方伦理，而是强调个人在应对社会变化（包括从西方新引进的道德价值观）时“正心”（chinh tam)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将西方伦理分为六类：自我、家115THESILKROADTHESILKROAD总第3 9 1期2023年第2 期线调之路庭和家族、社会、国家、人类、众生。在整篇文章中，他经常提到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倡的五个连续和相互作用的阶段，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黄周锡对伦理的六种分类不仅与大学的五个阶段相一致，而且是以大学的五个阶段为蓝本的，其核心是为个人和全世界带来和平。尽管在讲西方伦理学，但除了引用查尔斯德孟德斯鸠（CharlesdeMontesquieu)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之外，他并没有引用许多西方思想家的话。有趣的是，孟德斯鸠在黄周锡文章中的引用，转自梁启超的论合群中的“共和之国，其元气在道德”3 18 6。另一方面，对斯宾塞的引用显然是从一个不知名中文文本中转引的，而不是其英文原文的直接翻译。和他其他文章的结构一样，黄周锡以另一句儒家经典结束该文，这一次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 8 17 6。黄周锡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清晰而有力：“总的来说，作为这个国家的人，我们首先必须保持正心”，其次要履行各自的职责，最后是关心其他问题。”3 2 6五、日本思想与中国中介到了2 0 世纪2 0 年代，越南出现了相当多的文章，试图依据西方伦理复兴儒家道德价值观，但它们是支离破碎的，需要融合。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一些越南儒家复兴主义者决定翻译东亚学者关于这个专题的著作。19 2 0 年，阮右标（NguyenHuruTin，笔名“东洲）翻译了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19 10）。19 2 0-19 2 1年，在南风杂志上以“中国伦理史研究”为题连载，但错误地把作者的名字写成了“蔡振”（SaiChan）。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9 17-19 3 4)，南风杂志在越南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但从未超出其主编范琼（PhamQuynh，18 9 2-19 45)的控制，他是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的影响下，该杂志不仅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改革精神，也反映了通敌卖国的态度。换句话说，该杂志倡导的所有改革都不能对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造成任何伤害。因此，在翻译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时，南风杂志似乎采取了一种稳妥的方式，而没有触及任何殖民主义的限制。12年后的19 3 2 年，阮右标翻译了另一部中国伦理的著作。三浦藤作（Miura Tosaku）的东洋伦理学史（Toyorinrigakushi）经由张宗元和林科堂的汉语译本中国伦理学史（19 2 6)被阮右标翻译成越南语。该译本于19 3 2-19 3 4年在南风杂志上连载，但最后没有完成。尽管有这些重要的译本，黄周锡令人惊地在游学报上重新翻译了蔡元培的著作，指出“这本最初由中国的蔡元培先生用中文写的伦理学著作，有支持性的证据和广泛的讨论。简报已将其翻译成越南语，并将按顺序连载，以便或多或少地惠及年轻一代”3 。黄周锡的翻译项目让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何要在一部14年前就已经翻译成越南语的作品上投入时间和精力？要为上述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并不容易。然而，通过开展这样一个项目，黄周锡可能觉得有必要将蔡元培的作品重新介绍给安南的年轻人（包括保助会的受资助者），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到南风杂志的过刊。也有可能黄周锡不知道阮右标的译本已然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表明在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不同地区内部和之间的交流受到限制，或者一些安南儒者对广泛阅读的南风杂志的接触有限。这也使我们想到，安南王朝赞助的游学报可能有意删除了任何与梁启超和其他五四运动思想家、活动家有关的内容。虽然梁启超的著作2 0世纪3 0 年代初在南风杂志被热情地翻译和116THESILKROADS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印刷，但在安南拥有他的某些作品可能会将一个人送进监狱，这在大南实录第7 期有记录5732。因此，当儒家伦理被重新引人并在游学报上复兴时，它与2 0 世纪前3 0 年在中国发生的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是隔绝的。尽管梁启超对许多越南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2 0 世纪越南反殖民主义和爱国运动的先驱之一潘佩珠（Phan Boi Chau,1867-1940）,但遗憾的是，可能由于政治限制，梁启超在游学报中被提到，但却没有得到承认。在一篇题为仁义（Nhan nghia）的文章中，黄周锡强调了这两个儒家道德观念的重要性。他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良知”（intuitiveknowledge）和康德的“良心（conscience）来说明人的自然直觉和天赐“仁”的概念中，东西方有惬意的交锋。“仁”是“三从”的基础，其中“主”与“从”的关系最为重要。文章还介绍了“理”(principle）和“气”（life force)的概念，并且该文的语境中，它们可以分别被认定为“理性”（r a t i o n a l i t y）和“情感”（emotionality）。作者随后拒绝了将西方归为“理性”而将东方（中国）归类为“感性”的倾向。他最后总结说，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需要在“仁爱/感性”和“义理/理性”之间保持平衡，以适当地实践和相互交往 3 4。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黄周锡从“义”的概念中阐述了“感恩”和“报应”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他对“自爱”（tuai)程度的论证。根据黄周锡的说法，“想要做善事，首先必须爱自己；然而，如果存在更重的正义，也应该权衡掂量，如果是这样，就必须竭尽全力，全心全意地为之服务，或者感觉欠了别人的情，就必须牺牲自己来适当地报答别人。这就是促使他这样做的良知”3 5 14。黄周锡对“自爱”的重要性进行了合理化的论述，最后确认了东方（实际上是中国）和西方哲学的共同之处：对他来说，东方的“保身”（自我保护）“守身”（保持自身无缺陷）和西方的个人“事身”（自我服务）之间没有区别。此外，作者还向读者提供了一位名叫“加藤”（Nha Gia Dang）的日本学者的一部作品的摘要，并用它来支持他的推理。尽管黄周锡在引用时没有提供足够的作者和书目信息，但这位日本学者和他的著作很可能是明治思想家加藤弘之（Meijithinker Kato Hiroyuki,1836-1916)和他的道德与法律进化论（道德法律進化）理）。黄周锡对加藤的书的总结最初是用古汉语写的，在同一期的游学报中被翻译成越南语，内容如下：总的来说，该书断言，人类在产生爱他人的心之前，只拥有爱自己的心。另一方面，爱他人的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是非自然的。自然的爱是对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的爱；非自然的爱是对同胞、人类和无数众生的爱。然而，所有这些（非自然的）爱必须源于学习，逐渐变成习惯，最终成为自然。该书的大致思想是，当我们所爱的人遭受苦难或享受幸福时，我们会感觉好像也在经历同样的经历。因此，我们必须与我们所爱的人分享我们的自爱，以获得一颗爱的心。我们也应该把这种扩大的爱扩展到同胞和人类，把个人和共同利益联系起来，避免疏远，防止自我毁灭的风险。虽然承认是爱他人，但这其实源于自爱。3 5 15(划线部分为本文作者所加)上面一段中的黑体字部分作者将在下文中讨论，其余部分是黄周锡的补充解释。整段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2 0世纪初的中国和越南，诸如加藤作品的外国文本被译介和接受的不同情况。THESILKROAD117THESILKROAD总第3 9 1期2023年第2 期絲绸之梁启超被加藤的思想所打动 3 6 ，在他对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 48-18 3 2）的研究报告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TheoryofUtilitarianism of Leading Scholar Bentham,1902)中广泛引用了这位日本思想家的话。在梁启超的文章中，提到了加藤的“爱已心”和“爱他心”两个核心概念，来支持边沁的理论：日本的加藤弘之写了一本名为道德与法律进化论的书。其主要观点声称，人类只有爱己之心，而没有爱他之心。此外，爱己之心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单纯的爱己之心”，另一个是“变相的爱己心”.加藤的理论实际上可以成为杰里米边沁利己主义理论的巨大支持，因为人人都寻求自娱自乐，他/她最终必须达到爱他之心的情感；因为人人都在寻求自我利益，他/她必须最终达到爱他心的智慧和策略。有了这两种爱他之心，就足以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3 19 1同年，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加藤博士天则百话的文章，在19 0 2 年新民丛报第2 1期发表，表达了他对加藤理论的赞赏和关注。梁启超表示不愿意将加藤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因为在他看来，加藤的进化论过于强调自我利益。因此，梁启超担心，如果引进这一理论，对中国可能弊大于利 3 7 黄周锡对加藤这本书的补充解释也是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加藤的书实际上应该在其他问题的背景下阅读，这些问题是他思想的组成部分，如进化论、历史上演变的权利和权力的社会行使、强者的价值观、基于权力的性别角色以及将更多权利分配给弱者或权力较小者的社会演变 3 8 。利已主义的问题不仅涉及从“自爱 到“博爱”的发展（得益于教育），而且涉及人类实现自我驱动的能力赋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暴力和对抗、征服和社会阶级。黄周锡选择这本书的关键原因，是让它为他的儒家和西方伦理学的同步化服务，其中将西方个人主义纳人儒家道德是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在2 0 世纪初的越南背景下。写于19 0 0 年的道德与法律进化论，是加藤对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和德国国家主义理论进行封闭研究的结果 3 9 。三年后(19 0 3),金康寿和杨殿玉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由广智书局出版 40 。黄周锡是否读过加藤的日文原著，还是只读过中译本，似乎并不明确。然而，根据黄周锡将加藤的名字称为“NhaG i a D a n g （而不是日语的“Kato）以及他对作品的过度简化，笔者猜测，他很可能只读过该书的中文版（摘要）。读了梁启超和黄周锡对加藤作品的总结，可以很容易地确定梁启超的文章是黄周锡引用的出处。因此，这个例子显示了2 0 世纪早期的越南学者是如何通过中国的中介了解西方哲学和日本思想的。六、保助会资助的归国留学生：是否会翻开历史新的一页1902-1927年，大约有40 0 0 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一场俗称中国“勤工俭学运动”来到法国学习和工作 41。这场运动提倡“勤奋和坚持不懈地工作，节俭（以节省开支）读书，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42 ，造就了一批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如蔡和森、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们回国后将参与彻底改变其祖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活动。虽然保助会的海外学习计划有不同的目标，但其回国的学生也将改变他们祖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就像19 3 2 年保大帝从法国回国后，给阮氏王朝带来的变化一样 10 7-8,保助会的学生回国118THESILKROADS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将对整个越南社会，特别是对游学报产生重大影响。19 3 1年标志着游学报的第一次收获，毕业的受资助者返回并开始在越南从事公共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归国留学生也加入了游学报的编辑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游学报第6 0 期（19 3 4年1月）可视为归国留学生带来的根本性变化的开端。在这一期中，获文学和法律博士学位的阮文廷（NguynVanDinh）写了致 游学报）读者的几句话（Mayloicungdoc gia），作为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南新知识分子的宣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由一两个杰出的人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依靠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得到提升。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为他们的人民和社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给他们的国民带来了启迪，也给政府带来了（更美好的）未来。虽然海外留学确实能扩大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但在那三、四年里所做的工作仍然是有限的，一个人经历得越多，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学习领域的无限性。此外，东方和西方各有各的环境，从西方学到的东西不能立即（在东方）应用或执行。（西方）人走在预先存在的道路上，现在有序地向前移动。（对我们来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现在我们必须跟随西方的脚步：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不，我们这些归国留学生不怕困难，但是对于那些关心国家前途的人来说，如果不被信任，即使有能力，也只能向现实投降。【43 （括号和划线部分系笔者所加）上面这段话宣告了前面有一条充满挑战的路。这是对一种世界观的乐观认可,如果回国的学生希望与他们的同胞有效地合作，为国家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们必须具备这种世界观。阮文廷的宣言不再关注让人们在传统君主制中“走上正轨”，而是敦促人们“跟随西方的脚步”。随着归国留学生参与游学报的管理，反复唱出尾声“永不超生”的埃德加坡（EdgarPoe)的叙事诗乌鸦的越南语译本的出现，就并非偶然了。在同一期中，读者可以读到波斯思想家奥马尔-海亚姆（OmarKhayyam）的介绍的第一部分，以及阮文廷用法语写的一篇题为东方与西方的文章，他要求东西方之间的平等和相互理解，“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个古老的笑话应该过去了”。“我们必须寻求相互理解。西方人向东方传授科学知识；现在是西方人审视东方精神的时候了”4。（划线部分由笔者所加）19 3 4年6 月，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中篇小说阿塔拉（Atala）的越南语译本在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