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及调节因素的元分析.pdf

2023年第9期信息行为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及调节因素的元分析梁悦悦，曹坡，刘蕤，黄文萱摘要为探究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关系及调节因素，揭示现有相关实证研究缺乏统一结论的原因，文章从个体、工具方法和情境等3个维度综述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因素，采用元分析方法，纳入23篇研究文献共计7，242个独立效应量，进行主效应及调节效应检验。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关系，且验证了年龄、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数据收集方式、研究设计以及文化情境的调节作用，而个体健康状况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关键词健康焦虑健康信息搜寻元分析引用本文格式梁悦悦，曹坡，刘蕤，等.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及调节因素的元分析J.图书馆论坛，2023，43（9）：87-95.A Meta-analysis ofthe Relationship and Moderating Factors betweenHealth Anxiety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LIANG Yueyue，CAO Po，LIU Rui&HUANG WenxuanAbstract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xiety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and itsmoderating factors，and to reveal the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drawn from relevant empiricalresearches，this paper reviews the moderating fac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individual，tool and situation，performs a meta-analysis of the 7，242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from 23 studies，and tests the main effect andmoderating effect.The study shows there is a moderate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 anxiety and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ge，health anxiety measurement tool，data collection method，research design and cultural context have been verified.It also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 health status plays non-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health anxiety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Keywordshealth anxiety；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meta analysis0引言面对变化与不确定，焦虑情绪普遍存在。疫情加速了大健康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后疫情时代“没有自认为那般健康”的焦虑意识也显著增强2。此时健康焦虑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更成为全民普遍的情绪征候3。公众借助线上媒介搜寻健康信息，辅助自我健康状态判断、诊疗方案选择等信息行为更加频繁。健康焦虑不仅给人体身心带来困扰和痛苦，也常伴随信息过度搜寻等行为发生，降低了健康信息利用效率，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甚至造成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4。探讨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将为健康信息服务链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方向，助力健康中国战略5。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信息疫情”使得健康焦虑备受关注。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往往伴随发生且相互影响，目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集中于个人特征、信息服务和社会环境因素6，对个体情绪情感因素关注较少。已有的健87信息行为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的研究中，二者相关关系强弱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结论。为探究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有必要更广泛地纳入新研究，探讨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识别个体差异。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对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研究开展综合分析，综述和发掘调节变量，有助于解决现阶段已有文献研究结果存在的争议，揭示不同实证研究结论差异的成因，丰富个体情感因素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为后续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及作用路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也有助于为个体缓解焦虑情绪、提高信息搜寻效率，为信息提供方提升健康信息服务水平提出合理建议。1文献综述1.1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指身体状况良好、无需接受治疗，但因对身体症状的误解而产生的对疾病的恐惧状态7，其与疑病症(hypochondri-asis)均涉及对躯体症状的过度关注和恐慌，疑病症是高程度健康焦虑的表现形式。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对二者有所混用8。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普遍发生使得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随之出现，它是指不断在线搜索健康信息引发的健康焦虑加剧9，通常被认为是疑病症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本文认为网络健康焦虑、网络疑病症是健康焦虑的表现形式，并将这两者与疑病症统一纳入健康焦虑范畴。Manafo等10将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描述为：用于获取、澄清或确认关于特定事件或情况的知识或信息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赵栋祥等11认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是指用户为应对健康问题、满足特定健康需求，积极主动进行的一种信息获取活动。用户信息需求多样、搜寻渠道多元，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受到生理、认知、信息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且会对用户认知和健康行为产生影响6。已有元分析发现网络互动程度12、信息质量13是影响健康信息搜寻的重要因素。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研究较多且结论有所不同。就统计结果而言，相关系数介于0.05140.5315，健康焦虑通过信息不足激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16，也有研究未证实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17，如个体不会因担忧自身健康状况而进行健康信息搜寻18。就二者相互作用而言，寻求健康信息可能降低患者忧虑水平19，也可能会维持与健康有关的担忧20，甚至加重健康焦虑情绪21。McMullan等22通过元分析对二者相关关系存在与否进行验证，但仅纳入10项经过同行评议的英文文献，并未深入探讨和发掘导致二者相关关系强弱不一致的调节变量，且纳入的研究中对健康焦虑的测量依赖于量表，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1.2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调节因素二者相关关系强弱以及具体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说明存在调节因素，梳理已有研究，本文将其归纳为个体、工具方法、情境等3个维度。(1)个体维度。不同年龄段的个体身体状况、压力水平、社会角色不同，健康焦虑水平、健康信息搜寻频率存在差异23；性别带来的生理、社会角色差异影响个体焦虑水平24；个体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素养与其信息能力密切相关25。(2)工具方法维度。目前健康焦虑测量工具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化的健康焦虑量表，如短版健康焦虑量表SHAI、网络疑病症严重度量表CSS、怀特利指数Whiteley Index26，测量维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二是非结构化的问卷测度项，如担心疾病恶化程度19、公共卫生事件下对健康及患病的担忧27，问卷测度项易受测试情境与研究问题的影响。目前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数据收集方式涉及访谈、网络问卷、实验等，这也是调研误差的来源之一。(3)情境维度。分为文化、社会和信息3个方面。面对健康担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表现出的信息逃避28、信息搜寻的频率和目的不同29。社会方面，社会支持显著影响个体行为意图23；医疗环境相关的就医不便利30、医患关系882023年第9期信息行为紧张31等使个体倾向于通过在线搜寻健康信息弥补信息不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相应的隔离封锁措施，使民众焦虑水平有所上升32，健康信息搜寻行为随之增加27。信息方面，个体感知信息不足会激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16；信息可信赖程度越高33、信息搜寻渠道越多34，个体健康焦虑水平越高且更容易受到不可靠信息的影响，从而加剧健康焦虑15。回顾文献可知，目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对个体情感因素关注少，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之间的关系较复杂。已有文献主要从信息搜寻的目的、内容、时长、频率和个体健康焦虑水平入手研究二者相关关系，也有文献对搜寻行为前后的焦虑水平进行比较20。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二者相关关系强弱不一以及健康信息搜寻对个体健康焦虑程度的改变有所不同，实际上，二者往往伴随交互发生，健康焦虑既可以是情感动因，也可以是情绪响应。现有研究结果的差异表明，健康焦虑和健康信息行为之间存在调节因素，可归纳为个体、工具方法与情境三个维度，而现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McMullan等22的元分析也并未讨论调节因素。基于此，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现状的不足，更广泛地开展元分析，并进一步综述和讨论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因素。2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Glass35于1976年提出元分析概念。元分析是对某一特定主题下的现有研究进行整合和回顾性分析，它将独立且各异的研究整合在一起，并将它们的结果汇集成一个单一的共同结果。2.1文献检索全面检索探究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的文献。一是构造检索式。中文文献以“健康焦虑”或“疑病症”或“网络疑病”，且包含“信息搜寻”或“信息检索”或“信息查找”或“信息查询”或“信息搜索”为检索词，以篇关摘或主题为检索字段，文献类型为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最后检索时间为2022年1月6日；英文文献以(information search*OR information seek*OR information brows*OR information reas-sur*)AND(health anxiety OR illness anxietyOR cyberchondria OR hypochondri*)为检索式，以 Abstract、Title，Abstract or author-specified keywords、TS为检索字段。二是数据库。中文文献选择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英文文献选择在 EBSCO、PubMed、ScienceDirect、WoS数据库进行检索。三是扩展检索。通过Google Scholar进行文献增补，利用综述和相关文章的引用与被引文献进行扩展检索。2.2纳入与排除标准为确保元分析有效性，最后纳入研究的文献须符合以下条件：同时包含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必须为实证研究文献；必须报告样本量和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化为相关系数的指标；必须提供独立的数据集。由两名研究者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进行资格审查，并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初步检索中文文献15篇、英文文献4，143篇，经过去重和初筛，得到文献110篇纳入复筛，对非中英文文献、内容不相关以及无研究数据文献进行剔除，同时补充检索得到文献3篇，最终得到纳入元分析的有效文献23篇，其中英文文献16篇，中文文献7篇。文献发表的时间跨度为20062021年。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图1文献筛选流程图原始检索得到文献4，158篇去重得到文献3，420篇初筛得到文献110篇补充检索得到文献3篇阅读标题剔除无关文献3，310篇最终纳入分析文献23篇剔除综述类、非中英文文献20篇剔除内容不相关文献52篇剔除无研究数据文献18篇89信息行为表1文献信息编码表编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作者，发表时间Han Zheng，2021Fergus，2012DohertyTorstrick，2016KateMuse，2012KarmpaulSingh，2015CarolynLagoe，2015KarmpaulSingh，2014MartinTanis，2016NasrinMusarezaie，2019Fergus，2014MoniqueMitchellTurner，2006SusanneE，2010XiaoquanZhao，2009FarhaMarfani，2013SunYoungLee，2016MelaniedeLooper，2021赵烨，2019罗晓兰，2019彭彦妮，2012刘红思，2021金帅歧，2020夏佳贝，2020王子岳，2019样本量4265127202194024525523937743013710434041822490566300241393204292470样本国别中国美国美国英国英国美国英国新西兰伊朗美国美国荷兰美国印度美国荷兰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平均年龄-33.433.0126.920.5-21.244134.231.120.821.0246.15351.2869.93343045.922124.7532.6346.09样本人群成年人成年人普通群体普通群体普通群体成年人大学生患者成年人普通群体普通群体普通群体吸烟者移民女性乳腺癌患者结直肠癌患者门诊就诊者疑病症吧用户门诊就诊患者大学生网络用户职业女性城镇居民数据收集方式线上问卷、量表线上问卷、量表线上问卷线上问卷、量表量表、实验线上调查线上问卷线下纸质问卷、访谈线上问卷线上问卷线下纸质问卷、实验线上问卷电话访谈、线上问卷口头采访、问卷线下纸质问卷、实验线上问卷线下纸质问卷线上问卷线上问卷线上问卷线上问卷线上问卷线上问卷、实地调研健康焦虑测量工具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问卷问卷量表问卷问卷问卷量表量表量表问卷问卷问卷问卷问卷相关系数r0.1100.4800.3550.5300.2700.1400.1630.1500.2970.2090.0500.4620.1900.1900.0700.1800.0770.5180.4160.2740.2300.1580.072注：文献信息栏只列出第一作者。2.3文献编码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录入研究基本特征信息和效应值信息，最终共获得23个效应值，7，242个独立样本。由三位编码者对研究文献进行独立编码，编码字段包括文献信息(作者与发表时间)、样本量、样本国别、样本人群、样本平均年龄、数据收集方式、测量工具、相关系数r，编码不一致处由编码者协商确定，编码结果见表1。2.4元分析步骤采用Pigott的分析方法36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CMA2.0工具实现，包括模型选择与异质性检验、出版偏倚检验、主效应检验及调节效应检验。主效应检验针对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检验二者之间相关关系强度如何；调节效应检验则结合现有数据，从个体、工具方法、情境三个维度分别检验年龄、个体健康状况，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数据收集方式、研究设计以及样本国别的调节作用。3研究过程及结果3.1异质性检验本文纳入分析的研究中有不同的样本群体、不同类型的测量工具等，且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关系可能受到这些因素影响，因此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间异质性通常以Q统计量、I2和Tau2指标值衡量37。Q是标准化的权重总方差与期望总方差的比较，当P0.1时，说明研究间存在异质性；I2反应异质性部分在效应量总变异中所占的比重，I2统计量25%、50%、75%分别表示异质性的低、中、高程度37，即I2大于75%时，研究存在较高的异质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2，Q 检验中P=0.00075%，表明研究间存在较高的异质性。另外Tau2值表明研究间有2.3%的表2效应值异质性检验结果K23Q-value169.726df(Q)22P-value0.000I287.038Tau20.023注：K为效应量数。902023年第9期信息行为变异可用于权重计算，以上检验结果皆证实了研究间存在高度异质性，也证实了选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合理性。3.2出版偏倚检验出版偏倚是指纳入研究的文献不能充分代表这一领域已完成的研究37。本研究采用漏斗图、失安全系数以及Egger s检验来评估研究的出版偏倚。一般认为漏斗图越对称，研究的出版偏倚越小，但这种方法往往带有主观性，失安全系数与Egger s检验则是评估出版偏倚的定量方法，一般认为失安全系数大于5k+10(k指独立研究数)时，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37。出版偏倚检验漏斗图见图2，纳入研究文献的效应值大多分布于漏斗图顶端，且较为均匀地分布在总效应两侧，可以初步判定不存在严重的出版偏倚问题。另外，数值检验结果中，失安全系数值为23055k+10，且Egger s检验中P值为0.9240.05，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3.3主效应检验根据Lipsey和Wilson38的观点，当r低于或等于0.1为低相关，高于0.1低于0.4为中等相关，高于或等于0.4为高相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主效应检验，分析结果见表3。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的综合效应点估计值为0.246，高于0.1而小于0.4，且效果量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呈中等程度正相关。表3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随机模型分析模型随机K23N7242r0.246LL0.181UL0.308Z7.238P0.000注：K为研究数量，N为样本量。下同。3.4调节效应检验3.4.1个体维度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阶段的划分39，本文将样本分为青年(44岁及以下)、中年(45-59岁)和老年(60岁及以上)群体，检验年龄的调节作用；根据样本群体是否为患病等特定人群，将其健康状态划分为良好与患病，检验个体健康状态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年龄对二者关系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青年群体中的二者相关性高于中年及老年群体；个体健康状况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比患病群体报告了更高的相关性。表4个体维度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调节变量年龄个体健康状况异质性检验QB17.0592.251P0.0000.112类别青年中年老年良好患病K1551158N47881693904824241895%CIr0.2860.1760.1800.2560.218LL0.2590.1300.0280.2290.180UL0.3130.2220.3730.2830.256双尾检验Z19.5977.3021.69717.49310.852P0.0000.0000.0900.0000.0003.4.2工具方法维度根据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是量表还是问卷测度项，将其分为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检验健康焦虑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根据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人员与被试者是否存在面对面交互过程，将数据收集方式分为线上和线下，检验其调节作用；根据纳入分析文献的研究设计中是否存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将其分为单一研究设计和混合研究设计，检验研究设计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见表5。结果表明，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数据收集方式、研究设计均对二者关系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结构化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比非结构化工具报告了更高的相关性；线上数据采集方式下二者相关性高于线下数据采集方式；单一收集方法比混合收集方法报告了更高的相关性。图2出版偏倚检验漏斗图-2.0-1.5-1.0-0.50.00.51.01.52.00.000.050.100.150.20Standard ErrorFishers ZFunnel Plot of Standard Error by Fishers Z91信息行为3.4.3情境维度根据样本国别的不同，本文将样本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类，检验文化情境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文化情境对二者关系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西方文化情境比东方文化情境下的研究报告了更高的相关性。4讨论4.1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中等强度正相关关系(r=0.246)。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健康焦虑程度越高的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关注越多，健康焦虑下行为作用于认知层面的结果就是对健康信息的灾难化解释40，即把模糊或中性的健康信息解释为消极结果，继而将自身症状与疾病症状信号相比对，进行过度自我诊断，并以此为依据强化自身躯体不适感41。如果个体患有或曾经患有某种疾病，此情况会更加严重，患病的不适和恐慌再加上所搜寻健康信息的引导，个体对病情加重或疾病复发的焦虑感更加严重，为验证自我诊断结果或为得到一致解释以消除疑虑，进而进行更多健康信息搜寻，而这种认知偏差下进行的信息搜寻往往意味着自身健康焦虑的进一步增加。第二，高健康焦虑个体对疾病及健康信息的认知偏差很容易造成医患误解5，进而催生更多的自主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健康焦虑个体对疾病的过度解释和担忧无疑是不正确的，但他们并不相信医生的判断，甚至认为医生没有努力解决他们的健康困惑。如此，健康焦虑者对医生与医疗机构的权威性信任程度较低，会主动进行更广泛的自主健康信息搜寻。4.2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调节因素4.2.1个体维度被试群体年龄在二者关系中起到显著调节作用，其中老年群体未达到显著水平(r=0.180)，青年(r=0.286)和中年(r=0.176)群体达到显著水平，且青年群体二者相关性最强，由此可知偏年轻化的群体二者之间关系呈现较强态势。该结果可能与自我效能、健康信息素养有关。首先，自我效能较强的个体更容易接受健康信息并进行信息搜寻42，而自我效能感会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因此中老年群体相较于年轻群体更少进行健康信息搜寻；其次，健康信息素养越高的个体越有能力鉴别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越频繁18，30。大龄群体往往健康信息素养较低、信息搜寻技能较差、信息理解和甄别能力有限，于是难以在复杂多样的健康信息中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目前老年人群体数量庞大，健康问题更加突出，更容易出现身体不适和孤独感，加之其信息搜寻技能往往较差，这可能会加重焦虑，后续相关研究可以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另外，与预想结果不同的是，个体健康状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且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r=0.256)比患病群体(r=0.218)报告了更强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刘嫣等13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调节作用的分析相呼应，即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更容易受动机影响而产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患病群体因对疾病有恐惧心理而回避健康信息搜寻，而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则无此方面的压力；这也可能与健康焦虑本身的特点有关，健康表5工具方法维度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调节变量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数据收集方式研究设计异质性检验QB16.79815.20133.200P0.0000.0000.000类别结构化非结构化线上线下单一混合K1310176167N40933149584413985374186895%CIr0.2830.1890.2650.1530.2820.133LL0.2540.1540.2400.1010.2570.088UL0.3120.2230.2900.2040.3080.177双尾检验Z18.18610.35920.0915.72720.5325.732P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表6情境维度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调节变量文化情境异质性检验QB7.1P0.008类别东方西方K1013N3687355595%CIr0.2140.275LL0.1830.243UL0.2450.307双尾检验Z13.17615.961P0.0000.000922023年第9期信息行为状况是个体普遍关注的问题，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对身体变化更加敏感，往往在怀疑身体出现细微变化时即进行健康信息搜寻，而患病群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识较为确定且已经处于患病状态，相较于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对身体变化的敏感度更低。就此问题，未来研究可将个体健康状况、性格特质相结合，深入讨论协同作用机制。4.2.2工具方法维度结构化测量工具(r=0.283)比非结构化测量工具(r=0.189)报告了更强的相关性且更接近主效应点估计值，这表明结构化的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更能准确揭示二者之间关系。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为：标准化量表类结构化测量工具的题项、编制、施测以及计分方式都相对客观规范，测试效果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稳定性，而问卷测度项类非结构化测量工具主观性、随意性较强，且容易受到研究问题、测试情境、被试特征的影响，在稳定性及客观准确性方面不如结构化测量工具。线上(r=0.265)比线下数据收集方式(r=0.153)报告了更强的相关性，单一(r=0.282)比混合收集方法(r=0.133)报告了更强的相关性。首先，健康焦虑涉及自身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尤其对于病患群体而言这属于个人隐私等敏感问题。线下问卷填答过程中受访者集中在一个场地，容易形成不利于个人表达特定看法的“团体压力”，涉及敏感话题时尤其如此，当面访谈匿名性差的特点使受访者心理压力和思想顾虑增加，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回答问题的态度和真实性43，而线上数据收集能减轻甚至消除受访者心理负担，在涉及一些敏感性调查问题时效果更佳。其次，虽然混合收集方法比单一方法更加全面，但此次纳入的研究中，混合方法多为问卷和实验、访谈等的混合，这不仅会产生因实验、访谈等线下收集方式对被试群体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心理有所影响等问题，也会面临对所测试问题评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在一项研究中，单一的数据收集方法在对研究变量的评判上更为一致，也能更准确评估样本群体。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用传统方法之外的数据收集方法，如针对具体情境设计实验、对样本进行纵向的动态追踪分析等，以期更真实地反映被试者焦虑情绪变化。4.2.3情境维度相比具有东方文化情境的样本(r=0.214)，具有西方文化情境的样本(r=0.275)二者之间相关关系更强。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西方背景下的个人主义文化赞同独立导向的价值观，强调自我信赖和对健康风险的个人控制，认为个人在焦虑消解和风险控制中的努力非常重要；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集体主义者往往更重视社会关联和相互依赖28，这可能会导致其主动进行信息搜寻以对抗健康焦虑的能力较低。健康焦虑的产生意味着个体有患病或病情加重的风险，个人主义文化对于疾病风险的感知和焦虑感更明显44，且更容易接受风险并对其持乐观态度，对于自身健康焦虑，会进行更多的健康信息搜寻；而集体主义者通常对风险持厌恶或回避态度，健康焦虑情境下寻求健康信息相对于个人主义者较少28。后续研究可以针对国内样本，进一步探究文化差异的具体影响，如考虑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风俗习惯等。5结语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从个体、工具方法、情境三个维度综述了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关系的调节因素。结果表明，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关系，年龄、健康焦虑测量工具、数据收集方式、研究设计以及文化情境起到调节作用，个体健康状况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后续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缓解个体健康焦虑、引导其合理开展健康信息搜寻也具有实践意义。以上研究结果显示，关注并缓解个体健康焦虑情绪、引导其进行合理的健康信息搜寻，在解决健康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据此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建议：第一，加强健康焦虑个体的心理干预，通过健康知识普及教育等方式对其进行引导和协助4，对于患有基础疾病的健康焦虑人群，还应鼓励其与医生交流，引导患者获得准确可靠的健康信息；第二，个体自身要积极进行健康促93信息行为进，增强自我效能，提升信息素养；第三，健康信息提供方要加强资源建设，考虑信息本身的易用性、权威性，以匹配用户的健康信息素养，提升健康信息服务水平。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样本数量，虽然关于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较多，但按照元分析纳入文献标准筛选后所得样本数量有限，而受语言限制，非中英文文献没有被纳入研究；二是性别、健康信息素养等潜在调节因素，由于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没有报告对应的效应值，无法开展调节效应检验。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多调节变量考虑多重关系，进一步对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路径机制进行探究。参考文献1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丁香医生：2021国民健康报告EB/OL.（2021-01-29）2021-12-12.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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