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石.pdf

2023年7 月第9 卷第4 期南海学刊Th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Jul.2023Vol.9 No.4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赵泉民12（1.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上海2 0 12 0 4;2.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上海2 0 0 4 33）【摘要】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的制度,反映某一社会经济基本性质和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追求“单一公有制”演进为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即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体制，这是国家在恪守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价值本质前提下，立足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中始终遵循着“不变”与“变”的演进逻辑：“不变”的制度内核是“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等，而在“不变”中引人“变”的制度因子是“非公有制经济”“按要素分配”“市场经济”等。这种“不变”与“变”的演进逻辑促使了各种制度优势的聚合与叠加，造就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同样，新发展阶段需要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并以系统思维和正义理念进行高质量制度供给，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体系支撑。【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位一体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 F120.2;D6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 0 9 6-0 16 6(2 0 2 3)0 4-0 0 0 1-11从经济发展史视角来看，制度为定国安邦之根本。正如诺斯指出的，“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其中尤其是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具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并对经济社会形态的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的制度，反映某一社会经济基本性质和本质特征，同时也彰显出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根本区别。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时段探索实践,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制度之间有机联系和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体系2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速增长阶段注重的是解决总量问题，高质量发展则偏重结构、效率等问题的求解，即要推动经济在质的有效提升中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就此而言，“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制度效能，收稿日期 2 0 2 3-0 6-2 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 2 ZDA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 0 FJLB007）【作者简介】赵泉民（19 7 2 一），男，河南灵宝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2 0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12023年南海学刊第4 期一、所有制结构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泛在的新动能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私有制”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布局具有鲜明的“所有制优势”：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制度安排，内在规定了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国家的主人，其在制度层面上为克服或缓解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可能，进而使生产能够最大程度服从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满足少数资本家的一已私利。基于此,也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才能为国家更好摆脱资本统治的意志提供坚实制度性保证，守住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价值与国民经济的命脉，进而实现对社会公平和整体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须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先天具有“亲市场”的内质属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力量。特别是其与生俱来的竞争意识、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多种市场经济主体，在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市场体系，促进良性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的形成，满足人民多层次、个性化需要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两种经济成分的共生及共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首要本质和最终目的，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和优势所在，它们融合统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相得益彰地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3。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共同适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要求，因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所具有的所有制结构优势，处理好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应继续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即“两个毫不动摇”理念，不仅要注重发挥两者各自的作用，而且要特别注重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和协同发力。对此绝不可偏废,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毫不动摇”，或是将它们视为彼此孤立，甚至是分化对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毫不动摇”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第一个“毫不动摇”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也是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的根本和前提；第二个“毫不动摇”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而非外物，在不削弱或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基础上，通过积极鼓励、政策支持和合理引导，使之与“第一个毫不动摇”中的公有制经济共处并存、彼此融合,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也就是说，我们既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自已人”，为实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质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提供理性的思想基础、可信的政治承诺和良好的社会氛围等软环境系统。二是在改革上坚持混合所有制方向，既发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自的制度优势，又形成严格的产权保护和共同发展的制度基础。从现代产权理论角度看，产权层面上不同所有制的融合或混合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制演变的基本趋势。为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更好地促进产权融合，首先需要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如在公有制为主体结构下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围绕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战略目标，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引导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集中”，同时推动国有资本从不具备竞争优势、产能过剩2赵泉民：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行业和领域的有序“退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国有、集体和非公有等不同资本之间的交叉持股，产业分工上的协同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理性重组和合理配置；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产管理、金融服务、股权管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功能作用，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有效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的意识，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群体的创新创业精神，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和影响力等，确保其在关系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需想方设法通过多种操作性强的举措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因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以其灵活的适应力和不断涌现的创造力提供着新的供给，而且经过多年发展也使其成为关乎国家现代化目标（包括数量和质量两大指标)实现的支撑因素，对整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与能力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基于此,增强对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供给就成为释放经济内在动能的必选项。如消除“所有制歧视”，健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尤其是强化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确保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两个不可侵犯”；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努力构建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权利、机会、规则平等的经济运行环境；以系统思维完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以及建立“激励与惩罚相兼容”的制度结构，清晰厘定政商之间“亲”与“清”边界4 ；扭转“唯大才美”的传统思想和激励制度，消除和减少偏见与歧视，健全有利于“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组织和制度支持体系，如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和税费负担，信贷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配置倾斜，加强权益保护等多方面法律和政策供给；创造更多政策红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让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真正从国家制度供给中增强获得感。若是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这一视角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上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设计或“所有制格局”，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并满足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多种需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多样性，进而促使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势都得以最大可能地释放。可以说，中国经济取得世所罕见的快速发展奇迹的制度优势，就在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共生发展。“为了繁荣，需要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已面前出现的机会”5 130 5。因此，任何试图通过否定公有制经济而去搞所谓的“全盘私有化”，或是借助否定非公有制经济而去强调“单一公有制”的思想倾向或政治定位，不仅不符合坚持人民至上（其实，非公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民营经济，本身就是人民的一个体现）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而且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性的制度选择就是依据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推进所有制关系持续性变革的同时,又能够保持所有制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形成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两种经济形态共生融合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基础。共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更是改革创新的源泉。“富起来”成就的取得与所有制这种结构特征密不可分，同样支撑“强起来”的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是离不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生,并且特别依赖于共生这种经济生态或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升级。二、强化以按劳分配方式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构成：夯实“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与价值寻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规定。高质量32023年发展与共同富裕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显现出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规定：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实现路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又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底层逻辑转向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分好“蛋糕”，富裕体现效率，共同保障公平。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理念：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6 。收人分配制度改革现实指向，就在于既要遵循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要求（效率目标的实现），又要服务于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这就需要继续发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优势，同时要面对收入分配领域中尚存在的诸多问题，精准有效地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每个理性人都具有显著的行为利已特征，经济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激发市场各种行为主体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基础所在。不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效率缺失公平的保证最终同样不能实现。故而，对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人分配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的广度与深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党中央将其上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意蕴所在。自2 0 世纪8 0 年代起，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人分配制度已在提高经济效率、激发社会活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效能，但其仍存在着诸多缺憾。一是收人差距依然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收人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改革初期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演变为2 0 世纪9 0 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急速扩大。进入2 1世纪，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了收人差距拉大的态势。由于受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和收人来源多元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居民收人差距现阶段依旧较大，如基尼系数2 0 0 8 年高达0.4 9 1，虽然2 0 0 9 年后呈波动下降态势，2 0 2 0 年时降至0.4 6 8 8 ，但而后受到疫情持续的影响，2022年基尼系数又升至0.4 7 4。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持合理的收人差距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运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基尼系数长时段维持在0.4 6 左右，远高于国际公认警戒线0.4 0和世界银行测算的全球基尼系数0.4 4 的平均水平。二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按要素分配制度不完善。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收人份额一般在5 5%6 5%之间9。而我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不仅绝对水平长期大幅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而且也陷人到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10 ,这是一种十分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不仅如此，按要素分配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瓶颈，行政区经济色彩浓厚，土地、资本要素自由流动存在障碍；数据要素市场发育缓慢，数据的产权界定规则尚未建立；知识、技术等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产权制度完备度和成熟度不够；等等。所有这些直接导致要素之间分配不公同时也拉大了收人差距。三是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收人差距的效果有待提升。国家以增值税、营业税等为主体的间接税比重偏高的税制结构安排，虽有助于税收目标实现，但也会通过商品劳务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致使收人越低的人群反而承担的税收压力越大,某种程度上对收人差距产生的是“逆向调节”作用,影响政府再分配的调节效应。此外，医疗、养老及教育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升，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4南海学刊第4 期赵泉民：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以公益性为特征、全社会各方参与的第三次分配机制还不够成熟，比如相关的税收激励制度不健全，慈善机构少、运营水平低和管理不规范，方便社会力量做慈善的通道不畅通，相关社会组织行业监管及慈善事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高质量制度具有激励性，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张力，为高质量发展蓄积动能。如何坚持并优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人分配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借助制度设计推进按劳分配原则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这是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双重目标并举的必然路径选择。经济学研究表明，资本收益率增长大幅超出劳动收益率增长，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直接诱因。对此，一方面，竭力寻求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实现途径，将社会财富分配尽可能多地向劳动者倾斜，特别是提高一线高素质、高技能和贡献大的劳动者的报酬，确保整个社会的劳动收人增长与国家GDP增长基本同步，扭转劳动报酬份额在初次分配中偏低状况；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加强劳动监督力度；优化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指导线形成机制，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另一方面，坚持市场化薪酬分配改革方向，建立健全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体制。在恪守“劳有所得、得其应得”原则下，激发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与劳动紧密联系的“软要素”投人市场的活力，实行按贡献参与分配，通过增强激励价值创造的力度，充分调动劳动者乃至于全社会创新活力，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同时确保劳动者多渠道、全方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创造活力竞相进发，进而广泛地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注重激发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完善其凭借自身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及其所作的贡献参与并获得更多收入回报的机制，使资本配置效率高低、劳动付出多少、技术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和数据的掌控等能够根据市场规则并按照其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当然，要做到这些，一个基本前提是首先要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激励机制，以及土地等公共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完善市场化评价与分配机制，建立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等等。也只有形成如此的收人分配政策制度体系，才能够在新的发展起点促使经济在“做大做好蛋糕”与“切好分好蛋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功能和调节力度。现代财富再分配是基于权利的逻辑,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人来实现社会的公平1。税制是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对财富积累重新控制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既定的经济和市场条件下，税制设计理念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归宿结构和再分配效应。因此，税收调节之关键在于基于税收转嫁和运动规律的具体税制设计。现阶段健全税收的公平收人分配作用，需要注重通过间接税和直接税占比的“一降一升”，达到完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占比及增强再分配调节效果等。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优化所得税税制，合理区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平衡两者之间最高税率，更好发挥所得税的再分配调节的精准性；推进财产税改革，调节财富和收入分配，包括增加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等；完善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办法，如扩展综合课征的范围，逐步将个人的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偶然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综合课征范围，改变分项征收所致的税负横向和纵向之不公；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12 。增加民生在财政支出方面比例，尤其是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支出力度；持续优化转移支付支出结构，重点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提高转移支付项目实施的精准性；渐次提高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提供52023年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此外，要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不同层次保障项目优势，既要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还要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满足其差异化的需求。三是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财富积累的内在冲动和外部性逾越了市场秩序边界时，必会导致贫富分化甚至是引发诸如“仇富”“躺平”等社会问题，“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再生产系统相伴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知的程度”13。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是在前两次分配基础上,社会力量基于自愿原则而推动的财富与资源的第三次流动。其作为一种更高维度、更为复杂的财富分配机制14 ，是将分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之一。国家之所以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就是为了释放其能够促使社会分配正义的新动能。为激发第三次分配的活力，建构起支撑第三次分配制度化的实现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首先，通过制度改进与创新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推进财富向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健全完善以慈善法为主的第三次分配法律体系，推动公益慈善组织等第三方机构的规范化、法治化。其次，协调配合国家货币、财税政策，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如针对个人和企业捐赠，出台教育、金融、土地、慈善信托等方面的减免税收和信贷优惠强刺激性举措，激励企业、个人等参与第三次分配，形成慈善公益实践的积极社会效应。最后，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和诚信道德建设，包括财务监督、问责机制、离任审计及等级评估等日常化的管理制度，促使公益慈善组织定期进行信息公开，增强其社会公信力和透明度。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市场经济本质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它能使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正向效应达到一种相对的最大化状态15 。中国经济多年持续性增长表明，市场经济虽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弱点，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比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的其他制度安排6 不过也应看到,强调市场作用并非就是要减少或是要求政府放弃调控与监管。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依据。阿瑟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时指出，政府行为“在促进或阻碍经济活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政府可能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 5 14。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17 3 自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目标以来，,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定位和调整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通过一系列改革,政府力量得到一定程度收缩，市场获得更大自主性去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的缺憾，这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发展质量不高的体制性根源。促进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继续坚持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辩证理性地认识新时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内涵，着力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和市场“两个引擎”，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两只手”优势互补、协同发力，进而达到“互促共生”格局,这是一种必然之势。也正是因此，理性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并廓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边界就显得极为重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6南海学刊第4 期赵泉民：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或“唯一作用”18 ，而是依据价格、供求和竞争三个核心机制配置资源，实现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而绝非更多发挥作用17 6 6，如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提升及优化公共服务、推动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等职责。这是政府与市场的辩证法和关系逻辑。为此，一方面，围绕尊重市场规律方面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消除不当行政干预,持续扩大市场作用的力度和范围；深化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法治化和治理精细化水平，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配置资源要素的主体,形成鼓励企业创新的氛围。另一方面，紧紧围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通过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市场监管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对市场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增加市场的自主选择权；通过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推动经济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其实，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不代表着市场无所不能，也绝不意味着政府一无所能。归根结底，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更好发挥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理性化，主旨在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处理好政府“越位”“错位”与“虚位”问题，实现有效与有限统一，进而促进“强政府”和“强市场”互相配合和互为条件，才能最终达到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双重统一，亦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契合。其次，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最为基础的方面确保了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内生动力，但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一套以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为机制的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特别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人、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建设19 。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石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最为根本保障，用科斯的话来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2 0 。诺斯也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有有效的产权制度供给，以便刺激个人将自已的经济努力变成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 1。经济活动发生是因为市场主体人希望得到对于某个财产的预期收益,这一结果取决于财产权利的预先界定，产权激励是市场经济最有效的动力源2 2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清晰的产权，而且还须形成公正的产权系统。为此，一方面需要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包括国有产权、非公经济产权、知识产权及各种新型产权，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和居民财产等制度体系。“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毕竞就是要鼓励有利于社会的无私行为，法律和良知巧妙地纠缠在一起，法律可以给出奖励和惩罚。”2 3 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所谓的“量化到人、还权于民”，保障农民的集体产权权利；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创造、交易、运用等一系列活动的制度供给和保障。除此之外，特别要增强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力度，坚持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的原则;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健全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准人制度，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使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及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改革成败之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现程度，也只有高质量制度安排才能为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一个理性的制度环境。而现行的各种制度性、行政性约束和区域72023年壁垒却在事实上阻碍市场配置资源2 4 。根据区域市场化程度差异、不同要素资源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与内在要求2 5 。一是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开放4 0 多年来，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三要素中，相较而言，土地要素所受行政干预最为严重，其市场化程度相对滞后2 6 。故而，土地制度改革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动力源，如建立全国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严格界定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用地范围；推进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二是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户籍、所有制等身份差异仍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待于完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进一步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持续推进在城市群内探索居住证互认、户口通迁制度改革；渐次改变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公共资源方式，转向根据实际服务和管理人口的规模进行配置。三是优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资本市场呕待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在已实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基础上，完善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制度，增强诉讼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加快发展债券市场，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完善违约处置机制，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2 7 。此外,还要注重培育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的要素市场，建设更加完善和更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四、结语：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内部“聚合优势”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从制度结构角度来看，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机制三项基本经济制度构成了一个非分离制度系统,系统内的各项制度之间呈现出一种强耦合关系。也就是说,其中任何一个单项制度变化都将导致与它有耦合关系的其他制度功能丧失,同时任何一项制度也都必须与其他制度有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2 312 8 7。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或共生互补关系，决定了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效能的最大化,既有赖于制度系统内部每一单项制度功能的发挥，又要依靠三项制度之间的协调统一。首先，所有制结构是经济运行机制和分配方式的首要基础。生产决定交换、分配，生产方式同样规定着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是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关系处理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17 6 4 因此，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同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也是与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具有内在同一性：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分配方式，体现着所有制的性质，只有坚持公有制，才有按劳分配,也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有按劳分配为主体2 9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总是以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成果分配方式为根基，只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就需要实行多种分配方式，这是制度的内在逻辑。其次，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对所有制结构也起着重要的反作用。马克思指出，不仅“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而且“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0 。所以，要重视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对所有制的反作用，按劳分配是公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市场8南海学刊第4 期赵泉民：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体制运行结果，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可以使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励，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参与市场活动并驱使其想方设法地进行价值创造，最终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提供有效制度支撑。同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促进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不仅能体现所有制结构的制度优势，而且有助于巩固这种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所有制发展至关重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和结果31。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不断自我革新，提升质量效益和提高核心竞争力；非公有制企业也只有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和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才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自身发展。换言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也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优势互补，通达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制度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制度治理效能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保障。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机制三者间不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嵌人，互为映射,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非分离特征32 。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这种“非分离”的制度性质，决定了其中对于任何一项制度供求都将是连带供求。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在强耦合关系条件下，制度系统的任何一种演化都必须是所有制度共时进行，而且也只有共时进行，才能保证演化的帕累托性质2 8 12 8。因此,新发展阶段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继续坚持“三个层面”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好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每一个层面的制度优势，又务必要将三者有机融合起来，通过制度之间耦合或“粘性均衡”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整体优势”或者“聚合优势”，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属性和制度韧性，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即秉持系统观念或系统思维，对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和完善，通过提升制度供给质量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当然，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与完善过程中，不管是其中的某一单项制度,抑或是整个制度系统，也包括支撑制度运行的众多“子制度”其制度设计与执行中最为需要贯彻始终的就是制度正义的理念，“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3。可以说,也只有通过理性制度安排或者所谓的“制度现代化”，确保形成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机会均等、权利同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以及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等社会环境，才能最终通达我们所渴望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惯例、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场景。总之,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国与国之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的竞争，究其实质就是制度的竞争。高质量的制度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与世界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相比，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述的，至少呈现出两个鲜明之处：一个最非凡的特征是，在经济市场化转型中，中国共产党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发展得更为强大，体现出在经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体制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另一个更为卓越的特征是，为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在不经意间带来了市场经济,引领中国进人市场经济时代34 。对此，可以进一步认为，“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最为鲜明表征就在于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能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与时俱进与因势而变：从92023年固守“单一公有制”到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追求收入“绝对平等”的格局到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演进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不变”与“变”的逻辑是：始终“不变”的制度内核是“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等，而在“不变”中引入“变”的制度因子是“非公有制经济”“按要素分配”“市场经济”等。通过“不变”的制度内核框定“变”的制度变量的边界并引导“变”的制度变量的发展；反过来，借助于“变”的制度因子引人，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不变”的制度内核而不是为了削弱“不变”的制度内核。这就是基本经济制度从“单一公有制”演进为“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中一直遵循的“不变”与“变”的辩证法。也正是这种“不变”与“变”的制度演进逻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了各种制度优势的聚合，确保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同样，中国未来发展需要恪守这种已“更为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继续在“不变”与“变”的演进逻辑中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制度供给高质量为整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乃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参考文献：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 4年，第2 2 5-2 2 6 页。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3年，第2 8 4 2 8 6 页。3王祖强：正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 0 2 0 年第1期,第5-10 页。【4 赵泉民：新时代“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设的制度考量，观察与思考,2 0 18 年第3期，第5-14 页。5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2 年。6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 0 2 3年2 月8 日），http：/p o l i t i c s.p e o p l e.c o m.c n/n 1/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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