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信息“茧房”——网络媒介影响生育动机实证分析_廖丽.pdf

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生育信息“茧房”网络媒介影响生育动机实证分析 廖丽【作者简介】廖丽，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弱势群体 社会融入的媒介支持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22BXW044。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22（2023）040059-4一、引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的生育观面临冲击。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意味着我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等社会问题。探讨生育动机作为一种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因素，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现有实证研究多是基于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从生育政策、社保制度、城乡结构分化、家庭结构变迁等因素讨论人们的生育意愿。但在所有社会外在因素的讨论中，媒介对生育动机或意愿的影响研究相对缺乏，并缺少媒介影响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分析。本文根据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数据探究网络媒介如何分别影响人们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的生育动机，意在从媒介视角出发提供宣传优化思路。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一）生育动机变迁：由家庭向个人驱动转变作为生育观念的一部分，生育动机是人们对“为人父母”的态度，即人们对“为什么生育孩子”问题的回答。以生育动机为起源，经过生育决策最终形成实际生育行为。中国生育动机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化”对人口、家庭结构以及生育回报的内在改变，即人口转型理论的解释逻辑。整体上，生育动机在中国市场转型中经历了由传统的集体、家庭延续驱动向现代社会的个体自我感受驱动转变。我国居民的生育理由从以“传宗接代”转变为以“经济负担”“个人事业发展”“养育孩子质量”等生育成本因素为主。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在决定是否生育孩子时受到生育成本的诸多限制。陈滔和胡安宁的研究将与生育成本相关的因素归纳为个体主义生育动机，而与集体、家庭责任相关的因素归纳为家庭主义生育动机，并认为个体主义动机对生育具有抑制效应，而家庭主义动机对生育具有激励效应。后续研究这类个人主义的生育动机又分化为以“孩子”和以“女性自我”为核心的两种生育动机取向。以女性自我价值为取向的生育动机强调女性所面临的生育与事业的矛盾对生育行为具有消极影响。总之，无论是因为生育经济成本的限制，还是孕育、养育和个人工作的冲突，既往研究一致认为现代社会个人主义驱动的生育动机往往导致消极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二）网络媒介影响生育动机的正负效应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在于形成社会共识，建立社会认同，传承人类文化。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依赖大众媒介，而大众媒介构建了个体评价自身生活状态的参照系统。网络媒介作为大众媒介的一种新兴势力，其强势的信息传播和社交功能对人们的价值观和主观态度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网路媒介对人们的态度和观念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在信任领域，网络媒介的开放性、匿名性、低约束性以及广泛的双向互动信息传播的特征，导致非理性、谣言等消极信息更容易传播。在主观感知领域，网络媒介通过减少相对剥夺感，增加社会支持等方式对人们的主观感知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本文认为网络媒介对生育动机和意愿也存在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内容提要】网络媒介是人们形成社会共识、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网络媒介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媒介对生育动机的影响是消极的；网络媒介使用对家庭主义生育动机的削弱作用大于对个人主义的削弱作用。这是现代化自我感受驱动的生育动机与网络媒介自主、自由、个性化特征相契合的结果。【关键词】生育动机；网络媒介；涵化理论；信息茧房059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网络媒介提供的生育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决策。涵化理论认为，媒介能使人们逐渐拥有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就生育动机而言，网络媒介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网络信息往往夸大生育对女性生活、职业的负面影响，加剧她们的生育焦虑。现代社会网络媒介的“爆炸式”介入增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逐渐被削弱。然而，网络媒介对生育动机的积极影响在于传递与生育本能相关的幸福感体验信息。同时，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更方便地了解生育政策和服务信息，减少客观限制。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提出假设：H1：网络媒介使用对人们生育动机的影响是积极的，即网络使用程度越深，人们的生育理由越多，其生育动机越强；反之，网络媒介使用对人们生育动机的影响是消极的，即网络使用程度越深，人们的生育理由越少，其生育动机越弱。（三）网络媒介特征与现代化生育动机的契合数字媒介带来的传播革命正根本性地重构各种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入以个体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形成大量个体间的弱连接关系组织的网络社会。由网络媒介重塑的微粒化社会与现代化以个体自我感受驱动的生育观相契合。二者契合促使社会个体在网络媒介中的信息选择具有更大自由度。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时，受众区别对待媒介和内容，人们更倾向于接触和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的媒介或内容。以个体自我感受为驱动的生育动机促使人们，尤其是未婚未育女性，在接触网络媒介时更加主动选择注意与生育信息相关的信息，并选择性理解、记忆支持个体驱动的生育信息，排斥家庭驱动的生育信息。长期选择性接触与网络平台算法推送形成“信息茧房”，加剧人们“感染”对以个体驱动的生育认知倾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网络媒介使用对家庭驱动生育动机和个人驱动生育动机具有显著差异，网络媒介使用程度越深，个人驱动生育动机显著大于家庭驱动的生育动机。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一）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CFPS），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采样范围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结果包含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经严格科学抽样，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本研究使用2020年个人层面问卷中有关成人受访者基本信息、网络媒介使用情况和生育动机等内容，有效样本数为25114个。针对变量的缺失值情况，本文纳入模型中的样本量略有变化。（二）变量测量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生育动机。研究者认为，生育动机往往指人们生育子女的基本原因和目标。CFPS2020年调查问卷向受访者列出9项人们想生养孩子的一般性理由（见表1）。9项问题均有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十分同意的选项供受访者选择。陈滔和胡安宁认为，当代中国居民的生育动机主要包括注重个人情感价值追求的个体主义与强调家庭发展和延续的家庭主义两个基本类型。因此，本文将该9项指标划分为两个维度:个人驱动维度、家庭驱动维度。本研究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潜变量模型生成一个包含9项测量指标的生育动机变量，之后生成一个包含5项测量指标的“家庭驱动”生育动机和一个包含4项测量指标的“个人驱动”生育动机（见表1）。变量因变量生育动机家庭驱动生育动机个人驱动生育动机核心自变量网络使用深度变量解释您生养子女是为了：（1）在自己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2）延续家族香火；（3）从经济上帮助家庭；（4）看着孩子长大的喜悦；（5）子女在身边的快乐；（6）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7）使家庭在自己的生活中更重要；（8）增强自己的责任心；（9）增加亲属联系。1=十分不同意，2=不同意，3=不同意也不反对，4=同意，5=十分同意您生养子女是为了：（1）在自己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2）延续家族香火；（3）从经济上帮助家庭；（7）使家庭在自己的生活中更重要；（9）增加亲属联系。您生养子女是为了：（4）看着孩子长大的喜悦；（5）子女在身边的快乐；（6）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8）增强自己的责任心。上网时长：您每天有多长时间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取对数）您每天有多长时间使用电脑上网？您是否玩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看短视频直播/学习？游戏/购物/1=是，0=否短视频直播/学习您是否每天玩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看短视频直播/学习？1=是，0=否微信：您是否使用微信？1=是，0=否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工作或生活的频率有多高？1=从不；2=几个月一次；3=一月一次；4=一月2-3次；5=一周1-2次；6=一周3-4次；7=几乎每天表1 变量测量2、核心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网络使用深度，以受访者上网时长及其使用网络的5项媒介内容（玩游戏、购物、短视频或直播、学习、微信）为题项进行测量。具体操作方法为：首先，通过计算受访者移动和电脑设备上网时长之和生成上网时长变量；其次，将受访者使用网络的5项行为通过“赋值后求和”的方式将其处理为5个连续变量；再次，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过程中，通过构建潜变量模型生成一个包含上网时长和5项网络媒介使用的核心自变量，即网络使用深度。3、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女）、年龄（2020年受访者的实际年龄）、教育年限（2020060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受访者已完成的受教育年限）、城乡（城市/乡村）和自评经济状况（取值范围15）。由于收入变量的缺失值过多，样本信息损失过大，本文将自评经济状况作为连续变量替代工作收入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三）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以下简称SEM）是利用两个以上结构方程评估一个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直接或间接效应。SEM通过纳入潜变量（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的方式明确将理论与经验性研究联系起来，使模型估计结果更具有普遍性。在本研究中，“网络使用深度”和“生育动机”都是潜变量（在元模型图中用椭圆形表示），一个潜变量由若干观测变量（在元模型图中用长方形表示）估计，观测变量是可以被直接测量的变量。本研究遵循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一般步骤展开实证分析，分别为元模型构建、模型识别、模型评价和模型修正。一是依据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与变量设定绘制元模型（见图1）；二是基于元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单箭头指向的变量为因变量）和相关关系（双箭头指向的变量）估计模型参数；三是评估SEM拟合参数的结果，并重新调整SEM模型，如此往复直至SEM拟合度最优；四是解析SEM拟合度最优的结果。图1 含潜变量和测量变量的元模型四、结果分析本研究利用R软件的“lavaan包”分别对两个元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同时根据拟合优度指数对模型进行调整。先估计网络使用深度对生育动机的总效应，再估计网络使用深度分别对家庭驱动和个人驱动生育动机的效应。（一）对生育动机的总效应如图2呈现的是网络使用深度对生育动机总效应的系数估计结果，该模型拟合的比较适配指数（CFI）和适配度指数（GFI）分别为 0.940 和 0.995（CFI 和 GFI 均大于0.9，且越接近1表示模型拟合优度越好）。由图2结果可知，网络使用深度对人们生育动机的影响系数为-0.146（图2中均为标准化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也就是说，网络使用深度每增加1个单位，个人生育动机将显著减少14.6%。可见，网络使用对个人的生育理由有显著的削弱作用。图2 网络使用深度对生育动机的总效应网络使用深度上网时长游戏购物短视频直播学习微信0.7260.4110.6800.6520.4380.696生育动机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为使家庭更重要为增加亲属联系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增强自己责任心0.5470.6040.8590.5820.6140.3750.3740.4410.781-0.146（二）对家庭驱动和个人驱动的效应本文进一步估计网络使用深度分别对家庭驱动和个人驱动生育动机的影响效应（见图3）。该图呈现的是网络使用深度对家庭驱动生育动机和个人驱动生育动机的系数估计结果，该模型拟合的比较适配指数（CFI）和适配度指数（GFI）分别为 0.961和 0.996。图 3模型结果显示，由家庭利益驱动的生育动机是由5个强调家庭利益的观测变量测量，5 个相关系数分别为0.600、0.651、0.809、0.495和0.508（均为标准化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由个人利益驱动的生育动机是由4个强调个人情感或利益获得的观测变量测量，4个相关系数分别为 0.343、0.341、0.390和 0.971（均为标准化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图3 网络使用深度对家庭驱动和个人驱动生育动机的效应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使用深度对家庭驱动的生育动机的效应显著，且影响系数为-0.226（标准化系上网时长游戏购物短视频直播学习微信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为使家庭更重要为增加亲属联系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增强自己责任心生育动机控制变量网络使用深度上网时长游戏购物短视频直播学习微信网络使用深度控制变量家庭驱动生育动机个人驱动生育动机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为使家庭更重要为增加亲属联系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增强自己责任心上网时长游戏购物短视频直播学习微信为了年老时有人帮助为了延续家族香火为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为使家庭更重要为增加亲属联系为看孩子长大的喜悦为子女在身边的快乐为感受有宝宝的喜悦为增强自己责任心网络使用深度家庭驱动生育动机个人驱动生育动机0.7270.4110.6810.6500.4380.6950.6000.6510.8090.4950.3430.3410.3900.9711.054-0.226-0.044061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数，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也就是说，网络使用程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家庭驱动的生育动机会减少22.6%。另外，网络使用深度对个人驱动的生育动机的效应显著，且影响系数为-0.044（标准化系数，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也就是说，网络使用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个人驱动的生育动机会减少4.4%。由此可知，当我们将生育动机划分为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后，相比于原有合并的生育动机潜变量，其负向效应不减反增。网络使用深度对“家庭驱动”生育动机削弱作用更大。五、结论与讨论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而生育意愿又受到生育动机的影响。同时，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本研究根据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涵化理论和选择性接触理论回答了“网络媒介如何影响生育动机”的问题。整体上网络媒介对生育动机的影响效应是负面的。同时，针对异质性分析，本文认为网络媒介对生育动机的负效应源于由网络媒介重塑的社会环境与个人主义驱动的生育观相契合。一方面，网络使用程度越深，人们的生育理由越少，其生育动机越弱。基于网络媒介语境下非线性、多元认知模式的涵化理论，人们对生育的负面想象多于正面的想象。个体孕育经历、感受、情绪等也在以网络媒介为主的社会化传播中无限延伸影响着社会成员。网络媒介将生育带来的生理变化、职业生涯中断、生活质量下降、经济压力等个体负面信息传递给受众。此外，网络媒介将不婚、丁克等个人主义理念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呈现，增加了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度。这种多元信息交互传播的作用是对媒介社会整合功能的消解，也是对现代化个人主义生育观的构建。另一方面，网络媒介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力具有显著异质性，即网络使用深度对家庭驱动生育动机的削弱作用大于对个人驱动的削弱作用。这是因为我国生育观的变迁与网络媒介泛化相契合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一是网络媒介的匿名、自由、低约束特征是现代化个人主义的表现；二是生育动机在我国市场转型中经历了由传统的家庭延续驱动向现代化的个体自我感受驱动的转变。随着新生代年轻人对网络媒介的依赖度越来越大，个人在海量网络信息中具有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度。网络媒介逐渐形成在生命历程中可供人们现实参照的行动框架，促成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共识。然而，信息选择自由度的最大化并不意味着最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新媒介对正面和负面婚恋、家庭、生育等信息的传播使人们在“想生”和“不敢生”之间产生矛盾心理。个人主义促使人们在接触网络时更主动选择与个人利益相关的生育动机或意愿，在社交互动中表达支持个人驱动的生育信息，排斥家庭驱动的生育信息。随着算法推荐类平台的兴起，网络与受众相契合的个人主义最终促成一种“为了自己”的生育信息“茧房”。简言之，个人驱动的生育信息“茧房”强化非主流婚恋、家庭观的认知倾向，不利于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易于渲染不婚不育的社会情绪。因此，目前网络媒介是消极信息传播扩散的主要途径，对于激励人们生育意愿的赋能作用还有待释放。媒体可以借助网络媒介传播正确生育理念，为人们描绘优生优育的生活图景，引导科学、积极的婚恋生育观，规制谣言、非理性的婚恋生育观。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影响生育意愿的社会因素较多，未能触及网络媒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网络媒介如何嵌入社会结构影响生育观的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索。参考文献与注释：风笑天：给孩子一个伴: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及其启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年第4期。Hirschman,C.（1994）.Why fertility chang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pp 203233.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陈滔、胡安宁：个体主义还是家庭主义？不同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效应分析，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2期。刘汶蓉、徐安琪：生养孩子的非经济成本研究以上海为例，青年研究 2006年第10期。靳永爱、沈小杰：中国城市地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生育动机与二孩生育计划，人口研究 2022年第6期。卢春天、权小娟：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 2015年第5期。朱斌、苗大雷、李路路：网络媒介与主观公平感：悖论及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8年第6期。郭小弦、芦强、王建：互联网使用与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基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中国青年研究 2020年第6期。陆敏：媒介力量:构建场试析媒介的长期潜在效果，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Guldi,M.,&Herbst,C.M.（2016）.Offline effects of online connecting:The impact of broadband diffusion on teen fertility decision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年第12期。美克拉珀 约瑟夫祝，段鹏译：大众传播的效果，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观测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系数因篇幅所限均未标注显示。穆峥、谢宇：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学研究 2014年第6期。石长顺、周莉：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模式转变，国际新闻界 2008年第6期。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国际新闻界 2020年第1期。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