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郭沫若译《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为中心.pdf

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以郭沫若译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为中心王晓磊（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王晓磊，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内兵衛編：河上肇（現代日本思想大系）、東京：筑摩書房、年、第頁。一海知義：河上肇中国：尽日魂飛万里天、東京：岩波書店、年、第 頁。参见三田剛史：河上肇中国影響，早稲田経済学研究 年第 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河上肇（）是 世纪对中日两国均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故而，对其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日本一隅，而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世界图景和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东亚视野中对其“中介”“枢纽”定位加以讨论。从马克思主义自西及东的传播考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河上肇，并因其介绍、研究和投身实践而广为众知，正如大内兵卫的回忆：“如果现在问一下 年代曾一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我是因为河上先生的 经济学大纲 而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我是因为河上先生的 资本论入门 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从东亚视野即马克思主义自日及中的传播观之，河上肇亦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源”，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学派的形成及社会革命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此，一海知义认为，河上肇之名及由其译出的“唯物论”“社会主义”等概念和话语既留在了日本人的记忆里，也镌刻在了中国人的心灵中。一海知义对河上肇影响的表述，虽不乏夸张之处，但他指出河上肇对中国的影响则诚为事实。举凡如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郭沫若、施复亮、范寿康、杜国庠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和革命家大抵皆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尽管不少中日学者对河上肇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河上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乃是一项跨国际、跨学科、跨语际又涉多人物的复合型课题，故尚有许多待发之覆，仍需要我们对其进一步从宏观与微观、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多维视角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的角度，以郭沫若所译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为切入点，一方面对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加以揭橥，另一方面对郭沫若受其影响的具体情形进行梳理和阐发，冀可对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与接受、郭沫若思想的形塑和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由日及中的东亚传播等多方面的研究有所补益。一河上肇历经了波诡云谲的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初期）三个时代，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为座右铭，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朝乾夕惕，著述宏富，对当时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是极为关心。职是之DOI:10.16225/ki.wgwtyj.2023.01.003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故，他毁誉参半，有多重“面相”留存于世，既有教授、学者、诗人、杂志出版人、社会活动家、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正面肯定，也有诸如“异端”“宗教狂热者”“社会反叛者”“狱中囚犯”等负面批评。从河上肇最具有标识度的“马克思主义者”角度而言，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学术立场的转向，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者的政治立场的转向。就此，他回忆道：“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寻求安身立命的真理，一步一步地靠拢马克思，到了最后，终于转化为和最初出发点正相反的东西回头看一下我的彻底转向马克思学说，乃是长期采取几乎值得唾弃的踌躇折衷态度以后，方才实现的今天即使把我抛进火里去烧炙，我在学问上的信仰也是决不会动摇的。”其中，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一书乃是河上肇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转变的标志性著述。年，河上肇创办社会评论杂志 社会问题研究，开始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论作。自 年月起河上肇陆续在该杂志上刊登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见解，以及时评文章。年底，他结集了自认为能够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水平的 关于资本主义之若干考察 社会组织与个人之自由 和 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考察 等多篇论文，以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若干考察 为名由京都弘文堂刊印出版。该书的出版激发了日本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争辩，竟一时“洛阳纸贵”。不到两年时间，便有 次重印的发行量。河上肇在晚年自传中特意提到 年月在日本 经济学者 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匿名文章对他思想转变的评论：“到 年的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河上肇）对于俄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改变了历来的单纯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态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所研究”，并评价形容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 社会问题研究 后，“像熬牛皮糖一样，一点一点浓厚起来”。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在河上肇的学术生涯和思想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中，河上肇通过对原始资本积累与增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等方面的理解和阐发，大体上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主要特征、核心要义、实践目标和发展方向等多重面向。河上肇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说为根本，将唯物史观、资本论 和社会主义作为三大原理，但他否认社会改良，支持以政党组织工人革命的方式反抗资本家。同时，他提出社会革命的步骤是缓进的而非跨越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精神上的准备、政治上的斗争和经济上的经营三个阶段，并将社会革命分为宣传主义时期即革命前的斗争期、征服有产者时期包括实行政治革命的革命斗争期和镇压反革命的革命后的斗争期、经营产业时期，从而实现共产主义。根据该书的内容和结构，可将其社会主义观提炼为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河上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资本主义特征了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导致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坏。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规定和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制度运行本质的问题。无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力分配不适宜都决定了使大多数人生活改善的生产不能有效地增加，由此造成的贫富之差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灾祸。另外，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分析，河上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与机械、资本主义与资本增殖两对矛盾。他指出，由于在帝国主义资本集聚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倾向之一是排除一切重要产业上的“自由竞争”，经历企业膨胀企业联合企业合同最高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卷），储元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河上肇：社会組織社会革命関若干考察、京都：弘文堂、年第 版。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卷），第 页。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形态为混合经营的资本积聚必然倾向和历史表现，由此“资本主义组织自身是自动地准备着向社会主义推移的”，且批判性地指出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辩护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竞争可以增加社会全体利益的观点无疑是“一场旧梦”。其二，关于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分析。河上肇在对已有的不合理劳动关系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人们违反他人意志而以他人为手段强制劳动而形成了奴隶制和雇佣劳动制两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既是迫于现实而实现欲望目的之手段，也是享乐的先决条件，故而劳动成为了一种不得不面对和选择的“宿命”。而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劳动仅是谋生的手段。资本家对利益的追逐和对劳动的榨取使得一切经济制度为人类服务的最高目的提倡都成为了一种“空想”。基于此，他将“社会主义”的目标确定为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现则是社会组织变革的手段。就此，河上肇批评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利益的驱使，大部分资本已经归入少数资本家手里，若干资本家拥有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也集中了可怖的权力，成为绝对专制的帝王君临于其他一切人们之经济的生存之上。他还预言由此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会逐渐增大，从而触发无产阶级斗争，没收资本家的资本，进而施行社会主义生产。其三，关于社会发展方向的分析。河上肇根据马克思的著作和信札中关于经济方面的部分，描绘出了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推移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过渡期，在变革生产力的过程中，将资本主义组织下所主导的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生产关系集中于国家之手，将其资产收归于国有，从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区别被消除，同时达到迅速增加生产力总量的目的。过渡期完成后，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期 半成期，但是在刚刚进入共产主义的初期，还不能摆脱原有社会的烙印，社会生产还不能立刻采用各取所需的原则，只能按劳分配，还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他指出，只要有权力支撑的主张都是不平等的，甚至一切权力都是不平等的权力。在以权力支撑而强制执行和分配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和自由。在半成期结束后，生产力极大发展，即进入共产主义更高级的第二期 完成期，完成期的最主要体现为“各应所能，各取所需”，是个人完全自由发展的更高级社会形态。其四，关于社会革命的分析。河上肇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体所指并不相同，政治革命是国家革命，是执政者被新政权推翻，带有政治目的，可以被人为制造的；社会革命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上层建筑相应发生的变革；而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推移的社会革命过程中，要有无产者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成功作为前提。故而，河上肇对于政治革命的和平演变是抱有乐观态度的，认为革命的形式关键在于有产者阶级的态度，而且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变化是终究会到来的。但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触发社会革命是不确定的，所以政治革命依然是向新社会推移的必要条件。另外，关于社会革命的时机问题，河上肇认为必须要等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原有的社会组织已经无法满足要求时开展社会革命才能成功，如果在社会生产力尚未发展至成熟阶段开展社会革命反而会导致生产力衰退，此时的社会革命也仅仅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在社会革命方面的结果依旧是失败的。概而言之，河上肇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阐发，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辐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经历了与福田德三的多次论辩，故而在该著中可以看到他对福田德三的批判，并试图以此来消除时人对马克思的误解以捍卫马克思。该过程也折射出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艰难历程，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与福田的“切磋”也推动了日本现代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经济学的发展。二在 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河上肇也是一大风云人物，其言其行不仅是学界的“风向标”，本人也是社会的“弄潮儿”。不少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以河上肇为师，将其著作介绍和翻译到中国，并撰文宣传河上肇及其思想，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遂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形成了一股“河上肇热”现象，以至于还出现“不知河上肇者”竟遭学界和报刊肆意调侃和嘲讽之事。在不少关于河上肇的译著和评论中，都不吝笔墨对河上肇给予了相当高的褒奖，称其为“（日本）研究马克思的泰斗”“世界上研究 资本论 最有心得之一人”。就连毛泽东都将河上肇的有关著作（如 经济学大纲）指定为延安整风运动时的“思想研究方法论”学习材料，后来还将其列入个人外出之必带书目。河上肇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前后经历 年（），虽然国内至今尚未有完整的 河上肇全集 中文版翻译发行，但亦有 本著作、篇论文在中国翻译出版。仅 年一年河上肇的著作就有种被翻译出版。当然，需要提及的是，关于河上肇著作的翻译水准参差不齐，粗制滥造者亦不鲜见，比如曾有人就严厉地批评刘野平对河上肇 资本论入门 的翻译：“凭着一身底蛮勇，不管要译的书是哪种科学，是哪国文字，只要有勇气动笔，便什么都可来的，更不要说起信、达、雅或译律了。他 刘野平先生 是一位不懂经济学、未通日本文的先生，然而居然译了而且出版了河上肇的 资本论入门。”然而，在诸多河上肇著述的译作中，郭沫若翻译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一书，堪为译著中的精品。这主要得益于郭沫若的翻译之功。郭沫若除在诗文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和古文字整理与识读等领域有着开风气之先的不俗业绩外，作为出色的翻译家，他精通日英俄德等多门外语，且古典积累深厚，翻译作品多达 种，计 余万字，提出的“风韵译”翻译思想，也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郭沫若的众多译著中，翻译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对其一生思想的转变影响最为重大。?10就此，郭沫若言道：“这书（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引者注）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11郭沫若素来喜欢用比喻和拟人等手法来表现其浪漫情怀。以“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10?11杉原四郎：日本経済思想史、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年、第 頁。参见萍：时闻杂录：名教授竟认河上肇为中国人，论语 年第 期；行：河上肇？“名教授”，燕大周刊 年第卷号。河上肇：唯物史观的基础，巴克译，上海：明日书店，年，“译者序”，第页。刘楚平：译者弁言，河上肇：资本论入门，刘楚平译，上海：晨曦书社，年，第页。参见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二、三），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期。关于河上肇著作的译本情况，学界有一些数量上的统计差异，本文取其一说，意在表明河上肇著作翻译之众，影响之大。参见一海知義：河上肇中国：尽日魂飛万里天、第 頁；杨奎松：李大钊与河上肇 兼谈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党史研究 年期。君素：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月刊 年第、期合刊。先之：论翻译之易 介绍刘译 资本论入门 ，一般 年第卷第号。参见傅勇林编：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年，第页。参见张剑平：郭沫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史料略论，郭沫若学刊 年第期；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学评论 年期。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的彷徨里引出”“从死的暗影里救出”这种极为文学化的手法来描述翻译河上肇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一书对其一生的影响，可以说在郭沫若对其众多译作影响的论述中乃仅见之一例。不少评论者也以此来把握郭沫若思想的“转变”和“转向”，问题是“假如没有翻译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的思想还会不会发生 转向 呢”？显然，这需要我们深入郭沫若翻译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的历史场景、文本语境、概念寓意、话语方式等诸方面，重新爬梳其翻译该著的前后机缘及其对他思想影响的“转换”“转向”程度。就此，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对其加以总结和深化。其一，生活问题之改善。学者以翻译“卖文”的方式谋生在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郭沫若也不能免俗，而不少研究者向来忽视或回避这一点。郭沫若翻译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的时间是 年月，这一段时间恰是郭沫若经济最为拮据、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年，郭沫若从九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官（公）费奖学金随之结束。他在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后，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尽管由四川老家寄钱资助，但也杯水车薪，难以支撑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是其面临的头等大事。而郭沫若也觉悟到“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正在此时，友人林灵光送来了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一书，力劝郭沫若翻译。郭沫若欣然接受，冀望该著的翻译出版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经济窘迫状态。这一点，郭沫若后来也提及了，只是表述有点含糊：“社会问题研究，在发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购读过，因为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认识，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编纂的总集，加上我对社会科学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决之必要，于是乎便开始了对于它的翻译。”尽管关于译书的理由也不乏“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为了“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决之必要”。其实，即便是郭沫若后来接手 资本论的翻译，主要原因也是生活所迫，而郭沫若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嘉陵书店前后都出版过，至少再版过次。郭沫若翻译此书所得稿费和版税多寡，由于相应史料之欠缺，尚难查证。其二，文艺观之革新。郭沫若早期的诗作以浪漫主义著称，但在翻译完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后，“思想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时期是想留在文艺界工作的，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他于当年终止了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思想也不再单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向现实主义过渡，要求文学革命反映社会革命现实，“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并希望文艺为革命发声，将文学作为革命的前驱，为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发声。郭沫若也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转变，称“我现在是醒定了”，也意识到这一转变使“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道：“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地得占生活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刘悦坦、魏建：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的思想“转换”，长白学刊 年第期。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 页。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 页。该译著最初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而 年嘉陵书店又进行了出版。根据嘉陵书店版本的情况可知，至少该译著有次的再版印发，但郭沫若似乎对此情形并不知晓，因为他在 年商务印刷馆的新版序言中声称该书自 年停止发售后，便流传甚少。见郭沫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序，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第页。郭沫若：盲肠炎，上海：群益出版社，年，第页。郭沫若：答青年问，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孤鸿 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页。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尤为明显的是，他吸收了河上肇社会革命阶段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文艺是革命宣传的利器：“这是我最坚确的见解，我得到这个见解之后把文艺看得很透明，也恢复了对于它的信仰我彷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其三，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接受。可以肯定地说，郭沫若在翻译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之前，并不是没有接触或了解过马克思主义。经考证可知，最早向郭沫若介绍河上肇的乃是李闪亭。李闪亭曾留学京都大学，主攻经济学，“算是河上肇的弟子”，被周围同学戏称为“中国马克思”。按照郭沫若的自述：“我暂时寄寓在 中国马克思 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 中国马克思 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 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 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 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 社会问题研究。”尽管郭沫若也与受河上肇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的“孤军派”成员陈慎候、杜国庠、何公敢等人有一定的交往，但真正促使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乃是翻译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郭沫若曾在不同的场合和多种回忆性文字中说：“年 创造周报 决定停下来，我就跑到日本去了。到日本，我翻译了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翻译这书对我当时的思想是有帮助的，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我在一九二四年的春夏之交，便下了两个月的苦工夫，通过日本河上肇博士的著作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书我把它翻译了。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质，而且定型化了。我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阅读和学习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需要对其内容不断地咀嚼、反刍、揣摩的过程，其隐含着“反思之反思”“研究之研究”的内在逻辑。郭沫若在翻译此书前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其的理解肯定不够深入。通过翻译此书，郭沫若较为系统地理解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唯物史观、人类解放等时新理论，对其而言，影响最为深刻的是通过翻译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信仰，并走上了革命之路。其四，中国社会革命之关注。郭沫若曾在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一书序言中说：它“确切地使我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这主要表现在，郭沫若开始摒弃原本追求的科学真理和纯文艺，“我们现在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家”，他批判“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能成为这样纯粹的人格的天才不是有有钱的父亲，便是有有钱人的保护者”，在社会革命实现前，“纯粹”的人格和天才是少数的有产者即极端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 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为了解决个人主义造成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 页。郭沫若：孤鸿 致成仿吾的一封信，第 页。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创造十年，第 页。郭沫若：答青年问，郭沫若论创作，第 页。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序，社会组织与革命，第页。郭沫若：孤鸿 致成仿吾的一封信，第页。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的烦闷，文学要合乎社会进化结构即“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有存在的价值，而大多数不幸的人推翻少数垄断者的革命合乎人类追求最大幸福的价值。这一认识在 马克思进文庙 中体现出来。郭沫若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目标价值、运行原理和方法手段等方面“完全一致”，二者都是为了探求“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与孔子所说的“大同世界”一致，马克思运用国家资本废除私产与儒家“王者必世而后仁”一致，用以克服资本主义产业增殖引起贫富差距造成社会斗争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致。因此“只要能够了解”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反对儒家思想，信仰儒家思想就不会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且从婚姻观方面揭示马克思“提倡共产反对共妻”以回应当时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和诋毁。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多有转变，而通过梳理其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叙述，可以看出他翻译河上肇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一书对其学术和人生“转变”“转换”的影响只是“可能”缘由，进一步说，只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影响或只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故而无法也不能完全涵括和彻底解释清楚郭沫若一生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多变的复杂情形和根本原因。三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一书，并以此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是颇为值得深入探讨的是郭沫若又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加以质疑和批评。他曾在给成仿吾的一份私信中写道：“对于这书的内容虽然也并不能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郭沫若为何不满意呢？原因何在？在 年的一份回忆中，郭沫若解释道：“原作者（河上肇）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只看见事实的一面”。其言下之意是河上肇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经济和物质条件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而忽视或无视思想、观念和信仰等非物质要素的价值和意义，似有“经济决定论”之嫌。在此暂先不论郭沫若对河上肇的批评是否公允，至少郭的这种行为比起其他河上肇的译作者一味推崇河上肇的态度来，自有其独特的思考价值和评判眼光。年郭沫若在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的再版序言中，更直言不讳地对河上肇对马克思学说的曲解和误解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全书偏重于学究式的论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骨干 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接触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怎样来改造世界，更差不多采取回避的态度。这样来谈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使马克思主义害上了软骨症了。”细究郭沫若这番对河上肇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的批评，其要有三：一是该书在行文风格和写作手法上的刻板、浅陋和充满“学究”气息；二是该书在内容和理解上，顶多只知解释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马克斯进文庙，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马克斯进文庙，第 页。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 页。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 页。参见刘庆霖：“求道”与“传道”：民国时期国人对河上肇著述的讨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郭沫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序，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第页。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世界，而不知改造世界，过于简单，失之偏颇；三是曲解和误解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没有正确呈现出“马克思像”。郭沫若之所以敢如此尖锐地批评河上肇，可以对其原因做出一些蠡测：比如河上肇已于 年过世，大可不必迫于“人情关系”而讳言；在 年后，郭沫若参与了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意气风发，在政学两界，位高权重，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此时（年）的郭沫若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权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核心价值的理解和把握已大不同于翻译该书时（年）尚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认知的懵懂状态。故而，对于郭沫若对河上肇的尖锐批评，庶几也可得以理解。河上肇作为日本颇具代表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经济学领域，而非社会批判和哲学思辨，所以由此而论，郭沫若对河上肇的批评也有些“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忽视了河上肇接受马克思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另一方面是缺乏对河上肇思想的整体性及其阶段性转变的具体把握。比如他批评河上肇“对于马克思的骨干 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接触到”是站不住脚的。河上肇不仅就此做过“自我批判”：“我最初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连简单的唯物主义者也算不上。所以就算是现在的我，在无意识之中大概还保留了一些过去那种观念论的空想残渣，但我有意识地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还明确地对辩证法的重要性和历史唯物论的实践性进行过阐发：“这是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所获得的普遍性结论。而此结论又再一次 辩证法地 成了新的条件。所以一旦获得了这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它便进一步成了更加有用的线索。马克思主义把哲学基础置于实践性唯物论之中，所以不仅要把一切研究的根本出发点置于外部现象之上，还要以外部现象为基础，将研究的根本点置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生产过程所制造的产物之中，而要解剖物质生产过程，就应该要在经济学中寻求答案，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就产生了历史唯物论。”而且，河上肇以马克思主义为宗，立身行事，刚正不阿，故才有因宣传马克思主义、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而被京都大学除名、建立新劳农党和加入共产党而被日本军国主义逮捕入狱等悲惨厄运。究其实，河上肇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解释世界”，还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力图“改造世界”，正如其所言：“我一生几乎都是在书斋里度过的，从这一点上说，我的确是个读书人；但是我相信，从本质上说，我却始终是街头上的人，是实践家，所以我在书斋里弄的学问，也始终不失其实践的性质。”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韩立新曾概括性地指出：“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相对自由，因而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其成果毫不逊色于掌握着原始手稿解释权的 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针对社会现实的实践性研究上，由于日本属于东方，它对马克思理论的吸收和应用明显不同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并认为日本的马克思研究具有这样三大特点：“重视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解读的 学术性、横跨多种学科领域的 综合性、拥有丰富和敏锐的 时代感觉”。尽管该观点主要针对的是日本自 世纪 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但用它来指称 世纪上半叶的日本马克思研究也大体合适。通观河上肇煌煌 卷本的 河上肇全集，仅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发而言，体大思精，新见迭出，以今而论，仍散发着诱人的理论魅力，可谓是一座有待研究者深入发掘和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矿。日本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留学生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由日及中的传河上肇：第二貧乏物語、東京：改造社、年、第頁。河上肇：唯物史觀関自己淸算（五）：唯物史觀經濟理論内的聯絡、社会問題研究 年第 巻。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卷），第 页。韩立新：“日本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学术月刊 年第期。年第期外 国 问 题 研 究播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和“取经使者”的关键角色。在该过程中，以借道日本翻译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译本和日人著作为其主要途径。关于该问题，李泽厚指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此而论，郭沫若翻译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一书，不惟对郭沫若个人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转变影响重大，而且也折射出了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形成和如何成长的一些普遍性规律。易言之，郭译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 可谓是马克思主义由日及中在东亚传播的一个范例和缩影，对于从历史源头上来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态、学术体系建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等不乏启迪意义。战后日本思想启蒙的原点 占领初期日本知识界的天皇制思想比较研究牟伦海（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战后日本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对外文化战略研究”（编号：）；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编号：）。作者简介牟伦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外交史、政治思想史、国际文化论。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年，第 页。右倾保守化是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趋势，也是近年学界的关注热点。参见小熊英二、樋口直人編：日本 右傾化 、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年；田辺俊介編著：日本人右傾化：分析実像読解、東京：勁草書房、年；塚田穂高編著：徹底検証 日本右傾化、東京：筑摩書房、年；中野晃一：右傾化日本政治、東京：岩波書店、年。“从国家信仰向个人宗教的转变”，该用语借用了菅孝行对于岛薗进思想的描述，其意思并不尽同。参见島薗進：国家神道戦前戦後日本人：無宗教 前後、東京：河合出版、年、第 頁。日本自由意識形成特質、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 第三巻、東京：岩波書店、年、第 頁。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天皇信仰是近代日本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其在战后的延续是民主体制下日本依然持续右倾化的思想根源。相比近代，战后天皇信仰从近代国家神道体制下作为臣民强制性义务的“国家信仰”转变为了象征天皇制下国民个体自发认同的“个人宗教”。天皇信仰在战后的延续折射出了占领改革的历史不彻底性，即占领改革并没有实现与制度变革配套的思想意识变革。丸山真男将这种“制度”与“意识”的失衡称之为“机械地割裂意识变革与制度变革。”意识变革的缺失导致战后日本的民主制度在国民信仰层面缺乏思想基础，使得近代天皇信仰在战后以“个人宗教”的形式延续成了可能。占领初期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率先意识到了日本国民天皇制思想认知转变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国民大众的思想启蒙事业。其倡导的进步天皇观及其实践在战后再次开启了近代日本未竟的思想启蒙事业，且在制度层面为象征天皇制的确立做出了积极的思想贡献。然而占领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天皇制思想未能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系统的启蒙思想，无法为推动大众启蒙运动提供思想指引。结果，进步的天皇制思想未能与民主制度同步在战后日本社会生根发芽，导致占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