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中的说服行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方略_鹿斌.pdf

收稿日期:20221112作者简介:鹿斌(1989)，男，江苏徐州人，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金太军，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研究”(21ZD161)的阶段性成果。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29 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o 3，2023General No 129政治学研究政策执行中的说服行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方略鹿斌，金太军(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1815)摘要: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说服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是一个政策执行的理论兼实务难题。既有研究虽关注了多种动员方式，却忽略了贯穿其中的说服行动。中国共产党具有优良的说服传统，不同时期创造并运用了各具特色的说服方式，凝聚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动员民众之路。当下，公共事务更加纷繁复杂，说服行动在农村政策执行中仍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 C 市塘村“千村美居”工程实施个案的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说服行动，呈现出制度约束下的“选择性动员”模式，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策略。关键词:说服行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政策动员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23)03009609一、引言由于生产生活结构的变迁，农村长期呈现出松散的状态。如何将松散的乡土社会糅合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并嵌入政治体系之中，是建构现代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整合乡土政治，说服基层民众参与政治过程是关键，而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主体是基层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开展“政党下乡”，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成功吸纳农民实现身份整合，还通过对广大农民的说服动员，将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下的政治社会1。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阐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动员时说:“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了成功，它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2(PP401 402)当下，说服仍然是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集中精力完成任务、克服基层阻力的有效手段，只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说服形式不同，已实现从以革命斗争为主的政治说服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政策说服转变。然而，在政策说服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却面临“动不了”、“不敢动”、“上动下不动”等具体难题。究其缘由，一是乡村组织权威削弱，基本无法依凭合法性优势和物质资源强力动员村民参与治理;二是乡村碎片化加剧，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的69变化导致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已经从单一走向分化。权威的逐步消失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日渐裂解，直接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说服效果，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始终存在。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策执行中如何说服村民参与?如何消弭基层党组织行动的积极性与乡村社会村民反应的消极性之间的张力?这是一个理论兼实务的难题。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策略，学界关注了以阶级认同为驱动的政治动员3、以利益竞争为原则的政策营销4、以树立典型为内容的组织示范5、以多元参与为路径的网络再造 6、以社会资本为支撑的人情式动员 7等内容。对政策动员策略多元视角的研究，虽然为我们认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策略，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截面，但却忽略了几乎贯穿各个截面始终的生活化动员方式，即说服行动。说服是一种政策技巧或手段，是公共部门通过改变公民的态度和行为实现政策目标的一种柔性执行方式 8。与以权力驱动的有效性不同，说服依靠的不是权力，而是综合运用思维、情感等因素实现的政策合意。实践证明，“民众对政策的接受更倾向于通过说服的方式来提升”9。说服作为一种政策执行方式，国内外学界都给予了关注。在国外，对政策说服机制研究已经从说服的起源、性质、基本要素等基础性探讨跨越到形式发展识别、运行机理分析、影响因素探讨等层面，研究范围也从环境政策领域扩展至社会福利、健康、选举等政策领域。在国内，对政策说服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孙立平的研究起步较早，他认为基层中的说服是一种柔性的权力技术，广泛应用了人情、面子、常理等生活原则和观念，形成了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方式 10(P24);贺雪峰从后税费时代乡村组织制度权威弱化的角度，探讨了村干部较多依赖以血缘与人缘为基础的说服行动，从而使政策落实的推进具有灵活性 11;鹿斌将基层治理中的说服行动定义为治理主体依托既有关系结构，认为说服是综合运用基层资源与社会规范，以互动对话的形式改变客体行为的一种方式 12。综合而言，现有研究尚未将说服作为一种独特的政策执行现象，也尚未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图以政策动员为线索，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策执行过程，从微观层面考察说服行动及其运作逻辑，并试图通过对C 市塘村“千村美居”工程实施的全景式观察，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说服行动的特征、形式和过程等，尝试推进政策执行中说服机制模型的理论建构，从而回应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的策略难题。二、中国共产党的说服传统及演变进路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占总人数的 80%以上，农民是生产力中最普遍且最活跃的因素。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自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1922 年，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3(P13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将松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说服行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党的说服各具特色，呈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的道路。(一)革命战争时期:以支援革命为目的的吸纳式说服“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4(P511)。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历史洪流。这一时期，党的说服行动的主要任务是吸纳最广泛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突出表现在革命思想宣传和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之中。中国共产党深知要说服分散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来，必须首先将革命理念传播到底层，让深受封建小农思想禁锢的农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思想宣传列为核心任务之一，并创办了众多的党报党刊，如红色中华(1931 年)、新华日报(1938 年)、大众日报(1939 年)、解放日报(1941 年)和人民日报(1948 年)等。以 红色中华 报为例，该报始终贯彻依靠群众、面向群众办报的宗旨，让每一个群众都能读懂看懂。在内容上该报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念融入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并广泛运用79戏剧、民歌、漫画、诗歌等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农民在休闲娱乐中获得革命体验，激发革命热情15，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因此，红色中华 很快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党报，对传播和阐明党的思想主张、动员和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参与革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果说党的宣传活动是价值引导的方式，那么在“大生产”运动中则是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农民支援革命的热情。各根据地积极挖掘和树立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争相报道、隆重表彰，带动更多地民众投身大生产运动16。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仅在 1942 年至 1943 年，就相继涌现出以吴满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以贺保之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英雄、以刘建章为代表的合作社英雄、以赵占魁为代表的工业劳动英雄、以杨朝臣为代表的退伍军人劳动英雄等一大批红色偶像。与此同时，党的广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积极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依然坚持亲自参加劳动，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朱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组织起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总之，模范人物的树立和领导干部的亲身示范，极大地激励了广大农民参与劳动、摆脱贫困、支援革命的热情。(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教育农民为重点的家长式说服所谓家长式说服，是指说服者判断被说服者难以通过自主行为增加利益，进而以主动干预的方式控制其行为，以实现增进个体或组织的利益的一种动员方式17。与强制动员不同，家长式说服依然存在商议特征，主要体现为“家长式”的关心和劝导，而非统治者的蛮横与粗暴。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长期压迫且保守的农民很难自觉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之中，必须借助外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18(P1477)。为此，这一时期党的说服行动形成了以教育农民为目的的家长式说服。在土改运动初期，农民的参与热情不高，主要是“普通农民受到家族纽带、氏族关系以及在困难时期地主对农民的传统义务等因素的影响，对村庄的阶级界限并不清晰。”19(P77)党派驻农村的工作队以阶级身份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方式，揭示乡村内部客观存在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格局，让农民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乡村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的受害者，从而激发农民敢于斗争的热情。工作队采用的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诉苦”被定义为我们党有意识运用的一种教育农民最直接的形式，“是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使其穿越农民日常生活的层面，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提升为 阶级苦 的过程。”20(P22)诉苦以抽象的阶级观念对农民的苦难经验进行经营与再造，并将其变为农民认知社会的基本路径。在这种阶级化的认知模式下，“苦难超越了其本来所具有的自然范畴，进入到一个被建构的社会阶级理论体系之中”21。这有效地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对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恶霸的仇恨，进而明确要使自己翻身做主人，就必须对地主进行阶级斗争。以教育农民为重点的家长式说服在后来的各种政治动员中被不断地运用。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说服分散的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发展之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知识水平，更新了农民的卫生习惯。然而，随着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家长式说服更加趋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制性色彩愈发明显地折损了说服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三)改革开放以来:以全面发展为驱动的能动式说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引领农村全面发展的历史重任，说服行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之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说服行动，这一时期的说服行动以能动性为特征。所谓能动式说服，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自主性，综合运用乡村正式和非正式资源，选择各种灵活的说服策略，动员村内其他组织或村民参与治理过程，从而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相比于传统说服方式，能动式说服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维护广大农民89的根本利益为价值遵循。农村基层党组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村民意愿，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建设的动力，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以全面落实各项政策为内容。随着农村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能动式说服的内容侧重于争取村民接受和支持各项政策，保证乡村建设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有序推进。从改革初期的“包产到户”到逐步推进的“市场改革”，再到世纪之交的“城乡统筹”，直至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清晰地呈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动式动员的政策脉络。三是注重多种说服策略的应用。在说服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常常根据特定治理情境和对象选择并采取各种具体的、临时的、人格化的手段来落实各项政策任务。尤其善于通过嵌入地方性知识，运用“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给面子”等非正式说服技术促使村民达成共识。四是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互动。能动式说服对被说服者的观点塑造打破了单向输出信息的缺陷，构建了主体表达与客体接受的互动过程，促进双方形成政策共识。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说，能动式说服的过程实质上表明党群关系正在从“命令服从”的单向模式演变为协商对话的双向互动。这在治理层面上实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相互承认和权力共享，并借助规范的互动形式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三、乡村振兴中的说服行动实践:基于塘村“千村美居”工程实施的考察位于 C 市东北部的塘村，总面积5 71 平方公里，共有 36 个自然村落，1621 户，9636 人。近年来，塘村紧扣乡村振兴总目标，精心打造“党建引领，水韵塘村”特色品牌，扎实推进“千村美居”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塘村已完成 14个自然村庄的“千村美居”任务，惠及 713 户。本文以 2021 年 1 月份在塘村的调研资料为基础，考察该村党组织在“千村美居”工程建设中的说服行动，以探讨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策动员。(一)双重示范:“榜样发挥引领作用”示范作为政策说服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自 2020 年 4 月初正式启动“千村美居”工程以来，塘村党委重点经营两种示范机制:组织示范和党员示范。在组织示范方面，塘村党委精心扶植陈家段宅基为特色亮点村庄。该示范点以优化村庄风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为目标，重点开展了道路硬化和铺装、驳岸加固与美化、公共休闲点规划与建设、雨水管网改造与升级、绿地砖木篱搭建与延伸等项目。该村庄共拆除违章建筑 2200 平方米，种植绿化 5000 平方米，铺设停车场 1280 平方米，新建街角景观小品 5 处，健身游园和儿童游乐区各 1 处。通过这些项目落地，陈家段宅基彻底摆脱“老破旧、脏乱差”的固有形象，实现了对村庄整体风貌的大幅提升，有效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村庄改造后，来此参观、游憩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庄舆论导向越来越强烈，“该政策什么时候到我们村”成为其他村庄的普遍心声。在党员示范方面，塘村党委提出“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的口号，并在各宅基内成立了“千村美居”行动支部。行动支部由宅基内的党员构成，通过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置党员先锋岗、实施党员户挂牌亮身份等举措，分类分时开展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陈家段宅基，其行动支部由辖区内 11 位党员组成，每位党员分别负责一块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工作。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每户村民不仅开始自觉维护公共环境，而且主动承担起自家宅前屋后的卫生保洁工作，从而与党员分片包干制无缝对接，确保了整个宅基管理实现全覆盖。例如，村民张某自992020 年 3 月，C 市市委、市政府发布 关于实施“千村美居”工程的工作意见(20202022)。根据意见，该市将用三年时间实施全域美丽宜居村庄优化提升工程(简称“千村美居”工程)，持续推进环境优美、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新时代乡村建设，使全市农村成为提升城市能级的生态“后花园”。宅基在本地区是一个地域概念和管理单元，是将地理上相近或相连的农户宅基地划归同一区域，一般由几十到上百个农户宅基地组成，是村庄内部次一级的管理单元。觉包干小游园区域卫生保洁，坚持每日清扫;村民徐某和儿媳每周清理一次草坪。如今，陈家段宅基呈现出“人人参与、党群共建”的良好氛围，工程项目得以顺利开展。访谈笔录 CSTC20210108。4650 分为五星级文明户，4145 分为四星级文明户，3640 分为三星级文明户，3135 分为二星级文明户，2630 分为一星级文明户，25 分及以下没有星级。奖励标准为五星级文明户 50 元/月，四星级文明户 40 元/月，三星级文明户 30 元/月，二星级文明户 20 元/月，一星级文明户 10 元/月。(二)入户宣讲:“村干部进入村民家”塘村党委在宣讲“千村美居”工程初期，运用了多种惯例宣讲方式，如刊印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海报和公告、召开专题宣讲会议等。然而，这些宣讲方式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为此，塘村党委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采用了入户宣讲的形式，面对面、一对一地说服。村党委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张 X 认为:“大张旗鼓地宣传政策并非良策，面对朴素的农民，必须缩短和村民间的距离，这样才能赢得村民的好感和信任，为政策顺利进入村庄创造条件。”塘村“两委”干部几乎每天都有下村入户的走访任务，笔者在驻村调研的一周内，陪同村干部下村入户走访 3 次。在入户宣讲中，村干部并非简单地宣读政策内容，而是采用多种灵活的方法。一是设身处地，阐明好处。在政策宣讲中，村干部尽可能从村民的角度考虑问题，无论是谈及拆除违建、卫生包干，还是规范种养、垃圾分类，都具体列举对村民自身和家庭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二是专业解释，以理服人。考虑到专业化的政策内容往往成为村民理解和认同政策的阻碍，村干部通常会将政策内容转译为“接地气”的语言和内容，并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所熟知和信奉的道理相勾连，从而把问题讲透彻，把道理讲明白，把内容讲清楚。比如:把“统筹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具体解读为增设儿童乐园、健身器材等设施;把“打造生态绿美村庄”，具体解读为宅前屋后整齐摆放、蔬菜畜禽规范种养等内容。三是轻松交流，以情动人。村干部入户宣讲时，往往采用“说老飞”(本地话“聊家常”的意思)方式，闲谈村上“趣事”、询问“生意情况”、关心“孩子上学”等，然后灵活抓住某一“话头”适时转到政策主题上来。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开门见山式所可能带来的压抑和不快，在“曲径通幽”的婉转中提升村民认同，柔性贯彻相关政策。(三)行为规范:“用制度长效来说服”村干部入户宣讲固然能够在某一特定场景中说服村民参与，但并不具有长效性，依靠制度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才是更为稳妥的做法。为此，塘村党委建立了星级文明户考核和“文明有礼”积分奖励两项机制。依据塘村星级文明户考核工作办法，以宅基为单位建立星级文明户管理考核小组，每月不定期对各户在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德善公益和乡风文明 5 个方面进行考核。管理考核小组成员由宅基内各类代表组成，一般包括网格长、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妇女代表、新乡贤代表、第三方社会组织代表等。根据塘村星级文明户考核奖惩细则，考核内容共设置5 大类17 个指标，每个指标赋予相应的分值，另外还加设了 3 个加分项目。考核中每一个子项达标得满分，未达标得 0 分，总分为 50 分。管理考核小组根据每月考评得分将各户划分为 5 个星级，考评结果会在宣传栏中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村民对分数如有质疑，可以通过“水韵塘村”App中的“文明有礼”栏目查询积分情况。在这一界面中，村民将详细获取本次考评时间、考评成员、扣分依据、场景照片等信息。在考评结果的基础上，塘村将原先付给保洁公司的保洁经费提取出来，作为星级文明户的奖励资金，通过设置“文明有礼”积分卡，每月按户兑现奖励。奖励数额将转换成积分(1 元=1 分)打入各户专属“文明有礼”积分卡，村民可以凭卡到本地超市进行购物消费。通过建立星级文明户考核和“文明有礼”积分奖励两项机制，塘村党委创造性地运用制度激励手段动员村民参与政策落实，建设人居环境的长效管理方法，真正达到“以制度保动员，以动员促落实”的效果。001(四)村民自治:“村民议事来决定”“在村庄治理中，村党委是导演，村民才是主角”，“与其让我们费力说服他们去干，不如村民自觉去干”。因此，最有效的说服方法是让村民自己说服自己，将说服效果内化为自觉行动。为此，塘村探索推行“党建引领，村民自治”的长效管理新机制。以张村宅基为例，围绕“全是金乡邻，有事好商量”的理念，探索成立张村宅基村民议事会，作为村民议事协调、民主决策的专有平台。议事会设置议事长 1 名，负责会议的召集和主持工作;议事委员 5 名，由党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议事长和委员任期两年，由村民共同选举产生;议事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或根据需要由议事长临时召集，会议讨论的内容紧扣辖区内各项事务;会议召开期间通常会邀请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列席，大家集思广益、自由发言，真正做到“村民的事村民议，村民的事村民定”。例如，村内文化长廊、先锋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村规民约 、村庄优化提升长效管理方案 等制度制定都来自议事会的决策。张村宅基还设立了村民自治管理小组，作为议事会的执行组织，该小组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妇女代表、村民代表、乡贤代表共 5 人组成。该小组每日开展巡查监督、每周收集民情民意、每月召开工作例会，形成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解决、自我提升的良性治理循环。目前，村民们已经从被动地“要我干”转变为主动地“我要干”。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村内各项组织活动，而且主动承担建设责任，反哺家乡。2020 年 2 月，26 名新乡贤自主捐资 23万元，将破旧蘑菇房改建成红色乡邻先锋站;同年 6 月，14 名新乡贤自主捐款 12 万元，购买安装路灯、护栏、休闲座椅等设施。正如村党委书记张 X 自豪地介绍说:“有了这么多党员、村民、乡贤的积极参与，说实话，我们在乡村治理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的得心应手。”如今的塘村，在村党委的带领下，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大家齐心协力，为村庄建设和长效管理贡献力量。从“不参与”到“我参与”，从“与我无关”到“我是主人”，村民对村庄的治理成果视如珍宝，让基层动员行动越来越顺，让乡村治理之路越走越宽。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说服逻辑:制度约束下的“选择性动员”塘村案例具有普遍意义，一定程度上讲，是诸多中国乡村的治理样本。在乡政村治模式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事实上嵌入“以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特征的压力型体制 之中”22(P28)。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处境中，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寻求自洽的生存之道”，会适时采取自主的应对方式。只是与过去的说服行动相比，塘村案例所呈现的行动逻辑有了很大不同，可以归纳为:制度约束下的“选择性动员”模式。(一)“制度下乡”确立说服行动的制度约束空间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制度下乡”与治理重心下移紧密相连。在政策执行中，说服行动将改变“无秩序、无规则”的状态，克服过度自主的问题，依法推进政策落实。因此，当下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说服行动逻辑，“策略 与实践 固然是无法忽视的议题，但制度 的确构成这些行动策略与实践的核心命题”23。“制度下乡”过程中，以法治和民主两种形式为说服行动创设了严密的制度约束空间，从而推进基层政策动员方式的全面更新。传统乡土社会长期缺乏现代法治基础，“一些冲突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制度缺失，这些制度在构造基层政权的角色、权利义务及其和村民的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紧张”24(P308)。虽然以村规民约为主体的民间规则从功能上弥补了现代法治的罅隙，维系着乡土社会内部的稳定状态，但其内蕴的家族伦理属性和封闭保守观念却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明显差距。民间规则不仅无法制约权力行动，反而因扩大自主性导致权力滥用。101访谈笔录 CSTC20210110。访谈笔录 CSTC20210111。“制度下乡”一方面指国家制度体系向基层延伸，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程序的输入，在乡村建立起一整套的治理规范，将其治理行动限制在制度框架内，规范基层干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包括正式制度与民间规则相融合，在正式权威下保持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从而提升制度运行的认同度和可接受性。在塘村案例中，所在市镇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规范村党委、村干部行为，将乡村各项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实施“千村美居”工程中，市镇两级分别颁布了行动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组织领导、工作周期、行动细则等内容，为有效推进政策落实奠定法治基础。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同样是“制度下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微观层面上实现相互承认和权力共享，并借助多样的互动形式完善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这种制度化框架内的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打破了政府对政策过程的控制，在尊重主体利益差别及诉求合理性的基础上，赋予政策合法性，充分践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逻辑。在塘村，村党委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动基层协商制度建设，以红色乡邻先锋站为工作载体，建设“连心议事室”、“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等协商议事机制，定期开展民主协商活动。如今，“有事好商量”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并深刻改变了基层治理方式。通过法治建设和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党和国家在乡村社会重塑了制度体系。利用制度规范乡村治理场域，释放出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张力，发挥出制度的保障价值和规制功能，最终改变了无制度传统并成功形塑了现代性所需的制度约束空间。(二)制度约束下选择性动员的呈现在制度约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说服行动沿循“制度轨道”运行，强调合法性与长效性特征。但从实际运作看，乡村治理复杂而多元，其治理标准更多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要求以具有弹性的制度框架来应对反复无常的利益博弈。因此，保持乡村自主性，能动地利用一切条件调适治理过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下政策执行的说服行动中，一种“选择性”的运行逻辑清晰呈现。在奥尔森(Mancur Olson)看来，受个人理性的支配，“搭便车”问题时常存在，因而共同利益激励的有限性并不必然达成集体行动激励的有效性。集体行动得以实现集体利益帕累托最优，关键在于实施“选择性激励”25(P42)。虽然奥尔森并未给出选择性激励的明确定义，但从其论述中可以得出，选择性激励是依据个体差异而作出不同激励方式的策略。激励之所以遵循“选择性”逻辑，是因为理性个体的行为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同的或是混合的。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在准确判断个体行为动机的基础上实施有选择的激励方式，才能激发他们的行动潜力，避免同等对待而造成的失效状态。因此，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必须区别对待集体行动积极者和集体行动冷漠者。激励方式既可以是积极的奖励，也可以是消极的惩罚;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并且激励的作用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不论是奖励的程度还是处罚的力度一定要大于或等于其成本或收益，否则，奖励或处罚都不足以激发成员的行动潜力。不过，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方案并不完善。因此，麦卡锡(McCarthy J D)等人提出资源总量的大小及其组织化程度是决定社会激励成败的关键，且资源总量越大、资源组织化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里所谓的资源，不仅指物质资源，话语、意识形态、符号性行为、宣传、情感在社会激励中的作用同样无法忽视。到底该选用何种资源进行激励，需要依据潜在对象的需求作出判断26。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则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发现，许多社群中的人们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对公共池塘资源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27(P1)，解决了个体和组织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系统的问题。这证明了在政府与市场的激励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即自主治理。这条道路通过公共组织的允许或放权，组织成员平等享有组织内部政治经济权力，极大地调动201如 乡镇政府规范村干部规章制度 、关于规范村干部聘用工作的实施办法 、镇推进乡村治理“一岗双责”完善党政齐抓共管工作机制实施办法 等。合作积极性，从而依据个人意愿自由参与组织管理和分配资源收益。可见，依托于个体理性假设的选择性激励不断获得扩展，为克服集体行动失败提供更多选择。通过对选择性激励概念的借鉴，说服行动可以被视为选择性动员的过程。即说服者针对被说服者具有的复杂行为动机，通过发挥自主性，选择不同的说服方式，多渠道、综合性地开展动员以达至目的。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乡村社会同步历经了多次思想解放与观念开放，农民的乡土底色早已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自主意识和逐利能力的不断增强。由此所形塑的“复杂人”，既有理性的经济权衡倾向，也有非理性的价值交换特征。农民不再是简单、被动地服从，而是要和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联系起来。说服方式是否能够满足个体偏好，成为判断是否接受的主要法则。因此，采用单一说服方式或是简单给点“实惠”就实现政策意图的策略失效了，具有选择性、能满足不同个体差异化需求的说服方式势在必行。在塘村案例中，村党委深知“村民经济条件好了，想法就多了，组织起来很难”。为此，说服行动须紧扣利益、权利、认同等村民所关心的核心要素。通过采用双重示范、入户宣讲、制度激励、村民自治等举措，多元化动员村民参与政策执行。这些说服举措内容不同、形式各异，能够针对不同的村民及其差异化动机以最合理的方式调动积极性，实现选择性动员。如示范点建设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能够使村民在实际差距对比的认识中产生仿效的冲突;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满足了村民对渴望受到村庄权威重视的诉求，加之以生活化场景设置和地方性知识嵌入将政策宏大话语转译为个体实惠的过程，显著提升了村民认同度;星级文明户考核和“文明有礼”积分奖励两项机制的设立，为精于利益计算的村民达成公共利益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激励;村民自治的完善则以权力共享的方式塑造主人翁角色，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当然，塘村党委的说服行动开展并非权宜性的，而是在“制度下乡”所构筑的制度约束下，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运行的结果。无论是示范机制还是入户宣讲，也无论是制度激励还是村民自治，都依托相应地制度设置，形成了长效性、合法性的运作机制。因此，选择性动员归根结底要受到制度制约，并走上制度化发展道路。五、结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中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随着治理重心下移，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的政策任务日趋繁重。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政策执行，是我们党必须审慎思考的大问题。说服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政策动员方式，它可以消除对强制权威的依赖，并且能够为成本高且缺乏弹性的执行方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中国共产党悠久的说服传统，在不同时期创造并运用了各具特色的说服行动，对推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都产生了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说服行动将成为制度约束下的“选择性动员”运作模式。这一模式既体现在乡村法治建设所要求的制度化运作上，也体现在乡村多元化需求所期望的自主性发挥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说服行动，有效适应了独特的乡村治理环境，必将成为党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策略。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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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a variety of mobilization methods，they ignore the persuasive actions that run through the issu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n excellent tradition of persuasion，and has developed and used different methods of persuasion atdifferent times，which have crystalized into a pathway of mobilizing peop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publicaffairs are becoming more complex，yet persuasion still play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policy implementati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case of the“Villagers Housing Project”in Tangcun of C City，it is found thatthe persuasive actions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how the mode of“selective mobilization”under instit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