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pdf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王贤彬郑希恬*摘要：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企业层面的过度负债率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两期模型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通过扩大国企债务规模和降低债务成本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率，而并未造成非国企过度负债。实证上，文章以 20102019 年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显著而稳健地验证理论模型的推断和机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提高国企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国企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表明，横向和纵向增长压力均会影响国企过度负债率，增长压力主要作用在本地国企、大型国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国企、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的国企。文章为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形成偏向性结构影响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增进了地方政府干预信贷资源配置动机和后果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理认识。关键词：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过度负债地方政府干预信贷资源配置DOI：10.19592/ki.scje.410005JEL分类号：G32，H54，P16中图分类号：F0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23）09-066-24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一系列指导方针。十余年来，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的宏微观领域负债过度等问题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企业债务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焦点。现有众多文献关注我国企业负债状况（Zhang et al.，2015；钟宁桦等，2016；胡悦、吴文锋，2022），分析发现企业负债过度会造成企业未来股票市场回报降低（Caskeyet al.，2012），甚至进一步导致宏观金融风险上升（彭方平、展凯，2018）等系列后果。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主要是实际金融结构背离最优结构导致的：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最优金融结构，偏离最优路径会导致金融体系基础功能运行效率低下（Lin et al.，2009）。已有文献根据实际负债率偏离目标负债率的程度定义过度负债并分析中国企业过度负债程度，发现该趋势更多由国企过度负债所驱动（陆正飞等，2015；许晓芳等，2020）。金融债务结构的偏向性特征不仅导致国企经营过程违背*王贤彬，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中观经济学研究中心，E-mail：；郑希恬（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E-mail：，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邮编：510632。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意见，文责自负。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政府创新目标规划的创新效应研究：理论机制、实证识别与政策设计”（7227305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政审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理论机制、实证识别与政策设计”（7177303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的经济效应研究”（2022A1515012025）的资助。662023年第9期资本产业的比较优势发展路径（Lin，2021）、影响我国当前稳定经济和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短期目标，也将阻碍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企业过度负债的原因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其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以下两类：其一，企业内部因素。已有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问题能够引发过度负债率变化（Liu and Tian，2012；BoatengandHuang，2017；汪玉兰等，2020）。尤其在产权性质上，短期预算软约束延缓国企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并提高国企债务违约风险，其过度负债可能性高于非国企（盛明泉等，2012；陆正飞等，2015；吴秋生、独正元，2019）。企业行为方面，企业投资与过度负债也有一定的相关性（Faulkender et al.，2012；连立帅，2019）。其二，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企业过度负债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企业所在的地区市场和法律发育环境（姜付秀等，2008；姜付秀、黄继承，2011；黄继承等，2014；张小茜、孙璐佳，2017；李志生等，2018）。随着信贷市场的不断繁荣发展，如何提高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初衷，少量文献从利率市场化改革（郑曼妮等，2018）与“去杠杆”（许晓芳等，2020）等政策角度阐述政府如何影响企业过度负债进程。虽然上述文献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因素探究已较为全面，但忽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后果，并且大多文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为主，缺乏完整的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自洽解释。企业过度负债是信贷资源错配的一种现实表现，其本质是债务结构甚至是金融结构的扭曲，一方面是由于银行借贷特性与防范风险为目的的融资结构导致银行融资对象产生系统性差异（张一林等，2019），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而造成的偏向性结构影响有关。图1提供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过度负债率在20102019年间的趋势，除了个别年份以外，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率的变化情况大致相同，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同的现象是国企过度负债情况比非国企的更加严重，并且与增长目标压力趋势更加吻合。基于上述事实发现和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本文聚焦国有部门，通过构造理论模型证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国企过度负债的显著正向影响并采取实证方法分析影响机制渠道和相关异质性特征。图1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率变化情况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阐释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如何内生地影响企业过度负债状况。模型根据中国政治经济运行特点，设置了地方政府、国企和非国企三67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类主体。模型的理论逻辑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确定能够用于企业生产的公共资本支出比例，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国企与非国企都是通过决策选择要素投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存在经济功能和借贷成本上的差异性。国企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部分利润返还，承担部分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支出，在承担上述任务同时，国企能够在地方政府干预下获得优势利率，而非国企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信贷交易摩擦。在上述设定下，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将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率和资本品投资水平，而对非国企没有明确影响。这是由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通过提高国企贷款规模以及降低贷款利率进而推高过度负债率，而非国企因存在信贷摩擦无法辨析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作用导致的。本文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29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构造增长目标压力指标，将上市公司样本与地级市经济数据样本进行匹配，验证增长目标压力对国企过度负债率的正向影响以及机制渠道，并探讨影响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基准计量模型回归表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显著而稳健地提高了企业过度负债率。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推高了国企的过度负债率，尤其是长期融资的规模和利息。异质性分析发现，增长目标的横向压力和纵向压力均恶化了企业的过度负债状况；区分国企产权属性结果表明，增长目标压力提高了本地国企、大规模国企以及资本密集型国企的过度负债率，对劳动密集型国企的影响小于资本密集型国企且显著性更低，而未能对央企、小规模国企和技术密集型国企造成显著影响，表明地方政府对国企的干预更多体现在国企的行业特征以及产权特征上；在市场化程度提高较慢的地区，增长目标压力对国企过度负债率的正向影响大于提高较快的地区，进一步验证地方政府干预影响企业过度负债的逻辑性。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是否加剧了国企过度负债情况，试图从地方政府目标设定角度解释国有部门过度杠杆化和债务结构发展失衡的状况。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构建了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的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微观表现关系的理论模型。本文以地方政府、国企以及非国企行为表现和最优化目标为切入点，综合考虑国企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以及非国企面临的信贷摩擦，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模式扭曲债务结构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分化之间提供了逻辑完整的理论解释框架。其次，本文弥补了企业负债相关文献的不足之处。研究经济增长目标对负债行为的影响主体大多集中在政府部门（王文甫、艾非，2021；刘若鸿等，2021；詹新宇、曾傅雯，2021），在企业负债方面缺少较为直接的研究框架，例如从官员晋升激励角度阐释GDP增长考核压力对企业负债状况的影响（赵宇，2019；程仲鸣等，2019；谢获宝等，2022），或者将企业债务融资规模作为僵尸企业衡量标准来研究增长目标相关变量对企业的影响（马新啸等2022），本文构造国企动态债务发展过程变量，提供地方政府目标设定对企业负债状况影响的机制解释和实证检验，丰富了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本文拓展了资源配置效率相关的文献研究。已有文献研究省级层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并将地方政府干预国企与非国企信贷资源配置作为影响机制（赵新宇、郑国强，2020），但没有细致区分不同所有制下企业行为的异质性特征以及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依据。Song et al.（2011）构建存在企业生产率和金融市场准入异质特征的两期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制682023年第9期造业企业间资本和劳动力的再分配，而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国企和非国企经济功能差异以及金融摩擦研究信贷资源的错配问题，指出存在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干预信贷市场的行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为如何从政府干预以及金融资源分配的角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洞见。资源配置不仅涉及市场微观主体，还与地方政府政策和行为，以及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的区别对待措施密切关联，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有形之手”，促进金融市场良好发育和资源有效配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一）模型设计本文借鉴王贤彬、徐现祥（2009）、Lv et al.（2020）、龚锋、陈子昂（2022）、赵扶扬（2022）的模型设定，构建简单两期模型，模型中主要包括三类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国企和非国企。地方政府根据期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决定公共资本支出比例，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目的选择公共资本支出、公务支出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规模；国企和非国企在给定公共资本支出规模的情况下，选择贷款规模、资本品投入和雇佣劳动力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此时两种企业决策得到的总产出水平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当期效用。假设所有经济主体只存活两期（t表示第一期，t+1表示第二期），在第二期偿还第一期贷款利息，并且第二期不存在任何信贷交易。债务融资成本由金融中介根据居民借款和发放的贷款情况决定，简单起见本文不分析代表性家庭和金融中介的决策过程，将劳动力工资水平、贷款利率视为外生给定。由于存在政府隐性担保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国企能够以低于基准水平的利率获得信贷资金。而非国企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存在信贷摩擦，其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水平。本文将详细描述三种经济主体的决策逻辑。1.国企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企在进行终生利润最大化决策时面临维持经济稳定、为政府提供股权收益和社会公益服务等多重负担的考虑，不仅需要促进地区总产出增长，还要上缴利润用于补充财政资金以及出资协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第一期，国企使用资本品、雇佣的劳动力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的地区公共资本作为要素投入进行生产，生产函数具有Cobb-Douglas函数的形式，表示如下：Yf,t=()Kf,t1()Nf,t2()Kg,t3（1）其中，Kf,t表示国企投入资本，Nf,t表示国企雇佣劳动力，Kg,t表示城市公共资本存量，由地方政府决定。1、2、3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并且有1+2+3=1。国企从金融中介取得借款Bf,t，结合地方政府股权融资Ef购买资本品Kf,t。假设企业资本品价格均标准化为1，则资本品表达式满足:Kf,t=Bf,t+Ef（2）其中式（2）等号左侧表示第一期企业总资产，等号右侧表示第一期企业实际净资产和负债水平。第二期国企生产函数与第一期相同，在既定生产函数和要素结构下，国企通过选择劳动、资本的69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规模来最优化终生利润f，终生利润表达式为：f=f,t+tf,t+1=()1 Yf,t+Bf,t+Ef wf,tNf,t GfR,t()Kf,t+t()1 Yf,t+1 tRf,tBf,t twf,t+1Nf,t+1 tGfR,t+1()Kf,t+1（3）其中表示税率；=e 表示未来贴现；Rf,t为国企借贷利率，当不存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国企借贷利率等于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即有Rf,t=Rt；GfR,t()Kf,t表示国企承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责任对应的支出，满足：GfR,t()Kf,t=aKf,t（4）GfR,t+1()Kf,t+1=aKf,t+1（5）并且有0 a 0。则国企过度负债率表达式为：exDBf,t=Bf,tKf,t DBf,t=1 1()1 1+2EfKf,t()1Kf,t（9）2.非国企非国企行为方程与国企类似，相比于国企，非国企不需要承担地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一期的资本品投入来源于金融中介贷款Bc,t和外生给定的所有者权益Ec，并且第二期资本品投入全部来源于第一期的利润盈余。参考Bernanke et al.（1999）、梅冬州等（2021）引入信贷摩擦，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中介认为非国企违约风险更大，并且当非国企违约时金融中介需要花费额外的审计成本进行资产确认。非国企通过金融中介贷款的利率为：Rc,t=f()Bc,tKc,tRt,f()0=1,f()0,f()0（10）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面临晋升考核机制下激烈的区域竞争，通过期初设定自我施压式的经济增长目标向上级释放积极执政的信号，并动用各种政策和工具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除了对国企和金融中介信贷交易施加干预外，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决定用于刺激地区总产出增长的公共投资建设支出比例。最终在税收收入、政府借款和国企上缴的部分利润组成的可支配资金约束下，地方政府将资702023年第9期金全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公务支出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当期效用最大化。第一期时，地方政府通过对企业征税获得财政收入Yt，结合向金融中介贷款Bf,t获得可支配资金，用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GL,t、公务支出GC,t、对金融中介的转移支付Tt()Bf,t+Bg,t以及国企股权融资Ef。地方政府必须满足预算约束：Yt+Bg,t=GL,t+GC,t+Tt()Bf,t+Bg,t+Ef（11）其中Yt=Yf,t+Yc,t；由中央政府决定，Ef由往届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战略和历史因素决定，假设其外生给定。地方政府将公共支出GL,t分为两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Kg,t和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GgR,t。为了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和实现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根据期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t的取值安排t比例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作为能够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公共资本Kg,t，用来刺激地区产出提高获得政治收益；剩余部分用于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t越大，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调控经济和促进产出增长，因此地方政府越有动机提高刺激产出的投资支出比例t。以上关系表达式如下：GL,t=Kg,t+GgR,t（12）Kg,t=tGL,t（13）t=g()t,0 t 0（14）地方政府存在自身效用函数，除了与上级行政管理和考核机制有关外，还与自身偏好直接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执政水平，决定地方政府能否获得更大的上级支持和晋升概率，因此地区产出水平是政府效用的重点考虑因素；地方政府在开展日常行为活动时需要进行相应的公务支出，与执政者和干部群体的效用相关，因此公务办公要求相关的开支也会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地方政府还肩负着履行相应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责任，地区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也需要纳入效用函数进行考虑。因此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Yt+GC,t+GR,t（15）其中GR,t满足GR,t=GfR,t+GgR,t，表示城市总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为国企和地方政府承担两部分之和；由于地方政府只追求当期经济增长目标和在位期间收益，本文假设 ，并且地方政府每一期只考虑当期效用最大化。第二期时，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不变，地方政府将对企业征的税和获得的国企第一期上缴利润作为可支配收入，则预算约束变为如下形式：Yt+1+(1 f)f,t=GL,t+1+GC,t+1+Rg,tBg,t（16）（二）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在每一期初提出当期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即决定了本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假设由于地方政府的任期和更替等原因导致每一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上一期压力取值无关。地方政府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压力t后，选择相应的地方政府借款Bg,t、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Kg,t和公务支出GC,t达到效用最大化。结合预算约束式（11）和效用函数式（15）求解第一期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得到一阶条件：71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YtKg,t+1 tt+g,t()YtKg,t1t=0（17）g,t=0（18）Tt()Bf,t+Bg,t=1（19）其中，g,t为拉格朗日乘子。由式（19）可知，转移支付Tt是地方政府与国企债务的线性函数，本文假设Tt()Bf,t+Bg,t=Bf,t+Bg,t。联立以上各式以及预算约束式（11）和国企总资产表达式（2）得到第一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也就是公共资本）表达式：Kg,t=()GC,t+Kf,t()3t+()3 1（20）由于Kg,t 0，所以有()3t+()3 0。地方政府第一期公共资本与当期公务支出、国企总资产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比例有关。同理可知，联立第二期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预算约束式（16）得到第二期公共资本表达式：Kg,t+1=()1 ff,t+GC,t+1+Rg,tBg,t()3t+1+()3 1（21）第二期公共资本与第一期国企上缴利润和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第二期公务支出以及增长目标压力相关。对于国企而言，选择第一期资本Kf,t、第一期和第二期劳动力投入水平Nf,t与Nf,t+1实现利润最大化，则该最优化问题一阶条件有：()1 Yf,tKf,t+t()1 Yf,t+1Kf,t+1Kf,t+1Kf,t+1+tRf,t a atKf,t+1Kf,t=0（22）()1 Yf,tNf,t wf,t=0（23）()1 Yf,t+1Nf,t+1 wf,t+1=0（24）联立以上各式以及两期公共资本表达式（20）和（21）得到在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和国企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国企资本品投入Kf,t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比例t的表达式。对该表达式取全微分，得到Kf,t关于t的偏导数，由模型设定可以得到Kf,tt 0。所以，国企过度负债率关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偏导数表达式为：exDBf,tt=exDBf,tKf,tKf,ttf,tt=()1 1+2Ef+()K2f,tKf,ttg()由模型设定以及上述分析可知，exDBf,tt 0，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国企过度负债率有正向影响。同理易得非国企资本品投入Kc,t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支出比例t的偏导数，由模型设定无法判断exDBc,tt是否大于0。722023年第9期上述推导表明，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压力下，通过影响或干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国企的信贷决策，使得国企吸收过多的信贷资金，导致国企负债高企并逐渐偏离理想情况，过度负债率不断提高，最终引发过度负债。一方面，国企产出和营业盈余分别是地区总产出和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资金能够促进国企产出水平和利润水平提高，进而协助地方政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由Kf,tt 0可知，增长目标压力提高还会促使国企增加资本投资。在面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地方政府积极借助国有经济的力量追求目标实现，导致国企投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将发展重心偏向追求地区产出水平提高时，国企发挥其部分社会公益服务职能GfR,t，弥补政府角色GgR,t的缺位以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因发展经济而减少过多来自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效用GR,t。因此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国企负债产生较大影响。非国企在现实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在信贷需求上面临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融资者的激烈竞争以及金融中介的信贷摩擦f()Bc,tKc,t，信贷资源大量流入国企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这部分企业贷款（陆正飞等，2015；刘畅等，2020），因此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非国企负债很难造成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相比较于非国企，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能够推高国企过度负债率。进一步地，我们试图厘清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国企过度负债的影响有哪些渠道和特征。由于国企是地方政府进行投融资的最重要载体，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对投融资项目和金融系统进行双向控制（王贤彬等，2010），给予金融中介相应的转移支付Tt()Bf,t+Bg,t，并通过政府担保消除国企金融摩擦和激励金融中介提供优惠利率Rf,t()t。具体而言，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银行和国企是最容易直接干预的对象，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体现在干预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给，将贷款向国有企业与融资平台类企业倾斜，用于补充公益民生项目GR,t等资金来源。由模型分析中国企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债务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和过度负债率的关系表达式为：Bf,tt=Kf,tt=Kf,ttf,tt=Kf,ttg()exDBf,tBf,t=exDBf,tKf,t=()1 1+2Ef+()K2f,t结合模型设定以及上述分析可知，Bf,tt 0，exDBf,tBf,t 0，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能够提高国企向金融中介贷款的债务规模，进而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率。并且从地方政府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Tt()Bf,t+Bg,t=1可以推测，金融中介为国企和政府提供越多的贷款资金将获得越多的转移支付补偿，因此往往会积极向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可能对银行贷款规模以及成本造成影响，这类资金更多的是属于长期债务（孙铮等，2005），以保证国企在任期内拥有更加稳定的现金流。其次是商业信用，虽然在信贷市场上商业信用是银行贷款的替代性融资方式（陆正飞、杨德明，2011），但由于存在政府担保和干预行为，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更好实现经济目标和非经73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济目标，国企也会通过商业信用从外部市场获得融资，进一步加剧了过度负债。与此同时，对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取全微分，可以得到Rf,t关于t的偏导数，由模型设定可以得到Rf,tt 0。所以国企债务融资成本关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和过度负债率的偏导数表达式为：Rf,tt=Rf,ttf,tt=Rf,tt g()exDBf,tRf,t=exDBf,tKf,tKf,tRf,t=()1 1+2Ef+()K2f,tKf,tRf,t结合模型设定以及上述分析可知，Rf,tt 0，exDBf,tRf,t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当然，这种影响效应的相对强度排序，是由本文所考察的时间阶段经济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并不能排除未来影响效应相对强度排序发生转变的可能性。表10要素密集度与企业性质lpressure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样本数调整R方劳动密集型国企（1）0.0346*（0.0137）是是是2，5980.464非国企（2）0.0147（0.0207）是是是1，6450.445资本密集型国企（3）0.0423*（0.0135）是是是1，9100.490非国企（4）0.00520（0.0224）是是是2，1980.467技术密集型国企（5）0.00373（0.0219）是是是2，2700.458非国企（6）0.00365（0.0128）是是是4，7080.4045.市场化、企业性质与过度负债市场化进程是影响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市场化进程发展较快地区，地方政府干预企业和银行的信贷决策过程需要付出较高成本而导致政府干预减少。随着企业和银行自主性不断提高，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交易会更倾向于市场行为（孙亮、柳健华，2011），有助于银行加强对国企贷款的严格要求和审查力度（方军雄，2008），减少国企因政府行为产生的过度贷款；国企能够在承担政策性和社会性目标之余依照利润最大化进行经营活动，从而减轻过度负债负担。本文参照姜付秀、黄继承（2011）的做法，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当期减滞后一期数值度量城市的动态市场化进程。若企业所在地当年市场化动态变化超过全国中位数水平，说明该城市政府干预变弱，将其定义为市场化进程较快城市，反之则为市场化进程较慢城市。实证结果如表11所示，市场85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化动态进程较慢地区的国企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显著性和数值均高于全样本；而市场化进程较快地区的分样本回归中国企与非国企样本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市场化程度提高较快地区的国企过度负债率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显著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较慢地区，表明地方政府干预是国企过度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表11市场化与企业性质lpressure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样本数调整R方市场化进程快国企（1）0.0112（0.0106）是是是3，3220.459非国企（2）0.000259（0.0138）是是是4，2640.425市场化进程慢国企（3）0.0406*（0.0110）是是是3，8640.465非国企（4）0.0186（0.0139）是是是4，7540.397六、结论性评述当前国家大力推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力度。厘清地方政府对国企和金融中介信贷决策干预的理论机制和异质性特征对于防范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检验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企业过度负债的负面影响，并重点就其对国企的影响渠道及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加剧企业过度负债状况，并且在国企中更加严重。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主要从扩大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三方面推动企业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压力的横纵向比较、国企归属、国企规模、国企要素密集度、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本文对于中国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企业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第一，优化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体系，避免过度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了更好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增长目标设定和绩效考核机制方面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将区域发展方向转移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增长路径上。第二，推进政企分离和国企改革。要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按市场化机制运营国企，因此应当增强地方政府放权意愿，推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逐步分离；要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承担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因此应当将国有部门按照公共政策性、特殊功能性以及普通商业性等发展要求进行分类改革，让国有资本更多集中于前两类行业，引导第三类国企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要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企整合重组，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重点扶持和补助与国民经济命脉密切关联领域的国企，支持履行一般商业功能的国企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导向战略调整。第三，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形成统一、有序、公平的要素市场。研究指出金融信贷资源的偏向分配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应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862023年第9期加强金融监管，防止政府干预和抑制；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促使要素能够在各个部门、行业、区域间顺畅流动，形成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多角度多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发力，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化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参考文献程仲鸣、金必简、俞中坚，2019，“官员晋升激励、债务杠杆与企业技术创新”，科学决策，第7期，第1-33页。狄灵瑜、步丹璐，2019，”债务违约、社会责任与政府支持“，南方经济，第11期，第72-93页。范小云、方才、何青，2017，“谁在推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对政府融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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