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_潘炜旻.pdf

2023年7月第41卷 第4期Jul.2023Vol.41 No.4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 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 关系初探潘炜旻（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摘要 沟通 论语春秋 经义，宣说 论语 反映孔子制作 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 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 论语，是 论语述何 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 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 春秋论语 经义，反复申言 论语 反映孔子制作 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 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 论语，对 论语述何 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 论语春秋，将 论语 转变为贴近 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 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 春秋 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 春秋 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 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关键词 戴望；刘逢禄；公羊学；论语述何；戴氏注论语；改制中图分类号 K255;B25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3）04-0158-12DOI 10.15886/ki.hnus.202202.0087戴望（18371873）是晚清公羊学发展史中过渡性的重要人物，戴氏注论语 是体现其公羊学思想的核心撰述。在其师宋翔凤的导引下，戴望曾深入研习刘逢禄的学说，其 戴氏注论语 继承 论语述何 发展而来。如戴望在 注论语叙 中这样写道：“深善刘礼部 述何 及宋先生 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1252。这使得 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的关系，成为戴望、刘逢禄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但细酌学界现有探讨 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关系的研究，往往是将 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作一鳞半爪的比勘，泛泛讨论二书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这种研究方式带来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具体、深入揭示 戴氏注论语 究竟在哪些层面继承、区别了 论语述何，二是无法更细致勾勒出晚清公羊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为此，本文试图紧扣 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文本，以“沟通 论语 春秋 经义”“论语 反映孔子制作 春秋”“采用三科诸义阐释 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说解 论语”为切入角度，探讨 戴氏注论语 对论语述何 的多面继承与大力发扬，以期深入揭示 戴氏注论语 与 论语述何 的关系、晚清常州公羊学发展演变的轨迹。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教正。收稿日期 2022-02-13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KS029）作者简介 潘炜旻（1992-），女，浙江温州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清代学术史。如江瀚先生在 戴氏论语注二十卷释文二卷（同治十年刊本）提要 中指出：“望尝请业于陈奂，专力于考据训诂，最后乃留意古人微言大义，与刘逢禄、宋翔凤宗旨相近。是篇亦多本 论语述何论语发微 之说”，强调 戴氏注论语 与 论语述何 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但并没有具体分析二书存在哪些相同之处。江瀚先生的这一论断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如郑卜五先生在 常州公羊学派“经典释义公羊化”学风探源 中同样指出“戴望之说大半与刘、宋相同”，但亦没有具体探讨 戴氏注论语 与 论语述何 存在哪些共通之处。又如郭晓东先生同样强调，戴望在注解 论语 时往往取法刘逢禄、宋翔凤之意，但也没有深入探究 戴氏注论语 对 论语述何 做了哪些层面的继承，只是举例说明 戴氏注论语 与 论语述何 在个别论断上具有一致性。（参见江瀚：戴氏论语注二十卷释文二卷（同治十年刊本）提要、伦明：论语注二十卷（同治十年刊本）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9页。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7-1093页。郑卜五：常州公羊学派“经典释义公羊化”学风探源，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637页。张广庆：清代经今文学群经大义之 公羊 化，经学研究论丛 第1辑，中国台湾：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文学艺术158潘炜旻：王道世界 受命改制 太平之境一、沟通 论语春秋 经义在 论语述何 中，刘逢禄的核心意旨是构建 论语 与 春秋 微言的关联性。如 论语述何这样写道：“论语 总六经之大义，阐 春秋 之微言”241。在解经过程中，刘逢禄则主要通过采录 公羊传、何休解诂，参以董仲舒之说，开掘 春秋 例义，印证 春秋 论语 经义相通。如刘逢禄阐释“使民以时”（为政）曰：“春秋 讥初税亩、用田赋、作丘甲，城筑必书，皆重民也”，化用 公羊传 的说法，强调 论语 春秋 皆反对为政者滥用民力，展现出同样的重民思想。如刘逢禄阐释“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曰：“礼，比年简徒谓之蒐，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 所以讥罕也”，引述何休 解诂 的说法，强调 论语 春秋 皆主张重视军事武备，居安思危。再如刘逢禄阐释“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卫灵公）曰：“春秋 不虚美，不隐恶，褒贬予夺，悉本三代之法，无虚加之辞也。董子曰：春秋 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化用董仲舒 春秋繁露 的说法，强调 论语 春秋 皆重视是非的判别，主张不虚美、不隐恶。作为 论语述何 的继承者，戴望同样重视沟通 论语 春秋 经义。与戴望交往甚密的庄棫指出了这一点：“子高从于廷先生游，故亦学刘氏之学，因以夫子既修 春秋，则 论语 为孔氏之说，义例必与 春秋同”3。戴望这种沟通 论语 春秋 的意图，就反映在 戴氏注论语 的解经过程中。如 论语述何 阐述“事君能致其身”（学而），未尝牵合 论语 春秋 之义。但是，戴望却这样说解道：“孔子曰：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春秋 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戴望所言“春秋 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出自 公羊传4。可见，戴望是借助 公羊 论语 义理的共通性，钩贯 论语 春秋，强调二书经义暗合，皆主张臣子事君当尽忠。又如 论语述何 阐释“就有道而正焉”（学而），亦未尝沟通 论语 春秋 之义。但是，戴望却这样阐发道：“就，犹从也。正，谓审问国中失之事。春秋 于盛德之士不名，尊贤也。”戴望所言“春秋 于盛德之士不名”，出自何休 解诂。可见，戴望是借助何休 解诂 沟通 论语 春秋，强调二者经义相通，皆主张为政者当敬重贤人。此类例子在 戴氏注论语 中不胜枚举，表明戴望不仅对 论语述何“沟通 论语 春秋”的旨趣有着深入的体悟，而且在继承基础上作了极大的发扬与拓进。除了承接 论语述何 沟通 论语 春秋 的意旨，戴望也接续 论语述何 沟通 论语 春秋 的策略。如前述，刘逢禄连接 论语 春秋 的策略，是利用 公羊传、何休 解诂 开掘 春秋 义例，证明两经籍义蕴相若。倘若将刘氏的这一策略放置在清代“公羊 说 论语”的脉络中加以考量，其展现出独特性。比如，俞樾 何邵公论语义、刘恭冕 何休注训论语述 虽然同样试图运用 公羊 义理说解 论语，但与 论语述何 的意趣、策略不同5：俞樾、刘恭冕坚守汉学家法，通过辑录何休注 公羊传 时所引用的 论语 经文，考察何休整合 论语 春秋 的见解；刘逢禄则与之不同，他并不完全遵循何休 解诂 对 论语 的阐发，而是注意发现 春秋 论语 经义的一致性6。因此，俞樾指出刘逢禄是用 春秋 说解 论语，忽视了何休 解诂 中的 论语 义理7；刘恭冕则明确表示，其 何休注训论语述 于“何君所未言，不敢补入一语”8。由此反观 戴氏注论语，虽然戴望亦重视何休注训对 论语 春秋 的勾连，但他更多沿袭刘逢禄以公羊义理联合二书的策略。而在接续 论语述何 勾连 论语 春秋 的旨趣、策略基础上，戴望又试图通过征引更多典籍，更广泛探寻 春秋 论语 经义的共通性，大力推进刘氏以公羊义理说解 论语 的意旨。因此，戴氏注论语 不仅大量引用 公羊传、何休、董仲舒之说沟通 论语 春秋，而且广泛援引先秦、两汉典籍以连接 论语 春秋。下面尝试对 戴氏注论语 这方面的情况略作考察。与 论语述何“参以董子之说”不同，戴望在解经时大量借鉴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如其这样阐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曰：“人苟志于仁，君子不忍加恶。宋宣公兄弟相让，虽不居正，而 春秋 存其善志，故于与夷之弑，移之宋督，而不言冯，以此。”戴望在注解时化用了 春秋繁露 玉英 的说法：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 论语述何 现有 刘礼部集皇清经解 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存在一定的区别。本文所引用的 论语述何，大部分选自 刘礼部集。曾亦先生曾对收录在 刘礼部集 中的 论语述何 作了点校，参刘逢禄撰，曾亦点校：论语述何，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59第4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 春秋 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9董仲舒对宋宣公、宋缪公兄弟相让，春秋 桓公二年书“宋督弑其君与夷”，提出了与 公羊传 相异的看法。对于宣、缪相让史事，公羊传 隐公三年指出，孔子不认同宋宣公紊乱嫡子继位的行为，批评宣、缪让位最终引发了宋国祸乱。但董仲舒却认为，春秋 桓公二年不直书庄公冯弑君篡位，而曲书“宋督弑其君与夷”，是因为孔子认为宋宣公兄弟相让，虽然不合乎法度，但“皆有让高”；因此，孔子将宋庄公弒君的罪名转移给宋督，为宋宣公兄弟不合正道的相让行为避讳。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尝试沟通 春秋 论语，指出 春秋“存善志”的书法义与 论语“苟志于仁矣，无恶”经义相通，皆主张“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透过 戴氏注论语 对董仲舒说法的化用，既可以看出戴望对董仲舒公羊学的重视，亦可以看到其如何借助董氏的公羊说沟通 春秋 论语。此外，戴望也注意辑录 孟子 荀子 等先秦儒家典籍中散见的 公羊 义理。在 孟子 滕文公下 离娄下 中，孟子曾表述了其对孔子作 春秋 的认知10。诸多学者通过文本比勘，又指出孟子私淑孔子，孟子 之义多近于公羊 11349。这些说法表明，孟子洞明 春秋 包含的微言大义12。戴氏注论语 重视 孟子 此类议论 春秋 的论说。如戴望这样注解“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曰：“文王始受命制法度，春秋建五始，假文王以为王法。传 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明 春秋 继周，如文王之继殷，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戴望在注解时征引了孟子的说法，指出孔子作 春秋、以 春秋 当新王，正如文王继殷、受命制作法度。除了 孟子，戴氏注论语 亦关切 荀子 中的公羊义理。如戴望注解“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颜渊）曰：“仁者为仁，重难之，不欲径其辞说。孙卿曰：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 春秋 善胥命，而 诗 非娄盟，其心一也。”戴望此处所引之文抄撮自 荀子 大略，向来被视为是荀子传 公羊 学的确证13。荀子此文，针对 春秋 桓公三年书“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而发，认为 春秋 重行重信，因此赞许齐、卫两国能够不歃血而盟誓，接进古之正道14。戴望在注解时引用了 荀子 的说法，认为论语 与 春秋 经义一致，皆贵行不贵言。史记 说苑 汉书 盐铁论 白虎通 论衡 后汉书 等典籍中的 公羊 义，亦为戴望广征博引，试略举之。司马迁生于公羊学蔚然的时代，曾问学公羊硕儒董仲舒，其 史记 传承公羊学的痕迹班班可考，戴望对此多有引据。如戴望这样诠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曰：“性与天道，语上之事。中人以下，其知不远，故不可以语上。春秋 有据鲁、新周、故宋、黜杞之文，应天制作以治百世，而不知者疑于倍上，故夫子曰：后世知我者以 春秋，而罪我者亦以 春秋。”戴望在注解时化用了 史记 孔子世家 的说法15，旨在说明 论语 此章反映了孔子作 春秋 之事、春秋 蕴含通三统义法。刘向纂辑的 说苑，其中“多刺 公羊 之义”11361，成为戴望征引的对象。如在 说苑 建本 中，保存了汉代以 春秋 公羊义理读解 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的遗说。该说指出，论语 这一章的意思是“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而 春秋 建五始义法的寓意是“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16，正与 论语 之义相吻合。由此，说苑 沟通 论语 春秋，指出二者皆“贵建本而重立始”。戴望训解 论语 这一章，就引述了 说苑 的说法。戴望对 盐铁论 中公羊义的援引，可证诸如下例子。如戴望说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颜渊）曰：“草向上迎风则仰，犹小人待化于君子。春秋 讥刺不及庶人，于治乱赏疑从重，于平世罚疑从轻，贵以仁道化之”。其中，“春秋 讥刺不及庶人”，出自 盐铁论 贪疾 对 春秋 讥例的总结。17戴望引述 盐铁论，用以证明 论语 春秋 经义相符，皆主张“小人待化于君子”，君子因此当以仁道风化之。戴望对两 汉书 白虎通 论衡 等其他典籍中的公羊古谊亦有诸多称引，此处限于篇幅，不再繁论。由此可见，一则，戴氏注论语 对 论语述何 作了大量增益：戴望不仅继承刘逢禄统合 论语 春秋 的旨 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集解论语集注 皆作“上”，但 戴氏注论语 作“尚”。160潘炜旻：王道世界 受命改制 太平之境趣与策略，而且尝试扩大引证范围，博考先秦两汉公羊义理以拓进刘氏的工作。这正是戴望自述的“博稽众家，因其（指 论语述何）义据，推广未备”的重要内容。二则，戴氏注论语 是以汉学方法为依托，推展论语述何 的工作：戴望在广辑 孟子 荀子 史记 盐铁论 说苑 汉书 论衡 后汉书 等典籍中的公羊义理时，运用了汉学家“钩佚说、补剩义、采通论、存众说”18的方法，由此推进了 论语 的公羊义理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戴望如此积极引用 公羊传、何休、董仲舒、先秦两汉典籍，推进刘逢禄沟通 论语 春秋 的意图与策略，其鹄的却与 论语述何 存在区别。正如赵伯雄、黄开国先生所言，论语述何 生成于清代公羊学发展的初期，刘氏统合 论语 春秋 的核心目的，是藉助 论语 释义公羊化，抬升今文经学在群经中的位置。但 戴氏注论语 形成于清代公羊学拓展的中期，戴望的目的却有所不同，乃是意图用公羊义理的阐释框架取代程朱理学的阐释框架，将被宋儒解释成心性之书的 论语 扭转为王道之书：在戴氏注论语 中，戴望指出 春秋 的性质在“道往而明新王之法”，春秋 包含了为后王而作的政治法则；在解经过程中，戴望追求广泛地沟通 论语 春秋，强调二书互解互证，这就使得 论语 在戴望笔下演变成贴近 春秋、抉发王道的经籍，涂抹上浓烈的政治色彩。二、论语 反映孔子制作 春秋广泛沟通 论语 春秋 经义，是 论语述何 的要义。反复宣说 论语 反映孔子制作 春秋，亦是 论语述何 的要旨。该要旨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论语述何 试图弥合今文家“孔子作 春秋”与 论语“述而不作”的矛盾。如刘逢禄这样阐发“述而不作”（述而）曰：“诗 书 礼 皆述古，易 系辞 春秋 则夫子所作，不纯乎述，何也？曰：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其义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尔”，论证孔子是制作 春秋 而非单纯述古，只是在大义上遵循、效法了尧舜文武之道，因此其谦言自己是“述而不作”。二、论语述何 宣说 论语 反映了孔子制作 春秋 一事19。如刘逢禄解释“周监于二代”（八佾）曰：“夫子制 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强调 论语 反映了孔子制作 春秋 及制作之义。又如刘逢禄阐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曰：“上章言 易 诗 书 礼，此谓作 春秋 也。吴楚滑夏，乱贼接踵，所以发愤著书也。春秋 成而乐尧舜之知我，盖又在莫年矣”，将 论语 与孔子作 春秋 相互勾连。三、论语述何 试图从天命论的高度来论说孔子作 春秋20209。如刘逢禄阐释“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曰：“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阐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将受命制作”，皆指出论语 展现了孔子“受命”制作 春秋。由此反观 戴氏注论语，强调 论语 反映孔子制作 春秋，亦是其颇为重要的内容。其一，戴望同样试图弥合今文家“孔子作 春秋”与 论语“述而不作”的矛盾。如戴望这样解释“述而不作”（述而）曰：“述，循其故事。乐记 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子序 易，删 诗 书，正 礼 乐，皆述者也。至于修 春秋，义实兼作，亦谦言述者，有变道之名，无易道之实”。戴望指出，春秋 与 诗 书 礼 乐并不相同，但孔子谦言自己是述而非作 春秋，乃是因为其所作之 春秋“有变道之名，无易道之实”。由此，戴望弥合了 论语“述而不作”与公羊家“作 春秋”的裂隙。其二，戴望反复申言 论语 反映了孔子作春秋 一事。如 戴氏注论语 曾指出：“论语 为仲弓、子游、子夏等共撰微言，故往往具见制作之义”，强调 论语 反映了孔子制作 春秋 及制作的微言大义。因此，戴望在阐释 论语 时，常常将 论语 与孔子作春秋 相勾连。如戴望这样说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曰：“下学上达，君子之事。春秋传 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指出 论语 文辞展现了孔子作 春秋，含藏不易为人所知的微言。又如戴望这样阐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曰：“孔子年七十，适当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岁，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作 春秋，九月而经立。春秋 之作，称天受命，假鲁以寓王法，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浃，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见纯太平”，强调 论语 反映了孔子制作 春秋 的过程。其三，戴望也试图从天命论来论说孔子作 春秋。如戴望阐释 论语“仪封人请见”（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不怨天，不尤人”（宪问）等 如戴望曾在 注论语叙 中这样谈到：“魏时郑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肃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说，为之义疏，虽旧义略具，而诸家之书，则因此亡佚矣。自后圣绪就湮，乡壁虚造之说，不可殚究，遂使经义晦蚀，沦于异端，斯诚儒者之大耻也”，给予宋儒以严厉的批评。161第4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章，提出孔子“知将受命制作，为天驾说，号令百世”，“知天之命己制作，为后王法”，皆明确指出孔子乃是受命制作 春秋。不过，虽然 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皆从天命论角度论证了孔子制作 春秋 的至高无上性，但二书对孔子形象、春秋 性质的认知仍存在一定差别。一，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对孔子形象的读解不尽相同。虽然 论语述何 已将孔子作 春秋 拔高到天命的角度，但它仅在两处提及孔子为素王、颜渊为素臣。如刘逢禄训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将受命制作，素王万世也”，叙及孔子当素王。刘氏诠解“远佞人”（卫灵公）曰：“圣人所与共制作者，惟颜氏之子天丧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几乎息矣”，叙及颜渊为素臣。但与刘逢禄相异，戴望在孔子受命制作 春秋 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反复陈说孔子当素王。如戴望在 注论语叙 中即指出，齐论语 多出的 问王 知道 二篇，“当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而其宣究刘逢禄 论语述何 与宋翔凤 发微，便是要恢复 齐论语 以“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可见，戴望不仅鲜明提出孔子为素王，而且指出孔子素王之业的内容在“改周受命之制”与“太平之治”。戴望在解经时，又提出“孔子身为素王”，“春秋 设素王”，孔子“有圣智而无位”等，皆是直接或曲隐表达了孔子当素王一事。由此可见，戴望在继承基础上张大了 论语述何 提出的孔子素王形象。二，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对 春秋 性质的读解存在区别。检阅 论语述何 对 春秋 的认知，知其主要有两个观点，其一是强调孔子制作 春秋 可以垂教万世。如刘逢禄阐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为政）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将受命制作 春秋，垂教万世”；阐释“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曰：“谓受命制作，垂教万世”，皆指出 春秋 可以启发万世。其二是强调 春秋 是主张通三统、文质之变的改制之书。如刘逢禄阐释“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曰：“殷受夏，周受殷，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故 春秋 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指出 春秋 主张通三统、变质文、改制，以为百王、百世立法。同样地，刘逢禄阐释“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曰：“此以见 春秋 变周之文，用夏、殷之忠、质”，发挥公羊家的改制之说，指出 春秋 重视文质之变。由此反观 戴氏注论语，其对 春秋 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戴望同样认为 春秋 是主张文质递变的改制之书，目的在治百世、垂法万世。如戴望阐释“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曰：“孔子成 春秋，绌夏存周，以 春秋 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兼三王之礼，以治百世”，完全继承刘逢禄的说法，强调孔子制作 春秋 融入了通三统义法，因而可以为百世立法。但是，戴望又在 论语述何 基础上强化了 春秋 主张改制的特点。比如，论语述何 共有12条发挥了公羊家的通三统义法，其中有9条发挥了文质递变说；但 戴氏注论语 共有35条发挥了公羊家的通三统义法，其中有16条发挥了文质之变说。其二，戴望更突出 春秋 创立新王之法的特点。论语述何 仅在1处直接提出春秋 新王说。如刘逢禄阐释“其或继周者”（为政）曰：“继周者，新周故宋，以 春秋 当新王”，发挥公羊家“春秋 新王”之说。但是，戴氏注论语 曾在6处直接提出 春秋 新王说。如戴望阐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曰：“故，古昔之事。新，新王之法。以其知类通达，故可以为师”，强调 春秋 蕴含了新王之法。又如戴望阐释“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曰：“春秋 于所传闻世，著治始起；于所闻世，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治太平，见新王反正之渐也”，再次提出孔子在 春秋 中寄寓了新王之法。其三，戴望更突出 春秋 为后王立法的特征。论语述何 仅在1处谈及孔子作 春秋 以待后王。如刘逢禄阐释“人不知而不愠”（学而）曰：“夫子述 诗 书 礼 乐，文辞有可与人共者，不独有也。至于作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传 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 春秋 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但是，戴望却多次提到，孔子作 春秋 乃是等待后王实行其义以治天下。如戴望阐释“用之则行，舍之则臧，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曰：“作新王之事以俟后圣，是谓臧。有是夫，谓有是可行可臧之具，礼乐、刑政是与”，强调 春秋 所创之新法乃是等待后圣起而践行之。又如戴望阐释“不怨天，不尤人”（宪问）曰：“不怨天者，知天之命己制作，为后王法”，强调孔子作 春秋 是为后王立法。综 刘逢禄只在 皇清经解 版的 论语述何 中直接提出 春秋 新王说。参见刘逢禄：论语述何，清经解 清经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44页。162潘炜旻：王道世界 受命改制 太平之境上可知，戴望不仅继承了刘逢禄对 春秋 性质的感知，而且在此基础上强化了 春秋 创设新法、主张改制、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概括而言，论语述何 在宣说 论语 反映孔子受命制作 春秋 时，引出了孔子素王说，春秋 主张改制、垂法万世的特点。戴氏注论语 不仅因袭而且大力拓展了刘逢禄的观点：一、尽管 论语述何 已言及孔子素王说，但戴望在继承基础上更鲜明地提出孔子当素王。同时，戴望将 春秋 视为创设新王之法的改制之书，从而使“素王”与“改制”二要素紧密配合，坚实了公羊家的理论体系。正如黄开国先生所言，只有提出孔子当素王，“孔子才有改制资格”，进而才能形成 春秋“三科九旨的微言及其笔法”20258。二、尽管 论语述何 已提出 春秋 主张改制革新的特点，但戴望的观点比刘氏更加激进。如 戴氏注论语 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 蕴含改制的新王之法、春秋 为后王立法，更显豁指出孔子在 春秋 中注入了改制的理想，等待如尧、舜、汤、武一样圣明的君主实行其义。而 论语述何 戴氏注论语 二书展现出的差异性，显示了戴望更急迫的改制愿景。三、采用三科诸义阐释 论语黄开国先生曾指出，刘逢禄在 论语述何 中“所说的 论语 微言”，主要是“公羊 微言之要的三科”，即通三统、异内外与张三世20212。黄先生的判断是敏锐、准确的，论语述何 确实频频运用公羊家三科之说阐发 论语 义理。与 论语述何 一样，戴望亦颇为重视公羊家的三科之说，如其在诗中这样谈到，“三科九旨究圣绪，秋阳江汉明皑皑”21。而在 戴氏注论语 中，戴望又反复指出，其注解 论语 的目的在开掘公羊家的改周受命、改制质文与太平之治。由此可见，戴望同样将公羊家的三科微言作为其阐发 论语 义理的重心。（一）通三统在三科微言中，论语述何 最着意阐扬的是通三统，其次是异内外、张三世。所谓通三统，即新周、故宋、以 春秋 当新王。其义有二，本义为“存二王之后”，推广义为“新王改制”，具体呈现方式则是“王鲁”22。对此，论语述何 皆有论及。如刘逢禄说解“服周之冕”（卫灵公）曰：“谓贵其文也，存二代以著师法之义”，认为 春秋 当新王，恭谦取法前代，阐明的是通三统本义。刘氏注解“其或继周者”（为政）曰：“春秋 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强调孔子以 春秋 为新一代王朝，革故立新、文质互换，申言的是通三统新王改制义。刘氏推阐“夏礼，吾能言之”（八佾）曰：“春秋 考列国之史文，取夏时之等、坤乾之义，而寓王法于鲁”，认为 春秋 当新王而托之于鲁，发挥的是通三统王鲁说。不过，刘逢禄最为重视的是通三统之文质之变说。如刘氏注解“吾从周”（八佾）曰：“夫子制 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所谓从周也”；注解“质胜文则野”（雍也）曰：“春秋 救周之敝，当复反殷之质”，皆指出 春秋 主张通三统、变换文质。对于 论语述何 着意阐发公羊家文质互变说的特点，学界已作出详审的论述。从 论语述何 反观 戴氏注论语，戴望最重视的亦是通三统例。戴氏注论语 曾在多处谈到 春秋 通三统、春秋 当新王。如戴望说解“行夏之时”（卫灵公）曰：“春秋 托新王，将以夏正变周正，故于鲁史旧文，特冠春王于正月，上著王道之端”，发扬的正是通三统“以 春秋 当新王”之义。此外，戴氏注论语也多次谈及通三统之王鲁说。如戴望读解“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八佾）曰：“春秋 王鲁而存殷、周”；读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曰：“春秋 据鲁为治地”，提出 春秋 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王道理想与王义王法，但是，戴氏注论语 最重视的是通三统的文质互换说。如戴望这样疏解“殷因于夏礼”（为政）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明通三统之义，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所因，若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所损益，若正朔三而改，质文再而变。董子曰：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 赵伯雄：谈谈刘逢禄的 论语述何篇 ，中国经学 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236-237页。王光辉：三代可复：常州学派公羊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页。163第4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改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王之道，若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成 春秋，绌夏存周，以 春秋 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兼三王之礼，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法 春秋，拨乱致治，不于是见与？1 77-78在注经过程中，戴望不仅继承 论语述何 以通三统义法说解 论语 的思路，而且大段援引 春秋繁露张大通三统之文质递变义。而通过发扬公羊家文质递变说，戴望试图说明孔子制作 春秋、主张改制革新，并借此勉力后王取法 春秋，通过礼制的变革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概言之，透过公羊家通三统义法，可以见出 戴氏注论语 与 论语述何 的关系：一方面，戴氏注论语 不仅吸收了 论语述何 发挥通三统义法的绝大多数条例，而且在吸收基础上做了大力的发扬；另一方面，戴氏注论语 不仅张大了通三统义法，而且强化了该义法包含的文质之变、春秋 当新王、王鲁等说法。（二）异内外除了通三统例，论语述何 也较关注公羊家的异内外例，并在多处运用此例阐说 论语。在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中，刘逢禄曾总结异内外例的涵义，在王者治理万世天下当以自治始23。但不少研究已指出，异内外例不仅包涵“自近者始”的意义，也包含“别内外”“夷夏大防”的深义24。可见，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更关注的是异内外例的自治意涵，而 论语述何 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如刘逢禄说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曰：“春秋 详内小恶略外小恶，正其身以为天下先”，发挥的正是异内外之“自近者始”义，认为 论语 春秋 皆主张治理天下当始于自治。反观 戴氏注论语，一则，戴望亦墨守公羊异内外例“内自治”的意义。如戴望阐释“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能责己反礼，然后仁及天下。春秋 详内而略外，王者先自治也”，强调 论语 春秋 皆主张王者治理天下当始于自治。二则，戴望对异内外包含的夷夏关系认知，却与刘逢禄截然不同。如 论语述何 这样解释“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曰：春秋 之义，诸夏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卫劫天子之使则书戎，邾、牟、葛三国朝鲁桓则贬称人之类是也。潞子婴儿之离于夷狄，虽亡犹进爵书子，所谓夷狄进于诸夏则诸夏之也。与其为卫、邾之有君，不如为潞子之亡。2 42刘逢禄认为，诸夏与夷狄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诸夏、夷狄可以根据其行为是否符合儒家道义，进行身份上的自由转换。但是，戴望却阐释这一章说，“夷狄无礼义，虽有君，不及中国之无君也，明不当弃夏即夷也”，春秋 书法“皆以内中国而外夷狄，不与无礼义者制治有礼义”，试图以有无礼义严格区分中国与夷狄、严防夷夏之关系。诸多研究者皆已关注到 戴氏注论语 严苛的夷夏之别意识，并对戴望夷夏观的现实针对性产生认识分歧。这里暂不想对这一分歧作出辨分，只想着重指出戴望的忧虑是如此深切，致使其将夷夏之别意识多次带入解经中，从而转变了 论语 义理阐释的方向。比如，历代注经家在注解“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路）时，皆未尝将 论语 这一章与夷夏之辨相互关联。但戴望却结合 春秋 鲁哀公七年鲁君“会吴于鄫”，左传“吴来征百牢”史事，重构了 论语 的语境，认为孔子乃是在哀叹鲁、卫两国“皆役于吴”，“以周公、康叔之后而从夷狄”。概言之，透过刘逢禄、戴望对公羊异内外义法的不同理解，可以见出戴氏注论语 与 论语述何 的关系：一方面，戴望继承了刘逢禄的观点，关注异内外例及其包含的自治之义；另一方面，与刘逢禄不同，戴望展现出严格的夷夏之别意识。（三）张三世除了通三统、异内外例，论语述何 亦运用张三世例阐发 论语 经义。张三世义法，包含“三世异辞”本义与“三世渐进”推广义两义：“其一，世有远近，恩有厚薄，情有亲疏，故辞与情俱，而有异辞；其二，辞有 除了 学而 篇“子夏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章，戴望吸收了 论语述何 发挥通三统的全部条例。以曾亦先生点校的 论语述何 为例，其共有12条发挥了通三统义法，其中9条发挥文质之变说，2条发挥王鲁义。但是，戴氏注论语运用通三统义法达到35条，其中16条发挥文质之变说，7条发挥王鲁义，6条直接提出 春秋 当新王。（参刘逢禄撰，曾亦点校：论语述何，什么是思想史。）郭晓东先生认为，戴望严防夷夏，出于“拒绝与满清政权合作”。谢弟庭先生则认为，戴望严防夷夏，与晚清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相关。（详参郭晓东：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谢弟庭：戴望及其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2011年硕士论文。）164潘炜旻：王道世界 受命改制 太平之境详略，因见治有内外先后，而明衰乱、升平、太平三世之旨”25。论语述何 兼采三世异辞、三世渐进两义阐发论语。如刘逢禄说解“多闻阙殆”（为政）曰：“春秋 定、哀多微辞，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指出 春秋 三世的书法不同，在所见世多内讳之文，发扬的正是三世异辞说。而刘逢禄说解“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进）曰：“先进谓先及门，如子路诸人，志于拨乱世者。后进谓子游、公西华诸人，志于致太平者”，发扬的则是三世渐进说。但总体考察 论语述何，刘逢禄并没有大量运用张三世例说解 论语。不过，戴氏注论语 却大量运用张三世例阐发 论语，且尤为关注三世渐进说。如戴望注解“宰我昼寝”（公冶长）曰：“春秋 至定、哀世，鲁益微而 春秋 之化益广，世俞乱而 春秋 之文益治”，认为 春秋书法与春秋战乱频仍的实际历史相悖，展现出由衰乱、升平至于太平的三世渐进状态，发挥的是 春秋 文致太平之义。至于 春秋 衰乱、升平、太平这三世，戴望又颇为注意太平世。如戴望疏解“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曰：“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时成，故曰觚哉觚哉，以喻为政而至纯太平，非一日之积也”，认为孔子怀藏了为政以致太平的终极理想。概言之，透过公羊家张三世义法，可以看到 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的异同关系：一、论语述何 开启了以张三世例阐发 论语 的绪端。戴氏注论语 继承 论语述何的做法，亦兼采三世异辞、三世渐进两义说解 论语。二、戴望大力拓展了刘逢禄运用张三世例说解 论语 的做法。这既表现在戴望大量发挥张三世说解释 论语，也表现在戴望重视三世渐进义及 春秋 所寄寓的太平世理想。综观诸例可知，论语述何 的一大特征是引入公羊家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阐释 论语；戴氏注论语 对 论语述何 采用三科诸义说 论语 的做法作了多面的继承。比如，戴氏注论语 不仅深悟 论语述何 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阐发 论语 的旨趣，而且对 论语述何 用三科微言说解 论语 的条例作了大部分的继承。但是，戴氏注论语 论语述何 在运用三科之说时，仍存在一定差异性。比如，对于通三统例，论语述何 已开始大量运用通三统例阐发 论语；但 戴氏注论语 强化了通三统例及其包含的文质递变、王鲁、春秋 当新王等义法。对于异内外例，论语述何 更关切其中的自治之义，而略去夷夏大防之义；但 戴氏注论语 不仅关注异内外的自近者始义，亦颇留意夷夏大防义，并进而提出与 论语述何 迥异的夷夏观。对于张三世例，论语述何 并没有特别运用这一义例阐发 论语；但 戴氏注论语 不仅重视张三世例，且尤其措意该义法包含的三世渐进义及太平世理想。由此可见，论语述何 与 戴氏注论语 在运用三科诸义阐发 论语 时，展现出同中有异的关系。而透过二书同中有异的关系，一则可以看到，论语述何 对 戴氏注论语 的深远影响，戴氏注论语 注经的恉趣；二则可以看到，戴氏注论语 对论语述何 的观点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大力的拓展，由此大为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四、发挥其他公羊义说解 论语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是 论语述何 最重视的公羊义法。不过，除了公羊家的这三科之说，论语述何 也尝试发挥其他公羊义法阐发 论语。这些公羊义法，比较重要的有建五始说、经权说与讥世卿说。戴氏注论语 不仅继承了 论语述何 对这些公羊义法的运用，而且尝试在继承基础上做更多的发扬。下文尝试就 论语述何 戴氏注论语 对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的发挥，略作以下分疏：（一）建五始说五始说是公羊学的基本义法之一，所谓五始，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 春秋 书写鲁国十二公时的开篇文字。在公羊家们看来，春秋 开篇的这些文字蕴含着微言大义。如 公羊传 说解“王正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认为 春秋 拥护、推崇一统，要求诸侯国君在国内遵用周文王所颁布的历法26。论语述何 较为重视建五始义法，因此在几处运用五始说阐发 论语 经义。如刘逢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