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的实质表现及危害.doc

目 录

一、阿Q精神实质及其遗传性 1
（一）、阿Q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 1
（二）、阿Q精神的具体表现 2
（三）、阿Q在“精神胜利法”的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3
（四）、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现当代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3
（五）、阿Q的“精神胜利法”给现当代社会带来的危害 4
二、国民劣根性 4
（一）、国民的劣根性的具体表现 4
（二）、国民的劣根性的本质 5
（三）、国民的劣根性所产生的后果 5
（四）、消除国民的劣根性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 6

阿Q精神的实质表现及危害

【内容摘要】本文从鲁迅先生的名篇《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入手，揭示他的性格特点在当时乃至现在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从而表现改变这种特点的必要性迫切性。阿Q是一个由害怕革命而后又投身革命的农民形象，他对革命的理解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为此可以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而一旦自己所谓的革命不成功，便以“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而正是这“精神胜利法”导致他最后使出所有解数，在杀头的行状上画上一个他自认为比别人圆的“圈”。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国民是如此的，当代的国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文革到现在，种种的表现无不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扬光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表现，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十分令人遗憾的苦果，它一次又一次让我从们丧失了与世界缩小差距、继而走进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
【关键词】《阿Q正传》 精神胜利法 劣根性 改造

鲁迅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洞若观火。他以犀利的文笔抨击社会的黑暗，开掘民族的劣根，启迪国民的思想，为覆旧立新的民族大业做出了开山铺路的不世之功。然而，封建专制文化在国民脑海里刻下的深刻印痕，并未随着旧制度的瞬间倾覆而消亡殆尽。回顾我们的现代化历程，再读鲁迅的《阿Q正传》，仍然是那样的振聋发聩。
一、阿Q精神实质及其遗传性
一九二一年末，鲁迅先生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南方一个闭塞落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创作了不朽名篇《阿Q正传》，它通过一个经济上受剥削，精神上受传统久远的封建专制文化奴役的农民阿Q一生不幸的遭遇，活画出一个充满血泪印记的国人的灵魂。在这一典型启示下，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重塑“灵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而且无数历史事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一“灵魂”的重压比反动派的百万大军的武装更难以解除。因为这是一支由封建专制文化武装起来的军队，纵观它的历史，绵延了上下几千年之遥。
未庄沉寂封闭的生活使一个未受过教育、闭塞视听的农民都感到憋闷。社会上一旦有“乱子”的苗头，对阿Q无异于一帖兴奋剂。对“乱子”的嗜好和敏感是对窒息、闭塞的环境忍无可忍的反对。阿Q唯恐天下不乱：“好看，杀革命党好看好看……”当初以为造反是与他为难而深恶、而痛绝之，阿Q竟从举人老爷骇怕“造反”的神态上感到与已有利，可借此改变机遇的信息。于是，“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革命党了。”
（一）、阿Q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
阿Q的行为准则不是从正规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中来，也不是政府的告示和报纸的文章所示。一个目不识丁的雇农，只能从经验着手，从学样出发获得他的出发点和手段。在中国，几千年来，当农民面临生存问题而走入绝境时，最高手段是以“造反”来改变现状和机遇。
他盘着辫子干“革命”，高呼“造反了！造反了！”为的是从“革命”那里，“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如果说“革命”开端时他眼中还有个“可恶”、“可恨”的赵太爷，自以为革命成功了的阿Q已经以赵太爷取而代之了。在未庄短暂的无政府的几天里，阿Q的革命就是进城去抢，到静修庵去偷。没有受过正规启蒙教育的阿Q无法觅到“替天行道”的口实去遮掩一个农民获得特权后的欲望。而封建制度及维护这个制度的专制文化的绵延和潜移默化地感染和影响，并不妨碍非得受正规教育才能获得中国传统政治改朝换代——这个框框对他实质性的影响。
阿Q所表现出捍卫旧传统的框框——改朝换代的模式——深深地打上封建专制文化的烙印。“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结识。”阿Q模仿着、遵循着“非礼勿动，出师有名”的行为准则而投身革命党。而他心目中的“革命党”则“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在阿Q和当时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眼目中，“革命”就是“反清复明”。他们及他们祖辈在能够独立思考前，传统已溶入到潜意识层面上，冥冥中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思考方向。阿Q非理性依赖性的品德以心理行为的方式，无节制、突发性、随意性、盲目地表现出来。这个“灵魂”的持续的冲动，一系列看起来杂乱，短期性的行为表现了对“乱子”的喜好，也突出其永恒偏执的意志。而这一切都植根在一个固定深层、专制文化的框架中，且具有特别强的左倾冒险性质。
（二）、阿Q精神的具体表现
阿Q的行为是专制文化毒害后的象征和体现。自知不如人的阿Q，为了维护客观中并不存在的自尊，他表现得相当自狂，樊亲附戚，打了赵太爷一个嘴吧：“——你哪里配姓赵？”摸左颊的手还未放下来：“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我们历来缺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和研究，遗传学在当时还是个盲区。但对别人在“精神上格外地崇奉”自欺老法，不但未退潮，还在看涨。虽自己不及，“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如果夸冥冥中的儿子还不足以掩饰头上的癞疤疮，又灵感顿生：“你还不配……，”终于慰藉在“特有”的气质里。估计对方比自己弱，则动手去打，不幸败下阵来，原来：“我总要被儿子打了……”不过不到十秒钟……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贱的人……。神速的“忘却”及苟活的弹性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他成天在土谷祠、酒店打发时日。事事均有克敌制胜的战略；时时都有喝醉的理由；天天都从精神胜利法中获取营养；夜夜都有好梦伴他到“革命”的尽头。对外部世界的议论和讥笑，精神胜利法又可作保持自我良好心态的掩体，精神“超”了，实际也“超”了。
在生存问题始终是人类面对的第一大问题严峻地摆在面前时，西方世界在近代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二十世纪初，仅在物质文明上与我们拉开的档次也令人瞩目惊心。尽管阿Q未受正统教育，从大的环境和格局中在耳濡目染里感受到专制文化的熏陶，从而对这拉开的档次在狂妄自大中表现得麻木不仁。文化因素积淀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既特殊又有着普遍性的国民性格，在他身上有着具体的表现。自尊自大古老帝国的脊梁，到了近代就由缺乏教育、愚昧、贫穷的阿Q们构成。为了支撑老大不迈的架势，中央帝国的灵气——精神胜利法——在改变、进步着的时代中“与时俱进”，他非但未能促使国人觉醒而奋进，更从其怪诞地滥用和变化无穷中在封闭的环境里自欺欺人。
（三）、阿Q在“精神胜利法”的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可怜的阿Q在短暂一生里也“创”了几件不朽的“伟业”：使尽生平气力与小D和王胡捣了一阵“窝里斗”，以告饶收场；盘辫子、干革命、投靠假洋鬼子碰壁；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告密”，“妈妈的假洋鬼子——我总要告上一状……——满门抄斩——！！”，最后莫明其妙地走上刑场；最为壮观的是，在人世间最后一次劳动——在行状上画押——可真难坏了……不认得字的他，没有受过文化启蒙的阿Q“惶恐而且惭愧”：“阿Q伏下去……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做个画圆的能人和强手，使他置生死于度外。虽说在形状上未画圆，阿Q思想的主轴使他盲目，唐突的行动过一阵子后又圆圈似的回到出发点：“革命党……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阿Q在意识层面上好象在反传统，其实潜意识深层中依然还停留在传统之中。在未庄，在大多数普通人传统潜意识心理层面上，“革命”就是“反清复明”，结果是依然灾祸“永无尽头”。
阿Q为了画圆圈，使尽平生气力，结果“画成瓜子模样了。”不知从何时起，也有人想把若干代人的事业，凭自己短暂的一生把它做“圆”，相许见到马克思好有个交待。这些幽默话语表现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过于迷信了自己和权力，急功近利的行为，却产生的一系列戏谑性的效果。
（四）、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现当代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五七年开始尝试排斥科学文化领域里的那场“窝里斗”，是在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抱负下进行的。给那些认为在自己作“主”的时代中，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多数人一顶“右派”的帽子，原因很简单，这些戴“帽子”的人多少都有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除遵从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外，对封建的“人”治，表现了正常的当家作主后的不恭。“帽子”作为一种专制文化现象，发展了封建专制时期的黥面术，它以无形的存在专事窒息，从科学角度解释世界进而征服世界的思维和思考，十分令人痛心。让我们又一次丧失了与世界缩小差距，继而走进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
“二十年后又是一个……”，阿Q把好汉留下了。不知什么原因都认为二十年一个轮回？我们也曾相信，“二十年后赶英超美”。 “我的儿子比你阔多了”的虚幻精神鼓励人逃避眼前苦难的冥想，使我们进入了大跃进的时代。旧的文化幽灵在摧枯拉朽的硝烟散尽以后，从容不迫地在人们渴望着过美好生活的企求中从心灵深处踱了出来。若不是睡在土谷祠里做梦，硬是在白纸里套放亩产几万斤的卫星。急于想阔起来的欲望又随心所欲地膨胀起来了。从而使文化素质低下的精神胜利法成了“瓜菜”，替代了科学技术、文明进步、观念更新、艰苦努力等实质性前提。
好面子，急于想阔起来，想当“超人”等怪诞念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搔到国民劣根的痒处。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领袖和群众在变革旧世界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同志关系，在创建新世界时，通过这一革命自自然然地沦陷进旧专制文化的窠臼里。在初期的“造神”过程中竟形成席卷全国性的重新寻觅“主子”的狂潮。人们不在去觅赵姓家谱与自己的瓜葛，而是争着姓“社”姓“革”而不姓“资”或姓“修”，以证明自己苗正根红。“阿Q”们纷纷拉起旗帜，群众被旧专制文化指挥棒拨弄后，潜意识层面爆发的情感，循往日的脉络和渠道流畅得那么惬意，自然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没有逐步变革的文化观念匹配下的所谓新形势，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文化意识只是被诱人的新口号修饰了一下。在权力威逼面前，有的人佯装着，有的蒙蔽着，以全部热情进行着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的“创造”。所以这热情轻易地被“四人帮”蛊惑利用，导致饮鸩止渴的效果。
“红海洋”应运而生，一个“崭新”世界须臾间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要问：怎么这么快阔起来？原来各行各业皆以“抓典型”“树样板”为主要公务。这些“样板”和“典型”如同静修庵里萝卜一样，不是阿Q自己劳动的，就随意拔，任意去，听凭糟蹋。他与今天有的公仆们不经意的阔绰，大方和急于向上级邀功请赏的短期行为互为表里。没有劳动的甘苦，没有歉收的威胁，更有“超人”的领导坐等战无不胜的成绩。报喜不报忧是在新形势下精神胜利法的延伸和发展。这样的“革命”产生的效应，就不是一顶或两顶“帽子”方能平息“乱子”的。于是在“窝里斗”纷乱的局面里，“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满天飞。它紧箍在“异端”的思想和“走样”的精神要害里，使其动弹不得，“帽子”在治疗非一统化思想中，它也许是维护专制文化的创造发明。
（五）、阿Q的“精神胜利法”给现当代社会带来的危害
“四人帮”企图利用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来掩饰其罪恶目的。结果是“史无前例”地停留在“均贫富”的农民意识里而没有从旧传统框架突破，难免要被“反清复明”——改朝换代——的老框框所局限。因此，随意性、盲目性和带有几分冒险性的短期行为的表现形式，人们称其为“极左”，实质是旧专制文化捍卫老传统框框的另一模式，“史无前例”的试图闭关锁国走“阔”起来的捷径；避开人们文化素质提高赖以教育的发展，绕过重塑国人“灵魂”长期艰苦的工作，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十分令人遗憾的苦果。
二、国民劣根性
（一）、国民的劣根性的具体表现
几千年封建文化孕育过的中华儿女，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传统的烙印：孝道的禁锢、节烈的毒害、文化的迂腐、卫道士的守旧等等潜藏在国民灵魂深处的毒素困惑着一代又一代人。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我的节烈观》中，一语道破节烈的杀人本质，是“野蛮人的道德”，孝道则毁灭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是中国“退婴”的病根。孝是要有的，可不能过火；节是要讲的，可不能太烈。过火了，是文权的表现，太烈了，是扼杀女性的兵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德。然而，卫道士们却在那里推波助澜，企图以“孝”和“节”来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就是这一典型的代表，也正是由于卫道士们的忠心耿耿的卫道，不知戕杀了多少个祥林嫂式的中国妇女。
（二）、国民的劣根性的本质
国民的麻木、势利、不仅是鲁迅先生深恶而痛绝之，每一个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与之心有戚戚焉。然而痛绝只不过痛绝罢了，君不见，报刊时时披露，某某“大侠”挡车抢动，某某阔少公开侮辱妇女，而观者如云，清醒的人们都自觉地加入到看客的行列，只有几个傻大兵冲上去自讨苦吃，英雄的泪和血，只是让人心动了一阵子，我不知道到底是歹徒造就了英雄，还是旁观的人助长了歹徒！难怪鲁迅先生早就断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虽然，我们天天在讲政治、讲正气，然而口头上的运动，即使再声势浩大，不落到实处，又有什么用呢？
国人自古就有自大的通病，就有爱面子的通病和嗜好，就爱苟且地活着，就爱走一条调和、折中的中庸之道。他们甚至以为这样就可以正名，就可以安居乐业。因而，大凡是中国人就爱唱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高调，一唱就是几千年。今天，虽然没有过去那般大吹大擂，“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人所说的云云一样歌声振林越，但也足够传入每个人的耳膜。一
提到中国有文明史，就会搬出四大发明、秦始皇兵马俑。为什么我们总爱抱着祖先的灵位傲视天下，而不愿拿出超越古人的成就呢？一味地自大，倘是狮子、老虎说自己如何强壮，倒也罢了，倘是猪呀、羊呀，自诩为健壮，那便后患无穷了。”清朝一味地狂妄自大，闭塞视听，不仅国土沦丧、主权被夺，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香港、澳门的回归，固然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国威大振，然而还有台湾、南沙群岛……任重而道远呢！
（三）、国民的劣根性所产生的后果
自大者，尤爱听奉承话。拿破仑说了一句“中国是一头睡狮”， 国人便醉了几个世纪。近来，美国人说了一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话音未落，便传遍了大江南北。国人真是惑于视听，殊不知，糖衣炮弹的威力是绝不亚于原子弹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谁敢说没有遭到糖衣炮弹的袭击！
自大者，不光爱听奉承话，也爱面子。“所谓的面子不过是一种体面的装饰。要面子本无可厚非，但这面子又圆机灵活，善于变化，于是和不要脸混了起来。”于是，虽然这样想却那样做，于是便苟且偷安，不敢正视，甚至连话也不敢说，因为直言者遭打，阿谀者受宠。这样很多人便爱走中庸之道，遇见什么事，就来几个哈哈，啊……这简直是一种大圣大哲的作为。因而，大多数中国人不为戒者，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有不易去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很难做。大家都乐意做和事佬、好好人。遇事相互推诿，发表意见不敢直言，生怕穿小鞋、戴铁帽，为了职称晋升，可以放弃原则，为了名利，可以委曲求全。提倡的是民主，说出的是一家之言。
（四）、消除国民的劣根性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
所以鲁迅先生不禁大声疾呼：“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唯其如此，中国才有希望。小平同志这样做了，他直言实事求是，他敢言市场经济。因此，他冲过重重阻碍，终于成功了，没有他，也许今天的繁荣富强要推迟。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中国的挑大梁者，大抵是苦寒中的梅花，磨砺后的利剑。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鲁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10月）
2、《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4月）
3、《潘传文文论集》 潘传文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7年5月）
4、《中华文史论刊》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年2月）
5、《现当代文学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
6、《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郭志刚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12月）
7、《关于鲁迅》 周作人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
8、《鲁迅的彷徨与呐喊》 陈静著　东方出版社　（2006年1月）
9、《谈〈呐喊〉》 游耳著 《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08期
10、〈鲁迅文论选〉 吴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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