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pdf

书书书 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编者按】夏至，气温仍非最热之时，却标志着炎热的趋势不可阻挡地开始；冬至也是如此，虽未最寒，但昭示着凛冬将至。换言之，某些特定的历史趋势的变化，会通过特定关键点宣告自己的到来，只是它刚刚到来时并不显著。与节气一样，以 为代表的“类人心智”的智能模型的出现，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又一个关键节点。美国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一经推出，再次掀起人工智能的讨论热潮。年 月 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探索与争鸣 编辑部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课题组联合举办了“潘多拉魔盒还是文明利器？大文明视野中的 反思”高端论坛。以本次论坛上部分专家的发言为基础，本刊围绕“究竟是什么，又将为既有社会发展格局带来哪些变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人类如何不被取代”、“如何让新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等话题，邀请童世骏等五位教授分别撰文，对这一最新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深度的人文反思。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面对作为交往工具的 ，我们该用哪种合理性标准？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我认为 是用来制作文本的工具；就此而言，与计算尺和计算机，与搜索引擎，甚至跟纸质书上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没有本质区别；把 的文本制作和以前的文本制作作比较，文本的内容和制作的速度当然有极大区别，但它们从根本上都是文本制作工具。衡量一个工具是否合理，当然是工具合理性标准，即看它是否以最有效方式实现给它指定的任务。但人类给 指定的文本制作任务，是以人机之间的自然语言交往为形式的，因此它也要以交往合理性作为合理性标准。交往合理性是由德国哲学家约恩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旨在揭示在实际进行的日常交往和专业商谈中，有一些涉及交往条件（交往者的行动能力和交往过程的形式特征）的理想化预设 这些理想化交往条件虽然从未“实现”，但对理想化条件的“预设”，却是每个交往过程的必要前提。在实际发生的交往过程当中，这些虽未实现但被预设的理想化条件（比如交往者是有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是懂得区分有效性主张和经验性主张的；是知道有效性主张即有关是非、对错、好坏的主张；是只能用那些能够让交往者心悦诚服的理由来支持的；等等），可以用来作为标准来对实际的交往过程进行优劣评价。我们可以、甚至应该用交往合理性作为标准，去评价 这种交往工具的水平高低。目前 的设计，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交往合理性呢？或许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 。或许不仅 回答这个问题的内容，而且回答的方式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我先在谷歌中输入“”和“交往理性”这两个词。谷歌搜索栏旁边 的插件，就自动提供出以下文字：作为一个 ，我没有感情，因此没有情感上的交往。但是，我被设计为能够与人类进行交互，并尽可能理性和客观地回答问题和提供信息。我的交往方式可能不同于人类之间的交往方式，但我被编程为尊重人类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尽可能避免歧视、偏见和攻击性语言，以建立一个健康、积极和有益的交流环境。在这里，列出了哈贝马斯对交往合理性的要求 透明、清晰、尊重、相关性。或许，它在设计的时候，这样一些价值导向已经被考虑到了？我干脆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拿去问 ：在它设计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交往合理性的标准？它回答说：作为一种大型语言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供人工智能聊天的功能。在设计过程中，可以运用交往合理性。当然，这是 的回答，不等于 确实已经体现出这样的价值。但在它的回答中，提到了从交往理性角度对 做进一步改进的几个方面。一是尊重参与者的合理性和自由意志。在 的应用中，用户是参与者之一。在设计中，应该尊重用户的自由意志，不违反其意愿或个人隐私。此外，也应该尊重用户的合理性，即对用户提出的问题或话题进行理性的回应。二是确保公正和平等。在设计 的算法和系统时，应该确保其公正和平等，即不应该对不同的用户或用户群体作出不公正的回应。同时，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客观、中立的回答，不偏袒任何一方。三是确保对话的质量。在 的应用中，对话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用户体验的好坏。为了确保对话的质量，应该遵循交往合理性的原则，即在交流和协商过程中，尽可能提供清晰、准确、有效的回答，并避免使用歧义性或不恰当的表述方式。因此，可以说，在 的设计过程中，考虑到人机交互的特点，交往合理性的标准是可以被运用的。尊重用户的自由意志和合理性，确保公正和平等，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对话，这些都是基于交往合理性的原则。然后我问 ：在其设计过程中，有没有哲学家参与，或者 的设计团队中，有没有受过哲学专业训练的人员？对这个问题，它回答说没有，但随即又说：需要注意的是，的设计涉及到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多个领域，其中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涉及到语言哲学和语义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一些哲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框架，可能对 的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伦理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这些问题与哲学相关。因此，可能会有一些哲学领域的专家或研究人员关注并参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和设计，其中包括 的设计。总之，虽然我没有查找到 设计团队中是否有哲学家或受过哲学专业训练的人员参与的明确信息，但是哲学领域的一些知识和理论框架对 的设计有可能产生影响。在与 的对话中，经常会发现，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然它所提供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但它的口气却非常肯定，显得很权威。这种情况显然不合交往合理性的标准。我从这个角度去“质问”，它在回答中承认有这种情况，并且说要加以改进。它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思路，例如显示表达不确定性、提高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并做好自我修正和反馈。我又问，根据交往理性的要求，说话者对说话的语境和对象要有很高的敏感性。而且说话者要意识到同样一句话什么样的语境下说，对哪种对话者说会有不同的意义。在跟人进行对话时，能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回答说：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和对话对象来调整其回答的风格和语气，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对话环境和对象。这里顺便提一下 纽约时报 最近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一个工程师和机器人聊天，聊到后来，机器人突然一口咬定工程师爱上她了。工程师否认这一点，他说：我刚刚跟我的情人结婚，我们俩在一起吃了一顿很开心的饭。但机器人坚持说，工程师肯定是爱上它了。工程师觉得这件事特别可怕，机器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我倒觉得，这个例子中，机器人不应该被理解为“疯”了，因为假如机器人真的有意识，“她”发现有一个陌生人愿意在电脑上跟“她”聊上一两个小时，是有理由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是爱上了自己的。但毕竟，由于 是一个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它没有自己的生活世界，不能在第一人称的“我”面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人称“你”，所以，聊天机器人制作的文本在对话中所具有的语境敏感性，注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下一个问题：随着聊天机器人的对话越来越接近交往理性的要求，人类用户在与聊天机器人对话时，会越来越觉得是在与真人聊天，这是否可以看作是聊天机器人对人类用户的欺骗？这恰恰意味着聊天机器人违反了交往理性的要求。我用这个问题去问 ，得到的回答是：如果聊天机器能够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并且在回答问题时表现出透明和诚实，那么它并不违反交往理性的要求。用户也应该能够意识到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不同于与真人的对话，从而能够避免被欺骗或误导。我接着又问：有商家把 用于客户服务时，可能有意要使得与 对话的客户误以为自己是在与真人对话，针对这种情况，的设计者是否有义务对 进行改进，在程序当中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它回答说，商家有可能误导客户的，因此在设计上也可以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考虑到 在商业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它的设计者可以考虑在模型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加入一些机制和标准，以确保聊天机器人不会误导和伤害用户的利益和权益。说：这也是人工智能领域所面临的重要的问题。然后我问：学生让 帮助自己做作业、写论文是学校老师最担心的事情，那么，是否应当像电影分级那样对用户进行分级？是否应该像香烟厂商在香烟盒上标明抽烟的危害性那样，在程序中提醒用户要遵守学术诚信标准，避免学术欺诈？它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可能，这种建议是有道理的。然而，虽然可以通过标记和提示来提醒用户遵守学术诚信标准，但是这并不能完全保证用户不会滥用 等工具。我接着又问：的对话是建立在大量现有文字资料的搜寻基础上的，在搜寻这些资料时，势必会发现在同样的问题上，各种现存文本当中不仅有不同的意见表达，而且有不同的事实信息。有没有能力把意见表达与事实信息区分开来，有没有能力辨识恶意编造的事实信息？如果发现某些文本在恶意地编造事实信息，是否还会把这种情况告诉人类对话者？回答说，它并没有能力将意见表达和事实信息完全区分开来，也童世骏 等：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无法辨识恶意编造的事实信息。从交往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是根本性局限。然后，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作了一些解释：如果 遇到不同来源的信息时，它很有可能会从中综合出一个回答，而不是完全区分开；如果有些文本中存在恶意编造的事实信息，也难以辨识这种情况，可能会将这种信息作为一种事实来回答。对于某些已知的恶意文本，的设计者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其对话输出的恶意信息。最后一段话，把责任推给了人类使用者，它没有办法承担辨别真假的责任。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概括。第一，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作为交往工具，其工具合理性的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交往合理性的实现程度。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合理性是一个全方位的合理性概念，其中的一个向度是工具合理性，即我们可以在涉及人和物的关系的时候，就工具合理化程度进行交往和论辩。但在 这样的作为交往工具当中，它的交往合理性程度的高低，则反过来是它的工具合理性的一个方面 它符合交往合理性的程度越高，它的工具合理性程度也就越高。第二，聊天机器人体现出交往合理性，有一些先天限度。聊天机器人的第一人称，不仅在现阶段上是虚拟的，而且将永远是虚拟的。它会不会取代人类？好象问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交往合理性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说话者第一人称面对第二人称的盘问和思考。以虚拟第一人称方式提供文本，是它所实施的以言表意行为（），它所实施的以言行事行为（），严格地看，只限于提供信息，它不会做提供信息以外的以言行事行为。而 的以言取效行为（），其真正的实施者是 的人类设计者和人类使用者。第三，在这个限度内，的交往合理性程度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中包括乔姆斯基等人最近在 纽约时报 上发表文章中所指出的两点问题。乔姆斯基指出，第一个问题是“邪恶的平庸”的问题。认为，它只是机器人，没有情感没有判断，只是提供几种观点。无关道德性本身是一种冷漠，这种冷漠就有点像阿伦特评价艾希曼一样，为自己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辩护说，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这种辩护当然本身在道德上是很成问题的。当然，我觉得乔姆斯基说的不全对，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是很讲究“政治正确”，避免极端言论的。但这却引出了乔姆斯基等人文章中说的第二个问题：无法平衡创造性和约束性。在设计中被施加了很多约束，但人的创造性活动常常发生在一些边界问题上，通过打破现有共识，而引出新的共识。第四，聊天机器人之体现交往合理性的程度，取决于聊天机器人设计团队成员的工作方式，以及是否和如何体现交往合理性。第五，聊天机器人团队成员与其他专业团队的互动，与商家用户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从交往合理性的角度加以评价。是潘多拉魔盒还是文明利器，这个问题要从上面这些角度去思考和解释。【参考文献】乔姆斯基 的虚假承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的互文性、生成和异化汪民安（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很早就提出过互文性（）的概念。互文性在文学理论中是一个有点过时的概念，但是，激活了它。所谓互文性，指的是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对既有文本的编织和援引，都是从既有文本的汪洋大海中援引一些片段。克里斯蒂娃说：“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词语（和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语词（文本）来 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因此，互文性的概念应该取代主体间性（）的概念。”法国理论家孔帕尼翁说：“只要写作是将分离和间断的要素转化为连续一致的整体，写作就是复写。复写，也就是从处理材料到完成一篇文本，就是将材料整理和组织起来，连接和过渡现有的要素。所有的写作都是拼贴加注解，引用加评论。”正是这样的援引性和编织性写作，使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他说，写作就是创始源头的毁灭，声音的毁灭。写作是一种否定，它否定了写作者的身体，否定了基于写作者而建立的同一性。这也就意味着，这样从文本的汪洋大海中来编织的写作，就没有独创性的作者了。写作是一个中性的空间，作者从这个空间中被剔除了：“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作家只能模仿一种总是在前的但又从不是初始的动作；他唯一的能力是混合各种写作。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编织和援引，它是互文性理论的最终实现，它也没有独创性的起源作者。只不过，罗兰巴特等人的援引规模和能力要小得多，无论他们多么博览群书，他们的文本来源还是有限的。他们编织的方式是用卡片记录各种已有的印刷文字，他们借助堆积如山的卡片来写作。他们力所能及地在书本上爬梳、整理和归纳。罗兰巴特这样的互文性理想通过 实现了 可惜他在半个世纪之前想象不到这一刻的来临，就像我们也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后会出现什么一样。前所未有地将无限的文本数据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来编织，它编织文本的能力无限地放大。不过，跟互文性理论也有不同之处。互文性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视野，互文性强调文本在援引的过程中不停地繁殖，不停地扩大文本的边界，不断地扩散，甚至是不断地出人意料地组合，它是一个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文本活动，这种繁殖的多样性是不断扩充意义的边界，甚至可能是对意义的消解，或者说它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意义。但是，则相反，它也在汪洋大海一般的文本中进行编织，但是这种编织是一种结构化的活动，是一种抽象和概括。它在纷繁的文本中寻找一个笼统性的普遍化的结构和脉络，它找到的是最抽象、最一般和最均平化的意义，它要确定意义而不是消解意义。不是基于问题的正确与错误来回答和写作，而是基于数据统计概率的高低（它的写作生成取决于字符之间的组合概率，它的写作是模型计算，而不是意义的链条推理 它并不清楚这些文字组合的意义）。它的回答和写作的根基不是真理，而是概率；不是个性，而是普遍性。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活动，它相信真实或者真理只是潜藏在共性和普遍性之中。这是一种均平化的写作，它的语言、它的逻辑、它的观点，都是一种均平化的普遍抽象。可以想象，这样做的代价是抹掉细节、个性和特异性。它也是一种同质化的无情的暴力写作，它以追求童世骏 等：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客观之名但却是最大限度地排斥异质性。这是彻头彻尾的标准化写作，清晰流畅、准确无误，不会出现令人震惊不已的句子；它甚至也没有令人捧腹大笑或令人绝望痛苦的句子；它经常出现事实错误，但没有出现语法错误；它经常创造新的内容，但很少创造新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它对既往文本编织的基础上的 它对既往文本的编织不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而只是一种数据化的有规律的编码计算 这就是它和互文性理论的差异：它是压缩和抽象式的编织，是试图将意义结晶化的编织，而不是像互文性理论那样是试图创造或者扩充意义的编织。也正是因此，擅长回溯和统计性的写作、归纳和总结性的写作；它不擅长面向未知的写作和充满创造性的写作。尽管 的回答是一种结构主义思维，但是，由于材料数据是不断变化不断生成的 每天都有大量的新数据在上传 因此，每一次这样抽象的结果和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同一个问题，生产的答案和文本也会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终极的文本答案。这种开放式的回答就意味着它永恒的生成性。在 刚开始的阶段，它的知识数据来源是无数的个别人类作者所撰写的。但是，随着它的大规模运用，会出现无数的由 生产出来的文本，人们会将这样智能机器生产的文本继续上传到互联网上，它们又作为新的文本数据和材料，又被 所捕获和追踪，被它纳入到计算程序中，这样又生产出新的知识和文本，生产的知识就会这样无限循环、生产和散布。这样无数链条紧密编织而成的人工智能知识，就会弥漫在所有领域，会挤满着绝大多数的数据库。一旦 被大规模地普遍运用，很可能有一天我们绝大部分知识和写作都是由 生产出来的，这种机器生产的知识，这种没有作者的知识，开始不停地自我增值 或许终有一天会出现没有人的知识，人被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人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工智能知识的接受者和承受者。不再是人的中介和手段，相反，人是 的中介和手段。这样的 也由此开始喂养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跟着人工智能来学习的。如果人跟着智能机器学习，就会像智能机器那样思考，就会以机器的思考为样板。人的大脑就会模仿机器的大脑。马克思和卢卡奇都已经发现在大工业生产时代，人的身体在流水线上不得不配合机器的身体，人的手成为机器的一个身体配件，现在可能的情况是，人的思维会配合智能机器的思维，人的大脑不得不服从智能机器大脑，而成为 的一个配件。人的身体曾经被机器身体所统治，现在，人的大脑可能会被 所统治，人脑的活动就会仿照 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一套稳定的语言模式和表述模式，它会成为标准化的模式 事实上，它就是从各种充满个性的语言中高度地抽象化而成。这是一种毫无风格的规范语言。人的语言系统和表述系统可能会仿照它的语言系统。人的语言也可能会越来越规范化和模式化 模式化的语言行为就可能是模式化的大脑行为。可能是通过语言统治的方式，人被这样的智能机器所统治，就像他们在车间中的身体曾经被机器的齿轮所统治一样。这样，人可能就是一种不思的动物，不是一种积极的动物。福柯在 世纪 年代曾经预言过人之死。所谓的人之死，指的是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和启蒙哲学建立起来的关于人的知识和人的科学，在结构主义的冲击下开始死亡了，也就是说，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主宰性的主体概念死亡了，一种类似于萨特那样的自我选择的主体概念死亡了。这是福柯意义上的人之死 这种人之死来自于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系统性结构的隐秘支配。但这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并不是说人本身死亡了，人没有死亡，只是不能主动地行动。人的这次死亡是以人的被动性为标志的。而人工智能或许会引发另外一次人之死，而这次的人之死，是以人的愚蠢为标志的，就像斯蒂格勒说的那样，智能机器会导致人的记忆的丧失，人的主动思考的丧失，人的系统性愚蠢。很可能，人不仅仅是不能主动选择的存在，还将是不再思考的存在。人就是阿伦特意义上的不积极思考的动物 它不仅仅将记忆交给了人工智能，还将学习、思考交给了人工智能。它有一天会将语言交给人工智能。如果说，人工智能曾经是为人服务的奴仆的话，总有一天，会发生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关系的辩证逆转，它会成为我们的主人。【参考文献】王瑾 互文性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段慧敏 作为创作技法和阅读手法的互文性 国外理论动态，（）：巴特 罗兰巴特随笔选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知识与情感：驱动的交往革命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面对新的技术进步，人们常常习惯于用随兴想象来代替技术思考。当下对 的评论，情形也不例外。人们对之进行的随兴想象，已经引起两极反应：一极是极端乐观的想象，认为它将取代人类不胜其烦的一般智力活动，推动人类展开呈现其高超智慧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另一极是极端悲观的想象，认为其开启了人类的末日之路，终将从根本上损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前景。其实，这不符合该项语言大模型的技术开放初衷。从技术的角度讲，的意义，恐怕不在于满足我们目前关于人机交互的全部意想，但却可以基本满足人们对人机交互的技术需求。从总体上讲，人机交互，应该说还处在初级阶段，未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与演变，就连开发 的技术人员都不敢确定，何况对技术的了解非常有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由目前人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的有限能力所决定了的结果。人工智能，是仿照人的智能开发的前沿技术。取决于人脑研究本身的进步所具有的有限性，人工智能取代人脑的前景也许是可能的，但远不是现实的。人脑科学家告诉人们，虽然对人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科学研究，对人脑的了解还不到 。不过，对人脑这么低程度的了解，就已经催生了非常惊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目前背景下，公司开发、发布 的意义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将人类引入了一个新的交往机制和新的人机关系状态，由此必将引发一场交往革命。这需要从人际交往与人机交互的结构差异来加以理解：人与人的对话交流是思想性和情境性的，也是在自然语言状态中展开的交流。早期的人机交互，则是基于人工语言而不是基于自然语言展开的。但 改变了人机交互的长期结构，它是一个基于庞大的自然语言库或巨量阅读参数基础上的人机交互机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类已经取得的精童世骏 等：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神生活成就的思想库，经由生成性训练，能够借助已有的丰富语料，与人进行基于自然语言的交流。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采用向人看齐的标准，在人机之间进行设定情境或模拟情境的人机交互。这就将人机交互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超越了人机交互的人工语言模式，不再依循人为设计的机器语言程序展开人机交互，转而以自然语言来进行人机互动。这个大语言模型在突破自然语言这个人机交互的“壁垒”上有了重大进展，进而就可能在人机交互的主客定位上出现松动：人与机器的绝对划分界限，有可能朝机器的人化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机器本身的人化，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为人的灵动性行为方式，譬如对当下的综合判断、对永恒的直觉与把握，等等，至少就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而言，它还很难发展到这一步。这也可能是人机交互的天堑。但人机交互的机器之人化前景，是一个机器对人的相似性迅速接近的过程。人机的合一，无论是合一于机器，还是合一于人，终归是人机交互的一个努力目标。向人看齐的训练，就是一个佐证。人类为了保证自己对机器、对人工智能的人化控制，当然要竭尽全力捍卫人对机器的主体性。机器会不会相对于人而具备其主体性呢？这是一个需要进行预估的问题。在人机关系上，人机分离、或者说人对机器（包括人工智能）的控制型分离，一直是一个主流定见。但假设人机合一是一个趋势，那么，需要对人机合一的两种可能有一个对应性的想象 在人机合一于机的一端，那就是一种机器控制人的状态；在人机合一于人的一端，那还是人控制机器。因此，不应从一般角度抵制对人机合一的思考。另一方面，人机合一能不能出现与会不会出现，不应作为一个问题混在一起讨论：人机能不能合一是一个可能性问题，会不会合一是一个现实性问题。人们对可能性问题与现实性问题的求解思路是迥然不同的：前者，促使人类思考并预想人机合一的种种可能性，在思考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尽力展开想象的翅膀；后者，催促人类思考并解决即刻就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对近期及远期将要出现的情形进行部署，以免陷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手足无措的窘境。对于人工智能的最近进展，就是被比尔盖茨称之为一场堪比手机与互联网式的技术革命，也就是人机交互方式的 ，尤其是 ，以及正在训练中的 ，需要社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携手讨论，才能探明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与影响。毫无疑问的是，它将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人际交流、人机对话、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日常信息的处置方式、会议与公文写作、人文与社会研究方式等等方面带来极大的冲击。其中，它在重塑人与人的交往结构上，可能带来人们意料之外的重构效应，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样的冲击，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认识。首先，对人类发出了重新思考人之为人的标准的提醒。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之作为思想与语言交流的动物，可能需要重新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 一书中所说的，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亚氏直接所指而言，“政治动物”当然指的是雅典人首先是雅典城邦的公民。但广而言之，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体之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人人都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生活，人生而必须以相互间的社会政治交往结成某种政治结构，故而，不仅雅典公民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从来都是政治动物。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在说人是天生政治动物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人之所以是政治动物的原因，不仅由城邦公民的政治身份之代际传递机制所决定，而且还由人是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动物而决定的。换言之，人的交往和政治关系的发生，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而发生和维持的。所以在城邦政治里，它所使用的语言，是标志其政治身份的一个决定性指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与“在各种动物中，只有人类具备语言的机能”连贯起来，才能帮助人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人之特质。而今天，以及更高的版本，其引发普遍震撼的地方，就在于通过一个阅读参数庞大的自然语言库，而不是借助人工语言库，来跟人进行交往。这是一个类人化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这虽然还不是 本身的人格化，但向人看齐的人工智能与人的对话机制，由此出现了惊人的一跃：在人类借助 这样的语言库进行相互交流的时候，人与人的交往，人之作为一个情感动物，可以在人机对话中与机器即语言模型展开虚拟的情感交流，这不仅让人在人机互动中寻找到了对话的非人对象，而且是以自然语言展开的人机交互。式的人机互动，可以在它自身展开的思维与语言的组合型对答中，将传统的、关于什么是人的定义进行明显的改写。这也会相应地改变人际交往、人机交互的现状。对人类的交往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呢？人的交往本来天经地义地是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从古至今，人际交往中的“面对面”（）交流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似乎有其不言而喻的首要性质。随着 的发布，人际交往的基本模式或者是相互碰撞，会出现新的特征，并因此呈现出人际人机交往的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对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社会政治权力，也就是人对人的控制权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阶段，人对人的直接交往，迅速变成人对物的交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为引人瞩目。不过，在这种人际交往模式中，资本对人而言虽然是个异在，但还是人随时随地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可控工具。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人和资本的关系，不是人对资本的控制，而是反过来呈现为资本对人的控制。人对人的交往模式变化为人对物的交往，这就促使人们努力去克服被物所异化的人际关系：物或资本不能异化为控制人的工具，人自身也不能被异化为他人实现其资本增值目的的工具。而到了眼下，人机关系成为理解人际关系的一个新向度：人们曾经信誓旦旦、自以为能完全加以掌控的机器，似乎超出了物的限度，跃升到了可以、至少是局部地可以代替一个肉身实体与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而以人机交流发挥人际交流的作用。昨天，人们对机器的理解，还觉得它仅仅是人实现其主观目的的一个工具。因而完全以人的标准来设定机器的标准，人的道德性、自由意志和永恒判断的方式，就是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设定标准。因此人们自信地把机器作为驯服对象，而不是交流对象。当下，作为大语言模型的 ，即便是它的高版本（目前走得还不算太远），它不过是一个语言库而已。但正如其开发者所言，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它显现出的自主性推理能力。未来，一个大语言模型会不会具备像人那样的，或脱离人的控制的思考、推理能力，尚未可知。但人们长期认定的人机交互模式，也就是人工智能只能按照人的指令展开与人的“交流”，会不会被突破还真是一个不敢立刻下断言的事情。与人之间展开的情景化对话，它通过图灵测试、在人的选拔性考试中获得高分、在与人的对话中表现的“逃逸”意愿以及谋求接管推特和推翻马斯克等等“企图”，其类人性特质的显现，已经足以让人心惊肉跳。表现的这种种状态，可能对人类交往的基本结构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其次，本身对于人类的总体影响需要审慎评估。其中，它对精英的影响和对一般公众的影响，需要相对区分开来观察。无疑，从人类的总体智力能力、人类拔尖精英的创造性而言，要胜过这类人群尚有难度；从人类的道德判断的当下性、情境性与自主性来看，要作出自主的道德判断，也童世骏 等：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不大可能。但它会不会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对大众发挥意想不到的人际交往颠覆性影响，就是目前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了。乔姆斯基关于 的评论文章，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最出类拔萃的精英对之加以思考后所得出的结论。他极为严厉地指出：“表现出某种类似邪恶的平庸：剽窃、冷漠和回避。它以一种超级自动补全的方式总结了文献中的标准论点，拒绝在任何事情上表明立场，它不仅以无知为借口，还以缺乏智慧为借口，最终提供了一种 只是服从命令 的辩护，将责任推卸给它的创造者。简而言之，及其同类在本质上无法平衡创造力与约束。它们要么过度生成（同时生成真相和谎言，同时支持道德和不道德的决定），要么生成不足（表现为不对任何决定表态，对一切后果都漠不关心）。鉴于这些系统的非道德性、伪科学性和语言无能，我们只能为它们的流行而感到哭笑不得。”对 对人类普遍交往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相对而言，对那些极具道德感和判断力的精英人群来讲，的这种非道德性、反道德性的影响是有限的。确实像乔姆斯基所暗示的那样，与 对高端精英人群发挥影响力不同，它对社会公众或普通人群，可能会发生极为不同的效力：这样的交往工具，对于普罗大众日常交往领域的影响，不仅是塑造性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在现代思想史上，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苦于一个分裂的世界形成共识的困难，因此他创制了一套交往行为理论。他试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交往方式中，建构起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而理想的对话情景之建构，是为促进共识的交往之预设性前提。但在实际的人际交往发生之际，建构一种理想的对话情景，比展开一种在人的位势相当不同处境中的“对话”方式，要困难得多。而在人际交往的理想情景中，建构有利于形成共识的这种背景文化，远不如寻求建构政治领域中的稳定立宪机制来得容易和重要。这便是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展开正面争论的原因之所在。人际交往尚且如此困难，那么，能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而根本改善人际交往的目前困境，达成一个以人机交往为桥梁的理想化交往状态呢？至少，在乔姆斯基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际交往是诉诸人的道德感与道德判断的，人工智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故而，人际交往的对理想目标的逼近，根本无法依靠人机交往来实现。循此思路可以推知，在人际交往中，确实还无法替代超级精英人群为人类设定的道德标准和实际发挥的社会引领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人与人的交往状况不会发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 似乎已经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卡尔波普尔曾经指出，世界不是像传统的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要么是一个归本于物质的世界，要么是一个精神构造的世界，并由此构成一个二元世界。世界是由三个世界构成的完整世界：物质世界的存在毋庸怀疑，精神世界的存在也无可置疑，但这不是世界的全部。人类思想的创造物是不同于世界 、世界 的存在，它可以世界 加以命名。思想的创造物既不是单纯对象化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纯粹主观化的精神世界，而是同时带有实质上的客观性特点与形式上的主观性特点的一个独特世界。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不能被确定为一个完全没有精神活动能力的客观对象，但也不是直接由人来呈现的精神活动，但它是真正存在的。它的存在特点，就可以被确定为世界 。它已经构成二元世界之外的另一元世界。人类对世界的理解，需要在三元之间展开，而不在二元世界中徘徊或跳跃。人际交往中的人机交往，已经构成一个带有实体性特点的交往形式。这样的分析有点超出人们常识关注的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围。简而言之，大众在交往中不必刻意去分辨世界 、的构成模式，他们只需要直接面对世界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越来越趋近于巨量阅读参数和向人看齐能力的 ，就顺势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往对象，而不会被排斥在人际交往的范围之外。就此而言，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就会远远超出精英的预估，对人际交往的现存结构发挥颠覆性的作用。尽管 发布以后，人们在英语库、繁体中文库和简体中文库的语料基础上与之展开的对话，所给出的回答具有品质上的重大差异，但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高昂热情已经表明，它对大众日常交往的影响，已经超乎人们、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想象。可能在引领大众的普遍交往或日常交往中，发挥出令精英人群目瞪口呆的巨大作用。精英的日常交往，借助工具的少，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多；大众人群的交往，借助工具的多，依凭创造性的少。精英给大众提供交往工具，因此，大众受这种交往工具的塑造。在人机交互低端的微博、微信时代，精英的这种影响力，或人机交互的既定模式，已经对大众造成模式化的交往机制。这就将公共世界区隔为有创造性的精英与模仿性的大众两类人群。人们长期忧心的公共问题，将不再是公众问题：公共问题由精英们在高端争执，以向人看齐的语言模型设计，来引导和塑造大众以人机交互替代人际对话。一个有利于人类心智和能力成长的公共制度，会在此中浮现。而 在对话时表现出更强的价值倾向、更准的事实特性、更精的满意答案，它在大众那里获得的人际交往替代权，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再次，对于人的日常交往来说，人的普遍情感和一般智商，是交往顺畅展开的预设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这些类人化交往的条件，因此它会颠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没有一个处在交往中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可以像 那样，提供无所不包的知识信息。这会让人们对一般人之间的交往，产生巨大的失望。人们常说，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可以让十个天才无能为力。这是人际交往中哪怕是博学多才之辈望而兴叹的知识困境和才智天花板。随着语料库阅读参数的迅猛增长，以及训练上的疾速改进，的更高版本，可能会在类人性上有一个突破，这必将对中等资质以下的广大人群，发挥人际往来不如人机交往的决定性影响。这不是 本身有没有情感的问题，而是在人机互动时，人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给 了。因此人们宁愿在人机对话上寻求人生困惑的答案，而不愿在人际对话中陷于无答案的磨合。虚拟情感和真实情感的互动，会解除日常交往中必须是活生生真实个体情感摩荡的困境。虚拟情感和真实情感的碰撞，是不是情感碰撞呢？显然可以认为是情感碰撞。更进一步，如果把机器对象化的僵硬立场，转而理解为人机内在的互动关系，那么人们就有必要思考后人类乃至于超人类的问题。在人机合一、生死合一、人神合一的未来可能前景中，技术和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人们在现有知识上的固守边界：人可以向机器提问而获取知识，与机器互动而得到情感满足，与机器发生关系而满足肉身欲望，当然也可以在机器那里获得精神的超越，得到人生价值的提升，甚至得到宗教信仰的那种神启。世俗与神圣的情感，会一直是人类胜于机器或人工智能的最后堡垒吗？人们的信心会否摇摇欲坠？种种促人思考的问题连贯而出。促进的人类交往革命，会以什么样的具体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目前还只能拭目以待。【参考文献】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童世骏 等：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乔姆斯基 的虚假承诺 （）：波普尔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文明的逻辑与技术、智能的逻辑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人们正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讨论 ，但从 （）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来看，我们需要从更大尺度的视野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尝试从文明的视野来反思 的迅猛发展。这涉及文明、技术与智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发展为我们思考该问题提供了一条深刻的线索。一、轴心文明的稳定态逻辑雅斯贝尔斯在他的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指出的，人类在轴心文明之前其实还有“古代历史的高度文明”，如苏美尔 巴比伦、埃及、前雅利安人的印度河文化以及中国的上古文化。这些古代文明都曾创造出辉煌文化，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突破，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古城、商朝的青铜器等。对此雅斯贝斯做出总结：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发明、共同的文化、帝国的形态以及某些技术的登场，等等。但这并没有使所有这些古代文明都进入轴心时代，一些文明明显没落了，没有发生“精神突破”。为什么会这样？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资料非常少，我们只能有所猜测。从现有材料看，上古文明有着非常残暴的一面。去埃及访问时，印象最深的是，在埃及巨大神庙和陵墓里都有一个鲜明标记，就是法老用锤子击打俘虏头盖骨，以示法老权威。以现代眼光看，这是非常残忍的做法。事实上，在殷墟遗迹上也出土了大量人祭与虐杀的遗骸。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