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与“通”：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何以可能.pdf

2024 年第 2 期179“反”与“通”：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何以可能刘金波摘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文论如何古今贯通、中西互鉴，如何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下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选题和方向。基于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方法，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可以从“反”与“通”的角度凸显自身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中国文论历史流变的三个“元”关键人学视域、反者道动、意在言外为其当下建设提供了通晓、通变与通达的学理基础。通过将学术精神和工具理性结合，将人文精神和学术伦理结合，中国文论可以在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学者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下应该做什么等中国实践性问题方面提出传统坚守、文明转化、理论通达、方法转向、中外互鉴等方面的可能路向。关键词：现代文明；中国文论；“反”（返）；“通”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1791021 世纪以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文论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同样不可或缺，其体系性、创新性乃至前瞻性尚有待学者在根植本来与借鉴外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创新乃至前瞻性创造。中国文论如何古今贯通、中西互鉴，如何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进而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应成为当下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选题和方向。现代文明视域下，中国文论建构何以可能？对此，研究者还需要冷峻地面对、客观地观照中国文论的发展现实，理性地思考当前面临的学科境况：其一，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沿用的绝大多数是学科细分意义上的西方文论的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西方那一套较为成熟的文艺理论体系。其二，中国文论所遵循的传统文论的形象化、意向性、感悟式、模糊性的理论与方法的诗性表达样态，无法精准地具有标准意义地建构现代学科、学术与话语意义上的体系性。其三，中国文论的兼性思维a与兼性阐释，虽有自己较为系统、较为成熟的范畴、话语与方法，但成为具有世界意义、能够进行广泛应用推广的中国文论范式尚有待发展。其四，中国文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更多地指涉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其在学科、学术研究方向上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划分并不匹配（如很少细分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历史流变及其理论范式构建”（项目号：22&ZD25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金波，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审，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a李建中、徐睿智：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江淮论坛2022 年第 1 期。180代文论、中国当代文论）；另一方面，中国文论的当下乃至未来进路，及其对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学研究的贡献，更需要学界认真思考、研究并加以解决。其五，数字媒介时代，文学乃至文论的精英化小众主导时代逐步向大众化的多元主体时代转化，面对身体媒介、数字媒介、智能媒介等层出不穷的媒介与新媒体样式，面对非职业写手、非专业写作的网络写作、符号表达、二次元、影像表达、碎片表达等，中国文论的媒介技术应对储备不足，也力不从心。其六，远未成为世界语言的汉字批评尤其是宗经与征圣的中国式文论表达，难以成为目前语言应用范围占统治地位的英语世界的中国方案。其七，“人机”互动时代，尤其是随着 OpenAI 研制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ChatGPT、百度开发的全新一代知识增强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等大型应用模型时代的到来，“机心”的“沉浸式”传播改写了中国文论的“文心”“具身性”传统。与此同时，中国文论还面临着诸多发展瓶颈：在学科范围内，中国文论相较于西方文论研究者与研究项目偏少，研究成果偏弱；相较于社会科学，它在解决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方面，同样竞争力偏弱，影响力不够，话语权较为欠缺。面临这些较为窘迫的中国文论发展现状，在现代文明视域下探讨中国文论何以可能就显得尤为艰难且迫切。本文拟用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试图在现代文明视域下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理论、方法与路径，本来、外来与将来，传承性、继承性与前瞻性等多维语境下为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实践建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性总结和方法性路径。一、振叶寻根，反者道动：中国文论历史性总结之“元”关键的理论传承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之中，探究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并梳理其建构中华文明形态及新形态的逻辑与规律，是一项庞杂且细微的任务，也是一项迫切而有益的工作。虽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功能健全、手段科学、检索便捷、运转高效且数量庞大的中国文论研究关键词数据库，但是利用刘勰“振叶寻根”和老子“反者道动”的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方法，或许对其历史流变和范式建构的研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刘勰文心雕龙 序志所言“振叶寻根”主要强调的是，评论文章需要像整理树木的枝叶一样，寻找它的根本；如同观察江河的波澜一样，沿途探索它的源头，否则就会不得要领，不能穷源究尾，从而与哲人的教训不合。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科技日益革命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文化发展日趋多元。科技革命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化的结果和归宿。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导致了社会分工的渐趋细化和文化发展的日趋多元。这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因素交织形成的现代文明形态，与历史上其他时代的文明形态有高度的相似性，也有迥然不同之处。相同的是，无论什么时代，文明形态无不带有历史痕迹、时代特色、文化根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印记；不同的是，当下现代文明形态的知识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覆盖面向文明的深度、广度深入拓展。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如何在现代文明视域下融贯古今，沟通中外；如何将当下的鲜活现实与中国文论的理论勾连，形成富有特色，彰显民族性、本土性、学科性，并能够反映鲜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文论及其可能路径，是这个时代需要人们回答的主要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如何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具备中国智慧的中国文论，并引导和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学实践的新路向与新发展，是更具有原创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究。基于现代文明新形态视域的中国文论建设的创新与发展的目标导向，本文对应文明新形态核心要义之学术视野、理论旨趣及方法取向，提出与之高度相关的三个核心关键词。这三个核心关键词也就是中国文论历史流变总结性的三个“元”关键：第一，学术视野上的中国文论之“人学视域”。何为人学？“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规律，以及人生价值、2024 年第 2 期181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a文学以及文艺理论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成果，也是从根本上研究人的存在、本质、活动、价值以及目标、道路等原则和规则的学问。人学视域，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论的经典视域。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它不仅是文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是中国文论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论断，当是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学”为“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b对此，陈涛认为，这样一种“文学是人学”的判断，无疑是一种现代人文主义式的“文学”理解它将“人”的价值和实践置于“文学”的中心，试图从“人”的自我经验出发，塑造和评估“文学”之于“人”的意义。c以“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社会实践作为中心的文学，反过来又深度影响“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实践。事实上，以人为中心的论述在先秦时代就广泛涉及。如孔子、荀子、孟子均有思想相近、表述各异的人学思想。其中尤以荀子的人学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而在中国传统文论观念中，如“诗言志”“礼以节情”“文以载道”“知人论世”，以及“兴趣说”“滋味说”“性灵说”“童心说”等不同的文艺理论概念和命题，无不深刻勾连“人学”这一著名论题，无不是深度触及人类灵魂的核心概念。为了进一步探讨人学视域，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中的对象性方法来探讨中国文论的人学视域问题，不难发现这一理论与方法同样适用中国文论的人学视域。马克思从人的生存论层面出发，将人的对象性活动与人的意识性存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人的历史性存在紧密关联起来，多层次呈现完整的人。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人的存在形式问题人如何存在以及如何实现人学革命的对象性方法。这一方法“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即现实的人”d。放眼历史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一直固守人学视域下的人正是利用了对象性方法来进行生活展演“现实的人”如何展演自身的生存、抗争与发展它将人的本体与本质、本位与本色，赓续与存活、存在与发展等多面向的“人学问题”与“文学话语”自然而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通过言、语、兴、象、意、义、情、气、中、和、韵、志、神、力、趣、味等概念表达自身能力话语的构建，并通过这种能力构建来促使自身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第二，理论旨趣方面的中国文论之“反者道动”。反者道动，即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众所周知，老子非常注重矛盾转化，提倡“极”，要求“致虚极守静笃”；强调“反”，要求反其道而行；主张“柔”和“弱”，提倡“上善若水”；认为“柔弱胜刚强”，提倡在不可为而为的“极”“至”处用“柔”守“弱”。这些主张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反（返）。这里的“反”，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老子的辩证法方法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均有发展变化的极端情况发生，如何认识某些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将有利于避免事物的极化或反向发展。同样地，如果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将能够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来归正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行为方式，进而避免物极必反的情况出现，避免事物走向“极”“至”而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笔者认为，反者，返也。作为道之动因的所谓“反”（返），一方面，从整体性观之，就是主体返向客体，将反向思考、反向追索作为天下母的“道”是何以产生、何以发展的。也就是需要考察其内在的整体的矛盾斗争是否是其运动变化的动因。另一方面，从个体性观之，作为个别的具体事物在现象界何以能够运动变化、生长发展，需要返回在场，返回当时，才可以考索、追寻是何种动力何种因缘导致这种变化发展的。由上观之，这种方法论不仅适合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的方方面面。因a陈志尚：人学理论与历史 人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0 页。b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 5 期。c陈涛：从“人学”到“后人学”，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9 期。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30 页。182中华文明和中国文论之连绵不绝，所以可以反求诸己，进行观澜溯源式的探寻与总结；也因中国文明和中国文论之赓续不断，所以又可以集成以拓新，从而进行前瞻性的路径新阐。其“反者道动”的概念既是中国文论的理论之方法，又是中国文论的方法之理论。考索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问题，不仅需要通过不同时代的关键词检索来反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并进而思考这些文论概念、范畴、术语、命题、范式和话语产生的土壤，探索它们之所以灭活或者存活的文化语境、话语密码以及社会动因。唯此，方可以在现代文明语境下对中国文论作价值与目标、概念与术语、命题与问题、理论与方法等多方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并进而思考中国文论的目的因和动力因，乃至思考、探索其未来的可能走向。第三，方法取向上的中国文论之“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和传统术语，也就是以无法为有法，以不说而言说的方法论。所谓道不可道，也就是需要用言外之意来体味文学的美感和意义，来感悟人生的真谛和价值。“意在言外”的滥觞当上溯至先秦典籍易。而庄子认为语言所表达的“意”却不能表达“意之所随者”之“道”，有形之言和意，均不能表达无形之道，显示了言和意的无能为力。庄子是通过“得意而忘言”的感性直觉去理解理性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和意外之旨。“意在言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方法取向，究其根本，不外乎以下多重因素的合力：一是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表意性以及汉字数量偏少（相较与英语，常用汉字只有 3000 多字，康熙字典也不过 47000 多字，而朗文当代英语大词典则收录数十万单词）的现实，影响甚至决定了以汉字作为语言表达工具的模糊性和写意性。二是汉字批评传统“宗经”的“我注六经”的感悟式、评点式的评论，具有偏主观、偏情感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学理价值的缺乏，进而影响到中国文论系统性理论的建构。三是中国文论一直以来坚守追求意象和意境的文论传统，导致创作者在追求某种意象或者意境的同时，也需要阅读者深入思考他们的言外之意和意外之旨。如司空图所论“纤秾”时的意象：流水、远春、深谷、美人、碧桃、水滨、柳荫、流莺等，都需要阅读者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加以感悟、联想之后方能对其产生共鸣，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作者所谓的“纤秾”诗境、诗意、诗味与诗旨。四是儒家礼乐文化影响下的文人士大夫谦谦君子般的含蓄、内敛、蕴藉和儒雅心性，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和文论表达。他们或比兴寄托，弦外之音；或命意造语，言不在多；或讽喻兴寄，话不在满；或温柔敦厚，遥情远寄，但多具有思想的高度、意义的深度乃至表达的温度。即便是明清小说如“三言二拍”、金瓶梅 等，对粗鄙俚俗市井文化的描写，乃至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也多巧用古典诗词，讲究平仄、对仗、用典，读来美艳而不恶俗、雅致而不粗俗。可以说，其文字真正达到了刘勰 文心雕龙 所言的“情在词外”的“隐”、“状在目前”的“秀”。所以，“含蓄美”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东方文学、中国文论的一大美学特征。关于“意在言外”，学者所论颇多，成果迭现。本文将其作为中国文论一个重要的元关键，是鉴于当下数字媒介时代写作的大众化倾向、表达的碎片化现象以及阅读的快餐化事实。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写作或文学艺术评论训练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所见所想。在个性极度彰显和表达较为自由的自媒体时代，直白代替了含蓄，符号代替了文字，图像代替了语言，音像代替了文章。大众在享受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快捷的同时，也在“关门”与“开窗”的取舍或转换之间缺失了联想、想象和比较，丢掉了艺术所需要的深沉思考，迷失了对人文精神的追寻。文学艺术的“快餐”消费深度消解了具有反复玩味、深度思考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有鉴于此，未来，在对中国文论经典著作、中国文论核心关键词以及中国文论概念、范畴、命题与术语、话语和范式等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关注其本来、外来和将来。这种本来、外来与将来的逻辑就是传承与新变的逻辑，亦即传承、创新与前瞻的关系。“反”之元关键，即是在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的体系化的学术与学理的传承。中国文论的“反”，是站在哲学的天人关系、文学的人文表达以及政治学的家国情怀高度，深度勾连各利益攸关方关系之后形成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这种传承所用的语言，是“意在言外”的精炼性、模糊性和需要思考回味之后的穿透性的汉字表达。中国文论一以贯之的“宗经”“征圣”2024 年第 2 期183传统，决定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方法论走向。前者是继承性的“反”，后者是创新性的“通”。中国文论“反”的目的指向就是“通”。从价值论意义上说，“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站在“反”的基础上创新性的“通”。所以，“通”才是目的，是归结，是创新，是发展。创新与发展的终极目标则是具有学科、学理、话语和方法预见性的前瞻。在此意义上，其未来指向与现实走向需要学者朝如下方向努力：继续坚持人学视域的传统立足当下，返回传统，强化特色，深度思考；对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做科学化、合理化诠释，对中国文论的中国经验做科学诠释或解释；杜绝高度内卷化的学术圈内的纸上谈兵，杜绝从文献到文献的虚假问题的假设求证式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文论的中国实践问题做出经过田野调查、体现中国智慧的科学研究，并得出能够解决高度复杂、高度综合的实际问题的科学结论，以期得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法、中国方案和中国路径。二、相循参伍，会通适变：现代文明视域下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本文所言的“反”与“通”，是力图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形态建构进行学理诠释。上文所言的“反”，是文本，是材料；是传承，是经验；是方法，是手段。它是从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角度做的历史语境上的学术归纳，是中国文论的历史时空坐标系。这里所谓的“通”，是目标，是目的；是理论，是价值；是方法，是路径；是试图在现实语境乃至未来语境的角度对中国文论的可能走向从传统到现代、从经验到价值、从文本到实践、从本土性到世界性的角度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易 系辞言：“往来不穷谓之通。”a从中国文论体系内对“通”做学理分析，可以将其分解、概括为一体三面的具有渐进式意涵的概念、术语与方法通晓、通变、通达。在历史传承维度的“反”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实乃至前瞻维度的“通”的核心关键词，正是基于历史传承基础的现实观照层面的、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在讨论“通”的三个关键词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归纳一下“反”与“通”二者间的学理勾连、逻辑关系与体系旨归。从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系来看，“反”是历史语境，“通”是当下视野；“反”是文本材料的总结，“通”是经验价值的归纳；“反”是传承性地回到当时的田野，“通”是创新性地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反”是本土性的术语，“通”是世界性的面向；“反”是中国价值的提炼，“通”是世界价值的推出；“反”着重强调的是通晓之“晓”，“通”着重强调的是通达之“达”。“反”以求“通”，“通”以证“反”；“反”不离“通”，“通”不悖“反”。没有历史与现场的“反”的境况，难以抵达现在与未来的“通”的境界。同样，没有立足当下与面向未来的“通”，“反”的历史传承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反”而不“通”，则既无法创新，也无法前瞻；“通”而不“反”，则既缺乏学理基础，也缺乏问题意识，更无从创新，从而更难以形成文明新形态。所以，前者是理论的传承，后者是方法的新阐；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归宿；前者是后者的材料和铺垫，后者是前者的目标和目的。在上述学理与逻辑基础上加以归纳出通晓、通变、通达三个概念、术语和方法，同样意指中国文论建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下文分别从理论自律、方法自觉与创新自达三个层面分述“通”的相循参伍，会通适变之面向。第一，理论自律：中国文论“反”的历史语境意义上的学科体系之通晓。通晓，本意为从黑夜到天明，也就是彻夜。可引申为非常透彻地了解。研究中国文论，特别是将它作为一种知识创新体系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反”的视野非常宏大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反”的历史也极其悠久自先秦至当下；“反”的范围也极其广阔从国内到国外。所以，中国文论研究如果达到“通晓”一词所说的境界，还有诸多方面需要强化研究：一是知识的广度，涉猎要广。这就需要对中国文论所提炼的核心概念、关键术语、重要范畴等所处年代的时代特征、文化脉络、政治经济社会乃至自然环境等进行全面的学习、认识和掌握。二是知识的宽度，认识要宽。也就是说中国文论的任a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年，第 226 页。184何概念、术语、范畴乃至命题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定牵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的方方面面；文论反映并解决与之相关的文学生产乃至知识消费等实践性问题，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实践问题，并不能简单依靠单一学科或者单一学科方向的知识、理论及方法来加以研究。三是知识的深度，思考要深。在数字媒介甚至智能媒介技术迭代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面前，中国文论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只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系统和越来越丰富。因此，现代文明视域下中国文论的学术研究如何“通晓”，需要重点把握三个核心面向：一是思想的深度与学术的高度；二是知识的广度与范畴的宽度；三是故事的烈度与语言的温度。这三个核心的 6 个关键词思想、学术、知识、范畴、故事、语言，涵括了中国文论的范畴论、风格论、创造论和鉴赏论。中国文论在什么学科范畴以何种风格进行知识的创造、传承与再创造（创造、传承与创新），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与学术见解（学派、学问与学术），以什么语言讲“故事”（意义、话语与范式）、怎么讲“故事”、怎么听“故事”以及怎么评“故事”等，都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前必须通晓的学科体系内的学术研究素材与基础，也就是一种理论的自律。第二，方法自觉：中国文论“反”之现实视野的学术体系之“通变”。人们常说，时移世易，变化易移。“通变”滥觞于易 系辞上。说文解字对“通”和“变”的解释分别是“达”和“更”。其原始意义表明“通变”是“通”与“变”的“分”与“合”。“通变”之“变”谈论方法，“通变”之“通”，讲究执行。二者既具有“通变”整体上的意义，也是“通”加“变”大于“通变”（1+12）的意义。刘勰秉承通变之观念，从文学创作理论的高度提出通变观，成为文艺理论界“通变观”的集大成者。刘勰认为，通是设文之体，变是变文之方。通变，是阐发事物间发展流变关系的理论与方法，是在继承与发展基础上由哲学天道变革并与文化、政治、社会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生产、艺术创造、研究与欣赏、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它既是一种史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既是一种创作论，也是一种鉴赏论和批评论，它广泛应用于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刘勰的通变观首先强调的是要不要传承的问题，没有传承就没有文脉。其次是如何传承的问题，最后才是革新的问题。没有革新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其认为通变之用，经验内涵在于人，决定性因素也在于人。将无方变成有方，靠的就是诗人、文人的风骨、才情、气韵、神思等。刘勰的通变，主要是对于个人而言的。而对于群体的通变，笔者认为，其核心要义，在于经典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艺术）重植、创造或再现。亦即从学术体系的高度在“反”的基础上考索文明新形态视野下中国文论“通变”的方法论。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新形态构建需要着重关注层次性和方向性两个重点内容。层次性内容包括：一是变什么，二是为何变，三是怎么变；方向性内容包括：一是与事实相连的内容通变，二是与运动相伴的过程通变，三是与循环发展相关的目标通变。总之，适时而变，因时而通；变迁则禅，通变则久；变通则盛，代变则繁。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中国文论发展规律性的探索、提炼、掌握和推广，就是中国文论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道路与前景在哪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理应成为、也自然会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创新自达：中国文论“反”“通”协同与前瞻面向的话语体系之“通达”。“通达”是在通晓、通变之后的豁然开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它既是“反”的终极目标，也是“通”的最高境界。以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的“通达”之“达”，重点在于对四个方面进行考索与分析为何“达”，“达”什么，如何“达”，“达”的范式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方案和世界标准。作为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较通晓、通变更深层次、更高层面的“通达”，也就是在通晓的理论自律与通变的方法自觉基础上的通达创新的学理自洽与学术自由。这种自洽与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古今，也就是“反”与“通”的融合。中国文论作为古老而新兴的学科，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振叶寻根，观澜溯源，都需要将海量的经史子集中的经典文献资源做一个“反”与“通”的会通。二是通中外，也就是文明互鉴、中外互补甚至是互惠。轴心时代流传下来的前学科文论经典如何在2024 年第 2 期18520 世纪以降的学科化的文论研究中发挥其作用价值？中国文论传统如何在世界文艺学语境下生长、发展与引领？新的时代环境、新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国文论的研究者要在中西交流、交汇与交融中以互惠性的兼性思维处理本来与外来，达成中西互鉴，文明交汇。三是通学科，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的经史子集的博览和当下所言的通人教育、通才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结合。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中国文论学术研究之间单一性的矛盾，中国文论的综合性与学者相关研究方向之间的专业性的矛盾，中国文论研究理论、方法的相对稳定性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之间的急剧变化性的矛盾，都深刻影响着中国文论学术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情况下，需要不断融会贯通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科学、语言学、艺术学、传播学甚至是知识考古学、信息科学、档案学等学科门类，进行适应社会变革的具有特色性、代表性的综合研究、交叉研究。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理应在通晓、通变与通达的基础上，将中国文论的学术精神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将人文精神和学术伦理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下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等切合实际的中国实践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的研究路向与方法前瞻。三、通以臻道，三位一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下中国文论的路径前瞻现代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建设需要站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坐标系，需要考虑本来、外来与将来的内容语境，需要基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目标导向，从理论、方法与路径的角度进行范式拓展与方法前瞻。“反”与“通”的理论、方法与路径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下中国文论的路径选择与方法前瞻。这种选择与前瞻，既是前述“反”与“通”的目标与目的、材料与方法、逻辑与因果关系基础上的分析与总结，也是通晓、通变、通达层层递进的意涵指向。结合中国文论研究的研究实际，其路径前瞻主要指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礼以通上下，在学科体系上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礼文化的价值遵循。中国文论的中华礼文化的价值遵循，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意蕴：一是通晓中华礼乐文明之经典。赓续数千年的中华礼乐文化或曰礼乐文明，具有迥异于西方文明的核心关键词，如儒家五伦、十义、四维、八德等，都和天人相关。位居其中的核心关键词“礼”，有几个关键表述：礼者理也，即要求人们对于万物之理必须严格尊崇并恪守。礼者履也，意思就是说规则和秩序是用以执行的，不仅要执行还需要认真遵循。按照“礼”（自然之理，人文之理）的规定性，从通晓中华礼乐文明之经典出发，达以“通晓”中国文论的大是大非问题。这种通晓，不仅需要确保中国文论学术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以“两个结合”的高度进行当下研究，而且需要避免牵强附会、郢书燕说的倾向，避免强制阐释、过度诠释的现象。二是坚守中国文论的儒家礼乐文化以礼为中心的文学与文论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原则与规矩的坚持，也是形态与价值的融合，更是文化主体性的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元典的礼与乐、义与利、定与分、诚与信、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崇高与卑下、贤与不肖等诸多元关键词，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学叙事的母题与表达的主线，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及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连绵不绝、赓续不断、历久弥新的文化血脉，是中华文化活力、创造力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成长的家园。现在乃至将来，它们仍然值得研究者在学科体系意义上加以坚守。第二，通以变时局，在学术体系上恪守中国文论之通变方法论。通晓中国文论古今各种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其目的是确保学科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上的“融”与“通”。正如前述，这种“融”与“通”既是古今层面的会通，也是中外层面的融通。古今的会通，因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迁，需要考镜源流、观澜溯源；中西的融通，更多地反映在因政治方面的世界观价值观因素、经济军事方面的硬实力因素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因素而导致的文明冲突或者文明交互。随着互联网、数智媒介等科技力量的发展，文艺学理论、方法的链接、交互与融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186与事实。在古今会通和中西融通的过程之中，中国文论不仅要吸收、借鉴新的素材、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而且要打破以西方作为方法的固有思维定势，更要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视野、格局和意识，特别是把元典作为方法，凸显“变者法之至”的思维。变，既是潮流，也是规律。法，既是规则，也是目的，既是方法，也是手段。a所以，中国文论关键词如何在学科体系通晓基础上以“通变”的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凸显中国文论新的学术贡献，就显得更有方法论“变”的目标、价值和意义。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以“两个结合”为法宝推动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转化。新时代的中国文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b“两个结合”是突破中国文论研究瓶颈、解决中国文论认同危机，揭示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阐释规律，激发中国文论的研究活力的必然选择，是将中国文论融入现代化、融入现代文明体系的重要保证。“两个结合”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具有再一次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思想解放，对于中国文论的建设来说，同样是因应时代之变，是中国文论的必由之路。其次，是中国文论的学术史思想史的思想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融通。文艺学方向的中国文论研究是一个蕴含极为广泛的学科，史料丰富，方法多样。这些杂芜的研究样态，自然不可能简单采用某一种或几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相关复杂问题的学术研究。如中国文学批评史，即涉及阐释学、龙学、文体学、佛学、海外汉学等诸多研究路向。除了传统的研究路向较多难以完全把握之外，中国文论研究者多擅长质化研究，他们难以使用大数据等计量工具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研究成果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面对复杂问题的综合、交叉研究，亟须着重培养中国文论研究的跨学科人才。最后，中国文论需要创新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在学术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开拓突进。进行中国文论核心关键词研究的文献图谱或历史语义学考索时，不难发现既有研究成果“反”的“本来”居多，而“外来”偏少。同时，中国文论研究者多具备经学的音韵学（释音）、文字学（释形）、训诂学（释义）等“小学”修为，擅长考据功夫，文字功底尤其是古文功底较为深厚，把握中国文论元关键的“本来”的水平与功夫独到，但他们普遍欠缺外语水平、计算机辅助手段、大数据研究方法。他们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新技术手段与国际传播能力等多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提升。尤其是如何借船出海“走出去”以把握“外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培养。这些能力包括传播融合生产能力、传播渠道利用能力、传播工具整合能力、精准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导向能力等。c第三，达以通未来，在话语体系上开创属于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文论话语创新。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具有内在与外在交互、本土与世界融合、传统与现代接驳、专业精神和通才教育会通等多种特点。其话语创新性建构，既要不断建设自身的原理与方法、学科与话语、形态与体系，还要兼具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把握、中观认知与微观研究，更要注意继承性、批判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考量与发掘。前述第一、第二，是在中国古典资源和外来资源的“反”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目的是意义生成与方法新变。而意义生成与方法新变则直接指向话语创新。在话语创新方面，需要重点考量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反思与创新中国文论话语机制。中国文论说与不说、说什么、为何说、怎么说，都需要一套更为成熟、更为科学的话语机制。中国文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在文学批评史传统上有一套成熟的、独a刘金波：元典作为方法：关键词研究从可能到可为，中国图书评论2022 年第 9 期。b新华社：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3 年第 6 期。c刘金波：超大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 年第 6 期。2024 年第 2 期187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其言简意赅的以草木为喻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但这些贡献大多是前学科意义上的贡献。西学东渐以来的学科化时代，如果以“现代文明”价值来追问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艺理论场的标识性概念是什么、中国文论在凸显中华文明的本土阐释与世界意义方面的贡献是什么、中国文论在破解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终极之问的位置是什么，那么中国文论难免自信不足。显然，从学科化概念出发，中国文论当下的贡献不显，反思不够，创新不足。中国文论的研究范式与话语模式不彰，具备时代特征和世界意义的话语机制不显，亟须兼性话语机制反思与创新。话语机制反思应结合体裁的形式性与社会性两个角度进行，而非相互割裂。a社会现实内容决定文论形式，文论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其次，实现中国文论话语传统从经世致用的理念向硕学宏材的目标转向。中国文论在儒家礼学视域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人的理想图景面前，具有家国情怀和经世致用理念。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经世致用是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这一情怀和理念有着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国文论话语传统经世致用的理念更需要逐步向当下培养具备高深学术且能够应国家大用、急需的硕学宏材目标转化。最后，中国文论技术话语的变革与维新。在新媒介革命面前把握中外大势，以确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判断，既是文明新形态创建的重要指向，也是中国文论进行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可能面向。以中介化、环境化的媒介新样态深入全年龄段人群之中，催生不同视域下的小众文化破圈改造，与大众主流文化求同存异促动共同繁荣。b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媒介、后人学、后真相、AI、元宇宙、ChatGPT等新概念、新方向、新事物，面对亚文化、新人类、新新人类、二次元等迥异于传统文化现象的现实图景，中国文论需要用新技术与新方法研究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与新问题，解决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做出什么的问题。总之，上述基于“反”与“通”的逻辑关系在学科、学术与话语三个层面提出通以臻道，三位一体的中国文论话语路径前瞻，是综合其历史、现实与未来，理论、方法与路径，本来、外来与将来等视角所做的学术分析与理论思考，相关结论仅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有待方家批评指正。在中国文论之于现代文明新形态建构方面的具体方向与路径，尤其是中国文论基于核心概念的关键词研究之范式建构等诸多方面，还有赖学界进一步研究、讨论与总结。四、结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再上新高度。这一新高度，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新样态构建提出了目标、遵循与指引。深入研究阐释中国文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方面，需要坚持“反”与“通”的理念与方法，坚守中国文论在历史流变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三个“元”关键人学视域、反者道动、意在言外。这三个“元”关键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建构提供了通晓、通变与通达的学理基础。通过将学术精神和工具理性结合，将人文精神和学术伦理结合，中国文论可以在中国实践性问题方面，为人们提供是非通晓、文明转化、传统坚守、理论通达、多科融通、传播强化、多维会通、话语反思、方法转向、其命维新等多方面的价值取向、现实选择和路向前瞻。具体来说，上述新研究路向尚需要将如下几个关键问题和重要关系诠释清楚：一是要把中国文论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文论的西方化这一原则诠释清楚；二是要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论的关系、同中国文论的契合诠释清楚；三是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论的关系、中国文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a时胜勋：中国文论话语创新：从话语体裁到知识生态，文艺争鸣2022 年第 7 期。b赵寰、侯清鹏：融合与反哺：B 站破圈的后喻文化解读，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 年第 6 期。188理贡献和实际价值诠释清楚；四是要把中国文论之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论之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的贡献诠释清楚；五是要把中国文论在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人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下应做什么等根本性的文明新形态构建方面的责任诠释清楚；六是要把中国文论如何古今贯通、中西互鉴，如何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