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学纪录片的源起、呈现与走向_龚诗尧.pdf

129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2023年第五期当代人类学纪录片的源起、呈现与走向龚诗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00）摘 要：影视人类学近年来成为一个不断受到各方关注的学科，这个现象源于进入影视人类学圈的圈内人、圈外人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带来不断增加的人类学纪录片产出与相关学术研究活动与成果的攀升。但是，在众声喧哗之时，更应重新认识人类学纪录片，抓住人类学纪录片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基本特征，而与普通的纪录片相区别。因为，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与纪录片的产物，人类学学术研究为第一要义，在形式与技术呈现出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同时，最根本的还要回归到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与研究贡献。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 影视人类学 纪录片学术研究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纪录片受到广泛的关注，数据显示，2015年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年会参展35部作品，2020年学会年会收入90余部作品，至2021年第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收入609部作品，人类学纪录片数量不断攀升，相关文章及著作刊出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体现出学界和业界对于这一跨学科产物的多重关注。一、人类学纪录片的源起1895年雷诺在西非民族博物会上拍下非洲沃勒夫妇女制作陶器过程的影像，其行动的动因并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而是基于雷诺发现沃勒夫妇女的制陶技艺，是不用轮轴制陶法过渡到平面轮轴制陶法的例证1。他使用摄影机将其拍摄下来，并截成图片用于其后的实验报告中。由此，人类学影像从一开始，便深陷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思路与纪录影像到底拍摄什么、为何而拍的实践之中尽管，学界还未真正认识到影像记录手段的重要性，建立起对于纪录影像之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的深切思考。而“纪录片”一词的出现是晚于纪录片之父弗雷哈迪在1922年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1910年开始，从事采矿业的弗雷哈迪，在哈得逊海湾东岸进行铁矿资源勘探，弗雷哈迪却用随身携带的摄影机拍摄了不少“业余水平”的风物人情。在这些胶片不幸被毁后，他带着“拍一部影片来描述爱斯基摩人如何在荒凉贫瘠的北方为生存而斗争”的计划并拿到一些资金支持后重返北方。在过去与爱斯基摩人交往中，弗雷哈迪最终选择了当地负有声望的猎人纳努克作为主要拍摄对象，并与他一起去往海象岛进行捕猎海象行动。最终，弗雷哈迪在与纳努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商议着最终完成了影片的拍摄2。这是弗雷哈迪完成影片后的自我综述。这一段赘述，旨在说明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弗雷哈迪并非“翩然而至”就进行拍摄，而是在拍摄之前，已经在此过了十年的生活；其次，弗雷哈迪在拍摄过程中，根据纳努克的经验与自己的判断，以朋友式的关系商量实施拍摄过程。影视学者聂欣如将影片深入了解对象后进行的拍摄方式认定为“非虚构搬演”，从时间、空间与需求三方面的真实出发，界定虚构与表演的界限，并肯定因其真实价值与生动表现而赋予纪录片非同寻常的意义。3而人类学者徐菡从人类学研究视角出发，认为这部影片围绕人与自然斗争的主题，在方法论角度来看，影片使用了参与观察、文化重构、文化表演等方法，并准确地抓住了人类学“理解、探索、发现”的“神髓”。4两位学者时至今日依然持续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既可见将这部作品影视人类学界与纪录片界均视为重要开端的共识，同时也体现出不同学科对于“纪录片”在本学科的学理与实践层面不同的认知基础，侧面反映出人类学纪录片与纪录片不同的内涵与生成路径。当纪录片走上以真实为本质特征，转入对社会生活的纪实而形成对历史图谱的描绘，人类学纪录片则跨入对他者文化的深入观察与研究，试图以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完成学术的探讨与知识的产出。这个情况的另一面，是诸多人类学学者，亦是最早一批从事人类学纪录片生产与创作者，他们多有感慨当下的诸多影片中，能够称得上是“人类学纪录片”的并不多见，至少从专业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不少入选各种展映的影片中缺乏人类学的学术点，因而难以被划归人类学纪录片、影视人类学片或民族志电影的范畴，实际上更多地属于纪录片范畴。再观青年一代的人类学纪录片的学者，他们有的不断界定人类学纪录片与传统人类学的区别，试图重新整理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尤其是文字与影像的差异，从而试图重拟人类学纪录片的定义。于是，一些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似乎有重新进入讨论的范畴，也是本文集中关注的论题，即人类学纪录片在当下与纪录片千丝万缕的交织关系中，其模糊的边界问题。正如比尔 尼克尔斯所言：“任何一个定义都存在模糊性。”5但定义本身应当是对本体的囊括和回应，尽管模糊性存在，却始终树立一个问题的核心区域，不至于发生本质的偏差和谬误。模糊性如同一扇面向未知的窗，为本体发展带来了多种可能性，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当技术、观念、认知不断进步时，浮于表面的文本开始使用一些新的创作方法、面向新的研究议题，抑或是学科的阶段性繁荣，吸引不同学科眼球的同时，使曾经模糊的边界在新的研究方法与实践创作中被推向远离本体的他方，本体的认知被缚上多层面纱，终致淡化或误读对于本体的把握和深刻认知。纵观纪录片与人类学纪录片的实践、形态、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二者呈现出很多重叠与交汇的部分，而在这个进程中，一部分文本跨越学科本质的规约，而误入对方学科的境地，而这种对本体的偏差认知和实践，并不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因此，重新回到对人类学纪录片的本质探讨尽管这个问题在许多年前曾有过激烈和广泛的关注，但被蒙尘之时的再思考，或可使人类学纪录片在技术、观念的多种更新与更迭的冲击下，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开展更加清晰与自由。本文微信网页版传媒研究 广播电视节目研究DOI:10.13556/35-1274/j.2023.05.040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130二、人类学纪录片的呈现对于人类学纪录片则是影视人类学（AnthropologyFilm）范畴，有时亦称民族志影片（EthnographyFilm），因其最初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辅助手段，因此常被视为与人类学研究同为“向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6。从一开始，影视人类学就成长于人类学学科之下，并伴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蜕变。在陈刚教授与笔者合著的跨越学科的纪录片一书中，曾对人类学纪录片的定义有过相关阐释。人类学纪录片首先应当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于学术研究成果，但同时，因其使用影像为手段，因此又具备了形象性、具体性。从贝特森与玛格丽特米德在研究中，大量的使用影像记录手段，通过拍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而最终剪辑成 巴厘跳神与舞蹈 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 一个巴厘人的家庭 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人类学纪录片，通过最终影像化的动态过程呈现，与最终的文字著作相结合，全面阐释了其研究的全貌7。而这些影片并不单纯属于纪录片，至今也在博物馆收藏，以资研究者使用。庄孔韶教授在与笔者探讨人类学纪录片问题时，立足于“人类学”的限定词，将其与普通纪录片相区分的观点吻合。作为人类学研究成果，人类学纪录片与人类学著作同等重要8，这也意味着，人类学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人类学研究的根本属性，而书写论文和田野拍摄不过是并置互补的两种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者庞涛提出的以人类学学者作为拍摄的主导9以及强调在以“经验研究方式”卷入田野工作之中，最终完成知识的生产、发现经验世界的目的10而学者电影与经验研究均指向人类学研究工作。对于纪录片的定义，最早的理论概括来自英国的格里尔逊，他最早使用“Documentary”一词，指称通过运用“实地拍摄”获取“自然素材”，而最终形成的“高层次的影片”为纪录电影11。格里尔逊的这个论断被普遍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定义。美国纪录片理论家巴尔诺提出“真实感和权威性”作为纪录片之根本12。在我国，尽管存在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关系厘定问题13，但多数学者更倾向于用“真实属性”作为纪录片的“本质问题”，赵曦在其著作中针对纪录片的边界问题14，依然以真实作为纪录片的生命力进行内涵与外延的分析，试图在纪录片模糊与动态的边界中，完成更深层对真实的探询，以促进纪录片的不断发展。正因如此，对于纪录片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可能与现象，从林达威廉姆斯提出“新纪录电影”（NewDocumentary）15开始，更侧重于思想真实，关注虚构与非虚构、故事化与叙事等问题的研究，而部分学者转入纪录片艺术性、美学层面的探讨。由此可见，人类学纪录片与纪录片的关系划定，虽均同属于以真人、真事及时空真实作为创作的基础，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在大文科与跨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纪录片更应被视为是人类学的镜头语言产物，肩负着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使命，建立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影像的方式实现对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的独特呈现，这是与一般纪录片的区别与特点。人类学纪录片是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将人与群体、文化、社会作为研究对象，面向学术研究的多种用途，以影像介入生成对社会的观察，通过产生学理层面的见解面对文化与社会问题，加深对他者、自我及社会的认知，构成人类学综观的组成部分。人类学纪录片的学术观察与研究为第一要任，从米德和贝特森用胶片拍摄土著儿童的生活方式细部，人类学电影从早期就不是为了迎合大众，他们的文化差异研究强调学理而不是传播。当他们研究过后，可以进入图书馆和博物馆资料库，供其他人借阅研究。其实，无论是人类学的民族志影片，还是数量巨大的纪录片，最终都要进入图书馆资料库。例如大阪民族学博物馆有丰富的影片馆藏，其中就有大量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并存，然而，他们和哥廷根电影研究所都更关注影片的人类学专业性质。人类学电影进入博物馆与图书馆，是作为学术上的比较研究意义，因此学术上评估是第一位的。然而，纪录片并不以学术研究为创作初衷，正如欧阳宏生认为，纪录片作为历史的备忘录，是一种映象式的“晴雨表”，并逐步走向由个人行为到面向国内国际传播，经历了国家工具形态到大众媒介形态的转变16。罗森沙尔认为纪录片应当“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互相了解”17，因此，纪录片始终具有一种主体阐释的使命感，即以可见之文化、社会、国家、大众等为展示和表述的对象，基于某种文化、政治、经济、国家价值等为底色而进行的影像建构，通过有效的传播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如果说人类学纪录片是向内深挖，在观察与剖析之中发现某种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范式与特征，那纪录片则是向外生发，他可以不涉及人类学，其导演与组织电影的思想是多元的，更为关注传播的途径，强调传播的效果。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往往是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发现以影像记录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展现人类学既有的主题或参与观察中发现的人类学议题，其利用影像直观、具象的特征展开记录，推动了人类学理论透过镜头表达、诠释和实现新知为目的。但田野工作中往往也有陷入被动观察的困境：如因人类学理论不熟悉而使精彩的镜头错过了学术深度解释的机会（专业观众会说“人类学学术点丢了”），难以展开；因最初的观察式人类学纪录片的学术坚守，需要在田野工作中经由时间与机遇的合力下获得珍贵的研究资料，但一些展现跟拍的冗长镜头，暴露了没有提前做好这一人类学主题的田野功课；其实这一矛盾和困境并非不可以解决；没有人类学的纪录片，如果本身拍得好看，有视觉冲击力，传播效果大众喜闻乐见，也不见得非要把纪录片冠以人类学纪录片，而是让人类学纪录片和纪录片（例如同样拍一个节日）并置，取长补短，在比较研究中共同前进。艺术化的电影表达，还有戏剧、诗歌与绘画的美学表达由来已久，只不过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历程受人类学结构、权力理论影响，情感、诗学和艺术被撇在一边，后者处在陪衬地位，这当然也归结于人类学百年反思的主要内容。增加“艺术”作为表征的人类学纪录片，意味着追寻一种“有意味的形式”18。贝尔的“意味”与“形式”，对于一部人类学纪录片而言，或可阐释为来自田野工作的知识生产过程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主观化的结构，这是一种直视人类学纪录片中创作者主观书写与表达、影像主体成为并不客观的、被建构的对象的看法的延伸，因其落脚点在于对这种用影像进行自我阐释、完成研究成果呈现的接受与思考。马库斯称之为“被设计”的人类学19，梅婕帕斯特玛称之为“去殖民化”后一种地方美学思想与叙述的表述方法20，而二者的观点都指向主观介入影像创作的后真相样貌与艺术化表达的双重旨意。因为，摄影机在实践中参与人类学的研究并通过最终成片的影像再结构完成知识的生产，它既是一种通过影像再造与现实同质化的框架而形塑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从而获取知识的媒介21，也是一种能动的介于作者、被摄者与观众之间主体书写的工具22。摄影机并不单纯记录，而是作为一种主体观察与主体间性记录的工具，着力在人类学关注的知识点进行影像的深描，因为人类学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它拥有理解文化多样性的擅长，而如果想更好地解释地下遗址或当今的社会分层，那么纪录片还可以摄制成考古纪录片或社会学传媒研究广播电视节目研究131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2023年第五期纪录片，然而都是学术意义上。相比而言，由于人类学的田野镜头诠释历史较为长久，影视人类学更为普及罢了。三、人类学纪录片的走向我们所关注的人类学纪录片，至今已经拥有逾百年的历史，庞涛基于高丙中“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23三个时期的划分方法，认为中国人类学纪录片经历了“业余影像民族志”“专业影像民族志”“后现代实验影像志”和“新时期影像民族志”四个时期24，在时间进程中具有一定的道理。新时期伴随着交叉学科和技术快速变革与观念更新推动的田野工作方法与认知的步步深入，进入人类学纪录片的本体论追索、方法论与文本分析25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启了新生面，一些来自实践与学理层面的新经验，使得研究者如何有效利用技术的支持，将研究的主体性表达借着影像的力量，经由学术可鉴别的设计与实验而得以更新。现在中外学者的新的学术前沿交流已经在跨学科的交叉试验中获得了新的理念与理论，我们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新时期影视人类学的实验理论建构的转型期。无论是人类学学者个体的写作与拍摄生涯，还是人类学百年理论方法的历程中，大体都经历初期的田野写作与拍摄尝试，从直观记录到文化的笔端与镜头诠释，以及诠释的诠释，但是如果没有理论与实验的进一步探索，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既有步伐就会停滞不前。在以马库斯、费舍尔等后现代学者对人类学书写批判26的冲击下，人类学纪录片在继续呈现社会文化的现实观察之时，也有学者开始进入影像作为导演“将自身投射于他人的延伸形式”，27这体现一种本体思想的让渡，即人类学影像的产生，超越“真实性”科学研究精神而进行的对现实世界的关照与呈现，而是作为个体的导演之主观意图借由被拍摄世界中的客体的外化。因此，人类学纪录片方法论层面，不再仅仅满足于以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思想为指导，在主流的观察式纪录片的创作方法外，而开放地接纳多种可能的影像书写方式。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始于现在。早在二十世纪让鲁什的多次实验性的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对当下创作依然有启发意义的手法，如1972年安拿依的葬礼中加入导演本人作为吟游诗人在画外进行的大段法语诗歌旁白以及多组象征性镜头的运用，张敬京称之为经由让鲁什审美处理后的部分真实，提升了影片的文学性与审美意境。28张敬京的分析建立在将影视手法与普通的纪录片的比较之上，因为同时期的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创作风格影响下的纪录片，呈现出对真实的观察式的呈现。雷亮中认为让鲁什创作是影像在经历对文化的呈现、阐释之后，所出现的“表达”。29无疑，让鲁什式的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像书写，已经体现出强烈的个人性与风格化特征，并非严格遵循写实的影像呈现的创作方法。而这更早的可以通过其1960年创作的夏日纪实中，将影片拍摄的商议过程、街头采访与最后受访者观看拍摄内容进行反馈这三个部分按时间顺序组接成片，更直观地可以感受到人类学纪录片影像书写方法始终行走在创新之路上。不难看出，人类学的不断反思，推动了影视人类学片的跟进。不过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田野研究这个出发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携带着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更好地寻求文化解释、寻找新的文化综观。新的技术与理论挖掘促进了各国人类学家转入对于多种不同于以往的实验性探索，其中人类学的整体性认知也是在新的技术和新的反思性理念基础上做实验性探索的。因此这种人类学电影的新的实验除了沿袭作品完整性结构与故事性以外，更多地呈现出基于“真实”与“真知”双重并行的要求，而具象与非具象并存的人性、情感、信念、神话等涉猎的新旧主题，已经开始打破传统的拍摄惯习，一种多元包容的动态边界，拥抱了更多新样式的人类学纪录片，如网页式互动纪录片、动画纪录片等。这里可以说影视人类学的个人与团队拍摄选择，既可以使用直观的“老手法”，也可以参与新实验，并不意味着早期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方法过时，也不意味着只能恪守传统。以往克罗伯指出，人类学所进入的精神探索和借鉴的时代是以流行思潮的昙花一现为特征的。30当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与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个性的复杂发展中，越来越呈现出同质化与异质化双向互动的特点。因此，以单一的视角、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去做人类学的研究似乎变得不合时宜。有学者认为，在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在人类文化的研究范畴，影视的手段得到了更加独立的地位，因此应用“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取代“人类学纪录片。”31这种提法说明在跨学科与专业的时代，在单一学科与专业视角内的任何议题“更新”构想都要小心，而在人类学学界则不会提出这样的议论。因为人类学的分类构成无人质疑，即使文化研究为议题的人类学纪录片数量较多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类学已经建立了生物-文化整体性的框架，而且文化的主题包含着人类学生物性的组成，譬如众多人类学者卷入的医学人类学议题，包括电影，在文化的现象下已经包括了人类生物性的整体性存在，例如庄孔韶的虎日、庞涛、雷亮中的神圣的治疗者都涉及人类生物-文化整体性的两个重要的整合侧面。因此“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提法应该说在学术上不够小心！而且，这种提法还有可能出现未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学纪录片的新的多种可能性的问题，亦无法包含现在人类学纪录片正试图超越社会与文化的传统视角限定，转入探索对新技术变革下，对新问题的关注与涵摄。在科学快速发展时期，为了便于开展研究，学科以科学主义为指导不断被精细分类，从博厄斯在1898年创立人类学学科时所包含的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四个研究领域，到四个领域纷纷成为独立学科，并在各个学科持续地深入展开知识生产，而至今日，每个学科之下又分出不同面向的多个小方向。但要处理上述的文化呈现的复杂现状，某一个小方向的研究很难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行全面的把握与分析。因此，跨学科合作与学科综合发展的大文科发展之路似乎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应走之路。庄孔韶教授认为，未来或将出现新的角色，即“跨越学科的专家与多面手”，建立跨学科学术团队或学术共同体。32其所见及实践均指向如何在复杂多样的全球化境遇中，跨越单一研究模式的窠臼，更为从容与多角度地应对人类学研究议题的丰富性与动态性。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导的镜头语言组织呈现，而不是普通记录社会的影像表现，精彩的纪录片可以不用人类学，而人类学纪录片、民族志电影和影视人类学的定位则在于其更深层次的基于人类学议题研究为出发点，以人类学知识生产为目的的基本学术特性。因此，这种人类学电影研究的过程与结果，需要人类学的指导与评估，最终成果符合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并通过影像完成人类学知识的生产。因此，人类学纪录片需要展示人类学的学术观察与学术发现究竟在哪里？即一部冠以人类学的电影中，我们如何找到哪里是人类学的学术贡献之点？人类学纪录片始终围绕着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展开作为教学、研究以及学术探讨33的不同路径的创作。正如法国范华教授在妙峰山中完整的仪式记录与呈现（可能非人类学专业的大众传传媒研究 广播电视节目研究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132媒或电视台要删节），赋予了这个进香过程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价值。然而在片末，一队不期而至的进香村落团队遇到了妙峰山人的阻拦，于是展现的沟通过程则是明显的组织人类学视角，充满人类学的意味。人类学的师生们一看便知人类学在一部纪录片里的作用。妙峰山的田野研究的，无论是写作文本还是电影，人类学的贡献都清晰可见。但这部电影如果放在大众电视台至少需要删节仪式过程。所以说大众传播的目的的确和人类学不一样，有的学者认为删节版适于大众传播，也许是吧，但仪式过程的外行删节是败笔，失去了学术的价值，从历史性认知的意义上看更是如此。庄孔韶的金翼山谷的冬至也包含道教的人类学展现，当电影道教仪式即时记录和“网红”插播诠释中，既为学者也为观众展现了红头和黑头道士并存的现象，而这正是正一派宗教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学术点，在这一点上，冬至人类学电影和道教人类学专著中的同类议题形成了不同凡响的展示与诠释意义。以上两部电影恰恰说明了人类学纪录片和纪录片的差别，各具不同的意旨。今日影视人类学日新月异，融合了多种研究手法并存的特征。尤其是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影响了文化表征的多元方法，所谓多模态的手法伸向了电影、电视、网络媒体、戏剧、诗学、艺术等，交叉学科和交叉方法的多元类别并置。当今一个学科与专业的学术思考与发展，已经到了不能不跨越学科的时期，例如人类学影视制作也不能只凭工作经验信口开河，误人子弟。因此人类学纪录片需要人类学专业的评估，即一部人类学纪录片的人类学在哪儿呢？这就需要每一位学人跟上学术递进的脚步，更多地开展理论和方法的专著阅读、研讨和创新实验，因为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尺度是第一位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因此人类学纪录片要找得到人类学的学术点所在，凸显人类学对纪录片摄制的先在的意义所在。人类学纪录片的学术焦点不在于大众传播，它不是人类学纪录片的判定根据。然而，人类学纪录片和纪录片并置互补的机缘是存在的，例如，不是所有的人类学课题都可以做示范传播和应用，然而在恰当的课题和时机，人类学纪录片也可以进入大众传媒与应用，此时讨论的是面对公众传播的跨学科互补问题，而不是改变人类学纪录片本身的学术定位。注 释：1埃米莉德布里嘉德.民族志电影史A.杨静，杨昆，译.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M.王筑生，杨慧，蔡家麒，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5.2罗 弗莱哈迪.我怎样拍摄 北方的纳努克 J.陈梅，译.世界电影，1981（4）.3聂欣如.纪录片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0-24.4徐菡.北方的纳努克 启示：民族志电影方法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5比尔 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29.6戈德施莱特.民族志电影：定义和解释A.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M.王筑生，杨慧，蔡家麒，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7陈刚，龚诗尧.跨越学科的纪录片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209.8鲍江.生活世界影视人类学理论J.电影艺术，2020（1）.9庞涛.“学者电影”的主张与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02224庞涛.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及其观念基础J.民间文化论坛，2021（3）.1133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片的首要原则A.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00.12埃里克 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M.张德魁，冷铁铮，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282.13高鑫、钟大年、朱羽军等学者都有阐述专题片与纪录片界定的相关论著。在多种观点中，既有认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节目类型，也有为了研究的方便，将此类纪实类作品统称为纪录片的观点。14赵曦.真实的生命力纪录片边界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6.15单万里.纪录与虚构.纪录电影文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3.16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2.17姜娟.主体视点 表达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18克莱夫 贝尔.艺术M.马钟元，周金环，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4.19LukeCantarella，ChristineHegel，GeorgeE.Marcus.EthnographybyDesign：ScenographicExperimentsinFieldwork.London：BloomsburyPublishingPlcpress.2019.p.2.20梅婕帕斯特玛.影视人类学的趋向：政治、美学和认识论M.张静红，译.电影艺术，2020（1）.21NadineWanonoGauthier.DeLaMaisondesailesd orauSolsticed hiverune：gnalogiecrativeauservicedel anthropologievisuelle.Journaldesanthropologues，2019：156-157.23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25朱斌，杨焕丽.步步深入：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热点述评（20102019）J.电影文学，2021（9）.26乔治E 马尔库斯，米开尔 M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59.27大卫 马杜格.迈向跨文化电影：大卫 马杜格的影像实践M.李惠芳，黄燕祺，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6：43.28张敬京.让 鲁什 安拿依的葬礼 中的人类学诗学J.广西民族研究，2019（4）.29亮中.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1）.30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31赵鑫.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现存问题及发展对策J.电影艺术，2017（5）.32庄孔韶.从生态、电影到绘画：人类学跨学科研究和适时中转J.西北民族研究，2021（3）.作者简介：龚诗尧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讲师职称。【责任编辑：温华英】传媒研究广播电视节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