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史话语构建视域下的汉语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pdf

中国科技术语/2024 年 第 26 卷 第 1 期专题术语知识话语:中国术语学研究新视域专专题题主主持持人人:魏向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润泽(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主持持人人寄寄语语:话语即言语,是人类沟通实践的产物。话语的构建与传播是言语交际主体表达思想、传播知识乃至反映现实的语言实践、知识实践与社会实践工具。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的术语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特色术语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成为学界共识。术语不仅是一个去语境化的语符标签,同时也是一个交际单位,在具体使用中扮演着传播知识与构建话语的关键角色。在学术、政治和文化领域,话语的生成、(跨语)传播与应用均与术语有着密切关联,术语对于不同类型的话语实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在中国本土相关话语构建与传播领域留下了诸多术语实践印记,记录着术语与学科知识、社会政治与各类文化形态的纹理交织,值得挖掘与反思。当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不同领域中外知识的交互融通以及古往今来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都离不开术语实践的重要支撑。鉴于此,我们组织了 7 篇相关文章,旨在探索中国术语学研究新视域中的话语实践问题。学科史话语构建视域下的汉语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刘润泽 黄鑫宇(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摘 要:立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史话语以记录中国本土学科知识之源流脉络为要务,可以说是汉语学科身份及其地方性价值得以确立之本。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中,各汉语学科知识体系相继经历了从自主知识生产到中西知识接触及竞争等发展阶段,这一独特历史路向非籍西方学科史观可予以统述。各汉语学科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实则伴随着传统术语与外源术语的类型分化与源流消长。借助汉语学科术语系统的发展史研究,能够从整体上明晰相应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从而为重述中国学科史提供参照。与此同时,开展各学科领域传统术语遗产的挖掘与阐释,则是中国学科史话语构建应有的题中之意。关键词:中国学科史;术语系统发展史;话语构建中国分类号:H083;N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339/j.issn.1673-8578.2024.01.007收稿日期:2023-10-29 修回日期:2023-11-2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20YJC740036);江苏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3YYC008)China Bas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History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ology/LIU Runze,HUANG XinyuBased o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the discourse of disciplinary history takes record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 China as the key task,which can be said to be the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identity and local valu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iscipline.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sistent inflows of Western learning,Chinese disci-plin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successively gone through the phase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pro-74China Terminology/2024 Vol.26 No.1duction and that of Sino-Western knowledge contact and contest,which obviously dont parallel the route of Western discipline devel-opment.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Chinese discipline is attended by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Chinese terms.Tracing down the origin of indigenous termin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inflows of translated ones is a reliable way to sketch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And the mining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rminology heritage in various disciplines is instru-ment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Chinese discipline history.Keywords: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scipline;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terminology system;discourse construction0 引言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学科理性的本土传播对中国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对汉语学科话语的系统性外在补给,在内隐的学科认知层面,移植而来的西式学科标准也在悄然塑造着国人的学科观,展现出强大的学科话语同化效应。西化的学科史话语取向也由此滋生。如今,谈及中国各学科的历史,我们似乎习惯于从“西洋的新旧学说”讲起,按照西方学科史的话语方式,将政治学、逻辑学、伦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诸多学科的始源一致回溯至亚里士多德,而中国传统学术知识谱系则被扣上“前学科”的帽子,时常一笔带过。这一西化的学科史学话语方式无形之中会极大消解本土传统术语知识的价值,进而影响其现代转化,无益于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创新发展。实际上,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同样具备学科知识特质,是用以书写本土学科史话语的重要素材,值得系统挖掘与深度阐释。在社会学领域,当回应“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对待、怎样探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这一关乎“探寻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问题”11时,景天魁以传统概念“群”“伦”“仁”“中庸”为基础,通过“合群”与“能群”两个范畴,在“修身”和“齐家”两个层次上,提炼出“身”“己”“性”“气”“义”“利”“信”等 30 个基本概念1,由此构建出一个群学概念体系,为重述中国社会学学科史提供了新思路。这一立足于本土术语系统源流的国别化学科史话语构建思路对于其他学科同样具有方法方面的借鉴意义。学科史话语以呈现本土学科知识源流为要旨,而学科知识的延绵传承需借助学科术语系统这一根本要件得以实现,学科史的演进一定程度上是与本学科术语体系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反之,学科术语作为学术话语中非常重要的形式与内容双重中介物,其系统演变轨迹也是用于记述学科发展脉络的可靠标识。要言之,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在学科史话语构建中的功用不容忽视。1 汉语学科术语系统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广义而言,学科通常被视为一种学术门类标签。关于“学术”,辞海将其释为“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22604,而“学问”,则指“知识;学识”22604。不难看出,知识性是学科的本质属性。学科之名得以确立,需以底层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这个意义上,学科史则可理解为专门领域内的相关知识历时累积的过程。而作为学科知识延绵传承的根本要件,学科术语系统也会伴随这一过程不断丰富与发展。当我们聚焦至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知识体系演化的历史语境时便会发现,各学科汉语术语系统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十分鲜明。谈及中国的学科发展,我们常常将其归功于西学的传播。实际上,西学赖以传播的土壤,亦即中国原生学术话语生态,原本也孕育有自成一体的学术传统,其中当然也蕴含着知识性的学科思想与地方性术语资源,亦即景天魁在梳理中国社会学学科史时曾明确提出的“学术之源”,即“一个学科的文化基因、文化之魂”137。只不过,因历史使然,中国人文社科话语未能按照这一自足而传统的学科化逻辑持续发展下去。“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人开始翻译西方书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引入大量西学论著,开启了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程。”3109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西学汉译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鞍形期”内尤为活跃。其间,源自西方的学科之名便大多汉译创生于这一阶段,它们的汉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着西84中国科技术语/2024 年 第 26 卷 第 1 期方学科话语体系与学科观的同质化影响。如果说,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植入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被动性,那么,中国现当代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余年期间,我们对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与话语体系的译介性输入则更为积极主动。在此期间,以西式学科为标准构建中国人文社科话语体系成为实践常态,大量西方学科术语以汉译新语的形式进入中国学术话语的基础表达体系。从这一历史观出发,中国的学科史实则经历了本土学术传统的绵延与中西“智识线”的交汇等一系列复杂知识实践阶段。伴随着这一独特的知识实践进程,本土传统文化知识谱系不断被改写,中国各学科术语系统的内在理路和表征形态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鲜明的源流之别与中外之分。其中,“汉语学科知识之源在于中国人文传统,或具体而言,在于中国传统术语概念群,而中国学科知识之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外来学科术语的汉译及其传播应用”4145。显然,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并非纯粹借助西方学科史可予以统述。反之,若贸然从西方现代学科话语出发,片面地认识本土学科史,无异于将中国学科史等同为西方学科传播史。汉语学科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的旨趣在于立足中国学科话语历史演进的全局观,以各学科汉语术语的类型分化与系统演变为线索,对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源流考辨,透视各汉语学科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史话语构建的共同诉求。下文将以史学为例,扼要分析中国史学学科发展与汉语史学术语系统演变之间的历史交织,以此呈现汉语学科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的可行路径与潜在价值。2 汉语学科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路径 以史学为例2.1 中国史学传统的术语之源顾名思义,史学即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实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为史实,二为认识、呈现与解释历史的方式,亦即历史观。在我国历史上,记录史实、编纂史料的实践发端久远 “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当以殷商时期的甲 骨 文 记 载 和 西 周 时 期 的 金 文 记 载 为 标志。”5121其后,不同门类的史料编纂模式相继发展成熟,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史料编纂谱系,其中包括正史、编年、杂史、传记等。关于这一方面,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做了详述,并总结出十种二十二类中国传统史学派别。这一套谱系范畴本身正是中国传统术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关于考异、考证、商榷、札记、史论、史评、史注、史表等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恐怕在当代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并被赋予新的含义、新的生命力”624。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史料文献中,当然还包含着诸多反映本土历史事件与社会形态的概念表达,如“少康中兴”“用夏变夷”“王田私属”“禅让”“宗法制”等等,这些同样都是中国传统史学术语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史料编纂与历史观实则相辅相成。史料编纂实践在更新人们对史实之认识的同时,时常会促进形成新的历史观,并激发产生新的史学思维。我国早期史学理论创新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史料编纂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的。例如,汉代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继承的是历史循环论,并基于纪传体通史的编纂路径,开创了“通变”这一史学思想;唐代刘知几编纂史通,“条理唐以前之业绩”71,立“史才三长”之论;清代章学诚通过文史通义阐发史意,其中的“史德”之说,“是中外史学史上的绝唱,精辟深奥”8164。由此可见,这些著作不单单是汇集史实的史料文献,更是具有理论价值的史学文献,其中蕴藏着本土史学思想生发与绵延的线索。在这些史学文献中,“历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历史、史学方面的范畴和概念的不断探讨,都推动着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领域的发展”623。这些在传统史料编纂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术语,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术语系统中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就语符特征而言,单字型术语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术语中特有的一种类型。例如,孔子提出的史书三要素包括术语“事”“文”“义”;刘知几提出的94China Terminology/2024 Vol.26 No.1“史才三长”论包括术语“才”“学”“识”等。这些单字型术语具有基础性学理价值,在中国传统史学话语的生发中发挥着话语“基因”的重要作用。例如,章学诚提出的“史意”正承启于孔子所说的“义”;“史德”也是对三才之“识”的进一步阐发。而在概念层面,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术语多同史料编纂实践中的方法、体例与原则相关。例如,“典制体”“会要体”“纪事本末体”等隶属史书体裁范畴;“书法不隐”“为尊者讳”“五不可”等是前人总结得出的编史原则;就连章学诚提出的“圆神”和“方智”这两大史学宗门,也都同“撰述”和“记注”这两类史书的特征相呼应。在中国人文传统中,撰史往往被赋予彰往察来、鉴古知今的功用价值,上至经世治国、下至伦理情操无不在历史总结与反思的视阈之内。对此,张光直曾总结道:“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有显明的道德价值取向。”91对“道德价值”的强调,是中国本土史学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史学的知识生产实践,乃至影响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统摄维度的丰富性。其结果是,“深入的系统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考的缺席仍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缺陷”1018。这一情况反映在术语系统中,便表现为史学理论术语的类型过于单一。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中国社会与学术生态面临大变局的情形中,史学作为中国本土学术谱系的核心支脉,开始遭遇西方史学话语的冲击。自此,中国史学逐步开启了由自足发展转向以话语输入为主的“新史学”构建之路。汉语史学术语系统也随之发生流变。2.2 中国史学革命中的术语流变上文谈及的中国传统史学,在年代划分上,通常以清代前期为限5。之所以这样划分,大多是因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之路在清代中后期发生了巨大变革,那便是梁启超提倡的“史界革命”。中国传统史学以撰史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新史学范式则侧重对历史现象背后“公理公例”的揭示,其连带的理论空间自然也更为广阔。这一“史界革命”,毋宁说是一场史学话语革命。在此期间,“国家、群、国民、社会等术语成为梁启超反思传统史学,创立新史学的概念工具”11136。这一史学革命的提倡由史料本位转向理论本位,可以说是我国史学学科发展现代化转型的标志,也是我国系统移植西方史学知识与术语体系的开端。自此以后,“中国史学家开始明确主张使用西方术语讲述自身历史”12189,大批源自西方的汉译史学术语进入到中国史学话语语境当中。从术语的类型来看,在译介而来的史学术语中,一方面包含世界史视阈下的史实陈述类术语。例如,19041906 年间先后分册出版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就引入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诸多西方概念13;这些大多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用来描述、反映自身历史特点的概念和术语”14170。另一方面,这些汉译史学术语中,还有一系列源自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阐释类术语。其中,较早传入中国的是一批基于唯物史观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术语。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在五四运动的带动下迅速传播,成为新史学中的显学。直至翦伯赞先生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的一系列术语的译名得以定型。除此之外,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中期,一批颇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名著也陆续被译为中文出版,如何炳松译新史学(1924),李思纯译史学 原 论(1926),陈 石 孚 译 经 济 史 观(1928),向达译史学史(1930)等。在这一学术翻译浪潮中,源自西方的汉译史学理论术语的体量也明显增加。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说又为中国史学在其开放性发展的道路上带来了“二次革命”。这一时期,西方史论名著的汉译规模进一步扩大,西方史学术语的汉译实践随之成为常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次虽然与 20 世纪初同样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不过这一次西方新史学较前更多地向运用多学科方法发展,因此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5149。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方史学社会科学化思潮的本土传播与影响。随着这一社会科学化研究范式移植至中国史学生态,产生了一批诸如“历史生态”“社会性别史”“实05中国科技术语/2024 年 第 26 卷 第 1 期证史学”等跨学科史学术语,汉语史学术语的概念类型也愈加丰富。由上可知,西方史学的译介对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国史学不再局限于本土历史现象,而是以史实类术语为中介,观照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缘历史。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结构与话语逻辑都遭到一定程度的解构,而西方史学理论术语网络转而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话语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史学术语的翻译,在促进传播西方史学知识的同时,还引发了知识再生产与理论话语的本土化延异现象,这就为本土原创新术语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例如,李培锋提出的“史学客观性”,李振宏强调的史家“主体意识”,张荫麟主张的“默证之适用限度”等等,均是本土术语表达创新的典范。当代汉语史学术语系统无论在陈述或是解释史实方面都呈现出中西杂糅的特征。3 汉语学科术语系统发展史研究的话语构建价值 纵观上文初步描绘的中国史学术语系统发展史,自 20 世纪初中国史学革命发轫以来,汉语史学术语系统由于中西知识的接触与竞争而产生了源流之别。代表中国史学之“源”的传统史学术语系统趋于蛰伏,而汉译西方史学术语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成为主流话语工具。这一术语系统的源流消长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人文社科领域其他汉语学科知识体系的历时发展共性。当然,对于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中不同性质的学科,西学东渐带来的话语影响会有差异。例如,对于以教育学、民族学、艺术学等为代表的汉语学科,本土丰富的现象与经验材料是汉语术语系统形成所依托的重要话语资源;而以统计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等为代表的汉语学科,由西学话语横向移植带来的术语系统影响至为深远。如此,各汉语学科术语系统的源流演变实际以及呈现出的中西杂糅特质自然也不尽相同。术语作为表征学科概念的语言符号,其系统构建与发展事关学科知识的谱系演化。不同学科的知识话语形态都有赖于术语系统的底层构建,这同基因作为生命表征的基础是同样的道理。较之于生物基因,术语作为学术话语基因,同样具有构成与演化的形态兼功能复杂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当属术语作为学术话语基因的“记忆基质”这一基础功能。具体而言,“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刺激都在有机体上留下了一个印迹”1685,借助汉语学科术语系统这一“记忆基质”体系,有助于从整体上描摹各汉语学科话语历时演变的轨迹与特征,能够“知其变迁、发展之由”,从而深入认识相关汉语学科的学科史。在相应学科的学科史话语构建实践中,这就需要深入至各学科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语境,对汉语学科术语系统的源流嬗变进行批评,其中,对汉语术语系统之源的探颐与汇知尤为关键。无须赘言,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关于文、史、哲传统人文研究的话语资源尤为丰富,其中也蕴藏着大量具有学科知识价值的术语遗产,非常值得进一步挖掘与继承,同时也为当下中国学科史话语的完善提供了话语依据。例如,除本文前述的史学学科,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从原域文论、教化文论到形式文论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群17,其中“文的知识谱系就其所关涉的意义空间的广阔性、衍射性和多维度而言,并不亚于西方现代诗学”1737。关于哲学话语,“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186。不难想象,这种多元思想源头的汇集又会产生多么丰富的术语概念体系。对此,张岱年曾总结道:“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自然哲学的概念范畴,二是人生哲学的概念范畴,三是知识哲学的概念范畴这三大类亦有交参互函的密切联系。”19450相比于文、史、哲这种传统人文研究领域中本土传统术语生态体系的自足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学科话语资源则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它们往往孕育于传统人文哲学思想之中。例如,在法学领域,名学中的“类”“故”“譬”“效”等重要范畴对中国传统法学话语的发展产生了深刻15China Terminology/2024 Vol.26 No.1影响20;在墨子荀子等哲学经典中,也早有关于“法”“礼”“君”“罪”等中国传统基本法学概念的记载和说明21。相应地,一些重要的传统法学术语概念也都可以追溯至不同的思想流派,如“明刑弼教”“亲亲相隐”“原心定罪”等源自儒学著述;“刑无等级”“循名责实”“以法治国”等是法家的主张,等等。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源流轨迹,如“先秦的心性说,汉晋的形神说,唐代的佛性说,宋明的性理说”等都是从传统人文话语中分化出来的心理学相关话语22。即便是诸如统计学这种以科学性著称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话语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我国在上商、周时代就产生了统计思想。周易系辞上中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统计分类(组)思想;尚书虞 夏书 也提出了关石和钧 的统计平均思想。”231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中,相对于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中国传统术语群落及其知识体系表征常被视为一种“非典型”话语,这种所谓的非典型性实际上是一个主体驾驭的认知标签,一个以西方学科话语为参照系运作的产物。若一味在西方学科话语框架下来规范中国本土学科话语,实则同人文社科研究的精神本质与学科理性的实质内涵背道而驰。无论是在人文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传统术语资源都具有广阔的系统发掘空间。这一术语遗产挖掘与阐释实践是重塑汉语学科身份价值进而构建中国学科史话语的重中之意。4 结语“学科”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于历史时空的形式”24107。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所处的历史时空有其特殊性,各学科故而也有其独特的记忆储存和发展轨迹。整体来看,汉语学科发展的底层逻辑是西学东渐背景之下的知识迁徙实践。这种知识迁徙以译介活动为枢纽,其实质是在本土学术传统和西学体系共同博弈之下产生的知识再生产活动,并由此形成汉语学科话语生发的独特逻辑,即从传统学术的自足性发展,到学科话语广泛西化再到反思性构建这一历时轨迹。中国学科史话语也需要建基于这一历史实际。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学术话语西化现象,学界便提出过“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的理念。这一理念所倡导的正是对本土传统学科知识之价值的重估与再思。如今,走出“群盼西化”“群相喜新而厌旧”的激进学术文化心态,学界愈发需要正视这一话语构建理念,立足于大学科观,“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25,重述中国学科史。这方面,汉语术语系统作为各学科知识“基因”表达的载体,其发展史研究与源流考辨在中国学科史的话语构建实践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探察“汉语术语及其应用的现实与历史复杂性及其关联”亦是当前中国术语学研究有待进一步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268。借助汉语术语系统史回归中国本土学科知识实践的历史语境,进而反思与构建本土汉语学科的文化学术身份与价值,是当下中国学科史话语构建应有的题中之意。注释 1902 年,梁启超在新史学学之界说中,提出了“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观点。此外,李成瑞在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序中还指出,“汉字中的数算两个字,至今被视为统计的先导 计数方法的活化石。古代的数字,左边是一条绳子打了一串大小不同的结,右边是一只手;算 字从竹到具,表示以小竹签(筹)为工具进行计算”23。参考文献1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3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 刘润泽,魏向清.作为方法论的术语批评与中国学术话语创新构建:从恩格斯的“术语革命”论谈起J.南京社会科学,2021(7):139-146.5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5中国科技术语/2024 年 第 26 卷 第 1 期6 瞿林东.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1(2):21-27.7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8 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陈星灿,译.考古与文物,1995(3):1-10.10 王学典.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江西社会科学,2005(6):15-26.11 赵梅春.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2(4):135-140.12 杨念群.中国史学表述“西学化”的源起及其演进.中国书法,2016(8):189.13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1996(2):5-25.14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2004(1):165-190.15 商传.传统史学、新史学与社会性别史J.历史研究,2002(6):147-150.16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7 吴兴明.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谱系M.成都:巴蜀书社,2001.18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20 高恒.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J.中国法学,1993(1):102-110.21 何勤华.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关于中国法学近代化的一点思考J.法学研究,1998(2):133-142.22 杨鑫辉.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J.心理学报,1983(3):289-293.23 莫日达.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4 章清.“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7(3):107-128.25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26 魏向清.“中国术语学”的名实之辨与学理之思:兼议“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确立J.中国科技术语,2021(2):3-10.作者简介:刘润泽(1991),男,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维也纳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中西译论比较等。在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编著2 部,主持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各 1 项。通信方式:liurunze 。黄鑫宇(1993),女,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在中国翻译文学跨学科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7 篇,主持江苏省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通信方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