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pdf

54T.43No1第43 卷第1期dDeBpaJb2024r.2024年2 月中国俄语教学PYCCKMJ3bIK B KWTAE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海南大学吕卉提要：俄罗斯汉学家马丁诺夫结合苏轼“尽展其彦，尽泄其才”的人生际遇，论述苏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佛、老、孔”融摄哲学思想。其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于采用“帝国理论”视角，采用“帝国”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考察苏轼哲学思想与中世纪“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实质背离，论述儒家思想实践与帝国治理的关系，阐明苏轼“不为大用”的根本原因。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方法思路和价值判断为国内学界苏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他者视角借鉴。关键词：A.C.马丁诺夫苏轼哲学思想帝国理论中图分类号 H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 0 2-5510（2 0 2 4）0 1-0 0 53-10引言帝国研究的回归是2 1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学术动向。国内学界已有争论能否使用“帝国”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而苏联学者倒是在2 0 世纪7 0 一8 0 年代就在使用“中华帝国”（Me p a T o p c K H i K H T a i）这一概念阐释15世纪的中国国内政治（BoKIa H H H 197 6），分析中华帝国的外交政策概念及其实施路径（l e p e Jo M o B1983）。汉学家马丁诺夫（A.C.MapTbIHOB，193 3 一2013）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丁诺夫长期从事中华帝国、中华古代帝国治理和儒家伦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译介有两卷本的论语（MapTbIHOB2001），出版了有关孔子（MapTbIHOB2000）、孟子和苟子（MapTbIHOB2000）的儒家经典思想研究专著，以及关于中华帝国的研究成果：朱熹与中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M a p T b IH O B198 2）、中华帝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国家自称（MapTbIHOB1985）、中华帝国的国家与伦理（MapTbIHOB2019）等。马丁诺夫对中国古代帝国权力结构的研究自成体系，方法独特，具有世界普遍意义，既适用于社会研究，也适用于所有帝国史研究。马丁诺夫还在佛学与儒学：苏东坡和朱熹（M a p T b IH O B198 2）和意识（心）论：朱熹的哲学遗产（MapTbIHOB2002）等研究中提出了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马丁诺夫根据宋史苏轼传的记载，将人生遭逢际会和哲学思想演进相结合，对苏的人生经历、政治生涯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深人细致的分析，系统论述苏轼佛、老、孔杂的思想理论与个体实践，全面考察儒家苏轼、道家苏轼和佛家苏轼的哲学思想。马丁诺夫分析了唐、宋王朝的君臣关系，指出了中华帝国的政治理论核心是皇权学说，将为帝国服务的政治家视为恩惠对象，激励措施是*本文系2 0 2 3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俄罗斯的苏轼作品译介、思想研究与文化传播”（H NSK（ZD ZX）2 3-14）和2 0 2 2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多语种图文版海南东坡一百问”（HNSK（ZD ZX）22-19）的阶段性成果。55卉吕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哲学思想研究回报君主的“恩典”，促使臣子履行职责。君主的青是促使臣子采取行动的最重要刺激因素，君主与臣子的互动是“刺激与反应”，这一机制完全不可动摇。如果臣子对君主给予的刺激反应不完美，将被视为违反了臣子的行为规范，是针对君主个人的犯罪。在皇权学说视角下，苏轼属于典型的“忘记皇恩”（MapTbIHOB2019:88）。马丁诺夫是俄罗斯汉学界苏轼哲学思想研究的奠基者，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价值判断。这一他者视野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本文拟对俄语世界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进行引介、分析与评述。一、苏轼的“佛、老、孔”融摄哲学马丁诺夫在阐述皇权神圣性时指出，佛教没有成为中华帝国的主要宗教，因为皇权只是利用所有宗教信仰的共存来维持公共秩序，而不允许任何宗教信仰凌驾于国家之上。在探讨中国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与儒家人格精神世界的关系时，马丁诺夫以著名思想家、“宫廷阴谋的受害者”苏为例，研究儒家思想的特点，认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深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独立和个性是儒家人格所具有的刚性的社会取向，不柔软，也不通融。（MapTbIHOB2019:6)1.北宋国家意识形态与哲学思想的关系马丁诺夫在佛学与儒学：苏东坡和朱熹（M a p T b IH O B198 2:2 0 6）中介绍了北宋“佛、老、孔”（o，a o，K y H）融合的历史背景和人文氛围。北宋初期，宗教政策趋于温和，儒学、佛学和道学并存共重，社会文化空间中形成了三种哲学思想融合的积极过程。佛教人华越千年，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教义共同发展融合，世俗化进程加快。君主试图复兴儒学价值观，期望用新儒学解释王朝更迭的合法化问题。新儒学吸纳了佛道两家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三教合一的基础。马丁诺夫认为，新儒学具备实用主义帝国意识形态所需的所有要素，成为国家达成内政（维护稳定、天灾祈祷）和外交（促进与佛教地区邻国的友好关系）目标的手段。（MapTbIH0B2019:54）马丁诺夫将儒学简化为两个基本原则：修已和治人，发现把“修已”和“治人”作为标尺的两个端点就可以衡量出所有儒家的人世尺度，儒家按照内在意愿和外在局势可以自由调节在标尺的位置，自主选择人世治人还是出世修已。马丁诺夫举例三个典型人物：子夏、陶潜和许由，认为：子夏治人，遵循孔子教海毕生致力于教人育人；许由修已，对尧的禅让坚辞不就，掬水洗耳；陶潜半修已半治人，居标尺正中，才华没有机会充分施展。(MapTbIH0B1982:208)“治天下”是儒学的精神内核，儒家士大夫在追求承担和逃避责任之间。自唐始，儒家的世界观逐渐形而上学，倾向“修已”，脱离“治人”。北宋士人数量骤增，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给儒学发展注人了新动力，和佛教对抗的竞争力增强。马丁诺夫认为，苏轼和朱熹是古老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儒家传统代表，对二人的佛学观、佛禅交游和礼佛活动等都进行了细致深人的阐述。苏和朱熹分别代表佛学和儒学的两种关系：共存和斗争。苏轼试图佛儒兼容并蓄，朱熹则力图证明佛儒不可调和。马丁诺夫称苏轼为“天才的诗人”，称朱熹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MapTbIHOB1982:208)2.苏作品中的勺“佛、老、孔”思想马丁诺夫并不致力于研究苏轼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一认为那是文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注重探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哲学观，通过苏轼的三首作品论述了诗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佛、老、孔思想，最终将诗人的哲学观概括为一句诗文一一“百千灯作一灯光”，认为苏轼的哲学思想既单一又统562024年第1期中国俄语教学一，既独立存在，又融会贯通。（MapTbIHOB1982:211)其一，绳池怀旧共一电池不日北宋时期，佛教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不管是达官士人还是百姓众生，虽然不是佛教徒，但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也有佛学踪影，佛教和佛学以某种纯粹的个人色彩形式伴随众生，未必与佛教教义一致。苏轼父母虔诚礼佛，诗人虽自幼与佛教有频繁的外在接触，但内心距离佛学尚且遥远。苏轼对佛教艺术更感兴趣，欣赏吴道子和王维的画作，在他的心目中佛、道同等。马丁诺夫认为，苏轼佛诗中反映出的生死观本质上是道家哲学（MapTbIHOB1982：2 13），如千古咏颂的名篇和子由绳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赛驴嘶。这首诗虽然充满万事皆空的佛教气息，但实际上表达的是纯粹道家情感。“飞鸿”足迹，这个超凡脱俗的存在印记是道学中的经典形象。其二，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序苏轼相隔三十一年在兴国寺拨开荫见六祖像全貌，“六师相视，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此后，兴国寺六祖画像声名远扬，“观者日众”，只能作栏护之。苏轼写赞文纪念：少林壁，不以为碍，弥天同萃，不以为泰。稽首六师，昔晦今明。不去不来，何损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虽日化其熟能迁之。马丁诺夫指出，赞文中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不变”，沧桑流年中的普遍变化和个体变化都没有触及绝对永恒，三十一年前后观看六祖画像的内心感受没有丝毫改变。（MapTbIHOB1982:214）“永恒不朽”是佛经中常见的绝对化表达，“俯仰屈信”的现代汉语直译为“上、下、曲、直”，引自易经，意为不间断运动，阴和阳两种基本状态的交替决定了世间万物变化规律，如春夏秋冬四季决定了时间流逝。苏轼对比易经与佛学后发现，易经是低层次的个人体验，而佛学更胜一筹。苏轼通过六祖画像的命运隐喻个人经历，认为二者同样平静恒久，不管是被遮蔽还是被显露，内心世界都丰盈充沛，完全不会因名而累。其三，宸奎阁碑仁宗皇佑年间，庐山圆通寺怀琏禅师受邀到京城论佛。当时北方佛僧“留于名相，囿于因果”，没有敏捷机锋，士大夫“皆其言，为蛮夷下之说”。怀琏人文佛学“其妙与孔老合”的观点受到京城显宦名流追捧，争与之交，仁宗与怀琏论佛最多，御笔颂诗十七篇赠怀琏，往来亲密可见一斑。英宗治平年间，怀琏回到四明育王山，当地人修建“宸奎阁”以示尊重。二十三年后苏轼出守杭州，为“宸奎阁”题词。历经坎珂的苏轼回忆起往昔辉煌岁月非常欣喜，笔下岁月美好，仁宗形象趋于完美。“古之人君号知佛者，必日汉明、梁武”，但“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实际上“去佛远甚”，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却能“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碑文末尾给予仁宗和怀琏最大的赞美：巍巍仁皇，体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传。维道人琏，逍遥自在。禅律并行，不相留碍。于穆颂诗，我既其文。在马丁诺夫看来，苏轼对仁宗的评价过于理想化，原因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对仁宗的赞美实际上是对诗人自己生命中最美好年华的追思。(MapTbIHOB 1982:223)二、儒家苏轼在马丁诺夫的帝国理论视域下，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与君主制度有关，与儒家思想体系倡导的世界观并不一致，但二者并不相互否定，而是互相需要，彼此之间不断对话，确保中华帝国意57卉吕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识形态的稳固。1.经世济民的初心，坚忍择机的策略马丁诺夫认为，苏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儒家仕宦所需的全部知识技能，人仕之初即志向高远，仁宗予其的定位是宰相，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法家，并非儒家。（M a p T b IH 0 B198 2:2 0 9）二十六岁的苏轼以匡扶四海、经天纬地为已任，在思治论中提出了自已“所贵于立，规摹先定”的政治抱负。虽然受到庄子的强烈影响，但人仕初始苏完全是一个虔诚的士大夫，满怀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在正统论中他提出了毕生都忠实的政治主张，不同于欧阳修，苏轼并未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天下统一，而是从伦理角度论证权力更迭的正确方式，引人了“名”（BHAHMOCTb）与“实”（cyHOCTb）的概念，结论是名轻实重。苏轼对正统性的解读解决了前代儒家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视道德因素在王朝兴衰更替中的作用。苏轼将道德和现实分离，又将现实分解为本质和表象，强调“贵”（3 HaTbIi）和“贤”（M y A p b l i）既共存又分离，贤的任务是管理天下，而不是由外至内破坏天下秩序。这一思想在大臣论中被继续深化，苏轼指出大臣的基本任务是“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大臣应该明白“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瘦，人之瘦，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汉唐灭亡原因在此，因此君子不能急躁，应该“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作为论语译者，马丁诺夫熟知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论述，认为苏支持孔子观点并亲自践行，如叔孙通不能致二生阐述：由此观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战。马丁诺夫通过留侯论贾谊论错论和霍光论继续论证苏轼的“忍耐等待”大臣观。留侯论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的策略的重要性。贾谊论对贾谊的人格特质进行了细致分析，婉惜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即使遇见文帝明君也不能施展才能，因此，为人臣者必须做到“待”和“忍”。显错论指出，企图心和名利心令人失去耐性，即使是杰出的政治家也会因为仓促行动导致恶劣后果，晃错的错误就在于为了“求成大功”而过早行动。霍光论中高度评价了霍光。与晃错截然相反，貌似平庸的霍光被汉武帝选择为托孤忠臣，原因在于“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大臣坚持原则牺牲自己并不困难，但无益于国家。能否担当托孤重任者不仅应该有“才”（T a Ja H T）和“节”（pHHIHIHabHOcTb），还应该有“气”（cHJbHbiiyx），虽“无他技”，但能“容天下之才”，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面、保卫社稷、辅佐幼主。马丁诺夫指出，苏轼在系列汉官论中传递的核心思想是大臣应该准确把握时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以治天下为已任就必须暂时容忍邪恶存在，尤其要注重自我保护。（MapTbIHOB1982：2 11）马丁诺夫强调：“宋史观点认为，苏倾向于隐藏自已，因而没有得到大用。”（M a p T b IH O B198 2:2 11）宋史苏轼传对苏轼一生盖棺论定，认为苏轼若“稍自韬，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意思是“苏轼如果略微隐藏自己的才华，那么即使不被重用也能免去灾祸”，最后以设问的方式提出“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哉？”（脱脱等1999:8 6 51），意思是“如果苏轼隐藏才华那就不是苏轼了”。显然，马丁诺夫的苏轼“自我保护说”系误读宋史。582024年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马丁诺夫还通过祭欧阳文忠公和六一居士集序论证苏的儒家济世观。苏轼高度评价儒家人世作用，认为古往今来的经世之才都不是社会培养的产物，而是具备坚忍不拔之志的天选之子，将治理天下视为已任。北宋时期，儒家士大夫发挥作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成为稳定天下的基石，“民有父母，国有著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就像“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MapTbIHOB1982:212）。孟子将孔孟之学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所谓“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M a p T b IH O B198 2:2 12），很多人认为夸大其词。苏轼支持孟子，认为儒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功绩足以和大禹治水并举，因为道德沦丧引发的恶果比自然灾害更加凶险，秦朝“死者十八九”，“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MapTbIHOB1982：2 12）。孔孟之后，天下就迷失了方向，唐有韩愈，“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欧阳修“言简而明”，“天下然师尊之”，扭转了此前“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的现象，为儒学注人了新动力，嘉祐末年新儒学达到巅峰，“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熟能使之”。韩愈和欧阳修也是按天意行事，功绩堪比孔孟禹。（MapTbIHOB1982:213）关于儒家与帝国的关系，马丁诺夫最终得出结论，“帮助天子治理天下是一件非常凶险的事业，苏轼本人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MapTbIHOB1982:213)2.敢言，无力，不争马丁诺夫充分赞赏苏轼敢言敢谏的风格，通过上神宗皇帝书和潮州韩文公庙碑论证苏轼这一“优秀的儒家典范特征”。苏轼的反抗方式是“无力”，即不人为使用外力，尤其是暴力，马丁诺夫通过正统论凌虚台记和赤壁赋阐释苏轼的不人为干预哲学，通过儒者可与守成论和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阐释苏轼的“德治”政治哲学，通过续欧阳子朋党论阐释苏轼“不争”的心理动机，通过醉白堂记论证儒家坚守内心则入仕人世无分别的操守。马丁诺夫详细介绍了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直言进谏，上神宗皇帝书中明确反对变法，认为变法之举丧失民心。神宗召见苏轼当面询问政令得失，苏轼指出了问题：“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也指出了对策：“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MapTbIHOB1982：2 14）。马丁诺夫认为，苏轼意识到王安石新法的危害性，公开加入对立阵营，明确表达反对意见，行事的驱动力源自内心的儒家思想。（MapTbIHOB1982:214）苏轼因反对改革仕途受挫，但挫折不能改变苏轼的变法观。多年以后再遇王安石，苏轼依旧当面质疑变法。苏轼尊崇韩愈，高度评价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真正的儒家从来不会明知危害却隐匿不发，发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就必须与之斗争，恢复古代的理想秩序。但是，斗争方式并非暴力，因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易以理服，难以力胜”是苏轼终生秉持的重要政治思想，在各种文论中反复论述过，如正统论把各朝按照政权取得途径的完美程度进行排序，“力胜”则不完美。马丁诺夫指出，“无力”也是苏轼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如凌虚台记和赤壁赋就写出了诗人的世界观一一世界不可预知，万物须短暂，人类徒劳无功，唯有时间万能，世事皆为天定。（M a p T b IH O B198 2:2 14）凌虚台记通过土台这一物质事物的废兴成毁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苏轼在赤壁赋中也发出同样感慨：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59卉吕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王莽虽然平庸却可以得天下，曹操才能出众却未能实现抱负。即使是英雄豪杰，在自然时空中也同样无能为力，“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事物易变，事物不变，都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马丁诺夫认为，苏轼倡导以顺其自然的方式管理天下也是受到“无力”哲学的影响（MapTbIHOB1982：2 15）。儒者可与守成论提出：“圣人之于天下也，无意于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警之麟凤，鸟兽萃焉。”儒家的最高功业是“文武禹汤之威德”，不是“智胜”，更非“力夺”。苏轼提出国家管理达到“主逸国安”的最佳路径，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中写道：“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至诚”是“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至仁”则是“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兵，省刑，时使，薄敛，行此六事而已矣”。不使用暴力，是苏轼毕生奉行的政治主张。马丁诺夫对苏轼“生不逢时，因而未获大用”表示遗憾，儒家能否被天子所用身不由己。儒学对不被重用预设了完善的保护机制，即内心坚韧和对入仕的淡漠。苏轼等儒家仕宦不是政治家，思想内核更接近于反政治，他不参加党争，如续欧阳子朋党论中指出：“争则小人必胜”。醉白堂记对比了韩琦与白居易，宋丞相韩琦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极限，“天下以其身为安危”，韩白二人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没有丧失儒家的精神追求，内心坚韧，饮酒忘俗，借用酒精返回本质世界，“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敢言是君子重要的外在能力，坚韧是君子必备的内在品质。君子首先应坚守内在自我，人仕为官并非首要追求，如果能有机会为国所用就积极发挥作用，否则就内化自我修养。只要能坚守本心，达到政治生涯巅峰和不入仕做官并没有不同。三、道家苏辅与佛家苏马丁诺夫能够敏锐地触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微妙的内心世界，高度认可“人格”与“美学”对于理解中国的意义和价值。欧洲自古与美学距离遥远，而中国的科考制度造就了政治家高超的文学性。1.道家苏轼苏轼少年时期就受到庄子的强烈影响，道学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马丁诺夫指出了后赤壁赋中蕴含的道家思想，“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庄子是北宋士大夫的群体偶像，熙宁时期，士大夫争相讨论老庄。由于庄子常讥讽孔子，庄子信徒因而陷人尴尬境地。马丁诺夫认为，苏轼试图用儒学解释道学，缓解儒道两种哲学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庄子盖助孔子”，如果认为庄子著书的目的是“以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是未能了解庄子。（MapTbIHOB1982:208)马丁诺夫通过超然台记和宝绘堂记论证苏轼的道家哲学。熙宁八年，密州任上写作的超然台记表明道学已经成为苏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超然”就是内在自由，“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为了避免陷人经验主义世界，掌握一些道家思想是有益的。熙宁十年，徐州任上写作的宝绘堂记充分体现了苏轼的道学领悟：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浮云悦目，鸟鸣悦耳，这些快乐的体验即使消失也不痛苦，君子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也应如此。当然，苏轼并非主张对外部世界保持冷漠，而是力602024年第1期中国俄语教学图摆脱外界对自身的控制，这种对抗更像自觉保持与经验主义的距离，恪守对最高世界的感知，从而在可见世界中保持自由。马丁诺夫指出，苏的世界观非常多元，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具有乌托邦色彩（MapTbIHOB1982:223）。马丁诺夫使用“乌托邦”（yTOH3 M）这一西语词汇形容苏轼十分贴切，西语的“乌托邦”对应汉语的“桃花源”，都可以用来指对现实秩序的否认，甚至是反抗和对立。苏轼的乌托邦色彩继承自老师欧阳修，也是宋儒精英的共性追求，试图取缔国家的权力，因为权力的本质是暴力，儒家希望把暴力机器转变为自然发展，治理应以人心为导向。作为国家重臣，苏轼反对奉从，追求内在本质恒定。马丁诺夫强调，苏轼兼具的乌托邦、卓越和对抗特征导致其政治实践异常困难，一如“命运所呈现出的悲剧色彩”。（MapTbIHOB1982:223）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丁诺夫对苏谪居海南的解读与国内学界不同。自唐始，南方开发速度加快，经济中心南移，文化地位上升，但唐宋儒家的南方观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南方，作为地理概念象征“暑热荒远”，作为文化概念象征“化外蛮夷”，作为卫生概念象征“卑湿瘴病”，尤其是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琼州海峡堪比天堑，远贬海南是君主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然而，马丁诺夫却认为，对于苏轼来说“海南岛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标志着精神解脱的新曙光”，苏轼在海南岛释放出普通人的天性。书上元夜游描写了苏轼元宵节詹州夜游情景，僧舍、小巷和酒馆中热闹的民间烟火气令诗人“放杖而笑”，重新思考“熟为得失”，感慨和海岛小民“民夷杂揉，屠沽纷然”的生活相比，自已和韩愈追求的大事业也未必更有意义。（MapTbIHOB1982:225)马丁诺夫详细译介了苏轼的生平。进京应试到海南岛归，屡次贬滴没有击溃苏轼，诗人依然开朗、好奇和活跃，不管谪居何地都喜欢组织当地居民打井，医治民众疾病。马丁诺夫指出，儒家或多或少都具有道家思想，儒家不能和现实结合得过于紧密。苏轼未获大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学与现实相背离，而道学帮助诗人保持了精神世界的和谐安宁。儒家苏轼拿得起，道家苏轼放得下。(MapTbIH0B 1982:225)2.佛家苏轼北宋时期佛教中两个流派盛行：往生西方的“净土宗”和自我完善的“禅宗”，苏轼对两个流派的思想都很感兴趣。苏轼关注民生疾苦，深切同情受苦受难的民众，对佛教众神中大慈大悲回应众生痛苦的观音菩萨特别亲近，为了家人和百姓向观音菩萨祈福。在杭州祷观音祈晴文中，苏轼祈祷：我大菩萨，行平等慈。睹此众生，皆同赤子。反雨旸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焖。愿兴慈率，一拯含生。禅宗的“自我完善”和“净化”哲学也强烈吸引苏轼，诗人的作品中贯穿了克已节制、不追求人间不值得、通过自净达到更高精神层面的思想。自我完善不是改变内心世界，而是追求和遵循本心，同时保留个体差异。2.1净土宗思想与活动在苏轼故乡四川，净土宗广为流传，对苏哲学思想启蒙具有重要意义，诗人也经常强调故乡与佛学的联系。民间流行轮回说，底层人民把希望寄托于“净土”世界，希望死后过上幸福生活，笃信可以通过佛教仪式增加福让，喜礼可以保佑当世幸福，丧礼可以保佑来生顺遂。苏轼也做过很多佛事，妻子王闰之“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追、过为画阿弥陀像”，第二年画像完成供奉在金陵清?寺，苏轼写清?寺阿弥陀佛赞：口诵南无阿弥陀，如日出地万国晓。何况自舍所受用，画此圆满天日表。见闻随喜悉成佛，不择人天与虫鸟。苏还在定州设水陆道场，为妻荐福，写释61卉吕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伽文佛颂：我愿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净琉璃色。其中众生，靡不解脱。如日出时，眠者皆作。如雷震时，垫者皆动。一年后，苏轼再作书金光明经后。苏过为资母往生抄写金光明经，“手自装治，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苏过担心，“书经之劳微矣，不足以望丰报”，苏援引楞严经安慰儿子：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若诸菩萨急于度人，不急于成佛，尽三界众生皆成佛已，我乃涅。苏将苏过抄经比喻为“萨垂王子施虎”，认为只要感情真诚，定有效力，“母可拔也”。苏轼本人也曾多次手抄经文，手稿成为收藏家热衷藏品。唐宋时期抄写佛经在士大夫中非常流行，白居易抄写过楞严经。主张辟佛的韩愈严厉批判士大夫抄经之举，苏轼则认为，佛是所有仁慈的源泉和幸福的保证，能疗愈一切苦厄。孙辈久病不愈，经供养祈祷药师佛后得以痊愈，苏轼写药师琉璃光佛赞：我佛出现时，众生无病恼。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药草。2.2禅宗思想与活动1071年外任杭州成为苏深入禅宗思想的重要契机。杭州禅宗盛行，寺院众多，苏轼乐于与禅僧交游。禅僧之于苏轼，并非作为某种宗教载体，而是品格完美学识渊博的高人，禅僧视人生如泡影的人生观也有助于苏轼摆脱现实烦恼，找寻内心平静获得精神自由。“诗法不相妨”，佛寺周边优美山水也激发出诗人崭新的文学创造力。宿临安净土寺记载了苏初到杭州即参禅，虽然诗人此刻还没有真正修行禅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毕生都未将修禅视为异端。马丁诺夫和中国学者（木斋、李明华2 0 14：58）观点不谋而合，都认为伴杭促进了苏轼对禅宗思想的接纳与融合。一方面，诗人愈来愈多地描写生命虚幻短暂；另一方面，诗人也坚信精神世界具有无限潜力，对努力克服困难实现自由充满信心。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中就表达了通过主观努力征服客观世界的思想：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苏轼在诗中表达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相信通过不断攀登最终能够达到佛学顶峰，就可以像答毕仲举书中所写的那样“饮食龙肉”。马丁诺夫详细介绍了苏轼与禅宗高僧惠辩、辩才、梵臻、怀琏和契嵩的交往，通过海月辩公真赞并引书辩才白玉堂壁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龙井题名记秦太虚题名记六一泉铭送小本禅师赴法云等文学作品创作论述了苏轼禅宗思想的演变，指出苏轼的主要矛盾在于自知肩负社会重任，又知外部世界虚幻，禅宗思想有助于化解矛盾。（MapTbIHOB1982:225）苏轼希望在人世和出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终其一生，“治人”和“修己”都在诗人的精神世界对立并存，维系了基本稳定的内心世界。马丁诺夫指出，伴杭时期苏轼专注“修已”影响了“治人”（M a p T b I HO B198 2:2 2 5），这种解读也与国内学界不同。事实上，苏轼在杭州赈灾防疫，兴修水利，为民谋利，并没有忘记自已儒家仕宦的职责。马丁诺夫还通过梦斋铭并叙分析了苏的人生如梦观：高宗、武王、孔子皆梦，佛亦梦。梦不异觉，觉不异梦，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在“梦”与“觉”的思辨中，苏轼明晰了“法身充满，处处皆一”的境界。佛儒亦如此，非儒非佛，亦儒亦佛，儒佛统一如同梦觉一致。苏还指出“身”与“疾”的关系，“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对个体身心的依恋阻碍正确观察世界，痛苦的原因和解脱路径完全存在于意识之中，世界通622024年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过思想进人大脑，关闭思想通道痛苦就不存在。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主张“不立文字”，认为禅可以脱离文字而存在，语言和文字只是描述万物的符号而已。达摩在汉地传法时，破例给二世祖慧可四卷本楞伽经，以便中土可以自称教派。苏轼对楞严经尤为推重，指其“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但传播过程中学者“各宗其师”，各自解读，“得一句一偶，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仿佛“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张志烈等2010：7 4 7 4）苏轼亲自手抄楞严经，出资刻版印刷广为传播，对可教者授此经，以图启迪教化民众。结语马丁诺夫作为俄罗斯汉学界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能够驾驭各种体裁和内容的古汉语文本，毕生致力于儒家典籍俄译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研究。马丁诺夫的苏轼“佛、老、孔”融摄思想研究始于2 0 世纪7 0 年代，开创了苏轼哲学思想在俄语世界的研究先河，让俄语世界读者和学者认识了中国文学巨匠苏轼的哲学思想，其思想理论和研究著作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马丁诺夫熟稔论语等儒家典籍，为苏思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年来，苏轼作品及其思想的海外译介与传播逐渐兴起，马丁诺夫的研究成果为海外“苏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无疑将泽被后世，值得我国学界重视。虽然马丁诺夫的研究中存在由于翻译原因造成的对古汉语的误读，但错译和误读数量很少，并不影响研究成果的价值判断。马丁诺夫使用了大量的苏诗、词、文、赋、书、记、铭等作品俄译文本，翻译质量精湛，能够清晰传递原文的思想和意蕴，为苏轼作品在俄语世界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注释1.马丁诺夫（AJIeKcaHIpCTeIaHOBHyMapTbIHOB，193 3 2013），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和历史学家。1957年毕业于卢甘斯克大学东方系中国哲学专业，后师从潘克拉托夫（E.H.IIaHKpaTOB，18 92 197 9）深人钻研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毕业后进人汉学研究重镇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期间加人古典汉学领军人物、杰出的汉学家、敦煌学家孟列夫领导的敦煌研究室，参与编写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等。参考文献1 EokIaHHH A.A.HMIeparopckHi KuTai B Hayale XVBekaM.M.:Hayka,1976.2 IepeJIOMOB JI.C.BHeHeOJITHyecKHe KOHEIHIHMIepaTopcKOro KTay I MeTobI HX ocyecTBJIeHHsM.M.:IIporpecc,1983.3 MapTIHOB A.C.KoHdyHaHCTBO.Jl y Hb I O i M .CII6.:IleTep6yprckoe BocTokoBeeHue,2001.4 MapTbIHOB A.C.KIaccHyecKoe KOHdyHaHCTBO.ToM I.KoHdylIHi.JIyHb 1oiM.M.:OJIMA-IIPECC,2000.5 MapTbIHOB A.C.KIaccHyecKoe KOHdyuHaHCTBo.ToMII.M3H-3bl,CrOHb-II3bM.M.:OJMa-pecc,2000.6 Hky C omInabHag Heoorny HMepatopckoroKHTay A/KoHdyHHaHCTBO B KHTae:po6eMEI TeopHN HpaKTHkHC.M.:Hayka,TPBJI,1982,cTp.111-125.7 MapTbIHOB A.C.CaMOHa3BaHHe cTpaHEI KaK IHpo6ieMaHOJNTHyeckoi HIeoJOrHH B HMIepaTOpcKOM KHTaeA/NCbMeHHEIe IaMATHHKH H Hpo6IeMEI HCTOpHH KyIbTyphIHaponoB BocToka.XVIII romyHan HayyHag ceccHg JIO HIB AHCCCP(oKaI H coo6meHM).1983-1984.I CJ.M.:Hayka,TPBJI,1985,cTp.195-200.8 MapTbIHOB A.C.FocyuapcTBeHHoe H STHyeckoe BHMIeparopckoM KuTaeM.M.:Hayka,2019.9 MapTbIHOB A.C.Eyu3M H KOHdylHaHIIbI:Cy yH-IIO63（责任编辑：张冰）卉吕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1036-1101)Hky C(1130-1200)A/Byuum3M,rocyuapcTB0H o6mecTBO B CTpaHax eHTpabHoi H BocTOYHoi A3HH BCpeHue BekaC.M.:Hayka,IPBJI,1982,cTp.206-316.10 MapTbIHOB A.C.,3orpa H.T.O co3HaHHH(CHHb):H3 uJocodckoro HacJelHy Hxy CnM.M.:BocToyHayJIMTeparypa,2002.11木斋、李明华，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4年第4 7 期，58-6 3 页。12元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 6 51页。13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10 年，第7 4 7 4 页。QHJIOcopCKHe MbICJIH Cy IIIH B HCeJIeLOBaHHHX pOcCHiCKOrOcHHOJIOra MapTbIHOBaJlroiXyoiAHHOTaIH:PoccHicKH KHTaeBeI A.C.MapTBIHOBpaccMaTpHBaeT uocockyrO MbICb“Eyubl,JIao-I3bI HKoHyI,BOOeHHylO B JINTepaTypHbIX poH3BereHHIXCy IIu,B cBeTeKH3HeHHoro obITa Cy IIIH,“npogBHBeroCBoi TaJIaHT B IOJIHoi Mepe,3HayHMOcT IaHHOrO HayHOrOHCCJIeIOBaHHA COCTOHT B TOM,TO B HeM C HO3HIHi“TeOpHHHMIepHI,c HCIOJIb3OBaHHeM KJIOHeBOrO IHOHATH“HMIepHgaHaJIH3HpyeTc paccMaTpHBaeTc cyIIecTBeHHOe OTKJIOHeHHedHJOcodcKoi MbICJIH Cy IIIN OT cpeIHeBeKOBOi HMIepcKOiHIeOJOrHH.YyeHEIi aHaJIH3HpyeT cBy3h KOHdyIHaHCTBaH rocyuapcTBeHHoro yupaBIeHHy B uocopnn Cy IIIn,paccMaTpHBaeT B3aHMooTHOeHH MexIy“HMIepHei“KOHdyIHaHCTBOM B TBOpyecTBe BeJHKOrO KHTaicKOrO IOSTa.B paboTe paccMapHBaeTct B3aHMocB3 Meky KOHdyuHaHCKoiMbICJbIO HpaKTHKoiH HMIepcKHM ypaBJIeHHeM,BbIACHAeTcydyHIaMeHTabHan IpHqHHa“6ecIOJe3HOcTH Cy IIIn.YHHKaJIbHa H HOBa HccJIeIOBaTeJIbcKaI HIepcHIeKTHBa,MeTOTOrHyecK HOO H cyKTeHH poccHickOrO cHHOJOraIpeCTaBJIJIOT co6oi IIeHHbIi BKJIaI B H3yyeHe TBopyecTBa CIIlu B akaneMHyeckoM Mupe.KJloyeBbe cJoBa:A.C.MapTbIHoB,Cy III,puIocodckagMbicJIb,TeopuHMIepnA Study of Su S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the Works oftheRussian Sinologist MartinovLvHuiAbstract:The Russian sinologist A.C.Martinov examines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Budd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