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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国两制”看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政策是邓小平基于港、澳、台(最初是台湾)三地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的基本国策。从港、澳两地的回归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政策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但是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不应该盲目自信,要注意到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之间存在的差异,这决定了我们对台问题采取的具体措施。
台湾问题根本性质和港、澳问题不同,台湾问题针对的是分不分裂,港、澳问题针对的是回不回归,台湾问题主要是国共内战遗留下的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而港、澳问题完全是半殖民时期遗留下的一个国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直接干预我国内政,使国内问题和国际之间的冷战相结合。鉴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更应该从中观层次全方面考察该问题。
从国共两党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期待过高。虽然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否认“一个中国”的观点,但也没有赞同“一国两制”的构想(李登辉除外),在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蒋经国实行了长达八年的“绝不接触、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李登辉上台后,表面上支持“一个中国”,暗中却实行“两个中国”,1999年7月公然抛出“两国论”而图穷匕见;在马英九上台后,他又提出了“不统不独不武”的“新三不”政策。可见国民党对于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一直采取的是敷衍、隔绝的态度。很显然,这种做法只是缓兵之计,国民党企图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现实利益。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美国等国对“台独”的暗中支持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随即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力图维持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和支配。美国的意图是明显的,美国希望通过大陆和台湾的长期对峙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
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台独”的社会基础来看待台湾问题。省籍矛盾便是“台独”风行的社会基础。1949年以来,大批外省“政治移民”进入台湾,和台湾本土人形成了两大族群—外省人和本省人(本省人又包括福佬、客家人、原住民,这里不作区分),在多年的相处中,省籍矛盾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但是省籍情结却始终存在。1949年以来,“中央”一级的党、政、军权主要职位被省外人占据,外省人在政治上的垄断形成了省籍之间的关系紧张;70年代,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意识到了省籍情结在统治台湾地区的作用,为例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大量重用本省籍精英。从外省人的统治到本省人统治,蒋经国推行的本土化也就带有了民主化的色彩,这种本土化便带有了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特点,由此产生的“建立台湾优先理念,重视台湾主体意识,加强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响应台湾人民需求”的风气也就更容易形成,但是应该注意到的,这是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用的政治手段,本土化是否就正真意味着台湾人自己管理台湾呢?从此之后,省籍矛盾和所谓的“民主”在选举之时总会被凸显出来。
原本本土化的形成是十分有利于台湾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但是当本土化和政权联系上时,本土化就暗含着“国家认同”的冲突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本省人和外省人潜移默化地就与“台湾人”和“中国人”对号入座,由于1949年外省人对台湾实行戒严体制的统治,本省人自然认为只有自己当家作主才是民主和自由。这也就是“两国论”形成的土壤。
所以,对于台湾问题,用笼统的“台人治台”来解决是不够的,这里的台人是有要求的台人,他们需要意识到在台湾并不分外省人和本省人,无论是谁来统治台湾地区,都能够一视同仁(但实际上,这很困难,因为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新党等党派手中,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控);同时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并且大陆方能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合理愿望。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人心向背通常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发起的内战违背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而且当时美国在考虑“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问题时,之所以表现出害怕自己深陷中国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能赢得民心,无论是国民党的拖延还是美国的暗中支持都是非正义的。因此,想要从根本上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就要在两种制度、两个地区中加强文化交流,通过实现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激发台湾民众渴望统一的强烈意愿来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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