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与价值追寻.pdf

本文系2 0 2 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编号2 0 2 2 S J Y B 1 7 3 5)的研究成果。德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与价值追寻臧翔宇摘 要 1 8世纪起,德国现代大学在不断地探索与发展中经历了自由化与国家化治理萌芽、科层化与自主化治理发展、集体决策与相对集中治理重建、功能弱化与机制强化治理革新的阶段。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大学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寂寞、理性、协同的治学理念对德国大学的崛起产生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引导了德国现代大学独特的改革之路。大学治理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注点,德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历史演变与价值追寻,对当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和影响。关键词 德国;大学治理;历史演进;价值追寻作 者 臧翔宇,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江苏南通 2 2 6 0 1 9)“治理”是当下的热词,从公司治理、大学治理、基层治理,到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渗入诸多各行各业的所有领域。大学治理是当今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关注的话题,人才培养、科 学 研 究 和 社 会 服 务 等 方 面 都 需 要“治理”提供政策过程或制度安排。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协商、服务,大学治理通常指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和制约,而进行的组织结构与运行规制的设计,这一过程涉及政府管理、大学自主办学以及社会评估监督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2作为是世界现代学术第一阶段中心场域的德国,相较于英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可谓“后来居上”。3研究德国大学治理,剖析其两百年多来演变的历史进程,寻觅彼时世界科学中心的理想与信念,将现代大学的精神嵌入治理的过程之中,为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理路。一、德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法兰西女作家斯太尔夫人(Mm e D e S t a e l)17教育评论/2 0 2 3年第1 2期曾经这样描述世界的德国图景:“德国人为追求真里而追求真理,不考虑人类能从中谋取什么利益。他们沉湎于思想,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合乎他们的想象。”4在思想碰撞和价值追求进程中,德国大学不断探索和缔造新的组织结构和治理规则,创造了独特的治理理念和发展成就。(一)治理的萌芽阶段:自由化与国家化共生时期1 8世纪的德国,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盛行的宫廷文化、繁琐的经院哲学,使得德国大学的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在当时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中,大学处于边缘地位,大学数量的快速收缩和学生总数的急剧下降,高等教育存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受到严重挑战。启蒙运动的出现,给予了德国强大的革新需求和改造动能,在主张自由的理念下,批判传统、放弃宗教教条的斗争愈演愈烈,正如康德(IK a n t)所说“拿出勇气,运用你的理性”5。理性的催化使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迈出走向现代大学改革的第一步,它们是1 8世纪德国两所最出色的大学,在启蒙思想中为现代大学的治理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学术自由的发祥地,哈勒大学崇尚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倡导创造性的科学研究。6大学拒绝沿袭当时正统的神学教条,明确教师在专业和学术领域内可以依据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进行授课的权利,同时拥有研究者和教学者的双重身份,探究式和报告式教学成为新主流。哥廷根大学在冯明希豪森的带领下,排除虔敬派的影响,创办图书馆和科学学会,取消了神学院自中世纪以来享有的对其他学院的监督权,并为德国首次从法律意义上申明了学术自由的原则。7这时,教授成为国家官员,待遇有了明显提高。受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德国对大学的管理与目标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其目的是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符合自身需求的劳动力。1 8世纪的德国正处于君主专制时代,在统治者的承认下,大学被国家化。8当时的大学改革以学术 自 由 而 闻 名,哥 廷 根 大 学 甚 至 将“禁止教师斥责持异端的观点”写入大学章程中。但是,各邦国通过指派总务长或学监,有效地监督大学,大学在政府的控制下不存在所谓的独立和自主。大学首先是教育机构,以传授有用的知识为基本目标,更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和使用性,而不注重知识本身的价值,科学研究基本不属于大学的任务。9当时大学提倡的学术自由,只是启蒙运动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个理念和价值主张,与完整、系统的治理理念及其成效相距甚远。(二)治理的发展阶段:科层化基础上的自主化时期1 9世纪初,洪堡(WvH u m b o d t)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负责教育的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将建立柏林大学看作首要改革任务。柏林大学的成功建立,使德国的大学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至1 9世纪中叶,德国的大学发展已站在世界之巅,成为世界各国纷纷学习和效仿的样板。按照洪堡的理念,大学在运行过程中,不应受到国家、教会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应当高度自治。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究,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1 0洪堡说的科学是纯科学,不包括科学自身之外的任何目标,即纯学理、纯知识的追求。洪堡的纯科学观以及将大学视为纯科学机构的观念充分反映了其组织目标和学术特性。然而,事实上由于大学需要国家提供经济和组织保障,并不能脱离于国家,两者息息相关有着共同利益。从外部治理看,1 9世纪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因为政府对27大学的投资加大,前者不仅是大学的经济保证,而且负责大学财政及教授招聘事务。政府通过任命大学教授、限定毕业生去向以及课程干预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对大学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把控。从内部治理看,施莱尔马赫(FDES c h l e i e r m a c h e r)通过建立学院制、教授等级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协商制等治理方式和运行制度,明确了柏林大学的基本章程。1 1这些章程为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定、等级评定和资格获取制定了标准,从客观上为大学划定了学术权力秩序,增强了学术组织效率,具有科层制的显著特征。洪堡的纯科学理念与科层治理模式看似矛盾,然而柏林大学却将后者有效地运用于大学治理,并推动和保护和了学术自治。从外部看,洪堡在赞同国家“必要性”的同时,主张大学应拒绝国家的“过度关心”,政府不应参与除提供组织和资金保障外的任何大学事务。柏林大学通过设置组织边界,与国家保持距离,国家无法干涉学术自治。1 2从内部看,通过学 院制、教授会制以及教授公务员身份保留等制度规划教师职业发展方向,促进了学术工作体制化;又通过大学评议会、讲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赋予了教授裁夺校内一切事务的权力,实现了教授治校。总的来说,柏林大学在洪堡、施莱尔马赫等人的带领及其理念影响下,既包含去中心化、去行政化特征,体现学术自由和纯科学价值,又具有等级化、规范化要求,呈现科层制度和专业规律,是一个效率与学术并重的组织治理模式。(三)治理的重建阶段:集体决策与政府管控并行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德 国被美、英、法、苏四国派兵占领,分别建立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虽然各占领地区对德国教育的改革有着相同的目的,即粉碎军国主义、把德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1 3,但受到各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战后德国大学的改造与重建也充斥着不同图景和价值观。联邦德国依然保留了战前德国的高校政策。联邦德国在战后的近2 0年里,几乎完全延续了传统的大学治理模式。然而,2 0世纪6 0年代,以“6 8运动”为代表的民主浪潮,使德国大学的“教授治校”遭遇空间危机。哈贝马斯(J.H a b e r m a s)在 民 主 中 的 大 学:大 学 的 民 主化等著作中多次提出:“大学应扩大相对于国家的自我管理权,保证高校各成员参与高校决策的平等机会。”1 41 9 7 6年出台的 高等学校总法(以下简称 总法)预示着联邦德国对传统大学模式的改造。总法规定:“校一级全体成员大会、评议会和专业领域委员会必须由教授、学生、学术性辅助人员和非学术辅助人员共同组成。”1 5 总法给予了委员会成员参与大学科研、发展计划等方面的表决权。同时,总法要求全体成员代表大会在颁布学校章程时要举行公开会议,并由校长全面负责高校行政管理,全权负责所有事务。其强调管理普遍性与公开性的同时,提升了行政权力。虽然联邦德国改革期间扩大了大学的管理队伍,多方合议的民主治理进入大学校园,但这样的“团体大学”改革并没有动摇教授在其中的领导地位,教授依然占大学各委员会中多数并手握决策投票权。另外,法律的制定和监督使国家介入大学自治获得了程序正当性,而大学行政能力的提升使其成为政府更为有效的合作伙伴。在此期间,国家对大学的人事、财务、招生等方面的控制都得到了加强。民主德国按照苏联模式对大学进行了改革。大学招聘和任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家,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大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1 6通过开设学前预科班,使许多工人、农民的家庭子弟得以进入大学就读,并对大学的高级教37员人数进行限制,如柏林大学基本保持在4 0 0人左右,对教授职位进行公开招聘,由大学系务委员会进行挑选和聘任。1 7在体制结构上,民主德国的大学基本采用了苏联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在大学与政府关系上,采用中央集权制,大学完全依附于国家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条块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听命于不同的业务部门;在大学内部治理上,采用校长负责制,虽然教研室保留了一些自主权,但总体上是校长进行集中管理。总的来看,民主德国采用国家主导、学校从属、社会基本不参与的大学管理模式,完全照搬苏联办学模式,过分否定自身多年来形成的大学理念与传统,忽视了教育的内在规律,形成了本土教育的“断层”,因而被视为在治理演化中的“歧出”。1 8(四)治理的革新阶段:自主功能弱化与竞争机制强化的双重共存两德合并后的1 9 9 8年,德国修订了 高等学校总纲法,以应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大学教学和科研质量下降、财政预算紧张、办学规模扩大和全球教育一体化等带来的挑战。为强化大学学术组织治理能力,提高其决策效率,德国联邦政府力图从多角度引入符合现代大学潮流的元素和举措。国家控制下的学术自主在功能上弱化。高等学校总纲法的修订,将德国大学的人事、财务和招生计划管理等重要职能下放到各联邦州政府,并在 联邦制改革方案中明确了联邦政府与州府之间各自的行动范围和职责边界。州政府通过订立各州的高等教育法,在财政分配等方面进行改革,赋予大学在法律上的更多地位,让其获得自主权。如财务预算制度,通过与大学签订目标协定,用总额预算替代原本的年度财政预算,使大学在资金的使用上更具效率,最终实现不同项目之间与年度之间的流转。在学术自治上,由于博洛尼亚进程的启动,柏林大学成立以来,德国传统大学模式 二级学位制度,在延续百余年后被取代,“本科教学”占据了大部分教学比重,教授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和专业认同受到严重挑战。1 9教授之间分权共治,组织结构的不断变化致使教授的权利持续缩减。2 0大学行政管理上的竞争机制得以强化。由于政府权力的下放以及教授治校被削弱,大学的财政决算、教授聘任、质量管理、薪酬分配等内部事务的领导和决策权逐渐转移到校领导手中。同时,院系领导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院长委员会往往可以直接对内部进行人事任命、财务决算,无须经过学校层面的批准。随着改革的推进,德国大学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向美国看齐,以专业化的校长委员会取代传统的教授管理大学,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学治理潮流。在治理机制上,通过绩效拨款、大学排名等方式促进大学之间的竞争,德国政府提出的“卓越计划”,使入选的大学每年可以获得2 0 0 0万欧元以上的经费资助,2 1并通过“精英提倡计划”和“精英战略”为符合条件的大学提供高额资助,力图通过市场导向的竞争机制摆脱德国传统思想上的大学均质发展,使大学在各自的层级中建立与自身相匹配的治理机制,进而增加大学活力、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强调的是,德国大学治理的改革是通过政府权力强力推荐的,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并不是大学主动适应环境自觉而为。二、德国现代大学治理的价值追寻尽管两百多年来德国国家的社会制度、科技水平以及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是德国现代大学在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作用与地位一直颇受重视。一些经典的治学理念和基础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在制度与理念的同行、依赖与进化中,依然是现代大学治理的思想奠基。47(一)“自由”的价值美国学者詹姆斯 摩根哈特(JMH a r t)在1 8 7 4年出版的 德国大学:切身的经历一书中提到:“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大学的概念包含着一个目标和两个条件,一个目标指最崇高的意义上的知识,两个条件即教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2 2学术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1 7世纪荷兰学者斯宾诺莎提出的“哲学思想自由”,其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广泛运用,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将思想自由原则付诸实践。柏林大学创建时,洪堡一再重申自由对大学的意义,把自由看成大学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自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管理方面的自由,也就是大学自治;二是所谓自治主要限于学术事务,大学在教授聘任上也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2 3按照洪堡的理念,国家不能干涉大学的学术研究,而应任其自由发展;国家只提供学者从事学术工作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制度,除此以外的学术事务由学者们自主处理,国家不能干涉。被称为现代神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也有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大学应具有独立性和非功利性,其中哲学院因“由学者们自由结合而产生的大学”位居四大学院之首。虽然学术自由在德国现代大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学者们从未否认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对此,洪堡的基本立场是“不是要通过摆脱国家享有自由,而是要在 国家中享有 自由”2 4。洪堡认为,国家可以打破教育领域存在的等级制和集团势力的束缚为大学提供财政和制度上支持,以保障学术自由。至1 9世纪7 0年代,随着学术自由纳入国家宪法以及相关的治理理念和制度日趋完善,学者们取得优异的学术成果。德国在“铁 血 宰 相”俾 斯 麦(B i s m a r c k)统一下致使其国力加强,大学的财政预算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国家和大学在学术自由的海洋中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的 波恩基本法明确规定“艺术与科学、教学与科研是自由的”,同时设置了学术自由的限制条款,如“忠诚条款”和自由的“可剥夺条款”,该法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同时为其设定了法律上的限度。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认为:“德国大学与英美相比,其发展程度更高、自主性更强、更受尊重。并且能在国家的垄断之下,保持自主权与独立性。”2 5学术自由使学者可以集中精力致力于科学研究,最终转化为生产力,而国家规制为学术自由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为其提供安全的学术环境。总之,作为一种国家有限干预下的学术自由,德国现代大学既保证了充分自主,又在与政府的相互促进下沿着两者共同制定的目标前进。(二)“寂寞”的价值寂寞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 r i s-t o t l e)在其 政治学及相关著作中多次提到的“闲暇”一词。2 6他认为,人的生活方式有劳作和闲暇之分,其中闲暇是不求外在目的哲学思考方式,是“人最圆满的幸福”。2 7外在目的相当于一种世俗的功名,人应该摆脱世俗,潜心学术研究,即寂寞的生活。寂寞被洪堡视为大学基本组织原则之一。柏林大学建立之时,注重学术知识和人的身心修养,强调大学和学者在治学上的非功能性和独立性。从内涵上看,寂寞体现在以下方面:大学与社会生活保持适当距离,不为来自外界的干扰,按照自身的意愿和规律独立发展;教师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在象牙塔中追求科学的纯真价值;学生注重德行修养,摆脱生活束缚,专注于获得知识。尽管在两百余年的大学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德国大学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愈加紧密,但寂寞对德国现代大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无法忽视,并且大学的本质与职能决定了其必须保持这种寂寞。2 857寂寞其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修养的价值。尼珀戴(N i p e r d a y)认为:“修养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世俗的宗教,所以它在日常的生活中享有非同一般的地位。”2 9修养需要在宽松而自由的环境下进行,这种环境携来心灵与精神上的超脱,即寂寞。这种寂寞的修养可以提升学者的精神和内心世界,为大学造就有智慧、有内涵的绅士。二是探究的价值。根据性质和目的的变化,学术探究与寂寞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学术探究。德国大学教授们接受的科学观念凌驾于社会实际与技术衡量的尺度之上,是一种纯探究式的科学。3 0他们在“超凡脱俗”中追求并享受着工作与生活,甘于寂寞,远离人群,在科学研究中过着高尚而又理想的生活。另一种是基于生产与应用。即便是因为世俗生活的需求,对知识与学问的探究也可以使人摆脱浮夸与焦躁,潜心研究,受得住寂寞。当然,社会的发展使德国大学不再是研究远离社会和实际的深邃知识的场所,其探究也更多地作用于生产实践,但只有在这种寂寞之中才能真正致力于真理和学术探究。三是自治的价值。大学自治是柏林大学创办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保障大学探究自由、德行修养自由的必要条件。近代德国大学出现的“哥廷根七教授”“施潘事件”等均是为实现大学的自治和自由而进行的争取和奋斗。尽管德国大学近代也曾被功利和政治渗透或诱惑,但大学自治依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危及学术自由的改革往往会遭到其学术界的排斥和抗拒,时至今日德国大学仍在为保持自治的特质而努力。(三)“理性”的价值康德认为,对于真理而言,人们不能诉诸权威,而只能依据理性 “那种依照规律,即自由地进行判断的能力”3 1。人类可以通过对事物的判断和推理发觉其客观规律,联结本不具有客观性的理性准则,从而获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新教虔信派的影响下,以弗兰克(AHF r a n k e)、沃尔夫(C hW o l f f)为代表的一批有识学者摆脱教会思想的束缚,舍弃旧的教条,用理性的方法寻求事务的本质。一是组织理性。组织理性与组织使命密切相关,二者相一致能促进组织实现目标,反之则阻碍组织实现目标。3 2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等一批现代大学改革,将自身功能与目标重新定位,培养学生用理智寻求真理的能力。图书馆、实验室、研究院等组织与设施的建立,明确了教学与科研的同等地位,改变了传统大学只重视教学、照本宣科的困境。新大学用理性的工具探讨真理,教人如何获得智慧,如何辨别真伪,在不限制人活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受教育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水平,以应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组织和文化需求。二是制度理性。理性如仅停留在组织层面,只是为现代大学的缔造者提供了探索空间,如若想将这种组织理性与价值观在大学得到沉淀并延续,则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框架以确保其理性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弭。柏林大学通过学科分类,设定一讲座一教授制度,赋予教授国家公务员身份促进了学者身份的职业化和工作方式的体制化。针对博士毕业生制定的以授课资格论文为代表的教授资格制度为德国建立了基于学术研究人才选拔方式,助教、副教授、教授的教师等级制度对学者的发展路径和大学的权力秩序进行了有效规制。三是选择理性。法理权威是德国近代大学治理运行的权力基础。在科层制的结构化状态下,它用一种稳定、高效的标准和制度体现了理性的最高价值。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在“效率最大化”和“最优化原则”的理性选择中,以科层化治理的方式寻求“真理”,即使国家出于理性目的服务于大学为大学生存发67展提供保障,又使专业化、制度化的学术组织更多地建立在理性责任之上。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德国大学的组织制度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但终究体现的是现代大学规范运行、追求效率和目标的理性制度安排。2 1世纪末“新公共管理”概念引入大学治理后,德国政府以宏观调控为根基,与大学签订目标协定,强化竞争机制,提升办学效率,引入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大学治理。德国大学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教授依然可以决定自己的教学内容、科研方向和研究生录取,教授团体对大学治理的作用依旧不可忽视。时至今日,德国大学在治理中仍然隐现着等级化和规范化的理性原则,是洪堡时期效率与学术并重的组织治理模式的加强与延续。(四)“协同”的价值协同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按照康德的阐释,协同指主动与受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协同运用到大学治理中,其运行机制一般拥有统一、融合等方面的特征。德国现代大学的组织模式、教学研究等方面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分割与离散中独立进行的,而是各方合作与协调、承担相应责任、有效解决公共事务、制定相关制度的过程。3 3一是国家与大学的协同。费希特(F i c h t e)认为:“国家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3 4柏林大学制度建设充分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治学理念:国家不就其利益直接要求大学,大学不直接关注国家具体的利益目标,大学的价值追求由学者们自己选择 他们并非不为现实社会作贡献,而是研究纯粹的、服务于国家、民族长远目标的科学。两百余年来,德国国家和大学的职责范围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国家对大学的影响和干预加大。另外,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制度的引入,使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都因为竞争性考核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完成自己的使命,结合自身的逻辑与规律将大学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教学与科研的协同。1 8世纪前的德国大学,是专门从事教学的机构。在这期间,很多学者一直否认大学的学术功能,而且认为教学与科研对教师的技能和思维要求不一,普通教师很难两者兼优。柏林大学建立时,洪堡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甚至认为只有科学研究才能培养正在的科学人才。有学者将洪堡的这一大学观理解为学术至上,这种看法有失全面。洪堡所谓的科学研究实然是一种培养、造就人才的手段,这种人才是学术人才,而非官吏或应用之才。3 5教授与学生在协同中探索、互动,通过研究传授知识、博采众长,启发培养学生的研究思维。德国现代大学一直强调教学与科研的“共生”,即在研究氛围内追求一种教育成果的转化,它是教育力量、教育成果生成的主要途径,也是 当 今 治 理 复 杂 教 育 系 统 的 重 要手段。三是科学与学科协同。施莱尔马赫认为,科学活动有赖于交流与合作,由此而产生了科学的 共 同 体,大 学 即 是 此 共 同 体 的 组 成 部分。3 6与当今大学的多学院不同,柏林大学在创办时,从知识统摄、把握学科基础的角度出发,仅设神、医、法、哲四大学院,其中哲学院居首,其目的是培养师生的辩证思维,进而使其从科学、整体的角度看待事务。在科学的探究和认知中,在不同层级的关照与凝练中,学科间的关联犹如混沌的空间里打开的知识通道,将事务的特征与现象用科学描绘成一个整77体,以防范其出现的离散与偏执。三、德国现代大学治理的时代启示德国现代大学的演化发展的进程表明,大学治理并不是一个恒久固定的模式。德国现代大学治理伴随着社会的变化,在渐进与剧变的交错中,形成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力量。德国现代大学改革正逢国家长期分裂以及法国拿破仑占领时期,从其历史演化可以看出,一个综合国力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赶超。这种超越是建立在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柏林大学等现代大学的治理经验和康德、洪堡、施莱尔马赫等众多学者的思想基础上,行为与思想铺垫了德国现代大学改革之路。纵观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史,在自由、寂寞、理性与协同的价值理念中,德国现代大学建立了新的组织原则与治理模式,在革新中寻求发展,最终使其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治理体系组织化和治理能力机制化,基于德国现代大学治理发展及其治理价值,应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一)坚持党的领导,鼓励和引导学术自由尽管学术自由是德国古典大学的核心价值,但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康德还是洪堡,他们都肯定了国家对大学的作用,明晰了政府在处理大学学术活动的行动边界。政府对大学的管控有着正当性,不存在超越国家的学术自由。一是以党的领导为治理根基。在党的领导下,将政府直接办学模式渐进地转向治理、由微观转向宏观、由人治转向法治。加强对大学办学方向的引导,确定大学自主治学的合理边界;将自由价值引入学术市场,提升正确政治方向下的办学活跃度;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协调大学外部关系与整体机构,提高其适应能力。3 7二是以党的领导为治理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3 8现代大学自诞生起,就存在着国家干涉与学术自由的博弈与冲突问题。大学改革与发展需要独立与自由的环境,但离不开国家大政方针上的支持和保障。高等教育是知识生产高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有效连结国家需要和大学使命,使它们在社会改革与变迁中目标一致、相互包容,在规范与平衡中实现大学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三是以党的领导为治理理念。新时代的大学治理,应是在平等对话、沟通、协商与审议等基础上构建党领导的民主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大学领导应听取专任教师、学生、校友、管理人员等治理主体的诉求和意见,让他们参与学校决策和治理,促进利益主体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均衡,充分调动高校立德树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此外,协商民主制度能促进大学学术发展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既约束和规范学术自由发展,又保障其不受科层制的侵害。协商合作的民主机制可以破除旧的制度与体系,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共同治理,激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内生动力。(二)矫正利益导向,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洪堡所谓的寂寞,指大学应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为权力所动摇,不为利益所左右。3 9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意识渗透到各个领域和环节,市场主体寻求对大学投入的收益或回报。在物质利益的诱惑或驱动下,部分大学逐渐丧失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原生动力。在现代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趋利背景下,面对世俗的喧嚣或诱惑,学者更需要一份内心的宁静,潜心钻研。追求精神和内心价值,让教师在坚守中维护学术人的道德情操,提升教学能力,为理想而奋斗。安定而踏实的环境,让学生沉心学习、戒骄戒87躁,在对知识不断地探索与反思中,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和高阶思维,培养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的坚忍不拔、孜孜不倦、专注努力、脚踏实地。4 0大学还应正视利益的存在,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对话、共同决策、多方治理、相互制衡的融通机制,保障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上得到满足。4 1在制度建设中,要建设合理的大学治理章程和规范,避免拜金主义和利益至上对自身改革的扭曲,矫正利益导向;在财务管理中,要建立有效的预算编审、决算分析制度,对经费使用全流程进行监督与考核;在绩效评价中,建立合理的教师“按劳取酬”薪酬分配体系,明确岗位职责评价标准;在组织规划中,要拒绝“利益绑架”驱动模式,建立长效的个人和学校发展机制。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4 2在均衡的效率驱动中坚守大学教学和学术生活的本真,既治理喧嚣浮躁之气,实现师生 的 内 在 价 值,又 以 激 励 追 求 卓 越,使“利益”充分发挥作用,最终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三)尊重教育规律,彰显和遵循中国道路近代以来,德国学者从理性的视角,研究和分析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大学寻找适切的组织目标,在国家中建立和植厚大学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与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一是探求教育规律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的要求是遵循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着力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4 3我国大学应在理性中制定符合学术规范、学术逻辑和学术秩序的原则和标准,谨慎处理学术内部需求与外部问责之间的张力,以社会关切为动力,增加学术评价中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积极应对当今高等教育与社会生活、政治维度、经济发展的有效融合。二是尊重大学办学的差异性。对任何一所大学而言,其办学历史、校训校风、地域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都会影响自身的发展轨迹,而大学目前的规模层次、学科机构、运行机制、发展模式都是其类别差异化的具体体现。4 4在理性的基础上,我国大学办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差异,并将差异内化为个性特色,探寻不同类型大学各自的文化底蕴和功能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大学实施分类治理,以务实的态度建设大学、发展大学,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同质化发展。三是选择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如果说个人主义是西方传统文明的价值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内核,那么社群主义就是东方文化尤其体现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4 5外来的治学观念无论如何合理、优越,若在本土文化中没有相呼应的传统或引入时无视本国教育的内在规律,都难以被接受。我国大学应充分重视民众利益与公民责任,关注公共福祉,努力缩小高等教育资源在校际、区域、群体中的差距。大学应承担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使命,坚持立德树人,以人为本,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4 6(四)多方共治共享,推动和实现大学协同创新德国现代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建设、交汇与整合。我国有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同时情况也非常复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教育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异。4 7进入新时代,我国大学的多方共治共享、协同创新,推进教育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十分必要和迫切。一要加强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当下大学“多元主体共治”成为发展共识,即多元的主体、共治的方式、善治的目标,新时代的大学97治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参与建立校地协同创新、共建共享机制,鼓励高校教师跨组织、跨区域、跨专业寻求创新资源,努力建设治理能力体系,即政府引领能力、多元办学能力、主体协商能力、独立评价能力的体系。二要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由于我国教育资源供需矛盾长期存在,高效、合理地统筹、配置资源是现代大学治理必不可少的关键。健全目标责任制,强调绩效考核与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关性,对资源筹措、资源调配、资源共享和资源回收等流程进行妥善管理和优化;建立资源的多主体参与决策机制、内部审核机制和事后评价机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监督,对有益的资源配置方案和计划措施进行收录和推广,从整体上提高资源使用的效能和效果;加大教育资源共享力度,推动优质网络资源、教学资源、人力资源、后勤资源等在学院间、校际间、区域间的共享,创新同类型高校、同区域高校联合成果研发与人才培养机制,共同打造优 势 互 补、共 建 共 享 的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平台。4 8三要加大战略统筹力度。大学在组织发展与实施过程中要进行动态管理,对中长期目标进行有效规划与分析,建立目标任务的监督与评价机制,对于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进行及时而又全面地协调与疏导。对学校的战略发展进行全局式、开放式的管理,努力推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耦合与联结。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与协作下,协同治理的实施将为促进大学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德国现代大学模式以特有的大学治理观念为基础,学术界对其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以洪堡为代表的教育改革者提出的现代大学思想对德国大学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洪堡等人提出的大学观念的作用有限,因为纯科学、纯学术等观念过于理想主义,几乎想建立“神话中大学”,而没有顾及真正的历史事实。4 9教育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和社会经济制度、结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密不可分,我们对德国现代大学模式的学习与借鉴必须把握本质,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社会心理择善而从、择时而动,创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快速发展的新格局。参考文献:1 曾剑雄,吴丽娜.三螺旋理论视域下大学外部治理多主体协同发展论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 0 2 2(3):1 6-2 2.2 4 3 4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2 0:3 5 1、3 4 7、3 4 9.3 1 8 彭正梅.德国教育学概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1:5、6.4 法 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M.丁世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1:6-7.5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9 7:2 2.6 黄灵霞.1 8世纪德国第一次改革运动述评J.科教文汇,2 0 1 9(5):1 6-1 8.7 9 1 0 2 3 2 9 3 0 3 6 4 8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5:1 8、2 0、3 6、3 8、5 1、7 1、7 2、1 0 4.8 1 4 1 5 4 5 周 丽 华.德 国 大 学 与 国 家 的 关系M.北 京: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 0 0 8:3 9、1 5 3、1 5 4、1 5 8.1 1F a l l o n,D.T h e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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