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黑板管理规划经济学.docx

黑板上经济学第一部分 井底观天行 重 于 言进入世界市场的正确途径加入WTO后，我们的许多出口品遭到欧盟和其他国家技术质量标准的封杀。先是出口欧盟的虾和苹果，以后是温州打火机，最近又是蜂蜜。有报道说，日本以残留农药超标为借口要全面禁止中国蔬菜进口。如果这种说法变为现实，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对于这些事件我们的反应首先是指责，说这些国家对我们实行贸易歧视政策，甚至提出抗议或交涉等。这其实是最没用的。用技术质量标准来限制进口是各国常用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之一。在进口国而言，这是一种WTO规则允许的保护手段。对出口国而言，是一种玻璃小鞋，穿上难受也无法反对。何况这种标准是针对一切国家的，即使是一种歧视，也拿不到桌面上谈，更别说抗议云云了。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也是我们早已想到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技术质量标准比我们国内实行的标准要高得多。既然我们要把产品出口到人家国家，当然就要依据人家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土标准”。也不要指责人家的标准合理或不合理。确定什么标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出口国只有遵守的份儿。废话少说。我们出口产品屡屡遭禁，我觉得问题还要从自己身上找。这些事件一次一次发生，说明我们应对加入WTO各种情况的工作还没做好。加入WTO后，各行各业的确热闹了一把。又是开研讨会，又是请专家讲课，又是学习各种文件，又有各级领导发出了不知多少指示。结果呢？热闹过去了，认识提高了，却没见有什么切实有效的行动，于是出口遭禁的事情就一件一件发生了。而且，许多前车之鉴亦未引起重视。哲学家历来爱争论“行”难，还是“知”难的问题。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知不容易，知而能行也不易。以出口遭封杀来说，真正要知道为什么遭封杀,人家那些技术质量标准是什么，哪些标准最关键，我们出口品的差距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找出这些问题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无论要“知”也好，要“行”也好，都要踏踏实实地做，而不是满足于夸夸其谈，开些无用的会，发一些无关宏旨的文件。我总觉得现在某些部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号召太多,落实太少。一言以蔽之，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批评的形式主义依然严重。根据各国的经验，在协调行业内生产，统一产品标准，组织加工出口等方面，行会极为重要。行会要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一个空架子,就必须脱离政府。现在的许多行会是“二政府”，行会领导也是副部级、正局级云云，或者用以安排退休领导，这样的行会有什么活力？能做什么实事？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行会的问题，但还没见到新行会的组织原则与章程，老行会的政府性质仍然没变，一些新行会的建立受到种种限制。遇到出口遭封杀又是政府出来讲话，尔后也没什么具体措施。这种局面何时才能改变呢？针对外国的技术质量封杀，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有人一点一滴去做。比如，先要收集各种信息，对外国可能出台的技术标准有所了解，对实现各种技术标准所应采取的措施有所了解。要组织相关单位协作，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并落实下去。这些不是光有几个领导的指示就可以办到的，要一件件去做。我们的有关部门还是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了。总是出了问题大吃一惊，提点抗议，发点牢骚，这又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外国的许多技术标准并不是高不可攀。蜂蜜出口遭禁是氯霉素的含量超标，蔬菜出口遭禁是农药残留量超标。解决这些问题在技术上并不难，但涉及部门很广。从农药的研制、生产、使用，到农民用农药的方法、时间与习惯，涉及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要让各个相关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易。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一点一点落实，解决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实际问题。要菜农用低毒农药，谁来生产呢？要能生产这种农药，谁去开发和提供必要的技术呢？生产中所需要的原料谁来供给，如果成本过高，谁给补贴呢？不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琐碎而实际的问题，达到外国的技术质量标准就是一句空话。加入WTO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机遇，近几个月出口增加与加入WTO不无关系。但要真正能利用加入WTO的东风实现经济腾飞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去做。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家，而不是空谈家。如果不去认真寻找对付技术壁垒的措施，并实现之，恐怕还会有许多出口品遭到相同命运。记得哪位伟人说过，一个行动胜于一打宣言。在对付外国的技术壁垒上，我想也是行重于言。救救我们的朋友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物种的多样性保持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在2002年南非举行的全球峰会上，保护野生动物是主题之一。但在会议举行之时，云南、广东等地的一些人正在大吃野生动物。也许他们还是边看这次会议新闻，边品尝着这些“美味”。想到这种场景，我无法平静。人类自从脱离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以来，已经有了丰富的食品。人类文明进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从吃野生动物变为吃自己生产的食品。在许多国家，吃野生动物，甚至吃家养的狗，都被作为不文明的行为。但在我们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有人还以吃野生动物为荣。云南这个野生动物王国正在被吃掉，这并不是耸人听闻，不是杞人忧天，是正在变为现实的预言。面对人们的贪婪，道德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拯救我们的朋友，还要靠政府拿起法律之剑。保护野生动物是一种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政府行动起来。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这部法律并没有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些朋友，根本原因仍在于政府。在一些地方，政府把偷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作为振兴经济的一种方法，有意无意地庇护那些残害野生动物的行为。甚至还有些地方，个别官员以吃野生动物为荣，向客人炫耀自己的身份，或表示自己的好客风范。在这样的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法能得到落实吗？政府行动起来，是政府官员行动起来。如果官员是这样一种状态，保护野生动物法就成一纸空文了。因此，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整整这些官员。我们曾实行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确收到了成效。今天面对疯狂的走私、贩卖野生动物潮，是否也可以保护野生动物一票否决。对那些纵容、包庇野生动物走私、贩卖者，对那些敢于“亲自”吃野生动物者，不仅一票否决不能当官，而且还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只有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保护野生动物，这股歪风才能得到制止。其实，以野生动物来带动本地经济是一种极为可笑的想法。几个违法分子偷猎走私，办几家野生动物饭店就可以为富一方？有野生动物餐馆恐怕不仅不能带动旅游，反而破坏了本地生态环境，会没人去旅游。在一个偷猎走私成风的地方，人们不会有安全感。投资者面对违法现象的横行，也会担心整体投资环境。真没听说哪个地方是靠吃野生动物富起来的。纵容这种行为，无非是富了几个违法者而已。以纵容违法者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最终会使这些地方越来越穷，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决不应该是一个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只要官员重视，把保护野生动物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拯救我们的朋友，就有希望。因此，官员以身守法，严格执法，是保护野生动物成功的第一步。当然，应该承认，那些野生动物受到破坏的地方，地域广泛，保护人员严重缺乏，装备落后，再加上境外偷猎走私严重,要管起来困难的确不少。但关键是行动起来，只要做，就会有成效。过去，可可西里偷捕藏羚羊的现象十分严重，偷猎分子洋枪快车，甚为嚣张。但由于这些年加大了打击力度，今年还没有发生藏羚羊被捕杀的事件。这说明，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努力，野生动物一定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有许多环节，但关键是抓住销售这个环节。如果查封了野生动物餐馆，对敢于买卖野生动物者严加惩罚，偷猎、走私就能得到有效遏制。要在茫茫林海中抓偷猎者太难，要在几千公里边境线上堵境内外走私者也不易，但要禁止集市的交易和饭馆中吃野生动物，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青海湖中的湟鱼十年才长一斤，由于味美而成为受害者。过去屡禁不止,眼看湟鱼有灭顶之灾。近年来，青海省和当地政府采取有力政策，对卖湟鱼的饭店和吃湟鱼的食客一律重罚。政府加大了检查力度,对举报者给予重奖。这样，即使偷捕了鱼，饭店不敢卖，食客也不敢吃。湟鱼的生存条件好了，数量正在增加。这说明，保护野生动物，说起来困难很多，但只要认真去做，抓住关键环节，一定能成功。保护野生动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所有公民的事。所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打一场保护野生动物的人民战争，也极为重要。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关心野生动物者多，即使那些吃过野生动物，甚至于参与过偷猎和走私的人，也并不都是顽固分子。依靠群众的力量，我想至少有三件事可做。一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让少数偷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要形成一种以保护野生动物为荣，猎食野生动物为耻的社会风尚。二是组织志愿者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可可西里向全国征集志愿者，报名者甚众，由于这里自然条件差，许多人无法适应，但如果是云南这样的地方招募志愿者，我想一定是愿者如众的。三是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向海内外征求捐助，以弥补保护野生动物的资金不足。与禁毒相比，保护野生动物要容易一些。如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与禁毒一样，也就能与禁毒一样取得显著效果。各级领导都认识到了毒品之危害，这才有了今天禁毒的成效。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之重要，像禁毒一样，保护野生动物。在这次南非全球峰会上，朱基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落实朱总理的承诺，就从保护野生动物做起。记得看过一本题为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书。一个法国小朋友把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朋友，她与野生动物的友谊深深打动了我。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为了全世界的小朋友，救救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吧！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评报纸扩版 新年伊始，一些报纸开始扩版，一周一期变为两期，两期变为三期。版面增加了，内容不见其有多少新货色，看不过来，只好不再购阅。扩版当然是报社的自由，但如果读者像我一样采取拒绝的态度，扩版岂不是适得其反了吗？报纸是否扩版要从自己的经营目标出发，实现收益最大化。报纸的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即给读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受到读者欢迎。二是收益最大化，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当然，这两个目标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社会效益，无法在长期中赚钱。不赚钱，也无法生存与发展，生存且难，哪来社会效益？正从这两个目标出发，我认为一些报纸扩版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报纸的主要作用是向读者传递经过筛选的真实信息。真实是报纸的生命，个别报纸造假新闻，已引起读者反感。但即使是真信息，信息量太大，形成信息爆炸，读者也受不了。报纸的任务应该是在认真筛选之后，把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当然，报纸也要帮助读者解读各种信息，提高读者的分析能力。读者从报纸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正确认识各种现象，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报纸的社会效益就有了。报纸扩版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量太多，真真假假，或者让人看了之后莫知所云，或者看了许多无用的信息。读者感叹之余，只好与这种报纸“拜拜”了。我看一些扩版后的报纸，所增加的以无用信息为多。读者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与收益的。他们花钱买报，花时间看报就是成本，从报纸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是收益。报纸扩版后，读者的成本增加了，尤其是要花更多宝贵的时间去读，忙碌的现代人承受不起这么高的成本。增加的新内容中又多是“注水肉”和“爆玉花”，或者“我报抄你报”。这样的信息能带来多少收益呢？成本大于收益，读者不再读，哪有社会效益？报纸的内容贵在精而不在多。做到多并不难，做到精就不易了。各报要根据自己的读者群，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办报不是给慈禧和皇上做菜，满满一桌子，吃不了就扔，而要看人下菜碟。报纸的版扩了，内容没精上去,社会效益反而会下来。我们不回避办报也要赚钱，但扩版是不是赚钱的良方呢？我看也不是。一份成熟的报纸利润来源不是卖报而是卖广告。企业是否买你的广告，关键在于你在读者中的影响力，而不在于每周几次。如果扩版之后，注水多了，消费者不买，企业会要你的广告吗？这正是有社会效益，有读者欢迎，才有经济效益的原因。有些报纸为了赚钱，用各种手法拉广告，扩大版面登广告，甚至不负责地登骗人广告,这样的报纸只怕广告越来越少。扩版与广告扩大并没有直接关系，恐怕扩版办不好，还会丢广告。所以，扩版并非增加效益之良策。扩版能通过多卖报来增收吗？过去读者一周买一份，现在要买两份，这不就卖多了吗？其实并不是这么个算法。报纸是富有弹性的商品，竞争者多，替代品也多，过去我一周花二块钱买一份，现在一周要花四元钱买两份，这就等于涨价了。涨价我不买，改买其他报，如何有增收呢？更别说扩版后成本增加，采编人员更辛苦，为了一周多出几次报，拼命加班，完成了量的任务，哪会有质，“精心”二字从何谈起?其实“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不仅是办报的道理，也适用于许多行业。我把报纸扩版小题大做，意思也是告诉大家，羊年吉祥，三羊开泰还是求精而不求多，要不老一辈儿人怎么不说“九羊开泰”呢？培养国产“菲佣”如何发展服务业的思考 有人戏言，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因此，当有“菲佣”进入中国的谣传时，一些人跃跃欲雇。但不久有关部门正式说明，现在想进入的“菲佣”属非法劳工。“菲佣”之传闻也就不了了之。“菲佣”指来自菲律宾的高报酬、高素质保姆。“菲佣”进入的传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对这种高素质保姆的需求。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正步入中产。他们大多夫妻上班，工作繁忙，希望家中有个好后勤。尽管雇个“菲佣”代价不菲，但他们仍觉得值。几千元的支出大大低于他们放弃工作料理家务的机会成本。这正是高素质保姆市场上有旺盛需求的原因。按说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为什么国内会缺乏这种高素质保姆的供给，使这些需求者寄希望于“菲佣”呢？能当保姆的人的确不少，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下岗待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可以也愿意当保姆。可惜这些人远远达不到“菲佣”的素质。“菲佣”以其大学文化，对家务的精通和敬业而闻名。尽管是同样称保姆市场，但不同保姆素质差别之大，使她们并不是一个市场。低档保姆的供给是过剩的，而高档保姆市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或者说几乎就没有。高素质保姆市场的供求失衡也反映了劳动就业市场的特点：空位与失业并存。空位是有活没人干，失业是有人没活干。其根源在于劳动市场的技术结构，即找工作的人没有就业所需要的技术。劳动市场的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失业的严重性和就业的困难。这种特点反映在保姆市场上就是有人想花高价雇“菲佣”这样的保姆得不到，而许多想当保姆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才有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的感慨，以及对“菲佣”的渴望。其实在各国劳动市场上都出现过这种结构性失业，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失业者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拿高素质保姆市场来说，成为“菲佣”那样的保姆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只要进行适当的培养和教育，任何人都能成为“菲佣”。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希望不在于引进“菲佣”，而在于培养自己的国产“菲佣”。而且，无论从语言、生活习惯、还是文化传统来看，中国自己培养的“菲佣”要比越洋而来的“菲佣”更有市场。人们现在钟情“菲佣”无非是因为还没有这样的高素质保姆而已。培养国产“菲佣”既是学校的事，也是社会和企业的事。一些高等学校生源不景气，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其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人和所学专业与市场有差距。如果能看到高素质保姆这块市场，设立家政服务这类专业，从市场需求出发，培养这类人才，不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吗？如果高中毕业的青年看到未来几千元月薪的前景，他们会愿意上这种专业，也愿意努力学习。这就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可惜我们的一些学校不重视这块市场，也没有这样的专业。这还是受传统观念的约束，缺乏市场意识。这种高级保姆的培训不仅要靠学校，也可以由社会团体（如妇联）或企业操办。只要有条件，经过一定的审批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发挥多种积极性还是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要使这种培养成功，还要走市场化之路，交费上学。自己交钱上学才知道珍惜学习机会，也才能学到真本领。这样有真本领的人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当然，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完全可以用贷款的方法。他们应享受和大学生一样的贷款权。我想，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场机遇，大力发展高素质保姆的教育与培养，那时，我们的高级保姆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走向世界。也许到那时，在东南亚颇有名气的“菲佣”这个词就要被“华佣”代替了。学会应对随机冲击“911”事件发生后，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损失惨重。今年美伊战争爆发后，我在泉州又听到了类似的诉苦。企业家感叹,世界变化无常，生意太难做了。其实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动（经济学中称为随机冲击）是极为正常的。世界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一切都有序地进行。成功企业家的能力正在于能灵活地应对各种随机冲击，减少损失，甚至利用这些机会。如果一切都像计算机那样按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还要企业家做什么？从长期来看，随机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决定经济长期趋势的还是制度、资源、技术这些因素。随机冲击不能改变这些因素，也难以改变经济运行的人间正道。而且，任何一个经济在较长时间内都有能力对这些随机冲击做出调整。但随机冲击在短期内对某些企业的影响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911”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航空业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美伊战争使从事中东贸易的企业喘不过气来，最近的“非典”流行对许多国家的旅游业、交通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都说明，无论从一国还是一个企业来看，都必须重视随机冲击。当然，随机冲击也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或者说对一些人是坏事，对另一些人还有利益。所以，应对随机事件不仅仅是消极防范，还包括利用这些冲击。能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就在于企业本身的应变能力。这次在广东发现“非典”之后，市场上醋的价格上升，江苏镇江香醋企业抓住了这一时机，24小时生产、发货，经营取得成功。相反，醋的家乡山西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不仅失去一次机会，而且还被江苏企业兼并。山西人昔日的晋商风采已经一去不复返，醋业经营尚且困难，危机重重，哪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呢？机会只青睐有准备者。防止随机冲击的负面作用也好，利用这种冲击的时机也好，关键在于企业本身。说得更具体点，在于企业家的素质。不少企业家，尤其是少数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并不高，也不想成为学习型企业家，只知埋头拉车不看路,对国内外大事不闻不问，这就无法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随机冲击。美伊战争并不是突然打起来的，此前已有几个月的准备时期，如果每天关心局势变动，你就会知道这场仗是迟早要打的。这并不像“911”那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预兆的。如果一个企业家从事中东贸易，或主要生产向中东出口的产品，你就必须关注中东局势，甚至请专家来为你分析何时开战。这样，当美伊战争真的打起来，你也不必惊慌了。许多企业家消息太不灵通了，以致事到临头不知所措。记得前年欧盟通过了2欧元以下的低档打火机要有安全锁装置才能进口的法令后，温州打火机业一片惊慌。其实这事在欧盟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什么秘密消息，欧洲许多大媒体都报道过。但温州打火机的老板没人去关注这些消息,受到冲击能怨谁呢？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时常会有大浪，成功的企业家就应该避开浪头的冲击而利用浪头的推力。打击只对那些无防备的人,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来自学习。应付冲击的另一种做法是多元化经营，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横跨几个行业，但也可以做到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哪怕只生产一种产品，也可以努力实现市场销售多元化，出口到更多的地区与国家。世界各地总不会同时打仗，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呢！应对随机冲击,是一个企业家必须了解的大学问。由现在做起,为时仍不晚。小亏与大便宜“非典”流行期间，有些企业贪图蝇头小利，哄抬药品、消毒用品的价格，不仅被罚款，而且失去了信誉。相反，杭州的胡庆余药店坚持不提价，多生产，尽管赔了点钱，但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扬。这两种企业，前者占小便宜吃大亏，后者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文革”中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其实无论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的确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企业来说，这句话更是正确的经营之道。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追求利润并不是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根本上说，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物品与劳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把企业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在一起。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正确处理小亏和大便宜的关系。这就是说，利润最大化是长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短期中一时一地的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在长期中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有正确的经营策略，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大便宜”。那些惟利是图，不讲道德和信誉，甚至趁人之危谋利者，短期内可以有点小便宜，但长期中是要吃大亏的。翻翻一部企业史，有哪个企业是靠蝇头小利、不义之财成功的？许多知名的成功大企业都是吃小亏才占大便宜的。在电视剧大清药王中，同仁堂乐老板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有一次由于红参短缺，作丹参丸时药师用了白参。白参比红参便宜，但疗效也差。乐老板知道后坚决把这批丹参丸烧掉,宁可赔钱也不出售。从短期来看，同仁堂吃了亏，但却树立了品牌和声誉，这才有了百年老店。那些与同仁堂同时代的药店，经常以白参代替红参，当时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现在还有哪一家仍然存在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海尔集团当年曾经公开砸毁了质量不合格（也许只是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在许多人看来，产品有点小毛病难免，在冰箱热销的当时，同样抢手。何必吃这个亏？但张瑞敏先生坚持高质量，决不占这点小便宜。从短期看，海尔损失了几十万，甚至更多，但从今天看，没有当时吃那点小亏，能有今天的海尔吗？与海尔同时起家的家电企业不少，那些贪图一时小便宜，不注重质量和品牌者，哪一家成功了？企业的生命是品牌和声誉。成功的品牌不仅来自创新和技术，而且来自高尚的商业道德，来自诚信。为了做到这些，在某一时期吃点小亏是正常的，这也是企业必要的成本。只有勇于吃小亏的企业，才有以后的大便宜可占。吃小亏是占大便宜的必要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还是颇有点辩证法的。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与任何社会一样，这个时期难免有浮躁和迅速致富梦。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难免有惟利是图的人和企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置大义于不顾。那些在“非典”期间借一时供求失衡的状况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生产伪劣商品的企业就是这类“奸商”。他们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我敢断言，他们是短命的，即使他们逃过了政府的检查，最终不仅不会有大便宜，还会有灭顶之灾。中国自古以来讲诚信为本，讲做生意先要做人。这些话是至理名言，也是企业成功之本。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是大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位一代巨商，给这家药店定的调子是“不图赚钱，治病救人”。看来今天的胡庆余还是坚持了胡雪岩先生的传统的。这是他们的成功之道。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前途光明了。“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前一时期有近万名游人到密云水库一带露营、野炊、旅游，被当地政府劝阻。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应该有多大主权，消费者自由的限度是什么。市场经济中，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该由消费者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理性消费者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做出最大化消费选择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保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自由，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实现。但是，消费者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消费者是不是拥有无限主权呢？我们的回答又是否定的。这就因为消费尽管完全是个人的事，但具有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效应。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生产或消费）对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的影响。这种外部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例如，消费者去旅游，直接相关的是旅游者（获得正效用）以及旅游部门（获得收入）。但它还要影响与旅游无关的第三方。比如旅游拉动了整个经济，这是正的外部性，即有利的影响，但旅游也引起某种环境污染，这是负的外部性，即不利的影响。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的是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能实现个人的最大化。再以旅游而言，价格机制使旅游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也使旅游部门收益最大化。当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外部性时，个人最大化与社会最大化是一致的。这正是市场价格机制使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的作用。但在有外部性时，个人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当有正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有负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小于个人利益。正因为有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的自由决不是无限的，消费者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消费行为要受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制约。比如，消费者没有吃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力。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非法偷猎和野生动物灭绝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无限扩大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当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对制止这种行为是无用的，这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正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当前的“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更为突出例如，在消费过程（旅游）中引起“非典”的扩散。因此，在特殊时期还应有特殊的限制。北京市发布公告禁止到怀柔、密云这些水库去旅游，就是为了防止污染北京饮用水源的外部性。这时消费者就没有到这些地方旅游休闲的权力与自由。这种对消费者的限制实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保护消费者，而对个别消费者的放纵则是对社会不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府在“非典”期间采取的一些限制决不存在侵犯消费者权力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消除这种时期消费的负外部性是政府的职责。在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时，政府是重要的，但仅有政府还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要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消费，自动消除可能产生的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自觉地不去这些地方，或者听工作人员的劝阻。从这种意义上说，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不仅要政府努力，还要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非典”是整个社会的灾难，也是每个人面临的灾难，消灭“非典”应该从每个人做起。我们不能上抗“非典”的第一线，但如果可以不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为“非典”传播提供可能，也就为战胜“非典”做出了努力。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实现自己的消费自由和消费者主权，“非典”就可以更快消灭，社会会更加文明。“非典”期间的市场与政府“非典”期间，口罩等物品极度短缺，于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定货或组织生产。哪知计划不如变化快，政府订购的口罩又卖不出去，仅北京床单厂就积压了100万只口罩，企业陷于困境中。与抗“非典”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的确是小事一桩，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要不要相信市场，政府能否取代市场？应该说，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都是第一位的。从事抗“非典”物质生产的活动仍然是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说，当社会对口罩等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时，不用什么政府指令，企业也会做出反应，迅速增加这类物品的生产，没有这种反应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由于企业能力所限，这些物品会出现一时短缺，但这些物品并不难生产，短缺会在较短时期内克服。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要依靠企业主动做出反应，就应该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我们之所以加“一定范围”是要防止借此机会哄抬物价（如一只口罩卖到60元，或一瓶醋卖到1000元）。但并不是完全不让价格起作用。需求增加，供给短缺，物价上升还是允许的。尤其是企业加速使用设备，工人加班，原材料价格上涨，一点不让价格上升，不利于增加供给，也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利用“非典”这样的“国难”发财是不对的，但仍应该让它们保本并获得正常利润。像北京的这家工厂，口罩的原料纱布从每米一元涨到三元，而口罩价格没变，这让企业如何生存发展呢？即使在“非典”时期，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活动就在于市场多变，政府的计划往往赶不上市场，结果引起资源浪费。类似“非典”时期口罩需求骤增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极短期的现象。政府难以预期未来变动。北京这家工厂按上级指示生产的是16层口罩，但天热后这样的口罩反而捂出了“非典型痱子”，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更好的一次性和活性炭口罩作为16层口罩的替代品出现，也使这家工厂的口罩积压。市场千变万化，计划经济的缺点正在于计划缺乏及时而充分的信息，有滞后性。发生在北京的口罩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计划都难于代替市场。目前，一些在“非典”初期供给严重不足的物品又出现了过剩，其中原因之一正在于前一段个别政府部门的指令性计划。相信市场并不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应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政府的作用之一都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但在“非典”期间这一作用更重要了。这种特殊时期的供求变动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生产不合格的口罩或其他防治“非典”药品，借“非典”进行诈骗活动等违法行为迅速增加。这时政府维持正常经济秩序对社会安定和战胜“非典”极为重要。所以，查处这类非法行为，保证各种物品的质量，就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非常期间应该用非常之重点对付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许多地方政府有力地打击各种非法活动，惩罚、公布了一些违法企业，对战胜“非典”功不可没。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能交给市场做的,尽量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才由政府承担。或者也可以说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政府管市场秩序。在平常是这样，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是这样。相信市场的调整能力，社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如果政府把精力用在经济活动，下达生产指标上，就有可能削弱其他应该履行而且无法替代的职能。北京的口罩过剩的确不算什么大事，但它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只要摆正了这种关系，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战胜，经济也才会持续增长。SARS冲击与图书业发展SARS袭来，冲击了许多行业，也冲击着图书发行业。熙熙攘攘的书店变得门可罗雀，据说有的书店一天营业额只有五元。危机也是机遇，如果我们对SARS冲击下的图书市场做一点认真思考，也许可以找到未来的繁荣之路。我们的图书发行现在是一种二元化体系国营新华书店与民营书店并存。面对SARS的冲击，这两类书店都遇到困难。但总体上说，国营书店比民营书店遭受的打击更大，对SARS的反应更迟缓。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未来图书发行业的模式是什么？国营的（我不说国有的，而说国营的，因为目前的新华书店完全是国有国营的）新华书店，即使没有SARS也已经走入了英雄末路。新华书店有它值得骄傲的时光有从上到下完整的发行、零售体系，曾垄断全国百分之百的图书市场。绝对的垄断就是绝对的无效率。所以在民营书店兴起之后，新华书店的市场正在不断萎缩。在许多地方，新华书店甚至改为服装店、百货店，或承包或租赁出去靠租金度日。整体而言，书店靠政府过日子由政府投资兴建气势宏大的图书城（作为形象工程之一）,书店无偿或低价使用，或者由政府授权排他性地销售中小学教科书和政治读物这类销售量大的图书。尽管有这些特权，也是苟延残喘而已。国营新华书店的这种状况与国有企业类似。不过国有企业有所改革，国营新华书店基本未变。新华书店的国企病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产权不明晰，仍然是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公有制形式。第二,内部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按行政级别领工资，员工仍在吃大锅饭，无论销售业绩如何，收入是固定的。第三,长期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已经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正如成长于动物园的老虎已没有野外生存能力一样。第四,长期以惟一的老大自居，没有（而不是缺乏）服务意识。我从上小学开始买书，至今有50多年了,对新华书店的服务从来没有一次满意过，那些盛气凌人的服务员让你有一种“气书”的感觉。所以，自从有民营书店后，我从不去国营新华书店。这样的书店要能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并发展下去,那才是有鬼。新华书店是计划经济少有的几个顽固堡垒之一，最近中央已经决定放开图书报刊发行市场，允许外商进来。私人书店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实际上也已经打破了图书市场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格局。新华书店的出路在于彻底市场化，而不是靠政府给予资助或特权。图书发行还不涉及经济基础与国家安全，应该完全放开。新华书店也不必走国有企业那种假股份（国有股一股独占还不是一股独大）道路，也不必由政府主持组建什么大型集团。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一条完全适用于图书业。图书发行业本来就不该是垄断的，过去的垄断并不是行业自身的特点（如规模经济或其他）要求垄断，而是政府人为造成的。是打破新华书店垄断地位的时候了。原有的新华书店完全可以与外资、私人合作，形成股份制企业，也可以出卖，完全由私人或外资经营。图书发行市场上应该有产权明晰的企业进行平等竞争，这些企业没有什么由所有制决定的身份，在经营、融资等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力，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比如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就应该竞标，而不是由政府授权。中国的民营书店也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有其市场意识强、竞争力强、服务意识强等优点，但总体上讲有规模小、实力弱，成不了气候的缺点。中国的图书发行也正是要在国营书店转型、民营企业做大的过程中成熟起来。那时就不怕SARS之类的外部冲击了。SARS冲击所带来的图书发行业困难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图书发行业市场化程度太低这类根本问题。因此，这是一个走向市场化的契机。但是，应该看到，SARS冲击引起的问题还反映了许多营销等技术层次的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一市场化就灵的。市场化是起点，以后的路还很长。无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形式，不走好以后的路，再遇到SARS这种不可预期的事件，还会受重创。图书发行与商业一样也是一个规模经济行业，只有规模做大才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但这种规模大并不是建立什么大书城或图书中心，而是实现连锁经营。这次SARS流行期间，这类大的图书中心顾客急剧减少，就是对大书业思想的冲击。连锁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但销售分散化，又有利于顾客。谁会为了买几本书去一次王府井或西单呢？附近的书店是休闲与购买最理想的地方。店不在大，有特色则灵。但独立的小店成本下不来，又缺乏抗风险能力。所以，集中与分散的连锁经营是图书业成功的惟一道路。中国应该在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几个全国性的连锁书业集团，不过不能是国营的新华书店体系，而是产权明晰，作为现代企业的书店体系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一样。图书发行是服务业，其成功的营销完全在于有特色的、多样化的服务。过去的中国图书业有个性化服务琉璃厂的书店都有自己的专门服务对象（大学教授与学者），定期向他们提供信息，并送书。这种个性化服务，即使在网络化的今天也必不可少。网络化当然是图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今天的网上购书之所以作用不大，就在于它十分不完善查找太困难。人们很难看书名买书，总要浏览一下其内容，现在在一些网上找书，还没有这种方便。网络化只有以方便、实用为目的，才会有更大发展。其他诸如书店的环境，服务员的素质等等，都十分重要。例如，有的书店总在播放音乐书店要安静，别用歌舞厅的方法来经营。书店要有停车场别忘了有车之人往往也是买书之人。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