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pdf

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桑 兵章开沅文集 的编辑是章老师在世时“在集体帮助下的自我盘点”，采取分门别类的体例，收录和编辑作者的主要著述，依次为辛亥革命研究（三卷）、张謇研究（两卷）、思想文化（一卷）、南京大屠杀（一卷），最后四卷为笔记、演讲、访谈和序言。由此可见章老师治学的基本取向，用力的重点从篇幅的分布即可概见。不过，由于文集没有收录作者的所有文字，要想解读终其一生整体的治学路径及前后变化，还需进一步扩展视野。另外，章老师晚年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其寄望、影响与成效，未必能够简单地对应著述的篇幅。有鉴于此，依据现有资料，对章老师的治学取向略做探讨，并窥测各方面的拓展空间，对于理解其学行，当有所裨益。一 由博返约章老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虽然之前民国时期的大学有些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程，一则分期不同，二则观念有别，三则普遍不受重视，因而专门研究者较少，多为兼顾，或是由三民主义教育中的革命史分担。1949 年组成的新中国史学会，确定以中国近代史为重点发展领域，一些原来治古代史的成名学者，转而治中国近代史。而当务之急是在各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的基础课。因为专任人数有限，多数承担教学工作的教师当务之急是搭建中国近代史的框架，讲授近代通史；若有余力，再根据各自的兴趣，结合各方面的需要，选择其中部分领域作为研究专攻。由于原来基础较为薄弱，整体的观念架构又大幅度改变，加上课程准21备过程中的积累，在近代史领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可以下手的题目，汇集相关材料，进而动笔写作。和后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新进很快进入特定领域并开始专题研究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近代史教师为了应对教学的需要，知识面相对较宽，而能够相互交流的学术会议则较少，尤其是一些特定领域，全国范围也只有少数甚至个别人在研究，整体而言又倾向于关注重大历史问题，因而不能株守一隅，做窄而深的探究，往往要在若干方面形成论文，选题比较宽泛，以便引起广泛注意和讨论。况且中国学问，历来求通，无论时段还是方面，都不赞成画地为牢。治古代史的学人对治近代史的学人不无微词的重要方面，就是划分太细。这也促使治近代史的学人在时间跨度有限的近代的范围内努力求通，尽可能超越时段的约束。从论文撰写发表的范围不难发现，和同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学人相似，章老师虽然以辛亥革命研究为主轴，涉及的时段却跨越整个近代史，尤其是当时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几次革命高潮和若干重大事件，几乎都有专门的文章论及。现在一些批评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意见，主要是说时下各自做小问题，彼此隔绝，缺乏大问题的讨论。所谓讨论大问题，主要是指论战式的学术争鸣，似乎人人可以参与，能够发言，就是重大问题。这倒不可一概而论。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历史的历次论战，当然不乏深思熟虑的叙事说理，但也不少随心所欲的浮泛议论，甚至掺杂一些偏激意气。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论战，口诛笔伐，不无“文革”时期大字报的戾气，而且已经脱离历史本体，至少谈不上深入主题。研究历史，非碎无以立通，关键在于不能只有具体，没有整体，也不能只是形式上通，实际上不通。例如以为编撰通史就是通，其实不通的通史并不鲜见，而通的专题研究则明显不足。不少看似头头是道的论著，只有离开原有的时空联系才能通顺，一旦放回历史现场，种种的自洽就会不攻自破。即使在时代大环境的制约之下，出自章老师之手的非辛亥革命文章，仍然可以抓住要领，独辟蹊径，不落俗套，言之有物。有时文章甚至不以专业论文的形式面世，如关于电影 林则徐 的影评，不仅引起电影专业人士的瞩目，近代史研究者也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样的宽而不泛后来体现于所撰写的各种序言之中。尽管如此，章老师的术有专攻仍然十分突出。选择以辛亥革命为研究重点，当然与学校所在的武汉为辛亥首义之区，以及作为三次革命高潮之31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一的辛亥革命备受重视关系紧密，正如我的硕士导师陈锡祺先生从隋唐史转向孙中山研究一样，起初不无“奉旨办差”的意思。可是以辛亥革命为重点，却将重心放在江浙，而且不以江浙的革命党为主，而是着重研究东南一带的立宪派绅商，的确是独具慧眼。如果说不以武汉为主，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学校或研究机构争胜，似乎有些消极，那么着重研究江浙的绅商，却不仅与国际上的研究取向暗合，而且把握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先是东西横移，然后出现逐渐南迁的过程，到了近代，东南一带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政治上也逐步形成与北方平分秋色甚至彼此抗衡的实力。清代汲取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采取内外相维、军政制衡的体制，除三藩之乱外，基本解决了藩镇、外戚、宦官、相权威胁皇权的难题。可是庚子东南互保，各省督抚却假借不认矫诏的名义，抵制朝廷的旨意，凸显疆臣的实力地位。江浙的崛起，各通商口岸大都市的地位尤为重要，其中商会等社团组织与传媒的作用举足轻重。商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末，清中叶以后，大大小小的商帮凭借会馆公所等组织凝聚行业和地缘力量，在南北各地的城市里社会地位日益提升，清季更是借由商会、教育会等组织形成全国性网络，并依靠各种社会纽带，实力猛增。一方面，绅商结合，利用传统社会中与同籍京官内外呼应的联系，在居处和原籍对当地官员进行制衡；另一方面，通过商会、教育会、各种自治组织和立宪团体，掌控全国相关界别乃至社会各界。其中江浙绅商的表现尤为抢眼，从清季直到国民政府统一，江苏教育会一直是江浙绅商争取全国性实力地位的重要依托。清季以来，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使得全国各地的关注焦点以及生活节奏逐渐同步化，新型传播业的集中地是上海，在全国传媒中占比百分之八十。从 汪康年师友书札 可见，以上海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社会交互网络在清末已经形成，其中浙籍绅商主导的商务印书馆就是代表。通过必要时化身多家出版机构，并掌控数家报刊，形成组合，从晚清到民国，该馆不仅在商界和文化界游刃有余，在翻云覆雨的政界也能够左右逢源，其影响远远超出出版界。章老师的研究，以江浙立宪派绅商为主角，尤其是关于张謇的生平事业，下手很早，长期用功，建树很多。其最为学术界称道的成果之一，就是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研究这类课题不仅具41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有前瞻性，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更为重要的是为来者开无尽的法门。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才能体会其开创性意义，只有认真梳理大幅度扩张的资料，继续深入探讨相关的问题，才能领略所展现的广阔空间。二 但开风气改革开放后新时代来临，辛亥革命研究趁势而起，如日中天，一时无两。了解海外研究趋势的章老师很快就察觉到高潮之后将会回归平复，鼓励来者新进扩大研究领域，将来再反哺辛亥革命研究。而且他亲力亲为，率先垂范，花甲之年以后，不断开拓进取。所开辟的诸多方向中，社会群体研究是在原来的个人和阶级架构上衍伸出来，商会研究主要由弟子实行，并繁衍出同业公会等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研究与国内的大趋势相吻合，南京大屠杀研究、教会大学研究以及近代大学研究则是个人经历与机缘巧合互动的产物，可以说基本脱离辛亥革命的范围，最多只有部分外缘性关联。由于章老师的地位和影响，在上述各个领域只要振臂一呼，都不乏响应者。尤为典型的当属教会大学研究。此事几乎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如果没有章老师的全力推动，大概率很难形成规模，顶多只有个别研究者对若干具体问题进行孤往式的探究。尽管时势的空窗期时间有限，如今已经难以为继，关于基督教乃至一般宗教的作用见仁见智，教会及教会大学毕竟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实事，略而不论，无疑会导致研究视野的偏蔽，从而产生认识偏差。章老师主攻、涉及和开辟的研究领域虽然众多，稍加比较，可以发现并非平均用力，有的只是偶尔涉足，有的指导弟子分别进行，有的则是全力以赴，不畏艰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努力前行。其中的分别原因各异，有的可能尝试之下，觉得存在问题，不无争议，例如文化研究和现代化研究，前者始终众说纷纭，后者已有诸多批判。20 世纪 80 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其实在民国时期曾经几度兴盛，改革开放后再度成为热点，深究此事者认为有突破教条化观念之便，因而成为思想解放的利器。可是文化的内涵外延都不够清晰，仅仅概念就争论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传下来的各种定义多达 160 余种，依然无法约定俗成。作为方便名词使用，固然有其便利之处，若是作为研究架构，则难以把握。现代化研究虽然起源于其他领域，51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可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奇迹，让这一议题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趋于紧密，又适逢中国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追赶先进让无数国人对现代化充满无限憧憬。只是现代化的理论经过反复检讨，普遍认为存在后设性，难免找变化，削足适履，因而多已弃用。海峡对岸的区域现代化研究，统一架构，填塞史事，备受争议。后来虽然有所调整，毕竟难以完全摆脱一刀切的束缚，似是而非之处不少。虽然大陆史学界也有著名学人继续努力发掘潜力，难度依然很大。这些方面，或是拓展的空间有限，或是难以把握边际，的确不宜牵连过多。章老师见多识广，对于个中情节，了然于胸，适可而止。社会群体的研究，章老师自己视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并且当作研究的重点。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之初旋风式访美大获成功后，芝加哥美国亚洲年会上舌辩辛亥革命的性质又一战成名，加上国内编撰 辛亥革命史等几次机缘，让本来并不一定担当主角却不负众望的章老师星光熠熠。亚洲年会激辩的中心主题，聚焦于辛亥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章老师主张阶级革命，并且以唯物史观为论证，却并未机械地套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中，而是依据实情，着重研究实在的绅商群体。如此一来，避免生搬硬套，能够实事求是，相辅相成。群体研究的对象，在传统四民社会主要是士农工商，加上官员和军人，近代由四民社会变成国民国家，大而化之，群体演化为工农兵学商党政军。由于社会分工日趋细化，职业界别日益增多，群体研究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过，体量最大的农，反而因为人数众多，难以下手。为了避免笼统，防止以偏概全和片面求同，最好与乡村研究结合，缩小范围，寻找连续性和个性化资料，并借鉴和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在文集的自序中，章老师谈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多次转向与开新，他说：“我从不趋时跟风，但却难免喜新厌旧、浅尝辄止之讥，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 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我很高兴，我所开辟的这些领域大多后继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这番话既包含自谦，也不无实情。龚自珍 己亥杂诗 有云：“但开风气不为师。”作为思想和学问的境61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界，能开风气者即为一代宗师，而非好为人师之师。章老师倡导的诸多领域，如今有的已经看似寻常，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体会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所带来的醍醐灌顶般的冲击力。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史研究目前的状态，与章老师那一辈学人开风气之前已经大不相同，由此可以体味争取局面变化的不易。三 取舍得失所谓有舍才有得，取未必得，舍未必失。章老师引领的多项研究领域，虽然有些“浅尝辄止”，以致自嘲为“喜新厌旧”，却绝不是始终漂浮在江海之上的无舵航船，有的喜新却不厌旧，有的甚至不惜逆流而上，显出有些近乎固执的坚韧。纵观章老师一生，治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耳顺以前，长期坚持深耕辛亥革命史和张謇研究，并衍伸出绅商群体研究。所谓探索新路之举，主要是在此后。而且其中也有所分别，不可一概而论。最为显著的实例就是教会大学研究。可以说，辛亥革命（包括衍伸领域）与教会大学研究，是章老师始终锲而不舍的重点研究对象。章老师用力最多的两个领域，看似相距甚远，其实有着潜在的关联，最为重要的相似性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可以扩展的空间较大，二是最终指向群体研究。辛亥革命与教会大学两个领域的潜在扩展空间究竟有多大？以教会大学研究为例，章老师虽然大力提倡，并且身体力行，但毕竟开展的时间较晚，本人直接下手的题目范围远不能与辛亥革命研究相比。然而，章老师晚年几乎可以说不遗余力地推进相关研究，除了各种机缘巧合的外缘性作用以及早年学历的内驱动力，重要的原因当为教会大学研究可以延展的幅度相当广阔。在欧美的宗教史研究中，传教史无疑处于边缘位置，但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有着远非宗教史可以涵括的重要研究价值。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非宗教性文化，因而可以包容众多的宗教文化；两汉以下三教合流形成新儒学即理学，儒表释里，使得宋以后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多了几分禅机。按照陈寅恪的看法，基督教是世界上各大宗教中排他性最强的宗教，与之相应，以基督教一元化为底色的欧洲文化也具有极强的宗教71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与种族排他性。极具排他性的基督教进入极具包容性的中国，势必导致冲突，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即使是天主教系统，对于中国信众的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等于默许。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冲突交流融合，产生了无数的变相以及应该深入探究的众多课题。面对看似仍旧实则全新的问题，研究取径和办法应该相应地有所变化和进化，其中重要的方面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梳理纷繁而错综复杂的事实联系，以及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着重考察人数众多而多样化的信众，将章老师主张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熔于一炉。教会大学研究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切入点，外国教会入华及传教，如何与不同时期的政府官方建立必要的关系，适应中国国情做出调整；中国的神职人员与一般信众在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之下，如何与原有的信仰进行调适，于此可以通过梳理事实联系，设法呈现历史本相。就教会学校而言，在中国的学制体系之外如何努力与科举考试以及学堂系统保持适应性关系；相对于学校书院和非教会学堂，教会学校实际处于何种地位，达到何种水准，既有的研究未免因视角不同而看法各异。因材料限制，传教史的研究中信众研究的难度较大，而信众研究恰为事实联系的比较研究所不可或缺，教会学校学生与一般信众的联系及分别，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可行的有效取径。历史研究往往存在研究某事即高估某事的偏向，教会大学的研究也难免此弊。研究教会大学，如果不能置于近代学堂学校的整体之下，难免看朱成碧。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学校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声名显赫，可是辛亥之际被迫从北京的清华学校南下的吴宓，就对其印象不佳，以至于获悉清华复课，便立即抽身北上。而民国时不少学人宁肯受聘于政府所办的省立国立大学，也不愿到教会学校或私立学校任教。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相辅相成，尽管引起一些批评，却反映了在国家主权和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相当部分的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的排他性与独占性的警惕及反感。以事实联系的比较研究为途辙，从教会大学到传教史，可以将中国人群进一步细分化，有望做出具有很高价值的学术成果。检讨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如何着落于不同人群，对于当下的文化取向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果说教会大学研究刚刚经过拓荒阶段，有待开拓的领域理应十分广81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阔，那么辛亥革命研究已经章老师那一代人深耕多年，之所以后续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一方面从既有的研究检讨，可见范围虽然广大，仍在不断扩展之中；另一方面，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毕竟起步较晚，开始投入有限，后来人数虽多，训练却不充分，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不成正比，因此，不少基本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例如，辛亥时期的许多重要概念，现行的解读与当时的本义存在不少歧异，即使像革命、共和、国体与政体、中央与地方等枢纽性概念，也不能完全吻合前人复杂多变的意思，有的还与前人的意思截然相反。对此，一般研究者或视而不见，或断章取义，无法合辙。更有甚者，连“辛亥革命”最早起于何时，也长期不得真相。而此事正好落实于江浙绅商的身上。章老师编辑 辛亥革命资料续编，主要就是鉴于原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的辛亥革命各卷收录有限，尤其是其他方面可以比勘的资料不足。如今各类相关资料大幅度扩张，只要不是过于受前人研究的拘束，按照时间顺序系统梳理各类资料，将新旧材料相互比较，参合各方史事，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不仅能够补充未竟，纠正误说，而且可以写成专书的题目俯拾皆是。例如正是在辛亥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由传统的四民社会走向国民国家，社会分工导致群体不断细分化，新的社会群体由原有的社会群体中分化出来，已经脱胎，尚未换骨，如何成形，带有不少或然性。而用细分化的学术看待研究这类群体，往往出现各说各话，甚至截然不同的判断，绅士在清季民初的历史命运即一显例。由此可见，要想延续辛亥革命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但开风气，不仅别开生面，还要展现广阔的发展空间，令人豁然开朗。由此进路，可以转移和引领时趋，并且结成硕果。其前提是视野宏大，分门别类尽在眼底胸中，研究的问题要尽可能专，涵盖的方面则要尽可能宽。如此，自己的探索看似左突右撞，实则都在掌控之中，能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对于他人的进取也能够在学界整体的发展脉络中安放得宜。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91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ContentsMr Zhang Kaiyuan and the Research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Conversations with Mr Zhang on Social Classes and Group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Luo FuhuiThe Direction of Mr Zhangs Academic Work and Its ExpansionSang BingFrom“Small Revolution”to“Big Revolution”：Speech on the“Conference onthe Research and Thoughts of Mr Zhang Kaiyuan”Wang Qisheng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On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s Maintenances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a Fron-tiersShui Haigang Han Jingcheng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Daogu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risis in the sea fron-tiers continued.After the Opium War，with the threat of aggressors strong ships and sharp guns，under the oppression of unequal treaties，the gateway of important coastal defense ports in thecountry opened，and foreigners encroachment on the traditional sea sovereignty was every-where.The importance of Taiwan，Penghu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o the maritime secu-rity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highlighted.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sea frontiers crises，on onehand，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gradually accept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ocean and sea power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ocean，and prepared to build a modern navy to protectthe sovereignty of coastal areas；On the other hand，while all kinds of setbacks were coming oneafter another，the government have actively made various efforts and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a frontiers.Keywords：Sea Frontiers Crisis；Maintenances of Sea Sovereignty；Late Qing Dynasty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