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pdf

2023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吴 凯(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文明理念,也是一种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创造,它将人类发展置于更加广阔、深远的历史进程。立足“三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回应全球发展鸿沟、国际安全困境、人类文明冲突等世界之问,具有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文明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绘制未来图景的文明特质。在全球发展倡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促进共同繁荣为愿景;在全球安全倡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共生关系为目标;在全球文明倡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构共同价值为归宿。以“三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文明论意义,它为全人类安身立命澄明了新发展观,为全人类普遍交往提供了新安全观,为全人类互利共赢构筑了新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也是中国向世界奉献的文明大道。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在全球发展、全球安全、人类文明等方面促进互利共赢、多元发展、和谐共处,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积极贡献中国力量。关键词:“三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新境界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3)04-0001-14作为一种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动构建,它致力于回应或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全球发展鸿沟、全球安全困境、人类文明冲突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提倡的有别于西方盛行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三大倡议”代表着中国的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生成了一种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强调在全球发展中促进共同繁荣,主张全球发展不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新安全观强调在全球安全中维护共生关系,提倡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新文明观强调在全球文明中构建共同价值,鼓励以文明交流实现文明共存和共荣。“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1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三大倡议”中向世界各国充分阐明它的终极关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携手共建人类美好家园,打破零和思维、冷战思维、文明冲突论等非此即彼的狭隘论调,共同探索一种能够为全人类提供价值指引的文明方案。1 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力图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发展理念,它超越了1基金项目:贵州省第二批新型特色智库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专项研究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研究”(GDXXZK2023005),项目负责人:吴凯。作者简介:吴凯,男,博士,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2023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范畴,不仅将不同国家对发展、安全、文明的追求植根于平等、包容、共赢、互惠的理念之中,而且促成人类立足命运共同体思考发展理念、治理模式、合作方式的问题。立足文明视角,深入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特质,尤其是它对人类文明未竟问题的探索,以及对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价值追求,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研究者的一种学术自觉。1.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视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价值指涉,并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探讨。第一,从世界意义层面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实质。刘同舫主张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性“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的本质性差异,站在历史的、时代的、人类的高度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方案2;陈曙光从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角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引未来道路的最高理念,是为中国所把握的世界精神3。第二,从公共性角度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范畴。周向军、温东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实质公共性”4,具有为人类生存和世界大同的公共性目的;左秋明立足伦理共识,强调共识伦理可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价值方法5,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观层面的共识性和公共性。第三,从共同价值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向度。张鑫从文化政治视角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超越文化冲突的价值向度,它可以极大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6;袁祖社主张从共享发展维度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安全困境”的破解,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面向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7。第四,从文明形态视角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优势。林坚主张从“五个文明”视角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结构,认为和平安全、利益共享、价值共融、责任共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8;钟明华、缪燚晶立足文明主体、文明思维、文明目的、文明价值,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的延续9。第五,从历史坐标映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使命。吴宏政、张冬艾根据唯物史观原理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10;张永刚基于世界历史眼光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亦是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两个大局”的使命使然11。1.2 问题的提出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从文明视角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一部分集中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如杨洪源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是大写的文明和小写的文明的统一”1253;另一部分研究成果集中于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福祉的意义,如袁祖社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了一个人类福祉本位和共同利益至上的公正合理的新世界观13,方世南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追求与建构,目的在于推动人类走向健康世界、美丽世界和安全世界14。学者们在系统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视野的同时,也关注到它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将其置入“两个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考察视野。以上研究为本文立足“三大倡议”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提供了有益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推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有益尝试。如果仅仅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特质,或者2吴 凯.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站在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高度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影响,这就有可能使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研究倾向于较为宏观和综合的理论范畴,缺少了在“细枝末节”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具有文明新境界的深入探究。那么,如何才能立足“三大倡议”进一步理解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呢?本文将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在“三大倡议”中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需要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特质,这有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读懂中国的文明故事。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三大倡议”中的文明意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需要付诸实践的文明性建构,迫切需要向全人类清晰地阐明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做到对命运与共发展道路的文明性坚守。第三,以“三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论意义。“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597,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命运与共作为实现人类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实现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更好地提炼和说明内在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勃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论意义。2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三大倡议”中的文明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关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理论探索,又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开辟一种新的文明视野的实践创造。解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特质,需要人们正视全球发展、全球安全、人类文明遭遇的现实难题,进一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来回应世界之问。2.1 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批驳“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范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贸易协定、科技研发、全球治理等手段,为人类实现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选择性忽视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并未立足全球共同发展而构建一个新的文明世界。实际上,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无不暴露出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军事等领域的霸权行径,并惯以用“自由”“民主”观念对非西方阵营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以确保西方资本主义“教导文明”对全球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是一种立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狭隘利益的发展范式,它撕裂了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和文明追求,并以“统一世界”“走向全球”的名义将命运与共的全人类“捆绑”在一起,将“西方现代化=全球现代化”“西方现代文明=全人类文明”。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新的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对大同世界的文明理解和共同追求,它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平等交流作为构建自身价值观的实践基础,“避开了进步理念与西方优越性之间的密切联系,避开了西方叙事所导致的帝国主义扩张,避开了强加于人的做法”1634。较之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超越其上的发展逻辑。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看到了全球发展难题,它不仅立足全人类共同福祉探究命运与共理念,而且摒弃了各种“中心主义”的发展范式,致力于在全球共同发展中推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177;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后发式”力图避免西方现代文明正在遭遇的“发展性危机”,致力于为不同国家提供一个能够共同接受并践行的命运与共的发展理念,引领并塑造全球共同发展进程中的各种行动力量。3 2023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制全球共同发展的文明圈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范式曾经被发展中国家奉为楷模,后者不自觉地按照这一范式建构本国的发展道路。“西方中心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明观,这些国家对人类文明的构成要素、评价标准、发展趋向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它们通过资本垄断不断创造合乎现代西方文明需求的存在法则,并将其扩展至全球共同发展的文明进程。人类文明需要资本力量的支持,但毫无节制的资本一旦渗入并左右人类发展进程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全球治理的共识危机等问题,将会对全球共同发展的文明程度带来严重冲击,这主要源于“资本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18187。因此,全球共同发展要最大限度顾及不同国家发展的文明追求,立足本国实际对命运与共的文明范式进行民族化、本土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出场,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全球营造开放、合作、共同、可持续的发展氛围,不以发展水平高低、发展速度快慢、发展质量优劣作为评价各国文明程度的标准,而是秉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性看待全球共同发展的现实难题,正视世界各国在全球共同发展中的“文明落差”,主张“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1754;另一方面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参照,立足全球共同发展绘制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的文明圈层,这是一种具有全人类眼光且可持续的文明发展理念,它用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利益,使全球发展不断从野性走向文明、从垄断走向合作、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自在走向自为,以命运与共的大同境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持续化和理性化。2.2 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全球安全治理的文明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历次科技革命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强大动力。尤其是以助力资本增殖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精神,塑造了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它鼓励个体追求经济成功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全球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广自身的发展模式与话语权,并将其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标准。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世界各国往往以保护自身利益为中心,缺乏良好的合作与协商机制,陷入零和博弈思维之中。然而,全球安全是一个复杂而紧迫的问题,既要立足全球视野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在安全治理过程中的现实境遇,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用世界市场力量替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力量筑牢全球安全治理的文明基础,又要用全球眼光看待人类发展的文明趋向,使世界各国在公平、开放、透明的环境中共同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17405这深刻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和共同体担当。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员,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都应立足全球视野看待自身发展问题,并根据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样态,这些样态应当受到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而不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所束缚。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聚集全球安全治理的文明基础,强调在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理性看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西方文明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身份的归属性和文明价值。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创造,都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4吴 凯.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935,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正是得益于全球社会秩序的变迁,它使得各个国家、民族的交流变得日益紧密。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用“三个从属于”描述了文明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资本扩张导致不同文明发展不平等的原因。这种从属于关系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并产生诸多全球安全问题。尽管人类文明不能孤立于西方现代文明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必须以资本扩张和增殖等有损全球安全为发展前提,而应超越不平等关系,推动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人类文明只能用人类的方式去把握,“人们心目中全球意识人类意识正在生长,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20333,这正是人类身份归属性在命运与共的文明理念中的特质写照。作为命运与共的全人类,所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强调通过人类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些问题,而不是采用孤立、片面的方式去解决,更不是固守某种“中心论”去理解。在处理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人类健康、能源危机等全球安全问题时,中国既看到了全球安全治理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影响,又深入全球化的整体联系中总体考察全球安全问题的变化规律和实践要求,围绕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讨论人类身份归属的文明价值。这种方式既尊重和承认全球安全治理的人类属性,也树立起归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价值观,有力说明了命运与共的文明理念具有共同的人类特性,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人类追求和价值实践。2.3 为人类文明进步绘制未来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应了“世界的中国”的文明目标。从人类实践过程来看,文明需求涉及人类如何处理客观世界的问题,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处理,还是遵循人类活动规律加以解决。事实证明,人类实践过程的文明程度应当从有利于全人类共同福祉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仅满足某一国家、民族、地区的狭隘发展需要。这意味着人类应当追求全球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全球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无论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中国逐步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性,这既是一种文明的实践过程,也是一种文明的实践需求。从人类实践结果来看,并非所有的创造力量都会产生文明的结果。一种全面的文明需求应当包括各种创造力量,不能限于特定的范式或观念。值得反思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范式刻意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创造人类文明过程中的积极努力。这种选择性的观点偏见,由于不能客观评价全人类的创造力量,故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全面的文明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平等、合作、共赢,这意味着人类应当超越任何地域、民族或文化的偏见,尊重和包容各种创造力量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文明的建构理念,超越了“主义之争”,摒弃了将西方视为普遍性、中国视为特殊性的认知误区,它主张以平等、包容、开放的方式解决不同国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使全球性问题回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治理机制之中,“让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人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使命,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巨大贡5马克思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里,马克思用“三个从属于”指出了资本扩张本性给社会结构带来的改变,构成了对当时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文明关系的真实写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2023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献”21376。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中审视中国道路,在中国发展中绘制世界文明画卷,巧妙地把握了人之存在与文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勾勒了“世界的中国”的文明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社会主义智慧的文明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掌握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先发优势,往往以自身发展要求为标准塑造全球秩序。这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通过操纵权力市场、推动自身利益的方式干预和改变全球交往秩序,导致全球交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限制了其他文明的发展空间。文明形态的建构需要多样化的交往观念作为支持,而人类文明同样需要东西方文明的互鉴与共融,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这种排他性,它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原则构建全球交往秩序。“文明交往不应存在或显或隐、或深或浅的等级之分,各国之间应当积极推动构建理性化的协商程序、共识性的规则规范、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方式”22,这需要从共同体视角为人类文明提供非单一性的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类存在”“类本性”把握人之存在的交往观念,秉承在多样、多元的交往秩序中认识和把握文明形态的内涵。交往秩序的真正推动性力量并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设定的普遍性规则,而是来自命运与共的人类普遍交往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深入人类交往观念的核心,既能够体现命运与共的人类何以需要多样的交往秩序,又能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赋予人类交往以世界视野与文明追求。多样的交往秩序主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交往规则之外,向全人类提供一种新的交往模式,这种尝试和努力致力于在命运与共的交往秩序中塑造一种新的交往观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17385,从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和发展格局。人类交往秩序因多样化存在而愈加文明多彩,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多样的交往秩序而愈发具有光明前景,它为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不断贡献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智慧。3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三大倡议”中的文明意涵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各种不确定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经济萎靡、地缘冲突、文明隔阂等问题层出不穷,“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3。围绕发展、安全、文明等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3.1 在全球发展倡议中促进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夯实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基础。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它们认为中国在追求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同西方奉行的丛林法则、殖民主义争夺制高点和话语权。这些国家在全球发展中的“帝国”姿态,导致其未能客观理性地看到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参与方式,未能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狭隘视界和排外主义不能为实现全球共同繁荣提供发展线索。面对全球发展的共同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发展中缩小南北差距,使世界各国的发展不断呈现决策国际化、生产全球化、经济多元化、交往扩大化、服务均等化等特点。这些努力背后的逻辑可以解读为意在建立、维系或强化一个坚持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共赢发展的共同体体系。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将先进生产力技术注入全球化进程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话,那么人类命运共同6吴 凯.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体则是通过共同发展寻求公平合作的机遇,促进世界各国在全球交往中实现优势互补,为世界各国迈向国际新秩序提供一种新的文明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它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秉承平等、互鉴、共享、兼容的发展理念以协同解决全球发展难题。无论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还是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这些做法都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较于西方文明范式对人类文明未竟问题的探索优势,它“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17259-260。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效应,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一种新的文明理念在全球生动展开的真实写照,也是人类在不确定社会寻求全球共同繁荣的一种新的文明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功利性,重建了全球共同繁荣的人文主义路径。“现代化论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它负有维护自由世界的制度理念的责任担当。”2427现代化与西方世界意欲建构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它试图为世界提供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基础。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关注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中的根本诉求,而是一味诉诸经济快速增长而实现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既得利益,甚至不惜通过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军事冲突将本国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和社会不安。“经济增长固然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并非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妙,它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普遍的福祉,反倒引发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25210由此可见,西方世界主导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为全人类创造共同福祉,因为它立足并服务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不具有命运与共的人文主义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发展理念,不仅承认西方世界在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中的突出贡献,而且尊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共享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的地位、需求、价值置入共赢发展的理念建构过程,从人的生命存在、生活需要出发协调、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7513。人文主义的复归为全球共同繁荣注入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这“是对现代政治如何明确人民利益的主体性和实现人民利益这一共同问题的回应”26,它旨在破除西方世界主导的一元发展模式,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尤其是人在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共赢发展过程中的独立自主、团结合作、锐意进取的本质力量,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在全球共同繁荣中携手实现现代化。3.2 在全球安全倡议中维护共生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以生命安全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在人类共生关系中构建生命生物生态安全共同体。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类总是期望有吃穿住用以保障基本生活;在紧张的交往关系中,人类总是向往平等、宽容的和谐环境以增进相互理解。安全不仅表现在个体生命需要的感知意义上,而且将其拓展至人类交往所需要的共生关系之中。生命安全的核心之处就在于它将人类生物的生命安全视为一体化的存在形态,将人的生存环境与生物的存在状态置入同等的重要地位。“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27这意味着人类要解决安全危机,就需要摒弃由西方世界主导的资本逐利模式,尤其要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永无止境的商品化本性,保护生物资源不被滥用和不被完全商品化。从生命的维度讲,它7 2023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维系着人类与生物之间的能量交换,两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是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从安全的维度讲,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是在生命安全得以保障的前提下产生的,“生命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构成了有机统一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生命安全的本质属性出发,辩证看待人类生命与生物生命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生态安全维度系统把握人类如何正确利用生物资源以构建人类文明社会,使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彻底摆脱资本逻辑主宰的商品化窠臼,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孕育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以生命安全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是尊重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每一个生命,立足生命理解与把握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构建“生命生物生态”安全共同体,其目的是维护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利益需求,以达成整个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相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推进全球共同安全,以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全球共同安全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来看,它建立在联合国框架之内,由联合国多个成员国共同参与,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司法、人权等多个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它们拥有较大的国际话语权和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贸易、金融监管、人类健康、自然资源保护、军事行动等方面倾向于制定符合西方立场的运行要求和治理规则。然而,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逆势而行、全球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竞争、人类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些国家甚至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破坏了国际合作和多边协同的机制,引发全球安全治理危机。从治理理念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不仅关注传统的国防和军事安全,而且全方位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如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空间安全等,致力于“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8391。从治理主体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球安全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与平等性,主张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积极开放、多边协商和合作共赢的方式,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并实现全球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人类要摆脱全球安全治理危机,必须唤起全人类的共同担当,既要认识到全球安全对人类福祉的极端重要性,又要理性辨明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弊端与局限,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互利共赢、平等普惠、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安全治理新局面。3.3 在全球文明倡议中构建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中建构共同价值,奠定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基础。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提出,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这是人类立足共同体理念对文明形态变革重新定位的表现;另一方面促进了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包容等概念的全球性传播,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把握世界真实文明形态的前提,也是全人类立足文明多样性对世界文明走向的基本确认。“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29当全人类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中进一步思考世界文明走向何方时,共同价值就超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从而成为全人类的观念性存在。相应地,以共同的价值追求将全人类统摄到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实践之中,单个人内在具有的人性弊端就会因多样的、共同的文明追求而被消解,随之而8吴 凯.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来的则是全人类投身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实践过程,也就是共同价值与共同的人性在实践中展开的过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一种命运与共的文明秩序,这意味着基于共同的人性基础的现实活动具有了超越“文明中心论”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因共同体的存在而促成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共同体又因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寻求一个能够被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存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并彰显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因文明多样性而不再有利益冲突。以命运与共为前提,世界文明就具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文明多样性逐渐进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交往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握共同价值,引领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追求。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来看,那些首先置入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市场经济之中的国家,往往具有占据实现现代化的优势条件。但总体而言,世界各国卷入现代化浪潮主要得益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资产阶级在其中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935。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够取得工业革命先决条件并利用资本增殖扩大本国贸易的国家,就直接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运动场”,并快速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从 19 世纪前半叶到 20 世纪后半叶的 100 多年间,按世界各国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时间顺序,可分为“先行国”“后进国”“迟到国”,现代化的进程呈梯级升进状态30154-155。自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尽管各个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时间有所不同,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普遍交往的对象。然而,仅从历史维度理解现代化并不足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视域,还应在世界历史坐标中审视现代化何以需要统摄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命运与共的交往圈层,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置入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同一过程,如“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3141。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后发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时间差,使一些落后国家、民族能够以“跳跃式”的发展方式开启本国现代化之路,从而与全人类共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中理解现代化,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中勃发共同价值的世界性,将人们的普遍交往、世界市场的开拓、人类文明的创造始终聚焦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一个巨大的价值之网并引领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追求。4 以“三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论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文明姿态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它旨在对全人类安身立命、普遍交往、互利共赢进行历史性的探索,并揭示一条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发展道路,使人类在命运与共的普遍联系中走向真正的自由自觉,从而将人类文明形态推向新的历史高度。4.1 为全人类安身立命澄明了新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发展眼光看待社会道路和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为全人类安身立命培植新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社会道路的模式之争,在全人类安身立命中看到社会规律对人类文明走向持久、共享境界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全球发展,为人类在社会规律中把握安身立命提供了价值遵循。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规律的把握是建立在强大的科技革命之上,就天然地认为它们的社会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发展的普适性,“面9 2023 年第 4 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不断扩张的西方现代文明,其他轴心文明被迫展开自我变革”3241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于命运与共的文明性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应当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在社会规律的价值彰显中服务于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7403。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人类安身立命从抽象变为具体,在全球发展中赋予其现实性品格。全人类安身立命不可能依靠西方世界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其提供庇护,也不可能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其提供港湾,而是需要真切可见、具体化的实践活动作为依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28491-492,为全人类安身立命提供了具体的交往内容和实际的文明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全人类安身立命的共同福祉,这种新的发展理念无疑是以“共同”为其逻辑内涵,在“共同”中考察社会道路与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在“共同”中注意到全人类安身立命的同一性问题,在“共同”中赋予全球发展以多样的、差异的、具体的品格,成为文明性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发展眼光看待不同国家道路的现代化差异,为全人类安身立命创设公平与合作的新发展格局。因资源分布、科技水平和国际分工的不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具有差异性。立足全人类安身立命这一根本问题,各国之间的竞争就需要摒弃政治斗争、经济制裁、军事霸权等野蛮手段,并置身于公平与合作的市场法则之中。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各国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使全球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现代化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自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世界各国往来中进行优势互补,使科技、人力、资源、资本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最大的功能优势。“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7132对全人类安身立命而言,公平与合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大多数国家共享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利用公平规则确保自身合法利益不被侵犯,更需要在合作中增进国家之间的政治信任和经济信赖。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西方世界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全球经济往来营造了友好的发展氛围。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我们”的价值共识,从全人类共同的现代化追求中审视各国道路的差异性,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33。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切入点,扭转了西方世界强势话语的主导逻辑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视界,并主动担负起全人类安身立命的引领重任,为维护世界发展稳定、扩大国家间友好往来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4.2 为全人类普遍交往提供了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树立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将普遍交往进一步引向人类应然的安全世界。安全是人类保障其社会属性的重要举措。人既在安全中发展自己,又以安全视为自身变革世界的前提,两者的互动直接展示了安全与人类社会交往的关联。从狭义层面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视域将全人类普遍交往表现为具体的安全内容,即任何国家都需要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等,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34201,并在安全范畴内共同处理可能危及全人类普遍交往的危机事件,如恐怖主义、自然灾01吴 凯.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害、全球流行病、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等。从广义层面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局限于推动全人类的各种交往,而且清醒地看到影响全人类普遍交往的关系性存在,如工业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济贸易与资源分布的关系、科技发展与数据隐私的关系、政治变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全球协作与共同发展的关系,力图从人类文明性生存的视角加以处理,并要求“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28392。以普遍安全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扬弃西方世界固守的零和博弈理念,将总体安全纳入全人类普遍交往视域,使全球安全不再受制于西方世界的话语主导,不再单向度强调自身安全和本国利益,而是及时地将本国安全融入全球安全范畴,通过对话、合作的方式达成全人类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解。这既夯实了国际安全秩序的理性基础,又为各国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安全选项,使全人类在普遍安全、共同安全、总体安全的文明交往中,逐渐趋于自由的、自觉的、文明的共同体,为全人类继续追寻和领悟人类存在发展的文明意义注入不竭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公共领域,以人类为历史主体展开于全球资源的获取、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