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觉醒：从《砖巷》中看孟加拉女性移民的成长意识.pdf

COMEDYWORLD96名 作 欣 赏摘要：本文中笔者运用后殖民理论阐述了女性移民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即莫妮卡 阿里的成长小说砖巷中的双重异化和女性自我成长。砖巷描述了孟加拉国移民家庭在英国这个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国家的生活，且主要聚焦于妇女的生活。来到砖巷的大多数孟加拉国妇女，既要面临陌生的生活环境，又要屈服于来自传统父权制国家的禁锢，她们无疑都经历了这般双重异化。小说中主人公纳兹奈恩，18岁跟随丈夫来到伦敦，面对语言障碍、性别压迫等重重阻挠，她最终艰难地实现了她迟来的性别觉醒。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提高公众对南亚裔英国女作家关注，了解南亚女性移民生活中的困境以及她们走出困境的意志。关键词：成长小说；女性；异化；移民文学19世纪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时代，但在19世纪末，殖民国家开始失去力量，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宣告殖民主义的结束，许多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国家手中重新获得了独立权。随之而来还有新的社会活动，大规模移民活动是其中之一。20世纪，多民族、多文化的特点在许多国家日益显现，移民国家的人民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以经济为首要原因而进行移民活动的人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移民活动增进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移民国家文化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社会矛盾激增，而受影响最严重的无疑是移民，正如艾略克 博埃默（Elleke Boehmer，1961-）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的，移民面对许多问题：什么是家？面对一些危机，比如生活环境变化，我该如何应对？我属于哪里？我的语言是什么？这都是现代社会里的问题，在新环境中分裂的自我无法再回去。在这种全球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诞生了许多后殖民文学作品，在表达上述问题方面，莫妮卡 阿里作为一个成长于多种族移民家庭的孩子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孟加拉国人是描绘多元文化下英国殖民生活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处女作 砖巷（Brick Lane）中，通过移民、异族通婚、身份危机和自我成长等强烈的主题呈现了现代且混杂的伦敦。她选择了一个女性角色作为主人公，以多维度的方式展现了移民问题，阿里试图通过她的主角纳兹奈恩（Nazneen）来表现一群孟加拉国女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英国小说中很少出现。因此她通过从性别视角来描述移民事件，在双边维度上呈现移民问题。主人公既是移民，也是女性，可阿里没有给读者一幅完全悲观的画面，砖巷讲述了远嫁伦敦的孟加拉少女纳兹奈恩在生活的艰辛中逐渐走向成熟、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与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一、小说中的异化及其两个维度虽然“异化”看似是社会学的一个术语，但人和社会是无法割裂的，人是社会和心灵的有机体，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埃里希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对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分析中，建立了人的本质（自我能动性）人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潜能的充分实现）的人异化与觉醒：从砖巷中看孟加拉女性移民的成长意识文/孙书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300）COMEDYWORLD97名 作 欣 赏性考察线索”。在弗洛姆看来，异化就等同于孤独感，异化的后果是，人会产生负罪感，进而产生病态的心理。在20世纪，异化是一种常见现象，对于在经历了个人身份认同危机的移民群体来说尤其如此，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使移民产生社会和心理上的孤独感、虚弱感和疏离感。此外，对于生活在男权家庭结构中的女性来说，这些感觉会加倍。砖巷的主人公纳兹奈恩是一位孟加拉国女性，18岁时搬到了伦敦，通过包办婚姻，她离开了农村，成为40岁男子查努（Chanu）的妻子，这部小说成为一种社会文本，它提供了对移民妇女的生活的洞察。纳兹奈恩只是众多在丈夫指导下从东方文化移民到英国的普通女性之一，由于传统的家庭背景，纳兹奈恩一直接受“与命运抗争毫无意义”的观念，接受了别人强加给她的所有角色。作为一个移民在英国生活已经很困难了，而纳兹奈恩的女性身份使她的处境更加糟糕，不可避免地使她感到双重异化，一是作为移民，二是作为女性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异化。（一）作为移民的异化如前所述，英国是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多种族国家，在新世纪，移民在努力适应多种族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自从移民来到这个国家，他们就承受着怀疑的眼光。在现代英国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of Modern Britain）一书中，对移民的定义：“移民”这个词似乎指的是一个可能是外来的人，不会说英语，生活方式与之不同，甚至可能是低等的人，或许还暗含着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存在或延续的威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移民这个词语贬损的内涵密切相关，移民被视为英国主流文化的敌人或者说是威胁，移民所带来不同的文化也被认为是劣等的。在小说砖巷中，纳兹奈恩的丈夫查努认为移民生活很艰难，并将其定义为一场悲剧，“这是我们生活的悲剧。当个移民就是经历一场悲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人在英国是一个可笑的话题，在电视上被嘲笑，被政客利用，他们的工作最糟糕，在英国的生活苦不堪言，多数人语言不通，被鄙视，不合群。所以，在一个被视为陌生人的环境中，有很多原因会使移民感到疏离或孤立，他们不可避免地在多文化的社会中异化。首先，在外国社会中被视为“他者”是造成异化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定居在英国的移民一直被视为“他者”。那么，在英国被视为“他者”的原因或理由是什么，又在哪几个方面影响了移民身份的异化？英国的历史进程是主要原因之一。英国作为早期殖民者，对殖民地和来自那里的人依然保持着支配性的态度，因此，移民很难在这种社会中获得真正的平等。小说里的纳兹奈恩和查努有孟加拉血统，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虚弱感也体现在纳兹奈恩的丈夫查努这个角色上。查努经常提到，英国的殖民过程仍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着，西方总是鄙视他们，认为移民地位较低。关于早期殖民地的论述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以致甚至连移民也开始将劣等的处境内化。查努的女儿莎哈娜作为第二代移民，由于西方观点的影响，鄙视自己的出身。此外，虽然查努本人批评英国人，批评英国这个国家，但他本人也看不起大多数来自锡尔希特的孟加拉人。很明显，查努代表着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挣扎的移民。而同样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纳兹奈恩并没有像她丈夫那样，感受到作为英国早期殖民地一员的痛苦。由于纳兹奈恩几乎总是待在家里，她不怎么与社会上的问题接触。这种异化将在下一部分讨论，即作为女性的异化。“外貌”是移民被视为“他者”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因为他们不是“白人”，非白人的出身或外貌使他们被视为异类，因此在英国社会中感到疏离。纳兹奈恩无论是外表还是灵魂深处都不属于英国社会。当她有一天外出到主教门时，她再次体会到了这个社会对她的异化，主教门离砖巷很近，但在文化上却截然不同。这些地方的人们的行为，包括衣着、种族特征、他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和性别，将他们与纳兹奈恩区分开来。在这个地方，她感到自己被异化了。对纳兹奈恩来说，隐形人比被视为外国人或异类要好得多，她并不像她的丈夫那样悲观，后者几乎总是在谈论作为移民的悲剧，这种态度是他参与社会、遭受歧视的结果。事实上，纳兹奈恩虽然没有面临直接的歧视，但她的处境表明，她在这个社会中仍然是一个异类。移民受到偏见不仅是因为种族的不同，他们的经济地位也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视为底层。（二）作为女性的异化纳兹奈恩作为一名女性不仅经历了移民的异化，还有因为性别经历的女性的异化。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性别问题，佳亚特里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42-）就是其中之一，她在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庶民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讨论了“他者”的处境。莫妮卡 阿里在 砖巷 中，将纳兹奈恩描述为“身为女性的下等人”。作为一个移民本来生活就很艰难了；作为孟加拉女性生活在这种困境中的纳兹奈恩，自然面临着双重异化。所以，纳兹奈恩有了一个更复杂的角色，那就是“女性移民”。在伦敦刚开始的生活里，纳兹奈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公寓，她之所以不外出是因为她除了“对不起”和“谢谢”之外不会说别的英语，这让她有种疏离感；她甚至不想出去，以防不得不对一些陌生人说话。纳兹奈恩的语言不通在许多移民女性中都很常见，“对刚到新国家就因语言不通COMEDYWORLD98名 作 欣 赏变成聋哑而感到不知所措的孟加拉移民来说，砖巷 是如保护他们不受遭遇的港湾一般的存在”，纳兹奈恩依赖于查努也不为奇了。和许多女性移民一样，她屈从于自己的命运，在英国的家中度过了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活动，因为她的丈夫查努认为她没有任何必要去适应这个社会。会说英语是一项必备技能，但不是为了纳兹奈恩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她的家庭，这种不公在查努看来是很合理的，查努没有把她当作妻子，而是当作一个被雇佣的女孩，她们之间没有爱情，没有平等的沟通。他对婚姻的态度是，“有个老婆总比没有强”。这样的婚姻在亚洲移民中是很常见，不可避免地给移民女性带来了孤立感和疏离感。不可否认的是，纳兹奈恩所承担的女性角色，不仅是由她的丈夫决定的，孟加拉国的社会和传统也参与其中，女性不允许融入社会。当然，纳兹奈恩不是唯一因为社会压力的移民女性，许多移民女性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查努的朋友阿扎德先生的妻子用这样一句话描述了普通女性移民的处境，“有些女人在这里过了十年，二十年，她们成天坐在厨房里研调料，只学会了两个英语单词她们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在可供她们行走的小牢房里打转转，有人在街上向她们喊一声，她们就惴惴不安”。二、走出砖巷：纳兹奈恩的觉醒与成长小说里，“信仰”使纳兹奈恩和其他孟加拉妇女移民备受压迫，从小说一开始，读者就期待她遵从自己的信仰。她的母亲常给她灌输“接受命运安排”的消极的观念，她的母亲曾说，“我们千万不能跟命运作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接受。我的孩子可不能浪费精力与命运作对”。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与命运抗争，就算在她18岁时知道要被带到英国，也只好听天命。当纳兹奈恩试图否定她的信仰时，小说的转折点出现了。她的生活随着对另一个孟加拉国人卡里姆（Karim）的爱而改变，结果是，纳兹奈恩在信仰和她的自由意志之间进退两难；一方面她想要坚持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她又无法逃离自己的欲望，她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将逐渐学会反抗自己的信仰。她在传统规范和自己的意愿之间左右为难，这种两难的处境并不能通过选择其中之一来解决。纳兹奈恩既不遵从自己的欲望和与卡里姆在一起，也不坚持自己既定的角色，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矛盾处境和异化。她的自我实现来自她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自己做决定。当她决定不像查努希望的那样回孟加拉国，或者也不和卡里姆在一起的时候，纳兹奈恩不再是一个依赖别人的女人了。对纳兹奈恩来说，自由是通过与其他孟加拉女性的工作友谊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与一个男人建立新的关系。她藐视一切人和事，决定和女儿们留在伦敦。当纳兹奈恩、拉齐娅和约琳娜一起建立起服装交易时，我们再也看不到早期被异化的女性了。她们变了，脱离了丈夫，也脱离了传统的规范，她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中她们可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在小说的最后，滑冰的场景成为他们自由的象征。拉齐娅和纳兹奈恩的女儿们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带她去滑冰，这是纳兹奈恩来到英国后一直在电视上热情地观看的场景。当她们穿着传统的纱丽滑冰时，拉齐娅地说出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英国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语在砖巷中，莫妮卡 阿里展现了移民女性最显著的问题，那就是异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移民女性的异化不仅是由东道国社会的造成的，也是由社会的父权和传统的压迫造成的，其结果是女性产生了孤立、孤独、软弱或绝望的情绪。既是移民又是女性的纳兹奈恩身为女性移民的代表，在社会中经历了双重的异化。虽然阿里描绘了移民女性的约束，但通过拉齐娅、阿扎德夫人等人物，表明移民活动为女性带来了经济上的机遇，她们可以有新的方式构建未来，在小说的结尾，纳兹奈恩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证明这一点。纳兹奈恩做出不与丈夫回孟加拉国、结束与卡林的爱情关系、与女儿们开始自力更生的新生活等决定，以独立的女性移民的身份融入社会，她在这个她从外面观察了多年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文化适应使纳兹奈恩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由她自己的个人意志和智慧支配的，而不是由男性主导的。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移民女性，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潜力、自信和勇气等美德，成功地实现自我成长。参考文献1C.R M.Can the Subaltern Speak?：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M.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2 阿伊努尔 阿卜杜热合曼.文化飞地对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的影响 J.文学教育（上），2021（06）：167-169.3 黄怡婷，艾略克 博埃默.移民、跨界及英国后殖民研究：艾略克 博埃默访谈录（英文）J.外国文学研究，2021（04）：1-13.4 孔明安，刘婵婵.从“异化劳动”到“拜物教”批判的内在逻辑兼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新审视 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3）：21-28.5 张亚婷.莫尼卡 阿里：英国文坛上的新星 J.外国文学动态，2010（02）：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