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探论.pdf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23年9月第51卷第5期Sept.,2023Vol.51,No.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探论*梁杰皓，丁俊萍（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摘要：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的主动性，推动话语创新的自觉性。从构建基础上看，科学的思想理论、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的话语资源为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与现实基础。从价值逻辑上看，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是推动理论发展、推进实践创新的内在需要，是增强政治认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也是彰显中国优势，扭转话语弱势的迫切需要。从现实状况上看，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必须厘清构建思路，优化构建路径，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阐释力、引领力、亲和力和影响力。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DOI：10.13568/ki.issn10002820.2023.05.007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23）05005908“话语”是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高频词汇。近代以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生了学术转向，“全面摆脱以语言定位为唯一导向的理论探讨，转向言语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的交叉互动研究”1。话语体系是具有逻辑性、层次性、条理性的话语集合体，是为了“谈论和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2。就本质而言，话语体系是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评价、阐释、交流等多重关系。构建系统成熟、逻辑严密、意涵丰富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主动、“身份独立”的外部表征，也是对外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要素。民族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话语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开展民族工作、处理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鲜活生动的现实为落脚点，摒弃“拿来主义”，突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禁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实践，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话语体系，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的必然性、应然性和构建路向的学理研究，有助于回答新时代民族工作“为何做”“如何做”“做什么”的时代之问和实践发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发展的新境界提供学术支撑。一、何以可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不是简单延续过去成功经验的“母版”，不是西方民族理论的“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立足复杂且独特的民族问题，形成了以“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践”为中心的民族话语体系。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科学的思想理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的话语资源，为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与现实基础。（一）理论根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继与延展理论和话语体系互为表里，理论是话语体系*收稿日期：2021-11-0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新时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广西实践研究”（22FKS016）。作者简介：梁杰皓（1994），男，广西南宁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建设研究。【民族学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局面，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反对民族分裂”等话语。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和合观、发展观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思想资源。（三）历史奠基：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民族理论的守正与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形成绝非偶然，必然“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民族理论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奠定了历史基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追求民族平等、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重要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也是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和主题。中共二大将“民族问题”纳入党章之中，并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华民族要完全独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民族自治等主张。中共六大提出“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这些主张对于激发少数民族的革命热情有着重要意义。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独特而复杂的民族问题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赞成平等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14，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又注重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初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联合、团结、区域自治”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团结和联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坚实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这时期的重要任务，为了调动少数民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最大程度的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慎重稳进”的严谨态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提出了“名从主人”的识别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重点讨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并提出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反映了毛泽东对民族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中共八大第一次将“民族完全平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的关系”写入 党章，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调动了少数民族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为处理好民族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话语体系进入丰富发展阶段，话语内容更加丰富。如提出“促进各族共同繁荣”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核心问题，用“三个离不开”话语表述了新时期的民族关系，用“两个共同”概括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表述新时期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话语与时代语境相结合，不断演化出丰富的话语样态，实现了理论发展和创新，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二、何以必要：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价值探赜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的主动意识和积极作为。具体而言，这是推动理论发展、推进实践创新的内在需要，是增强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也是彰显中国优势、扭转话语弱势的迫切需要。（一）推动理论发展、推进实践创新的内在需要理论是话语的“灵魂”，话语是对理论的言说和概述，理论体系也需要话语体系进行概括和表达。构建话语体系是推动理论“进入新境界新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关键程序”1561，也是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集中体现。话语体系之构建不是“经院哲学式”的思辨演绎，而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544。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为话语的构建提供了丰富“语料和养分”，同时又推动实践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必须建构适应现实需要的理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从理论发展的向度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表述，凝练了新概念，作出了新概括。概而言之，实现了理论创新，进行了的基础和核心构件，话语体系是理论的外在表达形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立场、观点，同时又以变化发展的生动事实为出发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追求并实现人类普遍性的共同利益，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中，统治阶级必然采取“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形式”3164。在“虚幻的共同体”里容易滋生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这样的共同体不具有道义性、正义性和持久性。为此，马克思认为，必须推翻“虚假共同体”“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建立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话语。这一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皆在强调突破个体意识，形成整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厚植深厚的民族情感，从而减少差异，聚焦共性，最终达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实现多元一体，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话语，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论框架，从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类特性”，突破了“虚假共同体”所带来的历史狭隘和实践局限，在理论和实践中兼顾并寻找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可谓是“内外相济、相得益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族和超越民族的时代发展”5。实现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价值皆趣，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奠定了价值立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神圣家族 中提出“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6的观点。列宁指出，要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7，努力实现民族平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民族理论话语，例如：从国之根本的角度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平等原则始终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946；用“眼睛”和“生命”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993，“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10等。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内涵丰富，涉及主体、主线、制度、原则、目标、道路、方法和价值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团结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二）文化基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与转化话语是文化的有效载体并体现文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既是民族理论的外在表达，也是“贯穿于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哲学和认知思维”11，其构建和生成必然受到延绵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内含并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一，吸收和转化了“四海之内，天下为一”的大一统理念。古人通过“四海归一”“万里同风”“八纮同轨”“普天率土”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词汇表达追求国家统一、秩序稳定的美好夙愿。“追求和谐统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固有属性，中华民族亦形成了注重整体、追求和谐的世界观”12，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生驱动，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这种特点和心理体现在各方面：在政治上，追求政权统一，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天下定于一”；在民族观念上，提倡“五方之民共天下”“华夷无间”“华夷一体”“天下一家”。习近平用“中华民族”这一话语总称各民族并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特征和极大优势，从话语传承的向度而言，这是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体现。第二，传承和阐发了“万物并育，大道并行”的和合理念。“和平共处”“和谐相生”“中和处世”“和合万物”等思想富有圆润通达、中庸致和的哲学智慧，是传统和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铸融在中国人民的精神血脉之中，催生了“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和实生物”的发展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观，为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提供了文化支撑与核心理念。第三，延续和升华“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共享理念。周易 中就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的说法。“交通”意味着消除隔阂，彼此间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在“交而遂通”的共享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加强60第5期梁杰皓，丁俊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探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局面，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反对民族分裂”等话语。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和合观、发展观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思想资源。（三）历史奠基：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民族理论的守正与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形成绝非偶然，必然“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民族理论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奠定了历史基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追求民族平等、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重要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也是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和主题。中共二大将“民族问题”纳入党章之中，并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华民族要完全独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民族自治等主张。中共六大提出“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这些主张对于激发少数民族的革命热情有着重要意义。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独特而复杂的民族问题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赞成平等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14，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又注重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初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联合、团结、区域自治”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团结和联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坚实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这时期的重要任务，为了调动少数民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最大程度的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慎重稳进”的严谨态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提出了“名从主人”的识别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重点讨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并提出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反映了毛泽东对民族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中共八大第一次将“民族完全平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的关系”写入 党章，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调动了少数民族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为处理好民族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话语体系进入丰富发展阶段，话语内容更加丰富。如提出“促进各族共同繁荣”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核心问题，用“三个离不开”话语表述了新时期的民族关系，用“两个共同”概括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表述新时期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话语与时代语境相结合，不断演化出丰富的话语样态，实现了理论发展和创新，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二、何以必要：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价值探赜构建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的主动意识和积极作为。具体而言，这是推动理论发展、推进实践创新的内在需要，是增强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也是彰显中国优势、扭转话语弱势的迫切需要。（一）推动理论发展、推进实践创新的内在需要理论是话语的“灵魂”，话语是对理论的言说和概述，理论体系也需要话语体系进行概括和表达。构建话语体系是推动理论“进入新境界新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关键程序”1561，也是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集中体现。话语体系之构建不是“经院哲学式”的思辨演绎，而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544。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为话语的构建提供了丰富“语料和养分”，同时又推动实践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必须建构适应现实需要的理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从理论发展的向度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表述，凝练了新概念，作出了新概括。概而言之，实现了理论创新，进行了61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理论创造。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民族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必须实现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等话语，彰显了党的为民情怀；形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话语，阐发了实现民族团结的基本途径；形成了“五个并存”的话语，概括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内外形势；形成了“五个认同”的话语，指明了民族工作的基本要求；形成了“六区一体”的话语，揭示了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八个坚持”的话语，论述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等。这些论述不仅“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又说了许多新话。因此，实现理论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推动理论创造，必然需要一套科学的话语体系进行阐述，从而更好言说和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意图”。同时，党在民族工作中涌现出许多新的做法，如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推进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管理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工作方式。对新的民族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科学总结，有助于推动党的民族工作的方法创新、理念创新和载体创新，为世界解决民族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增强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话语生产群众接受权力运行”三者相互交织，同频共振，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显性图景，如果没有了话语，群众失去了对统治阶层的信赖，那么“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17。可以说，话语体系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权力运行的关键因素和变量。构建一套易于接受、导向鲜明的话语体系，是增进政治认同，进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应有之义。实现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就必须“建立在一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之上”18150，这是因为，思想理论和信仰体系，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人们对政党的支持和服从提供理论依据和伦理依据”18150。习近平就“为何做好民族工作”“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民族工作应该做什么”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系统阐述，构建起了内涵丰富、言简意赅、导向鲜明的新时代民族话语体系，如“多元一体”是对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关系的高度总结；“手拉手，心连心”“手挽手，肩并肩”是各民族团结互助优良传统的形象表达；“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对党的民族工作目标的生动诠释等。这些话语对抽象的概念与理论进行通识性、通约性表达，贴近生活，深入群众，“直接为大众日常语言所认同，不断适应、维护和优化人们的话语交往之结构”19。另一方面，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又巧妙地将党的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理念、政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到群众之中，使抽象的理论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让群众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何干、干什么、如何干”，必然能够拉近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 合法性 的信仰”20。话语权既是一种说话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也象征着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引导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可见话语权乃“社稷之重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犹如战场，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21，只有增强执政党对话语工作的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避免“思想滑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动建构以强调共同性，突出整体性为特征的民族话语体系，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词语，在表述民族关系时候，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的大家庭”等话语表述，这些意在“将各民族 间的差异和冲突转化为 中华民族 内部利益的相互协调，树立并激发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历史和集体认同”22，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地方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些话语不仅培育了人民共同的情感，塑造了正确价值观和民族观，也有利于铸牢全体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当然，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内含立场鲜明、导向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构建与传播能有效地教化群众，将“基本观念内化到公众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心态之中，完成公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23，保持了人民对现有政治秩序的认可，形成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维护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三）彰显中国优势，扭转话语弱势的迫切需要建构一套具有说服力和阐释力的话语，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优越性、道路的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民族关系和民族面62第5期梁杰皓，丁俊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探论貌呈现新变化，持续保持着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正确性、民族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理论的科学性。而这样的优越性和正确性不仅要靠“结果”来表现，也需要形成一套理论话语进行阐释和说明。“道德只要求个体只做不说，但政治则要求政党既要说又要做”24，只有把“做事”和“说话”真正地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道路、民族制度的强大优势才能充分显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西方民族理论范式的影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构仍然比较滞后，存在“以外导内、以西释中、以西化中”的研究现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转化为话语优势和学术优势，在总结和宣传党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力度有待加强，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和规律的科学阐释和深度总结有待深化，对中国民族话语的标志性概念和范畴的提炼和打造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话语体系有助于总结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道路、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树立起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坚定信心。建构一套有说服力和阐释力的话语，才能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高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影响力。近代以降，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以来，在推动全球化发展，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同时也极力进行话语霸权的扩张和价值输出。发达国家倚靠“硬实力”不断制造话语内容，设置话语议题，确立评价标准，成为当今世界话语的“生产者”和“掌握者”，并试图对中国的本土话语进行曲解和遮蔽，消弭和解构中国的民族理论话语，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家的文化安全和价值观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由被动“说”变为主动“讲”，掌握话语的表达权和解释权，打通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改变“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话语困境，有助于说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从而全方位的展现真实立体、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三、何以实现：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路径指向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必须注重内容，优化形式，活用方法，坚持“理、据、效”相结合，将“说得出来”“说得有理”“说得巧妙”“传得开来”融为一体，解决好“说什么”“如何说”的问题，才能将话语背后的思想准确地传递出来，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说服力、阐释力、亲和力和影响力。（一）言之有理，夯实话语基础科学的理论话语必然是在一定的环境和现实问题的规限下，“在文本、言词和各种践行之中，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 真理 的各种程序”25。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夯实理论基础。具体而言，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广泛借鉴西方有益文明成果，促进西方话语的东方化。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内在灵魂”。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将 马克思到列宁的传统与 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 双流合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从而实现了 中国传统与 马列传统 的逻辑整合”26。科学性和特色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现代式整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发展道路，解决了许多复杂且独特的民族问题，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因此，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民族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阐释，这是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客观要求。第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话语不是凭空产生，不能“脱离主体性的民族文化而任意表征”2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中的智慧，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符号，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文化内核”。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等价值理念，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中的核心理念，为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63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厚的思想文化资源。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让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得到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增强理论话语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内容和表述方式，努力提炼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灵活运用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传统话语进行时代重构，内涵进行创新，形式进行转化，才能为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增添文化力量。第三，广泛借鉴西方有益文明成果，促进西方话语的本土化。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然要立足中国本土，彰显民族特色。成熟规范的话语体系必然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之中，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在立足本土的同时也要合理借鉴西方有益的话语资源。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已经构建起一套规范化和体系化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概念范畴、思想理论和专业术语，尽管这些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述具有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在建构中国特色民族话语体系时可以合理借鉴，但绝不能“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28。必须以我为主，精准识别，形成具有国际视野的民族理论话语，提高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二）言之有据，充实话语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3544从根本上说，理论话语不是“黑格尔式构造体系的杠杆”，而是关注现实，围绕现实而展开的，“话语构建必须用 事实来说话，既需要 结果，也需要 问题，这样的事实才能体现整体性和全面性”1564。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以现实为导向，既要关注现实问题，也要关切鲜活实践。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关注现实问题。“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完全可能起源于实际问题。”29问题是民族理论话语构建的“生命线”，只有充分抓住现实问题，才能构建起与时俱进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错误的言论不时“沉渣泛起”，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还存在认识误区。为此，必须进行针锋相对地回应。如针对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错误倾向，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针对以多样性否定统一性或以统一性取消民族多样性的错误言论，习近平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针对取消“民族区域自治”，企图动摇和改变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制度的错误言论，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并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要继续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统一和自治，民族和区域结合起来。这些话语的形成都是围绕现实问题而展开，具有强烈的问题指向性。因此，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把握民族问题实质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还必须围绕现实实践。虽然话语由一系列科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等作为其构件要素，但这些要素不是“政治的或宗教的噫语”，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践是保持话语生机活力的源泉，是话语内容得以更新的内生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因势而新，不断创新民族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推动民族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些新成就和新做法必须上升至学理层面，用话语进行言说和表达，用理论进行阐释和总结。从实践中不断总结新成就，概括新经验，从而丰富话语内容，为进一步解决民族问题，推动民族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构镜和方法指导。（三）言之有效，完善话语传播“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30话语体系是由“主体主题载体”构成，分别对应“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要重视话语内容创新，还应注重话语传播方式的创新和选择，这样才能被群众掌握，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同时，加强民族理论对外传播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让世界了解“现实中国、理论中国和学术中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31的战略目标。可见，构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64第5期梁杰皓，丁俊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构建探论语的传播体系和叙事体系，提高党的民族理论的传播水平和能力，是一项复杂而又关键的任务。必须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话语的有效转换，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出应有贡献。因此，建设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必须关注传播方式的选择，打造新的传播载体，提高话语传播的水平和能力。一方面，要精准区分受众，合理选择传播语言。就国内受众而言，其群体是多层次和多样化的，不能采用同一种话语进行表达。如面对普通群众，就必须促进话语生活化，通俗化和具体化，将核心内容以简单的话语形式进行传播；对于青年学生而言，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广泛利用新兴载体，使用贴近青年学生的生动话语。实际上，将理论话语与大众话语相结合、官方话语与群众话语相结合，有助于消除传播者和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共存”和“理解鸿沟”。就国外受众而言，必须精准结合其文化语境和思维方式，构造出具有标志性的概念和范畴，实现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融通和衔接，有助于促进党的民族理论话语更好地走向世界，展示中国新形象。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传播的有效性还必须精准区分境域，选择正确的传播方式。从国内来看，传播区域有所差异，既有东中西部区域的差异，也有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甚至还有民族区域之间的差异。就国际传播而言，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性，在进行对外传播时必须结合区域差异，选择合适的传播手段和方式，注重语言的灵活使用，话语内容的及时转换，不断优化传播机制的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四、结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形势的变化，从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科学性和原创性的新理论，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民族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的指引下，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和民族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应对“全球化的进程、多元文化的交融、狭隘民族主义的滥觞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带来挑战”32，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支撑。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力、理论感染力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如何改变这一弱势，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讲清楚，在国际舞台中发出声音，仍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话语体系需要坚持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的阐释力、引领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更好走向世界。参考文献：1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45-348.2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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