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沈东，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镇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阐释研究”（项目编号：）；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青年化 阐释的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 基于 企业的个案考察沈东摘要逆城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受益于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公司 基地 农户 市场”的组织模式，企业带动了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整体上展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基于企业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的挑战与反叛，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调适与顺应，与主流城镇化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母体之中，进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词乡村振兴；逆城镇化；投资消费；高度城镇化；乡村市场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问题意识与个案概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在此背景下，促进城市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中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逆城镇化”，此后，学术界掀起了逆城镇化研究热潮。然而，至今为止，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研究仍然局限于既往争议而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经常性的产生“有没有逆城镇化？要不要逆城镇化？逆城镇化积极还是消极？”的争议。自 世纪 年代“逆城镇化”进入中国学界以来，这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围绕着“逆城镇化有无、逆城镇化同异、逆城镇化好坏”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深度探讨与激烈争鸣，但依然没有取得共识。上述争议的存在，并没能有效地促进逆城镇化研究的深入，反而在一定程度遮蔽了逆城镇化的研究价值，影响逆城镇化实践的持续深入推进。深入分析已有观点，可以发现，之所以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研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并非基于客观理性严谨的学术分析，更多局限于各自的研究立场和分析视角。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许多逆城镇化现象，需要在政策操作层面予以回应，推动逆城镇化实践，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大多从现实层面出发，观察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许多与之“相悖”的逆城镇化现象，如非转农、农民工返乡、大理现象等。并且，随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犯罪增加”等“城市病”的涌现，以及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的盛行，“部分区域的逆城镇化条件已趋于成熟”，逆城镇化已经形成一股浪潮，学术界急需对此进行研究，政策操作应当对此予以关注。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尚处于进行时，不可能出现逆城镇化现象，现有的所谓逆城镇化是“伪逆城镇化”，是城镇化不完全、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表现，需要加以澄清。现有的逆城镇化现象，仅仅是局部的、零星的现象瑏瑠，无法动摇主流城镇化进程，更加不可能成为一股趋势。现阶段不适合提逆城镇化，逆城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混淆了概念内涵，在实践中也会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围绕逆城镇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难以调和。本质上，两种观点的背后，蕴藏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和分析视角。一般而言，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大多坚持实践第一性，理论来源于实践，认识到当代中国逆城镇化实践的特殊性和非典型特征，尝试从本土实践出发来总结、概括、提炼逆城镇化理论。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大多坚持理论第一性，强调以西方逆城镇化理论来作为衡量中国逆城镇化实践的标杆，与之相符就是“真逆城镇化”，否则便是“伪逆城镇化”，以理论来测量实践。概而言之，两种观点折射出来的研究立场和分析视角，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展现为“本土实践与瑏瑠围绕“逆城镇化”这一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学者将历史上的“上山下乡”看成逆城镇化，有学者将户籍人口“非转农”视为逆城镇化，同样有学者将农民工返乡看成是逆城镇化，本文对此不作赘述。为了避免误解与争议，本文的“逆城镇化”，专指现实层面以“乡村振兴”为取向的逆城镇化现象。刘友富、李向平：“逆城市化”还是“伪城市化”？反思大学生、农民“离城返乡”问题兼与沈东商榷，中国青年研究 年第 期。沈东：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研究的争鸣及展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沈东：非转农：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与现实反思，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沈东：当代中国农民工逆城市化的实践及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年第 期。张慧：中产阶层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 以大理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王兴周：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江海学刊 年第 期。李培林：“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人民论坛 年第 期。段学慧：“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河北学刊 年第 期。曹宗平：内在动因、外在条件与“逆城市化”潜流，改革 年第 期。西方理论”之间的分歧。由于历史传统、现实目标、制度设计、政策实施的不同，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本文从实践出发，坚持实践第一性原则，以 企业为个案考察，深入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镇化的实践样态，探索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企业地处江苏省宜兴市湖父镇伏西村，位于长三角都市圈腹地，其所在地苏南地区是当前中国区域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人口集聚程度高，物产富饶，旅游资源丰富。年以前，与中西部乡村相类似，企业所在地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的原生态乡村。年以后，随着乡村旅游起步，伏西村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辖区内也入驻了一批乡村旅游企业，并逐渐成为当地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旅游品牌。在此背景下，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步入品牌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每逢节假日，企业会源源不断地吸引大量城市人口来此旅游消费与休闲度假，成为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微观缩影。随着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在全国范围的火爆，企业占据发展先机，通过村企合作、政企合作进入深度转型融合。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企业更是全面对接乡村振兴，试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以 企业为个案研究对象，考察以“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为形态的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逻辑，进而探索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二、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按照西方逆城镇化的理论预设，逆城镇化是高度城镇化进程中，一般是城镇化率达到 以后，由于“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犯罪增加”等“城市病”所触发的城市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向郊区以及乡村迁移的社会现象。企业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的高歌猛进，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犯罪增加”为特征的“城市病”也较为频繁的出现，一定程度影响了区域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提升。在此背景下，自 世纪初开始，企业所在的长三角苏南地区，率先在全国发展了以“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为特征的乡村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定程度带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 世纪以后，伴随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区域内的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呈现井喷趋势，不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相应的配套设施转型升级，成为全国乡村旅游的标杆。企业之所以能够展开以“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为实践形态的逆城镇化实践，毫无疑义受到了高度城镇化的驱动。尤其是进入 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率持续攀升，一方面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区域转型升级，使 企业所在的伏西村成为全国范围内乡村旅游的品牌基地。区域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持续提升，大规模城镇化存量人口的存在，为“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的逆城镇化实践提供了可能。再加上城镇化的突飞猛进，城市发展过程中显现张鸿雁：西方城市化理论反思与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模式建构论，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沈东：再论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研究，兰州学刊 年第 期。沈东：逆城市化：一个概念辨析，中国名城 年第 期。的资源枯竭、空气污染、交通拥挤，一定数量的城市人口，尤其是中产阶级等中高收入群体渴望暂时性回到乡村，享受田园闲适的乡村生活，进而实现休养生息。虽然与总体的城市人口相比，这部分渴望暂时回到乡村的城市人口仅仅占据一小部分，但是在其实践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苗头和趋势，却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示范效应，尤其在节假日期间，更成为一种显性流行的生活方式。企业所在地江苏省宜兴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位于江南鱼米之乡的核心地带，不仅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好，而且自然生态环境也较为优越，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物产丰富。世纪 年代初期，在整体乡镇工业发展思路下，宜兴市湖父镇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破坏。进入 世纪以后，当地政府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关停并转了一批高污染性工业企业，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均具有知名度和显示度的旅游品牌景点，有“华东第一竹海”之称的竹海风景区、彰显陶朱公范蠡兴陶制业的陶祖圣境风景区、雕塑文化和溶洞茶洲相结合的优美灵谷风景区、张公洞、玉女潭，以及在荒山复绿中种植的杨梅园、板粟园、茶园等。同时，当地政府还重点规划了阳羡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省庄竹海生态休闲等 大生态旅游业板块，形成了集休闲、观光、度假为一体的旅游产业，吸引了大批城市人口。企业负责人黄女士在介绍企业发展历程时谈到：最初我们就是从几间面临拆除的危房中起步，凭着一颗执着的心，做起了以当地特色食品原材料为主的农家餐饮，也是宜兴农家乐的始祖；后来到 年，我们又推出住宿，筹建了 间客房，使企业从单独的农家乐转变为乡村游的接待点；到了 年，我们再次创新，成立农产品加工公司，实现农旅组合经营，让客人把喜欢的生态农产品带回家；年，作为宜兴农家乐的先驱和突出代表，我们公司的经营蒸蒸日上，客人需求也越来越多，并再次增加客房 间，成立生态农业合作社，企业规模初见雏形；年，随着乡村旅游日益受到人民的喜爱，我们又率先提出“民宿体验”的概念，成立“篱笆驿站”乡村旅游品牌，带领龙山村民利用自己的房子改造成民宿，并给予规划、施工、管理、经营等一系列的支持！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经营；年是我们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篱笆园深氧墅酒店正式开始筹建，新的酒店以星级标准建造，客房数量 间，并有餐饮、娱乐等设施，我们就真正从农家乐转变为精品主题酒店。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乡村的“过疏化”“空心化”等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带来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部队”时时刺痛社会神经。企业地处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由于原先的基础比较好，再加上区位优势，辖区内的部分乡村占据了发展先机，兴起以“旅游、休闲、康养”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早在 年前后，企业所在的伏西村就兴起了“农家乐”浪潮，出现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农家土菜馆，用以满足周末到此旅游的城市游客。随着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旅游规模的扩大，乡村的配套和规模也渐趋成熟，形成了与之匹配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酒店设施。原先封闭、破败、落后的乡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乡村旅游示范点，不仅有效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同时也带动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的迅猛发展，激活了乡村的细胞，表征“乡村意识”的觉醒。企业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主体，并得到持续发展，大体有如下几点原因。从地理位置上看，企业地处长三角腹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已经进入高度城镇化地区行列，并且一定程度产生“溢出效应”，为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市场。从比较优势来看，企业抓住了当地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有效处理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用“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实现了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将生态环境转化成为经济发展优势。从市场发展来看，企业所在宜兴市，位居中国百强县前列，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塑造了相对优越的宜商环境，为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以 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市场主体，抓住了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的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区域发展优势，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品牌化、标准化的轨道，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三、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城镇化进程中，企业之所以能够驱动逆城镇化发生发展，主要受益于乡村市场化。一方面，企业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成市场的经济优势，有效解决了“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一制约乡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靠近市场，企业通过敏锐的市场嗅觉，因地适宜、因时制宜的逐渐发展壮大，探索出以“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为特征的逆城镇化实践路径。乡村市场化是 企业逆城镇化实践的可持续性驱动力。正是由于乡村市场化，企业才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展现出逆城镇化实践图景。表 企业开发的旅游路线第一天 中午到达篱笆园深氧墅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在酒店用午餐。午餐后参观龙山特色民宿村，行走在竹林山涧之间，感受乡村旅游的独特韵味。结束后参加垂钓活动。回酒店晚餐后到酒店人文咖啡体验乡村咖啡的魅力，读一本好书、听一曲舒缓的音乐，享受慢生活的恬静。第二天 早餐后赴玉女山庄景区，行走在石壁古藤之间，观玉潭凝碧、享山林野趣，赏古今文人题词，追寻岁月流转的记忆。回酒店午餐后参加酒店二楼茶陶空间的制陶活动，了解紫砂文化的历史和发展，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晚餐后参加酒店的和茶道表演、插花培训或书法培训，陶冶情操，感悟江南文化的浓厚气息。第三天 早餐后赴磬山崇恩寺参观祈福，感受“天下第一祖庭”的孝心，为家人带来幸福的人生。在酒店午餐后适时返程，结束悠然而温情的文化之旅。第一，旅游市场。随着近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全国范围的旅游市场也逐年火爆。其中，相当一批城市人口会选择利用节假日进行乡村旅游，以此缓解日益紧张的城市化工作生活。企业抓住了这一市场机遇，充分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积极打造乡村旅游市场，吸引了大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人口来此休闲度假，不失时机地进行转型升级。从最初的农家乐与农产品加工，逐渐过渡到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及至最新的田园综合体。正是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企业才能成为周边地区城市人口逆城镇化的集聚地。如果没有对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占有，企业难以取得长足发展，也不可能成为城市人口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地。当前 企业以“乡村振兴”为突破口，进行转型升级，试图打造高品质的乡村旅游市场，以此带动区域整体性发展。因此，乡村旅游市场的开发，成为 企业助推逆城镇化实践的有利契机（参见表 ）。第二，餐饮市场。早在 世纪初期，在 企业开展乡村旅游起步之时，其仅仅依靠原生态的农家乐餐饮，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城市人口。此后，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壮大，企业的游客规模越来越大，餐饮市场也越来越正规化，不仅兴建了一批正规的餐饮品牌，而且还配套建立了农产品加工公司，以此进一步带动乡村餐饮市场的发展。企业负责人黄女士谈到：我们有品种丰富的特产展销，“大地春”系列茶品、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让你既可以品尝到宜兴的美味，更可以把美味带回家分享。我们还有自营茶园、竹林、果棚等，拥有竹笋、百合、板栗、银杏、葡萄、水蜜桃、土鸡蛋、乌米饭等各种特产，满足旅客的采购需求。特别是我们的“湖父杨梅”，已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授予国家地理标识证明商标。企业通过餐饮市场的开发，不仅吸引了大量城市人口，同时还通过成立农产品公司，积极走出去，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形成了有机互动，进一步树立了品牌效应。换言之，企业餐饮市场的开发和农产品公司的成立，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还有效解决了周边乡村农产品的出路问题，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增收，一定程度形成了三产融合的态势。第三，民宿市场。在旅游市场和餐饮市场基础之上，企业充分利用市场资本和政府支持，适时改造乡村民居，大力发展民宿，用以配合乡村旅游，形成了品牌化的民宿市场，吸引了大量城市人口。黄女士谈到：年我们率先在全省试水乡村连锁客栈模式，改变过去农家乐经营规模小、服务质量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弊端。通过推行统一的形象设计、统一的品牌打造、统一的装修风格、统一的营销模式、统一的定价策略。经过 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拥有 多家会员单位，为加盟农户每年每户带来 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民宿市场的开发，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就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同时也有效地改善了村容村貌，与旅游市场和餐饮市场形成互动。而且，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民宿，在后期的改造升级中，反而成为市场亮点，进一步驱动了 企业逆城镇化的发生发展。当代“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正日渐成为城市人口的理想生活形态。企业开发的民宿市场，反而成为一种稀缺的市场资源，成为城市人口竞相追捧的市场产品。如果说初期的旅游市场和餐饮市场仅仅吸引城市人口进行“乡村旅游和乡村休闲”，那么当下民宿市场的开发，则进一步吸引城市人口进行“乡村康养与乡村旅居”，真正使城市人口向乡村的“短暂迁移”成为一种现实。企业依靠敏锐的市场嗅觉，通过市场化途径，顺利实现了逆城镇化发展。一方面，受益于外部市场的吸引，企业将当地的资源优势顺利转化成为经济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先发地位；另一方面，在内部市场的驱动下，企业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适时转型升级，增强了内生发展动力。通过内外两个市场的培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村致富以及农民增收。换言之，正是由于乡村市场化，企业才能推动并顺应逆城镇化的发生发展，进而在主流城镇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全国普遍出现的乡村城镇化相比，企业所在的乡村并没有单向度的沿革工业化、城镇化与市民化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乡村市场化的路子，实现了振兴发展。因此，市场化不仅没有冲击乡村振兴的地位与属性，反而赋予 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与主流的乡村城镇化相呼应，形成了逆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四、“公司 基地 农户 市场”的组织模式企业创建了一套适应市场化发展需要的组织模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将当地的旅游资源、农产品资源、民宿资源，有效地转化成市场的经济优势。而且，这种组织模式并没有突破现有的制度设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行的制度设计，受益于制度的有效支持。换言之，企业的逆城镇化实践，受到城乡制度设计的内在驱动，因此而得以成为当下的典型示范。当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仍在从事农业生产、乡村振兴以及精准扶贫的同时，企业已然带领所在的乡村走在市场化发展的前列，这本身就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叠加的结果。当代中国实行公有制的土地制度，乡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农户向集体承包土地，用以家庭经营。然而，近些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大量外迁，大量土地处于闲置抛荒状态。国家适时促进土地流转，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立”，以此盘活乡村存量土地，用以促进乡村发展。黄女士谈到：年，那时候刚好兴起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我就将这家茶厂的旧厂房盘下，改造成了最初的农家乐，很受游客欢迎。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就通过政府和村里，扩大了规模，现在我们篱笆园规划总面积 亩，其中核心区面积 亩。自 世纪 年代开始，企业所在村村民大量外出务工，村内土地大量闲置。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当地政府将外出务工村民承包土地集中流转，用于从事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前期小规模的 企业，在市场化竞争中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带动逆城镇化的实践主体。可见，在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等自身发展并不占据优势地位的条件下，土地流转成为 企业逆城镇化的初始动因，也因此而成为后续发展过程中持续不竭的动力。正是由于土地流转的制度支持，企业的人才、资金、消费等逆城镇化实践，才得以成为现实。以土地流转为契机，企业与伏西村展开了多元合作。一方面，伏西村以低价转让土地，用以吸引大量企业来投资建设，进而有效解决了村民的就业、收入问题；另一方面，以 企业为代表的各类企业的入驻，不仅有效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发展，而且还将当地各类资源，通过市场化途径，转换成经济优势。也就是说，基于土地流转的村企合作，一定程度实现了要素转换和优势互补，在市场化过程中，达成“共赢”。黄女士认为：篱笆园农庄成立大地春农产品加工公司，以“公司 基地 农户 市场”的模式，搭建了产、供、销平台，组织、带动农户发展。我们先后投入 余万元，开发良种茶园、杨梅、樱桃、百合等各类无公害种植基地近 亩。截至 年，共有 户农民加入合作社。如今，大地春品牌农产品已拥有山百合、乌米饭、板栗、笋干、草鸡蛋、吊瓜子、杨梅、银杏、葡萄等十几个品种。我们还积极实践“互联网 ”的营销模式，通过乡村旅游的产业链延伸带领农民共同致富，让农村增美、农业增值、农民增收。尽管乡村振兴与企业发展存在不同的发展定位，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却存在共通的发展诉求：乡村通过存量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市场化运作，实现内生发展；而企业基于自身的市场特质，不遗余力地追求资本最大化，以期实现资本的增值。在此背景下，逆城镇化则成为村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既能满足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契合了企业资本下乡的发展诉求，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企业的逆城镇化实践，得到了宜兴市政府的有力支持。自 年以来，宜兴市政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在资金、人才、技术等各个方面予以强烈推动，使宜兴市基层乡村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宜兴市进行制度化、规划范、标准化的乡村旅游建设，对存量的乡村旅游企业进行布局规划，实行星级化管理，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旅游从高速发展转型成为高质量发展。黄女士谈到：年，我们就按照“公司 基地 农户 市场”的模式，率先成立了农产品合作社，动员有意愿的农民土地入股、农庄溢价收购的方式，既扩大了生产规模，也将周边农户纳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中。目前，我们篱笆园已经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示范企业”“江苏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无锡市五星级农家乐”。在政府支持下，市场企业主体与乡村农民就业，实现了对接，既成立了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也实行了绿色无污染的订单农业，更加以乡村旅游为载体，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宜兴市十分注重三产融合和农民的增收和就业，避免出现资本一方独大的局面，以此实现共享共赢，进而形成“公司 基地 农户 市场”的发展路径。黄女士谈到：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篱笆园于 年开始产品创新和转型发展，从开始仅有的农家餐饮，到现在比较齐全的乡村休闲度假设施和产品，从篱笆园到“篱笆驿站”，再到深氧墅度假酒店，只为满足游客日益变化的旅游出行需要。我们通过创新“村级农家乐协会 龙头农家乐 农户”的模式，依托篱笆园的龙头带动效应，利用农户闲置房屋入会，借鉴城市连锁快捷酒店的一些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乡村旅游转型到乡村度假以及田园综合体之后，将更加注重服务品质的提升，让乡村旅游度假地成为都市人们生活的乐园，心灵的家园。在提升服务品质的过程中，我们对“篱笆驿站”进行了“五统一”，对篱笆园农庄的管理和服务进行了标准化管理，对游客的度假需求推出了定制式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我们坚信服务创造价值，服务赢得口碑。企业的逆城镇化实践，不仅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也并非是乡村的偶然自发，根本还是依赖于成功的组织模式创新。从最初的乡村农家乐与现代农业，到后来的乡村旅游与乡村观光，以及最新的乡村休闲与乡村度假，每一阶段的嬗变，都受益于组织模式的创新。毫无疑问，市场化进程中 企业的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与乡村康养，受益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及其制度确认，由此方能得以发生发展。换言之，企业的逆城镇化实践，不仅没有突破现有的制度设计，而是在现行制度设计中与政策调整相契合，最大限度将“制度”与“市场”相结合，实现市场行为的“制度化”。从主体来看，企业不仅没有突破制度设计的边界，而是在制度框架范围内寻求多方政策支持，进而实现了既定目标，因此进一步促进了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由此可见，当下以 企业为代表的逆城镇化实践，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供给，助力乡村振兴。五、总结与讨论：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逆城镇化是美国学者布莱恩贝里教授在 年率先提出的，用以表征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由于“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犯罪增加”等“城市病”，触发的城市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向郊区及乡村迁移的社会现象。随后，这一概念得到了全球学者的关注，成为分析城乡人口迁移的重要视角。自 世纪 年代逆城镇化进入中国学界以来，国内学者给予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不同程度关注，一定程度引起争鸣，造成逆城镇化学术概念的“断裂”。学术争鸣的存在，不仅没有阻碍逆城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反而从侧面为中国逆城镇化研究提供了动力。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振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乡村康养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的展开，一定范围成为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的实践样态之一。然而，对照西方逆城镇化理论，当前中国不仅不具备逆城镇化的发生条件，而且相关的逆城镇化现象也是西方逆城镇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成为深化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大障碍。围绕逆城镇化的“真伪之辩、同异之辩、好坏之辩”，不同学科的学者持有不同的分析视角。本文认为，这些争议的背后，在展现本土实践与西方理论之间内在张力的同时，更本质性的体现为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坚持“理论第一性”的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进行时，而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尚未突破 ，既不可能也不适宜提逆城镇化，所谓逆城镇化是一种伪逆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病态现象。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逆城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西方逆城镇化理论不仅无助于解释中国逆城镇化现象，而且应当从逆城镇化的本土实践出发，推动逆城镇化的发生发展，进而构建具有本土特质的逆城镇化理论。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的学术争议，与其说是本土实践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对立，还不如说是理论与实践何者为第一性之间的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研究立场和分析视角的之间的分化。站在本土立场，遵循实践孕育理论的分析视角，以 企业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乡村休闲以及乡村康养，直观展现为“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市场化”在 企业逆城镇化实践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发挥着驱动作用。围绕“市场化”，企业有效解决了“货往哪里卖，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一制约中国乡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由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了有力的地位。作为市场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企业由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一步步在市场中发展壮大，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换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市场动力。换言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并没有造成农业、农村、农民的弱化、虚化与边缘化，反而能够有效吸引城市人口，一定程度缓解了乡村的空心化和过疏化，使乡村获得内生发展动力，进而形成了逆城镇化的发展效应，并由此而成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之一。当代中国实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整体展现出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以及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市民化的“非同步发展战略”支配下，数以亿计的绝国内学术界始终局限于西方逆城镇化的理论认知，将“逆城镇化”与“富人阶层、中产阶级”相挂钩，认为只有“富人阶层与中产阶级”向郊区及乡村的迁移才是逆城镇化，其他群体基于不同原因向郊区及乡村的迁移则是“伪逆城镇化”。其实，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即使在西方，向郊区迁移的也不一定就是“富人阶层与中产阶级”，也有可能是普通工人。王旭、王宇翔：被遗忘的工人郊区化 以洛杉矶大都市区为例（），安徽史学 年第 期。张善于：逆城市化 最发达国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趋向，人口与经济 年第 期。孔铎、刘士林：我国逆城市化研究发展述评，学术界 年第 期。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史学理论研究 年第 期。沈东：新型城镇化、市民化与逆城镇化，江淮论坛 年第 期。大多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实现“职业转换、地域转移、身份转化、角色转型”，顺应了主流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然而，在主流城镇化的不同时段，却发生了多元化、多样化、多变化的逆城镇化实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遵循市场的逻辑，参与市场竞争，搭建了“企业 基地 农户 市场”的组织模式，疏通了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通道。企业的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发生于高度城镇化进程中，以市场运作为机制，牵涉到城市中产阶级等中高收入群体，提升了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促进了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与西方逆城镇化实践相比，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具有“非典型性”，一定程度受制于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及其差异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实践中展现出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图景。年以后，国家构建了以“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城乡制度设计，城市优于乡村、市民优于农民、非农产业优于农业生产，在经济效益、政治权利、社会权益、文化资源等方面，以“城市优先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上呈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理念支配。年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为了配合整体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有计划、分步骤地松动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逐渐成为人口、资金、技术、企业等优质资源的集聚地，乡村则成为经济发展的空白地，整体上受制于城市市场的支配。进入 世纪后，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提出，尤其是近年来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强势提出，乡村市场化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决策者、经营者和参与者的共识，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市场主义浪潮。企业恰恰就是巧妙地利用市场，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旅游市场、民宿市场，在与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发生地。诚然，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方兴未艾，正处于进行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依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然而，“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越来越显著地成为当前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与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交融共生。本文一再强调，逆城镇化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对城镇化起到补充作用，二者共生共存于现代化的母体之中。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仅不会对新型城镇化产生负面消极的冲击作用，反而可以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紧张、情感冲突、利益争夺以及价值对立等“城乡并发症”，促进人才、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城乡融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是一种需要满足“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前置条件的“小众”实践，然而正因为其“小众”，才可能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责任编辑：李玉贝沈东：由城入乡：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与理论重构，人口与社会 年第 期。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设计，一方面离不开人类城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特殊性。具体来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固化于“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时期，松动于 年的市场化改革。乔耀章、巩建青：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 以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互动为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