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背上的贸易：清代归化城的驼运与商业市场.pdf

驼背上的贸易：清代归化城的驼运与商业市场马星宇（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摘要 驼运即使用骆驼运输货物，是历史上西北和北方草原商业运输的主要方式。作为北方草原重要的商业城市，归化城商业活动网络的扩展主要依赖驼运行业，驼运伴随商业的繁荣而发展，逐渐成为集商业和运输于一体的重要行业。四通八达的驼运路线沟通了北方草原和西北地区，也将这一区域同更广阔的全国市场连接在一起。归化城驼运的发展是清代以来全国商品市场扩张中的一部分，归化城由此成为清代华北与蒙古草原市场网络的节点。驼运不仅是运输方式，它的背后是商业的繁荣，承载着商业的驼运实际上推动着商业在草原地区的不断扩张和发展。此外，驼运的作用不止于商业活动，产生的影响不限于经济方面，驼队的延伸和商路的开辟成为草原与更广阔的世界交流的纽带。关键词 清代；市场；归化城；驼运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1-0215（2023）03-0047-07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的宏观区域理论和对集市体系的探索为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拓展和批判施坚雅宏观区域理论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关于区域市场的讨论13。这些研究成果多聚焦于中国的东部地区，较少关注中国西北部边疆的情况。研究者近来在对华北和蒙古地区经济格局的考察中指出，归化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居于关键位置，既是西北部边疆的商业重镇46，也是清代万里茶道重要的中转市场7，8，目前对归化城及其市场网络的讨论尚少。在西北部边疆的商业发展过程中，驼运在运输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前学界已有相关讨论9，10，笔者也对归绥地区驼运业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11。有关归化城驼运路线及围绕归化城驼运路线展开的市场体系等问题仍有未尽之义，尚待进一步讨论。鉴于此，本文将对前述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考察包括归化城在内的西北及北方草原的市场网络结构。一、归化城驼运业的形成与行业结构驼运是指用骆驼运输货物，是历史上西北和北方草原商业运输的主要方式。民国时人认为：“西北运输向恃骆驼为唯一之利器。”12驼运在清代是活跃于北部边疆的旅蒙商对蒙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驼运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商业活动相结合，最终成为西北及整个草原地区商业运输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归化城的驼运业就在此过程中发展起来并且成为颇具规模的地方行业。清代归化城驼运业的形成和勃兴，得益于归化城商业的繁荣。明代隆庆年间，俺答汗在西土默特建归化城，这里逐渐成为塞北地区重要的商贸市镇。清代初期，土默特部完全纳入清王朝的版图，归化城的商业仍然保持繁荣，俄国派遣的使者巴伊科夫（Ivanovitch Baikov）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抵达归化时，有如下记载：“他们的市场很大：店铺是砖砌的，铺面后边建有庭院各种零星物品用茶叶计价购买，他们店铺作者简介 马星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史。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9 No.3May 2023第49卷 第3期2023年5月47里的货物，有他们中国的各色花布和棉布，还有各种颜色的丝绸。”13清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在归化城设关榷税，“归化城为蒙古商民辐辏之处，所有烟、油、酒三项及皮张、杂货等物皆应归入落地税内，照例征收。其驼马牛羊除进口外，若绕道赶往他省售卖者亦应一例征税，以防偷漏。”14归化城税关主要征收货税和牲畜税。许檀在 清代归化城的商业 一文中指出，仅乾隆四十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75年至1784年）归化税关“税收额最高为四十四年27390两，最低为四十九年20998两，平均为23178两”5；此后税收基本持平，至光绪年间，“归化城税关所征税银较清代中叶有较大的增长，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征银65279两，十四年（1888年）征银60181两。”5此时不仅归化城的商业保持繁荣发展，作为驻防城的绥远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也逐渐成为商贾云集之地。乾隆四十年（1775年），山西巡抚巴延三奏报称：“近来该处商民目栅外绥远城不收税所有归化城各色行户渐次移入绥远城开设，而商货冀避归化城纳税之费，亦多赴绥远等处囤聚。即如归化城面铺，向有一百四十余座，今陆续迁入绥远城者已八十余家。”15由此，包括绥远城在内的整个归绥地区的商业活动都逐渐活跃起来。在此之际，作为商业运输手段的驼运也逐步发展壮大。驼运成为对蒙贸易运输的主流方式，源于清代大量旅蒙商进入草原经营长途和短途贸易。清康熙中叶，清廷与噶尔丹开战。清政府组织商人随军运送粮草和物资，晋商获得深入草原的机会，最早将骆驼用于长途运输的是清初皇商范氏的第三代商人范毓馪。往漠北运送军需物资的路途，气候恶劣且干旱缺水，牛作为在恶劣环境中长途运输的主力，非常容易病亡或者折损，增加运输成本。人们在乾隆年间使用牛马驼运粮食时，“这些牲畜由内蒙古解至肃州时，往往已经疲瘦不堪。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从伊克昭、西林果尔、乌兰察普（乌兰察布）等盟解到甘肃的马匹，23772匹中，五分膘马48匹，四分膘马358匹，三分膘马740匹，二分膘马2304匹，其余马20269匹，橘皆疲瘦，全无膘分。”16与牛相比，具备耐寒、耐旱等特征的骆驼更适合在这样的环境下长途运输货物，且驮运能力更强，行进速度更快，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成本。此后蒙古及西北地区的运输主要采取以驼运为主、牛车为辅的方式：“十三年九月奏归化城每年解额尔德尼招粮米四万八百石，向用内札萨克等牛车及喀尔喀官驼，请自来年始募商驼挽运，停喀尔喀官驼，驼令善牧备军用”17驼运这种成长于随军贸易的长途运输方式，被旅蒙商人全盘继承并且发展。特别是在大盛魁等旅蒙巨商的崛起时期，驼运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盛魁的经营范围远及蒙古和俄罗斯，他们不仅有专职运输的驼夫和驼队，而且有集跑行商与运输于一体的驼运组织。在商业繁荣的过程中，与之相伴的驼运行业也获得了发展，不仅成为旅蒙商和西北地区最主要的商业运输方式，而且逐渐演变为集运输与贸易于一体的商业活动形式。在驼运行业中，每支远行贸易的驼队都有各自的商号、驼店支持。旅蒙晋商组织驼队深入草原进行贸易，驼队主要由晋商商号中的伙计和雇佣的本地蒙古族民众或者熟悉路线的汉族民众组成，因此驼队均归属大型旅蒙商号，例如享有盛誉的大盛魁、元盛德等。由于商品交易的繁荣和大量货物运输的需要，一些中小型商号无力承担驼运的支出，逐渐出现专职从事货物运输的驼运商号。俄国旅行家、蒙古学学者阿 马 波兹德耶夫（.）1893年的考察日记中记载，当时的归化城既有合伙经营的商行，又有独资的商人；规模较大的有十二家，基本拥有一百峰以上骆驼，此外还有上百家拥有三四十峰骆驼的小商号，整个行业可供出租的骆驼总数约为七千峰至七千五百峰，可运输货物十万普特18 9697。笔者通过调查获知，该地区也出现许多个体经营的驼户，依靠三峰至五峰骆驼进行运输活动，主要承揽归化城和周边盟旗的短途贸易。大量独资商人和个体经营的驼户的涌现，驼运逐渐从此前依赖于商号发展成为拥有独立运作模式的行业。驼运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行业内部人群结构逐渐复杂，行业组织随之发展成熟，形成专门组织管理行业的机构驼社。“社”是归化城商业最重要的组织，以十五社和三十小行社为主，每社有统领一名、副统领两名，由同行业轮流任职19。归化城和周边地区分散的驼户和驼店由统一的“社”组织和管理，这就是驼社，其中的成员是个人或者商户，主要分为五个不同类型的行社：福庆驼社、新疆社、集锦社、清真社、俱进会。福庆驼社主要由牙纪和驼庄组成，以骆驼交易为主；新疆社、集锦社、清真社以长途贸易和运输为主，新48疆社和清真社主要经营对西北及新疆贸易，集锦社主要经营对蒙贸易；俱进会是回族驼商管理的驼店组织，也发挥着行社的作用。归化城的驼运行业虽然基本由驼社进行管理，但是驼社并未完全吸纳整个地区的从业者，大量个体驼户聚居的驼村逐渐成为管理驼户的主要组织11。近百年来，旅蒙商长途贸易运输中的骆驼作为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成为漫漫商路的主角，这种运输贸易方式，使行商成为草原商业体系的主要商业经营方式。清代对蒙商业采取的票照制度也适应这种流动的贸易方式，清代的旅蒙晋商不再像前辈一样视长城为国境线，而是走出传统互市的贸易圈，走向广袤的草原，商业版图不断扩展。旅蒙晋商的苦心经营使曾经空旷无垠的北部草原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农耕板申（村落），也使从前只有驼队经过的地方逐渐成为商旅往来的枢纽城镇。奔走各地进行贩运、收购商品、开展交易的驼队，不仅是运输主体，而且是深入草原的商帮的主要贸易机构，驼队的灵活性使商人能够在各旗之间进行流动贸易，原本寂静的草原因为商业网络的延伸而出现“骆驼阵阵，恍如潮涌”的景象20。驼运的发展使归化城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它既是对蒙贸易的重要中转市场，也是草原地区连接内地市场的门户，成为交通四方的塞北商埠，民国时期已经是“西北汇总之区，实业之大舞场。”21 55二、驼运路线与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归化城商业的繁荣，使驼运业获得巨大发展，驼运业集运输与贸易为一体，贸易路线即为区域商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归化城的驼队不断拓展商业版图的过程中，以归化城为中心的商业及其市场网络也得以形成。驼运主要分为短途运输和长途运输。短途贸易主要构成了以归化城为中心的初级市场。其中一个初级市场是面向游牧地区的商业市场，主要以旅蒙商“出拔子”的形式进行。旅蒙商人每年以农历三月至五月、七月至九月为期，将来自中原的各类生活必需品以驼运的方式运送至草原各盟旗，或搭建帐篷在固定地点招徕顾客，或采用“丹门沁”（货郎）的方式牵着骆驼在蒙古包之间流动叫卖。旅蒙商人同蒙古族民众大多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旅蒙商人用各类日用品换回牲畜皮毛、药材等物产，再由驼队运至归化、包头等区域性市场中销售22。另一个重要的初级市场是整个归绥地区的粮食交易市场。主要由区域内小规模驼户经营，贸易范围以绥远城、可可以力更（今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乌兰花、包头等地为主，运输本地种植的粮食。归绥地区位于河套平原，农业较为发达，粮市也十分繁荣：“略谓口外蒙古厂地宽阔，人物繁庶，米粟粜籴，较别处尤急。各厅俱有粟店行”23 565。主要的粮食聚集地例如可可以力更、毕克齐（今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等地交易繁忙，“舟车驰运，络绎不绝”23 565。一般拥有十峰以内骆驼的零散驼户即可承担区域内的粮食交易：“行商贩货至大青山后诸部落及西营一带，俟脱售毕，更易金银、牲畜以归，故藩商有后山、营路各生意之名。”23 565这些驼户收购当地农民的粮食，将这些粮食驮至归化城进行交易。区域内粮食交易的繁荣，既促进了归化城和周边地区短途驼运的发达，也使周边许多少地或者无地的农民获得谋生机会。归化城的粮食也向内地输入，由归化、萨拉齐（今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等地向晋中运送，主要经黄河由水路运输，以解决当地的粮食短缺问题。由归化城向外延伸的长途贸易主要依赖驼运展开：“往昔中外交易，百货流通，全恃车、驼以为长途运输之工具商旅远行，有内地、草地之别，宜车宜驼，未能尽同，而因地制宜则二者并重。”24 75当时东往张家口、天津的物资，多为皮毛（以细皮为主）、驼绒、羊绒、新疆土特产等，也有一部分皮毛运往上海等地进行深加工25。对新疆等地的贸易则以茶叶为大宗货物。在驼队不断拓展商业边界的同时，形成以归化城为中心，与蒙古、西北、内陆横向和纵向结合的商业网络。驼队行走的固定路线，根据贸易目的地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北路和西路。驼队行走的北路是指北上去往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的驼运路线。归化城驼运的发展由走北路发展而来，随着中国和俄罗斯贸易的发展，这条驼运路线延伸到俄罗斯。北路主要有三条：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去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恰克图。驼队经常在外国进行贸易，北上贸易因此被称为“跑外”，由旅蒙商经49营，销往蒙古各部的货物以茶叶、布匹、绸缎为主，由蒙古运回的货物主要包括骆驼、牛、马、羊或者皮毛等土特产。对蒙经营中以大盛魁为最，该商号驼队有一千五百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和乌里雅苏台之间，每年同蒙古各部的贸易额达九百万两至一千万两白银。其次是元盛德，驼队有九百峰骆驼，每年贸易额可达八百万两白银。天义德、义和敦、永德魁、一善堂等商号，每年贸易额七百万两至十万两不等18 9798。西路，即从归化城到新疆奇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和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驼路。“奇台，俗称古城。地居新疆北路之中枢，四塞灵通。秦、陇、豫、蜀、湘、鄂商人出嘉峪关经哈密而至，燕、晋商人由张家口、归化经蒙古草地而来，岁输入绸缎、茶叶、纸张、漆器及东西洋货，达三百余万元。而归化来者居十之六七。归化则又来自京津。”21 268西去贸易的驼运路线有大西路和小西路之分：“古城子路自归绥起，经外蒙至新疆省古城子，计七十二站，程途约五千四百三十里，分大西路、小西路两路线而行。”24 96大西路是纯粹的驼运路线，也是归化城向西的主要驼运路线，“为昔年赴古城子之通行大道，平坦坚实，水草丰茂，便于驼行。”24 100另一条向西的重要驼运路线是小西路，又称甘边路、小草地。小西路有一部分路线与大西路重合，小西路途中设两个税卡，一个是土谢图汗境内的小奎腾，一个是什拉哈达站，两处税卡都对来往的商旅驼队盘诘重税，因此驼队多走大西路。清代前期，归化城的商队赴新疆贸易必须由北路绕行，在乌里雅斯台将军衙门领取执照后方可通行。清乾隆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鼓励商人前往新疆贸易，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允许归化城、张家口等地商民在本地领取票照，西线贸易由此获得较大的发展。西行的另一条驼运路线主要去往甘肃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甘州、宿州等地。去往新疆、甘肃等地的西路不仅有大型汉商商号经营，也有大量的回族驼商队来往于此。自鸦片战争后，驼运北运路线逐渐衰落，这条驼路日渐被回族驼商垄断。除了北路和西路这些主要商路之外，另有两条驼运路线对归化城商业发展较为重要。一条是从大西路分支通往张家口的驼运路线。张家口是北方地区重要的中转市场，由天津港运来的货物和由南方运来的茶叶都经由这里运往归化，这条路不仅是茶叶之路的重要部分，也是归化驼队来往频繁的重要路线，“商人欲前往喇嘛庙者，常择古北口之路为捷径，但因生意而赴归化城者，则取张家口之路，此二路均可通行大车，但有数处异常坎坷而多岩石。然商货多赖骆驼上下载运。此种成百上千、劳而无怨，且裨益于人之驼畜，每日皆可邂逅之。”26 6此外，张家口产的骆驼也经由此路销往归化城的骆驼市场，成为当地骆驼交易的大宗。另一条是“京羊驼路”，即通往京津地区的驼路。这条路主要为京津地区输送来自草原的羊，满足当地对羊肉的需求。著名的商帮“京羊庄”因此获利，每年约二十余万只口外羊销于京津地区23 565。我们纵观归化驼运向外运输的辐射范围可以发现，随着本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商业网络。活动于各盟旗的行商和以贩运粮食为主的短途驼运活跃在归化城及周边地区，成为区域内运输的主要方式和最普遍的行业。长途贸易网络随着时局变迁发生改变：清中叶，大型旅蒙商号和大型驼店以北上“跑外路”为主，这一时期清朝同俄罗斯建立了较为良好的贸易关系，北上贸易从中获益，促进了北路驼运的繁荣；晚清，北上驼运路线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以回族驼商为主力的西路经营开始走向繁荣，沟通了西部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联系。借由驼运路线的延伸，归化城逐渐成为草原地区货物转运的中枢。归化城作为塞北重要的中转贸易市场，大量输出西北地区的土特产品，对外开放通商后亦有货物来自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洋货的输入越来越多：“据民国八年（1919年）度塞北关报告，输出羊皮九十万余张，牛马皮次之，羊毛九百八十余万斤，驼毛二百余万斤，甘草六百余万斤，马四万三千余头，牛二万六千余头。输入土布二百余万匹，砖茶四万余项，其余洋广货输入之数，约六百万元。”21 56由此可见，归化城商业贸易的繁荣，是基于同更广阔的全国市场的联结展开的。三、全国商业贸易网络中的归化城16世纪至19世纪，长途贸易和全国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草原地区商业的繁荣，作为商业重镇的归化城不仅形成发达的贸易网络，而且逐渐获得对蒙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归化城既日益成为北上和西去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交易基地，也成为西北和北方草原的重要中转市场之一。50清中叶，归化城成为天津港腹地一个重要的转运市场。“天津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26 127，随着天津港的发展，归化城发展为天津港重要的转运中心：“凡华北之工商品，销售于西北各省，或宁、甘、新等省之货物转销于平、津各地，均以归绥为中心。”27山西商人的驼队就是天津及其腹地之间洋货运销的中流砥柱，以张家口和归化为主要据点，以“出拔子”的形式开展对蒙贸易。晚清天津开埠以来，“天津口岸向为蒙古东部、直、晋两省以及鲁、豫两省北部之天然入出口”26 98，归化作为天津港口腹地的重要转运市场，在土货出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津海关贸易报告 显示，1865年，天津的出口货物中出现了归化城的皮毛，此类畜产品正是归化城的商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尤以驼毛为大宗外销商品。一家从事出口贸易的德国商号记载：“首要销场在归化城，骆驼毛每担可以6.25两至6.5两购得。由归化城借骆驼、骡子或打车运至张家口以骆驼自张家口运抵通州”26 85天津进口货物也开始运销到“陕省之西安府、同州府及兴安府，余则运往蒙古之西南部”26 5，来自山东、安徽等地的商品通过运河经由天津运至归化城。以蒙古地区的大宗消耗品哈达为例，它的产地在运河沿岸的山东临清，主要由山西忻县商人出资开办的哈达行垄断经营。由此，归化的驼运不仅连接着整个西北地区的商业网络，作为天津港腹地的重要市场，驼运路线甚至连接着运河的商业体系，成为内陆地区向北部边疆延伸的商业贸易网络的中转市场。从归化销往天津的驼毛等畜产品不仅来自蒙古地区的草原，而且通过归化城回族商人经西路自新疆运来。归化城发挥着西北货运出口的中转市场作用，受地形与交通的限制，驼运仍然是主要运载方式，活跃在牧区和各中级市场的晋商和陕商是把西北和蒙古草原的畜产品从产地运销到天津洋行的中间人。来自西北和草原的驼毛销往天津后，继而基本销至海外：“此货所发往之外洋销场，主要为伦敦与纽约。”26 103以驼毛为主的畜产品贸易构成的商业网络，不仅由西北内陆同沿海天津港连接在一起，而且通过商埠的洋商出口至海外：“骆驼毛之出口业悉皆操诸洋商之手，如是言之，不致有误。但洋商不独每每购于蒙古，抑大量购诸贩运来津之华商。”26 10318世纪70年代，包括归化城在内的西北牧区成为天津畜产品出口的主要基地4。流动的驼队和行商穿梭往来于西北腹地和天津，构成了以天津为主的东向型进出口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除了驼毛之外，茶叶也是归化城驼运长途贸易的大宗货物，以归化为中转市场向北路运销：“骆驼毛之运出，主要依赖骆驼，返回时则自天津运来茶叶。”26 102中国和俄罗斯贸易传统的茶叶之路在口外的转运市场一度以张家口为主，由张家口北上至库伦，即张库大道。茶叶贸易前期，归化城是张家口下一级市场，主要经销砖茶。商人从张家口购入茶叶，然后运至归化向草原的基层市场分销；大商号的商人将大量的茶叶销往外漠北蒙古各部落以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较大的蒙古市场。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边商贸易的一些陆路暂时受到阻隔，陆路商贸无法正常进行。同治年间阿古柏叛乱，新疆的商人失去贸易机会，“蒙古南连汉地，北接俄国，界汉俄之间，故为中俄贸易之大关键”28。为了恰克图贸易正常进行，清廷于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十一日应绥远城将军定安的要求“请准归化城商人由恰克图假道俄罗斯边境赴西洋国贸易”29 116117，清政府允许和鼓励归化城的商人假道恰克图赴俄罗斯进行贸易。归化城地区的商号联合成商帮进行对俄贸易，获得巨大利润，其中以归化城商业巨擘大盛魁获利最多，由此拓展了对恰克图的贸易网络，归化城成为对俄罗斯茶叶贸易的重要节点。恰克图贸易进一步带动了归化城商业活动的繁荣：“据归绥的常关统计，在1820年后的近30年内，归绥关达2560两白银，折5120银卢布。”29 92北商和西商经营的对俄罗斯贸易都给归化城的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归化当地人说：“以前是说蒙古话、吃蒙古饭的人闹钱多，现在是说鬼子话、吃鬼子饭的人闹钱更多。”由此，归化城成为茶叶贸易网络重要的转运市场，从南方运来的茶叶经归化城的驼队运往恰克图和蒙古草原深处。南来的茶叶主要分两路，一为从汉口转运经内河航运至天津；一为从福建茶叶原产地经内河航运或者海运至天津，从天津北上由水路运至通州再转陆运，陆运的主力以骆驼为主：“砖茶以筐装由汉口经上海而来，后借骆驼经恰克图转运俄国。其大部分供蒙古销用。”26 3这两路运输的茶叶都需要运到天津，进一步体现天津作为华北地区中心市场的重要地位，连接着北方的各个次级市场。我们从归化城发出的以驼毛和茶叶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在全国市场中的流通情况能够看出，偏居北方草51原的归化城既是对蒙贸易和西北贸易的重镇，也是整个商业网络的重要转运环节。清中叶以来，归化城不仅成为天津港腹地的重要次级市场，而且成为南方茶叶销往蒙古和俄罗斯的重要转运中心。驼运使该地的商品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促进了该地商业的发展和区域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结论从明代起在长城沿线经营商业活动的边商，开启了蒙汉贸易的先声。随着对蒙古草原的控制，清廷开始有限度地支持商人深入草原贸易，使商品得以顺利流通。随着商业交流而逐渐发展的驼运，将北方草原同中原腹地、沿海港口联结在一起，成为全国商业网络的一部分。归化城作为区域市场的中心，成为西北和草原地区贸易流动的关键环节，也是清代万里茶道中重要的市场，包括万里茶道在内的陆上庞大交通网络的形成和通畅，就依赖于集运输和贸易于一体的驼队。驼运不仅是一种运输方式，它体现了商业的繁荣，承载着商业的驼运实际上推动着商业在草原地区的扩张和发展。清代以驼队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是流动的，这是草原商业的特点。商人的驼队移动长达几千公里，草原牧民则在几十公里至几百公里的范围内流动，双方的交易在流动的基础上进行，这也基于明清以来国内形成的通畅且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这种流动是有层次的结构性流动，以归化城为市场中心，商人在这里设立店铺，从新疆、甘肃、天津、汉口、福建等地采购商品，再以此地为中心派出驼队向草原、西北地区出售商品。商人的驼队在草原采购的畜产品经由归化通过京津地区向内地以及海外分散。从国内的视角来看，这种流动的贸易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流动。清廷通过控制商人、蒙古王公交易的方式和地点来控制商品的流动方式和目的地，间接控制了草原和在这里生活的人，口外的草原成为国家控制下的疆域。从更大的全球的视野来看，归化城的驼运不仅联结着地区的商业网络，而且联结着国内的市场，甚至成为广泛的世界贸易秩序中的一部分。此外，驼运的作用不止于商业活动，驼运产生的影响也不局限于经济方面。研究者指出，驼队走过的商道的繁荣促进了沿途城镇的兴起，促进了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以驼运为载体的商业活动和驼队踏出的万里茶道，是思想文明交流之路，是联结中国江南农业文明、北方游牧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纽带30。注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商旅大盛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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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d heavily on the cameltransport industry，and thus camel transport developed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commercial prosperity.In the process，camel transport became an important industry integrating commerce and transportation，with camel roadsconnecting the northern grasslands and the northwestern region，as well as linking the region to the wider national market.The development of camel transport in Guihua City was par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 since the Qing Dynasty，and thus Guihua City became a node in the market network betwee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Mongolian stepp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Camel transport was not just a mode of transportation，it was behind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e，and the camel transport carrying commerce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the steppe region.In addition，camel transport was more than acommercial activity，and its impact was not only limited to economic aspects；the extension of camel caravansand the opening of commercial routes also became a link between the steppe and the wider world.Key words:Qing Dynasty；Market；GuiHua City；Camel transportation责任编辑高宇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