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女镇长的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基于小林的个案研究.pdf

年 月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第 期 总第 期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嵌入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女镇长的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 基于小林的个案研究郑育琛，陈威竹，范纯营（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新泰市机关绩效考核服务中心，山东 泰安）摘 要：镇长作为乡镇一级开展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人，是乡村振兴战略措施最直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个案小林基于女镇长的身份向度，以身份、关系、情感等多重维度嵌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具体行动，揭示其主体性嵌入的三重逻辑，可以呈现出镇长这一角色在乡村治理中的性别气质。因此，国家要赋权基层女干部，发挥她们上下沟通和外源内引的桥梁作用，激发她们的社会主体性和内生动力，带动乡村本土女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要从制度和文化层面为她们的成长提供机会，提升她们的政治效能感，并为其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关键词：乡村振兴；女镇长；主体性；性别气质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一）研究背景 年 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国家政治目标和乡村社会治理之间需要有效对接，乡镇就是重要的中介组织。在我国近 万个乡镇一级行政单位中，有近百万名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岗位，承担着基层最烦琐而又最艰巨的治理工作重任。乡镇女干部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存在。谓之“平凡”，在于这一群体与其他行业中的女性群体有着共性特征；谓之“特殊”，在于这一群体在乡镇这一特殊的场域中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关女干部研究有一个新趋向，即将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基层社会与各个层面的女性参政状况，采取“自下而上”和从具体事件中来审视国家变革与历史事件对女性参政的影响。对女镇长的研究以这一群体的选拔和成长作为研究面向，散见在女性参政研究中。有学者提出，我国乡镇女干部普遍面临着数量和职务分布边缘化、工作能力得不到客观评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农村贫困女性教育扶贫政策效应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作者简介：郑育琛，女，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性别与扶贫研究；陈威竹，女，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纯营，男，新泰市机关绩效考核服务中心中级农业经济师，主要从事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研究。职业生涯缺乏连续性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研究认为，乡镇女干部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才能胜任工作要求。因此，要帮助她们作好心理调节，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还有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提出乡镇女干部职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提升个人工作能力，有效处理家庭与工作的矛盾，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鲜有学者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女镇长的角色、身份、性别气质及其与乡村振兴的治理智慧和施政措施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二）研究过程此文源于在 省 市 镇的田野调查，小林是 镇镇长。在 镇的调研中，小林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所思所为引发了笔者的深层思考。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不断形塑着其作为女镇长特有的形象。这种主体性的建构生动再现了其特有的性别气质，其以身份、情感、关系等多重维度嵌入乡村的行为表现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融为一体，其深度演绎的国家宏大政策命题与女干部微观行动间的关联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生动图景中特有的性别镜像。因此，本文希望借助这一研究，探讨以下问题：作为嵌入乡村振兴场域的女镇长，其是如何突破性别的藩篱跻身于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其如何在男性标杆的政治生态中彰显自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建构和性别气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主体性的建构中，女镇长是否能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并自觉影响他人？二、研究视角：主体性嵌入和性别气质主体性嵌入。马克思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或总是主体，只有那些“有头脑、能思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个人和社会集团”才是主体。主体性则是指主体本身具有并且能够发挥出来的属性，它只有当人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体时才会产生。换言之，主体性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被激发了能动性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嵌入”一词早期是由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后来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其作了延伸阐述，他认为，人的行为和决定都不是孤立于社会背景之外的，而是被嵌入具体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关系中的。因此，主体性嵌入可以理解为个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基于具体持续不断发展的社会情景而被激发的主观能动性。性别气质与去女性化。性别气质是稳定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并被社会所认可的性别特征。人们在主观上会把不同性别的表象、行为和性格等区分为不同的两类，并形成对应的性别特征。性别气质一般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它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气质具有成就取向和行动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心理特点，比如独立性、主动、理性、高效等；女性气质其实是相对男性气质而形成的概念，常常用感性、被动、软弱、服从等来表征。三、乡村振兴中的女镇长：主体性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在传统性别文化视域下，乡镇长是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因此女镇长往往会被视为闯入男性权力禁区的特殊存在。镇镇长的职务并非是小林职业生涯的起点。小林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当地一所省属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大学”）担任辅导员，两年后，适逢当地市直机关单位从事业单位招录公务员，小林被招录并在 市市直机关工作了两年。而后，市为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派若干名“后”正科级干部到乡镇进行锻炼，小林响应政策要求，到 镇担任镇长一职。作为被市委组织部选派的“外来”干部和“空降”的乡镇政务一把手，小林在实现从机关部门到乡镇基层转场时遇到了“第一关卡”女领导如何树立权威？回忆上任初始，小林说：“看上去上大家和和气气、互相尊重。但是我内心很清楚，空降的女干部肯定要比本土的男领导难得多”。这种“难”在小林看来，既有性别的亲和性障碍，也有“空降”带来的被排斥感。小林克服了“女性标签”带来的工作困境，利用基层工作治理中的有效“道具”，顺利地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植入乡镇工作中，实现了作为女镇长这一性别角色特有的柔性“入场”。（一）身份的嵌入：“局外人”转向“局内人”的柔性入场入场：会议和文件。在中国的行政工作情境中，会议与文件传播是科层制信息沟通、权力进场的重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要载体。二者既是上传下达任务的信息载体，也是凝聚集体思想、达成共识、建构身份认同的工作方式。相较于本土成长起来的男领导，小林自知在信息获得、下属的配合以及乡镇事务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并不占优势，但借助会议和文件，既可以顺理成章地落实上级任务、部署工作要求、构建身份权威，也可以有效获得信息、拉近干群距离，实现身段主动下沉。然而，如何在身份权威构建与身段主动下沉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十分重要。在会议的组织中，小林要求自己对上级文件吃透、消化，将文件所规定的抽象工作目标具体化，将具体的工作目标传达至下一层级。在会议推进中，小林尽可能做到“细心倾听，不急于表态”，因为贸然地表态是对工作不负责的表现，会弱化自己的权威，加重别人对女领导“压不住场”的刻板印象。“细心倾听”是指充分听取班子成员和干部群众对乡镇综合事务的反馈、对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意见等。在听取的过程中，小林要求自己“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去理清思路，进行思考和判断，在适合的情况下再有效且果断地作出决策”，避免被贴上“女领导缺乏魄力”的标签。总之，小林在入场的初始阶段，通过“倾听”“沟通”来发挥女性的性别气质优势，并辅之以男性性别气质中“果敢、主动”的品质，同时将会议和文件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媒介，实现了顺利转场，在新的场域中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地位。融入：喝茶和闲聊。费孝通先生说：“在农村，粘着照片的身份证是没用的，因为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有着约定俗成的人情礼俗和行动逻辑。”想要真正融入乡镇工作，除了要适应正式场合中的组织文化外，更重要的还要适应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因为非正式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着制度的权力结构、运行范畴和方式，“拉家常”“喝茶”便是小林经常使用的非正式场合的交流模式。喝茶是富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一种人际交往模式。在喝茶的过程中，以茶为媒，借由杯盏之间的温暖叙述，小林可以参与本辖区内大事小事的讨论，润物细无声地“驻”进群众的心里。拉家常又称为闲谈、唠嗑。认为闲谈（）作为缓和过渡的话语策略，能建立、维护和加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缩小上下级之间的社会距离。小林表示，会拉家常也是乡镇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体现。与群众拉家常，可以把复杂问题讲清楚，将大道理说明白；与村支书、村主任家长里短地闲聊，能够进一步掌握各村的基本情况；和班子成员闲聊，可以有意无意地渗透党和国家的政策意图，为后续工作的开展作好铺垫。但是借助这一模式实现权力入场并非易事，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要通过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如地缘组织、血缘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来拉近距离，增强对方的安全感，成功地进驻对方的关系圈。乡镇工作内容多、杂，碰到“硬骨头”是常有的事，拆迁工作就是其一。例如，个别家庭对拆迁抵触情绪大，班子成员屡次上门做工作都碰了壁。对此小林采用不同于男性领导惯用的“以事为中心”的领导模式，先摸排不肯配合的群众的家庭情况，在了解到几个当家的妇女经常一起跳广场舞、喝茶唠嗑时，小林便借由她们群里的一个姐妹，找了合适的契机与她们“混在了一起”。在喝茶唠嗑的过程中，小林了解到个别家庭不肯配合拆迁工作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上次拆阿珠家门口的猪圈都算面积，怎么这次就不当回事”的剥夺感，以及“上次 领导过来的时候，赤北北（当地俚语，意思是恶狠狠），话都不好好说就和孩他爸干了起来”之类的干群关系处理不当的后遗症。通过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沟通方式，借由非正式场合中身份的入场，小林实现了交流互动中的“共情”，不仅渗透了对群众的感情，更成功地借助“私”领域惯有的表达情感的模式，呈现了自己亲民、和善的管理气质，再次实现“柔性”入场。（二）关系的嵌入：刚中带柔的治理智慧“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行为的核心概念，杨美惠认为“关系”是推动中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润滑剂。在烙上“熟人社会”的乡村生活中，构建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不仅能有效降低内部纷争，还能达到凝心聚力的效果。但是，关系的构建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特征来实现，同时这也是一个领导性别气质彰显的过程。鲍布康奈尔（）说，性别气质“不只是头脑中的一个概念或者一种人格身份，它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融入组织化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小林在与当地村民、村干部以嵌入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女镇长的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及班子成员之间新的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工作上显刚，交往中带柔”为核心价值的嵌入乡土社会的关系运行机制。职场关系中权责共担的刚中有柔。在乡镇事务治理中，女性领导者不仅要获得民众的认可，还要赢得男性成员居多的班子成员的支持。德鲁克（）认为，女性特质为女性带来了许多男性无法拥有的优势，女性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能使其取得更出色的成绩。以工程管理业务为例，小林推行了“工作组包干制”机制，采用“过程赋权结果问责”的模式，即管理权限全权下放给班子成员，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启动问责机制，轻则延期签字付款至工程整改结束，重则停发工程款并收回项目管理权限。这种定岗定责和激励考核机制，使干部群体受到岗位职责和社会评价的双重驱动，进而促使其自觉融入群众、服务群众，并将“赋权增能”的功效充分发挥出来。“赋权”下的权责共担机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小林坦言，实质上是职场工作关系的重构。从社会角色来看，女镇长可谓是跻身男性领域的一个角色。要想实现职场关系和谐，必须要糅合微妙的性别因素。小林认为女镇长在乡村治理方面必须展现“双重人格”，既要注入有别于男性的柔性力量，也要显露出“汉子”般的果敢与强硬。通过“过程赋权”，以“示弱”的方式展现“女性特质”，形成亲和感召、情感治理与指导关怀的角色形象；通过“结果问责”，塑造“男性特质”或“中性特质”，严抓落实，保证工作质量。“过程赋权结果问责”模式让小林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进行“优势叠加”，凸显了其特有的治理智慧。非职场关系中凸显的柔中带刚。乡村社会的治理既要依靠政策资助和资源输入，也要借助乡村社会的秩序生产能力。这种基于乡土社会特点建立的人情关系糅合了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性，体现在互帮互助中实现某种交换的工具性。只有将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模式相结合，构建人情化的管理机制，才能发挥乡土社会的优势，达到内嵌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乡镇一级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权结构的末梢，在乡镇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突发情况。年下半年，镇为补充干部力量，准备招聘一支自收自支的工作人员（俗称“编外干部”）。小林说，由于历史原因，这部分工作人员的“五险一金”中的公积金一直都没有落实，随着年轻人结婚置业压力的增加，公积金利益的缺失导致其剥夺感越来越强。编外人员的待遇问题一直处于政策执行的灰色地带，小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吃了不少苦头。小林说：“我就是要死磕到底，后来直接到了县人社局，盯着他们领导答应把这事情给办妥了，把这个硬骨头给啃了。可以说没有点霸气办不成这个事。”谈及此事，小林的眼中透露着凌厉，这份凌厉中又夹杂着发自内心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温暖，这种“制度之外的特殊照顾”以及凡事亲力亲为的服务，提升了基层干部和乡民们的幸福感。诸如此类的富有人情味的举措和行动，形塑了小林有责有爱、柔中带刚的干部形象。（三）情感的嵌入：女镇长施政的隐形脚本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使用过“感情定向”一词，他认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情感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不同的文化情境会生长出不同的感情定向。作为外部嵌入基层社会中的政治力量，小林十分精妙地运用情感资源破解了隔膜，成功地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植入乡镇和村落内部，这种情感付出催生了一种“扎根于此”的乡土情怀，而工作中“被需要”的情感反馈则使她更加坚定了职业初心，并转化成为一种符号机制，使其迸发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说，这种情感嵌入是小林作为女镇长在施政中的隐形脚本，为她更好地谋划、治理乡村振兴各项事业、绘制乡村振兴发展鸿图提供了有效的方向和持续的动力。“扎根乡土”的情怀激发职业初心。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想要带领乡村朝着更高阶梯迈进，乡镇干部必须要有系统设计和前瞻性思考。驻镇伊始，小林便开始思考 镇的发展规划。镇主要以种植香蕉作为产业支撑，由于香蕉种植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且附加值不高，缺乏配套的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保证不足，因此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小林根据以上产业问题，结合所在地区的地理优势、劳动力优势等进行深度的分析和研判后，以美化生态环境带动文旅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小林将具有文化底蕴的 村作为示范村，通过“啃下”征地拆迁、公园改造、环境整治、污水治理等一块块硬骨头，让 村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紧接着，依托该村为林语堂名人故居的优势，大力发展语堂文化产业，打造语丝书吧、京华剧场、文创基地等文旅产业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林语堂著作品读、著作改编影视作品赏析交流等平台。同时，还发挥国家地理标志“香蕉”的特色，与多家知名企业合作研发天宝香蕉精加工产业链，提升香蕉产业的附加值与知名度。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治理，顺利实现了三产融合发展，勾勒出了 镇独具特色的文旅产业“新画卷”，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除了带动产业发展以外，公共空间建设也是小林主政期间的一项重任。小林借助“美丽乡村”政策，融入女性对公共空间设计的思考，打造了极具当地特色且便于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香蕉海观景台、茶铺村少数民族特色村、湿地公园等。公共空间在心理层面支持着乡民集体记忆、社会共识、公共规范和亲密情感的蓄养生产，蕴藏着多种公共性要素。小林在公共空间打造中的积极作为，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开展公共生活、进行社会交往的有形场所，更是搭建了集体记忆和乡愁文化的载体。村民将小林做的这些工作誉为“美的工程”，对此，她说：“作为女性谁不爱美，我把这种女性对美特有的敏感融入乡村治理中，这也是我作为女镇长对脚下的这片乡土特有的交代”。小林享受着这一切，感受着自己在工作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些真实情感及价值理念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回应，进一步丰富了她内心的精神家园。“被需要”的情感反馈坚定职业使命。“需要”是“人（包括个人、群体、阶级和社会）为维持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而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各种要求”，是个体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引擎。而“被需要”表示个体价值得到他人肯定，是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被证明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泽姆比拉斯（）认为情感与身份角色不可分割，情感作为身份的黏合剂，连接了人类的思维、判断与信念，并赋予人类经验以意义。两年的高校工作经历为小林积累了高端的智力资源，成为小林在乡村治理中特有的施政优势。例如，通过借助 大学化学学院科研团队对 镇流域进行整治，采用生物菌降解的方式让 镇流域稳定类水质，既保证了当地农业灌溉的安全性，又大大节省了治理成本。又如，联动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红色文化研究基地的专家学者，与 镇 农场合作，指导 农场依托“毛主席当年带领红军攻克 市”的史实，探索红色文化资源与教学研习深度融合的路径，把 农场打造为集红色文化研习、生态旅游为一体且极具本土特色的红色旅游景点。基于工作开展所形成的来自群众、班子成员“被需要”的情感反馈，使得小林在“双主体互动”中不断强化自己的“主角”意识和与之伴随的认同效应，让其认识到这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反馈不断激发其职业价值感和使命感，使其更加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女镇长的角色中。四、结论与讨论通过对以上个案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女镇长小林嵌入乡村振兴的主体行动及其在这一行动中所呈现的性别气质和二者的互动。如图 所示，这一过程既呈现出小林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作为女镇长的行动策略 成功地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植入乡镇，也呈现了基层女干部在施政中的性别气质，刻画小林主体性嵌入乡村振兴的主体镜像。通过对小林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发现，小林身上所凝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彰显了其主人翁的精神、扎根乡土的情怀以及作为女干部特有的治理智慧。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表明，那些能为事物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的案例的研究价值，还在于其对典范力量的阐释。这样的案例越多，就越能激励女性，给予她们信心和力量，使其从根本上突破保守的性别观念，创建更有利于两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调研中的张大姐，一位受惠于小林利用政策红利帮助她获得助农低息贷款从而实现创业致富的农村女性，她谈及的嵌入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女镇长的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图 女镇长小林主体性嵌入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一段话充分印证了这一观点。她说：“（镇长）总是想办法找资源带动我们发展产业，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了我们女性在乡村发展中也可以做大事、干大事。”泰勒说：“认同既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行动者经由组织的引导和个人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可见，女镇长的主体性、能动性不仅推动了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更为女性“能顶半边天”起到了示范作用，激发了一批“巾帼力量”以更加踊跃的姿态投身于乡村发展的各个领域，为乡村振兴贡献“她智慧”，实现“她力量”的崛起。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发挥基层女干部的作用，首先，必须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赋权基层女干部，发挥她们上下沟通和外源内引的桥梁作用，为其建构一个“横向”的妇女力量整合机制，畅通起国家与农村妇女的“纵向”联系，通过横向整合、纵向贯通，带动乡村本土女性的成长和发展，完成既“嵌入”又“浮出”的过程。其次，要为基层女干部提供教育培训、职业发展等成长性的制度支持，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更加有效地保护女干部的性别权益，为其提供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会，使得高学历的女性干部能够有能力、有意愿扎根乡土，提升政治效能感，发挥其作为乡村振兴直接推动者、参与者的特有优势。再次，在以男权占主导地位的乡村政治的性别格局中，要引导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男性改变固有的刻板印象，如对女性弱势、被动、服从的性别角色认知，全力支持和配合女干部开展各项有利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工作，形成坚强而有力的同伴式支持，真正实现男女在社会层面上的平等，为女性创造一个性别友好的发展环境。参考文献 强舸解决乡镇干部干事创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董妙玲建国以来妇女干部选拔任用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朱立言，刘兰华我国政治领域女性领导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梁丽萍女性参政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邓晶晶，秦龙乡镇女性干部权力参与边缘化的困境透视与破解领导科学，（）：徐芳乡镇女性干部生存环境及其赋能方略领导科学，（）：廖旖旎，聂建亮，王彩云个体生命历程视角下乡镇女干部职业生涯轨迹研究青年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魏小萍“主体性”涵义辨析哲学研究，（）：，（）：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 沈奕斐透过性别看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庞明礼，陈念平科层运作何以需要开会：一个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视角中国行政管理，（）：贺雪峰治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刘津人情关系的结构转型、性质转向与社会资本培育理论月刊，（）：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责任编辑 赵莉萍）嵌入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女镇长的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