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财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逻辑框架与实践理路.pdf

社区公共财政作为创新社区治理的物质保障，对提升治理效能至关重要。但仅靠政府无限投入财政资金难以实现社区长效治理。根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和Giraud 的“弹性模型”，本文认为社区公共财政具备经济资本属性，能够通过特定途径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进而对社区治理效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深入剖析社区公共财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经济资本提供直接的物质保障、促进社区产业发展；社会资本以构建社区共同体的方式减少治理中的阻碍，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文化资本为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方法，挖掘社区居民本身的治理潜力，促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机制，长效保证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本文用成都市的三个典型社区治理案例，验证了逻辑框架的合理性。建议在社区公共财政的管理上跳出经济资本的局限，关注应用过程中培育的社区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将外部输入的经济资本内化为社区内生动力，发挥社区公共财政的“造血”功能，最终长效、高效地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关键词：社区公共财政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区治理效能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23)05-0028-08收稿日期 2022-11-30作者简介 黄烜，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技术；吴颖敏，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治理与社区服务；陈玲，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化保障技术；周晶，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管理研究。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社区保障激励资金提升四川省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研究”（SC22B151）。一、引言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如何推动社区治理效能提升实现社区良治与善治，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成为近几年的热点话题。为筑牢基础，各地先后出台相关财政政策支持社区建设与治理，以期通过资本投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2005年，北京在国内最早出台了面向城乡社区的基层公益事业专项经费补助政策，使公共财政向基层延伸，但国内唯一明确提出“社区公共财政制度”概念并实践力行的城市是成都（肖林，2020）。2009 年，成28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都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保障资金政策；2012 年，该政策推广到城市社区，建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保障资金政策，由此建立了覆盖所有城乡社区的社区公共财政制度（高伟，2012）。随着中央政策的推动和地方实践的影响，全国如深圳、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先后出台了类似的社区专项服务资金政策（肖林，2020）。在此引导下，探索社区公共财政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本如何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成为社区治理实践的重点方向。本文基于资本视角，通过文献回顾厘清社区公共财政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逻辑框架，并从典型案例入手论证社区公共财政提升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二、社区公共财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一）社区治理效能社区治理效能是指以高效率的工具和手段实现高质量的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就是各治理主体在对社区事务进行充分参与、协商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最大的共识，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协同推动基层社会发展与进步，使社区治理体制更加完善，社区治理能力和效率显著提升（杨军剑，2019）。可以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得以体现，从社区的组织层面来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集中表现为社区实现民主决策公共事务、有效供给公共服务、及时化解社区矛盾以及充分激发社区活力四个目标（刘凤、傅利平、孙兆辉，2019）。Feng Che et al（2022）基于“社会质量理论”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宣传和动员、社区协作与共治、社区发展及创新等五方面进行对此阐述；从居民的个人层面来看，社区治理效能可从邻里关系、社交程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等角度进行综合评估（陈光谱，2020）。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因此组织需要不断从外界寻求资源以提升生存效果（周振超，2022）。对社区而言，资源体现为社区治理资源，它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治理资源包括社区建设资金、人力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三类，他们构成了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基础性要素（单菲菲，2020）。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均为社区治理重要资源投入（李媛媛、李晋轩，2022；陈杏钧、徐选国，2021），充足的有形资源（如财政投入和基础设施）和无形资源（如社区社会资本）能支持足够水平的社区建设与发展（Feng Che et al，2022），在这些资源运行过程中，社区提供了公共产品与服务，并且促进居民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进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二）社区公共财政目前我国的社区资金筹集主要为“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支持为辅”模式（赵雨桐、黄君洁，2015）。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公共财政”即为政府对基层社区的专项拨款，是由市、区（县）两级政府投入的，为支持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专项治理资金，一般被用作改造社区环境设施、开展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娱乐文体活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史云桐，2020；江维，2019）。必须指出，本文所指的“社区公共财政”是社区治理和服务专项资金，实践中社区专职工作者人员经费、办公经费以及网格化、信息化专项经费等常规政府拨款以及特殊项目的配套财政资金不应包含其中（肖林，2020）。之所以称为社区公共财政，首先，在于其具有公共性。一是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二是服务对象为全体社区居民，三是资源配置过程需要社区公众参与，四是目的为促进社区发展、增进社区福祉（史云桐，2020）。其次，社区公共财政具有自主性，社区居民是使用社区公共财政资金的责任主体，公共财政资金用途自决，效果自评（肖林，2020）。市场在向社区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失灵”现象，供给不足严重影响到居民福利改善和社区治理效29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能提升，社区公共财政作为干预手段之一被广泛使用。此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诉求多元，为协调多方利益，社区公共财政愈发重要。社区公共财政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本奠定了社区治理的物质基础，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三）资本类型与“弹性模型”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即单一形式的物质资本或经济资本。而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认为，资本并非局限于经济资本，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可以是资本的一切形式。他把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其中，经济资本是资本最有效的形式，是其他各类资本的根源，能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卜长莉，2004）；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特定的工作关系、群体关系和组织关系中存在。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比如著作、观念、知识、方法、体制等等。这三种资本类型具有相关性，布迪厄最初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时便强调资本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换，即所谓的“兑换”问题。Giraud 和 Loyer（2006）提出了“弹性模型”（elasticmodel），认为所有类型的资本都相互依存并呈正相关关系，一种资本的上升或下降会带来另一种资本的上升或下降。文化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带来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增加又以降低交易成本或生产成本的方式带来经济资本的提升（Nataliaetal，2021）。从治理角度来看，经济资本在投入治理后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促成了社会成员间基于权益的合作，从而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刘玉东，2013）。Gerry 和 Jonathan（1999）提到，当一个组织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储备时，组织内会产生成员共同认可的文化。（四）社区公共财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逻辑框架社区公共财政作为社区重要的经济资本，是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物质基础。经济资本越多，其运营所提供的社区产品和服务也就越来越多，产生的治理收益增加，社区治理效能随之提升（刘玉东，2011）。社区公共财政是创新社区治理的物质保障及调节社区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陈俊、祝凤梧、王相宇，2020），对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至关重要。包含政府投入的社区公共财政及以此为杠杆撬动的社会筹资、居民自我筹资以及社区所办经济获得的收入在内的各类资金共同构成了社区发展的“资金保护网”，为社区治理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社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然而，资金投入对社区治理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仅靠无限投入社区公共财政难以实现社区长效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社区可以通过公共财政资金支持社区产业发展，或以开展活动、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发挥社区公共财政“造血”功能，为增加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新资源。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不同资本类型相互依存。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本来提升治理效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实现。江维（2019）认为，社区公共财政应发挥撬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作用。通过院落改造、文明行为倡导等公益项目，用资金撬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加入，增强各利益主体对社区的归属感，实现多方共治（何明洁、潘语，2021）。高红和张鑫（2021）在对台湾社区治理进行研究时发现，台湾建立资源下移的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将更多资源投入社区进行社区总体营造，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式治理的能力与意识，强化社区的自主能力和主体能动性，满足了居民要求，增进了居民福祉，社区社会资本得以巩固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长久以来，居民成员异质化与价值理念碎片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我国本土社区治理中，居民处于一种“弱参与”状态（方亚琴、夏建中，2019），各类矛盾突出，社会资本严重缺失。30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社区以公共财政为基础，通过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开展服务项目，可以实现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目的。Putnam（1995）认为社会资本不容易产生，但一旦产生，便会在社区中大量存在，能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从而对社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对教育培训等进行投资获得知识，从而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居民公共参与意愿向公共参与行为转化的社会条件，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利于培养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推动社会共融和社区共同体建设（杨秀勇、高红，2020），并且具有提升社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作用（朱亚鹏、李斯旸，2022）。其中，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是评判一个社区人力资本开发的核心指标（陈伟东，2022）。在社区治理中，社区使用公共财政投入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经过活动开展、自组织培育等途径，协助社区搭建体制机制，并向其内部进行知识、方法与理念等文化资本的传输，从而实现社区公共财政通过创造文化资本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文化资本在社区公共财政与社区治理效能间的中介作用可以通过知识运用以及促进资源再生产等路径进行解释。综上，本文提出了社区公共财政经由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多元路径，分别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图 1社区公共财政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逻辑框架三、社区公共财政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案例剖析2018 年，成都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创新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经费保障激励机制的意见（成委办 2018 19 号），其中明确表明分级整合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2 年开始实施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保障资金”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保障资金”，建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专项保障资金”（简称“社区保障资金”）和“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专项激励资金”双轨并行的社区发展治理经费保障激励机制。其中，“社区保障资金”每年由市区两级共同拨款，保证每个社区不低于以下标准：城市社区基数 10 万元，根据辖区常住人口数按 1500 元/百人的标准增加；涉农社区基数 25 万元，根据辖区常住人口数按 4000 元/百人增加。“社区保障资金”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下放，是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发展治理的专项资金。作为政府下拨专项支持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公共财政，社区保障资金严格按照“村财村管、居财居管”“办事不养人”“民事民定、自上而下”原则使用，让社区有钱办事，增强了社区自主能力，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基于资本的依存关系，从经济资本角度出发，选取成都市的三个典型案例，分析、验证社区公共财政提31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升社区治理效能的作用路径。（一）社区公共财政作为经济资本直接作用：幸福社区幸福社区位于成都市温江区，作为涉农社区，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社区总面积 5.64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0.4 万人。2010 年 6 月和 2013 年 5 月，幸福社区分别启动了“幸福田园”项目一期和二期工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社区公共财政对提升幸福村社区治理能力与效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助力幸福村就地城镇化，实现了社区的创新与发展。“幸福田园”项目立足打造旅游度假村落，坚持以项目配套资金和社会筹集资金为基础，以社区公共财政为重要辅助，以生态旅游为导向，以花木产业为依托，形成一三产业相融的 4A 旅游景区。2014年，全社区花木销售总收入为 8750 万元，不仅实现本社区创收增收，丰富居民收入来源以及社区共有资金池，而且带动周边五个社区建成花木产业基地。幸福社区在建设实践中，集成推进了现代花卉、观光度假、体验休闲等现代乡村特色产业，实现了一三产业联动发展，为反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夯实了基础。目前，幸福社区初步呈现了“产村相融、产居一体”的田园旅游乡村风貌和新型城乡形态，开启了村民“工作在园区、居住在社区、生活在景区”的田园乡村生活模式，成长为“形态、生态、业态、文态”高度融合的新型社区，实现了社区的创新发展。幸福村作为涉农社区，按照政策标准在 2020年社区保障资金共到位 67 万余元，专项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和发展治理项目。为发挥社区公共财政“小钱”办“大事”的作用，幸福村投入 24 万元开展“幸福田园景区生态环境整治”项目，主要管理维护社区生态环境秩序。目前，景区内部商铺标识统一协调、绿化景观鲜活可爱、景区路网崭新宽广、公益广告和谐文明。景区之外，社区鼓励村民房屋拆旧建新，社区整体风貌焕然一新。幸福田园景区生态环境日益向好，田园旅游产业持续发展，正是幸福村依托社区公共财政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社区公共财政支持社区产业发展，激发了公共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用产业收益反哺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公共服务持续稳定提供（麻睿，2020），为社区治理效能稳步提升提供了保障。（二）社区公共财政经由社会资本间接作用：浣花社区浣花社区坐落于成都市青羊区浣花溪公园附近，辖区面积 1.2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8 万人。浣花社区于 2002 年 7 月成立，属于典型的老旧社区，社区内部布局混乱，垃圾收集点分布无序、环境脏乱差，座椅、路灯、宣传栏等公共设施陈旧老化。同时，社区缺乏社区活动中心、社区食堂等公共服务集聚供给的空间和平台，并缺乏社会组织相关配套，例如社区未购买专业的社会组织服务，或者购买了服务但社会组织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一系列缺失导致社区无法及时充分满足居民需求。此外，由于社区房价低，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社区居民间的异质性随之增强，邻里关系淡漠、矛盾突出。社区治理存在大量重点及难点问题，社会资本存量低，严重影响着社区长期有效治理，阻碍了治理效能的提升。针对现存问题，浣花社区使用社区公共财政以院落改造、环境治理等途径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以构建社区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在浣花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由于居民自身文化程度、职业、性别等差异，不同类型的居民表达出不同的偏好。大部分居民想把社区公共财政用于院落更新和社区环境改造以满足物质需求，而部分居民想将资金投放于社区教育培训与文化营造以满足精神需求。与代表个人偏好的“私人物品”不同，社区公共财政所提供的设施与32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服务均属于“公共物品”，其代表的是社区居民共同偏好，很难满足居民特殊需求。为协调多方利益，浣花社区在决定社区公共财政投向时采取“一户一票”方式，充分采纳群众建议。浣花社区“一户一票”按照“居财居管、村财村管”原则，充分实现了“民事民定”，做到“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评”，群众话语权得到尊重，在社区治理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为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浣花社区公共财政分别投入 9 万元开展“社区自组织孵化”以及“社区美空间改造”项目。在“社区美空间改造”项目中，社区公共财政通过搭建项目平台，整合社区居民及其他社会组织力量，共同开展社区环境的更新营造。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沟通交流日益紧密，增强了对彼此的信任与了解，逐步形成社区共同体。社区通过公共财政增强的社会资本，促使居民之间互相信任，构成目标网络，达成规范状态。在治理过程中，通过拓宽社区居民信息的交换通道、降低社区居民的次优选择、提升居民合作的博弈水平、减少社区治理的交易成本等途径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孟祥林，2019）。（三）社区公共财政经由文化资本间接作用：玉林东路社区玉林东路社区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核心商业区，辖区面积 0.45 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 1.8万人。多年来，社区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人人参与、人人分享”理念为指引，使用公共财政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与知识，通过抓好“志愿服务与慈善救济”“志愿者培养与社区发展”“志愿服务与民生服务”三项“结合”，建立具有社区特色的志愿服务机制。玉林东路社区注重长效、提升品质，志愿服务项目不断丰富，志愿服务资源不断拓展，呈现出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协同进步的良好局面。玉林东路社区在发展社区志愿队伍过程中，使用公共财政引进专业社会组织近 10 家。社会组织一改以往将“服务多少居民、举办几次活动、进行几次跟踪报道”作为行动指标的敷衍式服务，转而将目光投向对社区自组织培育知识的输入和志愿服务方法与理念的传导。在玉林路志愿服务组织的打造上，社会组织根据服务群体特征，分类对社区志愿者进行专项培训和服务指导，主要包括志愿服务理念、志愿服务项目设计与管理、社区活动设计与带领等内容。社会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双向联动，提升志愿服务的投入度和专业性，促进志愿者队伍成长，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优质、丰富的志愿服务奠定了方法与理念基础。社区在获得大量方法与理念后，结合社区特殊性进行形式再造与知识再运用，摆脱知识被动使用的陷阱，形成具有社区特色的理论与服务项目。玉林东路社区注重将志愿者培养与民生服务相结合，进行志愿服务拓展研发，在已有文化资本的基础上，根据居民需求，社区以项目化运作的方式研发志愿服务新内容，拓展社区志愿服务新领域。目前，社区不仅涵盖针对全体社区居民的普惠性服务，还包括满足特殊群体需求的特色服务。例如，社区组织开展“爱心助成长”儿童服务项目，由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带头，充分发掘、利用社区居民自身资源，为社区儿童提供日常化的艺术教育，组建儿童合唱团，以“艺术”的名义为社区儿童成长赋能，构建属于玉林东路社区自己的儿童友好模式。在引入社会组织专业服务、学习和运用志愿队伍组建与志愿服务开展相关方法与理念的过程中，社区与居民一道实现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知识的输入与转化输出，逐渐形成志愿队伍参与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做到“自我赋权、自我赋能”，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注入知识力量。33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比金钱产生更大的效用。社会是知识型社会，社区也将是知识型社区。社区居民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本身是极为重要的治理资本（江维，2019）。然而，比人力资本数量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质量，尤其是高质量人力资本极为稀缺（陈伟东，2022）。社区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最终会带来社区治理效能的不同，而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在于知识输入的多少。社区公共财政购买服务获得知识，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再创造，实现了公共财政的“造血”功能。这一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营造了一种“再学习”与“再生产”的治理场景（陈伟东，2022），知识运用与再生产良性循环，为社区治理效能逐步提升建立长效稳定的保障机制。四、结论为建立社区治理效能长效提升机制，结合本文案例分析，社区公共财政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发挥作用：第一，社区使用公共财政支持社区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拉动多元资金持续投入，使之与社区产业反哺社区治理的资金一起为社区发展构建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社区在充分采纳群众意见并了解居民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社区公共财政开展各类惠民利民项目，使居民之间互相信任、增加沟通以及达成规范共识，社区社会资本得以培育。社会资本利于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形成社区共同体，并通过社区集体共同行动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第三，社区通过公共财政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学习社区治理相关知识，这不仅能帮助社区在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上实现创新发展，而且对推动社区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不可或缺。总之，社区公共财政能借助本身价值及价值转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助力社区实现“良治”与“善治”。参考文献：1 卜长莉.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性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4（6）：35-38.2 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7.P190-210.3 陈光谱.社区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20（1）：136-144.4 陈俊，祝凤栖，王相宇.基层治理视角下转型期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J.地方财政研究，2020（1）：43-50.5 陈伟东，姜爱.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J.江汉论坛，2022（7）：134-138.6 FengChe，YalinZhou，YipengLiu.SocialQuality，Knowledge Hiding，and Community Capacity：A Studyon Multi-EthnicCommunitiesinChineseCities 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2（144）：1024-1038.7（法）Giraud.P-N，Loyer.D.Capital naturel et dveloppementdurableenAfriqueR.AFD-AgenceFran覶aisedeDeveloppement（NO.33），2006.P16-17.8 Gerry Veenstra，Jonathan Lomas.Home is where thegoverningis：socialcapitalandregionalhealthgovernanceJ.Health&Place，1999（5）：1-12.9 高红，张鑫.赋权增能：提升大陆社区主体性的路径探讨基于台湾社区营造实践的分析J.闽台关系研究，2021（3）：39-49.10高伟.成都全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J.社区，2012（18）：1-12.11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中国社会科学，2019（7）：64-84.12何明洁，潘语.资源视角下社区基金对社区治理的作用研究基于成都市 15 支社区基金的分析J.社会工作与管理，2021，21（2）：76-84.13江维.城市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的实施路径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为例J.社会治理，2019（2）：42-50.14罗伯特 阅帕特南（著），王列等（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2001.P190-207.15刘玉东.资源视角下城市社区结构的演变逻辑J.贵州社会科学，2011（4）：47-51.16刘玉东.经济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增量的制度性后果以社区组织体系为分析对象J.学术界，2013（6）：96-103.17刘凤，傅利平，孙兆辉.重心下移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调适的多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4）：24-25+169-170.18李媛媛，李晋轩，曾鹏.基于适老化社区支持体系的社区更新实施路径初探J.现代城市研究，2022（1）：15-23.34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 年第 5 期（九）组织“三进”活动，持续推进财政系统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对标对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以及辽宁省“领导干部进园区进企业、服务振兴新突破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全省财政系统开展“进企业、进项目、进基层”活动，走进企业，精准帮扶，助企减负增能、更好发展，培育和夯实财源；走进项目，督导财政支出进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尽快形成增长点和更多实物工作量，拉动投资、促进消费；走进基层，搞好服务，强化管理，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展“三进”活动，形成财政系统服务企业、财政部门服务预算单位、财政机关服务基层的工作格局，推动财政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基层，办好事、解难题、求实效，切实促发展、保民生。参考文献：1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D.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6.2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编.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D.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6.3 刘昆.更加有力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J.求是，2023（4）.4 楼继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不断开创财政事业新局面J.中国财政，2015（2）.5 欧文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 扎实做好新时代财政工作J.中国财政，2022（9）.6 姜小林.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推动辽宁稳增长保民生取得实效J.中国财政，2022（6）.7 姜小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财政更大担当和作为J.中国财政，2022（11）.8 卜海涛.凝心聚力新时代 有政有财善作为中国财经报记者采访党的二十大代表、辽宁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姜小林N.中国财经报，2022-10-18.9 吕炜，刘欣琦.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重要论述：鲜明特质、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J.地方财政研究，2022（8）.10何代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探讨J.财政监督，2023（2）.【责任编辑陆成林】（上接第 13 页）19麻睿.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保障研究以财政体制改革为视角 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6）：71-76.20孟祥林.我国社区治理的三个向度：制度创新、社会资本建构与社区共同体塑造J.新疆财经，2019（4）：47-60.21Natalia Zugravu-Soilita，Rajwane Kafrouni，Severine Bouard，LeilaApithy.Doculturecapitalandsocialcapitalmatterforeconomicperformance?Anempiricalinvestigation of tribal agriculture in New CaledoniaJ.Ecological Economics，2021（182）：1-15.22PutnamRD.Tuningin，Tuningout：TheStrangeDisappearanceof Social Capital inAmerica.PoliticalScience and Politics，1995，28（4）：664-683.23单菲菲.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 2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1（5）：100-111.24史云桐.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何以执行J.社会主义研究，2020（6）：143-150.25肖林.迈向“社区公共财政”？城市社区服务专项资金政策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20（4）：81-104.26徐选国，陈杏钧.社会工作介入“社区韧性”的生产机制与“韧性社区”的目标构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4）：68-76援27杨秀勇，高红.社区类型、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20（3）：78-89.28杨军剑.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及优化路径探析J.学习论坛，2019（8）：85-89.29赵孟营.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关系论的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2）：80-86.30朱亚鹏，李斯旸.“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与社区创新J.治理研究，2022（2）：85-127.31朱伟钰.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经济学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07（3）：84-89.32赵雨桐，黄君洁.城市社区财政问题及其困境分析基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50 个社区的实证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33（4）：53-55.33周振超，陈治宇.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研究基于结构资源效能视角J.学习论坛，2022（1）：93-100.【责任编辑寇明风】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