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pdf

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张 良摘 要:宋初以“太祖”作为开国君主庙号,却无法解决开国之初兄终弟及所造成的棘手问题,随着时间推移,矛盾越发显著。故有宋一代多次改革庙制,力求礼学与制度、现实与情理和谐统一。本文着眼于制度渊源及前后沿革,力图还原北宋一代设法立制的内在逻辑。关键词:宋太祖 僖祖 始祖 郊祀配享开宝九年(976)九月,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夕殒命。当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谥号“英武圣文神德”,庙号“太祖”。“太祖”称号历来暗示了庙祭备位始祖,代表禘祫时尊据东向,还预示南郊祭祀时配位昊天。然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宋太祖的礼制地位与其庙号并不能完全契合。赵匡胤何以获得“太祖”庙号?其礼制地位在宋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相关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谨追溯“太祖”称号的源流,并从宋代庙制、禘祫及南郊配享人手,重新梳理赵匡胤位号变化过程中几个关键节点,并就其转变原因及影响提出一些看法。一 宋太祖庙号的礼制渊源历代“太祖”庙号多由开国君主追封,用以表彰先祖,所以第一代帝王在庙制中常常不居太祖之位。不过宋初以赵匡胤为“太祖”也颇有渊源,赵27参见张焕君 宋代太庙中的始祖之争 以绍熙五年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 2006 年夏之卷,第4856 页;邓智睿 始祖配天 唐宋对于始祖、昭穆问题的讨论与变革,史耘第15 期,2011,第143 页;日 小岛毅 郊祀礼制与天,国际朱子学研究的新开端: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330334 页。宋之前,就有汉祖刘邦、南齐萧道成、后梁朱温及后周郭威享有这一称号。另有改换庙号为“太祖”的情况:刘宋孝武帝曾追封其父文帝为“太祖”;北齐高欢也一度配位“太祖”,后主天统元年(565)又改谥“神武皇帝”,庙号“高祖”。宋初礼乐制度渊源复杂,颇有抵牾。那么,追封赵匡胤为“太祖”一事,可否从前朝成例中寻得制度渊源呢?汉初诸事草创。高帝二年(前 205)八月,但令萧何立宗庙社稷,而未闻追祀祖考,史载长安城内有太上皇庙,又建有高庙,其宫舍最初兴建或与萧何有关。高帝六年,尊太公为太上皇;十年五月,太上皇崩;七月,葬于万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则是相对长安城内及葬地的太上皇庙而言。汉初国庙、陵庙大体因袭前代,?10而郡国立庙则始于太公,?11孝惠即位,“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12于是成为定制。值得注意的是,汉初宗庙均以尊号命名,如前述“太上皇37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10?11?12北齐书 卷二 神武纪下,中华书局,1972,第 24 页。史记 卷五三 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 2014 页。秦蕙田:五礼通考 卷七八 吉礼七八宗庙制度,清光绪六年江苏书局刻本。史记正义 引 三辅黄图 云:“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又引 括地志 云:“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庙北。高帝庙亦在故城中也。”(第 393 页)秦蕙田 五礼通考 卷七八 吉礼七八宗庙制度 云:“史不言京师立庙之事,岂因萧何所建而奉主以祠耶。”汉书 颜师古注引晋灼之语:“黄图 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中华书局,1962,第 2130 页)程大昌 雍录 卷五所引略同,又引 关中记 云:“在长安城中安门里。”引 三辅故事:“在长安城门街东太常街南。”(中华书局,2002,第 180 页)史记 卷八 高祖本纪,第 382 页;汉书 卷一下 高帝纪下,第 62 页。此处月日颇有所抵牾。史记 卷八 高祖本纪:“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第 387页)汉书 卷一下 高帝纪下:“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第 67 页)如淳云:“王陵传 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又项羽归太公、吕后,不见归媪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高后时乃追尊为昭灵后耳。汉仪注 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晋灼曰:“五年,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言追尊,则明其已亡。”(第 68 页)通鉴考异 云:“荀纪 五月无 后 字,七月无 崩 字,盖荀悦之时 汉书 本尚未讹谬故也。今从之。”(四部丛刊初编 影印宋刻本)今从而订正。汉书 卷一下 高帝纪下,第 68 页。太公除国庙之外亦有陵庙。汉书 卷七三 韦玄成传:“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第 3115 页)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 1727 页。汉书 卷七三 韦玄成传,第 3115 页;日 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肖圣忠、吴思思、王曹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第 8082 页。史记 卷八 高祖本纪,第 392 页。庙”“高祖庙”之类。高帝身后,群臣以“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故上尊号高皇帝。惠帝曾筑复道以达宗庙,叔孙通则不以为然:“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可见“太祖”当时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庙号。孝文时,有司上言:“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汉祖刘邦起于草莽,不似礼家所称的周制以后稷为始祖、以文王为受命,若追述汉代帝系,则始祖、受命均集于刘邦一身。汉初“太祖”名号或与秦始皇帝如出一辙,在当时语境中,所谓“太祖”,在天子为受命之主,在诸侯谓始封之君。汉书武五子传 谓“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此处“太祖”指的正是始祖。文帝生前亦预为立庙,号“顾成”。贾谊称“因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与汉无极”,其 新书 亦多称文帝为“太宗”。贾生殁于文帝十二年(前 168),则文帝生前即有“太宗”之称,故“太宗”位号自然不属于庙号,而和刘邦为“帝者大祖”类似,应以“帝者大宗”视之。文帝以外支人嗣,贾谊本意,或为文帝一脉鼓吹正统。司马迁在学术上追随贾生,史记 不列孝惠本纪,也有这方面考虑。孝景即位,丞相申屠嘉奏:“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47唐宋历史评论史记 卷八 高祖本纪,第 392 页;汉书 卷一下 高帝纪下,第 80 页。又 史记卷六 三王世家 云:“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第 2110 页)史记 卷九九 叔孙通列传,第 2725 页;汉书 卷四三 叔孙通传,第 2129 2130 页。史记 卷一 孝文本纪,第 419 页。郑注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云:“大祖,后稷。”注“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云:“大祖,始封之君。”又注“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云:“大祖,别子始爵者。”韦玄成据此奏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参见 汉书 卷七三 韦玄成传,第 3118 页。汉书 卷六三 武五子传;颜师古注云:太祖,“谓一国之始祖”。(第 2770 页)宫名顾成,以其宫为文帝庙。景帝中元四年(前 146)“春三月,起德阳宫”。西京故事 云景帝庙为德阳(汉书 卷五 景帝纪,第 147 页)。“宫”“庙”关系,参见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 15 页。汉书 卷四 文帝纪 并颜师古注(第 121 页),卷四八 贾谊传(第 2232 2233页);贾谊 新书 卷一 数宁,中华书局,2000。新书 卷一 数宁,第 30 页。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与贾谊之说如出一辙。此后,世人方以太祖庙专称高庙。汉书韦玄成传 载“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实际上是追溯景帝之后的情况。综上所述,刘邦去世后仅有“高皇帝”尊号,宗庙则以尊号冠首,本无严格意义上的庙号。汉初所称“太祖”即“大祖”,“汉太祖”“帝之太祖”可比附于各封国的“国祖”,当是宗庙体系中“始祖”的通称。其国庙、陵庙及诸侯国封祀之庙在当时习称为“高皇帝庙”(或称“高祖庙”“高庙”)。受刘邦庙名影响,后人又多以讹传讹,以“高祖”作为汉祖庙号。前汉庙制承续旧俗,又孕育了新的格局,其间制度变动不常,儒家礼制观念渗透国家制度尚待时日。宋初任澈称“汉初立庙。悉不如礼”,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地皇元年(20),王莽打破陵庙之制,在长安南郊设九庙,依旧各自独立。至后汉永平年间,明帝改制,子孙身后均祔于光武庙中,遂成通行后世的同殿异室格局。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始建太57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史记 卷一一 孝景本纪,第 436 页。史记 卷二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云,孝景元年“立孝文皇帝庙,郡国为太宗庙”(第 1130 页)。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汉书 卷八 宣帝纪,宣帝本始二年(前 72)“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第243 页)。又 汉书 卷七三 韦玄成传:“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第 3125 页)汉书 卷七三 韦玄成传,第 3115 页。说文 无“太”字。“大”为本字,“太”最初或由“大”孳乳而来,本或为“大”字俗体。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卷九释“大山”太山 云:“大作太者,俗改也。”两汉二者音近,均为“祭”韵,据王力、李方桂拟音,二者声母唯清浊有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中华书局,1992,第 8 页;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中华书局,1985,第 2565 页;宋会要稿 礼一五 庙议,大东书局,1936,叶15:22;宋大诏令集 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62,第 490 页。汉书 卷九九下 王莽传,第4162 页。形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第 214222 页。后汉书 卷二 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第 123 页。其制度或渊源于秦始皇之极庙。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立信宫于渭南,为极庙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 241 页;史记 卷一五 六国年表 则系于二十八年,称“太极庙”(第 757 页)。其后二世以其作帝者祖庙,并以此为基点创立七庙制度,与先王历代陵庙判分二系(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 266 页)。参见李开元 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到西县告庙祭祖说 兼及秦统一后的庙制改革,秦汉研究 第 10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 1017 页。庙,即延续了这一规制,与前汉迥异。因此,宋人以“太祖”作为赵匡胤庙号绝非远溯汉初制度。汉以后庙制代有因革。刘宋孝武帝追封其父为太祖,于礼制有所抵牾。南齐萧道成谥高皇帝,庙号“太祖”,或为仿行汉祖故事。而北齐高帝多以“高祖”庙号名世。嗣后三百余年,直到后梁太祖朱温,鲜见称开国君主为“太祖”之例。宋初士人对朱梁多持贬斥态度,不承认其正统;赵氏立国之初主火德,就是将其摈斥于五运序列的结果。因此宋人主观上不会刻意追步朱梁,唯一可资效法的只有后周旧制。实际上,李昉所上“太祖”庙号可能就是援用先代成例。显德元年(954)周祖升遐,当年二月,“太常卿田敏上尊谥曰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四月,“宰臣李穀撰谥册文,王溥撰哀册文”。田敏、李昉均历仕五代及宋,在宋初制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李昉又尝为宰臣李穀记室,因文采颇受周世宗赏识,擢知制诰,旋又升翰林学士,当时诏令奏议多出自其手。文馆任上多以具文作为撰述之资,李昉自然熟稔前朝成例。而人宋后起草太祖 谥议,极可能仿效了后周具文。类似情况在宋初绝非孤例,即如太宗即位赦书就是改编周世宗旧稿而成。赵匡胤曾不无戏谑地说:“我闻学士草制,皆检前人旧本稍改易之,此乃谚所谓依样画胡卢尔。”语虽不经,却也反映了宋初设法立制的真实情形。此外还要看到,宋初庙制一如前代,并未尊配“始祖”。张昭明言,自商周以后“无追崇始祖之例”。“始祖”一词鲜见礼书正文,大概是由郑玄引人其礼学体系,并同郊天相配,与此相对应的“太祖”则应用于庙制当中。然郑玄将“始祖”“太祖”二分,却难以适用于现实礼制操作,因此后世多依王肃主张,径将“始祖”“太祖”等而视之。67唐宋历史评论宋史 卷一 太祖纪一,第 5 页。赫兆丰:正统的诉求与构建 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8 期,第 2838 页。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 第 1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宋史 卷二六五 李昉传,第 9135 页。苗润博:再论宋太宗即位大赦诏 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文献学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05116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一,第 253 页。华喆:中古庙制“始祖”问题再探,文史 2015 年第 3 辑,第 117134 页。当然,在宋以前的现实制度操作中,也存在判分“太祖”“始祖”的做法。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奏:“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又“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即在庙制中将“太祖”“始祖”加以区分。不过唐代制度几经转变,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终于正太祖景皇帝东向之位,“太祖”与“始祖”在礼制层面合二为一。到宋初,“始祖”在实际操作中常作为“太祖”别称,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二 宋初“太祖”庙号的成立(一)国初定礼:天子七庙制及四亲庙的确立宋太祖建隆元年始建太庙,张昭呈递任澈奏状,请依隋唐旧制追封四亲庙,并明言太庙七室之规。其后窦俨献议,以皇高祖以下四世分别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宋初礼乐创制,张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昭,原名昭远,因避刘知远讳,只称昭。宋史 本传载其未冠即遍读九经,尽通其义;且颇以平生所学自负,以为马融、郑玄皆不若己。历仕五代及宋太祖一朝,“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宋初制度多由其擘画,卧病之时,太祖还遣近臣登门问礼。因此,他的个人观念在宋初制礼过程中影响深远。而窦俨与其兄窦仪均在后晋天福年间科举人仕,人宋后充文学之臣,宋初祠祀77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旧唐书 卷二一 礼仪志一,中华书局,1975,第 823 页。旧唐书 卷一三 德宗纪下,第 398 页。参见李衡眉 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求是学刊 1995 年第 3 期,第95100 页。宋史 卷一 太祖纪一,第 5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第 10 页;宋会要稿 礼一五 庙议,叶 15:22;宋史卷一六 礼志九,第2565 页;宋大诏令集 卷一三八 百官兵部尚书张昭等上庙室议,第 490 页。宋史 卷二六三 张昭传,第 9085 页;东都事略 卷三 张昭传,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眉山程舍人宅刻本。下文均以引证文献为准,不求一律。宋史 卷二六三 张昭传,第 9091 页。乐章、宗庙谥号亦多所拟定。四亲庙之制于礼有征。礼记王制“天子七庙”,郑注云:“周制七庙,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并而七。”又 丧服小记 载“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四庙”者,郑注云:“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五代、宋初礼官详定庙制,多以此为本。而典制之外,“魏、晋、宋、齐、隋及唐初,多立六庙或四庙,不盈七庙之数”,则定立四庙亦有前代成法可循。追封四亲庙属前朝成例。隋唐立国之初,均追封高祖以下四亲庙。后晋天福二年(937)正月议宗庙制度,段颙上七庙、四庙礼文以供采择。刘昫请“立自高祖已下四亲庙”,唯“其始祖一庙,未敢轻议”。张昭则称:“臣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而“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故自东汉以来,有国之初,多崇四庙,从周制也。况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而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定立庙制,亦从和凝之议仿行四亲庙制度。从本意来看,宋初在追封“四庙”基础上创立“七庙”规制,也要归功于张昭的弥缝工作。后晋天福二年议礼,张昭即引据故实,称“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巧妙地将刘昫、段颙奏状中判分为二的“四庙”“七庙”糅合起来。而宋太祖建隆元年张昭上奏,又有“欲畴宣孟之勋,式合商周之典。其所立太庙七室及追尊四亲庙,请如任澈所议”之语。事实上,到仁宗嘉祐八年(1063),宋代名义上还贯彻“七庙”之制。国初定立“七庙”,不过是仿行前代成例,创设之初并没有在宗庙形87唐宋历史评论宋史 卷二六三 窦仪传附窦俨传,第 90929097 页。又 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无“而立四庙”之文。汉书 卷七三 韦玄成传 引作 祭义,然此句并不见于今 礼记祭义。旧五代史 卷一四二 礼志上,中华书局,1976,第 1899 页。旧五代史 卷七六 晋书高祖纪二,第 999 页;旧五代史 卷一四二 礼志上,第 1901 页。旧五代史 卷一四二 礼志上,第 19031904 页。制上予以落实,寝殿仅四室(见图 1),每室三间,各供奉一祖。太祖升遐后则将每室缩为两间,于宣祖之左增加一室(见图 2)。随着世次叠加,寝殿规模得以不断延展。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图 1 建隆元年太庙寝殿布局西夹室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太祖东夹室图 2 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庙寝殿布局天子“七庙”内涵众说纷纭,然大体不出郑、王二说。郑玄认为周制七庙“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并而七”,其中后稷为太祖,并文王、武王为百世不迁之庙,而四亲庙递相祧迁。王肃则认为周之文武所97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英宗朝之前,太庙七室之制在国家层面不断得到宣示,如太祖乾德二年(964)明宪皇太后哀册 云:“内令罢书,元宫永,七庙几筵,两朝国史。”(宋大诏令集 卷一六,第 79 页)真宗咸平元年(998)礼官奏议曰:“窃以七庙之制,百王是尊。”(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68 页)仁宗天圣二年(1024)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册文 有云:“戚见七庙,而忾然如有闻;恩加九族,而欢然以相睦。”(宋大诏令集卷六,第 24 页)参见 宋会要稿 礼一五 缘庙裁制,叶 15:1;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25652578 页。关于北宋太庙形制的变迁,可参见万斯同 庙制图考,民国间张寿镛约园刻 四明丛书 本,叶 7680;朱溢 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 2010 年第 2辑,第 123160 页。参见 礼记王制 郑注。以居于不迁之位,不过是“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而“七庙”通制则应为三昭三穆,并居于不迁之位的太祖。“七庙”之制代有因革,皆因权而变,并无定制。不过宋初宗庙之制所呈现的面貌,显然没有完全依从郑说,而是直接沿袭隋唐五代成例,一如张昭奏疏中所明确宣示。且宋史 本传称张昭幼年鄙视郑说,其设法立制亦主张因袭前朝、观照现实,与郑玄的学术取向不同。设置四亲庙之举,给后世留下了处理空间,可谓“稽古之道,斯为折衷”。那么在建隆元年庙制是否预留了太祖之位呢?依张昭设想,宋初“四亲庙”应趋步隋唐,两代立国之初,均以四亲庙中功高者为太祖: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二月登基时,即追尊其父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唐高祖武德初年,亦追尊皇祖李虎为景皇帝,同样冠以太祖庙号。张昭力主尊四亲庙中有功者为太祖。在后晋天福二年创议宗庙制度时奏称:“自商、周以来,时更十代,皆于亲庙之中,以有功者为太祖,无追崇始祖之例。”又云“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建隆元年创议宋四亲庙,任澈奏状称隋唐“庙止四亲,盖由始兴之君、有功之祖,皆在亲庙之中”,得到张昭襄赞。然而,建隆元年四亲庙分别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并不见太祖位号(见表 1)。这一做法亦由来有自,如后梁曾追尊肃祖、敬祖、宪祖、烈祖四庙;后唐以李唐传人自居,制度允有变异;?10而后晋则从朱梁之08唐宋历史评论?10王肃 圣证论,此处据皮锡瑞 圣证论补评(清光绪间 师伏堂丛书 本),并参考礼记王制 疏及 通典 卷四七 礼七沿革七吉礼六 引文。通典 卷四七 礼七沿革七吉礼六。参见梁满仓 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 230258 页。宋史 卷二六三 张昭传,第 9085 页。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65 页。隋书 卷一 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3,第 13 页。旧唐书 卷一 高祖纪,第 1 页。旧五代史 卷一四二 礼志上,第 1901 页。宋会要稿 礼一五 庙议,叶 15:22;宋大诏令集 卷一三八 百官兵部尚书张昭等上庙室议,第 490 页。旧五代史 卷一 梁书太祖纪,第 49 页。马端临:文献通考 卷九五 宗庙考,中华书局,2011 年影印本,第 2902 页。旧,追尊靖祖、肃祖、睿祖、宪祖;周广顺初,自高祖之下亦尊奉信祖、僖祖、义祖、庆祖。建隆庙制不过是延续后晋、后周制度,一如“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实际上,五代君主多出身草莽,祖考以上并无功德可称,亦无由附会“始封”之名,因此不在亲庙中追封太祖,自然合情合理。张昭本人向来重视礼制的历史传承和现实操作,虽憧憬隋唐制度,也不妨因时制宜。表 1 宋初四亲庙庙号谥号配偶谥号皇高祖僖祖文献皇帝文懿皇后皇曾祖顺祖惠元皇帝惠明皇后皇祖翼祖简恭皇帝简穆皇后皇考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 注:“文献皇帝”,参见 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65 页;太常因革礼 卷一 总例一 引 开宝通礼 误作“文宪皇帝”(中华书局,1985,第 5 页)。按 东都事略,徽宗大观元年(1107)六月“上僖祖徽号曰 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太祖朝时,僖祖谥号应为“文献”。称“文宪”或因后人以晚出徽号误改旧文。“昭宪皇后”,按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卷五,昭宪皇后杜氏,太祖建隆二年去世,谥明宪;乾德二年正月,从吏部尚书张昭请,改谥昭宪。西晋以后庙祀、禘祫多虚太祖之位,其原因各异。唐代虽尊景帝为太祖,然而太祖之上昭穆未尽,故东向之位一直虚置。宋初禘祫之礼亦虚太祖之位,然情况有别于唐。开宝通礼 载太祖朝禘祫配享情况:“禘祫于太庙,僖祖文宪皇帝、文懿皇后,翼祖简恭皇帝、简穆皇后,及别庙18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旧五代史 卷七五 晋书高祖纪一,第 977 页;旧五代史 卷一四二 礼志上,第 1902 页。旧五代史 卷一一 周书太祖纪一,第 1447 页。冯茜:聂崇义 新定三礼图 与宋初礼学,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5,第 446448 页。隋书 卷七 礼仪志二,第 130 页。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 248 页。日 户崎哲彦:唐代的禘祫论争及其意义,蒋寅译,咸宁师专学报 2001 年第 4期,第 1217 页;原文见 东方学 第 80 辑,东方学会,1990。另参见朱溢 唐至北宋的太庙禘祫礼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冯茜 中晚唐郊庙礼制新变中的儒学色彩 礼制意义上的“太祖”在唐代郊庙中的出现及其地位的凸显,文史 2014 年第 3 辑,第 241254 页。孝明皇后、孝惠皇后之座,皆北厢,南向。顺祖惠元皇帝、惠明皇后,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座皆南厢,北向。”可见此时四亲庙备位昭穆,既无“太祖”之名,也没有配位东向之实。而此后郊祀配享多有变动,从中可探得宋初定立太祖位号的内在逻辑。孝经 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注云:“后稷者,周公始祖。”玄宗御注援用其说。由此构建出的“周制”,南郊当以“始祖”配天。在宋初语境中,“始祖”与“太祖”并无分别,礼记正义 即称:“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也。”魏晋以后,礼学内部逐步达成了“尊祖配天”的共识。这里配天之祖,自然也就是太祖(始祖)了。然世殊时异,现实制度与理念之间往往存在不小距离。乾德元年(963)初定南郊仪,有司初起献议,以僖祖配天,却不能服众。实际上,宋祖以上四亲庙均无法契合太祖之位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张昭上言:“隋唐以前,虽追立四庙,或六、七庙,而无遍加帝号之文。梁陈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贞观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积累勋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飨。”此处逻辑与“尊祖配天”并不相符。如唐代即以景帝为太祖,而不是张昭所举的高祖;北齐高欢尝居太祖位,然而天统元年改谥“神武”的同时,也将庙号改作高祖。实际上,张昭意在仿效前朝皇考配天成例,诸事从权,但求于史可征,不必拘守理据。因此宣祖即便在郊祀中配享昊天,也并不表明其居于太祖之位。宋初以太祖之位授予开国之君,实际上同样取法五代。国初君臣多出身行伍吏员,文化水平有限;而百业待兴之际,仿行前朝遗制自然最为可取。建隆元年正月赵匡胤创立基业,除昭告上天、社稷并宣谕诸国之外,28唐宋历史评论参见 太常因革礼 卷一,第 5 页。皮锡瑞:孝经郑注疏 卷下 圣治章第九,中华书局,2016,第 6983 页。陈赟:“以祖配天”与郑玄禘论的机理,学术月刊 2016 年第6 期,第2435 页;杨天宇: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史学月刊 2005 年第 5 期,第 2426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第 109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8 页。当月即遣宗正少卿郭屺以即位告周祖、世宗之庙。周庙、宫帷地望相接,当年定立赵氏宗庙制度,即大体仿其规制;而后周尊郭威为太祖,宋朝自然也可步其后尘。国初定下七庙之制,在宗庙中预留“太祖”之位,庙制、禘祫均不立始祖,郊祀配以宣祖实出权宜,僖祖以下四亲庙,于功于位均不足以服众。这样一来,唯有赵匡胤本人才配得上“宋太祖”位号。韩维曾称颂道:“太祖皇帝孝友仁圣,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乱,子孙遵业,万世蒙泽,功德卓然,为宋太祖,无可议。”孙固亦称“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创业垂统,为宋立万世无穷之基,其为宋始祖而配天受飨,理在不疑”。一切只待后世追认。(二)兄终弟及:“太祖”位号内涵的复杂化赵匡胤去世后,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太祖”庙号。开宝九年(976)十二月,翰林学士李昉奏上大行皇帝 谥议,末句云:“太者表极尊之称,祖者彰开基之德。洪惟清庙,永配昊天。伏请上大行皇帝尊谥为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赵匡胤之所以获得“太祖”庙号,与“受命”地位密不可分。清庙 乃 周颂 祀文王之篇,太祖谥“英武圣文”,乃与周文王相提并论;周文王为周朝受命之君,则赵匡胤为宋代膺运之主。谥议 曰“永配昊天”,正与 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相契,昭示受命于天的崇高地位。太祖“受命”地位在北宋一代得到不断昭示。如仁宗嘉祐四年,王举正上议曰:“本朝太祖实为受命之君。”神宗元丰四年(1081)曾巩亦进言称:“窃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 商颂 所纪,繇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 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鸿业,更立三才,为帝者首。”然在此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宋祖在禘祫礼中仍配位昭穆,纵然“太祖”庙号昭示了始祖地位,但在现实操作层面并未落到实38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宋会要稿 礼一四 群祀一 引 续会要,叶 14:5。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四,第 5842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八九,第 4569 页;宋史 卷一七 礼志十,第 2580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一七,第 7670 页;曾巩集 卷一,中华书局,1984,第171 页。处。而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太宗的配享位次应如何安排。太祖、太宗兄终弟及,让后世宗庙配位情况变得颇为棘手。太宗身后,咸平元年(998)议先帝祔庙,礼官议定:“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自今祫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礼同位异坐,太祖位仍旧称孝子。”太祖、太宗在宗庙中共享一室,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分享了“始祖”地位。而多年之后四亲庙祧迁完毕,祫祭时始祖之位应当如何安排呢?真宗以下,北宋诸帝均属太宗一系,对这个问题显然莫衷一是,故采取了迁延回避的态度。真宗曾希望仿效唐玄宗尊崇玄元皇帝的做法,以圣祖赵玄朗代替始祖位。然其变古太过,无法推行,圣祖最终也只能别庙祭祀,始终没能进人宗庙序列。后代帝王貌合神离地继承了改制成果,却消解了真宗赋予它的内涵,由此圣祖祭祀也渐渐成为一种例行故事,无法根本改变宗庙配位的格局。到仁宗嘉祐四年始行亲祫,赵良规奏请以太祖东向居始祖位,礼官依违不决。王举正等上言:“大祫之礼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以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于是太祖东向终未实现。当时有 禘祫图 记录昭穆位次:“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而嘉祐八年英宗即位,时议增修庙室,言官亦以嘉祐间 禘祫图 成例为说。因此,从国初至仁宗一朝,对始祖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而“太祖”庙号事实上已和“始祖”本意发生了背离。英宗即位后太庙七室已满,即面临亲祖祧迁的问题。嘉祐八年,改太庙七室为八室,暂时回避了尴尬局面。到治平四年(1067)英宗祔庙,48唐宋历史评论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三,第 913 页;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68 页。宋史 卷一二 仁宗纪四,第 244 页。宋史 卷一七 礼志十,第 2580 页。今嘉祐 禘祫图 已佚。引文详见 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70 页;宋朝事实 卷六 庙制太庙七室议,商务印书馆,1935,第 9597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第 4809 页;宋会要稿 礼一五 庙议,叶 15:35。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九八,第 4809 页;宋朝事实 卷六 庙制太庙七室议,第9597 页;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702571 页。神宗依太常礼院之议祧迁僖祖,而太祖依旧备位昭穆。至此,一切似乎还是按照既定轨迹发展。宋初兄终弟及的特殊局面也影响到了南郊配享。太祖乾德元年仿行隋唐旧制,以宣祖配天。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到雍熙元年(984)从扈蒙之议,竟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唯并无成例,阻力较多,故淳化四年(993),又准苏易简奏请,以宣祖、太祖同配,自此始有祖宗并侑之制。仁宗景祐二年(1035)亲祀南郊,又以太祖定配,太宗、真宗迭配。直到仁宗嘉祐七年,方定制以太祖配天。然而这不意味着太祖彻底取得了始祖地位:景祐二年南郊常祀,正月上辛祈谷以太宗配享,自此之后成为定制,而周之始祖后稷正负责农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太宗也在国家祭祀中沾溉始祖地位。直到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力主改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三)熙丰改制:“始祖”与“太祖”位号的分离熙宁五年,王安石一派力主僖祖为始祖,次年正月著为定制,极大改变了宋代宗庙布局及禘祫程式。王安石的观点在其与神宗对答中披露无遗,又得到章衡、元绛、王益柔、陈绎、曾布、许将、张琥等人襄赞。其大略云:(1)“始祖”位号应当符合“推其本统,以尊事其祖”之义,58宋代前期“太祖”位号考述宋朝事实 卷六 庙制太庙七室议,第 95 97 页;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 2571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8 页;宋史 卷二六九 扈蒙传,第 9240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第 589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9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九,第 437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9 页;宋史 卷二六九 扈蒙传,第 9240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五,第 589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9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92440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一六,第 2734 页。宋史 卷九九 礼志二,第 2439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一六,第 2734 页。宋史 卷一五 神宗纪二 作“复僖祖,为太庙始祖”(第 283 页)。按,治平四年英宗祔庙,故祧迁僖祖,太庙寝殿仍为八室之制。至此方恢复僖祖庙室。“复”字说明的只是这层意思,而不是恢复了僖祖的始祖地位。实际上神宗朝之前,僖祖始终没有获得始祖地位,复为始祖自然无从谈起。故原标点本有误,应在僖祖之后加一逗号。相关记载还可参见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四、二四二。按,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本均作“奉僖祖为太庙始祖”,揆诸其意较合史实。“称尊祖,非称尊有功”。这与宋初以功绩定始祖位的观点迥然有别。在此基础上,力主以僖祖作为宋之“始祖”,比附周之后稷。(2)与此相应,祫祭时僖祖正东向,据始祖位,而南郊亲祀当以僖祖配天,以合 毛诗生民 小序所谓“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及 孝经圣治 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义。(3)在僖祖居始祖位、比作周之始祖后稷的同时,将太祖降格,对应周文王,而太宗自然可与周武王类比;与此相应,在明堂祭祀中以太祖、太宗配享上帝,以合 圣治 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义。不过设想甫一提出,即受到多方驳议,韩维、孙固主张因循成法,张师颜、苏棁等人亦各自提出不同主张,就连神宗本人也多方疑忌,不敢妄下定论。争论的结果是,依从王安石、章衡等人意见,以僖祖为始祖,祫祭时配位东向;而南郊亲祀依然以太祖配享,权以僖祖配感生帝;明堂祭祀亦大体仍其旧制,不以太祖、太宗迭配。王安石本意是在保留“太祖”位号的前提下,将“始祖”概念引人宗庙制度当中。“始祖”仅取其尊祖继统的一面,而不再强调其生前功业与名位;同时剥离了“太祖”名号中的始祖意涵,但取其有功之义,地位则自降一格,与太宗同居“宗祀”之位,属宗庙中的不祧之祖。这样一来,“始祖”“太祖”就同时存在于宋朝宗庙体系之中,两者判然有别,与“周制”尊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相配。所谓“周制”一向为熙丰改制的重要理论工具,王安石本人非常重视 周礼 一经,曾亲为之作注。其所作 明堂乐章 有“乐酌虞典,礼从周制”之句,将其心迹剖露无遗。王安石虽然成功地将“始祖”引人宗庙系统,然而在多方掣肘之下,终究无法将“始祖”和“太祖”清晰切割。在此背景下,各类主张相互妥协,导致神宗朝南郊配享最终偏离了“尊祖配天”之义,此后“太祖”称号背后的含义反而更加混乱。随着世次增加,北宋宗庙由七庙制演化为九庙制,然而“始祖”“太祖”判分的格局依旧沿袭不改。直到光宗绍熙68唐宋历史评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二 太祖正东向之位,中华书局,2000,第 68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乙集卷四 绍兴至庆元臣僚论太祖东向之位,第 561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四,第 5838 5865 页;宋史 卷一六 礼志九,第25712574 页。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卷三八,四部丛刊 影印明嘉靖刻本,叶 5ab。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二 九庙七庙之制,第 6970 页。五年(1194)重新确定赵匡胤始祖地位,“太祖”与“始祖”才再次合二为一,宗庙、郊祀制度才在“礼学”层面臻于和谐一致。结 语宋初以“太祖”作为赵匡胤庙号存在双重含义,除寓意褒美、推重宋祖创业身份之外,还暗示其居于庙制中备位东向的始祖地位。唯“太祖”历来多由开国君主追封,径以创业君主本人作为“太祖”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相较以往,赵匡胤庙号“太祖”确有独特之处。推其本源,实属五代成法。自唐末变乱,历朝割据君主大多出身草莽,开国之君以上世系渺然,无法仿效隋唐之制在亲庙中推尊始祖之位。因此后梁、后周及宋初以“太祖”作为创业之主的庙号。然而如此安排无法在庙制、郊祀等方面达到和谐统一。梁周国祚短促,这一矛盾尚不明显。而宋朝国运较长,随着帝王世次累加,礼制层面的种种矛盾不断暴露;国初太祖、太宗兄弟授受,又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北宋前期礼制运作中,“太祖”一词的微妙内涵使得赵匡胤的宗庙地位越发尴尬。王安石曾试图在宗庙体系中引人“始祖”,与“太祖”并立,尊僖祖为始祖,而保留太祖、太宗不祧之祖的地位。然而时论纷纷之下,其主张得不到贯彻,反而造成庙制、郊祀各有所主、夹缠不清的局面。直到光宗绍熙五年改制,确立太祖尊居东向,这一难题才得到解决。A Study on the Temple Titles of the Taizu in the Early Song PeriodZhang LiangAbstract:In early Song,the regime used the“Taizu”as the temple titlefor the dynastic founding ruler,but it does not resolve the paradox that ZhaoKuany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