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形象.pdf

作为探索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范式，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首先为了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必须不断加强对外的交往互动，强调身份互塑实践的现实意义。其次身份认同的构建作为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认识具有科学性和可实施性，但是面对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困境，我们也应该思索如何转变视角，在寻找价值适应的同时注重对情感的唤起，以及对新媒介技术，特别是元宇宙视域下国际传播新面向的强调，最后要不断加深自身国家认同，呼唤创造中国方案。关键词：建构主义 身份认同 困境 转换一、建构主义理论辨析、发展（一）结构与建构的理论辨析以及关系社会结构属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词汇，与社会建构相对，二者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学源头。具体来说，结构概念主要强调对个人具有制约力的宏观环境，是指独立于具有客观能动性的个人的结构性环境，比如群体结构、社区结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等，具体的结构组成包括法律、宗教、家庭等。主张从宏观结构的角度去分析社会问题，认为结构对个人所具有的约束力使得个人在结构面前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忽视个人的主动性。而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也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正因为社会中存在某种宏观结构，把自己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中，把握和分析个人生活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框架的相互作用是必需的，而不应该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工作以及家庭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在有限的情境中的人是无法知晓造成其一切生活状态的那些社会原因以及局限所在的。此外许多即使是微观学派的社会学家在强调从个人层面去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偏向于宏观环境对微观层面互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比如米德（Mead）作为微观社会学的鼻祖，其理论中的“客我”相较“主我”的即时反应，属于一种社会存在，“客我”的发展经历了自我发展的三阶段，最终学会了从他人的期待中去看待自我的角色，从而将自我置于宏观结构中，“主我”受到了“客我”的限制，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综上，可以看到结构概念强调结构对个人主动性的影响，即使是微观社会学家在进行个人行动的分析时也需要将其放置于宏观结构的大背景下，正是因为考虑到结构的强大能力。第一次明确提出建构一词的是伯格和卢克曼，在其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将其定义为个人之间通过互动影响社会宏观结构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个体之间通过互动对彼此的行动产生类型化，并且逐渐习惯化后，双方的相互角色变得更加日常化，而互动形式也变得制度化，于是社会现实得以建构。由于社会互动是永远存在的，社会现实也就随之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次，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个人能动性的重大力量，肯定了个人对社会的建构能力，因为人们在不断进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会有无数的意识和观念产生，同时会对那个世界产生十分剧烈的改变。1与结构不同，建构更加强调社会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强大作用力。总体上，随着社会学理论的不断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发现个人能动性和社会宏观结构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个人的主动性受制于宏观结构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也拥有不断地建构和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在一个由法律、规范等支配和管理着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行动的展开是以一定的结构作为背景而存在的，而个人行动的结果也会改变法律、文化、资源等，个人与结构之间处在一个永久的变动和调适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拥有强大建构能力的社会精英阶层，其建构也是在一定的文化结构和知识结构基础上发生的，社会成员总是在受到一定的历史先天的结构的制约的同时还能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总之，结构与建构虽是出身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学源头，但是在具体分析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二者应是辩证统一地发挥作用的，结构中有建构性力量，建构中更要考虑结构的存在，牢牢把握互动与结构的关系，立足这个视角去全面地分析社会问题。（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容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以及东欧剧变，从国际关系学的三大主流范式之一的建构主义理论范式发展而来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满足了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增强解释能力和增加新的研究议程的要求，开拓了新的学理空间。在发展的复杂脉络中，产生了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但为了满足能够说明和全面理解社会世界的目的和要求，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主流的建构主义国际理论，这里主要借鉴学者秦亚青在其论文中所确立的标准，即所谓主流，核心在于“立”，能帮助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并阐释社会意义。2首先同时肯定了物质和理念本文微信网页版特别推荐 跨文化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78的存在合理性，分析了客观事实和社会意义的辩证关系，即客观事实本身具有的社会意义是有限的，只有通过社会施动者的互动实践以及相应的表象体系才赋予物质更丰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思想。其次，主流建构主义提出一种互构性的施动者结构关系，其中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国家身份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并且国家利益特定意义的确立是随着国家身份的不同而变化的，这也说明了社会施动者的身份与所构造的规则是相依存的。此外，观念因素在国家身份构建的互动实践中不仅引领着方向，还不断笃实理论的建构作用。这里的观念指的是共有观念，是一种文化，其力量是巨大的，比如联合国倡导的和平、发展、维护人的权利等观念成为联合国成员的共同行动准则，卡尔认为只有当这些观念被足够多的成员接受，才能成为一个事实性的存在。在本体论上，承认社会世界存在物质和理念两个主要部分，首先主流建构主义肯定了客观事实存在的意义，物质世界对于人的塑造和行为的改变取决于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和规范性诠释。其次偏重于理念方面的作用，认为通过不同的主体间互动产生的理念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在承认物质因素的客观存在不可改变的同时，认为通过人的社会互动实践可以赋予社会事实意义，可以说社会世界是我们所造就的世界。事物总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在关系中有意义地关联存在着，事物生成的促成因素就是相互的交往互动关系。这是一种主客整合一体的本体论思想，我们不能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来理解和应用建构主义。施动者与结构构成一种互构的关系，这是建构主义在批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强调结构和施动者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在一个局面下相依相存的关系，比如封建制度下的封建主和被统治者作为施动者，就与封建制度这一结构性因素共存，三者缺一不可。正如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规则通过言语行为与施动者进行互构，发挥规则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形成统治并建构身份。规则是言语行为导致的结果，作为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人根据言语行为采取相应的行动，频繁重复相同效果的言语行为，人们的行为就会形成惯例，进而使得施动者将惯例变成规则。3鲁杰的体系演化研究也说明了在国际体系演化中国际体系行为体的互动直接导致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是结构和施动者的双向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互构行为的发生有利于重塑国家地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被介绍进入我国，温特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围绕其形成的研究议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证性，较容易被应用到分析中国国际事务的议题中。其次建构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得益于众多学者的努力的同时，也可以关照建构主义与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相适应的部分。第一个比较大的现实环境因素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站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中国风云变幻，我们要坚信世界的可变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以及不断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可实现的事情，中国可以不断地发挥自身的积极能动性，这一点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承认的客观事物的可变性相契合，符合中国社会事务的研究取向。第二，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弱式物质主义理论，整体上更加强调社会观念的作用，注重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互动过程，这与中国历来已久的人情社会基础以及注重人际关系的传统具有较大的相关性，礼制是维持中国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根本，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作为带有约束性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观念中，而“世界秩序是国内儒家礼治体系的放大、延展和投射。”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促进世界秩序的良性发展，从而树立起优质的国家身份，道德观念和规则制度是维系社会的重要方式，这符合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可以说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找到了生发土壤。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形象（一）社会互动构建身份认同：互动中的关系生长建构主义用结构主义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结构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交往与互动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具体地说各国通过自己的信息交流与观念共享，传播了一定的社会性共享知识（socially-sharedknowledge）、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或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understandings）国家间的相互认同关系被建构，相关国家彼此的国家身份得以界定，伴随国家身份的同步和同向转变，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也发生变迁。5认可国家间交往互动的重要性，并且将互动放置于国际社会这个大结构下，国际体系的规范首先限定了国家行为体的既定身份以及利益目标，但是也不否认行为体的主动性，为了改善身份积极开展与他国的认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关键在于能否借助媒体和各种可行性手段传播共同的观念，扩大彼此的价值共识空间，并且培养起强大的舆论力量，最终建构新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身份认同关系，重新改变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面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国家身份是通过行为体与他者发生观念互动而产生的，不具有固定和内生的本质。6互动是身份塑造的决定性行为，首先以观念的平等传播与交流为基础，在客观表达的话语方式中淡化主体色彩；保持对多方信源的尊重，采取平衡报道策略，吸取西方话语中某些具有进步性的内容，注重对多种解释文本的采用。如温特所言，身份界定了利益，国家对利益的追求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重要的是建构主义更关注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体是否拥有超越自我利益，通过社会性习得过程意识到“集体身份”的存在。除非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意识联系，才能意识到利益的存在，否则无法具有利己性质。7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研究国家的身份认同建构，脱离了个体的单位国家系统层面，这是一种宏观结构性的全新研究视角，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定义为是通过跨国传播互动而实现的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既不是自我设定的，也不简单地来源于他国的定义和反映，它必然包含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的一种相互认同的关系，即集体认同的产生。比如中日关系由于历史的因素和日本对侵华历史反思不足，长期以来处于消极互动的循环中，于是建构出了消极的身份认同关系。为了解决这种固化的形象认知问题，日方应该深刻反思并主动调整交流战略，开发新的外交思维，从新的角度切入，力求扩大民众之间的交流空间，打通中国民众特别推荐跨文化传播79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2023年第六期与日本民众之间的交流障碍，以创造积极的国际共识从而建立起友好的区域共同体，中日之间的身份认同也能在互动中得到新的认识和发展。（二）身份认同表现或折射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起点作为国家身份表现的国家形象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具有相互依赖性，一国的国家形象在相互的身份认同构建中被确立起来的同时，也赋予了对象国一定的国家形象，伴随着积极或消极的相互认同关系的不断调整，彼此界定的国家身份也会出现如朋友、敌人这样的国家形象的不同变化，好的国家形象导向利益的共赢，而坏形象常常不利于国家的合作与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身份作为一种抽象的表达，其实质是一种共识体系，具体体现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展示，通过主体间的良好的互动建构起一定的相互认同关系，也就界定了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的身份角色，相应地塑造出了不同的国家形象，并伴随相关利益的产生，推动国际体系和关系出现新的变化。简单地说，国家之间基于交往互动产生身份认同后，国家形象也就随之具象化起来，国家形象是由该国被对象国所界定的交往身份而决定的，构成国家形象的必要因素也不是国家本体固有的物质或是精神性的随意要素，因为这些国家内部本身所具有独特价值的要素不一定为他国所接受，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形象只有在他国心目中获得认可才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国家形象的建构可以从如何通过国家间的交往互动建立身份认同出发，其实质也就是如何建立起相互认同的关系。与本质主义所理解的“国家形象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没有物质本源，国家形象就无从谈起”8这一说法相悖，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象不再作为一个先在的、实际性的物质体存在，而是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被不断构建而产生的，处在不断地可变化和可塑造中，即国家形象是可以不断被改善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当然国家形象也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在国际体系的宏观结构下要保证国家形象结构的稳定性也就更需要寻求全球集体身份认同的实现和积极共识的达成，比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符合建构主义视角的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战略，力图建立一个全球的身份认同体系，实现身份认同的最大化，不断扩大国家形象的可行展示空间。（三）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从风雨历程看身份认同建构的必要性首先，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是一种来源于本体的关系，国际公众作为主体对他国身份进行加工认知后形成包含相似和相反的国家形象认知。9强调了互动的重要性，创造认同和共享观念是提升国家形象的关键路径。其次，国家形象由国内民众总体和国际舆论评价和认定。10这启示了国家形象塑造的具体实施路径，抓住国际和国内两个舆论场是必行的措施。但是国家的身份定位与国家形象之间常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建构身份认同的努力。一个国家的身份定位应该被放置在全球的互动交往中才能获得被承认的可能，因为在自我身份定位确立的同时，还需要在不断地交流中获得他者对本国的身份认同，由此国家形象才能被积极地建构起来。相反，在面临跨文化的交流障碍下，话语能力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及时有效地设置议程等问题常常会使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从建立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注重身份互塑的对外传播方式，力求打通认同阻碍，创建身份共识，培养关系文化空间，让国家形象能够在认同不断扩大的情境下得到立体化地展现，这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具体着力点。其次，当今世界正处于激烈变化的历史节点，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格局催生各国家主体不断寻找合理的标识，找准定位，积极构建更加多重、复合的国家身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身份”概念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注意，国家对外传播的身份意识也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国家身份的构建实践也呈现出日渐清晰的目标和思路。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媒介文本，可以看出国家身份也经历了一个从劣势地位到逐渐崛起的变化过程，描述中国身份的核心词从“天朝上国”到“东亚病夫”，从“韬光养晦”到“一般参与”到国际事务，再到“重点建设者”以及“负责任大国”身份的构建，将维护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责任化为使命意识，11再到现在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其背后是社会互动和社会承认的交流碰撞，也能看到中国主动建构身份与他国主导下的话语攻讦力量的此消彼长，但中国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的努力从未停止，日益致力于国家正面形象的对外传播，中国在国际舞台也上日益建立起稳固的身份地位。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国家身份建构历程是风雨艰辛但充满收获的，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早在百废待兴的建国之初，中国就在援助非洲的解放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总设计师更是将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到最重要的战略地位，认为塑造负责任的国家身份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国外也积极对我国的国家身份进行回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设置了“负责任大国”议程，以此来应对中国的国力上升，并且认识到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承认有利于中美利益的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彰显中国担当，不断强化他国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中国还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12不仅竭力维护了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开展对非援助行动、倡导生态保护等，改变“中国威胁论”和“霸权周期暴力更替论”的狭隘形象，13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四）身份再定位：不断调整的对外传播策略一个国家在进行身份定位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回答“我是谁”，根据库利的“镜中我”概念，个人在认识自我的时候，会参照他人的角色期待和社会评价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因素，同时也是在互动中体现的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和再定位。在基于自我的身份定位之上，更重要的是得到他者的身份确认，国际社会的大认同与周边国家的小认同相互交织才能不断协调自身的角色发展，并直接显示出国家交流互动的方式和内容是否合乎国际利益。中国顺应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立场，维护地方和平、促进南南合作、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关注气候变化和生态问题等，14并且在合作交流中积极调整，探索合适的身份定位。在建构过程中施动者之间通过信息传播与交流，实质上实现了一种塑造身份的符号互动。15国际媒体的报道议程深刻影响着中国特别推荐 跨文化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80身份的重构，比如美国媒体在1993年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识，自此，各大外媒也开始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中国定位逐渐被明确，中国能否承担起负责任大国身份背后的角色期待已经成为涉华报道的主要内容。但是，国际媒体以谋求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肯定中国身份定位的同时，也仍有部分媒体质疑中国的正常行动，否认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某些具有强烈国际影响的事务上，比如2020新冠疫情向中国和世界发起了严峻的挑战，也成为各国话语博弈的主要议题内容，疫情初期的纽约时报 发文抹黑，这是一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对外宣传。16尽管如此，中国始终维护自己的大国身份，积极承担全球的抗疫工作，在这场抗疫事业中淋漓尽致地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信息传播的核心在于对议题的选择，国际媒体肯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开放立场，但是在某些议题上，中国媒体仍长期处于失语的地位，这恰恰容易使其成为负面报道的集中点，比如港澳台问题、节能减排等环境问题，相关媒体的负面报道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身份认同的构建造成极大的阻力。为了加强国际认同，在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观念因素的作用。建构主义理论肯定了国际社会所具有的社会结构是由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共同构建的，若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会产生三种关系以及三种对应的文化，而其中康德文化结构是作为建构主义对于未来的国际友好社会的预测。在这种结构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帮互助的朋友关系，他者的利益也成为自身的行动逻辑，追求的是共同的利益，实质上是对自由、平等的期望，充分回应了建构主义路径下，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导向赋予了观念因素的解释。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凭借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形成国际共识目标的努力过程中对国际结构进行改造。基于这种认识，以及国际交流中话语失语现象所造成的对国家身份的建构不足问题，我国进一步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力图构建一个立体的新集体身份，这符合国家对外传播战略中对身份标识不断适应性地调整，并且该理念符合最高形态的身份建构，温特认为，相互依存状态是指互动中其他各方的行动和抉择对一方会产生影响，17行为体之间有共同协作的需要是客观性前提，而相互依存更重要的是主观上需要去承认和认同他国身份，并且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社会中面临着价值失序的危险，共同命运意识的建立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对集体身份的强调唤起国家行为体承担共同责任的意识，当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具有了相似性，也即同质性的存在时，各行为体之间便具有了约束自身行为的意识，也会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构建具有新型世界秩序的国际社会。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上既贡献了中国力量，又创建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更加自由、广阔的舞台，中国的身份认同将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可能，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也将更加立体鲜活。三、身份认同的困境及转向我国的身份认同建构实践在稳步向前深化，有利于推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增强国际地位，同时也不断地对国际社会的结构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仍存在许多局限。国家身份建构的出发点更多的是我国的立场，忽略了国家之间身份互构的巨大影响，并且在身份塑造过程中缺乏对他者的舆论建构、社会结构的深刻认识，更没有揭示结构和建构背后的复杂性；只是狭隘地看到认同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认同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否充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策偏向于自我的话语体系构建，没有将自我放置在与他国的情境交流中去思考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要达成的目标的可行性，缺乏一定的反思意识。（一）不同文化场域下的互相抵抗温特介绍了个人或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四种与身份相关的概念，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现代国家的主权同样需要得到承认，而这种承认意味着获得了一种角色身份，只有将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与身份理论结合起来方能对国家形象建构达成可行的路径认识。18而集体身份意味着一种认知和归属感，通常情况下身份认同的前提是主客体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也就是说认同容易产生于共同的文化空间中，甚至是享有共同文化意义的一个文化场域，这就对认同的产生提出了更严苛的考验，于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不同文化场域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很难建立起完全的认同。而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垄断正是通过固化的认知框架，在中西的比较中，去批判他者来确立自身的优越感，秉承“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价值理念，在对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会抓住某些负面的部分刻意放大，常常树立起某种责任意识，这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将他国当作需要关照的对象，美国标榜强烈的责任意识，主张与他国分享自己的政治、文化遗产，实质上是在施行仁慈的霸权。19跨文化传播作为连接双方的中介，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作为传播中的身份构建实践以及相应的形象塑造也受到来自文化的最大抵抗。（二）解构与建构的复杂性其次，对国家形象的实质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身份认同建构的难点。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在于将“我是谁”传播出去，期待他者所认为的正是我们要表达的，但是作为互动的另一方也是具有能动性的，他国对我国身份的认知实质上是经过复杂的解构和建构过程的。也即身份的确立是经过了自我的定位以及他国的阐释，最后在他国的文化圈中得到了解构后的产物，其中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只对利己的部分产生的认可，其表述主要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对物质层面的认可，二是对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可。相较之下，器物文化下的传播是去价值性的，较少受到文化抵抗，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容易被固化成偏见，也就不利于身份的建构。（三）全球化下的同质性和认同的丧失全球化加速了融合，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独立性的丧失，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国家采取保护的措施，抵制和反抗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各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甚嚣尘上，阻碍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更有西方推行自己的普世价值，强行输出单一文化，不利于培养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意识，导致文化同质性缺失，国家对外形象传播的实践受到了极大阻碍，最终会导致国际社会价值秩序的失序。特别推荐跨文化传播81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2023年第六期中国对自我形象的反思也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的，在他者的话语中寻找反思的资源，总结了从器物到国民性再到国家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反思历程。20按照符号互动理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在持续不断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形成一种身份互塑的影响机制，在他者对待自己的方式中去强化和形成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这也是主体的中国对客体下的中国的认同和归属感的找寻，在这种身份认同下认识到我是谁，以及我将如何。（四）新转向的呼唤我们所构建的国家形象应该能够让他者在跨文化的传播中找寻到能够符合自己身份定位的要素，并且满足自己对身份构建的想象，正是这种在与他国的交流互动中，才能逐渐明晰自身的身份定位。换句话说，我国的身份建构实践要解决的问题核心应是如何让我国的文化在他国的场域中得到适应，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识别和认同到被承认的部分，将他者的身份认同转变成对自我的识别和认同，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国家形象塑造的能力。四、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策略的新思考及策略研究（一）打通情感连接，实现情感共振情感作为一种主体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个人内心世界感受的真实反映，表现为一种情绪体验，当面向符合情感需要的事物时会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情感反应，从而为相关的行动提供内驱力，促进目标的实现。而情感认同的产生则更加是建立在积极的情感互动上的，情感是推动认同意识形成的基础要素，在认同意识心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积极的情感可以促进行动的产生。21情感认同可以促进行为体自觉地向他者靠拢和接近，从而提供更深层次交流的机会和空间，国家身份的塑造应该充分调动情感的作用，并且博尔丁曾经在对国家形象的描述中也认为“形象是对一个行为单元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整体结构。”22也充分说明对国家形象的认识中应该包括对情感因素的考虑，情感因素可以体现为一种观念的作用，符合建构主义的核心认识。建立情感认同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以平等的姿态建立起同伴立场，主动拉近与他国的社交心理距离，在关乎人类命运的众多问题上积极表态，树立真诚可靠的交流形象。其次对标情感资源，找寻符合国家之间的共通情感理念，重视那些适应他国文化场域的被表征的文化元素，一是某些难以被过度阐释的东西，比如中国的山水、建筑、文化遗产、冬奥会以及大象迁徙等小故事能广泛引发共同情感认知的话题；第二发挥观念的作用，传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爱、和谐、文明等来向世界表达自我，建立起一种与他者共同存在的理念，通过构建面向最广大人群的共同命题，唤起最大化的情感共鸣，寻找中外相通的情感资源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注重实现情感互动下叙事方式的精准化和动态化，在弥合价值和思维等方面差异的目标指导下，注重对专业化、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培育，鼓励利用多种媒体以各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将中国故事真实且具有生活化地讲述出去。在传播中，情感作为推进信息流动的重要维度，可以使对传播对象的感知更加柔性和富有张力，这也是运用情感策略传播的一个优势，在国家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情感互动赋能，充分发挥情感的作用是一种新的思维视点。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发展，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和传播体系被重塑，首先是多元的媒介形态为情感互动提供了工具，激活了以往被理性信息传播限制的情感传播，全球化进程更是促进了情感互动的深化发展，并且随着信息传播主体的不断泛化，从个人到组织，再到群体，甚至是国家之间也参与到构建这一文化景观的过程中来。风险化社会下的全球民众表现出强烈的对情感的依赖和需求，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民众的感情唤起呈现出激烈和极端的特征，伴随信息的遍在传播，情感感知被不断强化。（二）新媒体赋能身份互塑，实现情景体验最大化为了建立理性的跨文化交往，最大化消除文化抵抗的力量，可以充分发挥情景体验中对话的作用，在双方价值适应的基础上寻求身份建构的清晰化和流动性，利用新媒体赋能，借助VR、AR等交互技术以及5G技术的高速率、低延迟特点，实现体验者的在场，提供更加直观、深刻的高质量互动感受以及沉浸式体验。在叙事形式上，新闻游戏、互动戏剧等给予了叙事对象互动参与的机会，将中国文化、中国理念融入互动叙事新形式中，可以赋予叙事者解读故事的自由性，甚至能够影响故事走向。其次，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提升在场感和沉浸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探索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可能，并且通过全息投影立体化构建中国风土人情体验场景。历史表明，情景体验有利于缩小文化上的心理区隔，一旦具有进入他国文化圈的机会，并且有了近距离的情景体验后，对他国的形象认识会更加具有客观性甚至是偏向于积极的评价，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和普兰加尔宾行记的不同表述就证明了情景体验的重要性。元宇宙视域的发展为国际传播的身份构建实践提供了新的突破点，一种新的媒介情境的产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带来了体验不同社会角色扮演的可能性以及交往方式的变革，最终实现“无界传播”并打造“共在空间”。元宇宙突破时空限制，将现在与过去、虚拟与现实共筑于一个场景中，实现基于社会关系的连接，在这样一个媒介场域中，交织着积极互动的身份认同以及内容的不断产出与消费行动，带来了社会关系的“脱域”，超越时空建立起新的社会关联，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公民”在新的媒介内涵下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创造“天下”理念下的国际化空间，重新赋予虚拟世界主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刻价值。23媒介形态的区隔得以弥合，传受界限、符号界限、阶级界限等被消除，同时一个与现实平行的虚拟空间得以被建立起来，全球治理体系得以在新的空间被展演和塑造，在多元主体的共在参与下政治权威被祛魅，话语权重新分配，在这种语态下，应从深耕技术领域、培养新兴媒介素养出发提升国际传播的身份构建能力。技术嵌入身体造成心智、身体与环境的三者合一式的具身性传播的产生，人本身即成为传播内容，伴随传播主体不断下沉，不同肤色、信仰、性别的“玩家”在元宇宙中能够不断创造分身，在全息技术构建的“共在空间”中不断拓展时空的意义，于是不同地方的人得以在共同的空间中接触，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国际传播情景体验的切身化。（三）回归自身认同需求，实现中国方案新突破试图在国家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完全认同是理特别推荐 跨文化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82想化的想法，实际上要建构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与他国的价值观念交流碰撞后得以适应的部分，这样的文化表征价值是融合互动关系的核心，在所找寻到的共通点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对外传播重心，利用多样的信息交流方式，在深入密切的对外交流过程中，也不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正是在与他者的不断交流中，自我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及民族自豪感不断被加强，唤起一种共在秩序的构建意图。我国文化中不存在绝对的排外，只有相对于“他文化”的融合性本国文化存在。24此外，“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提倡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要求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国民族之间应该和谐包容，共同创造美好未来；还有“和”文化所强调多样的统一，以及中国人始终具有的天下情怀等传达了一种对自由、平等、和谐的共存状态的追求。中国的对外传播实践也证明了只有和谐友好的交流姿态能够带来积极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起中国智慧献策者、贡献者、爱好和平者的有声望的、荣誉的身份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精神命脉”，在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在治理实践中可以稳固国家发展。25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方案可以借助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优势，创造性地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代、民族的现代转化意义，将对外寻求身份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应该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立足国家精神，塑造独特且独立的国家形象。并且国家认同作为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知、情感以及评价，积极的国家认同有利于凝聚民心，稳固国家秩序，从而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公民作为国家的“代言人”，借助新媒体的发展，在强大认同的指导下与他国公民的交往为国家的形象塑造提供了最直接的力量。五、结语建构主义理论为跨文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塑造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会随互动方式和逻辑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着重强调对外交往中观念的重要作用，从实践上来说主要立足于国家之间身份的互塑以寻求认同的实现，最终传播优质的国家形象。我国也在一直循着这个方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同时仍发现具有发力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所面向的内容，我们试图不刻意去要求国家之间实现盲目的认同，而转为寻找最大的价值适应部分，进而通过充分发挥情感的作用，以及思考元宇宙视域下形象传播的可能，强调技术素养的重要性，打造“共在空间”，创设“无界传播”，最后还要加深自身认同，肯定中华文化传统资源为互动提供独特的中国方案。基于这些认识，不断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能力。注 释：1Giddens，AnthonyandPierson，Christopher.（1998），ConversationswithAnthonyGiddens.Cambridge：PolityPress.P218.2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03）：1-23.3尼古拉斯奥努弗.建构主义：应用指南A.载温都尔卡 库芭科娃等.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M.75-82.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6.5李智.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国家形象研究的方法论反思J.新视野，2015（06）：124-125.6美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135.7美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234.8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5.9程显越.浅析国家身份、对外政策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以19492017年西方涉华报道为例D.北京外交学院，2018.10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J.国际新闻界，2007（3）：11-16.11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3）：4-25.12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3.13赵良英.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兼评西方“中国责任论”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45.14吴瑛，史磊，阮光册.国家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分析与反思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130-147.15赵洋.交往行动、战略对话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2）：77-105.16China，inPropagandaPush，BoastsofResponsetoCrisisN.TheNewWorkTimes.2020-02-29.17美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18美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224.19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20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华书局，2008：18.21孟昭兰.人类情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6-17.22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234-237.23喻国明.元宇宙与未来媒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201-202.24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上海：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20.25允春喜，赵宇.中国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建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60-66.作者简介：吉羽裳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许启东】特别推荐跨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