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基于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的分析.pdf

第 10 卷第 2 期2023 年 6 月经 济 学 报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No.2:335-370June 2023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1 基于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的分析崔驰2 安露露3 戴明41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成长的综合影响及其破解的实地实验研究”(项目编号:22BJL08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规范影响合作水平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YJCZH013)的资助。作者非常感谢两位审稿专家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样感谢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经济系 Alexander Vostroknutov 教授、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系 Roberto Weber 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 Daniel Zizzo 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包特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和我相亲时的言行为本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灵感。2 崔驰,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E-mail:cuic354 。3 安露露,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202021030002 。4 戴明,海德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daiming9999 。摘 要人们的合作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驱使,这一观点近期得到了学术界的证实。本文设计了一个在遵守社会规范和个人利益之间权衡的社会规范实验,借此将被试者分为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进而分解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研究发现:(1)内化效应与社会认同效应都可以从整体上有效提高社会合作水平,但是在维持高水平合作方面的作用有限;(2)随着社会规范遵守程度的增强,社会认同效应在促进社会合作方面的主导作用逐渐被内化效应取代;(3)内化效应在维持高水平合作方面的作用随社会规范遵守程度的增强逐渐凸显,社会认同效应则在降低平均合作率衰减速度方面表现得更好,但短期内仍无法扭转平均合作率高速下降的趋势。本文利用实验室实验为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合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关键词 社会规范;合作;社会认同效应;内化效应;公共品博弈0引言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合作的有效进行都离不开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驱使和约束。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过程中,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反社会行为 如欺骗(Bicchieri et al.,2019)、歧视(Barr et al.,2018)、贪污腐败(Banerjee,2016;张新超等,2016;Muthukrishna et al.,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2017)以及逃税行为(Hallsworth et al.,2017)起到了较强的约束作用,进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与此同时,社会规范也时刻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例如利他偏好(Krupka and Weber,2013;Gchter et al.,2017a;崔驰等,2019,2022)、公平偏好(Bicchieri and Chavez,2010;崔驰和路智雯,2018;戴明,2020)、互惠(Gchter et al.,2013)以及人际交往中的信任(Bicchieri et al.,2019)等,进而促进了社会合作效率的提升。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社会规范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心理层面的认知活动(Ohtsuki et al.,2009),使人们在作出行为决策之前,考虑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并将这一过程内化,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为“内化社会规范”。内化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长期演变发展的产物,它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如合作等。一方面,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可能源于人们对其社会形象的普遍关注,即为了达到某个荣誉性目标或者避免遭受污名惩罚(Bnabou and Tirol,2006)。例如,Andreoni and Bernheim(2009)发现完全均等分配(五五分)的规范并不能解释大部分实验结果,人们可能会为了迎合他人的公平偏好而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社会规范也可能通过影响个人的认知水平,使人们形成一种内在遵守社会规范的本能(Frey et al.,2010;Gavrilets and Richerson,2017),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尤其是合作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内化相关,内化效应则是指以内化社会规范程度高低为标准分组后,社会合作效率的相应变化。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涉及社会规范的内化对人们合作行为的影响。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在Krupka and Weber(2009)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交通灯实验(traffic lights game)在被试者未知的情况下将其分为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研究了内化社会规范对人们合作行为的影响,并证明了规范敏感度较强(内化社会规范较强)的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合作。随后的多数研究都得到了类似的实验结论,即社会规范内化的存在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合作,内化效应也是显著正向的(Gchter et al.,2017b;Barr et al.,2018;Chang et al.,2019;Rssler et al.,2019)。此外,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可能是社会规范促进合作的另外一种途径。Tajfel 等人最早于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逐渐成为解释群体间行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其主要作用原理是通过增强个体对所处群体的社会偏好,引起群体偏见,进而使其作出更加有利于群体的行为,促进群体合作水平的提升(Tajfel,1974;Jetten et al.,1996;Eckel and Grossman,2005;Goette et al.,2006;Chen and Li,2009;周业安和王一子,2016)。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将他人行为是否合乎自身认同的规范作为判别可否与其展开合作的标准,即合作团队内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而这种认同的产生显然源于社会规633第 10 卷第 2 期 崔驰 安露露 戴明: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范。由此,理论上可以通过激发特定的社会认同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进而提升社会合作效率。随着通信技术的革新发展,人们的交际圈子快速扩大,由社会认同推动的传统熟人合作模型也逐渐转向现代化的由社会规范推动的大规模陌生人合作模式。此外,随着全民受教育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个人价值观逐渐向社会规范靠拢(Tabellini,2008),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愿也越加强烈。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随着个人规范意识的增强,社会合作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规范内化的相对依赖度是否会发生变化?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单一地探究其中一项对合作的促进效果,缺乏将两种效应直接分离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传统新古典研究范式的“惯性”,将社会规范视为既定的社会条件而忽视了对其的研究;过去的文献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缺失(Manski,2000),导致研究者很难从定量的角度对社会规范促进合作的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进行直接分离。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逐渐打破了研究方法和工具的瓶颈,故本文将采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规范和社会认同对合作的影响效应,即社会认同效应和内化效应,并探究在不同的社会规范遵守程度中,社会合作对两种效应的依赖度差异。本文利用社会规范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的组合简化现实情境研究社会规范对社会合作的整体影响机制,分离社会认同效应和内化效应。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 1 部分是文献综述,第 2 部分是实验设计,第 3 部分是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最后是结论与讨论。1文献综述近年来,由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人们的合作行为(Santos et al.,2008;Szolnoki and Perc,2010;Brekke et al.,2011;陈叶烽和何浩然,2012;连洪泉等,2013;周业安等,2014;Chen et al.,2015)。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个体在公共品博弈中的最优选择是“搭便车”,但是大量的实验研究结果对这一理论预测提出了挑战,即发现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社会偏好,愿意为了实现合作而支付私人成本(Andreoni,733从严格的定义上看,不同学科(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再到心理学)对社会规范界定描述各不相同,但是其核心内容大同小异。规范通常被理解为在群体内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范式,被共同理解和支持,并且通过群体中的社交互动得以维持(Ostrom,2000)。在这里我们将社会规范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指其在特定情况下向特定人群规定或禁止某种行为(Jackson,1965;Cialdini,2003;Lapinski and Rimal,2005)。如果个人在以下条件下更偏向于遵循规则,则该规则满足社会规范的性质:人们认为有足够多的其他人也遵守它(经验期望);人们认为有足够多的其他人也应该遵守该规则,并可能愿意制裁他人的违反行为(规范性期望)(Bicchieri,2005)。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1988,1995;Keser and van Winden,2000;Fischbacher et al.,2001;Hauert et al.,2002;Rege and Telle,2004)。近期,有研究者发现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合作行为,不仅受到社会偏好的影响,也受到社会规范的驱使(Krupka and Weber,2009,2013;Kessler and Leider,2012;Kimbrough et al.,2014;关宏宇等,2015)。例如,Ellingsen and Johannesson(2008)认为大多数人对自身的社会形象非常敏感,而与社会形象相关的自豪感也是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源泉。社会规范作为维持社会形象的基础,可以通过间接提升个人行为的自豪感强化人们的亲社会行为。Krupka and Weber(2009)直接研究了社会规范对人们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规范会强化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但他们仅仅是比较了第三方遵守社会规范的信息(information treatment)和引起被试者注意社会规范的环境或线索(focusing treatment)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对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究。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根据被试者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分组来研究社会规范的内化效应对合作的促进效果。他们通过交通灯实验直接分离了个体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然后依据实验结果将被试者分成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并让其参加有限期固定搭配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结果发现遵守社会规范组的合作率显著高于不遵守社会规范组,且遵守社会规范组的合作率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社会规范内化对合作的积极影响。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社会规范内化进行研究,但无论是实验室实验(Gchter et al.,2017b;Barr et al.,2018;Chang et al.,2019)还是田野实验(Rssler et al.,2019),研究结果都支持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的研究结论。除内化效应之外,社会规范也可能通过在群组内部形成特定的社会认同,进而影响群组成员的合作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非常重视社会规范,常常将社会规范遵守程度视为一种与人相处的认知聚点,也就是俗语中的“人以类聚”。Calvert(1995)认为“识别或者创造聚点是保证参与者成功合作的一种方式”,而产生聚点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认同的出现。但是,现有研究关于此机制的探讨相对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发现社会认同对社会合作具有促进作用上。他们认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或身份认同感可以增强成员对群体的社会偏好,导致群内偏见,从而使人们作出833information treatment 是指被试者可以看到或了解其他人是否遵守社会规范,这里强调了被试者可以直接获取他人如何遵守社会规范的相关信息。focusing treatment 是指通过某些社会规范的环境线索引起被试者产生相应的社会规范行为,这里被试者没有直接获取相关社会规范的信息,而是被启发出社会规范行为。在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实验员没有明确告诉被试者参加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具体轮数,因此,对于被试者来说无法准确预期博弈进行的轮数,但实际上该博弈进行了 10 轮。第 10 卷第 2 期 崔驰 安露露 戴明: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更加利于群体的行为,促进群体合作水平的提升(Tajfel et al.,1971;Tajfel,1974;Jetten et al.,1996;Terry et al.,1999;Akerlof and Kranton,2000;Eckel and Grossman,2005;Chen et al.,2010;Benjamin et al.,2010;Chen and Li,2009)。如Eckel and Grossman(2005)通过构造群内身份,研究社会认同强度对公共品博弈实验中被试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认同可以很好地提升组内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还发现社会认同显著提高了组员的捐献水平。Guala et al.(2013)利用囚徒困境实验改变参与者的信念,让他们产生群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发现群内成员比群外成员捐献的更多并且合作率更高。这些研究证据都表明了社会认同确实可以有效提高社会合作效率(Solow and Kirkwood,2002;Goette et al.,2012)。基于以上两方面,本文借鉴了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的实验设计,通过引入社会规范实验将被试者按照其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进行分组探究不同组被试者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行为,引入不同规则使实验情境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进而试图分析比较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在不同社会规范遵守程度下促进社会合作的相对作用。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规范影响合作的效应,丰富了国内对社会规范作用的研究;改进了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的研究设计,首次尝试将社会规范和社会认同相结合以探究这两种效应在不同的社会规范遵守程度下促进社会合作的相对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Krupka and Weber(2009)以及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的研究成果,并且实验设计更加贴近现实,提高了以往研究的外部效应。2实验设计本实验在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实验室和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行。我们在长春市多所大学张贴招募海报,并从招募的实验志愿者中随机抽取 272 名被试者,这些被试者分别来自社会科学、理学、工学等各个专业。本次实验采用 Z-tree 实验软件(Fischbacher,2007)进行实验程序编程,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每个实验局的被试者数量为 16 人,耗时约 60 分钟。实验由社会规范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两个环节组成。除此之外,为了控制条件性合作及其他因素对公共品博弈的影响,被试者在公共品博弈实验结933本文的社会规范实验沿袭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的实验设计并对原设计的社会情境进行了改进。在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的研究设计中,采用了较为复杂的交通灯情境(简称“RF 实验”),但交通灯实验的现实情境可能会引起被试者的侥幸心理,即当马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时,即使不遵守交通规则也不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为了排除这种侥幸心理的影响和便于被试者理解,我们将此情境简化为丢垃圾情境。而且,绿色环保也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人们对此也更加敏感。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束后还完成了条件合作量表(Keser and van Winden,2000;Fischbacher et al.,2001)和人口统计量数据的填写。社会规范实验的目的是通过构建遵守社会规范和个人利益之间冲突的决策情景,使被试者面临两难的权衡,进而根据实验结果将被试者分为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与此同时,根据被试者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之前是否被告知具体的四人组分组规则信息,形成两个实验局即内化组和社会认同组。内化组的被试者不知晓分组信息,社会认同组则被告知。然后,探究不同实验局以及它们各自的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情况。最后,通过与没有施加分组干预的基础组进行对比,分析比较社会规范影响合作的两种效应,即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具体实验内容如下。被试者首先参加社会规范实验,然后参与固定搭配的 10 轮公共品博弈实验。在社会规范实验中,每个被试者有 100 个小球,并被明确告知小球代表“垃圾”,A 盒子代表“垃圾箱”,B 盒子代表“随地乱扔”,而被试者的任务就是决定如何在 A 盒子(“垃圾箱”)和 B 盒子(“随地乱扔”)之间分配这 100 个小球。如果被试者将小球放进 A 盒子里,那么其收益为每个小球 0.25 个筹码;而放进B 盒子里的收益为每个小球 0.4 个筹码,社会规范实验的收益为两个盒子的收益之和。宣读完实验规则后,实验员会明确地用指令性规范告诉被试者:“社会规范是人们应该将小球(“垃圾”)全部放进 A 盒子(“垃圾箱”)中”。社会规范实验结束后,每个被试者都将看到自己在 A 盒子中的收益、B 盒子中的收益以及加总后的总收益(A 盒子和 B 盒子的收益之和)。之后进行第二环节,被试者参加每四人一组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每个被试者的初始禀赋是 20 个筹码。然后,告知被试者公共品博弈实验重复进行 10 轮,四人组的人员构成在整个实043按照心理学定义,社会认同就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因此我们通过告知被试者其所在小组的成员在遵守社会规范方面与自己表现相似,进而激发被试者的社会认同感。Zizzo(2010)提出实验者需求效应(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s)主要是由于恰当行为信息提示所引起的被试者的行为变化。因此,在社会规范实验中,我们并未明确提及将小球扔进 B 盒子(“随地乱扔”)里会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其他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少需求效应的影响并显示出被试者真实的遵守社会规范的倾向性。Cialdini 及其同事(Cialdini et al.,1990;Reno et al.,1993)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规范,即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其中,指令性规范涉及对个人行为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标准判断,即明确规定“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人们应该做什么”或“什么行为是社会可接受的和有价值的”。多数研究发现指令性规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Brauer and Chaurand,2010),且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带有指令性规范的特征,故本实验选用指令性规范。在社会规范实验中,其实验结果可能会被解释为实验者需求效应(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s),即被试者因对实验者的假设进行推论而相应地改变其决策行为(De Quidt et al.,2019)。Levitt and List(2007)认为需求效应也可以解释为在亲社会行为方面许多明显的异质性,且 Kimbrough and Vostroknutov(2016)认为任何实验者的需求效应实际上都是我们试图衡量的规范依赖性的体现。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规范实验可以反映出被试者对规范的遵守情况,且依此分组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第 10 卷第 2 期 崔驰 安露露 戴明: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验过程中不会发生改变。被试者可以选择向公共项目中投资 0 到 20 个筹码中的任何一个数量,如果被试者选择投资 X,小组的其他三个成员分别投资 Y、A和 B,那么该被试者此轮获得的收益为20-X+0.4(X+Y+A+B)。在每一轮公共品博弈实验结束后,所有被试者都可以看到自己对公共项目的投资额(X),小组所有成员对公共项目的总投资额(X+Y+A+B)、保留在自己私人账户中的筹码数(20-X)、从公共项目中获得收益(0.4(X+Y+A+B)和自己在该轮次中的总收益(20-X+0.4(X+Y+A+B)。被试者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获得的最终收益为这 10 轮实验所挣得的筹码之和乘以 0.1 倍。实验结束后,被试者的最终收益为两实验收益之和再加上 10 元出场费。所有实验组都经过这两阶段的实验,但是分组方式和告知被试者的信息略有不同。根据这些不同分为了三个实验组,它们分别是: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其整体实验流程如图 1 所示。下面是对每个实验组的详细描述。图 1 实验流程图基础组(T1):实验开始前,实验员告诉被试者将进行社会规范实验,向被试者发放实验说明书并解释实验流程,然后开始社会规范实验。社会规范实验完成后,向被试者发放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说明书并解释实验流程。在该环节电脑将被试者分为每 4 人一组,然后开始 10 轮人员构成固定化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内化组(T2):除了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分组方式与基础组不同外,其他实验设置均与基础组相同。即与基础组(T1)的唯一区别为在社会规范实验完成后,根据被试者在社会规范实验中的选择结果,将其分为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然后再进行公共品博弈实验。但是被试者并没有被告知这种分143在本文的实验中,每个实验局共有 16 名被试者,我们根据被试者在社会规范实验中扔进 A 盒子(“垃圾箱”)的小球数量进行从大到小排序,扔进 A 盒子(“垃圾箱”)中数量最多的为序号 1,最少的为序号 16,并将被试按照该排列序号依次分为每四人一组,即 14 号为一组,58 为一组等。其中,排名靠前的两组为遵守社会规范组,排名靠后的两组分为不遵守社会规范组。而另外一种分组方式是首先将被试者分为遵守社会规范组(即前 8 名被试),然后按照 1、3、5、7 为一组,2、4、6、8 为一组的方式,同理不遵守社会规范组则是 9、11、13、15 为一组,10、12、14、16 为一组。由于我们度量的是平均效应,故这两种方式相差不大。本文则采用前一种方式。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组方式,即他(她)们并不知晓自己所在四人组的成员特征信息(特指遵守社会规范方面的特征信息)。此外,在内化组中,被试者被分入遵守社会规范组还是不遵守社会规范组是由其自身是否遵守社会规范的特点所决定的,他(她)们并不知晓自己所在四人组属于遵守规范组还是不遵守规范组。我们将被试者在本组的合作行为与基础组的合作行为的差别界定为内化效应。社会认同组(T3):此实验组的实验设置与内化组的不同点在于,被试者知道自己在公共品博弈中的分组是依据社会规范实验测度出的特征进行的。具体来说,被试者知晓自己所在四人组的成员特征信息(特指遵守社会规范方面的特征信息)。即,当完成社会规范实验后,实验员向被试者发放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说明书,向其解释实验流程,并强调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分组原则,即告知“在本实验中,和您同组的三位组员是和您同类型的实验者即在实验三中,他们放入 A 盒子中的小球个数和您放入的个数相近”,这样做的目的是激发组内成员之间的社会认同感。同时,为了检验分组规则是否有效地激发了组员之间的社会认同感,我们采用问卷形式测度受访者在知晓分组规则后(公共品博弈实验之前)其对同组成员和不同组成员的态度差异。同理,在社会认同组中,被试者被分入遵守社会规范组还是不遵守社会规范组是由其自身是否遵守社会规范的特点所决定的,他(她)们并不知晓自己所在小组属于遵守规范组还是不遵守规范组。因此,该组被试者的合作行为与基础组的合作行为的差别可以被解释为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的叠加。3实验结果分析3.1 描述性统计 本实验于 2018 年 5 月、6 月和 10 月、2019 年 4 月、5 月,以及 2021 年 12 月在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实验模拟中心和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43第一个实验是采用量表测度被试者的风险偏好(Holt and Laury,2002),第二个实验是借鉴Fischbacher and Fllmi-Heusi(2013)和 Gchter and Schulz(2016)中的方法测度被试者的诚实水平,由于这两个实验与后续实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们认为它们对后续实验的影响是相当小的。在问卷设计上,我们借鉴了 Chen and Li(2009)的实验设计,即在受访者线上完成社会规范实验后告知分组规则(与他们分为一组的其他 3 位受访者是与他们投入 A 盒子(“垃圾箱”)中小球(“垃圾”)个数相近的受访者),之后参与4 种分配情境下的第三方独裁者博弈实验,即作为第三方分别在两名其他受访者之间分配 100 个筹码。其中,两位其他受访者的身份组合分别是:(同组参与者 1,同组参与者 2)、(不同组参与者 1,不同组参与者 2)、(同组参与者 1,不同组参与者 2)以及(不同组参与者 1,同组参与者2)。此外,为了避免单纯“组”概念的影响,我们还设计了没有社会认同激发的对照组,即受访者在完成社会规范实验后仅被告知他们将会与其他 3 位受访者分为一组。具体的问卷设计和结果详见附录 1。第 10 卷第 2 期 崔驰 安露露 戴明: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进行。实验被试者总数为 272 人,每场中每个实验局的被试者数量为 16 人,耗时约 60 分钟/场,被试者的平均收益为 35.5 元。表 1 描述了三个实验局的基本统计量,其中包括每个实验局的被试者人数、社会规范实验中被试者投入 A 盒子中的小球数量及其标准差、公共品博弈实验中被试者的平均投资比例及其标准差。三个实验局的被试者人数分别为:基础组(T1)有 80 名被试者,内化组(T2)有 96 名被试者,社会认同组(T3)有 96 名被试者。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分别向 A 盒子中投入的小球数平均为 58.8、51.3 和 58.4,三个实验局的标准差基本上比较接近。基础组在公共品博弈中的平均投资比例为 31.3%,内化组为 34.1%,社会认同组为 43.5%。表 1 三个实验组的基本统计量实验组被试数量A 盒子中的平均小球数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平均投资比例基础组(T1)8058.8(35.7)0.313(0.337)内化组(T2)9651.3(34.2)0.341(0.332)社会认同组(T3)9658.4(35.6)0.435(0.336)注:三个实验局的平均投资比例的最小值均为 0,最大值均为 1;三个实验局 A 盒子的小球数最小值均为 0,最大值均为 100;括号内为标准差。3.2 社会规范实验的数据分析图 2 描述的是被试者在社会规范实验中投入 A 盒子里的小球数量的分布状况。我们发现基础组大约有 17.5%的被试者选择向 A 盒子(垃圾箱)投入 0个小球,27.5%的被试者投入 100 个;内化组大约有 18.75%的被试者向 A 盒子投入 0 个小球,16.67%的被试者投入 100 个小球;社会认同组大约有 14.58%的被试者选择向 A 盒子投入0 个小球,21.88%的被试者投入100 个小球。表2 是对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中 A 盒子里小球数进行Wilcoxon 秩和检验(即 Wilcoxon Rank-sum Test 非参数检验)得到的结果。根据表 2 可知,在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中,任何两组之间的小球分布比例都无显著性差别,说明这三个实验局的被试者类型的分布是没有区别的。图 3 是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的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在 A 盒子中的投球情况,可以发现遵守社会规范组的小球分布主要集中在 50100 区间内,绝大部分人会向 A 盒子投入至少 50 个小球,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的小球分布主要集中在 050 区间内,并且投入 A 盒子的小球数普遍都小于 50。这说明我们划分的遵守社会规范组的被试者倾向于牺牲自己的部343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图 2 社会规范实验的小球分布(总体)分收益从而将更多的小球放入 A 盒子(垃圾箱)中,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的被试者则为了追求更多的私人利益将更多的小球放入 B 盒子(随地乱扔)中,这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情况基本一致。表 2 Wilcoxon Rank-sum Test 检验结果实验局原假设z 值p 值基础组 vs 内化组两组分布比例无显著性差异-1.2170.2237基础组 vs 社会认同组两组分布比例无显著性差异-0.0300.9761内化组 vs 社会认同组两组分布比例无显著性差异-1.5720.11603.3 公共品博弈实验的数据分析本小节将分析社会规范和社会认同对合作的影响效应。由于内化组和社会认同组的分组方式是根据社会规范实验的结果将被试者分成了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因此本节先从总体上分析不同实验局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投资水平,然后再细分为遵守社会规范组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组进行讨论。443第 10 卷第 2 期 崔驰 安露露 戴明: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图 3 社会规范实验的小球分布(分组)3.3.1 公共品博弈实验的总体数据分析图 4 描述了不同实验局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投资比例的分布情况,即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总体上,多数被试者的投资比例集中在0.1 及以下。具体来说,基础组投资比例小于 0.1 的被试者占比达到 40.88%,为三个实验局之最,而投资比例大于 0.5 的仅占 34.75%;内化组投资比例小于0.1 的被试者占比为 35.42%,投资比例大于 0.5 的占比为 36.873%;社会认同组投资比例小于 0.1 的被试者占比为 22.08%,而投资比例大于 0.5 的占比为49.17%。此外,在社会认同组和内化组中投资比例达到 100%的被试者占比也明显高于基础组,依次是 14.38%、10.52%和 9.875%。显然,从各实验局投资比例分布的情况来看,社会认同组的合作率最高,内化组次之,基础组最差。尽管在社会规范实验中已经证明了基础组、内化组和社会认同组中被试者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可比性和有效性,我们利用三组被试者在公共品博弈第一轮的实验结果进行检验。正如前面实验设计中所提及的,在内化组中,被试者并不知晓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分组规则,因此如果不同组被试者之间不存在差异,内化组和基础组在第一轮中的投资水平应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表 3 所示:z=-1.033,p=0.3017,并不543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图 4 公共品博弈实验的投资比例分布能通过显著水平为 1%的统计检验,即内化组和基础组在第一轮中的投资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正式分析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能否显著提升合作率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检验社会认同组中的分组规则是否有效激发了人们的社会认同感。我们对问卷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相对于没有明确分组规则的受访者,知晓分组规则的受访者对组内成员表现得更加慷慨,即在第三方独裁者博弈中他们分配给组内成员显著更多的筹码(组内偏好),而分配给组外成员显著更少的筹码(组外歧视)。由此说明,社会认同中的分组规则设置确实能够有效激发被试的社会认同感(具体结果详见附录 1)。为探究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能否显著地提升合作率,我们利用Wilcoxon 秩和检验对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总体平均投资水平进行两两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基础组(T1)和内化组(T2):z=-2.112,p=0.0347,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基础组的平均投资水平显著小于内化组,即内化效应能够显著地提高合作水平。内化组(T2)和643内化效应是指内化组与基础组的平均合作率差异;同理,社会认同效应是指社会认同与内化组的平均合作率差异。第 10 卷第 2 期 崔驰 安露露 戴明:社会规范对合作影响机制的研究社会认同组(T3):z=-6.455,p=0.00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说明社会认同组(T3)的平均投资水平显著高于内化组(T2)的投资水平,即证明了由社会规范产生的特定社会认同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合作。基础组(T1)和社会认同组(T3):z=-8.051,p=0.000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基础组的平均投资水平显著小于社会认同组,这说明由社会规范引致的社会认同效应和内化效应显著提升合作水平。表 3 Wilcoxon Rank-sum Test 检验结果实验组z 值(第一轮)p 值(第一轮)z 值(总体)p 值(总体)基础组 vs 内化组-1.0330.3017-2.1120.0347基础组 vs 社会认同组-2.3720.0177-8.0510.0000内化组 vs 社会认同组-1.3950.1631-6.4550.0000图 5 公共品博弈实验的投资趋势接下来,我们对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在维持社会合作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图 5 展示的是基础组(T1)、内化组(T2)和社会认同组(T3)合作率的变化趋势。从图 5 可以直观地看出,基础组、内化组和社会认同组的投资比例都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加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对各实验局进行期数效应检验发现,基础组、内化组和社会认同组的投资比例确实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其中,社会认同组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下降速度最快(b=-3.375,p=0.000),内化组次之(b=-2.621,p=0.000),基础组的下降速度最慢(b=-1.816,p=0.003),这主要是由于基础组的整体投资率都很低,下降空间有限。但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在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作用下,内化组和社会认同组的平均合作率在大多数轮次中均高于基础组。743经 济 学 报2023 年 6 月为了进一步探究三组平均合作率随轮次衰减的速度变化,我们利用 Matlab的 curve fitting tool 分别对三组公共品博弈实验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具体拟合曲线和方程形式详见附录 2)并根据拟合效果选择最佳的最高次项和具体方程形式。根据拟合方程,我们可以求出各组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平均合作率随轮次变化的下降速度变化(加速度),进而探究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在改变平均合作率变化趋势惯性方面的角色,结果如表 4 所示。首先,对基础组而言,在第 15 期,其平均合作率的衰减加速度一直处于大于 0 的状态但不断减小,到第 5 期时的衰减加速度已经接近于 0,即公共品投资已经处于或接近于匀速下降。在第 510 期,其平均合作率的衰减加速度开始小于 0 且绝对值不断增大,即合作率水平的下降速度越来越快,这可能是受到公共品博弈的实验结束效应影响。其次,对内化组而言,其在前 6 期的合作率衰减速度不断减缓,后4 期则逐渐加速,但是相较于基础组,其平均合作率的加速度绝对值都要更小,即内化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衰减速度的变化。最后,对社会认同组而言,不同于基础组和内化组,其平均合作率在前 5 期加速衰减但加速度越来越小,而在后 5 期开始逐渐降低衰减速度且降低幅度越来越大,即加速度越来越大。但是,相较于基础组,其平均合作率的加速度绝对值都要更小,即内化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甚至降低平均合作率的衰减速度且社会认同效应的作用更强。表 4 三组平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