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pdf

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吕育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要：随着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不断涌现，环境政治理论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分支。艾克斯利提出的绿色国家理论，旨在建构一种绿色民主国家，使之既能够担负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又能够担负起跨边界民主治理的推行。然而，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国家对私人资本积累的过度依赖以及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民主赤字”是绿色国家建构首先需要克服的三个挑战。基于对现存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内源性批判，艾克斯利认为生态民主是适用于绿色国家的民主新原则，它由规范性理想向实践性程序的转化，需要借助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和跨边界民主治理的推行。绿色国家政治理论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实现环境正义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但这一理论本身仍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本质上是一种生态资本主义。因此，基于现存自由民主制的绿色国家，仍有待转型为更高阶的、真正的跨边界生态民主国家。关键词：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生态民主；绿色公共领域；跨边界民主DOI：10.16397/ki.1671-1165.2023003084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主权国家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主流的生态政治理论一方面认为国家无法承担起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并因此拒斥全球政治的“国家主义框架”；另一方面把国家看作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从而主张超越国家。作为一名激进的生态政治理论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罗宾 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则肯定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一种绿色国家（green state）的政治构想。她认为，尽管绿色国家建构遭到重重挑战，但现实表明，它已经孕育在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体系中。随着国内国际社会与环境相关的决策规则和实践性程序的不断提出，在生态民主规范理想的指引下，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和跨边界民主治理的推行将使绿色国家的建立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一、何谓绿色国家?何谓绿色国家？从广义上说，“绿色国家”这一术语可以与环境国家（environmentalstate）、生态国家（ecostate/ecological state）等词进行互换，对它们的考察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国家体制和市场经济日益被视为环境危机的元凶，许多环境政治学家纷纷*收稿日期：2022-11-02作者简介：吕育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84开始思考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国家应该逐渐承担起环境保护这一重要职能。因此，环境国家、生态国家等词汇开始出现在环境政治领域。如今，绿色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不同学者对绿色国家的认知因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异。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绿色国家的概念可以从经验分析层面和规范层面进行理解。从经验层面来看，绿色国家把环境保护视作主要的国家律令，因此它是一种继自由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之后的新的国家形式；它不仅关注经济与自然进程的协同发展，还注重对科技现代化的公共反思。按此标准，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常被学者们视为环境保护的先锋国家。相较之下，规范意义上的绿色国家是一种以生态可持续性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规范性的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国家，它应该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首要目标。简而言之，绿色国家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基于生态事实作出回应的不断进化的国家体制，又可以作为一个需要为之奋斗的反事实的生态理想。艾克斯利在 2004 年出版的 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中首次明确提出“绿色国家”的概念。在她看来，绿色国家不是单指由绿党政府执政并实施一套计划性的环境目标的自由民主制国家，而是指规制理想和民主程序中贯穿着生态民主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国家。这样一个绿色国家不仅比自由民主制国家更有能力保护自然，而且在面对文化多样性和日益增加的跨边界甚至是全球生态问题时能够维持其合法性，艾克斯利把它称为生态托管员和跨边界民主的推动者。实际上，这种绿色国家的政治构想在艾克斯利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她在 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通向生态中心主义之路（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Approach）中设想了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政体，并表示：在这样一种政体下，存在一个民主的国家立法机构，即它的权力要小于现存的民族国家，但对地方的、地区的以及国际的民主决策机构会寄予更多的响应；在地方社区之中和社区之间，政治与经济权力将得到更大程度的扩散，财富得到更大的分享；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范围也将得到进一步扩展；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文化解放将得以壮大。艾克斯利对这样一种生态中心主义政体的勾勒，正是她的绿色国家构想的雏形。在之后的 绿色国家 中，艾克斯利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一种规范性的绿色国家理论。从生态中心主义的政体到绿色国家，如果说艾克斯利对前者的设想还带有乌托邦的色彩，那么从她对绿色国家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她更加致力于从现存的认知和实践中探BCKSTRAND K，KRONSELL A.Rethinking the green state：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wards climate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s M.London：Routledge，2015：6.DRYZEK J，DOWNES D，HUNOLD C，et al.Gree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environmen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United Kingdom，Germany and Norway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64-165.CHRISTOFF P.Out of chaos，a shining star？toward a typology of green statesM.BARRY J，ECKERSLEY R.Thestate and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42.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2.ECKERSLEY R.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M.London：UCL Press，1992：185.吕育晓：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 85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索绿色国家的规范性愿景，也正如她本人所言：“在无规矩的政治想象和对现状的悲观屈从之间谋求出路”。二、绿色国家建构的三大挑战及回应艾克斯利认为，她对绿色国家这种规范性的政治愿景进行批判性建构之前，首先要回应主流的绿色政治理论家和环境主义者对国家和国家体系的质疑。由此，艾克斯利挑选出三个可能对绿色国家的发展前景造成主要阻碍并必须克服的挑战。（一）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特征绿色国家政治构想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主权国家间竞争性行为所生成的无秩序结构。按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安全问题一直被看作是国家的主要议题，而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中。在这个本质上是霍布斯式的体系中，主权国家之间彼此忌惮、互不信任、为了自保或扩张而持续争夺稀缺资源。在这些竞争中的任何成功都被理解为国家不同物质能力的展现，并归结为它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预见，“环境保护在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研究中只能处于边缘地位”。总之，现实主义者把国家仅仅固定在安全、权力、物质与经济的领域中，他们在批判国家剥削自然环境的同时，忽视了它同样可以承担起生态保护者的角色。按照他们的观点，绿色国家的构想根本无法实现。艾克斯利面对现实主义者对绿色国家的质疑，以批判性建构主义的解读方式对其进行了批评。她指出，现代国家是一个兼具包容与排外、解放与压迫等矛盾性的场所。然而，从现实主义者的角度，国家的利益、身份和职能仍然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也注定不受国内政治变化以及国内外反霸权抗议和话语的影响。与这种解读相反的是，批判性建构主义理论家充分注意到了国家的“矛盾性”。在他们的解释框架下，“国家身份和利益”和“国家体系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的变化都应当作历史化的理解。主权国家作为社会行为体，在与外部环境产生联系时，不但可能改变它们对外部环境的理解及其相互作用，还会转变它们对自己身份和利益的理解。从这一角度说，国家可以独立或合作式地开展环境保护行动，环境多边主义的发展也恰好印证了这点。因此，绿色国家或国家体系的绿化是有希望实现的。在艾克斯利看来，随着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境组织的不断涌现，“基于一种新自由主义的 以利益为基础 的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正逐步取代现实主义，成为目前用于理解国家和国家体系的主要方法。与现实主义相比，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基于洛克式的分析框架，其主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13.霍布斯.利维坦 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6.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21.批判性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由特定时期的文化、制度和历史环境之间的互动所建构的。也就是说，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塑造了我们对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看法。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24.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28.86要观点是：“国家被设定为擅长工具性谋算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任何合作协定的达成所反映的，都是能够比其他制度安排带来更多实利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所有来自这种讨价还价的共同利益都不过是功利最大化国家满意度的集合而已。尽管如此，把国家置于互惠的权利与责任的体制之中，的确呈现了一个基于共同体成员之间某种程度的信任与相互承认的道德共同体雏形。正是这种信任和相互承认，使得国际治理在缺乏一个中央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得以开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多边环境协议的签订和国际环境组织的成立，就可以被新自由主义者解读为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主权国家体系中展开全球环境治理。考虑到绿色国家的发展前景，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显然要比现实主义对全球环境治理更具积极乐观的态度。尽管如此，艾克斯利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框架还是存在局限性。首先，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把国家利益和身份、国家体系看作是不可挑战的前提。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框架下，环境多边主义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国家主权的，而不是挑战它。其次，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谓的乐观态度建立在一种狭隘的“难题解决理论”的基础上。艾克斯利借用罗伯特 考克斯（Robert Cox）的观点说，这种“难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是一种策略行动指南，它所提供的只是针对当前难题的解决方法，而无法带来现存秩序的变革。在批判性建构主义的视域下，环境多边主义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只能提供一些权宜之计，而无法提出全球环境治理的长久之计。最后，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被假定为理性行为者，对多边合作相对于不合作的收益与代价进行纯粹功利性估算”，因此，当提出的环保建议是一些非功利性的道德观点或者与国家的物质利益不相一致时，它们是不会被多边环境协议所采纳的。（二）国家对私人资本积累的过度依赖绿色国家政治构想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一方面在制度上倾向于捍卫资本的利益，这是因为它对私人资本积累所提供的收入（主要是税收）存在功能性依赖。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又被看作是代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还要对被剥削者或者受到资本主义伤害的人负责。因此，从这点看，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必须补救由于私人资本积累而带来的否定性的社会和生态副作用。然而，如果要解决由资本积累带来的生态危机，就要限制资本活动，而这将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如通货膨胀、资本罢工或外逃、劳工骚乱等，这些危机的解决显然不能仅仅靠更高效的经济管理，但是政府的政治管理又因对资本积累的功能性依赖而无法有效实施。总之，按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本质上对私人资本积累存在过度依赖，这也就注定了它无法在不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担负起国内、国际生态责任的绿色国家。艾克斯利对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认识给予了一定的认可。她认为，这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29.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31.O CONNOR J.Natural reason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M.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7：245-247.吕育晓：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 87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些认识起码证明了国家不是孤立的管理机构，而是只能通过其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来理解的社会结构。然而，这种对国家的解读在艾克斯利看来是功能主义的，似乎国家只能从客观的职能角度去理解，而一切国家政策产出要么被解释为促进资本积累，要么被解释为维护国家合法性；不仅如此，这种解读还往往把经济力量看作一种永恒不变的客观逻辑，而政治力量则是偶然的、非决定性的，是不可预测的话语和权力斗争的产物，这就导致了一种对国家和经济关系的宿命论式的理解。按照批判性建构主义的观点，虽然国家政策制定的外部界限或许仍然由经济力量所决定，但政策的内容还受到关于社会制度的意义、目的和功能的政治与话语斗争的影响，因此政策的界限并非不可以调整，而政策本身也绝不能简化为一种非人性的经济动力机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现代化战略的提出及推广给予了现存国家朝绿色国家的方向发展的可能。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和竞争国家正取代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更倾向于使其领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更具全球竞争力，此时的国家也正从“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和保护者向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和去规制化的推动者偏离”。面对这些变化，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家表现出两方面的担心：一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家中的系统化应用，可能变成自我服务性的，从而剥夺了国家的领导能力和自主性；二是竞争国家对吸引资本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追求，给国内和国际环境标准带来了下行压力，造成一种逐底竞争(a race to the bottom)。针对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家的第一个担心，艾克斯利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并不能导致所有国家都同等程度地丧失政治自主性。这一观点可以通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同表现得到很好的证明。再者，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假如说所有国家都丧失了其自主性，那显然是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没有国家确立的多边制度框架，全球市场也不可能存在。正因为考虑到这些，艾克斯利才表示：“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变化，有一些发达国家仍是全球秩序的守门人，也是更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的关键，它们为其他的治理结点创造并授予权力和合法性。因此，国家通过协调行动来改变这些制度安排的潜力是巨大的。”针对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家的第二个担心，她回应说，由于市民社会的抗争、国家不断改变的规制措施和资本主义对不断变化的国家规制和消费需求的适应性等多种原因，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下行压力不太可能以一种反生态的结局告终。不同国家面对竞争压力将会采取不同战略，其中有可能为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而增加环境规制。（三）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民主赤字”绿色国家政治构想面对的第三个挑战是自由民主制国家正遭受“民主赤字”的困扰。许多绿色政治理论家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批判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关涉“行政国家”的工具理性；第二个维度关涉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自由特性。在他们看来，这两个维度所体现的民主赤字使得自由民主制国家与绿色国家所要求的绿色民主理想和民主参与相背离，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66.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67.88因此他们对自由民主制国家进行绿色批判。艾克斯利并不认同这种针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绿色批判，她在对上述两个维度的批判作出批判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自由民主制国家并不是建构绿色国家的绊脚石，相反，绿色国家的架构已经诞生在并显现于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躯壳里。第一个批判维度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自由主义国家还是非自由主义国家，都不能把可持续性的实现放在行政国家系统的优先位置。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认为“虚假的代议制 行政国家和由它促成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造就了一种环境有害型动力机制”，就是认为“行政国家的官僚理性太过死板、太过等级制、太过局限，以至于无法处理多变的、不可还原的和复杂的生态问题”。总之，在他们看来，国家不可能成为生态拯救者和托管者。艾克斯利对这种反国家主义的立场提出反驳。首先，尽管可以看到国家与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联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所设想的国家的替代物就能完全解决环境问题，并且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其次，我们可以期望一个更加民主化的国家体系出现，鉴于许多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利用并创造性发展现存的国家治理的规范、规则和惯例，从而使国家权力变得更加民主和生态可问责，这对解决生态问题恐怕要比跳出国家体系、重新设计一种全球治理结构更为行之有效。最后，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批判应该被理解为对国家不合法权力的批判，而不是对国家本身的批判。这里的不合法权力是指它没有依据其民主规范性理想对民众充分负责。在此意义上，艾克斯利认为，“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家所面对的最终挑战不应该只是让自由民主实践与自由民主理想保持一致（虽然这可能是个好的开始），而是应该构建一套独一无二的绿色规制理想和一个绿色民主宪制国家（它比自由民主制国家具备更少排外性和更多公共性的精神）。他们所关切的不应该只是国家实施权力，而是这种权力如何被变得更加可问责因而更具合法性”。第二个批判维度的主要观点是：自由民主制国家所具备的自由或自由主义的特征以竞争性的人类偏好（competing human preferences）为基础，这与公共环境利益的形成和发展相矛盾；考虑到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并看重绿色价值，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也不应该保证每个人都享有绿色生活，因此为保证一种生态可持续社会所作出的任何尝试都很可能以牺牲个体自由和道德多元主义为代价，从而把人类引向奴役之路。对于这种观点，艾克斯利予以批评。首先，尽管自由民主制国家被自由主义者视作疏导、调解、平衡竞争性利益的场所，自由民主制是协调竞争性利益的手段，按此理解，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也将被竞争性利益所取代，最终制定的环境政策也是一种“短期主义”；但是艾克斯利看到，现实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正经历着环境规制和行政管理的革新，对生态的考量也逐渐成为影响国家行动的重要因素。也正因如此，艾克斯利才作出判断说：“生态国家的轮廓已经显现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框架中。”其次，她并不认为建立一个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与非自由甚至是与奴役挂钩的。从根本上说，自由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88-89.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93.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103.吕育晓：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 89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民主制国家只关注个体和社会偏好，它的政策制定往往显示出一种对公共环境利益保护的偏见和对某些私人利益的偏爱。换言之，它把某些人的自由置于另一些人的自由之上，甚至牺牲一些人的自由。因此，自由民主制国家并非是公正的，它所保障的往往是形式自由而非实质自由。与之相反的是，一个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或者说一个绿色国家，它将以一种开放、实践、试验性的态度，欢迎公众对共同关切的环境议题进行民主审议，并且支持他们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审议形式，以探索更多元的可能。在此意义上，绿色国家的建构非但没有像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否定多元主义，反而使之激进化。三、绿色国家建构的三个关键在对绿色国家所面临的三大挑战进行批判性回应中，艾克斯利认识到，绿色国家比自由民主制国家更具合法性和可欲性，它应该建立在对自由民主制国家规范性理想的批判性继承之上。比起自由民主制在面对生态问题时的天然局限性，生态民主是一种更适配于绿色国家且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的民主新原则。生态民主由规范性理想向实践性程序的转化，离不开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和跨边界民主治理的推行。（一）生态民主与审议民主的结合艾克斯利认为，生态民主基于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原则，即：所有受到风险潜在影响的人都应该有机会亲自或者被代表参与到产生这种风险的政策或决定的制定过程中。在生态民主的新视域下，这里的风险主要是指因为持有对他者的一种纯工具主义立场而有可能造成对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环境利益的损害；而参与到风险决策中的人应该扩展至所有潜在受到影响的群体，不管是哪个社会阶级、处在哪个地理位置、持有哪个国籍、属于哪个世代。生态民主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体现在它向传统的民主类型提出的四个层面的挑战上。在道德层面，生态民主既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也承认非人类他者以及人类与非人类所共同依赖的生态共同体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它企图把民主的考量扩展至一个更广泛的生态共同体，尽管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能全部做到相互承认。在认识论层面，生态民主要求那些能够参与到民主审议中的群体寻求可行的、合算的方法，来代表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不被充分知晓或无法代表自己的利益的群体。在政治层面，生态民主主张人类个体自治权的施行应当满足的生态限定条件是：行动者必须在一个公开的批判性的交往环境中，真正地（或理论上地）面对和回应潜在受害者和风险接受者。简言之，他们要对产生风险的活动负责。在制度层面，生态民主期望超越以往的民主自决的边界民族国家，创造更灵活的民主程序来联系复杂多变的生态难题以及受它们影响的人类和非人类共同体。实际上，生态民主所提出的四个层面的挑战体现了它不同于自由民主制的新的规范性要求，然而对于绿色国家的建构来说，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如何将生态民主的规范性要求在现实的政治决策以及制度制定过程中实现。在艾克斯利看来，生态民主最好的实现手段是审议民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114.90主。不同于自由民主制主张在市场中的私利行动者之间进行战略性的讨价还价或者权力交易，审议民主具有直觉性的绿色诉求，它倾向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对价值和共同目的问题进行不受约束的平等的审议，在这一审议过程中，人们学会对他人和环境的依赖，学会承认和尊重后代人和非人类物种的利益。不仅如此，审议民主凭借其不受约束的对话、包容性以及社会学习三个基本特征，也特别适用于长期性和普遍性利益的集体决策过程中，例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生态民主规范性理想与审议民主实践的有效结合，艾克斯利还提出了政治代表多样化机制、环境倡导者专门化理念以及保护潜在环境受害者的预警原则等具体主张。（二）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受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的影响，艾克斯利把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看作绿色国家建构的又一关键。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认为，自由主义式和共和主义式的两条民主进路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他所提出的话语民主是介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并吸取了二者优势的民主新模式。对他而言，这种话语民主的实现尤其离不开公共领域的繁荣。因为首先，公共领域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和公开性，公众关于政治议题的自由表达只有经过公共领域的批判讨论才能被提炼为一种真正的公共舆论；其次，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民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来源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最后，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结纽带，公共领域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借以实施政治影响甚至转化为政治权力的中介，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又需要通过它得到市民社会的认可。简而言之，公共领域的繁荣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论及绿色民主国家的建构，艾克斯利把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放在重要位置。那么，如何发挥公共领域的潜能，从而促进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呢？艾克斯利借鉴道格拉斯 陶格逊（Douglas Torgerson）的观点，给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比起对一些单纯追求特定生态目标的绿色运动的关注，绿色活动分子和理论家应该更加关注在公共领域开展与环境议题相关的多样化的政治对话，因为争论的终结也就意味着绿色公共领域的衰败。第二，新社会运动同样是重要的，艾克斯利所提倡的运动，其目的应该是能够使处在生态风险中的边缘群体参与到政治意见和意愿形成中，从而扩大并深化生态民主进程，活跃绿色公共领域，促进国家转型。第三，环境关切行为体的多样式联合对多样化环境网络的持续也至关重要。新社会运动、科学家、研究机构、普通公民以及生态现代化公司之间应该尝试建立创造性的联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艾克斯利十分强调一个活跃的绿色公共领域对于绿色国家建构的重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115.预警原则旨在将现代、未来世代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利益纳入政策制定的系统性考量，从而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的公共政策出现。TORGERSON D.The promise of green politics：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M.Durham：Durk UniversityPress，1999：20.ECKERSLEY R.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158.吕育晓：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 91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要性，但她的绿色国家理论默认的前提是国家在追求社会和环境正义的道路上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对艾克斯利来说，绿色公共领域的繁荣离不开国家的回应与支持。虽然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但面对复杂的生态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如何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外向性的态度，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从而推进生态民主的理想。（三）跨边界民主治理的推行对艾克斯利而言，绿色国家之所以比自由民主制国家更具可欲性和合法性，其根本在于它将民主扩展到那些至今仍被排斥在现行的决策和立法过程之外的群体，使他们作为环境风险的受影响者，有机会参与到对复杂生态难题的决策甚至法律制定的过程中。这也就意味着,绿色国家的生态民主理想带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它绝不局限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中，而是兼顾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决策密切相关的其他共同体。此外，全球化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包括生态问题）只能在跨国家、跨边界的层面上解决。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跨边界的民主治理成为艾克斯利绿色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艾克斯利认为，推行跨边界的民主治理，首先要在观念上摆脱以往两种民主治理原则的局限性。一是戴维 米勒（David Miller）所代表的社群主义的归属原则（the principle of belongingness）。该原则主张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民主原则的前提，即民主只有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内才能成功地实现制度化。对此，艾克斯利表示，她并不反对在民族国家共同体中达成的社会团结对于承载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但她质疑的是，只有民族国家共同体才能提供培育民主团结的基础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她看来，民族国家共同体只是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它是基于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社会联结而形成的想象共同体，并且日益遭受着全球化进程的压力，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其他想象共同体的存在，例如，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基于对全球生态问题的关切而形成的共同体的存在。二是戴维 赫尔德（David Held）所代表的世界主义的“受影响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affectedness）。该原则提出，“世界主义的民主制模式是一个全球性权威体系的法律基础，一个由多样化和相互重叠的权力中心构成并受到民主法律决定和约束的体系”，即所有的国家只有在维护这种统一的民主法律之下才是合法的，而所有的公民将在这种统一的法律下享有权利。对此，艾克斯利认为，赫尔德的民主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而非共同体的民主，在面对现实的生态难题时，它们所影响的往往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特定的阶级或共同体。因此，这种世界主义的民主理想存在着实践的局限性。尽管充分剖析了两种民主治理原则的局限性，但艾克斯利并没有对它们给予全面的否定，相反，她在汲取了二者优势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提出了绿色国家的跨边界民主治理方式。第一，建立一个体现生态民主的受影响原则的制度化治理框架，通过国家之间的多边协定建立相互重叠的、相互补充的治理结构，以便有效利用现存的领土治理结构。第二，借助活HELD D.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rethinking democrac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SHAPIRO I，HACKER-CORDON C.Democracy s ed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05.92跃的绿色公共领域来培育世界主义的、外向性的、不愿向现世或未来的陌生人转嫁的公民义务规范，促进民族国家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社会性团结。最后，把预警原则宪制化，各国对这种决策规则的相互遵守将为生态和社会责任的制度化提供一种强大的代理机制，使超出国家管辖范围的、处于风险之中的相关共同体承担生态和社会责任。四、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评析作为很早就投入到绿色国家研究的先锋人物，艾克斯利对绿色国家理念面面俱到的论述，为绿色国家理论的后续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一，在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政治理论中，她始终强调民族国家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主张改变对国家传统的身份和职能的认知。这既挑战了生态政治理论家唱衰国家的主流观点，又引发人们思考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下越来越复杂的生态难题，即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国家转变为一种为生态负责的绿色国家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第二，绿色国家理论不单单是借用生态民主的理念来革新现代自由民主制，或者说使现代自由民主制绿色化，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生态民主与审议民主的结合、绿色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关系、社群主义的民主治理原则与世界主义的民主治理原则的局限性的讨论，为绿色国家这样一种生态主义的政治理想寻找一条真正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化道路。第三，作为“浅绿”生态文化理论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绿色国家理论同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以及环境全球管治理论一起，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然而，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政治理论仍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一是西方绿色话语与全球环境正义之间的矛盾。面对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发展阻滞等问题，艾克斯利着眼于国家的角色和功能，试图提出一套能够克服当前自由民主制国家缺陷的替代性绿色国家理论。在她看来，绿色国家孕育并脱胎于自由民主制国家。因此，她的绿色国家政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应对西方环境治理需求、基于西方国家制度框架的西方绿色话语理论。在这样一种西方绿色话语的视域下，我们不仅要问，它是否具有一种普适性，即它是否能够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变革，从而成为一种可能实现全球环境正义的绿色话语。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思考，这种西方绿色话语的输出，是否会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陷阱。一直以来，艾克斯利都对欧美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力赞赏有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水平和潜力，始终抱有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在 重思领导力：论中美在 巴黎协定 谈判中的角色（Rethinking Leadership: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Paris Agreement）一文中，艾克斯利表示：中美两国同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促成 巴黎协定 的谈判中展现了绝对的国际领导力，它致力于实现并维护多方达成统一的协议，甚至不惜作出妥协让步；相比之下，中国则主要扮演着防御性的合作者的角色，它更加在乎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及发展问题。她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像美国一样发挥应有的领导力，是因为中国更多地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量，在此基础上，中国所倡导的吕育晓：罗宾 艾克斯利绿色国家政治理论探析 93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生态文明建设只是面向中国而非面向世界。显然，艾克斯利的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以往大部分的环境公约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在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寻求的公正的理性诉求往往被削弱或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以达成统一为目的的领导力的背后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变相掠夺。不仅如此，面对 巴黎协定，美国先是退出后又重返的操作，更加暴露出它对待全球环境治理的态度完全是基于个体理性而非集体理性作出的政治选择。综上，在艾克斯利的逻辑之下，我们很难不去反思：她的绿色国家政治理论，究竟是一种可能实现全球环境正义的绿色话语，还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民主干涉话术，抑或是一种绿色霸权?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二是理论目标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