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对钟鼎文字的态度转向.pdf

1022023 年第 5 期文化透视章太炎先生（18691936）为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广涉经学、史学、小学、医学等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章太炎研究日新月异，但关于章氏对钟鼎的态度，学界至今未有积极定论，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信”或“疑”的单一问题上，对由“疑”到“信”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问题都缺乏深入的关照，因而未形成一个相对客观而全面的认识。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章氏著述中所引的钟鼎文字材料，也有学者开始重新整理、论述章太炎对甲骨等出土资料的态度。这对章太炎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一 章太炎“不信钟鼎”辨析（一）章太炎对彝器真伪问题的态度转变章太炎对于钟鼎的真伪问题，始终十分谨慎。他在1910年10月31日与弟子钱玄同的书信中说：“若钟鼎则真伪难知，无宜傅会。”1态度较为模糊，但并未全盘否定。同年，他的理惑论一文对当时钟鼎的出土情况提出了五点质疑，认为近世出土器物众多，不合常理。一些学者凭此文即认为章太炎对铜器持否定态度。其实细读文章后，可知章太炎针对的是铜器的出土情况，而不是器物本身；并且文中还说“然则吉金著录，宁皆雁器，而情伪相集，不可审知，必令数器互雠，文皆同体，斯确然无疑耳”2，指出铜器真伪杂糅，但若这些器物铭文有相互吻合者，便无疑。其态度是缓和并且积极的。之所以给读者造成对钟鼎言辞激烈的错觉，是因为章氏在文中对甲骨的发难，但实际上章氏在此文中对二者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而“数器互雠则确然无疑”的这一观点，在1913年文始叙例中也再次被提到：“自宋以降，地臧所发，真伪交糅，数器相应，足以保任不疑，即暂见一二器者，宜在盖阙，虽捃摭不具，则无伤于故训顾 湘论章太炎对钟鼎文字的态度转向摘 要：人们普遍认为章太炎不信钟鼎。但从章氏书信、年谱及著述中有关钟鼎彝器的观点，可发现其对钟鼎由“疑”到“信”，只是对宋、清人的释文评价甚低。章氏曾搜求铜器，对铜器的制作材料、铜器拓片以及钟鼎著述都有过关注或研究，还参考钟鼎文字解释说文以及三体石经等。章氏对钟鼎文字与说文关系的讨论，反映了他作为传统小学家“以说文为中心”的主张；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以说文解释古文的局限性，因此也兼采彝器古文。关键词：章太炎；钟鼎文字；说文解字；小学1032023 年第 5 期文化透视也。”3所以这个时期，章太炎对铜器是比较认可的，只是因严谨的态度而不甚显眼。章氏晚年已确信大部分彝器及其文字的真实性，这时也不再“讲条件”，只是依旧保持谨慎的意见。1935年章氏在苏州国学讲习会上讲小学略说时说：“钟鼎重器，铸造匪易，故伪者尚少。”4比之理惑论时期，态度更为肯定。章太炎在这次演讲中曾两次言及钟鼎文字的可信程度：“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大抵钟鼎文可识者，十可七八；刀布则十得五六”。5同年6月28日，他在与金祖同的书信中，也提到“钟鼎可信为古器者十有六七”。6另外，章氏与马宗霍的一封书信中亦说：“彝器真赝虽难尽定，其可信为真者，终有十分之七。”7张虹倩认为，章太炎对金文持“信物疑释”的态度。8即是说，章氏对钟鼎器物本身是相信的，但对钟鼎铭文的释文持疑。章氏在与马宗霍的书信中曾明确表达过此观点：“若宋以来所作彝器释文，直是无知妄作，无一言可信。器自真，释文自妄。”9又，章氏在与金祖同书信中将钟鼎与红崖碑和埃及碑类比，称它们皆非赝造而“释文无一可信者”。10章太炎这样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章氏认为由于宋代离三代已逾千年，故钟鼎文本已不可识，尤其是相较于三体石经这样文本确凿的古文字材料。所以其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既以三体相检，其字有定，不容立异，非若铜器款识者人人可以用其私也。”11第二，章氏认为释钟鼎文字者既不得自“师授”或“故老”，亦无征于字书，所以其释文不可信。如1922年5月5日章氏与易培基书说：“自宋以来，为彝器款识作释文者，皆取之胸怀，既非师授，亦无显证。”121931年11月13日，他在与吴承仕书信中说：“后之作钟鼎释文者，绝无传授，以臆释为何字，此所谓不知而作者矣。”131935年其汉学论（上）云：“循彝器释文之说，文不必见于字书，音义不必受之故老，苟以六书皮傅，从而指之曰，此某字也。”14对考释者不正统的考释方式提出批评。在章太炎看来，宋人清人的释文各有弊病“宋人之识钟鼎，皆略取形似，笔画增减，一切不论，其失在鹘突。清人之识钟鼎，皆皮傅六书，强为仞定，其失在专辄。”15他认为宋人“望气而知”，太过模糊；而清人因治小学的习惯，一味以“六书”为识读的指导方法。这一评价虽犀利，但的确指出了宋清两代铭文考释最突出的问题。宋代金石学初兴，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金石学家也不通小学，因而“穿凿附会、误释误认的字自然也不少”。16而清代学者专治说文，“六书”之说又是应用于以说文为代表的六国文字和秦篆的文字规律。于省吾先生曾言说文以小篆为主，所引的古籀文皆是晚周文字，并非文字的本源。17清人对许书“极推崇之能事”，自然无法正确地追本溯源，以致误释铭文。（二）章太炎对钟鼎文字的相关研究如果说上文所述章太炎对钟鼎的态度改变还只是一种观点的演绎，那么数年后，章氏访求铜器、研究拓片等一系列活动则是在实践上具体和深入了。1918年，国内政局复杂，章太炎辗转西南和两湖地区。1810月，章太炎返沪，先后与弟子钱玄同和吴承仕通信，问及铜器事。10月31日，他与钱书章太炎（18691936）1042023 年第 5 期文化透视云：“近日铜器价值甚廉，亦见何物否？”1911月13日，他又致信吴承仕：“闻宛平铜器近甚易得，贾直亦轻，足下能为访求一二否？”2012月6日，其又与吴书：“端居无事，且思得一二铜器以为娱乐。在蜀亦得数品。北都此物仍贵，足下似亦不好。”21有意思的是，章氏在这封信尾称“勿以玩物丧志为笑”，似乎因自己搜求铜器的行为而略感羞惭。无独有偶，章氏在1920年与吴的书信中提及自己“近得四川虎一具”，亦自嘲曰“聊以玩物害志焉。”22虽然章氏这时只是自称以铜器为娱乐，但紧接着却对数种铜器拓片展开了考证。1919年6月26日，章太炎与易培基的书信中说：“昨得手书，并无异敦拓本23、湘军志平议，展玩尺札，如对故人无异敦释文无误。”“商周铜器，可尽拓以见遗否？”24可以猜想，章、易二人在这之前还曾有过书信讨论过赠送拓本事宜。1922年5月5日，章氏与易书，称已收到所寄散氏盘拓本，并赞其字画精湛，允为名宝。25对于拓本中某些字，章氏还作了考释，不过他本人对此番考证并不笃定：“仆本不欲妄说，今此所释，亦未敢自信。”26但一月后，章氏又致信易氏，说散盘近又考出一字。对于这次考释的结果，章氏颇为满意：“此字释，觉字形文义，确当不疑，甚自快，兄以为何如耳？”27又自写释文于其上，寄回给易培基。可知上次信后，章太炎继续释读拓本，仿佛还有些乐在其中。又，1923年12月21日，章氏与王宏先书信中讨论所得黄河崩岸磬形铜片拓本，论其形制云云。1925年，章太炎发表铜器铁器变迁考一文，考证铜器、铁器在古代生产和战争中的使用情况，并论冶炼锻造之术。28文中谈及钟鼎的制造材料：“然此诸器，惟鉴燧必用铜锡，铜鼎亦宜以铜为之。”29五年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作为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名著，此书开始运用出土铜器进行殷周制度考证。虽然章太炎对铜器的研究不及郭氏深入，但于古史考证也有所补益。此外，从章太炎的一些表述中可以得知，他对集古录 考古图 博古图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钟鼎著作都有涉及。1906年9月在日本演讲论语言文字之学时，章氏说：“欧阳作集古录，虽于钟鼎彝器有所考征，而文字之原非其所识。”301932年他与黄侃书：“孙生来，所得考古 博古二录，欣快之至。款识释文，自昔是非无正，沿袭既久，以为固然。”“永叔集古不录正文；录正文者，莫先于吕氏。得此，则首都在吾掌中矣。”31按章氏的说法，得此二书，将便于款识释文的研究。1933年，章氏古文六例驳阮元说：“阮氏仍之，乃云黼画斧，实有其物其说见积古斋钟鼎款识及研经室集，乃如阮氏得意之论。不知说文夔字说解云”321935年4月在说文解字序中，章氏认为薛尚功以钟鼎为法帖，视作美术之一，为最有识者。33章太炎曾于1935年6月30日与金祖同通信，自白“于铜器款识讨究数十年”。34那么至晚1915年，章氏就已开始研究铜器了。从其早期所引钟鼎文字的情况来看，确应属实。1906年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氏就曾说过：“考之仪器，龜字作，雞字作，環字作，宛然象其物色。”“发声之毛公鼎拓片1052023 年第 5 期文化透视维，古彝器皆作隹。”35而由章太炎1908年至1909年在日本国学讲习会上讲授形成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以下简称授课笔记）中亦征引钟鼎文字。36章氏所言不虚。二 章太炎论钟鼎文字与小学的关系（一）关于“以钟鼎改说文”章太炎从始至终都反对以钟鼎驳斥或者校订说文的行为。1913年以前，这一观点比较集中。在理惑论（1910年）中，章氏批评吴大澂“毁瓦画墁，以相欺绐，不悟伪迹”，而“疑经典有讹，说文未谛”。他给出的理由是彝器文字“素非精理”。1911年1月24日，章氏在与钱玄同书中谈到王菉友“以钟鼎改说文”时，说古文一字数体，即使钟鼎之形精审，对应的说文古文未必就是错的，而且钟鼎文也不一定都正确。章太炎接着又称以钟鼎改说文是“多歧亡羊”，容易使治学者泛而不专。同年5月2日，章氏与钱氏信中感叹“高者如孙中容之伦，已不免摭拾铜器，擅改形声。”37其文始叙例亦见“刮摩铜器，以更旧常”之语。章氏亦想通过李斯和班固的例子说明说文中也收录了不少彝器文字；又以钟鼎文字“荧眩奇字，不审词言之符，譬之瘖聋”，认为质疑说文的行为会因小失大。38章太炎晚年时，对“改说文”的态度不再如以往那般尖锐。章氏1932年11月22日与吴承仕的信中说：“今于说文所录形义有不可知者，参之彝器、石经，容可相说以解。”明确提出可适度参考彝器文字来解释说文。1933年7月4日，他与黄侃的书信中又说：“大氐研寻古文者，当以说文为律度，著其信善，而匡其纰缪。”39章氏一向回护说文，这两处的语气却十分中肯。然而1935年，章太炎发表小学略说的演讲时，态度似又转还，称今人喜据钟鼎驳说文之风至今约六七十年，“诡谲者流，以为求古文于说文，不如求之钟鼎。然钟鼎刻文，究为何体，始终不能确知”；又称“以钟鼎而驳说文，其失不止偏闰夺正而已”。40如上文，1913年以后，章氏研究铜器的记录已较为多见，并且我们推测出章氏实际开始研究钟鼎的时间应该更早。但章太炎似乎晚年仍旧对“改说文”之事戒之慎之，着实令人疑惑。实际上，章氏的主张一直未变。他不赞成因对钟鼎有研究就质疑或改窜说文，这也是他屡次批评吴大澂的原因。吴氏著说文古籀补，“取古彝器文择其显而易见、视而可识者得三千五百余字，汇录成编”41。客观而言，古籀补开古文字工具书之先河，对古文字学发展实有奠基之功。而章氏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主张，综合考虑，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主观上对说文的维护。章太炎虽第一个提出“语言文字学”这一名称以取代传统小学，42但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依然是传统小学，即形体、音韵、训诂三方面。43章太炎支持小学独立于经学之外，而说文之学又在清代小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章的治学沿革，以及后来为“激发民族种性”而提出的“国粹”主张等都和说文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治学环境下，章太炎与说文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1910年12月9日与钱玄同书信中，章氏谈道：“然非如段君精审，必不可轻改说文仆自作文始后，觉许君说解一字一语多为精意所存，比类观之，益见深妙。”44而以钟鼎改说文的做法，势必会动摇甚至变更说文的正统地位。所以即使章氏关注其他文字材料，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对说文的价值认同。第二，释钟鼎者自身的谬误。这是章太炎不支持“以钟鼎改说文”的主要论据，即若以错误的研究结果去改易说文，无异于“偷梁换柱”。除批评吴大澂外，章氏更有“世人多喜回遹，刮摩铜器，以更旧常其所依据，大抵诪张刻画，不应礼图，乃云李斯作篆，已多承误，叔重沿而不治，至欲改易经记”45之语。1936年章太炎在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序言中又说：“清儒妄为彝器释文，自用其私，以与字书相竞，其谬与马头长、人持十无异”46，可谓一语中的。阮元之后，吴荣光、龚自珍等辈望文生训、牵强附会，后来的吴大澂误释错释的也不少。47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章氏严谨的治学态度。1062023 年第 5 期文化透视第三，对说文典要性质的匡护。黄德宽先生说，许慎著说文的直接目的是“将以理类群，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即匡正当时汉字解读和使用的不规范现象。48章氏说文解字序说，叔重说解文字，一律以六书为准，接着列举钟鼎文、三体石经古文、李斯所书碑石、史籀大篆等“本是美术”而不尽合六书的文字材料，又批评今文学家推崇于六书不通的隶书而导致的荒谬，最后感叹：“如无许书，妄说不知何底。许之功顾不伟哉！”49这是对说文本身的“匡谬”功用的肯定，也是构成章氏维护说文的重要理由。若将“不合六书”的钟鼎文字混进说文，则会导致对说文规范性的破坏。所以章太炎到晚年亦未完全改变对“以钟鼎驳说文”的反对意见。（二）对钟鼎文字的文字学定位首先，章太炎认为钟鼎文字与传统小学是不兼容的，二者不可归为一家。1911年，章氏就提出钟鼎和说文各得其所的猜想：“不然，言钟鼎者自钟鼎，言说文者自说文，犹不至于妄相弹射。腐肉招蝇，必自菉友始矣自今以后，小学恐分裂为二家，一主说文，一主款识，如水火之不相容矣。”50章氏晚年的小学略说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尝谓钟鼎款识，不得阑入小学，若与法帖图像，并列艺苑，斯为得耳文字之学，宜该形、声、义三者，专讲说文，尚嫌取形遗声，又何况邈不可知之钟鼎款识哉？”51“阑入”即掺杂。在章氏看来，当时钟鼎文字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还不甚成熟，相关音形义等问题还存在许多空白。这种概念上的“不完整”，使得钟鼎文字无法和小学混为一谈。虽然章氏认为应对二者的关系加以区别，但这并非出于对钟鼎文字的否定。章氏在下文讲说文六书之“象形”时，以钟鼎之“”（环）为例，并说“钟鼎文字，原不可妄说，但连环之，可由上下文义而知其决然为环，经昔人谨慎考定，当可置信。”52如果章太炎是因怀疑钟鼎文字的真伪而不许之入小学，那么在这里强调“”字的可信程度，岂非自相矛盾？所以，章太炎既认识到了部分钟鼎文字的正确性，又意识到这类文字可能会与传统小学分道扬镳。其次，章太炎虽未给予钟鼎文字一个具体的归置，但他提出将钟鼎古文作为说解文字（尤其是古文）的参考，也是顺应科学古文字学发展的举措。章氏很早就认识到，毛传部分至精之训，与彝器字合，而说文却未承用。53授课笔记部首“丁”部：“丁之本义为钉。钟鼎有作者，即钉字也。”54又如“瓛”字：“桓圭也。钟鼎作”。551923年其于新出三体石经考（以下简称考）中自陈：“借观彝器诸文，固有一字千金者矣，亦有与俗隶同弊者矣然（说文）于古文即不能尽耳，其字形过奇者，文在壁经，而说文不录，为其不能以六书说也。石经文字，章太炎篆书手稿章太炎全集（2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072023 年第 5 期文化透视有时异于说文，乃往往同于款识，知当时沿袭然也。”56他当时已初步认识到解析钟鼎文字是上溯文字源流的途径。章太炎这样阐述考的体例：“以六书简别，明其形声、辨其正借，其有古字变化、笔迹不常，时采款识，用相证明，必于文义比顺，形体明白，信而可征者，非是则舍焉。”57章氏在文中援引了如齐侯镈钟晋姜鼎邾公华钟宗周钟晋铜尺仲殷父簋在内的9种青铜器物，所引铭文共计16字。此外，章氏汉儒识古文考下（1931年）、古文六例（1935年）以及1932年12月15日致吴承仕书、1933年致黄侃书中，都有“借铜器以说古文”之例。三 结语章太炎早期对铜器的真伪保持疑虑，但后来观点逐渐开放，到晚年已经十分确定大部分铜器的真实性。章氏的这种转变以及对宋清人所作钟鼎释文的反复批评，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章太炎很早就开始研究钟鼎及其文字，并体现出了明显的积极情绪，说明他并非守旧顽固之人。虽然章氏是传统小学家，其研究和主张都绕不开说文，但他已经意识到光凭说文和“六书”不足以解释所有古文字。而章氏在古文说解上对钟鼎文字的转向，已经开始靠近古文字学探究文字起源与发展的目标。尽管章氏反对“以钟鼎改说文”的一部分原因是对说文的“正统性”和“单纯性”的维护，论及钟鼎文字的定位时也依旧以传统小学和说文为出发点，但却与古文学从传统文字学中分化的趋势不谋而合。注释：113192021223137394453章太炎全集卷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第471页，第224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9页、第294页，第206页，第298页，第197页，第203页，第300页。2章太炎全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3113840455657章太炎全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第562页，第176页，第836页、第837页，第175页，第564，第565页。45335152章太炎全集卷十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55页，第854页、第556页，第837页，第841页。6791012152425262734章太炎全集卷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9页，第1169页，第1169页，第1242页，第866页，第1238页，第861页、第862页，第865页，第866页，第867页，第1242页。8张虹倩：章太炎政治学术的互文及其对场域规训的体认基于章太炎对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142932章太炎全集卷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第71页，第68页。164248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第240页，第19页。17于省吾：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182846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第288页，第376页，第494页。23“异”或应作“”。30354349章太炎全集卷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第19页、第23页，第13页，第555页。36参见张蒙蒙：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引钟鼎文字考论，辅大中研所学刊2015年第32期。41（清）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第8页。47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第5页。5455章太炎讲授，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页，第16页。作者：四川大学2021级书法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