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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一个基本观察摘要近年来，把量子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新兴的跨学科努力。它尝试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量子思维纳入学科研究中。在新思维启发下，人们看到世界所呈现的特征具有整体性、不连续性、复杂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思维方式的改变引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量子转向”。复杂纠缠乃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意识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国际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外交方面，人们看到国家层面竞争与合作的纠缠性，机构层面的行为叠加性以及战略构想上的整体性。把量子思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旨在从根本上重构认知过程，发现被传统思维所忽略的东西，从而有可能使国际关系摆脱目前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关键词量子理论；量子思维；国际关系研究；欧盟外交DOI编号10.14180/ki.1004-0544.2023.08.002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23）08-0015-1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人文交流研究”（19JJDGAT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曹文山（1988），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永涛（1957），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曹文山，刘永涛2023.08政治理论与公共治理近年来，把量子理论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已成为新兴的跨学科努力。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科不应该置之度外，否则将继续囿于传统的世界观，仍旧沿用牛顿思维。倡导者们试图从两个主要途径介入这种努力：一是探索把主要的量子概念及原理纳入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可能性；二是把量子思维应用于理解和指导国际关系的实践。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重大变化，这一跨学科努力将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为外交及安全实践提供新的思近年来，有关量子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譬如 Emmanuel Haven and Andrei Khrennikov:Quantum Soci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Belal Ehsan Baaquie:Quantum FieldTheory for Economics and Fi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Raymond S.Lee:Quantum Finance:Intelligent Forecast and Trading Systems,New York:Springer,2019;Amit Goswami:Quantum Politics:Saving Democracy,Oregon:Luminare Press,2020;David Orrell:Quantum Economics and Finance:An AppliedMathematics Introduction,New York:Panda Ohana Publishing,2021;Danah Zohar:Zero Distance:Managementin the Quantum Ag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2.015维和行动方式，从而使国际关系摆脱目前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从经典物理时代到量子物理时代，人类经历了认知方式上的重大变革。不过，认知的改变却是极为不易的事情。量子理论诞生已有一个多世纪，当今世界也早已进入量子信息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也随之更新。许多人仍然沿用着传统认知方式，停留在旧有的世界观里。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知识及理论，依然是牛顿思维下的产物。在帮助理解和说明竞争激烈的新时代方面，这些知识及理论越来越显露出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为了应对充满未知、错综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从根本上重构认知过程、拓展思维方式成为迫切的需要。什么是量子思维？如何理解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量子转向”？主要的量子概念又是如何应用于外交实践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什么是量子理论。然而这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量子力学被描述为“神秘的、令人琢磨不透的学科”，量子理论更以艰涩难懂而闻名，甚至连早期的量子物理学家们也深感困惑。尽管如此，了解量子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量子概念的大致含义则是相对容易、可行的事情。倘若认知及思维方式出现偏差，那么由此产出的相关知识及理论也会出现偏差。把量子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与其说是寻求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及经验知识，不如说是探索引入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并寻求将它们应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可能性。本文拟首先对主要的相关研究给予扼要回顾，包括目前（西方）量子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种基本取向。然后在适当理解量子理论及若干主要概念的基础上，侧重探究量子思维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的可能启示，主要从三个层面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量子转向”作出学理上的理解。最后，通过对量子思维如何应用于当代（欧美）外交的若干经验观察，阐明把量子概念工具纳入国际关系实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研究的相关背景近年来，把量子理论引入当今国际关系研究引起人们的不断兴趣，它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理由。一个理由是，（尤其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科主要建立在经典物理学的牛顿世界观基础上。根据这种世界观，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讲是物质的、可观察的、确定的，它的未来（至少原则上）也是可预测的。国家（和决策者）被视为理性的、自主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或结构）的稳定取决于各种力量相互制衡所形成的均势。所有的国际事件或事态，它们在逻辑上均有着直接因果规律可循，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构成国际政治分析的三个维度。实证主义传统的一个理想看法是，犹如自然界一样，社会世界也存在着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规律。国际关系研究的最高境界乃是发现、归纳和总结这些规律，因此每个研究者应该做国际关系学科的牛顿、伽利略和哥白尼。不过，在理解和说明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方面，基于牛顿世界观的知识和理论（以及它们的概念工具）逐渐变得乏力。另一个理由是，这种知识及理论上的乏力固然催生了一度盛行的“批评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但在挑战实证主义传统的核心假说，推动国际关系研究朝着整体性和形而上的方向转变过程中，后者自身并没有在思维方式上作出相应的、根本性的转变，仍然存在着所谓“认知真空”的困境1(p487)。量子国际关系倡导者希望能够帮助填补这些“真空”。一个可能存在的挑战是，从量子实验室里所获得的理论假设和结论，是否可以延伸并借量子理论和量子力学彼此联系，但也存在区别。有关它们诞生及演变的知识叙述，可参见Paul Forman:Weimar Culture,Causality,and Quantum Theory,1918-1927:Adaptation by German Physicists and Mathematiciansto a Hostil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Vol.3,1971,pp.1-115;AndrewWhitaker:The New Quantum Age:From Bells Theorem to Quantum Compu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16用于观察和理解宏观世界。或者说，量子世界现象是否也是社会世界现象。三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取向试图对此给予回应。一个是“量子实在论”取向，其代表作品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 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统一物理和社会的本体论。它假设所有有意图的现象（包括心理的及社会的事实）都是宏观量子力学的过程，量子世界和社会世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温特侧重讨论主观意识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断定主体意识乃是宏观意义上的量子现象，并把人视为“会行走的波函数”2(p3)。在他看来，人们一直以来并未系统地关注量子革命对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潜在意义，使得当今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诠释主义者都只能遵循着一种含蓄且贫乏的19世纪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难以理解人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事实。当然，温特的激进观点以及他的研究取向，引起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回应和批评，呈现出传统派与量子派之间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辩论。另一个取向本文姑且称之为“量子伦理论”取向。它对世界现实是否就是量子现实持审慎的看法，而是更倾向于采用类比、隐喻的方式，利用量子思维去理解世界政治。这一取向的代表是劳拉 扎诺蒂（Laura Zanotti）以及她的著作 国际关系中的本体纠缠、行为体及伦理:十字路口的探索。在女性主义哲学的启发下，扎诺蒂运用内在互动（intra-action）以及本体不可分离性（ontological inseparability）观念，对具有本体及认识论价值的纠缠形态如何影响国家在全球伦理、国际干预方面作出政治决策进行分析，提出纠缠是理解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这一研究取向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批评性讨论。还有一个是“量子批评论”取向，认为量子力学给“批评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概念工具。它对社会现实是否真的就是量子现实的争论也不太感兴趣，而是转向寻找“批评的”国际关系和量子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基础，尝试利用量子思维对社会世界给予理解。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者是麦克 墨菲（Michael Murphy）及其 批评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量子社会理论：量子化的批评 一书。在如何把量子理论引入“批评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墨菲提出了两个基本策略转换和应用。前者旨在确立存在于量子理论和“批评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彼此相似的假设，然后探究把量子语言转换成国际关系语言的可能性；后者侧重探究把量子概念工具实际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能性，借用这些工具深入思考并解决深受传统思维制约或看似无法克服的难题和挑战。在墨菲看来，量子是一种批评的形式，“所有的量子国际关系乃是批评的国际关系”3(p248)。尽管存在着不同研究取向，但量子国际关系另参见亚历山大 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祈昊天、方长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有关的学术辩论参见 Book Symposium:Social Theory Going Quantum-Theoretic?Questions,Alternatives and Challenge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7,No.1,2018,pp.67-141;Book Symposium:Alexander Wendt,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Unifying Physical and Social Ontology,InternationalTheory,Vol.14,No.1,2022,pp.155-209.有关的批评性讨论参见 Laura Zanotti：Ontological Entanglement,Agency,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Exploring the Crossroads,New York:Routledge,2018；Laura Zanotti：Reorienting IR:Ontological Entanglement,Agency,and Eth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9,No.3,2017,pp.362-380.参见 Michael P.A.Murphy:Forum on Laura Zanotti,Ontological Entanglements,Agency,and Ethic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Exploring the Crossroads(Routledge,2019),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9,No.2,2021,pp.117-125.参见 Michael P.A.Murphy：Quantum Social Theory for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Quantizing Critiqu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0.017的倡导者们均分享这样一种信念：量子理论、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国际政治理论及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潜在的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索把量子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可能性，尝试构建超越基于牛顿世界观的知识和理论，用量子世界观及量子思维重新理解和认识日趋错综复杂的世界。二、传统思维与量子思维众所周知，人们的思维深受科学的影响。为了理解量子思维，有必要简单回顾什么是牛顿思维（亦称“传统思维”）。牛顿力学为人类开启近代工业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并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牛顿世界观。如果说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或根本观点，那么思维则是人们形成世界观的认识活动过程，它们共同指导着人们的理解、决策和行动。一直以来，牛顿世界观及其思维作为可溯源至16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典范深刻影响并主导着（至少在欧美）人们对宇宙的一般理解和认识。根据牛顿世界观，宏观世界犹如一台置于绝对时空的庞大机器，其复杂运行可比喻为机器内不同部件有条不紊的机械运动。所有运动均受因果规律的支配，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测性。两种物理模型（粒子和波）是对世界的基本描述，但人们观察到的世界只能是其中之一。物体不受外部观察行为影响，或者说，它是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显然，定域性（locality）构成牛顿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各个独立单位不仅组成整体，而且处于明确的因果联系中；万物之间彼此分离，粒子只能以独立的实体形式存在，这使得对它们的相互作用进行观测成为可能；观测者、观测对象以及观测仪器存在着假定的内在分离，并在时空上具有各自确切的位置。大致地讲，牛顿思维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组成单位的个体性。世界是物质的，原子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整体由部分所组成。（2）时空的连续性。时间与空间均匀且持续，处于时空中的世间万物均有起点和终点，其演变和发展有规律可循。连续性是经验及科学的前提条件，也是确立科学归纳法、推演法的基础。（3）简单因果性。如同作用与反作用一样，原因和结果彼此相互对应。（4）过程和结果的确定性。若能掌握规律和法则，并给出必要的数据，那么通过测算便可推断知晓一切过去与未来。量子力学提出了与牛顿力学不同的世界描述，揭示了一个与传统世界截然不同的量子世界，也为人们开启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所谓量子，它最初被用于描述物质在普朗克尺度下的一份能量（a packet of energy），亦称为“能量子”。根据这个描述，物质在吸收或辐射能量时只能以一份份能量子的形式进行。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物理学中能量是连续辐射的观念。波粒二象性的发现更是冲击了牛顿力学体系。在量子世界里，物质同时具备粒子与波的属性，在被观测之前处于二者的叠加态，其性质无法确定；一旦被观测则立即“坍缩”为其中一种状态，另一种状态随即消失。此外，世间万物运行并不遵循严格的因果关系，只有概率才是潜藏在宇宙底层的逻辑。这些量子现象看上去奇异古怪、违背常理甚至反直觉，却不断被后来的（思想）实验所证实。如果说量子力学所涵盖的研究对象及内容从它们诞生时起便超出物理学本身的范围，那么量子理论实际上成为一种带有世界观性质、更具革新性的理论和认知方式，即量子思维。涉及量子理论的一些（思想）实验主要有：薛定谔的猫（Schrdingers cat）、维格纳的朋友（Wigners friend）、“延迟选择实验”（Wheelers delayed-choice experiment）。它们无一例外地提出了与传统知识不同的实验结果，从思想层面证明了量子理论的有关内容。此外，“双缝实验”（The two-slit experiment）、“EPR佯谬”（EPRparadox）、“贝尔实验”（The Bells experiment）等从实验室或者数学推导过程中证实了量子理论的相关内容。参见布莱恩 克莱格：量子纠缠：上帝效应，刘先珍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曼吉特 库马尔，量子理论：爱因斯坦与波尔关于世界本质的伟大论战，包新周、伍义生、余瑾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成P19(注释转页)素梅：量子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李宏芳：量子理018与牛顿思维对立的量子思维也大致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事物的整体性。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同时包含着整体。世界的基本结构是相互连接的，万物处于彼此纠缠、相互关联的状态。（2）时空的不连续性。事物的运动具有跳跃性、不连续性。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时常呈跃迁而非渐进的形式。（3）复杂因果性。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并非单一的、直线式的。（4）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世界是多样的、有着多种选择，事物的发展及其过程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因此，作出选择之前存在着无限的、变化的可能，一旦作出决定，所有可能便即刻“坍缩”为某一结果。在许多情况下，一场革命性突变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实验室、一些工具和若干专业知识。在量子理论里，有三个主要概念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以及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被广泛视为不仅揭示了量子世界的本质，也是量子思维的实质所在。它们在含义上相互关联，彼此呼应。比如，观察者效应与粒子纠缠有关；由于波粒二象性的确立，观察者效应能够解释物质的不确定性或测不准属性。波粒二象性来自经典的双缝实验。人们发现，光同时呈现为波和粒子两种（或称叠加）状态。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包括粒子从一个状态或轨道跃迁至另一个状态或轨道）揭示了宇宙的基本整体性，构成量子理论中最著名的思想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奥秘之一”4(p23)。如果与其他系统相隔离，光子波的状态被抽象地描述为波函数（wave-function），即发现该光子位置的概率幅；一旦与某个测量设备（无论是视神经，还是照相底板）发生联系，光子便呈现为粒子状态，对其进行精确测量也成为可能。在量子世界里，不存在测量前就具有确定属性的量子实体，任何测量都将导致量子叠加态发生“坍缩”。经典例子便是看似荒谬的“薛定谔的猫”这一思想实验。在封闭的盒子里，猫同时处于活着或死去的叠加态；只有打开盒子进行观察，猫处于何种具体状态方可确定。“打开盒子进行观察”便是测量，它导致猫的生死叠加态“坍缩”为其中一种。从波粒二象性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构成量子世界的粒子具有波粒二重性，它们在时空中的存在不是完全确定的，只能用概率方式加以描述。概率现象固然也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熟悉的许多场景里，但量子理论所言的概率与之大相径庭。前者往往与人们对事物的知识掌握程度相关，比如对赛马、彩票号或者抛硬币所处的自然条件等有足够的知识掌握，对它们下注成功的把握就会增加；后者则把概率看作事物的基本属性或自然法则，并不受主观认知过程的影响。换言之，前者是以事物的必然发生为基础，在此前提下某个具体内容体现出统计学的概率性问题；后者则根本无法确定该事物是否会发生，自然也无从得知某一内容的基本性质。为了进一步理解叠加态“坍缩”，需要提及观察者效应的概念。在量子理论中，“物理的量在测量之前不一定具有价值”，“测量实际上给被测量的量创造了价值”5(p9)。根据“不确定性原理”论的观念之争和认识论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高鹏：从量子到宇宙：颠覆人类认知的科学之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J.P.麦克沃伊，季燕红译：量子理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布莱恩 考克斯，杰夫 福修：量子宇宙，王一帆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Albert Mathias andFelix Maximilian Bathon：Quantum and systems theory in world society:Not brothers and sisters but relatives still?Security Dialogue,Vol.51,No.5,2020,pp.434-449；Ball Philip:Beyond Weird:Why Everything You ThoughtYou Knew about Quantum Physics Is Differ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Brain Cox and JeffForshaw:The Quantum Universe and Why Anything that Can Happen,Does,Boston:DaCapo Press,2011；AllanBentley B：Social Action in Quantum Social Science,Millennium,Vol.47,No.1,2018,pp.87-98；Chris Mcintosh:Writing Quantum Entanglement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emporality,Positionality,and the Ontology of War,Millennium,Vol.49,No.1,2020,pp.162-174等。019（uncertainty principle）的描述，对于一个基本粒子，不可能同时精确地测量它的位置和动能。这并非说不能分别精确地测量二者，而是说测量行为不可避免地干扰和改变被测量粒子的初始信息，以至于无法同时得到二者精确的数值。比如，测量动能会导致关于粒子位置信息的丧失，若再次测量，粒子的位置已经发生改变，变得测不准。这种限制并非由于测量技术不完善所致，而是一种原则性的限制。测量者与被测量者之间这种带有哲理思辨的奇妙联系，被称为“观察者效应”。换言之，对未知量子态进行测量会干扰和改变其测量前的状态，由此也无法获得其初始状态的全部信息，这个世界是“测不准的”。显然，测量行为涉及观察者的参与，它影响了被观察者的行为。也就是说，观察到的结果未必就是被观察者本来的面目。与“眼见为实”的传统观念相对，它是一种“眼见为变”的观念。“观察者效应”应该是双重的：在观察行为的作用下，观察对象受到影响并发生变化；反过来，观察者的意识可能扭曲所看到的世界，造成获得认知世界方式的偏差。意识到这一点，在对一定的人和事作出评判之前，有必要了解他（它）们是否因受观察或被看见所干扰而发生了改变，还是说这些行为乃是出于本能或自然所致。18 世纪，英国人边沁（Jeremy Bentham）在设计帕诺普提孔监狱（thepanopticon prison）时便知晓这个道理。监狱的牢房环绕着一座中央瞭望塔而修建，塔楼看守者能看到每个牢房和囚犯，但囚犯看不见塔楼，也无法知晓自己是否被监视。此举迫使囚犯更好地表现自己而减少了看守警力。在现代社会，公共场所设有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对违法犯罪行为起到的震慑作用也正是利用了观察者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因为知晓存在观察者而不得不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些规范后的行为，往往不能认为是人所有行为的自然体现。纠缠是量子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从根本上挑战了经典力学的因果律，并“迫使量子力学（思 维 方 式）和 经 典 思 维 方 式 彻 底 分 道 扬镳”6(p555-563)。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纠缠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两个或多个粒子无论彼此在物理上相隔多么遥远可以维持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仿佛它们在时空上保持着“连接”。贝尔实验证明，一旦两个或多个粒子处于纠缠态，不管它们分别处于何处，彼此之间保持着强大的关联。只要测得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遥远的纠缠粒子状态也瞬时得到确定。这种现象显得很诡异甚至违背常理，是“所有奇特量子现象中最为奇特的一种”7(p90)。但从物质现实的角度讲，它使人们更接近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并促使人们思考社会世界可能是一个量子世界。量子纠缠可大致有这些基本属性：复杂性、脆弱性、单一伴随性、关系性和自相矛盾性。首先，纠缠有着复杂的结构，人们尚无法清楚解释粒子之间为何（以及如何）产生奇妙的相互关联或协调的作用。其次，粒子之间的纠缠是不牢固的，极易因为与环境的接触而被扰乱或破坏。第三，粒子纠缠具有零和性质，也就是说，若粒子甲和粒子乙相互纠缠，然后粒子甲与粒子丙发生纠缠，那么粒子甲与粒子丙纠缠得越多，它与粒子乙的纠缠就变得越少。第四，纠缠需要初始的互动，粒子需要在某个阶段相互接触。第五，子系统内纠缠态所呈现的活动，可以大于整个系统的全部活动。这是一个看似明显的悖论，比如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在纠缠态某个特定方面观察到的熵，可能大于整个纠缠态下观察到的总熵。可以发现，“关系”是纠缠的内涵。在由“关系”编织的现实中，纠缠只不过是观察“关系”的“一个外在视角”：“在互动过程中，一个对象把自己呈现给另一个对象，这些对象的属性变成了真实。”7(p98)需要指出的是，量子理论与东方思想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指出，东方思想为现代科学理论“提供了坚实而适当的哲学基础”，“东方智慧的精髓与西方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的”8(p10)。比如，“阴阳孕生天地，地气上升，天气下除了观察者效应之外，类似的（思想）实验还有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以及蝴蝶效应（butterflyeffect）。020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礼记 乐记）体现出阴阳纠缠的统一性和相关性，这是东方宇宙观的最重要特征，也是量子理论对微观世界的核心见解。再比如，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的量子观念，令人联想到东方思想里“同归于寂”的观念。此外，易的宇宙思想与量子“全息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礼记 大学）也是观察者效应的一种体现；禅宗所讲“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坛经行由品第一）的思想，也可以解读为量子时空的不连续性以及观察导致的“坍缩”。事实上，一些早期量子理论家甚至把他们的探究归功于东方文化的启发。尼尔斯 波尔（Niels Bohr）曾写道，为了对应于原子理论的教训，我们必须转向关注“像释迦和老子那样的思想家们已经遇到过的那些认识论难题”9(p20)。他的学生、“不确定性原理”（亦称“测不准原理”）的提出者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也认为，理论物理中最了不起的科学贡献来自东方，“这可能表明远东哲学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理论的哲学实质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10(p202)。量子理论的其他创始人像沃夫岗泡利（WolfgangPauli）和薛定谔，为了设法弄懂自己的新发现，他们也转向东方哲学知识，据说后者“实际成为一个佛教徒”11(p73)。三、研究重心的转移作为一门各学科综合的产物，国际关系学科在广泛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同时，也带有相当审慎和保守的秉性。尽管量子理论诞生已有一个多世纪，但国际关系学（尤其在欧美）仍深受牛顿世界观及思维的影响。随着时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传统的国际关系知识和理论暴露出日益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这种情形受到后来一度盛行的“批评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质疑和挑战。学理上的争论动摇了传统知识和理论所依赖的、源自牛顿力学的实证主义哲学根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朝着多元方向发展。无论是量子理论还是广义上的“批评的”理论，它们的诞生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来源：致力于挑战和质疑本学科内占统治地位的专业知识。前者（至少在理论上）否定了经典力学体系的基本定律；后者抨击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有评论者认为，量子理论具有反现实主义的逻辑，“对后现代主义具有重要影响，并对现实主义发出严厉的挑战”12(p40-66)。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子国际关系研究和“批评的”国际关系研究倡导者们在诸多方面分享着共识，包括对基于牛顿世界观而生产出来的国际知识及理论的不满。不过，后者的批评本身尚未完全跳出传统思维的藩篱。于是，为了推动当今国际关系研究获得新发展，有必要实现传统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从牛顿思维（或牛顿力学的想象）转向量子思维（或量子力学的想象）。作为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途径和思路，一定的思维方式通常以较为稳定的、习惯的形式固定下来，新旧思维的替换往往采取渐进的方式。牛顿思维固然没有完全失去对国际现象进行反映、理解和解释的功能，但它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已有所呈现。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量子思维已初见端倪，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接受，比如，中国古代“心学”倡导“心即理”的世界观，追求心之本体的目标，“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6 页）。参见刘长允：周易 与宇宙全息统一论，载 理论学刊 1988 年第 6 期，第 7579 页。1937 年波尔访问中国，深受古代中国有关两极互补概念的吸引。十年之后，他以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丹麦文化生活的重要贡献而被封爵，在给自己的盾形徽章挑选一个适当图案时，选择了中国太极标记并写下“对立物是互补的”（Contraria sunt compementa）题字，以示古代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学之间深刻的和谐之处。另参见 Jakub Tesa：Quantum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proaches and Possible Gains，HumanAffairs,Vol.25,No.4,2015,pp.468-502.021逐渐成为人们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的替代选择。在这场思维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以下三个研究重心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把研究的重心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或中观）层面。一直以来，基于牛顿世界观的实证主义指导，研究主要放在国际体系、结构、秩序、制度、国家行为体、大战略等宏观“事物”上，或关注像全球化、战争、选举变革等宏观“现象”。这些“事物”和“现象”固然对国内及国际政治构成重要影响和后果，但它们难以解释像全球气候变化、跨国难民/移民、平民主义（或民粹主义）思潮、政党极化等中微观层面的突出现象。这些现象在全球语言、文化、情绪和观念的驱使下日益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走向。如果说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充满偶然性并“具有不可确定、不可预测的性质”13(p89-102)，那么看似遵循法则的国际事态至多是概率的、随意的产物。随着一系列概念（物质、客体、关系、时间、空间、因果等）在含义上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认知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有研究者指出，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也是“人类思维的一个特征”14(p4)。在这种情形下，探究活动与其说旨在寻找或发现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或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不如说需要深入理解和认识具体的国际政治实践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近年来，出现研究上的各种“转向”（比如“文化”“观念”“语言”“美学”“情绪”等方面的转向）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人们在研究旨趣、视野以及思路上逐渐从宏观层面朝着微（中）观层面转变。第二，把研究重心从客观世界转向主观“意识”。受牛顿思维的影响，有关意识的讨论一直被排除在实证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之外，其理由是，意识活动并不会对理解国际政治现实带来根本影响，而且也难以从科学的角度获得观察和研究。不过，量子理论提出了测量过程中的意识问题,尽管它没有对意识的性质给予任何具体说明。量子力学的早期创立者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观察起着参与（建构现实）的作用，“宇宙的基本 物质 乃是过程，而不是由某些恒定的基本物质实体所建构”15(p17)。因此，并不存在（至少不存在唯一）所谓真实的世界，而是多个甚至无数可能的世界并存。即便存在着一个客观真实世界，人们也无法在微观层面准确地描述它，因为任何尝试观察、解释和量化某个外部对象，都会影响甚至干扰它的真实状态并使其发生变化。事实上，意识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理解和认识某种“现实”或社会事实，取决于观察者所信仰的世界观及意识形态。“真相”与其说是客观的、真实的，不如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新技术创造着现实效果 现实始终被虚拟所扭曲”16(p786-787)。各种实力的含义及价值往往受人们大脑对实力的看法、分配和运用的支配。不过，许多人很难经常意识到，理性知识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国际关系是经观察后描述出来的国际关系。由于理解被描述的国际关系要比理解原始、真实的国际关系本身容易得多，人们倾向于把二者混为一谈，以为概念和文本符号就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身。在对外决策过程中，意识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理论断定，决策者（以及国家行为体）通常基于绝对的理性作出政策选择。不过，许多迹象表明，决策者（或国家）的政策及行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事实上，利益及偏好具有模糊属性，并不存在可被先验所确定、不受具体环境影响的固定利益及偏好。由于意识是流动的，随情境变化而改变，决策者（及国家）之间难以确切知晓对方的政治或战略意图。只有当对方采取行动（包括言语或意识行动）之后，模糊的意图才变得真实、清晰起来。在这里，意识和语言分别成为量子理论意义上的“测量”。第三，把研究重心从物质本体转向关系本体。社会世界从根本上讲乃是由关系所组成。作为量子力学中最基本的分析概念，“关系”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同样处于毋庸置疑的重要位置，不仅是该学科这一名称的构成部分，而且也是从事国际问题分析的核心要素。在一个复杂纠缠的世界里，国际关系与其说受“理论上可观察的、线性的、不变的历史规律指导”17(p377)，不如说受制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扎根于实践中行为体政治属022性或能力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国际关系从本体上讲是纠缠的，各国的安全及利益彼此交织在一起。这种本体性还表现为国际关系具有整体性：个别或局部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包含着整体。尽管关系无处不在且如此重要，但国际关系研究的旨趣却一直放在物质上，专注关系本体及后果影响的探究并不多见。它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深入理解和认识，比如，如果说行为体影响结构，结构反过来影响行为体，那么要想深入理解和认识这种彼此互动的情形，就有必要详细说明行为体与它采取行动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洞察和揭示行为体与结构之间构成性关系背后的本质。这种情形正在逐步改变。有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和国家处于关系的网络中，“国际关系学首先要研究关系”18(p7)。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全球纠缠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无论是合作、竞争还是冲突，它们乃是纠缠的不同表现形式。纠缠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在实证主义传统那里，国家之间互动就像两个台球之间的碰撞，相撞之后重新分离为两个台球（个体）。基于这种理解，相互依赖被看作服务于国家实现各自利益及安全的手段。然而，在量子纠缠状态里，作为单个“粒子”的国家构成国际体系整体的一部分，正是全球纠缠给国家之间的互动带来可能。对于纠缠而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非地域性（non-locality）或超距效应（action-at-distance），发生在此处的事情瞬间引起彼处事情的变化。比如大洋此岸的某项对外政策演说，可瞬间影响大洋彼岸的股市起伏震荡；发生在欧洲的军事冲突，会影响并威胁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或石油、天然气）供给。显然，在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方面，关系分析比物质分析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把关系议题纳入国际关系的哲理探讨，从本体论及认识论上揭示关系的本质。这个研究重心转变的要旨是，“基本的现实不是单独的物，而是关系”19(p15)。一些研究者受东方文化精髓的启发，提出带有东方思想色彩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关系理论、共生理论，与“量子转向”所强调的把纠缠、整体作为国际关系本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简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在重新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方面，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