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瘟疫寓言与现实镜鉴——论加缪和他的《鼠疫》.pdf

第4 4 卷第8 期No.8 Vol.44宁夏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2023年8 月Aug.2023加缪的瘟疫寓言与现实镜鉴论加缪和他的鼠疫李瑜（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 3 0 0 2 0）摘要：加缪被认为是“荒诞哲学”的主要代表，荒诞不但是加缪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而且还成为其创作整体中的类母题。于加缪而言，荒诞本质上是一种矛盾，加缪所竭力表达的荒诞感正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加缪的小说为他的哲学随笔做了进一步的生动阐释与演绎。鼠疫接续了欧洲文学的瘟疫叙事传统，加缪通过一则具有象征色彩的荒诞寓言，既批判了广大民众群体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平庸之恶”，亦深度思考了极致的境遇中人类必须面对的“囚禁”“孤独”“死亡”“反抗”等哲学命题和伦理问题，表达了他对人类的隐忧与关切。加缪所赞颂的团结反抗行为和努力建构的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学表征，为“后疫情时代”提供了现实的镜鉴。加缪以一种精心设计的“编年体”体式创新了他的小说艺术，形成了别有意味的叙事风格。关键词：荒诞；寓言；鼠疫；囚禁；反抗中图分类号：110 6收稿日期:2 0 2 3-0 4-16基金项目：兰州财经大学科研项目“加缪小说中的个体反抗意识研究”（Lzufe2020c-14）。作者简介：李瑜（19 8 4 一），女，甘肃陇西人，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 7 4-13 3 1(2 0 2 3)0 8-0 0 55-0 8瘟疫是医学极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的头号杀手和巨大灾难之源，从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到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欧洲文学中一直存有瘟疫叙事的传统,对瘟疫的文学表征形成了人类持久的集体记忆。作家们借助瘟疫寓言来探求人类的生存困境、价值判断和行为执择。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AlbertCamus）的鼠疫（L a Pe s t e)正接续了这一传统,它通过一场让人束手无策的鼠疫，深度思考了极致的境遇中人类现世生存必须直面的诸多伦理与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的表达，加缪精心设计的叙事文体和叙事策略再一次创新和丰富了他的叙事艺术。文学作品是跨越时空、种族与国界的存在,经典之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命运的共同体。而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研究无疑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蔓延肆虐了三年之久的新冠肺炎疫情终于褪去，但它对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世界各国的开放交流都曾产生了重大威胁。在此语境下，鼠疫在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方面所蕴含的独有意义,亦给了我们颇多启示与反思。本文拟从加缪的宗教观、哲学思想和文体叙事三个层面论析加缪鼠疫的寓言性及其带给我们的现实镜鉴。一、存在镜像中的荒诞世事鼠疫为加缪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进一步确立了加缪在法国乃至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无论是他的哲学随笔、小说创作,还是他的55人生经历、事业成就，乃至他的意外死亡，加缪都在诉说与阐释着世事的荒诞，似乎这些都是存在的幻象。1957年10 月，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加缪“以其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而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加缪。当时的加缪只有4 4 岁，他成为法国2 0世纪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然而,加缪的英年早逝中断了他的人生攀登，使得他未来的种种可能终究成为遗憾，也给世人留下了对他灿烂前程的无尽婉惜。一直以来，人们总习惯以一个“概念”或“名词”来对一个复杂的人进行概括与总结,这固然能显现出一个人的突出成就或贡献，却不免使之简单化，也不免让世人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惯性成见，从而对这个人的认知失于全面，这甚至也让当事人深受其扰，以至于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已辩解与澄清。直到今天,加缪的名字依然是同“存在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到生存或死亡之理由是所有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加缪便被列人后批判存在思想家的行列”2 。但加缪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位存在主义者：“我不是存在主义者，批评家们不得不对人进行分类。可我是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取最初的哲学灵感，而不是从19 世纪的德国人那里,而后者才是目前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3 他在19 4 5年11月15日接受文学新闻报的采访时也说：“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我和萨特看到我们俩的姓名并列在一起，总感到惊呀不已，我们甚至考虑哪天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声明我们俩毫无共同之处。”4 1并声称他的西西弗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就表明了他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毫不相干。尽管加缪的创作在客观上显现出了存在主义的典型特征，但加缪似乎并不愿意接受别人加之于他的“标签”。一个有突出成就的作家，他必然是多元而丰富的，“生存”“自杀”“荒诞”等哲学命题只是加缪表达对人、对世界、对时代思考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其实,加缪一直在以自已的方式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5 这两个足以体现作家职业伟大的责任，正56.如他在西西弗神话中用品达的颂歌所做的题词：“我的灵魂啊，是竭尽全力，而非追求永生。”6 加缪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但加缪不是基督徒，他既不相信上帝，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具体道德准则,加缪认为宗教是一种自我欺骗和消遣形式。在他看来,世人面对这个世界无法避免的荒诞，如果不能正视它，而是一味逃遁到虚无缥缈的上帝和虚妄神秘的天国那里，并将之视为逃避荒诞的自欺乐园,以今生企望来世，以此岸遥望彼岸，这无疑是哲学上的自杀,对于哲学上的自杀,加缪予以了明确否定。而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如雅思贝尔斯、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在绝望中试图通过抹杀理性来拯救希望,加缪认为这是一种怯儒和自我欺骗,也是一种哲学的自杀，与其如此,还不如生活在有神论者所谓的“罪恶与绝望”中。加缪笔下的基督徒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出的反转乃至背叛,也呈现了加缪的宗教观。故而,萨特称加缪为“反有神论者”,而非“无神论者”“对于一个无神论者，上帝是与他毫不相干的。而对于一个反有神论者，上帝则是与他有关的。一个反有神论者所坚持的是上帝的不在、上帝的沉默,或是上帝仁慈的缺乏在世界留下一个不可忽视的大空洞加缪认为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去信仰上帝，更无理由去相信一个来世（afterlife）。”7 加缪的小说为他的哲学随笔作了进一步形象生动的阐释与演绎。鼠疫中帕纳鲁神甫两次长篇大论的布道及最后的失败,更明晰地表达了加缪对存在哲学的反驳和对宗教的认识：“纵观各种存在哲学,我看到它们无一例外都号召我逃遁。在一个对人封闭而又有限的世界中，这些哲学通过奇特的推理,从理性废墟之上的荒谬出发，把那些挤压它们的东西奉若神明,并且在抛弃它们的世界里寻找希望的理由。这种不自然的希望本质上就是宗教。”8 面对荒诞的困境，加缪拒绝了宗教意义的上帝拯救和来自彼岸的希望，他作出了与舍斯托夫和克尔凯郭尔不同的精神执择。加缪无意寄希望于来世，现世即使荒诞，人也应当在当下寻找活着的意义，而不是超越历史与经验对未来的幸福做无望的企盼。故而，存在在加缪这里首先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一种虚无的幻想存在,也不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意念存在。无论是局外人（LEtranger）中的默索尔,还是鼠疫中的里厄大夫，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更认可存在的现世价值，都拒绝了神甫的布道,拒绝了与上帝在一起。堕落（LaChute）里面的克拉芒斯也表现出了对上帝信仰的崩溃，他们都不承认对人与世界起整合作用的上帝的存在。指导神甫（局外人）和帕纳鲁神甫（鼠疫)都遭遇了现实的失败，因为上帝并不能安慰一个人的灵魂，也不能拯救人脱离现实的危难,指导神甫和帕纳鲁神甫的角色设置，似乎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个反讽。帕纳鲁神甫的布道在鼠疫围城的困境中,看似无可辩驳实则空洞无力，并未得到绝望中的市民的认可。在目赌了鼠疫疯狂吞噬着生命,无辜的孩子染上鼠疫后于痛苦折磨中挣扎着慢慢死去的惨状之后，帕纳鲁神甫逐渐显露出来的犹豫与动摇，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卫生防疫组织和求医问药的矛盾行为，以及最终死于鼠疫的结局，都证明了宗教意义存在的虚妄，从而让人更加正视人在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加缪被认为是“荒诞哲学”的主要代表，荒诞也是加缪作品的中心主题。在加缪这里，荒诞本质上是一种矛盾，包含现实生存与价值判断的矛盾,是人类在这个非理性世界中所经受的现象和本质的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是人类对光明世界充满幻想的热切呼唤与世界的无理性沉默，是人对天国乐土的期望和对失去故土的怀念被剥夺后的被放逐感与离异感，加缪所竭力表达的这种荒诞感正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在霍乱时期的爱情（L o v e i n t h e T i m e o f C h o le r a）中将霍乱赋予了一种象征意味，霍乱能致人于死命，但它也能让人懂得生之珍贵,从而激发出人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同样,加缪的鼠疫也充满了极强的象征性和寓言性。鼠疫创作于二战期间,完成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 4 6 年并于次年出版,其时人类还未从灾祸与创伤中完全走出来，战争的巨大破坏力让整个世界满目疮，而瘟疫袭击下充满恐慌与死亡气息的奥兰城无疑是对遭受战争毁坏了的欧洲的文学隐喻。鼠疫是邪恶和极权的象征,那座鼠疫肆虐、人人自危的奥兰城是对人类荒诞世界的一个形象化寓言，加缪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人类曾遭受的无可挽回的分离、难以忍受的空虚以及死亡逼厌下的室息疫情、战争都是人类非常态的生存处境,加缪以此来审视极端环境下人类的生存景象和悲剧命运。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开始,荒诞不但成为小说作品的重要主题，而且还成为加缪创作整体中的类母题。加缪曾对朋友说：“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9 而他本人却恰恰死于车祸，加缪的死构成了人类生存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成为人类生存荒诞性的最形象的象征。死亡是个体生命存在的终端形式，也是人类无法挽回而只能被迫接受的终极困境。人类在漫漫的发展历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不仅要面对生命意义上的自然死亡，还要面对着暴力、战争、瘟疫、祸患、疾病等偶然因素带来的非正常死亡。鼠疫中书写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死亡,以及人在死亡面前的尊严问题。死亡不仅仅意味着肉体存在的终结和现世生活的毁灭，它还携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亲情、爱情、友情不复存在的巨大伤痛、无边孤独乃至对此岸世界存在意义的深深质疑。鼠疫之下，老鼠的死亡与人类的死亡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老鼠迅速大量的死亡让人恐慌恶心，而鼠疫患者的大批死亡更让人绝望战栗：救护车上的尸体越堆越高，焚尸炉疯狂地吞噬着人的尸体，人死后不分男女被扔进越挖越深的土坑里埋掉,甚至于将抛尸大海十日谈中的惨象于此又重现了。鼠疫肆虐之下的死亡场景以及人的尊严的丧失无疑是人类世界最无望最悲凄的一幕,为大众布道的帕纳鲁神甫死去了，力图寻求内心安宁的塔鲁死去了，无辜的孩子也在痛苦地挣扎中死去了,死亡在加缪的笔下不再仅是一串串冰冷干癌而又生硬恐怖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可感而又充满温情的生命的永远不复存在。在死亡气息到处弥漫的绝望氛围中,生者又只能充满更多的凄?与仓皇。加缪笔下的奥兰城不仅57仅是一个鼠疫发生的场所,还是作者设置的一种叙事语境，一则关于生存与死亡的寓言，昭示着世界的冷酷与生存的荒谬。鼠疫是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的一种象征性写照，也是人类不得不接受或无力拒绝的荒诞。加缪的死亡叙事既是对战争等现实灾难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寓言警示，也是对人类存在的哲学反思。二、反抗荒诞：“我反抗故我在”用小说表达哲学,这法国文学的一个写作传统,作为一位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加缪也曾说：“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完成。”10 1加缪通过文学创作对人的生存及人类社会的诸多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了解了加缪的宗教观与哲学观，我们才能更深刻更贴切地理解他的文学表达。“囚禁”是理解加缪作品的一个关键词,在人类生存的世界里，囚禁以各种形式无处不在。默索尔的入狱和被审判是一种囚禁,西西弗遭受的惩罚是一种囚禁,被鼠疫放逐的奥兰城人也是一种囚禁。鼠疫以虚构表现真实,意在用被鼠疫围困的奥兰城再现一种被监禁的生活,以及人在监禁状态下的价值判断与人生块择。奥兰城是此处,亦是彼处，丑陋灰暗的城市环境、平庸功利的生存方式、既无情趣也不混乱的生活秩序，这何尝不是现代人日复一日的真实常态？平庸一旦养成了习惯，并有序平和地持续下去，人们也未尝不感到习以为常并怡然自乐，传统的因袭往往会形成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而这一常态有一天却被突如其来的鼠疫打破了，但对瘟疫灾难的麻痹漠视、对自我天然的愚蠢侥幸、对他人祸患的不以为然，似乎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从当局高层到普通民众谁都不愿意相信这是一场浩劫的到来，人们对灾患总带有一种逃避和不愿面对的畸形心理,因为他们不愿轻易失去当下拥有的自由和无拘无束的快乐。当死亡在人们心中仅仅是一个词语时，没有人会认真正视它，没有人会对历史中的大批死亡产生忧惧，没有人会将不太遥远的人类记忆与已经到来的灾祸相提并论，更没有人58会将平静祥和的现实氛围与瘟疫弥漫的悲惨景象想象在一起。但随着鼠疫的凶猛肆虐,奥兰城被迫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奥兰城变成了一座放逐之城，一座囚禁之城，一座死亡之城。在席卷全城的疫情面前,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更没有人是“局外人”。鼠疫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就是真切地描绘出了疫情前后及整个过程中被囚禁的人们循序渐进的心理与情感变化,细致人微又高屋建领。用鼠疫形成的全城囚禁表达人类生存的精神与伦理困境，这才是加缪的寓意所在。生离死别之情是人类普遍的悲苦感受，人生聚散本属无常，尤其是在一种荒诞无望的环境逼爪下产生的生离死别更彰显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鼠疫审视了被人们极为重视却又经常遗失的情感之疏离问题。事件的开始就交代了里厄大夫与患病妻子的伤心离别，为整个故事的展开埋下了低迷哀的悲炝色调。随后奥兰城因鼠疫之故而被迫封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成为一座被流放的孤岛，同时被流放的还有在这座孤岛上生存的人们,包括因突如其来的疫情阻隔而无法出城的外地人，他们都不得不忍受着这种离愁别绪。在这座被鼠疫囚禁的死亡之城,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重新思考了他们习以为常或曾被忽视的爱情与亲情，人间真情是永远值得想望的，它是人在困境中的希望,也是走出困境的信念，在老大夫卡斯特尔与记者朗贝尔身上我们看到了人间的温暖与感动。但可怕的是，随着人们遭受鼠疫流放与囚禁的旷日持久，在逐渐适应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的煎熬之后，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真实感在人们内心已慢慢模糊，并如烟雾般恍您消散，感情的消失同生命的消失一样迅疾、偶然和不可抗拒。普通人由慌乱进人恐惧，病人由无助步人绝望，大夫由怜焖变得漠然，鼠疫以平凡表达悲情,以日常裸露人性，细腻而真实地展现了民众在非常态的境遇中由惊恐、无奈到麻木的心理演变。在被鼠疫流放的孤城中，人们情感的无所寄托和精神的无所归依,以及由此导致的生存的荒诞与虚妄、内心的煌惑与迷失，这无疑是对现代人生存形态的寓言再现。从首部小说局外人到未竟之作第一人（L e p r e m i e r h o m m e），加缪的作品中一直流露着孤独的意绪。这种孤独对于加缪而言,也许是一种更为切身的生命体验。在鼠疫中始终有一股浓浓的孤独之气蕴藏于内，如加缪所描述的：“在那里,连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独,可以想象即将死去的人，他被围困在数百堵热墙后，仿佛坠入陷阱。”I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尽管每个人都在与他人交流,都在与外界交往,但每个人的内心都与这座城一样,都是一座孤岛。柯塔尔是孤独的,这位绝望的代理商试图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罪恶感从而得到灵魂的救赎，可他最终只能以病态的方式孤独地游离于喧闹的人群中；里厄是孤独的，他同鼠疫做着绝望的抗争，他疲惫地游走于病人之中,却对死亡的降临无能为力，他也和柯塔尔一样,感到需要人间的温暖，尤其鼠疫之后，万众欢腾之下的里厄愈显孤独;塔鲁是孤独的,在对生活和人性感到绝望之后，他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逃离父亲和故土来到奥兰城，但他的逃离和寻找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注定是无望的。尽管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溢满孤独，但孤独的内蕴在不同的人那里又是迥异的,柯塔尔的孤独源自个体的主观行为与外在世界的伦理秩序之间的冲突,在法律规约与精神失衡的双重撞击下，他的孤独只能以悲剧收场。里厄大夫的孤独源自主体对客体的超越要求和这种超越的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这种孤独孕育着一种坚韧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它推动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与科学探索。塔鲁的孤独源自主体对客体的精神需要与其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一直生活在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从不知道希望为何物,与其说是鼠疫吞噬了塔鲁，不如说是孤独彻底流放了塔鲁。孤独是现代人在荒诞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悲切心理体验和深度生命体验，加缪小说中的孤独感来自作家本人从童年时代一直到成年人生中经历的现实苦难与生存困窘，加缪以文学的方式将其升华为普遍的生命感受，这既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但面对瘟疫的囚禁、情感的分离、死亡的围困等荒诞状态，人如何从中摆脱出来？加缪选择的路径是反抗，反抗是人在荒诞与绝望中活下去的理由，人只有对荒诞的世界进行反抗，才能从无意义中寻找到希望,他将反抗视为人之为人、人之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唯有反抗才能体现出人的尊严和意义。加缪的作品对认识到的荒诞表现出了反抗的姿态，他甚至在反抗者（LHomme Revolt）中提出“我反抗，故我们存在”12 ,并称“艺术中最伟大的风格就是表现最有力的反抗”13 。鼠疫充溢着反抗：对恶的反抗、对被囚禁的反抗、对荒诞环境的反抗，加缪赞扬了那种因恶的侵人而在那些极度灰心和失望的人们心中唤起的反抗。里厄、塔鲁、格朗、卡斯特尔医生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对恶与死亡的反抗，令人动容，给人希望。这种反抗彰显了人的觉醒、人的力量和人的积极能动性，它是加缪宗教观与哲学观的文学表征。但这种反抗又是非英雄主义的，它以反英雄的姿态平静地表现了普通人的努力与抗争，这种抗争不包含公然的恶意和令人厌恶的慨激昂，他们拼命所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防止鼠疫侵害自已，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与灵魂的安宁，“在这里，反抗失去了普罗米修斯的灵光：反抗远远不说明人的征服事业，它仅仅孕育着被保卫的愿望。这是一种退却的姿态，而不是一种进攻姿态”14 。加缪一直警惕着人在正当反抗中伴随的暴力过度滥用，从而演变成新的暴力与专制,所以他排除了奴隶、农奴、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的反抗。加缪的反抗，其意义在于唤醒价值、团结和对统一的要求,唤醒人类对生命的崇高性做最英勇的肯定，它是人的尊严的体现,是对不公正的恶与苦难的抗争，如果上帝不能消除不公正的恶与苦难,那么就应由人类来消除它们，人类应该团结起来与恶作斗争、对抗不公正并创造幸福。反抗是为了达到追求幸福这一正当要求,而不是为了一种功利性的英雄主义,反抗是人面对逼的荒诞环境所做出的自主选择行为，不是摧毁一切后的重建。加缪所赞颂的是反抗这一行为本身的价值，这也是人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59意义,里厄、塔鲁、格朗、朗贝尔、帕纳鲁这些多元化的人组成的反抗者体现了自由主体的人格力量,加缪肯定了在反抗的过程中彰显出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鼠疫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抗争恶势力的史诗。三、“编年史”映照下的现实镜鉴一部文学作品优秀乃至伟大与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在于它是否拥有一个精致而独特的叙事结构，这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所在，它甚至关系着作品最终的成败。加缪的作品结构一向严谨均衡，鼠疫也不例外，文本按照鼠疫的发生、发展、高潮和消退分为五个部分有序组织布局，人题很快,继而却徐徐展开,这样一个线性结构和叙事方式极有利于详尽描绘极致语境下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波动与骤变。加缪并未着意塑造血肉丰满棚如生的人物典型，他更在意的是人物精神变化曲线的每一个起伏与转折，鼠疫也正胜在对人的情感、心理、生存状态的精细描写与冷静分析，这亦契合了加缪写作的一贯特征。比如，面对苗头初露的灾难,加缪不惜笔墨详尽描述了人们在担忧的同时却又抱着天然自我幸免的矛盾心理。这一细腻描写跨越时空同样真实镜照出了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的怪诞心理：他们看着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惊慌不已，却又不甘忍受防疫政策的制约与束缚，在防疫监管与防疫措施无法覆盖之处依然我行我素，仿佛疫情的发生与传播独独与已无关，仿佛疫情永远在自身之外的远方,更有甚者或明或暗地与本已艰难不已的社会抗疫形成抗力乃至造成破坏。这些都将增加自身感染的风险与社会抗疫的难度,这也是导致疫情不断反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奥兰城,科学知识的匮乏和权威有效信息的缺失造成了民众认知的混乱，以致民众间谣言四起、荒唐言行四处上演，让本已混乱不堪的奥兰城更加失序和骚动，加缪于此严厉鞭挞了广大民众群体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平庸之恶”。而在2 1 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不法商贩与民众借助疫情居奇囤积和哄抬物价，甚至制造谎言，以致误导视听和混淆是非，这些令人痛60心的事件在疫情的无情肆虐下频频发生，加缪的文学想象演变成了现实镜像。伟大的小说都具有寓言性，鼠疫之所以引起我们今天的重读与共鸣,是因为它真切地描绘出了作为共性的社会世相与民众心理，它们在疫情的映照下彰显出了一种不变的原始人性，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鼠疫是疾病、缺陷、邪恶的隐喻，困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加缪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对民众生存的麻木轻率做了细致入微的展露与不动声色的批评。加缪的这种结构安排和叙事推进让鼠疫充满了思辨色彩和理性力量，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和说教的记录。文学不能被生硬地写成某种意识形态或个人意志的传声筒，作家必须警惕文学创作中的“席勒化”倾向。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艺术，它不仅注重写什么，更注重怎么写，这让它具有超越其他文学样式的美学建构力和阅读吸引力。我们沉浸于加缪的文学寓言时，亦不可忽略其独具匠心的文体选择。加缪非常注重小说叙事艺术的创新，从局外人到鼠疫再到堕落，每部都有独特的文体形式，局外人被称为“小说”，堕落被称为“叙述”。对于鼠疫，叙述者则一直以“编年史”称之,并为此还在篇首以事件参与者的姿态着重阐明了所选文献与资料的谨慎与真实，他一再强调叙述的客观与可靠，特别突出了“见证”这一特征。从疫情初现端倪的当年4 月1 6 日到疫情结束的来年2 月，叙述者逐日逐月冷静地记录了疫情的整个过程,行将结束之时,文本还特意交代了事件的亲历者里厄大夫即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可为了客观地叙述这部记事性编年史，里厄大夫又故意采用了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他把自已设置成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并作为这场鼠疫的一个重要见证人而出场。为了增强叙述的可靠性，他一直坚持以见证人的客观口吻进行叙述,并在叙述的过程中力图做到了与所有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包括里厄大夫本人，从而达至他所强调的客观性与全景视角。直到鼠疫结束，这部编年史也即将结束之时，他才跳出苦心设置的叙事圈套,并向读者指明这种叙事迷宫的用意，这反而一下子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心灵距离。当我们发现了这一叙述的秘密之后，再来反观整个文本的叙事，它确实几乎都是围绕着里厄大夫的视点展开的，而整个事件的开端也正是从里厄大夫对死鼠的特别发现开始的。对于里厄大夫视点不足之处，文本则借用了塔鲁日记的视点，以保证叙述的全面和客观。而通过文本中里厄大夫和塔鲁的合作关系以及因之而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我们自然能明白文本何以能采用塔鲁的视点却不生硬突?，它不但有效地弥补了单一视角的狭窄主观，而且这种“他者”的眼光还让单调的编年体叙述变得丰富活泼和多元客观。而里厄大夫为什么要力图客观地编写这一部编年史呢？因为他看到了人们的迅速遗忘，他想借此给后人以镜鉴。当痛苦已经过去，欢乐的人群早已忘记了教训,忘记了灾难，乃至忘记了恐惧和死亡。忘记不幸享受欢愉，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太渴望从囚禁、痛苦、绝望的围困中冲决出来了。然而,塔鲁死去了，奥东和他的孩子死去了，帕纳鲁神甫死去了，只有里厄大夫自己能感受到这种普天同庆、欢呼雀跃，以及那满空火树银花的胜利随时都经受着隐隐威胁，他作为医生知道暂时退去的鼠疫杆菌永远不会灭绝，也不会消失，它会在人们又变得忘乎所以或自负自傲之时，再度唤醒鼠群，罹临某个幸福的城市，让人们重新吸取教训,因为鼠疫就是生活。而里厄大夫编写这本编年史,就是为了以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人身份建构一种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学，为了能够让后世记住那些在鼠疫中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所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让后人通过这场灾难能学到什么，当再次遇到祸患时又该做些什么。面对灾难和生活，一个人能赢得的只有认识和记忆,故而，拒绝遗忘，吸取教训，身体力行，这才是这场瘟疫给人类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人类也因此而不会白白经受一场灾难。正是在这种给后世镜鉴的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加缪在鼠疫中倾注的种种艺术匠心和良苦用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疫情的持久性与反复性以及抗疫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不可因一时的胜利而产生的懈怠和傲慢的情绪,我们反抗疫情的“囚禁”只能是以理性行动和科学知识战胜疫情的方式，而不是以无视社会规约与伦理秩序的散漫莽撞行为；我们也要辩证意识到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神性与魔性、人性的卑劣、平凡与伟大。在我们的抗疫过程中，中华民族亦出现了如里厄、塔鲁、格朗等这些执着而坚忍的凡人英雄，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实干的精神肩负起特殊时刻的担当与使命，他们是民族的脊梁。而经过这样一场国家之砀、时代之厄，我们的文学又应该给后世留下一种怎样的见证、反思与记忆？在对待“胜利”的问题上,加缪是审慎的。经过近一年的凶猛肆虐，鼠疫最终以出乎意料的速度退去了,但对于疫情，人类胜利了吗？鼠疫是在人类先进的医学面前退去的吗？是被人类的顽强抗争打败的吗？是人类抗击大自然的一次胜利壮举吗？恐怕都不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类医学在鼠疫面前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是人类在鼠疫面前的无比恐慌与大批死亡，是人类在大自然中生存的悲剧与荒芜。鼠疫更像是一个来去自由的不速之客：毫无征兆地就突然降临了，在结束了它扮演的角色大功告成之后又悄无声息地自动退隐了。鼠疫在极速退去的时候又任性地致塔鲁于死地，这些都让里厄大夫在鼠疫面前产生着深深的失败感，鼠疫不会被消除,荒诞也不会被消除,在鼠疫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人类甚至只有“被捉弄”的命运。人在大自然之中的生存一直是在“适应与抗争”“博奔与共生”中进行的，无论人类衍生出多么发达的文明，进化到多么高级的程度，人都必须审慎地处理好与大自然中共生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在加缪看来，只要人的生活没有结束，威胁就永远不会终结，悲剧和荒谬也将始终伴随着善于遗忘的人类。故而,里厄大夫也明白他编写的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浩劫之后的和平也成了人类永远治愈不了的伤痛,因为这样的和平隐匿着过多的痛苦与死亡,普天同庆的欢乐始终受到隐藏在暗处的鼠疫的威胁。这种威胁也是对人类世界生存忧患的一种隐喻,正如加缪所说,我们处于一个“核毁灭的世界”“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61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屈节到为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1 5 ，这种状况让人深深忧虑，让人对劫难后的“胜利”无法乐观，必须时时保持着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加缪希望通过这样一则寓言为人类经受的灾难留下一分刻骨的记忆,让人类思考如何不再重蹈覆辙。一部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类罹受灾难并与之抗争的奋斗史，但今天的人类在取得了高度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伴随自身发展带来的深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疾病肆虐、战争频仍,甚至还有“核毁灭”的威胁。2 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至今依然是索绕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散的阴云，而两次战争之间却仅仅相隔了二十年的时间,经受了二战之惨烈的加缪通过文学寓言和艺术形塑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切与隐忧。四、结语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经受了瘟疫的围困与考验的人类,该如何面对身处的“后疫情时代”？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世界各国责任担当的严峻考验，它也在见证着人类的历史与文明是否真的已经进步。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人类还将面临各种共同的困境，而世界各国唯有相互信任、尊重差异和消除偏见，像鼠疫中的人们一样切实形成团结合力，才能战胜困境，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加缪的瘟疫寓言依然在警示着我们,也给予了我们珍贵的现实镜鉴。“在对历史的记载与表述体式中，唯有文学能够表达对人性的温情关怀”1 6 ，而在反映和反思瘟疫方面，文学亦以其特有的方式扮演了比其他文字体式更为重要的角色。小说家不仅是现实的关切者，更是生命的书写者,面对时代之痛、世纪之,作家还需以超拔大气的责任意识与平和从容的文学担当留下特殊境遇中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印记,给后人以借鉴和警醒，让人们拒绝麻木和遗忘，而鼠疫无疑给了我们更好的例证与训诫。参考文献：1 刘硕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 0 1 3:2 9 4.2雅克科莱特.存在主义M.李焰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4:8 8.3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 M.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0：7 2 5.4赫伯特R洛特曼.加缪传 M.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8：4 8 8-4 8 9.5刘硕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 0 1 3:2 9 7.6Albert,Camus.Le Mythe de Sisyphe M.Paris:Les EditionsGallimard,1985.Print:15.7理查德坎伯.加缪 M.马振涛，杨淑学，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1 9：4 7.8阿贝尔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7:2 9.9 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M.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0：7 7 8.10阿贝尔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7:9 6.11 Albert,Camus.La Peste M.Paris:Les Editions Gallimard,1947.Print;13.12 Albert,Camus.LHomme Rvolte M.Paris:Les EditionsGallimard,1954.Print:36.13Albert,Camus.LHomme Rvolte M.Paris:Les EditionsGallimard,1954.Print:335.14 加埃唐皮孔.鼠疫评注 J.罗磊，译.法国研究，1 9 8 7(3):16.15 文刘硕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 0 1 3:2 9 7-2 9 8.【1 6 侯玲宽.荒诞的寓言与现实的关切重读池莉的霍乱之乱 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 0 2 1,4 2（9）：4 8.责任编辑王兴文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