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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刘世浩（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1）摘要：自 1980 年代末以来，有关“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学术探讨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如果说最初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何其芳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理念的话，那么，21 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进行回顾与总结，既可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推进何其芳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对何其芳“转向”前后心态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理论限度。关键词：“何其芳现象”；文化政治；新时期；延安文艺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23）05-0108-07“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1987-1988年的一组文章中。如 文汇报 1987 年 12 月 24 日刊出“何其芳后期现象”引起深思，文学评论 1988年第 2 期、第 6 期分别发表了刘再复的 赤诚的诗人，严谨的学者 和应雄的 二元理论、双重遗产：何其芳现象，明确提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以“思想进步、创作退步”来概括何其芳“转向”之后的文艺实践活动。随后，文艺理论与批评 上海文论 等杂志在1989-1991 年先后刊登了 也论何其芳现象与应雄同志商讨 何其芳和他的诗及“何其芳现象”中国新诗库 何其芳卷 卷首 何其芳文学道路评析兼评所谓“何其芳现象”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等文章，参与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他们对“何其芳现象”的看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何其芳现象”成为何其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何其芳研究的范畴，不再仅仅是对何其芳个人文学道路得失的分析，而是上升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用以指称那些 1949 年前后创作发生明显转变的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现象。一、问题的提出及最初的讨论1987 年，在纪念何其芳诞辰 75 周年、逝世 10周年大会上，刘再复提出何其芳“转向”之后“艺术进步和思想进步不平衡的痛苦”这一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带有普遍性、时代性的苦闷”1。应雄在其论文 二元理论，双重遗产：何其芳现象 中将这种“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现象称为“何其芳现象”，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何其芳后期“写的诗过多地被政治性所左右了，以至失去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2。王彬彬在 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 中认为，如果说何其芳早期文学观念以“玩具论”为主的话，那么，“转向”之后的何其芳则主张文学的“工具论”，指出“何其芳作为一个作家，从他思想走向进步的那一天起，获得了 政治生命，而其 艺术生命 已经枯萎了”3。这类观点明显以“审美主体性”作为评判何其芳文学成就的标准，以此对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等文艺理念。尽管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何其芳现象”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何其芳的早期作品的别有用心的抬高与对他参加革命后的业绩（包括诗歌创作）的别有用心的抹杀之上的”4。也有人指出“何其芳现象”的倡导者“在歪曲和诋毁何其芳的同时，对于 讲话 也同样持非议和批判的态度”。但何其芳后期创作艺术水平的下降却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反对意见中，也有值得注意的收稿日期：2023-04-15作者简介：刘世浩（1989-），男，河北邢台人，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 25 卷 第 5 期石家庄学院学报Vol.25，No.52023 年 9 月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Sep.2023观点。罗守让指出，一方面，在文艺创作中突出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何其芳后期的诗歌创作带有概念化、标语化的痕迹，散文创作也表现出“平淡和粗糙”的特点，“模糊和淡化了个性”；但另一方面，“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当然不可能提出取消文艺从属于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文学对抗战采取积极态度，要求文学为抗战服务有什么错呢？”5随后，一些学者针对“何其芳现象”中所包含的二元对立式的评价方式提出质疑。陈尚哲在 也论何其芳现象与应雄同志商讨一文中探讨了何其芳“转向”过程中的“自主意识”问题，他从何其芳的个性特点与生活阅历两方面入手，详细分析了何其芳的创作从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逐渐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指出：“何其芳接受毛泽东的讲话，不仅经过他自己的思考，理解，而且有他自己深厚的思想基础。”6作者试图说明何其芳在后期创作中融入特定政治理念的做法，并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他主动追求的结果，尽管这类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何其芳后期创作的理由，恰恰相反，这类作品体现出何其芳“一方面继承和坚持 讲话 精神，一方面又从实际出发，从新的情况出发，对它作了发挥”6。此外，作者从时代语境的角度出发，指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何其芳也不可能超越他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针对有人提出何其芳后期主要以理论家的身份从事文艺活动，从而导致其文艺思想“退步”的问题，该文认为：“对于一个理论家在学术上所作的贡献，不论其大小，都应该把它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来考察和评述它的意义与价值，而不应该用今天的理论水平去要求和衡量，从而否定它在理论史上的学术意义。”6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时代对于作家个人的种种限制。再如，雷家仲在 命运 追求 时代对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认识 一文中指出，对历史人物与时代社会之间关系的评价，应当充分理解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所作出的选择，“如果只用今天的某些观念，框套历史烟云，指责、嘲弄他的种种 失误，这无异于把不同的标准用于同一事物身上，难免得出一些啼笑皆非的结论”7。论者从革命文艺传统出发，对“何其芳现象”的倡导者刻意否定何其芳后期创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作者还认为，所谓的“何其芳现象”“与其说是个别人的行为，无宁说是一种社会趋向”，何其芳的“转向”其实是当时一切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道路选择，“它恰恰说明，连何其芳这样的人也转向了，旧社会已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非垮台不可了”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一味地从政治与文艺二者相对立的角度出发，指责何其芳后期创作水平的下降，显然带有研究者强烈的主观臆断性，是脱离时代历史条件的论断。这类观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并不少见。有研究者指出：“从总的方面看，他的前期诗歌、散文在艺术风格上是朦胧、精致、华美、典雅，后期的诗歌、散文是明朗、朴素、平实；在表达方式上，前期多为 独语，是一种内敛性的自我对话，后期则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大对话”，“我们不应该为肯定何其芳的前期作品而否定他的后期作品，也不应该为他后期思想上的变化而否定他前期作品的价值。”8155-156这种观点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重写”“重评”语境中出现，本身就带有某种批判意识，即不认同那种一刀切式的反政治话语批评模式。这是人们今天重新考察“何其芳现象”时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二、21 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突破21 世纪以来，关于“何其芳现象”的讨论对那种简单的政治与文艺二元对立模式有所突破，研究者们注意到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复杂原因，其中既有时代语境的影响，也有作家个人性格特点的因素。一些学者从作家心态与社会心理学以及政治一体化语境下作家的道路选择等方面，对“何其芳现象”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闫桂萍对何其芳后期创作的复杂心态进行解读，提出了“泛政治心态”这一批评概念，以此分析“何其芳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作者认为，在政治处于社会文化活动的核心位置时，文学创作则成为渗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服务国家政治目标的一种超文学存在，成为时代脉搏的显示器，作家将政治的运行规则作为自己的创作运行规则。如果将这种心理状态描述为“政治心态”的话，那么，“泛政治心态”就是在这种“政治心态”的指导下，作家的心态及其作品中都会充塞着一些非政治家的气质。何其芳就是具有这种“泛政治心态”的典型作家，纵观其前后期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明显变化，不难发现“泛政治心态”对其创作的影响。9江震龙借用社会心理学的角色概念理论，对何其芳的散文创作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从美文的创造者、抒写自我者，经过展示苦难者与评判现实者，最后转变成讴歌光明、赞颂将领、嘲讽敌人、自我贬损的文艺工作者，角色意识的转变造成他以创作杂文、报告文学为主，自我刘世浩：“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第 5 期109抒情散文逐渐萎缩，注重抒发对客观事物的实感，放弃了先前的审美精致与意境营造”10。实际上还是隐含了“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2002 年 11月，“纪念何其芳诞辰 90 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与会者就“何其芳现象”进行了讨论，这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何其芳现象”被提出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又一次相对集中的讨论。参与讨论者普遍认为何其芳后期创作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水平不高，这种观点延续了前一时期的看法。同时有人提出何其芳后期的身份认同问题，认为何其芳在 1949 年之后自觉以党的理论权威作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因此造就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时刻提醒着他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因此，“在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中，何其芳尽管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最终他会执行上级的政策，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而这一切又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他的心境，使他无法花费更多精力探索新的艺术形式这一困扰他的问题。这就将研究推进到何其芳后期创作心态层面，注重考察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处境与创作成就之间的关联。112008 年 7 月 6 日，何其芳研究会在重庆万州成立，何其芳生前好友、作家马识途在成立大会上提到不应当简单地将何其芳“转向”革命看作是其后期创作水平下降的原因，他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环境中，一个有良心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大概都会和何其芳一样走上救国和革命的道路。他从同时代人的立场出发，提示研究者注意何其芳人生道路选择的时代必然性与其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形。这种提示表明，那些脱离历史时代语境而一味苛责何其芳后期创作水平下降的研究，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化研究，这对于 21 世纪以来曾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掀起一股热潮的“去政治化”的研究模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反拨。12王春晖、张立群的论文 政治一体化语境下的创作“失语”与探索“何其芳现象”再审读 结合何其芳本人的生平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探讨了何其芳在“转向”之后文学创作中出现“失语”现象的原因，认为在“政治一体化”的时代语境下，何其芳早期那种个人化色彩的诗歌创作逐渐与时代社会脱节，并且，“作家在长期创作 失语 甚或扭曲式写作过程中，已经在思想上为意识形态所驯化，并逐渐失去了自由创作的可能”13。作者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尝试对“何其芳现象”的成因进行解读，但由于作者预设了“纯文学”的评价标准，因此，在分析政治因素对何其芳后期创作带来消极影响时，没能结合特定历史时期革命文艺实践的价值诉求问题。换句话说，这类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呈现出较为抽象的概念推演痕迹。李晓华通过对比何其芳与王国维在创作因由与文艺思想方面的异同，认为“何其芳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的“小我”与“大我”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何其芳后期有意地疏离了文学人情的、非功利的、审美的 真、自然、不隔、有境界 的文学本体，而刻意地开掘文学政治的、功利的、有用的文学”14。这种分析侧重于从文学作品所体现出的审美趣味入手，由内而外地透视“何其芳现象”的成因与结果。寇鹏程从作家自身的人格精神、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对“何其芳现象”进行了“非政治性”解读，指出在意识形态高压下“作家们的自我沉沦、放逐、随波逐流，他们 士 的精神的丧失是其文学 退步 主体性方面的重要原因”；其次，当时名作家优渥的经济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不愿冒险追求所谓的艺术性，再加上公务缠身，创作水平下降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作者还从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出发，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永远都处在旺盛的创作期”；最后，作者认为“参照整个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品来指责他们 退步 了，这也是不公平的”。15从上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如果说围绕“何其芳现象”的最初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何其芳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论者多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理念的话，那么，21 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对作家本身的思想演变过程有了更为深刻的分析，并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去意识形态化”诉求提出了质疑。这就需要研究者“重返”1980-1990 年代的社会思潮中，去发掘“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得以生成的时代语境与话语逻辑。三、“何其芳现象”产生的社会思潮背景1980 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在较为开放的社会思潮中经历了观念与价值转型，这一时期社会思潮对于革命历史的态度的复杂性，或许是考察“何其芳现象”生成过程中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从消极层面讨论政治因素对何其芳后期创作造成的影响，很少从积极层面对这种影响进行辨别。这就涉及到在“新时期”如何看待革命文学遗产的问题，同石家庄学院学报2023 年 9 月110时也构成了人们今天“重返”历史现场时，如何理解革命文学的价值诉求在“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的问题。在外来思想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我国 1980 年代文学界与思想界的影响不容忽视。另外，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心理学、哲学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 1980 年代思想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之中。这些各不相同的理论、思想的共同点在于其“去政治化”的文化理念。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之下，作家与文艺批评家纷纷以“去政治”的姿态来反拨以往的社会政治切入视角。文学评论 1985 年第 6 期至 1986 年第 1 期连载了刘再复的重要论文 论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文学创作与接受中的“主体性”概念，旨在消解文学研究中“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的一元论。刘再复指出，文艺创作应该“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主体性，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把人看作人”。他从“客观世界的外宇宙和人的精神主体的内宇宙”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出发，对作家、人物形象、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进行了详细解读。从他的论述逻辑中不难看出他试图以“启蒙”唤起作家、读者与批评家的“主体性”，借以对抗“革命”话语批评模式。为此，他突出作家的“超越意识”“主体感应”意识，强调作家“应当以自己的精神主体为中介去感受现实，参与现实中各种人的情感经历，与笔下的人物共悲欢，共爱憎，去对客体进行审美的再创造”16。这种论述显然悬置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的历史合理性，以推倒一切、重新来过的姿态，宣告新时代的到来。刘再复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学的主体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这在阶级斗争话语余威犹存的社会语境中，对于当时文艺界乃至思想界所带来的冲击力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新时期”之初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还是 19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主体性”理论、“性格二重组合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重写文学史”，这些文学思潮与研究范式实际上分享了同一套话语批评模式，即政治与文艺的二元对立。尽管这套话语理论的局限性早已为人所共知，但是，由于学界对 50-70 年代革命文学实践的文学史意义一直讳莫如深，相关讨论大多带有局部试探性质，并且，这套话语批评模式的强大阐释能力的确为反思极左思潮、文艺实践活动提供了有效的切入角度，因此，50-70 年代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乃至价值诉求的积极意义在相关研究中仍然处于暧昧状态。与此相应，对何其芳后期创作中所包含的多重艺术探索缺乏应有的分析，也构成了“何其芳现象”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王彬彬在文章中指出，何其芳后期创作的失败，“是自己的是非标准的泯灭，是主体性的彻底丧失”；何休认为，由于何其芳“转向”之后的文艺实践活动以文艺理论批评为主，并自觉以“文艺领域主流话语的代言人”自居，文学创作基本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他作了文艺政策和主流话语的代言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了作为一个文艺理论批评家的主体性和个人话语权，丧失了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品质和个人创造性”；作者进而总结了“何其芳现象”的主客观成因：首先是“在对政治与主流意识的认识上，存在着片面性和盲目性，有严重的个人迷信，缺乏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其次，“自身的文学主体性的失落，对艺术规律的不尊重”也是导致其后期创作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文艺家”与“代言人”“两重身份的矛盾性难以调和与解决”，使他时刻处在矛盾的状态中，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心态。17256从中可以看出，论者使用的“主体性”“艺术规律”等概念明显受到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影响，虽然论者并未明确提及这种影响的渊源，但是这恰恰说明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思想已经内化为新世纪初研究者的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史也折射出现代文学研究观念的变迁，这或许是由“何其芳现象”研究史所引申出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此看来，对“何其芳现象”的再考察，便具有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意义。在“重写文学史”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重评”文章，这类文章中有不少立足于现代作家转向政治之后，创作水平逐渐下降的问题。例如，1988 年 上海文论 第 4 期刊登了宋炳辉的 “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 创业史 ，作者认为 创业史 从整体上看是“失败的”，理由是柳青在这部小说中融入的大量政治话语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对柳青的小说创作提出了质疑：“以社会政治运动的全过程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否会使小说叙述陷于对事件的追逐，而不得不放弃对人物性格的应有重视？”18这种质疑在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框架中十分常见，实际上是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这两种文艺观点的当代翻版。随后又有对 1999 年“老舍现象”、1995 年“曹禺现象”等“现象”刘世浩：“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第 5 期111的讨论，讨论对象虽有差异，但讨论的核心议题始终围绕着政治因素导致作家创作水平下降的问题。事实上，作为一种“现象”，上述问题在现代著名作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是“郭、茅”，还是“巴、老、曹”，在 1949 年之后几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创作水平下降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外部政权环境发生改变之外，作家出于对新政权及其文艺政策的推崇而主动调试自己创作风格，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在新时期反思革命历史的话语共同体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文学创作的独立性被突出强调，在这种时代语境中，研究者对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则较少“理解之同情”。尽管这类研究力图充分呈现何其芳“转向”背后的多重因素，但在“告别革命”的时代语境中，研究者的理论出发点通常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先在的价值预设，而这种价值预设的背后，则包含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21 世纪初，对 20 世纪 50-70 年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再解读”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这种研究通常“以作家作品偏离当时意识形态的程度，来确定其文学价值”19367。但是这种“再解读”有其明显的理论预设，即以“纯文学”“审美个人主义”“艺术至上论”等对抗 50-70 年代的革命文艺传统。这种突出“思想性与艺术性”二元对立的理论批评模式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杨义认为，这种话语批评方式“仍不脱陈旧的政治批评模式，只不过它在强调 艺术至上，而刻意贬损不合其意念的政治思想性而已”，他指出，“诗艺并无一个永恒的固定的标准”，“思想发生变迁的何其芳，有一个探索新的诗艺形式的过程”，其“转向”之后的诗歌创作“取得了朦胧深婉到明朗奔放的进展”。20因此他认为，“所谓 思想上进步，艺术上退步 的 何其芳现象 的偏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20。南帆认为，在艺术鉴赏方面，“审美并非某种神秘的禀赋，而是来自历史与文化的长期训练”，以“艺术至上论”取代阶级文艺观，只不过是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领域“告别革命”的时代诉求的理论概括，而随着历史语境的再度转向，“审美”的价值尺度也必然随之发生转变。21这就提示人们应当注意到 80 年代以来对“何其芳现象”的解读与诸多文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思想的余波又对当下的文学研究形成了怎样的影响。“主体性”“重写文学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等概念的提出，以及“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引入，一方面迎合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个“告别革命”的时代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则开启了文学研究“向内转”的趋势。可以说，“何其芳现象”的提出，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强调政治与文艺二元对立的社会思潮有着内在关联，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时代情绪。因此，考察“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史，应当充分注意到不同时期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四、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考察何其芳在“转向”之后仍然坚守艺术创作的相对独立性，是 21 世纪以来何其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类研究并没有明确将其考察范围局限在“何其芳现象”这一问题上，但其讨论的重点依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贺仲明在 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中试图“从他漫长的改变自己身份的过程中”发掘“他在放弃文学追求时内心世界的困惑和痛苦”224。何休在个人话语与时代语境的脱离与融合何其芳前期思想与创作 中认为，何其芳在大学毕业后的人生经历使他逐渐走出个人的狭小空间，“从而进入了他思想和创作发展的第二阶段”，“这完全是诗人自觉的选择，是生活的教育与民族的灾难激发了他”。由此出发，作者看到了诗人以主体意识参与到社会历史变革的进程中的艺术实践：“云 可以看作是何其芳一篇 新的艺术宣言，虽然是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同样具有 宣言 的意义。他宣称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这绝不意味着他要放弃写作，也绝不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力；恰恰相反，是要强化自己的话语权力，进一步干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将个人话语融入到时代语境中去”，“诗人走向民众、走向革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文艺；正好相反，他奔赴延安的初衷，正是想以新的文学形式如报告文学之类来表现自己与劳苦大众相通的要求与愿望，来服务于伟大的民族解放的事业”。23最后，作者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何其芳在融入时代语境之初的思想状况：“何其芳前期融入时代语境之后，他的个人话语并未消失，他依然发着他自己的声音，这从 夜歌 那些诗作和 星火集那些散文里都听得出来，尽管它们和何其芳早期 的声腔和情调的不一样了，然而这正如一个人成年了要改变童音是很正常的一样。这和他后期 发出的大部分声音，特别是在那些咄咄逼人的批判文章里所发出的声音所给予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23在这里，研究者看到的不是一个被动加入集体队伍之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而石家庄学院学报2023 年 9 月112是具有主体能动性与的知识分子在爱国良知的驱使之下，主动参与到社会历史变革的大潮中，试图以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艺术探索者形象；促使他从个人天地走向民族解放事业的动力，除了源自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之外，自然也包括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继承的启蒙思想遗产。赵思运在 何其芳“人格解码”中尝试考察何其芳是如何从一个“青春诗人”“走进体制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并且进一步追问了“这颗螺丝钉坚守在大机器的位置上有没有缝隙”以及“这缝隙又是何以形成”的问题。241赵牧注意到何其芳动笔于 1952 年初、完成于1954 年劳动节前夕的诗歌回答包含着何其芳的“某种焦虑”，认为这首诗体现出何其芳“一方面要回答 何以缺少创作的疑问，一方面又要表达重拾诗笔的愿望”，诗中个人与集体意象的并置“便被视为隐含个人与集体、诗歌与政治难以调和的矛盾”25。赵牧认为，何其芳在“转向”之初就有意识地为其创作道路的选择进行铺垫，1942 年的一个平常的故事 中“用了绝大多数篇幅叙述了 延安道路 的史前史”，认为“这显然与何其芳要在其中给自己的延安转向提供解释之意图有关”25。然而，当“这些他后来奔赴延安转向革命的内在驱动不但遭到漠视，而且被视为知识分子 主体性 丧失的 悲剧”时，“一个所谓的 何其芳现象，也因此被炮制出来”。25与此相应，有人认为“回答 一诗其实可以看作是何其芳所作的一个小心翼翼的试探，他在试探当时的文艺界究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诗风，能不能有限度地接受对 五四 诗风的回归”，这种带有一定冒险性的试探“也正能看出 诗人何其芳 总是在不停地挣扎着，诗人性格中渴望歌唱的愿望难以被长久地压抑”。2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其芳现象”的“建构”过程本身及其价值诉求，便是值得加以追问的。进而，由此引申出对“作家现象”问题在参与文学思潮流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考察，同样是值得仔细梳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无不关系着何其芳“转向”前后的心理因素，从而构成重审“何其芳现象”的出发点。李琬在 散文的“有结构”与“无结构”：重审何其芳 画梦录 的形式问题 一文中认为，导致“何其芳现象”中作者前后期创作之间产生巨大裂隙的原因“并非来自写作主体自身的巨大转折，而恰恰显示着一种主体意识和语言症候的连续性”27。李杨在其颇具影响力的 “只有一个何其芳”“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解读方式 中对此进行了更具深度的阐释。他在详细分析了何其芳前期作品的“政治性”与后期创作的“文学性”之后，否定了“两个何其芳”之说。理由是：“对何其芳这样先 文学 后 政治 的作家而言，文学 只是通向 政治 的中介，或者说，政治 本身就是 文学。”28因此，李杨反思了自 1920 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来那种割裂“文学”与“政治”的文学历史叙述方式，指出正是这种叙述方式导致了“具有范式意义的二元对立理论”的出现，而这正是“何其芳现象”的理论依据所在。他认为，推动何其芳后期持续“向左转”的动力与其说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制约，不如说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价值纪念的潜在影响。李杨根据何其芳在 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与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这两篇文章中否认其早期创作与后期创作之间存在“断裂”的表述，认为“何其芳只有一个，根本不存在 两个何其芳！”与此相应，所谓的“何其芳现象”也就成了不攻自破的伪命题。28其实，何其芳自己对这一点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艾青在 梦 幻想与现实 中对何其芳提出了批评，这篇写于 1937 年夏的文章因战事的原因没有公开发表，直至 1939 年才面世，然而，这篇原本为书评的文章中对何其芳的激烈批评却招致身在延安的何其芳的强烈不满。尽管艾青考虑到此时的何其芳已经表现出某些“转变”，在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时为了缓和语气加了两篇附记，称赞何其芳身上表现出的“可喜的转变”，并表示希望何其芳未来取得更大进步，但在何其芳看来，艾青的批评是“一个不公平的判断”，他反问艾青：“既然何其芳和他的 画梦录 都如你所说的几乎一文不值，为什么他会突然变成另外一种人，写出另外一种文章呢？”29470-471显然，何其芳自认为他“转向”前后的文学创作并非截然对立，这也是他为何要在 一个平常的故事 中表明 画梦录 与延安之间“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的内在原因。3072在这里，无论是何其芳自己的表述，还是后世研究者对其前后期创作内在关联的发掘，都提示人们在考察“何其芳现象”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其“转变”的复杂性，对导致这种复杂性的主客观原因进行系统梳理，或许这种研究可以推进人们对“何其芳现象”所包含的复杂性的认识。五、结语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刘世浩：“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第 5 期113自提出以来便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何其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而言，在 19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这段时期内，学界对“何其芳现象”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其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革命文艺理念。这类观点在“告别革命”的时代语境中颇具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情绪。然而，其理论框架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先在地制约了这种研究的客观性，其局限性不言自明。21 世纪以来，关于“何其芳现象”的讨论对那种简单的政治与文艺二元对立模式有所突破，研究者们注意到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复杂原因，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去意识形态化”诉求提出了质疑。事实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已溢出了对个体作家创作成就进行探讨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元叙事”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其芳现象”已然成为探讨现代作家创作道路转变问题的样本，由此引申出的作家与时代、文艺与政治、个体与集体等概念之间关系的讨论，都是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之初一直到现在始终面临的问题，也构成了这门学科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时刻“重返”与回应的问题。1刘再复.赤诚的诗人，严谨的学者J.文学评论，1988，（2）：4-11.2应雄.二元理论，双重遗产：何其芳现象J.文学评论，1988，（6）：18-27，172.3王彬彬.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批判J.上海文论，1989，（4）：22.4马蓥伯.战士 学者 诗人纪念何其芳诞辰 80 周年逝世 15 周年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6）：113-126.5罗守让.何其芳文学道路评析兼评所谓“何其芳现象”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4）：62-71.6陈尚哲.也论何其芳现象与应雄同志商讨 J.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5）：45-55，103.7雷家仲.命运 追求 时代对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认识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77-81.8何锐，吕进，翟大炳.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9闫桂萍.何其芳现象及其泛政治心态 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3）：23-25.10江震龙.从精致表现自我到抒发客观实感解放区散文家何其芳的艺术命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90-97.11王保生.“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 90 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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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fluenced by educational supervision,teaching evaluation,social values,traditional practices andcurriculum reform.It can implement a combination of grace and authority and improve regulatory systems;strengthen the reduc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 new social norms;provide operational strategies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