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情感、生态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_汪兴东.pdf

第 37 卷第 8 期干旱区资源与环境Vol 37No 82023 年 8 月Journal of Arid Land 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ug 2023文章编号:1003 7578(2023)08 068 08doi:10 13448/j cnki jalre2023187预期情感、生态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汪兴东1，2，宋汶璐1，刘庚1(1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2 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南昌 330045)提要:农村居民是处理农村生活垃圾主体，引导其垃圾分类行为实施对缓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压力有重要意义。文中从预期情感出发，利用江西省 658 份农村居民调研数据，引入卢因行为模型，构建有调节的中介 SEM 模型。结果表明:1)异质性预期情感(积极/消极)均会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预期积极情感作用更大。2)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预期消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政策工具负向调节了生态认知在异质性预期情感和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政策工具越强，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越弱，且政策工具的负向调节效应在预期积极情感路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此，在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行为实施上，需要实行“内+外”联动的举措:注重农村居民二维情感做到“动之以情”、强化农村居民生态认知做到“晓之以理”、落实政策做到“政之以扶”。关键词:农村居民;预期积极情感;预期消极情感;生态认知;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中图分类号:X71文献标识码:A做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美丽乡村的重点内容。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保障村容整洁重要措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常住人口 50979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36 11%。按农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每天 0 80kg/人计算，农村地区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高达 1 49 亿 t。而农村环境相对闭塞，信息流通慢、农民生态认知不高、参与度不强等现实原因使农村垃圾分类“难上加难”。面对薄弱的农村垃圾处理现状，如何防治“垃圾围村”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农村居民作为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参与者，研究如何激励其行为从被动应付到自觉行动已成为重要突破口。现有关于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解决对策1。随着研究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分类实施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2、情景因素(经济性政策、宣传政策、社会规范等)3 与认知因素(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行为规范等)4。实践部门也为促进垃圾分类的落实进行了大量沟通传播和教育，但实际效果不尽人意5。导致这一问题根源在于目前政策更多的是以单方面提高感知、认知为核心，忽视农村居民情感诉求、情感共鸣。因此，众多学者建议把情感变量纳入到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如汪兴东等6 在分析中国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后发现，低碳情感对低碳购买意向有重要影响。而在传统文化浓郁的农村社会，更需关注农村居民的情感诉求，刘霁瑶等7 在探讨村庄情感与垃圾分类行为关系中也证实了这点。因此，在分析农村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时，深入探讨情感对其亲环境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情感根据发生时点相对于行为活动先后顺序分为两个维度，即预期情感和体验情感8。体验情感是个体在接受情感测量之前就已经体验到的情感，是对实际行为的态度体验9。预期情感则指个体预期做*收稿日期:2023 2 20;修回日期:2023 5 18。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6030226;7226040253)资助。作者简介:汪兴东(1979 )，男，汉族，江西婺源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户行为、农村消费。E mail:18170825663 126com通讯作者:刘庚(1991 )，女，汉族，河南信阳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和农户行为。E mail:liugeng1228163 com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http:/www gov cn/xinwen/2021 03/13/content_5592681 htm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时产生的积极或消极情感10，是体验情感的前置变量，对行为意向具有解释与预测作用11。有学者指出，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预期情感比体验情感更具操作性和可控性12。因此，探讨在体验情感产生之前的预期情感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将有助于采取措施对农村居民的预期情感进行干预，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实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也存在以下可以拓展的空间:1)较为缺乏从农村居民个体视角探讨如何使垃圾分类行为“落地生根”。2)鲜有对预期情感进行分析并深入探究不同维度(预期积极情感、预期消极情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3)缺乏综合考察内外部因素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方式和路径。鉴于此，文中参考卢因行为模型，探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形成机制与边界条件，为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里子”和农村环境的“面子”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卢因行为模型表达为 B=F(P，E)，其中 B(behavior)代表个体行为;P(personal)表示个体的内在条件和特征，如生理需要、生理特征、性格、态度等;E(environment)表示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如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等。该模型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是由“内”与“外”共同作用的结果13。基于此，文中重点考察农村居民预期情感与生态认知(内部因素)及政策工具刺激(外部因素)对其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1 1预期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已经发现，预期积极和消极情感是重要的启发式动机，会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的产生。有研究表明，预期积极与预期消极情感均能正向驱动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且预期积极情感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预期消极情感14。Kim 等15 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认为预期后悔(消极情感)和预期自豪感(预期积极情感)可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环境行为。王建明和吴龙昌16 则对预期情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预期绿色购买情感中自豪、赞赏、愧疚三个维度均能正向预测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产生，且自豪感的预测作用最强。基于以上分析，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预期情感(积极和消极)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促进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设:H1:预期积极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H2:预期消极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1 2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生态认知指个体对生态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17。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情感是社会认知的基础，会对个体认知产生重要影响18。一般而言，个体的生态认知越强，表明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高，从而更容易表现出亲环境行为。王瑛等19 发现，农村居民不同生态认知水平会导致其在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上的差异。此外，桑贤策等20 证明了生态认知在政策激励与农村居民有机肥使用行为间的机制效应，认为政策激励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态认知进而影响其有机肥的施用。参考上述分析，预期情感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可能通过生态认知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发生。故提出以下假设:H3: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间起着中介作用。H4:生态认知在预期消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间起着中介作用。1 3政策工具的调节效应由于亲环境行为(包括垃圾分类)具有较强的外部正效应，与其他个体行为相比，从认知到行为的转化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而政策工具作为最为重要的情境因素，其作用在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已被广泛证实21。在该领域，陶学荣把政策工具划分为信息性、经济性、行政性和物理性四类22。从我国目前垃圾分类的政策实践来看，在农村地区普遍使用以下政策工具促进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1)物理性工具，为农村居民垃圾分类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2)信息性工具，为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3)经济性工具，为农村居民垃圾分类给予一定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性奖励。基于这些政策实践，文中重点考察物理性、信息性和经济性工具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以往有关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表明，政策激励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认知，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有机化肥的使用20。在垃圾分类的研究中，政策工具亦具有类似的作用，如丁志华等23 发现信息激励可以强化农村居民的感知威胁，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自我获得感以及道德约束，并促进垃圾分类行为的发生。且随着政96第 8 期汪兴东等预期情感、生态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策工具刺激加强，个体认知越高的居民更容易表现出垃圾分类行为24。结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H5:政策工具正向调节生态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政策工具越强，生态认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大。基于假设 3、假设 4 和假设 5 所表达的关系，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5 的观点，当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具有调节效应时，该中介路径也可能被调节，进一步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而言，生态认知中介了预期情感(预期积极情感、预期消极情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但该中介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政策工具刺激的强弱。亦即，当进行强政策工具刺激时，预期积极或消极情感经由生态认知对垃圾分类行为的间接效应可能会增强，故得到如下假设:图 1理论模型图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H6:政策工具正向调节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和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策工具越强，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越大。H7:政策工具正向调节生态认知在预期消极情感和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策工具越强，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越大。根据上述文献综述及所提出的假设，文中构建的理论模型(图 1)。2材料与研究方法2 1数据来源为了验证文中所提出的假设，于 2021 年 7 9 月对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农村居民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五步抽样获得农村居民样本:1)参考 2020 年 江西省统计年鉴 中的乡村人口统计数据，依据各地级市乡村人口占江西省总乡村人口的比例来确定样本地级市，总计抽取 11 个样本地市。2)参考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20 中江西各个地级市所辖县(市/区)的户籍人口数，依据各县(市/区)户籍人口占该样本地市总户籍人口的比例，确定样本县(市/区)，共获得 44 个样本县(市/区)。3)依据各乡镇户籍人口占样本县(市/区)总户籍人口的比例，确定样本乡镇，共抽取 66 个样本乡镇。4)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从 66 个样本乡镇中抽取 66 个样本行政村。5)依据等距步长原则，从每个样本行政村中抽取 10 个农村居民样本，按各样本行政村村民花名册，采用一对一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填写问卷。最终获得 658 份有效问卷。2 2变量选择文中所用量表均来自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具体的垃圾分类研究情景进行了一定的修正。除具体说明外，所用量表皆采用李克特 7 级测量，1 7 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具体变量定义及赋值(表 1)。(1)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参考白峻恺26 的研究，利用“过去一个月里，我总是进行垃圾分类”进行测量。(2)核心解释变量:预期情感，借鉴李寿涛12 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对预期情感的测量，包括预期积极情感和预期消极情感，其中预期积极情感利用“如果我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自豪 、愉悦、有意义”等三个题项来表达;预期消极情感通过“如果我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后悔、愤怒、内疚”等三个题项来测量。(3)中介变量:生态认知，参考洪大用27 与张连刚28 的研究，通过环境认知、产品认知维度来考察，其中环境认知利用“我对环境问题非常了解”及“我对有关环保的条文规范非常了解”来测度，产品认知通过“我对产品包装上有关环境的标志非常了解”来测量。(4)调节变量:政策工具，参照韩娜 29 的研究，通过经济性工具、物理性工具、信息性工具三个指标衡量07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37 卷政策工具强弱，具体题项分别为“如果能够获得物质奖励，我愿意对废旧产品进行分类回收”、“垃圾、污水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展，让我更愿意实施垃圾分类”及“对垃圾分类的宣传能够促使我正确回收废置生态产品”。另外，借鉴已有研究，选择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表 1 变量定义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变量名称变量含义与赋值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过去一月里，我总是进行垃圾分类。3311 580解释变量预期情感预期积极情感如果我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自豪。5091 061如果我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觉得心情愉悦。5211 062如果我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觉得很有意义。5291 026预期消极情感如果我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后悔。4231 276如果我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愤怒。3761 387如果我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内疚。3981 431中介变量生态认知环境认知我对环境问题非常了解。3971 320我对有关环保的条文规范非常了解。3411 430产品认知我对产品包装上有关环境的标志非常了解。3501 456调节变量政策工具经济性工具如果能够获得物质奖励，我愿意对废旧产品进行分类回收。5601 023物理性工具垃圾、污水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展，让我更愿意实施垃圾分类。5021 055信息性工具对垃圾分类的宣传能够促使我正确回收废置生态产品。4991 070控制变量个体特征性别1=男;0=女1460 499年龄受访者年龄(周岁)521014278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中专/高中;4=大专;5=本科及以上1901 0602 3研究方法文中基于 Bootstrap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讨预期情感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实施过程，生态认知的中介作用和政策工具的调节效应。具体模型构建如下:Y=cX+e1(1)M=aX+e2(2)Y=c X+bM+dW+eM*W+e3(3)式(1)、(2)、(3)中，Y 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X 为预期情感(积极/消极)，M 为中介变量生态认知，W 为调节变量政策工具。a，b，c，c，d，e 为待估计系数，e1、e2、e3为随机误差项。式(1)测度预期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效应，式(2)测度预期情感对生态认知的影响，式(3)测度预期情感通过政策工具调节生态认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间接影响。3结果与分析3 1模型检验使用 SPSS 26 0 对潜变量的信效度进行分析(表2)。所有变量的 Cronbach s 值和组合信度均在07 0 8 左右，表明量表信度良好。各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可接受的 0 5，且其各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基本都在 0 7 以上，表明所有变量的收敛效度良好。此外，各变量 AVE 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利用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发现，在特征值大于 1 且未对因子进行旋转的情况下，第一个析出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41 84%，低于 50%的判定标准30，表明文中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进一步对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CMIN/DF=4 229(小于 5)，MSEA=0 07(小于 0 1)，TLI=0 964、GFI=0 959，其他拟合指标均高于 0 9。模型通过适配度检验，可以认为测量模型与实际调查数据适配良好，模型估计结果稳定且可靠。3 2预期情感的主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 3)，预期积极情感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0 609，p 0 001，95%置信区间 0 376，0 854 不包括 0)，假设 H1 得到支持。预期消极情感亦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0 515，p 0 001，95%置信区间 0 375，0 651 不包括 0)，假设 H2 得到验证。进一步通过对比发现，预期积极情感主效应大于预期消极情感主效应，相对于预期消极情感，农村居民的预期积极情感更17第 8 期汪兴东等预期情感、生态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能促进其垃圾分类行为实施。表 2 潜变量信度、效度及相关性系数Table 2 eliability，validity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latent variables因子载荷Cronbach s CAVE12341 预期积极情感07850 756077005300728076706512 预期消极情感07870 9140886072105850 849088708703 生态认知08280 86508740698046404780835086008184 政策工具07860 66307730533048603600299073007110689注:表示 P 0 01，对角线加粗数字为该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3 3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 3)，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 385，p 0 001，95%置信区间 0 257，0553 不包括 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但由于预期积极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0 214，p 0 05，95%置信区间为0 041，0 475 包括0)，说明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3 得到支持。生态认知在预期消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 0 197，p 0 001，95%置信区间 0 123，0 293 不包括 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预期消极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效应也显著(=0 316，p 0 001，95%置信区间为 0 149，0 466 不包括 0)。说明生态认知在预期消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4 得到支持。表 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Table 3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生态认知95%CI95%CI预期积极情感0 609 0 376，08540 2140 041，04750725 0 568，0905生态认知0 531 0 365，0723中介效应0385 0 376，0854预期消极情感0 515 0 375，06510 316 0 149，04660449 0 365，0541生态认知0 439 0 276，0624中介效应0197 0 123，0293生态认知*政策工具0 1470327，0001弱政策工具0 751 0 541，0979强政策工具0 457 0 234，0682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但出于简洁目的未在图中显示，Bootstrap=5000。为 p 0001。3 4政策工具的调节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 3)，生态认知与政策工具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0 147，p 0 001，95%置信区间0 327，0 001 不包含 0)，与假设 H5 相反。为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文中绘制了政策工具的简单斜率图(图 2)。结合表 3、图 2 发现，在弱政策工具影响下，生态认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0 751，p 0 001，95%置信区间为 0 541，0 979 不包括 0);在强政策工具影响下，生态认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会减弱(=0 457，p 0 001，95%置信区间为 0 234，0 682 不包括 0)。且高组与低组之间差异显著(=0 294，p 0 001，95%置27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37 卷政策工具:根据 bootstrap 法，将政策工具分为强、中、弱三组，均值为政策工具中组，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为强政策工具组，均值减一个标准差为弱政策工具组，且文中强弱皆指政策工具实施的强度。图 2政策工具的调节效应图Figure 2 egulatory effect of policy instruments信区间为0 654，0 003 不包括 0)，再次表明检验结果与假设 H5 相反，即 H5 未能获得数据支持。3 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假设 H6、H7 的检验结果(表 4)。在弱政策工具影响下，生态认知的间接效应显著且较强(=0 509，p 0 001，95%置 信 区 间 0 346，0 718 不包括 0)，在强政策工具影响下，生态认知的间接效应显著但较弱(=0 297，p 0 001，95%置 信 区 间0 127，0 500 不包括 0)，且高低组差异也是显著的(=0 212，p 0 01，95%置信区间 0387，0 066 不包括 0)，因此政策工具负向调节了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 H6 未能获得数据支持。对于假设 H7，检验结果表明在弱政策工具影响下，生态认知的间接效应显著且较强(=0 288，p 0 001，95%置信区间 0 185，0394 不包括0)，在强政策工具影响下，生态认知的间接效应显著但较弱(=0 133，p 0 001，95%置信区间0 336，0 034 不包括 0)，且高低组差异显著(=0 155，p 0 01，95%置信区间0 265，0 045 不包括 0)，因此政策工具同样负向调节了生态认知在预期消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 H7 未能获得数据支持。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Table 4 Test results with mediating effect of adjustment预期积极情感生态认知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S E95%CI低组(减一个标准差)05090093 0327，0 662高组(加一个标准差)02970072 0157，0 415差异(高组减低组)021200890387，0066预期消极情感生态认知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S E95%CI低组(减一个标准差)02880053 0183，0 392高组(加一个标准差)01330041 0053，0 213差异(高组减低组)015500560265，0045注:Bootstrap=5000。表示 p 0001，表示 p 0 01。4讨论预期积极/消极情感皆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且预期积极情感主效应大于预期消极情感主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更喜欢追求愉悦来满足内心情感从而更倾向于实施分类行为。另外对预期情感(积极/消极)通过生态认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传导机制进一步探索，发现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可能是因为，积极情感的人会激发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并激励其行为的产生。而在预期消极情感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中，生态认知可以通过双路径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可能因为相比由于生态认知激活而有意识地推动垃圾分类行为实施，农村居民更可能为了弥补内心不安，选择直接进行垃圾分类行为来减轻情感落差。最后加入政策工具探讨其边界条件，发现政策工具负向调节了生态认知在预期情感(积极/消极)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出这可能是因为，政策工具激励存在挤出效应，即政策工具作为外在激励，当政策工具较强时，会削弱生态认知作为内在激励对垃圾分类行为的促进作用，从而挤出了认知对行为的内在激励。文中从情感视角出发，探讨了异质性预期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且揭示了其黑箱及边界条件，丰富其预期情感的研究，获得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文中仅探讨了生态认知在异质性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机制，二者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因素37第 8 期汪兴东等预期情感、生态认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发挥着桥梁作用，值得深入探讨。5结论基于江西省 658 个农村居民样本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异质性预期情感对其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获得以下研究结论:(1)预期情感(积极/消极)皆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实施，相对于预期消极情感，农村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预期积极情感更能促进其垃圾分类行为实施。(2)生态认知在异质性预期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在预期消极情感中仅为部分中介。(3)政策工具负向调节生态认知在异质性预期情感到垃圾分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由于政策工具具有挤出效应，在其刺激较弱时，生态认知在预期积极情感到垃圾分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更强。6建议(1)推动农村垃圾分类，要注意对农村居民“动之以情”。一方面，通过组织家园更美丽、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等活动，潜移默化培养农村居民实施垃圾分类的情感满足，以愿景驱动其实施垃圾分类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呈现垃圾不分类所产生的环境恶化，唤起农村居民对垃圾不分类行为的内疚、愤怒等预期消极情感，以忧患驱动其正面行为的发生。(2)强化农村居民的生态认知，使其对垃圾分类做到“晓之以理”。可以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垃圾分类等知识讲座，或是垃圾分类现场指导、一对一教学等参与式学习，提升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知识，以更有效的推进预期情感到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转化。(3)重视政策工具的作用边界，做到“政之以扶”。一方面，通过开通绿色账户、环保档案进行积分兑换奖励(如日用品、垃圾袋)或是对违规不分类行为进行一定的警告等，以弱政策工具实施强化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正确进行垃圾分类的农村居民直接给予现金奖励或是对破坏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等行为进行惩罚等，以强政策工具的实施抑制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负面行为的发生。虽然文中从情感视角，探讨了异质性预期情感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中的作用，获得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1)文中基于问卷调查的截面数据，不能动态反应情感刺激及政策工具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未来可以开展现场试验以探明三者之间的深层关系。2)文中结论基于江西省农村居民的调查，尽管数据获取方式科学，但结论是否适合其他地区的农村居民，需要进一步验证。3)文中仅探讨了异质性情感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机制，二者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发挥着桥梁作用，值得深入探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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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talizationStrategy，Nanchang 330045，China)Abstract:ural residents are the main body of dealing with rural household garbage，so guiding theimplement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rural householdgarbage management In the paper，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58 rural residents in Jiangxi province，Lewinmodel of behavior is introduced to build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the expected emotion，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Theresults show that:1)The heterogeneous expected emotion(positive/negative)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the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and the expected positive emotion effect is gre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