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_徐冠清.pdf

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内生动力视角下产业发展与农户就近就地就业机制研究 以乡村振兴重点 帮 扶 县 易 地 搬 迁 政 策 为 例”(编 号:7 2 2 7 4 1 5 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历史意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2 0 C Z X 0 0 6)。收稿日期2 0 2 2-0 7-1 1 作者简介 徐冠清,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崔占峰,男,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余劲,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 0 2 3年3月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M a r.2 0 2 3第4 4卷 第2期I NN E R MON G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4 4.2D O I:1 0.1 4 1 3 7/j.c n k i.i s s n 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1 6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徐冠清1,崔占峰2,余 劲1(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陵 7 1 2 1 0 0;2.烟台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 6 4 0 0 3)摘要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关键词 村落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减贫;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 3 2 1.1;D 4 2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1 2 6-0 8 习近平总书记在 摆脱贫困 中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在扶贫中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是整个扶贫工作的基本保障和强大动力。1(P.7)改革开放后,以乡镇集体企业为核心的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随着乡镇企业改制与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集体经济陷入“边缘化”困境,导致村庄丧失了自治的经济基础。2乡村治理依赖政府外部扶持,村落共同体随之加速瓦解,原子化的农民个体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不利于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各类要素向农村流动,并加大对贫困村的扶持力度,为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一批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得以诞生。3全国经营性收入1 0万 元 以 上 的 村 集 体 占 比 已 由2 0 1 5年 的1 4.1%增至2 0 2 0年的6 8.4%。同时,村集体已经6212 0 1 5年财政部印发了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加大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2 0 1 7年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缓解了发展集体经济面临的资金碎片化困境;2 0 1 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 0 2 2年扶持1 0万个左右行政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数据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编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历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成为扶贫资源的重要承接平台4,并为农村减贫提供了一种集体化和组织化路径,促使贫困群体建立起持续性、内生性和集体性的自我减贫机制。5因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减贫耦合的推进过程也在重塑村落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一系列减贫措施的实施提高了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使农村公平和谐的氛围更加浓厚。共同脱贫的奋斗经历使村民树立起了集体意识,作为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的“集体性”得以发展。6另一方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赋予村落共同体活力的重要切入点,能够显著提升村民幸福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7村集体在引领村庄发展过程中形塑了村民的集体认同8,有助于促进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内部凝聚力,促进乡村社会整合,提升村民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为实现高质量乡村多元主体共治提供基础性保障。9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减贫事业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二者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展现出较强的耦合协同作用,有助于恢复农民集体意识和激活乡村活力,进而重塑村落共同体。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梳理农村集体经济与贫困治理的关系,探究减贫、发展集体经济以及构建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回答如何在发展集体经济与贫困治理的互动中使村落共同体得以重塑的问题。一、农村集体经济与贫困治理的历史演进综观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不同历史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减贫中的地位存在较大差异。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在早期农村减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制度变革而渐渐远离“三农”,导致乡村减贫的内生动力由强变弱,农村贫困治理对财政补助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村落共同体在这一背景下趋于瓦解。随着国家扶贫战略的推进,大量治理资源使得集体经济逐渐恢复生机,未来可能会成为推动相对贫困治理的坚实支撑,村落共同体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塑。(一)“强分”的高效率阶段(1 9 7 8年至1 9 8 3年):集体经济制度变革与农户自主脱贫1 9 7 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乡村改革,通过赋予农民自主经营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民温饱问题得以初步解决,这一阶段农民处于内生脱贫状态。但是,一方面,为满足家庭承包经营需要,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集体资产在短时间内被“分光”,社队集体失去统筹农业生产的基础,“统”发挥了为“分”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村级组织须依靠上级政府拨款才能够维持运行1 0,这意味着原来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相关机制陷入停滞状态,村庄的社会救助功能因此被弱化,以社队集体企业为核心的乡村工业成为集体控制的主要资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质上演变成了农业“分”、工业“统”的形态。社队集体企业主要通过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和道路建设支持乡村建设,间接为农业生产提供支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统”和“分”的活力均得到初步释放,但国家对社队企业的角色定位尚处于徘徊期,在社队企业就业的人数仅增加4 0 8万人,农村集体经济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并未凸显,加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政策限制以及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尚未实施,此时缓解农村贫困问题主要源于“分”的制度效能的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在短时间内解决了我国多数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农业税收的增加也间接为我国扶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乡村集体的力量被突然削弱,同时又缺少外部扶持,导致其统筹农村建设的能力不足,这也为现阶段农村生产生活“原子化”埋下伏笔,农民的集体化意识开始逐渐“溃散”。(二)“分”的制度效能削弱,“统”的制度效能不断提升(1 9 8 4年至1 9 9 3年):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与村庄扶贫的内生性1 9 8 4年之后,“分”的制度效能开始弱化,农民依靠农业增收的后劲明显不足。与此相反,集体经济却迎来一个发展机遇期,在提高农民收入、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后,中央正式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地位,同时得益于承包经营制的推行,乡镇集体企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国家扶贫也正式进入组织化、规模化阶段,村庄内生扶贫与国家外生扶贫呈现相协同的景象。乡镇企业对贫困治理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数据显示,1 9 8 4年乡镇企业职工数量增加6 1 3万人,1 9 8 5年又增加3 1 3 1万人。在经历1 9 8 9年至1 9 9 1年三年治理整顿后,其吸纳就721数据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历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业的能力更是迅速提升,1 9 9 3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已高达1 2 3 4 5万人。二是乡镇企业通过上缴利润、支农建农补农支出等形式支援乡村发展。如1 9 9 3年全国乡镇企业用于农村福利事业、教育、小城镇建设等资金达2 9 0亿元,以工补农建农资金达1 3 0亿元,总计4 2 0亿元,而同期国家用于农业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财政支出只有3 7 5亿元。从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看,1 9 8 9年后扶贫贷款转向经济实体,扶贫资金主要流入乡镇企业和县办企业,解决了许多乡镇企业的融资难题,从而对稳定农民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乡镇企业在发展受限的情况下对乡村投入的各项支出依旧保持增长,有效保障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见,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的乡村内生扶贫机制是对国家扶贫战略的有效补充。(三)“统”的不足与国家资源接入(1 9 9 4年至2 0 0 6年):内生性削弱与国家扶贫的组织化2 0世纪9 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竞争加剧以及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乡镇企业赢利水平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现象逐渐增多1 1,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随之减弱。乡镇集体企业掀起改制浪潮,同时许多经营状况较好的集体企业也随之“被改制”,出现了所谓“靓女先嫁”的现象。1 2乡镇企业改制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注入了新活力,但也直接导致乡镇企业的“集体”属性消失,支农建农补农支出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农村公共品内部持续供给的路径被切断,乡村内生扶贫机制从以国家扶贫战略为补充向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过渡。1 9 9 4年启动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国家开发式扶贫启动的标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国家扶贫规划的实施间接地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税收支持。1 9 9 6年扶贫工作会议将扶贫靶向由经济实体重新转向贫困农户个体,这也意味着扶贫路径由“国家集体农户”向“国家农户”转变。扶贫资金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涉农资金使用效率大打折扣。1 3乡村集体企业的剥离虽然为国家和地方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税收支持,但也意味着村集体失去了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村庄扶贫内生性不足难以对扶贫开发战略提供有效支持,“空壳”化的村集体缺乏有效对接外部资源的能力,导致大量的国家治理资源虽能注入到村却无法实现预期效果。2 0 0 6年彻底废除“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村集体统筹发展的资金来源被切断,村级组织只能依靠财政拨款才能维持运行。同时,税费改革使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互动联系被间接割断,村集体在乡村集体性事务管理中的影响力逐渐消失。实际上,虽然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增加了农民负担,但部分资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被“再投入”农村,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助于提高家庭承包经营效率。(四)“统”的恢复(2 0 0 7年至2 0 2 0年):政府主导背景下的贫困治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结构性地减小了贫困人口规模,为政府有针对性地保障贫困人口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和有利条件。随着国家各项权力向乡村各个领域全面渗透,“行政化”的治理格局由此形成。1.2 0 0 7年至2 0 1 3年是乡村治理“行政化”加深的时期 村集体在经历了乡镇企业改制与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冲击”而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后,农村事务正式进入了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下派、村庄对接的发展阶段,乡村治理“行政化”不断增强。2 0 0 8年国务院农村改革小组、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的通知,是对农村已基本失去自主发展内生动力的政策性补充,希望吸引农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然后由国家财政进行奖补。从理论上讲,外部支援建设村庄公共项目,既可以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又能够因地制宜地建设农村。许多村庄的建设项目通过“一事一议”审批获得部分财政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集体的缺位。“一事一议”奖补政策蕴含着乡村自治与以工代赈相结合的内涵,在向乡村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通过雇佣劳动力参与“项目”的形式增加农民收入。但从现实效果看,这些项目具有短期性特征,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农民集体化意识溃散的趋势。整体上看,这一制度设计重启了“国家村庄农民”协同治理的局面,为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如何激励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启示。2.2 0 1 4年至2 0 2 0年是集体经济发展与贫困治理耦合推进的发轫期 在2 0世纪8 0年代末和9 0年代初,村集体将可以统筹农业发展的土地以及可以统筹工业发展的集体企业剥离了出去,造成了集体经济基础羸弱,其发展亟需外部扶持。2 0 1 4年821数据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历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大量治理资源不断“涌入”农村。在资金援助方面,中央财政持续大幅增加补助性地方专项扶贫资金,相关资金由2 0 1 6年的4 6 1亿元增加到2 0 2 0年的1 4 6 1亿元,并连续5年保持每年2 0 0亿元的增量。在人力资本方面,2 0 2 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指出,到2 0 2 0年底,全国已累计选派3 0 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贫困村,从而形成“资金人力资本”的双重援助结构。1 4村集体作为重要的资源承接平台迎来了新机遇,村庄“造血”功能开始复苏。脱贫攻坚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进入耦合推进阶段,治理路径由“国家农民”重归“国家集体农民”。村集体“统”的功能的复苏,有利于加快贫困村庄的资源整合与开发。农村土地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为推动村集体土地流转和发展集体产业提供了制度保障,强化了以土地为纽带的“农户个体村庄集体”的关系,对重构村落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五)村 庄 扶 贫 内 生 与 农 户 脱 贫 内 生 相 结合(2 0 2 1年至今):集体经济将成为相对贫困治理内生性与持续性的重要源泉脱贫攻坚时期,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集中投入已使许多地区具有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基础,这是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对农村集体经济再造的阶段性尝试。得益于集体经济的经济性和社会性重塑,村集体通过提供生产服务、经营协作等形式向农户提供支持,许多村民尤其是缺少外出务工能力的边缘人口能够在集体产业中实现就近就业,提高了部分村民的收入。村集体可支配的资金增多,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得以实现内生供给,有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因此,在“后扶贫”时期,要以农村集体经济为纽带,将分散的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组织起来,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进而激活村庄扶贫的内生性和农户脱贫的内生性动力。二、村集体边缘化、治理行政化与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如前所述,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助力农村完成了早期资本原始积累,并与“三农”维持了较强的联系。在经历一系列社会变革后,村集体“边缘化”导致村庄丧失了“自治”的经济基础,村落共同体也开始瓦解,村庄减贫内生动力不足。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开始加快渗透至乡村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建设与发展只能依赖国家转移支付,由此形成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局面。从效果看,国家向农村转移了大量资源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并没有真正激活乡村社会发展活力。1 5因此,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打破村集体“边缘化”、治理“行政化”与村落共同体瓦解的困境。(一)村庄扶贫内生性的消融:村集体“边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村集体将生产资料分配到户,大部分村庄将以土地为核心的集体资产分光,村集体的集体属性也随之被削弱。实际上,农民分得的少量土地仅能解决家庭温饱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业和城市流动,乡村集体的力量被逐渐削弱。在农业税征收时期,村集体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取消农业税之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模式强调政府财政投入,但国家治理资源下乡并没有真正激活乡村社会发展活力,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建设被忽视,村集体年收入不足5万元的“空壳村”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 0%左右。在扶贫资源必须精准到户的背景下,村集体缺乏自主配置公共资源的基本权力,使得国家治理性资源下乡未得到高效率的主体承接。因此,村集体“边缘化”导致村庄扶贫内生动力不足与外部扶贫资源对接不畅的困境。(二)村庄自治主体的缺位:治理“行政化”治理“行政化”是伴随国家治理资源下乡形成的。乡镇企业改制后不再承担“三农”支出,这使得集体性收入急剧减少。自上而下的财政拨款成为支持乡村发展的主要来源,县乡政府成为财政拨款的实际支配者和村庄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1 6,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服务于国家资源下乡1 7。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典型的自上而下921数 据 来 源 于h t t p:/ww w.g o v.c n/s h u j u/2 0 2 0-1 2/0 3/c o n t e n t_5 5 6 6 5 6 8.h t m,2 0 2 0年1 2月3日,2 0 2 2年3月5日。1 9 9 4年至2 0 0 6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由1 8 1.2 3亿元增至2 1 6 1.3 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3 1%增至5.3 5%;2 0 0 7年至2 0 1 3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由3 4 0 4.7 0亿元增至1 3 3 4 9.5 5亿 元,占 当 年 国 家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 由6.8 4%增至9.5 2%;2 0 1 4年至2 0 2 0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由1 4 1 7 3.8 3亿元增至2 3 9 4 8.4 6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9.3 3%增至9.7 5%。的决策机制,治理行政化过于强调行政控制权的下沉,忽视了行政体系对农民公共需求的回应,呈现出“单向度”特征。1 8在实践中,村民自治主体缺位导致了农村社区共同体建设基础薄弱,国家在支持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经常面临“外来性”困境。精准扶贫是乡村治理“行政化”政策的延伸,国家力量从村庄渗入农民家庭。虽然国家主导的特惠性帮扶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容易使部分贫困农户产生依赖心理,丧失内生动力。政府长期持续地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弱化了贫困群体的自主性,进而削弱了集体行动力。这说明乡村治理能够始于外力的驱动,但最终离不开村庄内生治理力量。因此,去过度“行政化”是解决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前提。(三)弱熟人社会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瓦解自9 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发展受阻,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伴随国家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也逐渐向“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在家务农”“离土又离乡”的模式过渡。城镇化进程所引发的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正在冲击着乡村熟人社会。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导致代际间的生活方式发生割裂。年轻一代人的恋土、恋乡情节开始淡化,父辈与子代对农村的价值认同发生了分歧。在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传统的共同体演变为缺少人际关联的现代社区。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大转变,村庄内部原本紧密的社会联系开始松动。“熟人社会”远非彼此存在亲密交往,自然村落也很难再称得上是“熟人社会”,而是一种“弱熟人社会”。1 9从劳动合作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修建基础设施等活动变为分家分户的偶然合作,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集体观念淡化加剧了农村“原子化”现状,弱化了村集体的动员能力,打消了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概言之,农民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集体意识溃散、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导致村落共同体不断被瓦解。三、扶贫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耦合推进的内在逻辑资源是实现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参与是内生发展的关联纽带,认同是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2 0将扶贫资金注入村集体符合国家发展集体经济的要求,同时集体经济的壮大也为贫困群体提供了发展资源和组织基础,有助于通过经济利益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激发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农民对村庄和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潜移默化地被增强,村落共同体在具有经济基础、群众参与和认同重建的新乡村环境中自然形成,如图1所示。图1 扶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村落共同体 (一)扶贫对夯实农村集体经济基础的作用机制1.扶贫资源重塑村集体“统”的功能 虽然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阻断了村集体参与村庄治理的收入来源。在脱贫攻坚推进过程中,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为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契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扶贫资源注入村集体强调了“造血”功能,激发了村庄扶贫的内生性与持续性动力;二是扶贫资金利用由“个体分散”向“集体统筹”过渡,增强了集体统筹村庄经济发展的能力。具体031来讲,一方面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程度决定了村集体“造血”功能的强弱,扶贫资源下乡重新赋予了村集体控制土地的能力;另一方面部分村庄利用扶贫资金流转村内闲置土地进行统筹开发,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夯实了村集体“统”的功能的物质基础。2.在脱贫进程中持续提高村集体认同感 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已成历史,但“挣工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等集体生产方式的经历却仍留存于农民记忆中。脱贫攻坚对集体经济的重视使得农民对村集体的认知由虚化的“记忆”再次走向具象“现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调动村民脱贫的积极性,唤醒农户集体意识。利用扶贫资金雇佣贫困户参与村庄日常管理事务,如卫生清洁等,有助于提高村民的归属感,进而能够过使村民真正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另一方面,在脱贫进程中发挥村集体的职能作用,强化集体与农户间的联系。如部分地方政府将扶贫资金或补贴交由村集体发放给贫困农户,强化了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村集体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存在感,进而增强了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二)农村集体经济对提高扶贫效率的促进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源于其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2 1经济性有助于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是贫困治理内生性与持续性的物质基础;社会性是其根本属性,要求兼顾村庄公益事业发展,减贫是社会属性的重要体现。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下乡资源的重要载体 扶贫资源需要持续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集体为帮扶对象的间接路径的扶贫效果优于帮扶贫困农户的直接路径。2 2一方面,村集体作为村庄的“原生”组织容易获得村民的信任与响应;另一方面,涉农资金统筹利用需要村庄形成一定的组织力,同时“边缘化”的村集体也亟需外部力量扶持,二者容易形成协同效应。村集体在获得大量下乡资源的支持后,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得以重塑,村庄公益事业支出持续增加,农村集体经济将逐步回归到乡村的生产生活中。2.农村集体经济为贫困治理注入持续性和内生性动力 脱贫攻坚体制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相对贫困治理构建减贫长效机制奠定了基础。2 3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贫困治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的重要依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集体经济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分红等形式,激活村庄扶贫与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其二,集体经济将经济收益持续转化为公共福利,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充足且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有助于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其三,相较于政府,村集体对村民和村庄的需求更为了解,有助于纠正“行政化”指导下的扶贫资源配置错位问题;其四,发展集体经济可以带动农户参与村庄发展的积极性,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3.集体统筹成为实现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效路径 市场经济要求分散的小农户必须联合起来嵌入现代农业体系,统筹土地是重构集体“统”的功能的基础。一方面,村集体通过整合土地,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可能,为农户参与现代农业提供了条件。除土地租金外,农户还能够获得工资性收入和利润分红,农户与集体的利益联结关系因此被强化。碎片化的土地被村庄整合得以连片,田埂的消失增加了实际可耕面积,激发了集体土地统筹的潜在收益。另一方面,集体产业发展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吸引分散的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村集体可以给予农户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社会化服务等不同形式的支持,从而形成紧密的生产联结关系,同时集体统筹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也为农户的分散经营提供了保障,这不仅有利于集体“统”的功能恢复,还能够将农户、村庄和市场以村集体为“纽带”连接起来,稳固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三)在耦合推进中重构村落共同体在“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村落共同体变得松散,这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展集体经济与扶贫战略双重推进的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为乡村治理注入活力,不断夯实村庄经济基础,“新熟人社会”将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得以重新建构。一是脱贫攻坚为农村带来了“共同话语”和“公平感”,提升了农民对农村发展的信心指数。一方面,脱贫攻坚不仅成为农民记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在整个乡村社会形成了“共同话语”。村落共同话语的塑造能够有效整合村社成员的个体理性,从而形成村社集体理性。2 4共同脱贫的经历使农民在心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集体意识,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关注度增加,村落共同体也开始由松散向凝实回归。另一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村庄内部131贫富差距越小则凝聚力越强,更容易激发村民的集体意识。对农村边缘群体的帮扶,使得整个乡村社会公平和谐的氛围更加浓厚,由此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村庄凝聚力遂以提升。二是农村集体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经济。首先,农村集体经济是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基础,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增强了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在农户与集体间建立紧密的利益分配联结机制,才能充分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统筹组织生产的职能。组织化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也有助于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生产共同体”在集体与农户的生产协作中自然生成。最后,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性是集体意识的重要来源,壮大的村集体是村民家庭的坚实保障,有利于集体成员感受到来自集体的关怀。结语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阶段,中国减贫事业的重心是在巩固绝对贫困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更加强调激活减贫内生动力,这意味着对集中推进式扶贫策略的依赖性必然减弱。通过对集体经济发展与中国农村减贫二者历史关系的梳理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农村减贫的长期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从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看,集体经济发展得越好的村庄,贫困发生率越低,这意味着集体经济在未来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路上仍大有可为。但为何一些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缓解贫困的功能被弱化,从而导致集体经济的贫困治理意义被忽视?其历史原因在于,一度作为农村集体经济重要基础的乡镇企业在改制中被剥离,导致农村各种资源严重“外流”并出现大量“空壳村”。农村集体经济近二十年的“边缘化”历程由此被打开,“薄弱”的村集体难以有效发挥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乡村治理遂呈现单一的“行政化”特征,农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丧失,村落共同体趋于瓦解。国家在实施脱贫攻坚战略过程中为村集体注入了大量治理资源,不仅有效阻止了村落共同体继续衰落之势,而且有望在贫困治理与集体经济发展的耦合过程中被重塑。从理论上看,其积极意义在于农民集体意识被唤醒。伴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完成,加之各项补贴、发展资源向集体经济持续转移,农村集体经济将逐渐回归乡村发展的本位再次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曾经衰落的村落共同体也将得以重建。从实践情况看,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村集体统筹利用好下乡资源的能力不足,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创新意识,普遍存在拥有资源而不知如何实现有效开发的现实问题。因此,充分利用各类下乡资源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是重建村落共同体、解决相对贫困等乡村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一是在统筹村庄闲置耕地的基础上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夯实村庄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进而通过支付土地租金和分红等形式强化土地的纽带作用,建立“集体成员”利益共同体。二是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通过向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提供生产性服务,从而兼顾对“分”的支持,建设生产协作共同体。三是通过增强村集体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强化“社会性”本质属性,激发村庄扶贫的内生性与持续性动力,有助于在巩固减贫成果的同时缓解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建设治理共同体。最后,在向农村集体经济注入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行政化与乡村自治间的关系。行政化治理呈现出的时滞性和资源错配会导致资源利用低效化,还可能激化干群矛盾。因此,政府角色定位应逐渐向外部支持者过渡,适当给予村庄自主支配资源的权力,这是激活乡村活力的制度性前提。参考文献1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9 2.2 徐冠清,崔占峰.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离”:农村集体经济 治 理 的 一 个 新 逻 辑 J.农 业 经 济 与 管 理,2 0 2 1,(5).3 万君,张琦.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7,(5).4 丁忠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J.改革,2 0 2 0,(5).5 王曙光,郭凯.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与内在机理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 0 1 9,(1 1).6 王思斌.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1,(4).7 辛贤.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难点在农村 根本出路在发挥农村集体所有制优势J.农村工作通讯,2 0 2 1,(1 8).8 潘璐.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种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 0 2 1,(1).9 唐胡浩,赵金宝.重塑村落共同体:乡村治理视角下传统231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 基于席赵村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J.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2 0 2 1,(5).1 0 丁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 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0,(3).1 1 姜 长 云.乡 镇 企 业 产 权 改 革 的 逻 辑 J.经 济 研 究,2 0 0 0,(1 0).1 2 支兆华.乡镇企业改制的另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 0 0 1,(3).1 3 杨广勇,杨林.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问题了吗?基于中部A省5 1个县域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J.中国经济问题,2 0 2 0,(6).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 皮 书)E B/O L.h t t p:/w w w.s c i o.g o v.c n/z f b p s/3 2 8 3 2/D o c u m e n t/1 7 0 1 6 3 2/1 7 0 1 6 3 2.h t m,2 0 2 1-0 4-0 6/2 0 2 2-0 3-1 0.1 5 张延龙,冯兴元.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互惠规范 一个外生性互惠制度供给框架的构建J.中国农村观察,2 0 2 1,(5).1 6 贺雪峰.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9,(6).1 7 仇叶.行政公共性:理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一个新视角J.探索,2 0 2 0,(5).1 8 韩瑞波.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 L村的经验研究J.求实,2 0 2 0,(2).1 9 苟天来,左停.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 来自皖西山区村落 人 际 交 往 关 系 的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J.社 会,2 0 0 9,(1).2 0 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 0 1 8,(1 1).2 1 王蒙.社会经济: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 基于甘孜藏区的地方性实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9,(6).2 2 夏方舟,杨雨濛.土地要素精准扶贫路径:补个体还是补集体?基于江西省横峰县的扎根理论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 0 2 1,(3).2 3 李晓夏,赵秀凤.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研究J.改革与战略,2 0 2 0,(6).2 4 马荟,等.从成员个体理性到村社集体理性:乡村精英的作用机制分析 以S省Y村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 0 2 1,(4).(责任编辑 毛伟华)H o wt oR e s h a p e t h eV i l l a g eC o mm u n i t yu n d e rt h eB a c k g r o u n do fR u r a lR e v i t a l i z a t i o n D u a lP e r s p e c t i v e so nt h eC o u p l i n go fR u r a lC o l l e c t i v eE c o n o m i cG o v e r n a n c ea n dP o v e r t yR e d u c t i o nXUG u a n-q i n g,C U IZ h a n-f e n g,YUJ i n(S c h o o l o fE c o n o m i c sa n dM a n a g e m e n t,N o r t h w e s tA&FU n i v e r s i t y,Y a n g l i n gS h a a n x i7 1 2 1 0 0,C h i n a;S c h o o l o fE c o n o m i c sa n dM a n a g e m e n t,Y a n t a iU n i v e r s i t y,Y a n t a iS h a n d o n g2 6 4 0 0 3,C h i n a)A b s t r a c tR u r a l c o l l e c t i v ee c o n o m yp l a y sa ni m p o r t a n tr o l e i nl o n g-t e r m m a i n t e n a n c eo fv i l l a g ec o mm u n i t ya n dp o v e r t yr e d u c t i o n.H o w e v e r,as e r i e so fs o c i a l s y s t e mr e f o r m sh a v el e dt ot h er e a l i s t i cd i l e mm ao fm a r g i n a l i z a t i o no f c o l l e c t i v e e c o n o m y,c o l l a p s eo f v i l l a g e c o mm u n i t ya n d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g o v-e r n a n c e i nr u r a l a r e a s.T h eb r e a k d o w no f t h e f a r m e r s c o l l e c t i v e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t h e l o o s es o c i a lb a s i so ft h ed e s e r t i f i c a t i o no fv i l l a g ep u b l i ca f f a i r sa n dt h er u r a ld e s e r t i f i c a t i o n,r e s t r i c t s t h ee f f e c t i v er e a l i z a t i o no f r u r a l g o v e r n a n c e.A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