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师群体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与历史表达_施要威.pdf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忧患意识充分彰显，为其克服重重磨难维系弦诵不辍提供了持久且强有力的精神支撑。爱国是联大教师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联大教师的忧患意识在其专业追求和公共关怀中都有充分体现；联大教师在诸多忧患中仍然坚持传递希望。大学教师的忧患意识在新时代依然具有独特价值，体现在其立足专业担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使命责任上。激发大学教师的忧患意识需要外铄与内发相结合。关键词：西南联大教师群体；忧患意识；责任担当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22）06-0001-07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中或简称“联大”），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抗日战争时期联合而成的一所临时大学。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群体展现出诸多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支撑西南联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其中，联大教师的忧患意识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得以充分彰显，为其克服重重磨难维系弦诵不辍提供了持久且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联大教师的忧患意识不仅是情感上的忧虑和关注，其背后还包含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联大教师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但他们仍然克服种种困难，承担着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责任，“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本文主要从精神内核和表达方式两个维度来考察联大教师群体的忧患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当下的启示。一、爱国是联大教师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 爱国是联大教师群体的精神底色，激发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虑和关注，是其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联大教师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 1895至 1910年间。在他们的成长期间，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践踏就不曾中断过。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以上看似不太相关的人生经验，其实都激发并增强了联大教师的爱国情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在爱国情感的支撑下，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和学术成就。抗战爆发后，由于交通不便利加之路途中不安全，不少联大教师都不得不告别妻儿，跟随学校只身南下。联大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就是其中一员。吴有训随校南迁时已有四个子女，最大的不满六岁，最小的才一个多月。与妻儿告别时，他强压内心的痛苦并鼓励妻子：“与（国家的）灭亡比较起来，（个人的）苦难算不得什么。因此，每一个不想亡国灭种的中国人，都得准备以经受苦难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你只要想想我们这正是在为避免国亡家破 教育史实 doi：10.16126/ki.32-1365/g4.2022.06.001收稿日期：2022-05-10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家国情怀及其践行路径研究”（2019CJY033）作者简介：施要威（1987），男，信阳师范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河南 信阳 464000）。1而斗争，你就什么勇气都有了。”1 钱穆对爱国情感也有过直白的表述：“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2抗战爆发后，闻一多与孙毓棠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3抗战胜利后，冯至无比欢悦，走路的时候，“一只手把后袍襟撩在身后，另一只手点点划划，脚步轻快得像要跳起来，嘴里不停地吟唱着杜甫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他可真是 漫卷诗书喜欲狂 了”4。据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说，她从来没见父亲如此兴奋过。通过以上简单的列举，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联大教师炽热的爱国情怀。爱国情感和报国热情通常是感性的、热烈的，而学术活动是理性的、隐忍的，二者之间的张力给联大教师造成了难以化解的心理冲突和矛盾。吴宓在 1937 年 7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5 吴宓的表达或许过于情绪化，但是因不能直接快速地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而产生的无力感和罪恶感在联大教师中却是较为普遍的。傅斯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这样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竟然坐在家里读古书，使我产生一种极端的罪恶感。”6沈从文甚至怀疑在战时从事文学创作的意义，在 1942年给一个作家的信中写道：“国家多忧患，一个人把书读来读去，有时必感到疲倦，觉得生命与历史已游离，不相粘附。一个人写来写去，如停停笔看一看面前事事物物，恐也不免茫然自失，会疑心自己一切工作，究竟有何意义？”罗常培则试图用紧张的工作来缓解内心的悲愤：“我自己从七七事变后，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排遣愁烦在这期间，工作虽然紧张，心境却异常难过！故都沦陷之后，是否还应该每天关在屋里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这件事的是非功罪颇不容易回答。”7联大教师并不是怀疑学术工作的长远价值，而只是在爱国情感的烘烤下产生情绪焦虑和心理冲突。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把爱国情感转化为开展教育和学术工作的持久动力。二、联大教师忧患意识的历史表达 西南联大教师群体在教育和学术活动中体现了专业追求，通过参与公共舆论展现了公共关怀。无论是在教育和学术活动中还是公共舆论活动中，联大教师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虑关注和责任担当都有充分彰显，其忧患意识也由此得以充分表达。1.教育和学术活动中的忧患表达大学知识分子该用怎样的方式承担责任，是近代中国学人思虑的一个焦点问题。“学术救国”是大学教师群体的一个主流态度。每到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大学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方式救国的问题就会引起争论，相应的“学术救国”思想就会被再次重申。梅贻琦在 1931年有过论述：“我们现在，只要谨记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8在战争年代，国家面临那么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短期内看不到成效的学术工作并不能得到社会上的普遍理解，但梅贻琦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联大教师群体的共识。如郑天挺所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2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9在冯至看来，像联大教师这样“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他们心血的结晶在将来会化为人间的福利”10。联大教师作为学术和文化精英，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和关注不会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表现，而在他们的学术创作中，他们的忧患意识通常能够得到清晰明确的展现，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学术创作就颇具代表性。冯友兰曾多次谈及他的创作动机和动力：“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11 在抗日战争期间，冯友兰创作了 新理学（1939 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等六本书。冯友兰把抗战期间所写的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这个名字也寄托了冯友兰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忧思和美好愿望。冯友兰希望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希望能够“贞下起元”，因此称抗战时期为“贞元之际”12。由此可见，联大教师的学术创作活动中饱含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关注。如果说人文学科的教师通常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思虑和关注，那么理工学科的教师则更多地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和满足战时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忧患意识同样能够得以充分的展现。联大社会学教授李景汉解释国情普查与抗战建国的关系时说：“中国今日，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抗战需要全国总动员，建国需要整个的具体办法。两方面都需要关于全国人口、资源等立国基本要素的精确统计。因为惟有根据大量普遍的客观事实，方能产生适合国情、通盘周密的统治计划与整个国策，然后方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达到最高的效率。”13联大不少理工科教师为了解决战时面临的问题和需求，花费大量的精力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心。物理学教授周培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把研究方向从相对论转向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流体力学。周培源在 湍流讲义 的序言中对此进行了解释：“1931年秋中国被侵略后，很多中国物理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纯学术研究转到实用和可立即应用的问题。他们中很多人自此牺牲了他们的学术事业，而在与国防有关的不同工业中任职。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14周培源的态度和选择在当时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抗战爆发前，有学者在 独立评论 发文指出：“若是我们认为国家已经到了不救即亡的地步，那么，一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暂时放弃了为科学而从事科学的精神与努力，去应付国家的需要。”15日本全面侵华把中国推到了“不救即亡的地步”，联大教师调整研究重心回应国家紧迫需求正是他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和思虑使然。除了学术创作，联大教师的忧患意识在教学活动中也不时流露。罗庸在课堂上讲杜甫的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一诗，讲到诗人的忧国忧民和使命感时说道：“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16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通常情况下，联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或许不会如此直白地表露其忧患意识，但忧患意识让他们时刻从抗战建国的高度去对待人才培养。钱穆在 1940年谈到人才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政治事业之推动与支持，则首赖于人才。人才之培养，繄惟大学教育之责。抑政治事业，就广义言之，不仅于居官从政。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种种事业之推动支持；均有赖于适当之人才。此项社会各色中坚领袖人才之培养，亦惟大学教育之责。”17这代表了联大教师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联大教师都深知大学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3重要性，这为他们在战乱时期仍然一丝不苟地开展教学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2.公共舆论中的忧患表达如果说联大教师的学术创作和教学活动是面向同行和学生的专业活动，那么参与公共舆论则是联大教师面向社会民众和政府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加直白地表达出了其忧患意识和公共关怀。抗战时期，联大教师经常通过报刊杂志、集会演讲等传播媒介发表自己对某一公共议题的主张和见解。1939年 7月，汪精卫等人为组建傀儡政府制造舆论，这对抗日统一战线和军民士气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联大教师当然不能坐视。7月 15日，罗文幹、陶孟和、张奚若、杨振声、周炳琳、傅斯年、罗隆基、钱端升等 8 位担任国民参政员的联大教授发表讨汪通电：“（汪精卫）岂特未具政治之素养，抑亦全无人类之心肝。夫立国于世，士气为基，立身之本，知节为要。今汪造此奇耻，固为民族之羞，然彼既如此自毁，实于抗战前途，绝无影响。全国血气之伦，有知之士并宜论其罪恶，以中大义，而示子孙，国家前途，实利赖之。”181940年 3月 1日，联大三千多名师生举行声讨汪精卫大会，傅斯年做了 汪逆之罪行 的演讲，全体师生一致通过讨汪通电。3月 3日，冯友兰在 云南日报 发表 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在 今日评论 上相继发表的讨伐文章有 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析（傅斯年）、汪逆决不配称政治家（王赣愚）、论傀儡政权（王迅中）、日伪订约（钱端升）、傀儡组织与伪约（邵循恪）等。联大教师针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这一事件积极参与并引导公共舆论，是其忧患意识和公共关怀的充分表达，对巩固统一战线、提振抗日士气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在我们所熟知的逸闻趣事中通常被刻画成一个恃才傲物、言语刻薄、脾气暴躁的形象，这实在是对他的偏见甚至是误解。从刘文典在公共媒介上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公共关怀和忧患意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但此时普通民众乃至知识分子对日本这个敌人知之甚少。刘文典为了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进而更有效地抵制侵略，他翻译了 日本陆军大臣荒木告全日本国民书。但这种努力也为他引来了一些骂名，认为他这是长日本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刘文典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气馁，反而让他更加坚信这项工作的意义。“正因为一般人都在睡里梦里，不肯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我更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不能不愈加的努力了。所以，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飞翔的时候，我在下面笔不挥停的一气把它译完。”191942年，刘文典在 中央日报 发表文章 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进一步普及日本的知识。他坚信知识分子有责任让国民更加了解日本，以更有成效地抵抗日军侵略，最终战胜它20。这也是刘文典冒着被人误解和谩骂的风险，坚持向公众介绍日本的原因。1943 年，刘文典在 云南日报 发表文章日寇最阴毒的地方。另外，刘文典还在 1944年以 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它 为题写了一篇长文，由 云南日报 分两期刊登。文章的行文和持论都非常冷静和理性。文章最后强调：“我希望我们贤明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对于这个大问题，总要把眼光放大放远，平心静气地筹划一番，作一个可垂之久远的打算。”21到了战争后期，伴随着生活状况的恶化以及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不满，联大教师更加频繁地参与公共舆论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和忧患意识。闻一多在一次集会上大声疾呼：“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22联大教授雷海宗、陈铨等人主办了 战国策 并在其发刊词中表明宗旨：“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 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以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23其立场和路径是否可取暂且4不论，字里行间充满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思虑。抗战胜利后，为了阻止内战爆发，联大的十位教授直接给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发电文，其中写道：“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24透过联大教师在公共舆论中的言论和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忧患意识是联大教师参与公共舆论、表达公共关怀的内在动力。3.在忧患中传递希望抗战期间联大教师本身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甚至难以为继，国家忧患和个人忧患叠加在一起，如何在诸多忧患中坚持乐观、传递希望是每个联大教师都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说联大教师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能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并对抗战有必胜的信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毋庸讳言，确实有一部分联大教师对战局发展及其结果是持悲观态度的。历史学教授浦薛凤回忆，联大教师聚在一起讨论战局时，都会分为两派，一派比较乐观，另一派则比较悲观。浦薛凤本人也比较同情和理解悲观的一方，认为他们“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25。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容易把联大的消极悲观理解为对侵略者的妥协甚至投降，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对战局结果比较悲观，但他们依然坚守在学术岗位上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陈寅恪在全面抗战之初就对战局表示悲观，但为了继续学术工作，他拖着病体、携着妻小在战火中辗转多地。在无纸可用的情况下，他向史语所借用纸张进行学术创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些教师的悲观就简单地对他们做出否定的判断，而要由此看出联大教师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样才不失客观冷静的学术立场。抗战爆发后，杨振声在 北大在长沙 一文中写道：“战争当是文化的转折点，他毁灭了旧的，同时也就给了你一种创新的机会。这只看你能不能利用那机会；机会稍纵即逝，而创新又当是一件艰辛的工作。赤手空拳的跑到卑湿的长沙去办临时大学，这是一个剧变，一个试验，试验他们能不能适应新环境与创造新纪录。”26沈从文的性格比较内敛，在个性上算不上乐观，甚至有些悲观，但是沈从文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等宏观问题方面是积极乐观的，至少他会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鼓舞别人。沈从文在给一个军人的信中写道：“诚诚实实地 学，在一切失败中去讨“经验”，在任何困难中莫“灰心丧气”，是我们这个民族明天翻身唯一的希望。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中国所有年青人的事。这不止是我的理想，还是我的信仰。”27联大教师还利用机会向国际友人表达中国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必胜决心。物理学教授周培源在 1938 年 7 月 7 日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他们名义上占领了很多省份，实际上只是占领了这些省份中的大城市及城市间的交通线，而广大农村却仍然在中国士兵手中。在我们心中，日军远在清肃占领区之前就将垮台。我们中国上自政府主席下至农村百姓都对抗战抱有必胜的信心。我们虽然经受着种种困难，譬如缺少图书和设施，但我们在昆明还是像往常一样从事我们的教学工作。”28我们很难判断联大教师的积极表达是出于对抗战必胜的笃定信念还是心理层面的积极暗示，在很多情况下或许二者兼有。可以肯定的是，联大教师积极乐观的自我暗示和对外宣传，无论对于他们坚守学术岗位还是对于凝聚抗战力量都发挥了正面作用。三、联大教师群体忧患意识的启示 1.大学教师作为社会中的文化和科技精英，其忧患意识具有独特价值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国家和社会面临诸多内忧外患，联大教师的忧患意识在专业活动和公共领域都得以充分彰显。其忧患意识不仅表现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虑和关5注，更体现为对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的积极担当。忧患意识让联大教师意识到自身职责与国家存亡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关联，让他们在坚守岗位时获得一种自重感和庄严感，为其攻坚克难完成历史使命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下，伴随着国家强盛、社会发展、个体主义文化盛行等诸多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忧患意识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大学教师群体也不例外。当今世界全球化竞争日趋白热化，我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高科技竞争、文化传播、舆论主导等方面依然处于明显的劣势。作为文化和科技精英的大学教师如果葆有忧患意识，意识到自身的岗位职责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将为提升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2.外铄与内发相结合，激发大学教师的忧患意识通过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联大教师的忧患意识不仅有心理层面的关注和思虑，更有行为层面的责任和担当；不仅表现在教学、科研等专业活动中，也体现在参与公共舆论的社会关怀中。需要指出的是，联大教师普遍以治学育人为志业和安身立命之本，立足专业回应国家和社会需求、表达其忧患意识、面向社会参与公共舆论乃至走出校园参与运动是联大教师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也是战争动乱的时代带给大学知识分子的悲剧。如今，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为大学教师立足专业施展抱负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但与此同时，频密的功利化考评制度容易遮蔽大学治学育人活动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公益价值。如此一来，大学教师在从事专业活动尤其是科研活动时，考虑更多的可能是自身的职业发展、经济收入等个人利益，治学育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谋取个人利益和功利化手段。在功利化考评制度的逼迫下，大学教师无暇思虑和关注自身专业活动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和长远价值，很难充分体认并承担作为文化和科技精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其忧患意识也就无从体现了。考评制度对大学教师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对其观念和行为有着不言自明的导向作用。想要激发大学教师的忧患意识，首先需要优化考评制度。具体来说，高校要减少对量化指标和物质奖惩的依赖，弱化治学育人活动对大学教师的功利性价值，维护教师在专业活动中的成就感、荣誉感和尊严感。在寄希望于外部环境和相关制度优化的同时，大学教师也不能放弃主观努力和积极作为。通过对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忧患意识具有超越性。联大教师群体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依然能够关注和思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依然能够在超越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和需求的前提下展现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行动主体内在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期许，本身也需要大学教师在经受外在环境的压力和诱惑后才能得以更充分的体现。因此大学教师要能够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坚守治学育人理想，展现作为学术和文化精英的使命担当，而不是消极等待一个完美制度环境的出现。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下大学教师忧患意识的弱化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这一问题的缓解和解决也得依靠多方形成合力，既需要相关考评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大学教师的道德自律和积极作为，还有赖于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的持续优化。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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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诸伟奇，刘兴育.刘文典诗文存稿.黄山书社，2008：129-140.22 闻黎明.闻一多 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230.23 徐乃翔.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理论史料集 G.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833.24 周炳琳.周炳琳文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5.25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太空虚里一游尘 M.合肥：黄山书社，2009：94-95.26 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 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211.2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文论.M.长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8-329.28 杨舰，戴吾三.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03-304.Spiritual Core and Historical Expression of Teachers Awareness of Crisis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SHI YaoweiAbstract：In the harsh war environment and poor material conditions,the teachers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ully demonstrated their sense of danger,which provided lasting and powerful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m to overcome numerous hardships and continue to recite.Patriotism is the spiritual core of teachers awareness of danger;and the teachers sense of distress is fully reflected in their professional pursuit and public concern.The teachers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ave persisted in conveying hope despite many difficulties.In the new era,university teachers sense of distress still has its unique value,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ir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to take the mission entrusted by the country and society.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to arouse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awareness of distress.Keywords：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teachers；awareness of potential risks；responsibilit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