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基于上海社区戒毒康复服务模式的探索.pdf

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基于上海社区戒毒康复服务模式的探索费梅苹 洪 佩 唐 立 摘 要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面临如何总结及解释社会工作实践快速发展的新任务，实践研究有利于畅通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创新知识生产的共识也已经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目前有关如何通过实践研究完成知识生产过程的文献明显不足。本文结合作者自身十多年深入参与的社区戒毒康复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的探索历程，具体呈现知识生产的过程，以期对深化实践研究做出学术贡献。本文通过开展协同式实践研究，提出应围绕“有效改变”开展知识生产研究，具体过程包括“改变何以可能”、“改变何以发生”和“改变何以持续”三个阶段。本文进一步认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中，坚持“反身性”，是知识生产的动力之源；彰显“厚实性”，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追求；开展协同式研究，是知识生产的关键策略。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18BSH1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戒毒人员的生命意义建构研究”（21YJC840002）。费梅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洪佩（通讯作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流动站师资博士后；唐立，淮阴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专业力量-资源系统-服务对象的交织互动形成了促进服务对象个体及社会环境改变的共同体，通过协同式实践研究的开展演化成知识生产的共同体，共同生产出符合“具体性”、“过程性”和“关系性”等特征的社会工作知识，可对进一步推动实践发展发挥更广泛意义上的指引作用。关键词 实践研究 知识生产 社区戒毒康复 同伴教育服务模式一 研究背景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法律及政策日益完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日益增多，以及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与社会福利体系日益契合。社会工作已经发挥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助推器作用。社会工作制度、服务体系的发展，丰富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内容，促进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同时，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工作研究者的大力推动。社会工作研究者不断推进社会工作教育及学科体系发展、推动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发展、倡导及推动社会工作制度及政策优化，是实现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研究面临着如何总结快速发展的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新任务，而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实践者发现，研究与实践仍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学术研究生产的知识还不能很好地指导实务界的实际工作（古学斌，2015）。为了回应实践中的问题，探索一种解释“有效改变”的知识，具有反思力与批判精神的学者开始寻求与实践连接的研究方法，“实践研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已经达成的共识是，实践研究引入社会工作研究，有利于畅通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循环渠道，有利于探讨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发展出多元且系统的解释（黄锐，2019），有利于挖掘出“知识”的诞生过程，进而揭示出知识的生成机制。学界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所达成的共识，与社会工作以实践为基础，增进人民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和助力国家发展的专业属性高度契合。禁毒社会工作是我国较早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之一，以45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2000 年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与云南中美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合作，社会工作进入禁毒工作体系为标志，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开始启动。2003 年，上海市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建立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由上海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并开始招聘第一批禁毒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层面开展戒毒康复社会服务，这标志着中国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禁毒社会工作者职业群体的诞生（李霞，2012）。2007年 1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正式颁布后，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自愿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等措施构成的新戒毒体系得以明确。2017 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等十二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则明确了禁毒社会工作的内涵、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职责任务，规定了禁毒社会工作服务制度、禁毒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具体内容及要求，全面推动了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及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发展。多年的禁毒社会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得到了政府、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一些学者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入手探索具体的介入路径；另一类是基于本土禁毒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与提炼。虽然两类研究在促进禁毒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循环通道并未完全打通。也就是说，既有的社区戒毒康复研究尚不能很好地解决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割裂状态。如何打通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有效循环通道完成知识生产，如何通过实践研究促进本土知识创建从而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依然是社会工作研究者需要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议题。自上海禁毒社会工作开展以来，笔者便采用实践研究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不断探索如何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研究成果，之后又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为了更好地探索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实现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构建，本文以关注研究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在两者的互动下知识生产的过程为旨趣，尝试对实现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融合发展做出回应。55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一）文献回顾1.知识生产：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研究的空间社区戒毒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在我国有近20 年的发展历程，各地已积累了不少本土服务经验，但该领域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费梅苹、洪佩，2017；张月、莫关耀，2020）。目前，关于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研究主要是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等专业知识为依托，探讨其在社区戒毒康复领域的运用与反思。在理论适用性研究方面，主要有针对抗逆力理论（张丽芬，2015）、生态系统理论（黄啟洋等，2015；梁国利、管可可、李贺，2020）、优势视角（王聪，2015）等社会工作常用理论如何运用于社区戒毒康复领域并指导实践工作开展的探讨。在方法探索方面，有针对“动机式面谈法”（刘柳，2015）、“个案管理”（钟莹、梁国勋，2008）、“同伴教育辅导小组”（彭少峰、罗玲，2014）、“篆刻艺术小组”（彭善民，2010）、“艺术自组织”（雷海波，2021）等对于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功效及挑战的分析论述。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实践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本土模式，如同伴教育服务模式（叶雄，2009；费梅苹，2017）、家庭为本社会工作戒毒模式（沈黎，2009）、“生理-心理-社会”社区戒毒综合模式（韩丹，2011），以及在实践过程中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相关知识探索提出的多种社区戒毒康复服务模式（李晓凤、马瑞民，2014）。但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大多还是局限于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应用为依归。从目前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我国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领域还存在着生产和建构本土知识的巨大需求与空间。这使得我们必须深入服务实践的真实处境与文化脉络，致力于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知识。2.实践研究：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一种有效路径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社会工作面临着专业实践领域复杂且多变的现实处境，因而在发展研究范式时，采取一种包容性的取向（承认多元的视角）至关重要。“具体性科学”和“第二模式的知识生产”65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两种取向，成为回应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特征的重要依据（邓锁，2017）。研究者将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安秋玲，2021a）以及服务对象的经验和知识都纳入专业知识的建构，遵循一种“自下而上”的从具体的实践经验中建构专业知识的知识生产逻辑（童敏、史天琪，2019）。在这一逻辑之下，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被视为一个不断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并且与提供知识的人和产生知识的情境密切关联（娜丽，2019）。与此相应，其知识生产也强调通过实践过程中的体验和反思生成知识（安秋玲，2021b），并以促进社会改变为价值关切，以反映理性为方法论基础（王海洋、王芳萍、夏林清，2019）。社会工作的知识在本质上与其他学科有着明显区别，这也使得契合其知识生产的研究路径必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实践而研究，需要转向以改善现有实践为目的的实践研究取向（古学斌，2015）。过去二十年里，国内一批学者长期扎根农村社会工作（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7；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8）、司法社会工作（费梅苹，2015）、青少年社会工作（范明林，2015；高万红，2015）、社区社会工作（童敏、林丽芳，2015）等领域，积累了开展实践研究的经验并产出了相关成果。近年来，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又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培训和实践研究项目培育，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实践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从知识层面对何为实践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实践研究的介绍（何国良，2017；何国良，2019；何国良、陈沃聪，2021；古学斌、霍小玲，2022）；另一类是在系列培训和项目培育过程中的成果积累，包括众多不同服务领域的实践研究经验。75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系列培训的成果产出参见发表在 社会工作 2022 年第 2 期的一系列文章，包括：武俊萍、古学斌、梁军的 从单向度的建筑雇工到共同创造的社区建造者 乡村振兴实践中意识转化的行动研究案例；卓彩琴、马林芳、方洁虹、严嘉铭的 从单一主体到五社联动：社会工作者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优化的行动研究；詹玉平、苏新帆、张丹、吴金芬的 图书馆为平台的农村小学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以贵州省黎平县H 小学实践为例；何岚、谢艳、陈纬 的 从理论向能力转化：一项社会工作实习的行动研究；孙成键、宋婷、杨洁汝、吕春苗、马青萍的 从“小家”到“大家”：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研究 以“社区家友站”项目为例。项目培育的成果产出参见何国良、陈沃聪、古学斌、叶少勤等 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案例与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3.简要评析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社区戒毒康复服务领域迫切需要通过实践性知识生产来满足本土化、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实践研究本质上蕴含着知识生产的目的，是回应这一需求的有效方式。而关于如何促进知识的生产，现有研究主要从范式之争的方法论层面提出了一些可行路径或需要遵循的原则。但是，扎根于具体实践领域的知识生产及反思性探究成果较为鲜见。这成为本文的立意基础，希望通过一个协同式实践研究案例来呈现其中的知识生产过程。（二）研究方法实践研究的路径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不再是为了开展研究而进入实践收集资料，而是立足实践面临的最真切处境、为了解决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而开展研究。因而，关于如何生产知识和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实践研究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对于实践研究而言，实践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动且充满复杂性的，需要立足实践生产知识。并且，通过实践研究生产出来的是具有特定性、处境性的知识，而非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适性知识；是与实践高度相关，能够为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或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知识；也是过程形式的知识而非成果形式的知识，需要对实践活动如何开展及其如何推动改变发生的过程进行呈现（何国良，2017）。实践研究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强调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以及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2008 年 索利斯堡宣言 在对实践研究内涵的界定中提出，“实践研究的最佳方式是实务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协同合作，以使彼此可以相互学习”（邓锁，2017）。这表明，实践研究的参与主体应是多元的，实践研究更是一个以协同、合作、对话为基础的研究过程。因而，在实践研究中，不仅仅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也都能贡献自身的经验和专长，从而在相互协商理解的基础上完成知识生产、推广以及使用的过程。同时，实践研究也非常关注不同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参与其中和进行互动的，以及这种关系会如何影响和产生当下的实践结果（古学斌、霍小玲，2022）。本研究采取协同式实践研究的方式，注重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85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服务使用者共同参与到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之中，一同获取和创造知识。具体研究方法则因应实践情境变化和每一阶段具体问题与研究目标来确定，在不同阶段分别选取了协同式行动研究、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作为探究工具。实践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协同开展并对实践经验进行反映对话的协同式行动研究，是目前学界论及较多的一种推动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可行路径（姚进忠，2014；侯利文、徐永祥，2018；王海洋、王芳萍、夏林清，2019；安秋玲，2021c）。在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采取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组建实践研究团队的形式，遵循行动研究的循环过程，在行动过程中不断观察服务进程，通过各行动主体的研讨交流、实践有效性验证、协同关系调试、理论对话及概念提炼等方法来推动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主要是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在与同伴辅导员带头人叶女士及其团队共同协商之后，选取禁毒社会工作者、同伴辅导员及其家庭成员，就改变如何发生、如何可持续进行交流研讨，共同探究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对实践经验的共享互动及交流，使协同式研究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联结感和信任感得到提升。需要指出的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都非常注重遵循实践研究的反思性与厚实性要求，以深入理解实践中的复杂性和文化脉络。在研究的第二阶段，基于实践有效性以及理论解释的适切性的反思，研究团队探究出了生命意义发挥作用的机制，同样，在研究的第三阶段，研究团队进一步探讨意义在本土文化中的体现，进而形成了戒毒康复人员道德实践的议题。研究的反思性、厚实性要求有助于研究团队跳出既有框架，深入考察实践中的改变，这些改变既包括服务对象的改变，也包括社会工作者服务策略的改变，以及社会工作者服务策略改变背后的理论意涵；还着重考察服务对象发生改变的文化脉络。基于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特征是伦理本位，研究的第三阶段重点探讨了伦理道德与戒毒康复之间的关系。三 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过程（一）改变何以可能：意义建构的模式初探2004 年初，在构建上海市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背景下，上95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下文简称“自强总社”）成立，并专门从事以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为主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针对服务过程中发现的服务对象的支持性及发展性需求，自 2005 年起，在上海市禁毒办的指导和支持下，自强总社积极开展激发戒毒康复人员（本文等同“同伴”的指称）相互支持和榜样示范的服务探索，拓展出了同伴沙龙、同伴互助小组等服务。2008 年底，以培养同伴辅导员为目标的第一期“自强同伴辅导教育培训班”顺利结业，共有 8 名同伴毕业。同伴教育服务的开展，突破了以往仅提供个案辅导的上海社区戒毒康复服务瓶颈，显现出明显的实践成效，也在上海戒毒康复群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2009 年，上海市民政局组织开展了首届“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以“涅槃重生 同伴教育辅导计划”积极参与并顺利获批立项，自此，自强总社开启了依托项目制运行推动同伴教育服务发展的新阶段。1.组建协同式研究团队“涅槃重生 同伴教育辅导计划”项目旨在通过开展多元化的同伴活动，通过个案辅导、家庭探访、同伴教育小组等方法，构建体系化的同伴互助平台，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同伴辅导员队伍来更好发挥同伴教育的效应。项目组认同“在行动中认知、在行动中反省、对行动做反省”的行动研究理念（Schon，1983），计划按照行动研究的一般步骤指导及推进项目实施。为此项目组成立了由自强总社、同伴辅导员团队、高校社会工作系教师三方联合组成的协同式行动研究团队。其中，自强总社作为禁毒社会工作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涅槃重生 同伴教育辅导计划”项目的进程管理监督，并发挥项目实施的组织协调作用。同伴辅导员团队由戒毒成功人士叶女士和她的同伴们一起组成。叶女士是“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同伴辅导员，特殊的禁毒志愿者，曾有过十年的药物依赖史（海洛因），2000 年 11 月至06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旨在上海地区推广社区服务的理念，面向全社会征集社区服务的创意金点子和操作方案，并从福利彩票募集的慈善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资助和扶持符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宗旨的公益服务项目和公益服务组织，同时带动公益基金会、爱心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力量广泛参与。引自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涅槃重生”同伴教育辅导计划项目总结报告（2011）。今已戒断康复多年。在上海市禁毒办及自强总社的支持、指导、培养下，叶女士通过主持“自强戒毒咨询热线”、开展同伴互助活动等，为有相同经历的同伴和他们的家人树立了戒毒的信心和信念。经过自强总社及叶女士前期培养的 8 名同伴，大部分已经完成了三年认定戒断，有几位已经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禁毒志愿者”，他们有较为强烈的助力同伴教育项目的意愿，他们的家庭也愿意大力支持他们参与志愿活动。叶女士与 8 名戒毒康复同伴成为行动研究团队的重要力量。受邀担任项目督导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师，有对运用行动研究方法推动社区戒毒康复服务模式创建的明确认识和强烈动机，其所具备的专业服务和实践研究能力，有助于推动项目的专业化发展。2.意义建构模式初探“涅槃重生 同伴教育辅导计划”于 2010 年全年实施。项目组制定了严格的成员筛选标准，并采取了融项目实施、实务培训、专业督导、评估研究为一体的整合式项目实施方式，在自强总社总部和七个区级工作站并行同步运行。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开展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小组活动；促进感恩、增加社会责任、提升团队合作的各类主题活动；搭建“同伴信箱”、“星火计划”、“同伴演讲”、“同伴之窗”和“同伴之音”等同伴辅导员活动平台等。经过一年的实践，项目取得较大成效，并超额完成了项目计划目标和任务（见表 1）。表 1 项目终期计划与完成目标对照计划达成实际达成项目目标所培养的同伴操守率为 50%以上，同伴辅导员操守率达 80%；所培养的同伴自信心得到提升，自我效能感得到提高；以同伴的力量，通过面谈、通信、热线、演讲等多种形式的同伴教育活动，带动至少200 名药物滥用人员进行戒毒康复所培养的同伴操守率达 93.3%，同伴辅导员操守率达 94.4%；所培养的同伴 64.52%的自信心得到了提升，65.82%的自我效能感得到了提高；以同伴的力量，通过面谈、通信、热线、演讲等形式，带动了 387 名同伴进行戒毒康复 资料来源：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涅槃重生”同伴教育辅导计划项目总结报告（2011）。项目实施过程中，协同式行动研究团队相互合作，不断分析、总结、反思及优化方案（费梅苹，2015），推动了项目的有效开展。项目实施之初，研究团队确定了拟解决的研究问题是“如何规范16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同伴辅导计划服务，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研究团队边实践边研讨，不断针对项目过程及阶段性的有效经验和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和反省，逐渐挖掘影响项目进程、实现项目目标的有效因素，进而提炼出了同伴教育服务的模式元素，其中，有效性验证、理论对话是行动研究的两个重要技术。验证实践有效性。研究团队主要通过参与观察、焦点小组、问卷等方法探讨项目进程中的实践有效性。研究团队通过全程观察每一项同伴教育活动，获得了对小组活动和主题活动的直接感受和思考；通过举办焦点小组，收集参与者对参加同伴教育活动的收获和体会，形成了对同伴教育活动成效的判断。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展示了项目成效的具体表现。参与项目活动的同伴们一致认为收获颇丰，纷纷表示：“参与项目后获得了榜样的力量和同伴间的支持；改变了戒毒动机，提升了戒毒信心，提高了抵御毒品诱惑的能力；超越个人利益，萌生了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归属感；明确了自身的定位，增强了价值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了生活意义等。”（费梅苹，2015）研究团队在开展同伴教育活动中时常因同伴们感动而感动。同伴们在项目中产生的戒毒康复巨大动力及成效，让研究团队不断反思，“涅槃重生 同伴教育服务”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专业元素？研究团队不断开展对话、反省，开展参与者之间的多次讨论对话，反复查找文献以寻找理论支持，有关“意义建构”的核心概念渐渐明晰。研究团队看到了曾经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一群人，他们在“你我同行，创造奇迹”的口号鼓舞下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他们在牵手同伴、榜样示范、演讲、书信、热线等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中，逐渐修正了原有的认知行为、提升了真善美的价值水平，并在帮助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开展禁毒宣传、示范戒毒康复经验的过程中不断体会到尊严、感恩、爱、价值。研究团队看到了同伴们互相支持，积极自我内省，修正认知行为，参与禁毒宣传活动、榜样示范牵手他人，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我认同感，获得了价值感，萌发了重构生命意义的动机，三者汇聚起他们保持操守、实现持久康复的巨大能量。开展理论对话和模式提炼。当从访谈中提炼出“意义建构”的核心概念后，研究团队反复阅读了相关理论书籍，包括“意义疗法”、26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积极心理学”和“优势视角理论”等内容，理解到人在追求意义和创造意义的活动中，会不断地追求和创造新的主体立场和存在方式，提出新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种既定的主体立场和主体性存在的标志。当研究团队通过理论对话，获得对意义建构视角的认同和共识后，随即归纳出“自助-互助-助社会”的同伴教育服务目标，以及促进意义建构的三个途径：第一，开展就业辅导服务和各类公益助人活动，体现个人的社会贡献，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第二，开展各类体验活动，感受真、善、美，感受爱，体验生命价值；第三，修正认知和态度，以实现最深和最高意义的态度价值。具体如图 1 所示。图 1 实现意义建构的同伴教育辅导服务同时，研究团队基于项目实践，进一步凝练出“实现意义建构”的同伴教育辅导服务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因素，即政府的主导推动，政府、社会服务机构、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社会志愿者的互动交流平台，以及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等。通过一年的行动研究，研究团队除了初步完成“同伴教育”服务模式建构外，还从项目结项时同伴操守率达 93.3%、同伴辅导员操守率达 94.4%的数据中得到了行动研究对于促进实务问题解决的重要启示。而全市七个区 65 名戒毒康复人员志愿加入同伴辅导队伍，通过面谈、通信、热线、演讲等形式，带动 387 名药物滥用人员进行戒毒康复的事实，也彰显了行动研究对于提升参与者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3.意义建构模式的再反思2011 年后，已经日臻成熟的同伴教育服务进入到了更大范围的运36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行过程，上海市禁毒办在全市 6 个区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面向更多人群提供服务，并希望通过该项目培养更多的同伴辅导员。研究团队进入下一阶段的实践研究过程中，此阶段参加同伴教育服务的同伴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已经通过培养的同伴辅导员们，他们将开展一对一牵手同伴活动；另一部分则是被牵手的同伴，希望通过项目把他们培养成为同伴辅导员。此阶段研究团队思考的新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归纳、完善初步建构的“实现意义建构的同伴教育服务模式”并使之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为此，研究团队继续运用团体讨论、焦点小组、案例分析、参与观察、问卷等方法开展研究。当研究团队把前期行动研究提炼出的同伴教育服务项目结构图放在团体中进行讨论，询问同伴们对以“意义建构”为核心目标的同伴教育项目框架的感受和意见时，小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同伴们对“生命意义重构”的服务目标非常认同和赞赏，认为点出了他们心中的希望，激发了他们的生活价值。同伴们的积极反馈和对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的认同，给了研究团队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同伴教育带给我的感触非常深，可以借助同伴教育的这种氛围、他们的经验，来鞭策自己保持操守。（同伴 ZW）可以激发起自己内在的人性的优点。让自身获得一个活着的意义。（同伴 ZW）从地狱爬回人间，由边缘回归主流。曾经有人把我们这群人比喻成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知道，要改变社会对我们的看法，只有先改变自己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建构的生命的意义。至今我已感觉到，我和我的同伴们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愿我的同伴们在用生命感动生命的同时，更能骄傲地展示生命，愿我们的康复之路走出精彩，走出生命的意义！（同伴 XH）经过第二轮的实践探索，同伴教育服务的实践模式更改为如图 2所示的内容，以“意义建构”的上海同伴教育服务模式基本形成。46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图 2 意义建构的上海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第 2 版）而从 2011 年第二轮实践研究开始，参与同伴教育服务项目的 168名项目成员的操守保持率也同样高达 93.45%。这与人们公认的或者临床治疗研究（Paliwal，Hyman，&finha，2008）所显示的高复吸率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随着服务实践的进一步开展，同伴辅导员的社会康复也不仅限于个人层面或者群体内部层面的改变，还在社会层面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二）改变何以发生：意义建构的机制探究1.对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追问社会工作不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职业，需要考虑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及其功能效果（郭伟和，2022）。判定一项56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是否呈现其专业效果或者说是不是具有实践有效性，并没有一套抽象的普遍性标准或准则，而是由实践者在不同情况下根据社会工作的性质、目的与限制共同建构的产物（何国良，2017）。对于社区戒毒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实践来说，协助服务对象戒除毒瘾、巩固戒断状态、降低复吸率，并协助他们实现社会康复是提供服务的核心目标，也是该领域在判断实践有效性时的重要考量（李晓凤，2017：190 191）。上海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经过前期研究者、实务工作者以及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共同探索、对话，确立了以生命意义建构为核心目标的同伴教育模式。同伴教育服务在降低复吸率和促进社会康复等方面都极大程度地凸显了其实践有效性，对于促进戒毒康复人员的改变和融入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同伴教育服务也从当年的创新探索，演变成为上海市开展社区戒毒康复的品牌服务项目，进入常态化运作状态。“生命意义的重构”用一种理论性的语言揭示了同伴教育服务实践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的内在逻辑，在理论与实践经验之间建立起了联结。不仅得到实务工作者的认同和使用，更为重要的是，恰当地传达了同伴辅导员丰富的生命体验，与其个人经历及生活希望产生高度共鸣。在研究团队持续跟进同伴教育服务活动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同伴辅导员提及“我的生命被重新建构了”、“原来我的存在也可以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又重新过上了有意义的生活”或“我走出了生命的意义、活出了生命的精彩”等。此时，“改变何以发生”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追问。换言之，同伴教育服务所体现的实践有效性以及所提炼的服务模式获得如此共鸣和积极反馈，促使研究团队进一步思考，究竟哪些要素在推动服务对象实现生命意义的重新建构？这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探讨，更关乎对同伴教育服务实践有效性的更深入理解，以及进一步深化同伴教育服务模式内涵探究的知识生产的要求。2.意义建构的过程机制探究带着新的思考，研究团队开始了新一轮同伴教育服务的实践研究。这一研究主要采取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并行的方式进行。通过对研究资料的分析，研究团队将同伴辅导员实现生命意义重新建构的过程总结概括为“重构假设世界与自我联结”、“重构身份角色与情感联结”66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以及“重构主体意识与社会联结”三个阶段。本文主要对意义建构的过程以及推动意义建构进入不同阶段的内在动力和每一个阶段中的核心要素予以阐述。意义建构的第一阶段，同伴辅导员打破过往在使用毒品期间形成的一套关于自己、他人以及所处世界的信念系统和认知架构，从而改变在面对毒品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这一改变的起点在于家庭代际伦理引导与约束下的戒毒动机激发，具体涉及对自己在使用毒品期间没有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而感到对家人有所亏欠，或者感知到由于自己曾经的吸毒行为使得家人的声誉和前途受到负面影响，以及明确自己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身份角色，或者当家庭互助体系无法正常运转时责任主体的自我指向等情形（Hong et al.，2022）。此外，对曾经的吸毒行为感到羞愧以及对帮助自己的政府、社会工作者怀有感恩之心等，也都为同伴辅导员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架构来理解“为何要戒断毒瘾”，成为促使他们发生改变的原动力。当“假设世界”得以重新建构时，同伴辅导员在与他人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开始尝试重新找回“自我”，致力于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开始寻求“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所应遵循的意义系统之开端。意义建构的第二阶段，同伴辅导员在参与同伴教育服务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因制度层面的设计而获得“同伴”、“同伴辅导员”或“禁毒志愿者”等新的身份角色，更在这些新角色的履行过程中重新建构了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同时，戒毒康复同伴教育服务实践的开展也为同伴辅导员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毒友圈和当下的社会歧视环境的交往互动氛围，重新建立起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结。这些都使得同伴辅导员在获得支持的同时也能够与他人进行积极的情感互动，并在其中体验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成为维持其改变过程的重要保障。意义建构的第三阶段，同伴辅导员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曾经遭遇或正在遭遇的污名化事件，通过过好自己的生活、承担家庭责任和改变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等实际行动彰显自身存在的主体意识。他们的关注点不再只是“个人领域”的戒断毒瘾和保持操守，更是通过参与公益服务和禁毒宣传等方式走向了倡导“公共空间”良好康复氛围的行动之中。通过这种集体叙事，同伴辅导员进入公共空间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有助于瓦解主流话语的权威、让社会大众能够通过76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其解释和话语来见证这一群体的转变、生命力、价值及其存在的方式。由此，其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开始向公共领域延伸，从“私人意义”上升到对“社会平等”的追求。3.意义建构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对意义建构过程机制的探究，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同伴教育服务实践模式的细化与完善，具体体现在服务过程与内容方面。从意义建构过程的三阶段出发，“重构假设世界与自我联结”阶段的服务包括“激发改变动机”和“生理脱毒”、“心理调适”、“社会生活适应”；“重构身份角色与情感联结”阶段的服务包括“就业安置”、“提升自我效能感”、“家庭关系辅导”和“社会关系网络构建”；“重构主体意识与社会联结”阶段的服务重点在于协助戒毒康复人员将关注重点从“当下”转移到“未来”，从“个人”转移到“群体”和“社会”，具体包括“人生规划教育”、“社会责任感培养”和“重返公共空间”。上述服务活动，一方面可以让戒毒康复人员对自己的人生发展过程更加具有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发挥主体意识、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参与到营造良好社会康复氛围的行动中。对意义建构过程的探究，能够为同伴教育模式提供具体的实践指引，也使得很多具有共性的改变要素得以呈现出来。那么，这些共性要素如何能够在同伴教育实践中得以保留并持续发挥作用，就成为后续实践研究的重要议题。（三）改变何以持续：意义建构的文化意涵1.回归本土文化脉络的反思上一个阶段的研究回答了“改变何以发生”，研究发现戒毒康复人员改变的发生是由于建构了生命的意义，意义替代了戒毒康复人员对毒品的“渴望”，至此，研究团队挖掘出了戒毒康复人员发生改变的机制。但实践研究并未到此结束，研究团队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实践问题，即改变何以持续？前面两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到生命意义的建构在推动戒毒康复人员改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团队逐渐意识到生命意义建构还需要回归本土文化脉络和服务对象个体本身，这样才能产生持久的改变。生命意义的建构从表面上看是个人独特经历、体验的结果，但实86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际上与本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什么是他们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的认知是不同的（陈秀云，2007：8），个体建构的生命意义与其文化背景往往具有一致性（赵娜、马敏、辛自强，2017）。与西方文化注重个体的权利不同，中国文化比较看重个体的责任，即对道德规范的履行（张岱年、程宜山，2015：15 51），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2005：72）。因而，中国社会中戒毒康复人员生命意义的建构其实是在“伦理本位”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道德会赋予人生以意义，恪守道德可以给人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成伯清，2008）。事实上，根据研究团队前期的研究发现，戒毒康复人员生命意义建构与传统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为更好地把前两阶段提炼出来的同伴教育服务模式镶嵌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脉络中，使其发挥出更为持久的理论指导作用，同时结合第二阶段的研究发现，研究团队在研究的第三阶段转向了对伦理道德与戒毒康复的关系的探讨。2.戒毒康复过程的道德实践社会工作实践的特性被其所处的文化脉络所形塑，探讨出的“生成性机制”要在特定的情境中才可以发挥作用，因此还需要将服务对象及前期研究成果重置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考察，于是研究团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同伴教育实践研究。协同式研究团队的各主体成员互相启发、相互成长，共同推动了本土知识的建构。一方面，研究团队看到了同伴辅导员戒毒前后的积极改变与道德之间的关联。在过去吸毒期间，其吸毒行为破坏了家庭和社会关系，僭越了伦理道德规范；而后在戒毒康复过程中，同伴辅导员远离了过去的毒友圈，重拾了家庭责任，并积极参与助人实践，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因此而恢复。另一方面，研究团队也注意到社会工作者通过转移戒毒康复人员注意力、增强戒毒康复人员的家庭责任感、改善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搭建助人实践平台等措施促进戒毒康复人员实现康复，服务策略背后亦具有一定的道德内涵。基于在实践中发生的“改变”，研究团队结合文献中关于“行动伦理”的讨论，通过理论对话与反思，将戒毒康复人员实现康复的过程提炼为“道德实践”，戒毒康复人员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生命96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研究 的意义和改变。为了更好地使生产的知识与实践具有契合性，研究团队又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案例分析等方法与同伴辅导员、社会工作者分享研究的初步发现，他们对此都表示非常认同，而且特别强调“孝”“内疚”“责任”“感恩”等因素是戒毒康复的重要力量。获得同伴辅导员及社会工作者的认可后，研究团队结合访谈材料与文献，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戒毒康复人员道德实践的理论内涵，将戒毒康复人员道德实践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道德僭越、道德惩罚、道德反思和道德重建。在道德僭越阶段，被毒瘾控制的戒毒康复人员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破坏其道德形象，不仅无法承担起家庭责任，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在道德惩罚阶段，戒毒康复人员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道德惩罚，其面临“众叛亲离”的境地。道德惩罚既来自家庭层面，也来自社会层面。此外，还存在制度性的道德惩罚。道德惩罚使戒毒康复人员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进而产生道德反思，形成内疚、羞耻和感恩的道德情感，这成为推动戒毒康复人员戒毒的重要内在动力。在道德重建阶段，不仅需要戒毒康复人员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外界给予的支持，特别是社会工作者对戒毒康复人员道德重建的帮助。道德重建改善了戒毒康复人员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使戒毒康复人员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亲情的回馈，这又进一步激励戒毒康复人员保持戒毒操守，遵守道德规范。3.道德的作用机制探究为了进一步探讨道德在戒毒康复人员实现康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团队又重新沉浸在访谈资料中，通过对既有研究资料的再分析与反思，提炼出了道德在戒毒康复人员实现康复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三种机制。一是戒毒康复中道德自律的作用机制。戒毒康复人员自律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起作用，即形成内疚、羞耻和感恩的道德情感，以约束戒毒康复人员的行为。二是戒毒康复中道德他律的作用机制。戒毒康复人员道德他律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道德惩罚、道德奖赏和道德示范发挥作用。三是戒毒康复中道德调控的保障机制。道德调控的保障机制主要通过强制隔离戒毒和社会工作服务起作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