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docx

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的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且居于首位，日夜不停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急递铺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其中不甚明晰的问题诸如急递铺的数量、急递铺的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还订正了过去人们长期认为明代急递铺是马递的误解，而得出了明代急递铺是步递的新结论。并指出急递铺的创立是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一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里，有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国章宗泰和元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着。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至元九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明太祖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二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有人说：“高皇帝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处，递运所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汉制，每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里，或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铺兵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名，轮次传送，凡人。自县前铺起，里至施仁，分为二：一自施仁里至彰义铺，又里至义井铺，又里至芦沟桥铺，又里至新店铺，通良乡；一自施仁里至高店铺，又里至田家庄铺，又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县北路：里至石牌铺，又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县东路：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处。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里；团港铺，在县东北里；龙华铺，在县东北里。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十八里铺，在县东南里；新丰铺，在县东南里。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里；钟塘铺，在县南里；马泾铺，在县南里。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名，后各裁减名。团港等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名，后各减去名。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归善县，有急递铺处：府门铺东由县学前里至响地；里至冉棠；里至莲塘，俱东里。里至冷泉，在驯雉。里至茶亭；里至仙角，俱东里。里至白花；里至黄果；里至平山；里至迳心，俱内外管。里至秀鹿；里至笔山，在上下淮。里至平桥；里至白云；里至分水；里至梅实；里至平政，俱内外管。府少铺西由登云坊里至北津；里至清塘。博罗县，有急递铺处：县东步县东铺；里汤泉铺，在罗溪。里至小金；里至迳心；里至黄沙，俱铁治都。里莲塘；里清塘，俱罗溪。里白茅；里乌石；里双江；里黄塘；里大桥；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长平县。西里万安；里石田；里冷水；里槎冈；里浮牌，俱罗仙。里横沥；里仙迹；里松冈，俱仙福。里徐衙冈；里花园；里官陂，俱神护。海丰县，有急递铺处：县西里佛岭；里小液；里垅春；里王化；里味田；里茶亭；里平安；里梅挑；里新迳；里深涌；里香抗；里水尾；里长垅；至归善界，接平政。县东在城里至赤岸；里罗山；里长桥；里白沙；里法留；里沙塘；里东海；里麻海；里廪头；里涌口；里砖头；里蛟溪；里碧沟；里长山；里南山；里大陂，至惠来界。河源县，急递铺处：县南步为翔鸾；里至石迳；里至水东；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东里至水京；里至山塘；里至和溪，在大洲都。里至黄石；里至白马；里至右桑；里至水图；里至都罗；里至杨柳；里至柳城；俱蓝能都，接龙川界。龙川县，有急递铺处：自县步曰总铺。西里曰官桥，接河源。东里涧步；里赤岭；里乾坑；里两头塘；里通衙，接长乐。长乐县，急递铺处；县门之左曰在城。西里曰曾冈；里曰高沙；里曰清溪；里曰黄沙；里曰绿水，接龙川。东里接兴宁县。兴宁县，急递铺处：曰县前。西曰茅塘，接长乐。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乡。和平县，急递铺处：曰总铺，在旌善亭后。曰合水；曰永丰；曰扬冈；曰梨树；曰浊溪；曰黄竹；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里；至龙南县治约里。从以上处不同时期的抽样，可以得到如下四点认识：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续周边邻县，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方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分别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虽然邮传道路多数互相重合，但机构、人员、管理等，并没有“合一”，还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分是里，里、里、里、里等，只占极少数。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据笔者统计，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总计有急递铺处，平均每县处以上；水马驿与递运所共处，平均每县不足处。因材料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透过这个抽样，大致可以获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余处。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三一定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差异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日常事务繁忙，负荷最重。它们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驴、牛、车、船。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而要求特别严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必须“随即递送”，不得滞留。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用什么技术完成任务？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寻。“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所谓“照依古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宋、元两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立限里程；“随到即行”。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代，“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明代，“昼夜行三百里”。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宋代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元代，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明代，究竟是用“马递”？还是步递？根据各种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人力转递，即“步递”。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邮与驿之差异在此。元代，驿站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明代，在这方面同样有明文规定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水驿，“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船以绘饰之。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鴪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目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这样写的元代，“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每遇夜，常明灯烛”。明代，亦如制“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元至元八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许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至元二十八年，中书省定议“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明代仍然坚持这个条件。洪武元年正月规定：铺兵，“必少壮正身”。所谓“正身”，就是必须有户籍，没有犯罪前科，诚实可靠。无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壮”，就是年青体壮，善于行走。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征看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若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不必响铃“以惊虎狼”。明代铺兵的形象，依然故旧“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这副打扮模样，显然是徒步行走。第四，从昼夜三百里的速度看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这样的速度，对于少壮之人是绝对可以做到的，若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四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是急递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第一，铺兵的负担明代急递铺纵横交错，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区，与水马驿、递运所共同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种公文，传递上下信息。可以说，是当时“特种”通信兵。他们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报少。元代，铺兵免差。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工食银的数额，各地不一。有的地方，论地理险易。冲要之区，每名铺兵每年给银七两二钱；非冲要之处，每年六两。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均平：各铺司兵，每名各工食银七两二钱。徭编。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再者，居住条件困难。“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铺舍”。但是，有的地方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领工食有限，而赁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邮件到达，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影响急递。除此之外，余下的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铺兵，不仅要耗尽体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且在精神上，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心理上承受着无比沉重的负担。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所系至重。元代铺兵就受到层层的严密监控。元英宗至治三年令“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明代邮驿，实行中央与地方双层管理体制。中央的管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地方为省和府州县。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分别命官监理。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每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分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为加强传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统三年奏准：各铺添设铺长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三名，各布政司总铺添设二名，“专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迟，依律问罪”。对于转递之传，也做了种种严格规定。洪武元年令：“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折动损坏者，罪如律”。“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急递铺接送公文，须辨认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但有诈冒，押解赴京”；“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文，令铺兵当官交领。其差使人员，遇有公文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凡有于中途铺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治罪”；“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文，须要坚厚好纸封裹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于上开写并无破损，并不曾拆动原封。但有磨擦破坏，及拆动原封者，就将来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正统七年议准：各铺递送簿历，该管官司每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文毁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口外充军。总而言之，铺兵必须随时待命；处处小心谨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好公文，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原封不动，不得有丝毫破损。否则，就会大难临头。第二，铺兵承充的期限充当铺兵是一种苦役，其主体是下等民户。宋代，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从元代开始，改为征发民夫。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尔后，又有些富户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代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税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而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层的农户，但总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弘治十三年奏准，“各铺司兵，若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文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附近，俱充军。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铺兵的签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时，大批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纷纷投入农民起义军。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业之民。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颇为敏感，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感情丰富奔放，勇于发难，敢于冲锋。铺兵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军、匠之役皆为永充。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年一轮换。男子年曰成丁，成丁而役，而免。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第一，“须要少壮”。第二，不能缺额。若“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须随时“佥点补替”。这说明：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年一轮换或者必年至而免。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就邮驿组织的发展而言，急递铺的创立是一个进步。它表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快了政令传送。又当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促进沿途地区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全是依靠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宋史卷一三六职官志三兵部。金史章宗纪四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元史卷一一兵志四急递铺兵。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递运所云“递运所。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戌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长”。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二。王夫之：恶梦驿递，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页。郑晓：皇明地理述上卷云“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北至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理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焉”。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站赤五谓：元时，“通州至临清水驿，近者二百里，远则三百里。过会通河以至扬州，不过七八十里”。急递铺的里距，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曰“元嘉兴县有急递铺一十七处”。其中，东塘处，铺距里者处，里处；西塘铺，南塘铺，北塘铺，俱为里。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有些名虽为四五十里，实则“竟日方到”。也有在百里以上的。沈榜：宛署杂记卷五铺舍。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公署志铺舍附。公同馆，并非纯属邮驿机构。容另文论述。明太祖实录卷二九。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曰“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如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处。陆站处，马匹，车辆，牛轿站处，轿乘，步站处，递运夫户。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崇祯嘉兴县志卷三邮置。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明史卷二四韩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