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pdf

圣地文化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王亿千（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摘要：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方针经历了从走向“正规化”到“去正规化”的转变。正是在以“去正规化”为主旨的边区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度消失的轮学因其适应农村分散环境的优点重新得到重视。但“旧式轮学”有着显著缺点，中国共产党遂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将其改造为“新式轮学”。这种“新式轮学”依靠群众集体力量办学，不误群众生产，且学生来源多样化。由于适应农村分散环境，又与群众实际需要密切结合，“新式轮学”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并有力推动了边区小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轮学；改造中图分类号：K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198（2024）01-0082-06“轮学”是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校教育形式，在陕甘宁边区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旧式轮学”到“新式轮学”的改造，并有力促进了边区小学教育的新发展。学界以往研究对此虽有涉及，但未有专文论之，特别对“轮学”的改造及新旧形式之间的区别未加详述。因此，本文依据部分档案及报刊资料，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旧式轮学”在陕甘宁边区“轮学”的学校形式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地区古已有之。据时人考证，“轮学”形式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在保安（今志丹县）大部分区及“三边”等地皆曾有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塾，它定期地在农村里轮转着，其办法是：集合学生三人至十余人，共请一教员，采取轮流办法，先在一家上课十天或半月，再移至另一家，在谁家上课时教员和全体学生皆搬至该家，吃饭由该家供给。1轮转时“用牲口把教员、学生的被褥、炕桌、书籍一起驮上，老师骑着毛驴，学生跟在后面，学校便这样搬走了”。轮学的学生“一般是从三五人到十来人，超过十五人就不好办，吃饭住宿都会发生困难”。2这种“旧式轮学”能够适应边区地广人稀、农村分散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的实际情况。轮学轮回范围一般较近，且办轮学花费较小，“如不要单另建设校址，不用请伙夫起灶等”。2另外，“旧式轮学”对教员数量的需求也不大。但这种“旧式轮学”也有着显著的缺点。首先，“旧式轮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由于村庄距离较远，有钱人又散住在各村”，他们不愿自己的子弟远离家庭，因而相约办学，“一些小康人家，也采取这个方式来开办轮冬学”。2因而，“旧式轮学”的办学主体多为农村富裕、小康之家，因此学生也多为富家子弟，大量贫穷子弟依然难以入学。其次，“旧式轮学”拥有与其他旧教育形式相同的缺陷，即与生产实践相脱离。“旧式轮学”下教员、学生都轮，实际上收稿日期：2023-04-2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五四时代的社会科学思潮研究”（22FZSB075）作者简介：王亿千（1999），男，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Yan an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第38卷第1期Vol.38No.12024年2月Feb.2024-82仍然是一种“轮流集中的学校”，学生须脱离日常生产，同时“每轮一次要供给大家吃饭，贫苦人家负担不起”。1总之，“旧式轮学”只是“在地区分散的条件下便利有钱人入学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在同样条件下也便利广大劳动人民子弟入学的学校”。2正因“旧式轮学”的固有缺陷，这种学校形式在革命后的陕甘宁边区一度因失掉它的社会基础而中断了。二、从“正规化”到“去正规化”：新教育改革与轮学的回归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小学教育作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对提升民众文化政治水平，培养民族意识，进而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服务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基础十分薄弱，“那时小学校初级高级合计只有一百廿处，社会教育的组织根本就没有”，“一般的县分，一百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有些县分（如华池、盐池等）两百人中间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许多穷苦的农民，简直是几辈子不识字”。3因此，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小学教育的发展，多次在党政部门的主导下采用集中突击方法推动各地小学的建设。1937春，边区小学仅有320处，至1940年秋，小学数量已增至1341处，学生数量则从5600人增至41458人。3小学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边区政府得以布置下一面相当大的小学网，而每个网结都成为向文盲、愚昧展开斗争的“基点”。4 208但在小学数量快速增长的表象背后，却是教学质量的普遍低下，“许多学校，学生都不能经常到校上课，更有少数学校，学生根本不上十人。教员的程度一般还是很低。”5 5因此，在继续扩大小学数量的同时，边区教育厅逐渐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如何提高小学的教学质量呢？推动小学教育走向“正规化”成为边区政府的重要举措。1938年，边区教育厅在总结上半年工作的基础上指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环境，使学校建设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克服过去残留下来的一切游击主义的作风。学校要办得像一个学校”，并“尽量争取模范小学的建立”。5 8随后几年，边区各县均努力推动小学教育的正规化转型，如适当减少小学数量，建立、充实模范小学，规范入学人数，同时修订完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各项条例，并尽量统一小学学制、课程、校历、教材等，又通过开办暑期训练班等方式改进师资。但是，边区政府推动小学教育“正规化”的努力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相反，“正规化”给原本以普及基本文化、政治知识为目标的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阻碍。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的口号，小学大行合并和裁减，同时又在“正规化”的口号下规定小学要有一定的人数才能成立，“于是学校及学生的数目大大地减少”，“学校由 1942 年的 1198 处减为 1943 年 752 处，学生由40366名减为16816名”。5 238靖边全县“完小普小共并为八处，学生减至三百三十四人”，“这样在数量上是减少了，但在质量上仍然没有提高”。6究其根源，关键在于现代正规化的小学教育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客观现实和群众实际需要之间的疏离。诚如江隆基所言，这种所谓“正规化”的小学教育使得“教育与群众生活脱节，学校里所教的东西，不是广大人民实际生活中所迫切需要的东西，群众有 不顶事 的感觉”。5 237另外，教育和生产脱节，“学制比较机械划一，课程比较繁杂，不能适应农民且读且耕的要求，农民有 误不起 的感觉”。5 237这种“正规化”的小学还较为集中，“不适合于农村分散的环境，有些县分一个乡甚至一个区才有一所学校，多数学生须离家住校，既不能帮助家庭干活，又要增加家庭的负担，许多家庭 供不起”。5237因而许多家境贫寒的子弟仍有求学困难。再以放假为例，有些地方的农村小学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就放农忙假，但在“正规化”改革的背景下，边区小学偏偏模仿城市中小学的放假制度“放寒暑假，不放农忙假”，“曾有一个地方的小学，因不放农忙假学生在家长的鼓励下，都逃走光了。”7此外，现代正规化的小学教育与陕甘宁边区农村小学教育在教育目标上的侧重也不尽相同。解放日报 一篇文章即指出：“过去边区的学校，总得从几十里方园（圆）凑合足数的儿童，还得搬来一套旧教育中的所谓正规制度”，而“这种制度是从连续升学出发的，但农村的群众和政府并不需要一般儿童都升学，而需要他们学会了识字、算账就回家劳动”。8概言之，正规化小学教育以升学和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边区小学教育首重知识的普及，二者间的内在矛盾无疑也是造成“正规化”改革难收实效的重要原因。1943年后，随着延安整风的深入开展，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逐步确立，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贯彻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第38卷第1期-83落实。先前推动小学教育“正规化”的诸多措施也被冠以“旧型正规化路线”之名，作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受到批判。边区小学教育的方针得以重新制定。1944年新制定的 小学教育的方针即指出：“在分散的农村环境的边区，小学应以自愿的民办村学为主要形式。但同时还容许其他为老百姓所接受和欢迎的学校形式（如好的中、普小）的存在”，“学校的学制不求一律一般的应该废止正规的班级制和学期制。”5 196而“老式的私塾和旧型正规化的中、普小学都应采取彻底的改造方针”，以使其更能符合边区群众的需要。5 197在教育内容上也强调要尊重群众意见，按照群众要求，“废除暂时不急需的科目”。9 135正是在以“去旧型正规化”为主旨的边区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新的学校形式不断涌现，“旧式轮学”即为其中一种，并因其“比较适合边区环境”的优点重新得到边区政府的重视和推广。61944年，志丹县五区按照老办法试办两处“旧式轮学”，“由几个村共请一个教员，轮流在每家上课十天或半月，然后再全体搬到另一家教学，轮到谁家，教员学生一起在他家吃饭上课”。10但因“旧式轮学”的固有缺陷，两处学校“一处只有学生八名，一处成立不久就垮了”。2在实践中，边区政府逐渐认识到必须对“旧式轮学”加以改造，要“吸收旧式轮学中 轮回教学 的优点，而抛弃它 集中 的部分，使它在地广人稀的环境下成为与生产密切相联系的新形式”。2三、破旧立新：群众路线指引下“旧式轮学”的改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也是边区新教育改革的核心，只有践行群众路线，方能纠正“旧型正规化”改革不顾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端。在对“旧式轮学”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群众路线也贯穿其中。首先，依靠群众力量办学。边区新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要改变过去“旧型正规化”路线下单纯由政府办学的情形，大力推行小学的民办公助，真正发动群众的力量，“根据群众的意志，来办群众自己的学校，由群众来决定学校的形式与内容”，以真正使小学教育与群众需要相结合。9 134如鲁直所说：“一切工作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只要给群众 甘当小学生，一切困难都可以解决。”6因此，不同于政府公办的“旧型正规化”小学，也不同于主要由农村少数富裕、小康之家举办的“旧式轮学”，“新式轮学”在创办之初即完全采取了“民办公助”的方针，其办学主体更为广泛，且主要依靠乡村中的基层群众。如志丹县七区一乡巡回学校成立前，分区文教工作团及部分县级教育干部先选定顺宁街、黄地台、红石峁、高家湾四个较大的村庄作为基本的巡回范围，随后便组织该乡乡长和劳动英雄等召开“一揽子会”进行讨论和布置，然后又利用晚上时间赴各村庄召开“庄子会”，在会上“由群众自己出四个有威望而又对教育工作热心的人（每村一个）组织学董委员会”。11学校正式成立后，一切办学问题就“全交该会办理”，学董“负责筹备校址桌椅，聘请教员”，平时则协助教员组织、督促学生学习（学董大部皆识字）。11教员吃饭则由各家负责，“学校其他费用，也是由大家共同解决”，他们还“准备变工种地，好打下学校经费的基础”。2镇靖区二乡1944年开办的轮教小学办学经费也是“由劳动英雄、积极分子等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募捐解决”，教员吃饭方面，“一个村子是轮着吃，二个村子是家长集米一家代替做。明年准备开荒解决”。6依靠群众力量办学，使得“新式轮学”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学校”，而不为少数乡村精英所垄断，也使“新式轮学”的办学经费有了更为广阔的来源，也更能符合各地的具体实际。其次，只轮教员，不轮学生，不误生产，送上门去。“旧式轮学”下教员学生一起流动，仍然带有部分“集中”的色彩，同“旧型正规化”小学一样难以适应边区群众的生产需求。因此，“新式轮学”改为只轮教员，学生则固定在家中或村内，以便利生产生活，减轻家庭负担。如志丹县七区一乡巡回学校在1944年8月1日成立后，全乡“只聘请一个教员轮流教课，学生则不流动”。11教学上无固定形式，“教员在山沟、路上、村庄遇到学生，随时进行教学”。10教学时间则因季节不同，夏秋之交，昼长夜短，“就利用早上和晌午轮教。每天轮教两个村庄，每次教两小时，每个村庄隔一天就轮到一次”。学习时间也不“呆板规定，强求一律”。2定边黄蒿梁位于荒凉的沙漠地带，人口极稀，村落分散，当地群众便因地制宜，创造出“按户轮学”的办法，“聘请了一位高福当轮教先生，转村上门教字，每月每户轮教二、三次”。12 351镇靖区二乡轮教小学也是“学生不动，教员流动，教员教后学生还可帮助家庭生产”。6经过这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年2月-84样的改造，“新式轮学”可在不妨碍群众生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小学教育在人口分散的偏远农村地区的普及。最后，推动学生来源的多样化。“旧式轮学”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贫苦家庭子弟依然难以入学，这显然无法实现边区新教育改革大力普及教育的目标。因此，在“新式轮学”开办的过程中，推动学生来源的多样化是应有之义。志丹县七区一乡巡回学校成立不久，即已开始组织和“领导三个识字组进行识字和读报”，识字组员都是不脱离生产的成青年，教员在轮到该村或附近村庄时就去检查教字。1还有一些雇工和伙计“因操作关系，不便组成识字组”，就由教员进行个别教学。2事实上，得益于“新式轮学”主要依靠群众集体力量办学，群众便认为这是自己的学校，且“新式轮学”灵活简便，不误生产，多数群众也愿意送其子弟入学。志丹七区一乡巡回学校从开办那天开始，“群众的情绪就一直是向上的，八月三号到八月二十八号，平均每天都有一人到两人自动报名参加学习，学生由十人增加到四十二人”。2在这四十二人中，“女生十二人，成青年十五人”。2学生的成分则有“富农两人，中农七人，贫农二十三人，雇农七人，商人一人”。2姚草平在对学校进行考察后也不由得发出感慨：“就是再有文化的人，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个学校，拦羊的是学生，拦牛的是学生，揽工的后生是学生，就连吃饭铺的伙计也都是学生。”13可见“新式轮学”开办后学生来源日趋广泛，对边区广大群众来说，是“不分年龄、性别、贫富，都各有入学的机会”。2以上三项改革措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对“旧式轮学”进行的系统性改造。经过改造后的“新式轮学”一方面保留了“旧式轮学”巡回施教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旧式轮学”和“旧型正规化”小学所具有的部分缺陷，使自身更能适应边区分散的农村环境，更能与群众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四、普及与提高：“新式轮学”的实践成效改造后的“新式轮学”在推动偏远农村地区儿童入学，普及基本文化知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鲁直根据靖边县开办“新式轮学”的经验，指出“新式轮学”在实践中切实解决了广大群众送子女入学时遇到的几种实际困难，如：1、学生念书还可帮助家庭生产。2、“贵器”子女不离本村，父母没挂忧，女娃娃也可放心上学。3、不出门，不要缝新衣服，穿破些也不怕别人笑话，特别是不要缝一块被子。4、家里吃饭不要供米面。5、穷人也能上学，没有支费。这里几种困难“在旧的小学里，是大部分存在的，但是这里现在把它克服了”，由此提高了当地儿童的入学率。6定边黄蒿梁由于经济极端落后，群众“没有念书的习惯，更找不到几个识字人”，就连区乡政府也“向来不注意这里的文教工作，认为是无法教育之区”，但在“新式轮学”成立后，参加识字的青年男女、儿童即达131人，一改过去无人念书、无人识字的落后局面。12 351不仅如此，“新式轮学”对提高教育质量也颇有助益。志丹县七区一乡巡回学校成立后，入学的学生学习情绪都很高，“一到时间不用督促自行到课，学过的字都能记住而且会写”。11“庄稼汉在山上一休息下来，就练习划字。过去拦羊拦牛娃赶着羊群没处耍，碰见了就相骂，现在这现象可没有了，他们在一块互相考问，复习功课”。2九月初的一次测验结果也显示效果甚佳，“一月内识字最多者已达一百四十个，一般皆识字六十余个”。1定边黄蒿梁轮学成立后，学生四个月内“最多的识了五百字，最少的也识了八十个”。12 351镇靖区二乡轮教小学学习效果也较好，“据检查，十四天时间，有识会四十个字的，平均起来，每天都认会两个字。比旧的普小识字速度还快”。6“新式轮学”的成功经验和方法还被推广运用到边区的社会教育中去。靖边镇靖区1944年末开展冬学运动时，借鉴“新式轮学”的经验、方法，创办了“轮冬学”和“轮夜校”的新形式。镇靖区三乡寨儿山、沙喓噞二村相距五里，便“成立冬学二处，廿一人，夜校二处，十六人，由教员郑九功一人轮教”，还设置了“守学”人照顾、督促学生学习。双家湾与赵湾二村相距四里，教员张世英住在距两村皆二里的大河湾，“在晚饭后轮教两处”。这个“轮夜校”“共有成年、青年十二人”。这两种新形式的冬学均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当地县委、县府也发出指示“令在各区乡推广实行”。14志丹县七区也借鉴一乡的经验，又在两个乡开办了两处“巡回冬学”。2此外，如前文所述，随着“新式轮学”的发展，学生来源日趋多样，不仅儿童，许多男女青年、成人也都参与其中接受教育。可见“新式轮学”自身也已突破了单纯小学教育的范畴，将小学教育同社会教育有机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第38卷第1期-85结合起来了，从而大大推动了边区群众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翻身”。正因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新式轮学”也越发得到边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许多群众认为：“这样最适合咱们了！”“尔刻再不认字，那真是不对了。”“他们过去常说的 误不起工、怕 当公家人 等不满意的话，现在完全没有了。”2并认为“早就该这样办”。6边区教育工作者对“新式轮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翟定一认为，“新式轮学”在“分散的农村，在边区生产第一，文教第二的政策下，是一个极待推广的组织形式与办法。它恰像我们教育战线上的一支尖兵、一支游击队。它不仅适合于农村（这是主要的），同时也是市镇进行成人教育的一种辅助形式。”2当然，“新式轮学”之所以取得成功，除其本身形式适合农村分散环境，照顾群众需要外，作为教学过程主导者的教师的因素不容忽视。事实上，“新式轮学”对教师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了。“巡回教育下的教员，在责任上是更重大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 教书的，而是肩负着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双重任务的革命战士。教员不但要教学，而且要经常流动，工作是艰苦的，如果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没有忠实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当然是不会把事情办得更好的。”2鲁直也认为：“这种小学的教员，必须吃苦耐劳，能团结群众，还要有相当能力，不然是搞不好的。”6而从实践来看，“新式轮学”的教师确能尽职尽责。边区教师任逢华不管刮风下雨，均能坚持送字上门，其开办的识字班在“老百姓中的信仰”也不断提高。2定边黄蒿梁轮学先生高福“教学耐烦，群众喜欢他”，冯占发的婆姨也说：“难得这样好的教员！”12 351结语中国幅员辽阔，由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地区间、城乡间的差异显著存在。因此，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外来的、西方化的学校教育体制与中国社会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二者相互间的调适、融合最终进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制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陕甘宁边区推动小学教育普及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无疑也遇到了这一难题，照抄照搬来源于城市的现代学校体制，盲目推动“正规化”，导致小学教育日益脱离边区实际和群众需要，不仅未能实现“改进质量”的目标，连教育的普及也成了大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强调教育要适合农村环境，与群众需要相结合。又从“旧式轮学”中汲取灵感，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将其改造为符合边区教育方针的“新式轮学”，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最终推动了边区教育的新发展。这正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灵活创新的工作作风。就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教育事业的开拓无疑是革命的重要内容，其曲折发展的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与复杂，说明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其中的教训、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注释：“新式轮学”出现后在边区各地及各种文献中有不同称谓，如“新式轮学”“新型轮学”“轮回小学”“轮教小学”“巡回学校”等。为保留历史文献原貌，本文在论及“新式轮学”时，对各种称谓进行交替使用，而不做统一处理。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王龙飞：战争与革命时空下的小学教员与学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刘椿：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史学集刊 2006年第1期。“旧式轮学”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地区的一度绝迹，还与中共对私塾的政策息息相关。抗战初期，中共延续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做法，对根据地内的私塾采取严厉禁止和取缔的政策，作为特殊形式私塾的“旧式轮学”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参见吴修申、李辉：从取缔到改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私塾的政策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1年第2期。在中共“民办公助”方针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民办小学同旧式私学有本质区别，江隆基即指出：“民小与私学不同，不能任随几个地主绅商去垄断，也不能光靠学生家长来负担。一村的民小应是全村人民的共同事业，人人都有权利入学，人人也有义务支持学校。”就此而言，民办小学与政府公办的正规化学校的区别，也“只是小公办与大公办的不同”。参见江隆基：关于民办公助政策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年2月-86的初步总结，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2页。参考文献：1志丹通讯小组.志丹民办教育的三种形式 N.解放日报，1944-10-17（2）.2翟定一.论巡回教育 N.解放日报，1945-02-21（4）.3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概况（上）N.新华日报，1944-06-03（4）.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 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5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6鲁直.关于小学教育问题 N.解放日报，1944-10-01（4）.7董纯才.儿童节随笔边区小学急需改进的两件事 N.解放日报，1943-04-04（4）.8 延市西区两个民办学校开学 N.解放日报，1944-04-07（1）.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 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0 文教大会教育组研究现状部分，新教育方针收获巨大 N.解放日报，1944-11-14（1）.11 民办小学的新形式志丹开办轮回小学便利学生节省教员 N.解放日报，1944-08-15（2）.1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下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3 姚草平.巡回学校 N.解放日报，1944-10-12（4）.14 靖边镇靖区创造六种冬学新形式，部分地方存在强迫集中办学等缺点 N.解放日报，1944-12-25（2）.责任编辑：石瑾（上接第76页）在语言文本运用中具有较为细腻和准确的把握。同时，取经诗话 的作者在保留原来词句意思的同时，又新增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被字句、民间口语等语言表达手法，如此既能使故事情节更加奇妙细致，还能让连通上下文本的意思。可见，当时的社会大众在文本语言审美上已经有了较高水平8。结语通过对文本中不同元素零碎的观察分析可知，取经诗话 之所以被称为“诗话”，是因为其与文学批评的“诗话”在文学体例上十分相似。其无论在语言表达、标题设计还是纪事风貌中，都体现出了独特的文体特性，既吸收了说部文体的精髓，又明显受到变文风格的影响，开创了小说体制这一新文本形式。综合来看，其应该属于变文类讲唱文学和说话技艺的中间文化产物，是宋元时期说话特色刻意调整后的文本结果。参考文献：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M.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2杨园媛.孙悟空的游民性以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西游记 西游补 为例 J.九江学院学报，2021，40（4）：58-61.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M.北京:中华书局，1958.4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M.北京:中华书局，1980.5朱萍，李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中法师形象变异及原因分析 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6，14（7）：54-57.6陈媛.雅猿与猴行者唐五代传奇中的雅猿故事与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37（3）：77-80.7任鹏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成书年代考证综述 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9（3）：85-89.8田志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明皇太子考 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2，38（3）：104-110.责任编辑：孙付杰复归与改造：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中的轮学第38卷第1期-87